古希臘重灌步兵這一概念從廣義上來說主要包括兩個層面的內涵：從軍事層面來說，重灌步兵體制指的是以裝備頭盜、胸甲、大盾等全套防具，使用長矛、佩劍等近距離格鬥兵器，並以符合其裝備特色的軍事戰術進行作戰的徒步士兵為核心構建的軍事作戰體制；從政治經濟層面來說，重灌步兵階層是古希臘城邦時代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作為古希臘城邦的中產階級，在城邦內部有著較大的政治發言權，同時也自出經費購置重灌步兵裝備以保衛城邦。

這兩個層面的內涵相互依存：重灌步兵體制作為保衛城邦的主要軍事力量很大程度上確保了重灌步兵階層在城邦內部的政治經濟權利，而這一階層的經濟實力又為其軍事耗費提供了經濟支援。重灌步兵軍事體制於公元前7世紀，也就是古希臘的古風時代，最終形成。

克里特島上很早就出現了重灌步兵所使用的甲冑，而最早形成重灌步兵軍事體制的希臘城邦很可能是老牌強國阿爾戈斯，而第一次重灌步兵體制軍隊之間的戰爭則為公元前669年斯巴達與阿爾戈斯的胡西亞之戰。根據出土文物繪畫的描繪，公元前650年左右，重灌步兵的裝備和戰術方式已經相當完善。

一、東方因素對古希臘重灌步兵體制形成的影響

古希臘文明在其形成發展的過程之中，受到兩河流域、小亞細亞和埃及等地區的極大影響。兩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作為人類文明史上最早出現的兩大文明，在古希臘文明萌芽時便已經發展到了相當的程度。

透過小亞細亞地區這一橋樑，憑藉殖民、貿易、旅行甚至劫掠、戰爭的形式，古希臘以東地區的早期文明對古希臘文明的產生、發展施以了巨大影響，古希臘的文字、藝術、宗教、神話以及自然科學都不同程度的吸收了東方文明的因素。

學者奧斯溫默裡在《早期希臘》一書中認為“與近東的接觸，給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650年那一個世紀的希臘社會帶來了大量的變化。”他將其稱之為“東方化時代”。鑑於東部地區文明使古希臘社會產生的巨大變化，不少學者和歷史學家認為在古希臘重灌步兵體制的形成過程中，必然也受到了東部文明的影響。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這個問題上曾明確表示，古希臘人從卡里亞人那裡學會了三件事情“把羽冠套到頭盜上面”，“把紋章加到盾牌上面”，“把把手加到盾牌上面去”。這三件事情明顯與重灌步兵的軍事裝備密切相關。在戰術層面，一塊蘇美爾人紀念碑碎片的描繪上面，可以看到裝備著矛、弓、皮盜以及可以遮蓋全身的正方形防盾計程車兵組成的縱深6人的方陣。

從時間上來看，默裡提出的“東方化時代”位於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之間，也正好與重灌步兵體制最終形成的公元前7世紀左右重合。儘管如此，在取得更充分的證據之前，不能對近東、兩河文明因素對古希臘重灌步兵體制的影響做過高的估計。

希羅多德所提到的“羽冠”和“紋章”主要是裝備的裝飾品，在實戰中不起直接作用，也不具備重灌步兵裝備的特色；而蘇美爾紀念碑殘片描述的方陣也與重灌步兵方陣有著本質的不同，蘇美爾士兵裝備有作為投射兵器的弓，其作戰形式必然與以格鬥兵器為主的古希臘重灌步兵有著明顯的不同，這種所謂的“方陣”可能僅僅是在表現士兵的行軍陣型或者閱兵佇列，即使是一種作戰陣型，裝備投射兵器的蘇美爾士兵也不可能釆取重灌步兵“方陣衝擊”的作戰方式。至於“東方化時代”與重灌步兵體制形成時間的重合，也不能證明二者的必然聯絡，因為這一時段本身就是古希臘社會迅速發展的時間。

此外，埃及王朝曾“大量僱傭愛奧尼亞的希臘人”，將希臘重灌步兵為主力的僱傭軍作為其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波斯人也長期僱傭希臘人作為重灌步兵軍隊參與其軍事體制，發動叛亂的小居魯士就僱傭了一萬一千人的希臘重灌步兵。

埃及和波斯僱傭重灌步兵的例子從側面證明了，在近東和兩河地區，並沒有出現像古希臘那樣成熟的重灌步兵體制。根據現有的考古材料，近東和中東地區的軍隊可能從未大規模的採用向古希臘重灌步兵那樣的金屬甲冑。

二、荷馬時代軍事傳統的延續和發展

公元前1200年愛琴文明結束後，古希臘歷史發展暫時進入了無文字時代，西方學者一般認為這一時期希臘受到外族入侵，文明倒退，故將這一時期稱為“黑暗時代”。近來學者研究認為，“黑暗時代”的說法“不能得到充分的歷史證據支撐”，邁錫尼文明滅亡後，希臘文明整體仍在穩步發展，因而提倡採用“英雄時代”的說法，由於這一時期產生了古希臘文明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口述史詩《荷馬史詩》，故也可將其稱之為荷馬時代。

《荷馬史詩》是一部口頭創作的文學作品，是吟遊詩人在長期的傳唱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因而其中不可避免的帶有各種各樣的錯誤，最典型的即是不同時代的事物被糅合到了一個時空中去。但透過對其創作年代的考證，以及其中反覆出現的事物、詞語的分析，仍然可以對荷馬時代軍事形制作出一個基本的分析。

《荷馬史詩》中大量出現了英雄與英雄之間決鬥的場面。從史詩中可以得出，當時的英雄主要的軍事裝備基本包括頭盜、胸甲、腔甲、盾牌、佩劍以及一支用於投擲的長矛和一支用於格鬥的長矛。從其軍事裝備來看，已經與古風時代形成的重灌步兵的軍事裝備相差無幾。

英雄之間的決鬥方式一般是先投射長矛，如果長矛不能解決對手，再進行近距離的格鬥；這種決鬥的重要性肯定被詩人進行了文學的美化，普通士兵之間的戰鬥同樣重要。荷馬時代的普通士兵，沒有足夠的經濟條件來裝備全套的防具和武器，其作戰方式也基本使用比較寬鬆的陣型，這才可能產生《荷馬史詩》中英雄在戰陣之間自如穿梭的場景。同時，也不能排除方陣雛形己經出現的可能性，老將涅斯托爾曾“把他的戰車部隊擺在前排，步兵放在戰車之後，將不那麼勇敢計程車兵夾在他們中間，組成了類似古典時代方陣那樣的陣型。”《荷馬史詩》中所描述的戰鬥應該是“英雄式戰士們固定的獨立決鬥和密集隊形的群體戰鬥的合成。”

雖然不能就此判定，荷馬時代重灌步兵體制已經形成，但是可以發現，重灌步兵體制中的很多因素在這一時期已經出現：雖然由於經濟因素而無法普及，但作為重灌步兵的標誌性裝備的全套防具已經成型；方陣的雛形有可能已經出現。

如果“黑暗時代”不存在、古希臘文明基本呈現延續發展的論斷成立的話，就可以認定：荷馬時代的軍事傳統必然延續到了古風時代。

有兩個證據可以證明荷馬時代與古風時代的軍事傳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脈相承的：

其一，在物質裝備方面，即使到了公元前世紀，希臘重灌步兵方陣戰術已經成型的時候，士兵們似乎仍有攜帶兩支長矛的習慣，其中一支用於投擲。投擲用的長矛顯然不適合於方陣作戰，這種現象的出現只能理解成荷馬時代軍事裝備習慣的延續。此外，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荷馬時代的甲冑與之後的希臘甲冑存在相當程度的傳承關係。

其二，《荷馬史詩》中所描寫的英雄們的勇敢氣質和追求榮譽的精神在重灌步兵體制中仍然佔據中重要地位，是其結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

荷馬時代創作的《荷馬史詩》在古風時代甚至古典時代都能夠感染希臘人，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在於其中描寫的場景和精神能夠與古風、古典時代的希臘人產生共鳴，這在一個側面也證明了荷馬時代的軍事傳統對於古風時代重灌步兵體制的最終形成有重要的影響。

三、古希臘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

全套的重灌步兵裝備包括頭藍、胸甲、腔甲、大盾等防具以及長矛、佩劍等武器，需要耗費大量金屬；此外，裝備的鍛造加工也必然會產生相當的附加值，因此，重灌步兵的全套裝備價值昂貴。

在荷馬時代，類似重灌步兵的全套裝備只有貴族能夠負擔的起，普通士兵根本不可能承擔如此的耗費，但隨著古希臘社會貿易和經濟的發展，使城邦中的部分公民也能承擔重灌步兵的裝備費用。

“首先推動愛琴海之外更廣大地區活動的肯定是貴族”，其動因除了對奢侈品的追求外，也是為了金屬，“特別是用於製造日益複雜的武器和盜甲的原鐵。”這也是荷馬時代貴族能夠裝備起類似重灌步兵的全套防具的原因。

但隨著腓尼基人等精通海洋貿易的民族的介入，希臘的物質和財富流通必然增加和增快，同時也在客觀上促進了古希臘人航海和貿易技術的進步。隨著貿易和殖民運動的發展，希臘人建立了方便與東方接觸的永久性貿易據點，這進一步促進了希臘世界與東方的物質文化交流。

貿易和殖民運動的發展，必然會帶來流入希臘世界金屬量的大幅度增加，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引起的結果自然是金屬製品的降價。其二，與東方民族的交流，也會帶來包括冶鐵、鍛造技術的進步，使金屬製品的製作成本降低。其三，貿易的發展和財富的流通，必然會使一部分城邦公民富裕起來。

綜合而言，一方面金屬盜甲的費用降低，另一方面一部分公民的財富增加，這就使得原本只有貴族能夠裝備得起的全套防具轉變為相當一部分普通公民也能負擔得起。

公元前900年以後的古希臘武士的墓穴中，陪葬的鐵製矛頭已經增長到兩到三支，這一現象直接反映出了鐵質武器的普及和數量的擴大。最終，貴族的英雄式的裝備逐漸轉變成了公民的重灌步兵裝備。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層面的變革必然導致政治層面的變動。能夠負擔得起重灌步兵裝備公民一般擁有5—10英畝的土地，具備一定的財富，其越來越強的軍事力量促使其渴望得到更多的政治權益，這部分人形成重灌步兵階層，約佔城邦人口的30%—40%，並與傳統的貴族勢力產生對立。

古希臘社會整體財富的增加產生的一個後果便是普通城邦公民整體實力的增加，從而有更多的公民站在重灌步兵階層的陣營裡反對貴族階層。這一時期的希臘城邦中兩種政治現象反覆出現：僭主政治和政治改革，而這兩種政治現象的結果都是打擊了傳統貴族實力。

“僭主政治通常都是作為貴族政治的對立面出現的。”一方面依靠平民力量，在其成功政變後進而打擊貴族，並提高平民地位和生活水平。託名於來庫古的斯巴達改革，其核心便是建立並固定一個職業化的重灌步兵階層並透過其力量來壯大斯巴達；梭倫進行的政治改革將雅典公民按財富收入劃分為四個等級，便是從制度的層面確保了包括重灌步兵階層在內的平民的政治權利，從事實上提高其政治地位。

這一時期的政治運動一方面打擊了貴族，另一方面提升了平民的地位，而作為富裕公民的重灌步兵階層在這些運動中顯然是受益最大的。

古風時期民主制度對傳統貴族政治的勝利，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理解成重灌步兵階層對貴族階層的勝利。重灌步兵階層逐漸成為了城邦的主流階層，其文化形態、利益和精神訴求都成為城邦的主流。作為軍事力量，重灌步兵也取代貴族，成為城邦軍事力量的核心。

參考文獻：

蔡洵穎《古希臘重灌步兵體制的結構及其變革原因探析》

陳天一《古希臘重灌步兵的興衰及其影響》

李濤《古希臘城邦時代的重灌步兵及其戰爭》

晏紹樣《古風時期希臘陸上戰爭的若干問題》

晏紹祥《荷馬社會研究》

古希臘重灌步兵是古希臘文明時期各城邦軍隊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最受到重視的部分。從當時留下的很多雕塑，繪畫中，都可以一睹希臘重灌步兵的風采。希臘人在塑造他們的神邸的時候，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現實中威武和力量的象徵。比如人們熟知的雅典娜，一手持盾一手執矛；還有戴著高冠，手持盾牌的阿瑞斯，都具有典型的重灌步兵的特徵。

在我們的腦海裡，要勾勒出一幅重灌步兵的形象是很容易的，他戴著有護面和誇張頭飾的高冠，手持三尺直徑的巨大圓盾 ，另一手拿著長矛，胸、腹被厚重的甲冑包裹，腰部以下是散開的金屬或皮製戰裙，腿上還有明光閃閃的護脛。在《伊利亞特》和《ODYSSEY》這兩部偉大史詩中， “脛甲堅固”這句反覆出現的修飾語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的防具由青銅和木頭製成，當重灌步兵排列成行的時候，在他的對手面前出現的就是一堵青銅和木頭構成的城牆。與當時昂貴的鐵器相比，青銅護甲重量更輕，其厚度足以防止對方的武器對頭、胸、腹等重要部位造成致命的打擊。重灌步兵武器包括一支2到3米長的矛，還有一把短劍（這把短劍在戰場上實用的時候很少），這兩樣武器都是鐵製的。同樣是荷馬史詩經常提到的“價格昂貴的灰鐵”往往給人以古希臘武器全由青銅製成，而冶鐵技術尚未普及的錯誤印象。實際上，在荷馬史詩描述的故事之後的不到一個世紀，來自北方的多里斯人闖入了希臘半島，洗劫了墨尼勞斯和海倫的宮殿，毀滅了阿開亞人的文明。這些征服者所依仗的正是鐵製的武器。而我們熟知的古希臘文明，則還要在這之後幾個世紀。特洛伊的英雄們在古希臘的歷史中就已屬於傳說的時代。

在繪畫和雕塑中，藝術家往往脫去士兵們沉重的胸甲，露出他們壯實的肌肉以顯示其力量，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重灌步兵的全套裝備甚至重達四十千克，因此必須具備相當精良的體格，才能在戰場上行動。而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和社會條件下，要具備精良的體格所必須的充足營養，需要一定的經濟條件才能滿足，這就牽涉到了重灌步兵的產生和組成。s

希臘重灌步兵的產生是與希臘城邦時代的政治和經濟形式分不開的，這是一種特有的產物。希臘重灌步兵的產生基礎是大量的自耕農，也就是具有土地和一定經濟實力的平民階層。希臘的公民在最初的所指也就是這種有地的平民，而不包括無地者和都市遊民，當然更不包括奴隸。對於這些自耕農來說，對土地的護衛是其根本的目標，在爭鬥中，他們用他們經濟所能允許的最好裝備來武裝和防衛自己。但是必須看到的是一個單獨的重灌步兵實際上非常脆弱，他揹負沉重的裝備在田野或者山地緩慢移動，一個輕裝的對手很容易對他進行襲擊，玩各種打了就跑的把戲，或者把他絆倒之後再收拾掉。在這種情況下，裝備上的優勢完全無從體現。因此，重武裝的一方更依賴於群體合作，只要聚整合群，裝備就給了他們最好的防衛，並能得到同伴的支援，唯一需要防止的就是陣型的瓦解和分裂。在此基礎上形成方陣的戰術也就容易得到理解了。

典型的希臘重灌步兵方陣一般縱深為八列，如果人數多，陣型就會拉得相當寬，有時候綿延幾英里。作戰的時候，每排的重灌步兵肩並肩排成密集的陣線，右手持矛，左手持盾。每名士兵左手的盾牌，不但保護自己的左側，還要為同伴的右側身體負責。盾牌在古希臘重灌步兵中，被賦予了一種感情紐帶的作用，這對於培養團隊精神無疑是有利的。對於這堵青銅和木頭組成的牆壁，散兵，投石手或者原始的騎兵是難以攻破的，他們的武器很難擊倒方陣中的戰士，而方陣前三排士兵揮出的長矛卻可以在他們防護菰劣的身體上造成致命的傷口。公元前49*年，波斯人在馬拉松平原就是遇到了這樣的活動牆壁，波斯倉促拼湊的輕步兵和騎兵在雅典重步兵的盾牌和長矛上撞得頭破血流，陣亡比率竟達到了駭人的64**：192！在希臘重灌步兵的方陣戰術中，團結和紀律是第一位的，戰術被降低到了幾乎可以消除的地步。至於戰略，根本沒有考慮。事實上，馬拉松戰役中波斯人的戰略無疑高出雅典人一籌，並且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雅典人的成功有其運氣成分——當時波斯人正在登船，處於欲罷不能的混亂狀態中。

古希臘重灌步兵這一概念從廣義上來說主要包括兩個層面的內涵：從軍事層面來說，重灌步兵體制指的是以裝備頭盜、胸甲、大盾等全套防具，使用長矛、佩劍等近距離格鬥兵器，並以符合其裝備特色的軍事戰術進行作戰的徒步士兵為核心構建的軍事作戰體制；從政治經濟層面來說，重灌步兵階層是古希臘城邦時代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作為古希臘城邦的中產階級，在城邦內部有著較大的政治發言權，同時也自出經費購置重灌步兵裝備以保衛城邦。

這兩個層面的內涵相互依存：重灌步兵體制作為保衛城邦的主要軍事力量很大程度上確保了重灌步兵階層在城邦內部的政治經濟權利，而這一階層的經濟實力又為其軍事耗費提供了經濟支援。重灌步兵軍事體制於公元前7世紀，也就是古希臘的古風時代，最終形成。

克里特島上很早就出現了重灌步兵所使用的甲冑，而最早形成重灌步兵軍事體制的希臘城邦很可能是老牌強國阿爾戈斯，而第一次重灌步兵體制軍隊之間的戰爭則為公元前669年斯巴達與阿爾戈斯的胡西亞之戰。根據出土文物繪畫的描繪，公元前650年左右，重灌步兵的裝備和戰術方式已經相當完善。

一、東方因素對古希臘重灌步兵體制形成的影響

古希臘文明在其形成發展的過程之中，受到兩河流域、小亞細亞和埃及等地區的極大影響。兩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作為人類文明史上最早出現的兩大文明，在古希臘文明萌芽時便已經發展到了相當的程度。

透過小亞細亞地區這一橋樑，憑藉殖民、貿易、旅行甚至劫掠、戰爭的形式，古希臘以東地區的早期文明對古希臘文明的產生、發展施以了巨大影響，古希臘的文字、藝術、宗教、神話以及自然科學都不同程度的吸收了東方文明的因素。

學者奧斯溫默裡在《早期希臘》一書中認為“與近東的接觸，給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650年那一個世紀的希臘社會帶來了大量的變化。”他將其稱之為“東方化時代”。鑑於東部地區文明使古希臘社會產生的巨大變化，不少學者和歷史學家認為在古希臘重灌步兵體制的形成過程中，必然也受到了東部文明的影響。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這個問題上曾明確表示，古希臘人從卡里亞人那裡學會了三件事情“把羽冠套到頭盜上面”，“把紋章加到盾牌上面”，“把把手加到盾牌上面去”。這三件事情明顯與重灌步兵的軍事裝備密切相關。在戰術層面，一塊蘇美爾人紀念碑碎片的描繪上面，可以看到裝備著矛、弓、皮盜以及可以遮蓋全身的正方形防盾計程車兵組成的縱深6人的方陣。

從時間上來看，默裡提出的“東方化時代”位於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之間，也正好與重灌步兵體制最終形成的公元前7世紀左右重合。儘管如此，在取得更充分的證據之前，不能對近東、兩河文明因素對古希臘重灌步兵體制的影響做過高的估計。

希羅多德所提到的“羽冠”和“紋章”主要是裝備的裝飾品，在實戰中不起直接作用，也不具備重灌步兵裝備的特色；而蘇美爾紀念碑殘片描述的方陣也與重灌步兵方陣有著本質的不同，蘇美爾士兵裝備有作為投射兵器的弓，其作戰形式必然與以格鬥兵器為主的古希臘重灌步兵有著明顯的不同，這種所謂的“方陣”可能僅僅是在表現士兵的行軍陣型或者閱兵佇列，即使是一種作戰陣型，裝備投射兵器的蘇美爾士兵也不可能釆取重灌步兵“方陣衝擊”的作戰方式。至於“東方化時代”與重灌步兵體制形成時間的重合，也不能證明二者的必然聯絡，因為這一時段本身就是古希臘社會迅速發展的時間。

此外，埃及王朝曾“大量僱傭愛奧尼亞的希臘人”，將希臘重灌步兵為主力的僱傭軍作為其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波斯人也長期僱傭希臘人作為重灌步兵軍隊參與其軍事體制，發動叛亂的小居魯士就僱傭了一萬一千人的希臘重灌步兵。

埃及和波斯僱傭重灌步兵的例子從側面證明了，在近東和兩河地區，並沒有出現像古希臘那樣成熟的重灌步兵體制。根據現有的考古材料，近東和中東地區的軍隊可能從未大規模的採用向古希臘重灌步兵那樣的金屬甲冑。

二、荷馬時代軍事傳統的延續和發展

公元前1200年愛琴文明結束後，古希臘歷史發展暫時進入了無文字時代，西方學者一般認為這一時期希臘受到外族入侵，文明倒退，故將這一時期稱為“黑暗時代”。近來學者研究認為，“黑暗時代”的說法“不能得到充分的歷史證據支撐”，邁錫尼文明滅亡後，希臘文明整體仍在穩步發展，因而提倡採用“英雄時代”的說法，由於這一時期產生了古希臘文明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口述史詩《荷馬史詩》，故也可將其稱之為荷馬時代。

《荷馬史詩》是一部口頭創作的文學作品，是吟遊詩人在長期的傳唱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因而其中不可避免的帶有各種各樣的錯誤，最典型的即是不同時代的事物被糅合到了一個時空中去。但透過對其創作年代的考證，以及其中反覆出現的事物、詞語的分析，仍然可以對荷馬時代軍事形制作出一個基本的分析。

《荷馬史詩》中大量出現了英雄與英雄之間決鬥的場面。從史詩中可以得出，當時的英雄主要的軍事裝備基本包括頭盜、胸甲、腔甲、盾牌、佩劍以及一支用於投擲的長矛和一支用於格鬥的長矛。從其軍事裝備來看，已經與古風時代形成的重灌步兵的軍事裝備相差無幾。

英雄之間的決鬥方式一般是先投射長矛，如果長矛不能解決對手，再進行近距離的格鬥；這種決鬥的重要性肯定被詩人進行了文學的美化，普通士兵之間的戰鬥同樣重要。荷馬時代的普通士兵，沒有足夠的經濟條件來裝備全套的防具和武器，其作戰方式也基本使用比較寬鬆的陣型，這才可能產生《荷馬史詩》中英雄在戰陣之間自如穿梭的場景。同時，也不能排除方陣雛形己經出現的可能性，老將涅斯托爾曾“把他的戰車部隊擺在前排，步兵放在戰車之後，將不那麼勇敢計程車兵夾在他們中間，組成了類似古典時代方陣那樣的陣型。”《荷馬史詩》中所描述的戰鬥應該是“英雄式戰士們固定的獨立決鬥和密集隊形的群體戰鬥的合成。”

雖然不能就此判定，荷馬時代重灌步兵體制已經形成，但是可以發現，重灌步兵體制中的很多因素在這一時期已經出現：雖然由於經濟因素而無法普及，但作為重灌步兵的標誌性裝備的全套防具已經成型；方陣的雛形有可能已經出現。

如果“黑暗時代”不存在、古希臘文明基本呈現延續發展的論斷成立的話，就可以認定：荷馬時代的軍事傳統必然延續到了古風時代。

有兩個證據可以證明荷馬時代與古風時代的軍事傳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脈相承的：

其一，在物質裝備方面，即使到了公元前世紀，希臘重灌步兵方陣戰術已經成型的時候，士兵們似乎仍有攜帶兩支長矛的習慣，其中一支用於投擲。投擲用的長矛顯然不適合於方陣作戰，這種現象的出現只能理解成荷馬時代軍事裝備習慣的延續。此外，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荷馬時代的甲冑與之後的希臘甲冑存在相當程度的傳承關係。

其二，《荷馬史詩》中所描寫的英雄們的勇敢氣質和追求榮譽的精神在重灌步兵體制中仍然佔據中重要地位，是其結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

荷馬時代創作的《荷馬史詩》在古風時代甚至古典時代都能夠感染希臘人，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在於其中描寫的場景和精神能夠與古風、古典時代的希臘人產生共鳴，這在一個側面也證明了荷馬時代的軍事傳統對於古風時代重灌步兵體制的最終形成有重要的影響。

三、古希臘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

全套的重灌步兵裝備包括頭藍、胸甲、腔甲、大盾等防具以及長矛、佩劍等武器，需要耗費大量金屬；此外，裝備的鍛造加工也必然會產生相當的附加值，因此，重灌步兵的全套裝備價值昂貴。

在荷馬時代，類似重灌步兵的全套裝備只有貴族能夠負擔的起，普通士兵根本不可能承擔如此的耗費，但隨著古希臘社會貿易和經濟的發展，使城邦中的部分公民也能承擔重灌步兵的裝備費用。

“首先推動愛琴海之外更廣大地區活動的肯定是貴族”，其動因除了對奢侈品的追求外，也是為了金屬，“特別是用於製造日益複雜的武器和盜甲的原鐵。”這也是荷馬時代貴族能夠裝備起類似重灌步兵的全套防具的原因。

但隨著腓尼基人等精通海洋貿易的民族的介入，希臘的物質和財富流通必然增加和增快，同時也在客觀上促進了古希臘人航海和貿易技術的進步。隨著貿易和殖民運動的發展，希臘人建立了方便與東方接觸的永久性貿易據點，這進一步促進了希臘世界與東方的物質文化交流。

貿易和殖民運動的發展，必然會帶來流入希臘世界金屬量的大幅度增加，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引起的結果自然是金屬製品的降價。其二，與東方民族的交流，也會帶來包括冶鐵、鍛造技術的進步，使金屬製品的製作成本降低。其三，貿易的發展和財富的流通，必然會使一部分城邦公民富裕起來。

綜合而言，一方面金屬盜甲的費用降低，另一方面一部分公民的財富增加，這就使得原本只有貴族能夠裝備得起的全套防具轉變為相當一部分普通公民也能負擔得起。

公元前900年以後的古希臘武士的墓穴中，陪葬的鐵製矛頭已經增長到兩到三支，這一現象直接反映出了鐵質武器的普及和數量的擴大。最終，貴族的英雄式的裝備逐漸轉變成了公民的重灌步兵裝備。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層面的變革必然導致政治層面的變動。能夠負擔得起重灌步兵裝備公民一般擁有5—10英畝的土地，具備一定的財富，其越來越強的軍事力量促使其渴望得到更多的政治權益，這部分人形成重灌步兵階層，約佔城邦人口的30%—40%，並與傳統的貴族勢力產生對立。

古希臘社會整體財富的增加產生的一個後果便是普通城邦公民整體實力的增加，從而有更多的公民站在重灌步兵階層的陣營裡反對貴族階層。這一時期的希臘城邦中兩種政治現象反覆出現：僭主政治和政治改革，而這兩種政治現象的結果都是打擊了傳統貴族實力。

“僭主政治通常都是作為貴族政治的對立面出現的。”一方面依靠平民力量，在其成功政變後進而打擊貴族，並提高平民地位和生活水平。託名於來庫古的斯巴達改革，其核心便是建立並固定一個職業化的重灌步兵階層並透過其力量來壯大斯巴達；梭倫進行的政治改革將雅典公民按財富收入劃分為四個等級，便是從制度的層面確保了包括重灌步兵階層在內的平民的政治權利，從事實上提高其政治地位。

這一時期的政治運動一方面打擊了貴族，另一方面提升了平民的地位，而作為富裕公民的重灌步兵階層在這些運動中顯然是受益最大的。

古風時期民主制度對傳統貴族政治的勝利，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理解成重灌步兵階層對貴族階層的勝利。重灌步兵階層逐漸成為了城邦的主流階層，其文化形態、利益和精神訴求都成為城邦的主流。作為軍事力量，重灌步兵也取代貴族，成為城邦軍事力量的核心

步兵作為人類最初的作戰兵種，出現的時間很早，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近東地區就出現了以步兵為主的軍隊，如埃及、波斯、亞述等。

不過，重灌步兵最早卻是出現在希臘。

大約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希臘城邦化國家開始成形。城邦文化是西方軍事文化的最早源頭，希臘詩人福希利德自豪地寫道：“哪怕是海岬的一個小城邦也能勝過循規蹈矩的尼尼微。”

另一個希臘詩人阿爾凱烏斯也寫道，“締造一個城邦的，不是牢固的房屋，也不是石頭砌成的城牆，甚至不是運河或船廠，而是那些勇於迎接挑戰的人民。”

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7世紀，希臘城邦的經濟體制發生了急劇變化，由於地少人多，家庭經私人擁有的土地製成為主流。這樣的後果就是一種具有廣泛基礎的寡頭政治和財產平等的文化精神出現了，希臘世界上千個城邦都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了投票公民階層。

舉世著名的希臘重灌步兵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公元前4世紀的歷史學家色諾芬寫道：只有那些最虛弱、最缺乏榮譽感的人才會去騎馬。

於是，重灌甲步兵取代了其他兵種。

希臘重灌步兵（希臘語：ὁπλίται，hoplitai），是古希臘城邦的公民士兵，他們主要使用長槍並以密集方陣作戰。希臘重灌步兵的盔甲大約需要75磅木材和青銅，包括：脛甲、頭盔、圓盾（20磅）、護胸甲（30-40磅）、雙鋒矛和一把佩劍。

希臘重灌步兵會在盾牌上繪有象徵自己家族的圖示，或是有象徵城邦的圖示，他們通常會把這些盔甲代代傳給子孫。

作戰時，整支全副武裝的方陣高舉著盾牌，前三列長矛向前揮出，如同密林一般令人毛骨悚然地向敵人碾壓過去。

在喧囂的重灌甲步兵戰場上，戰術和謀略都不重要，只有團結和紀律才是必須品。戰鬥的過程通常是城邦經過投票決定對外發動戰爭，當地各個鄉村及家族迅速集聚，然後向敵人開進，出於後勤的考慮一般戰鬥都會在三天以內結束。

不過，在冷兵器時代，雙方廝殺卻不是過家家，詩人提爾泰奧斯描述道，“腳與腳相踏，盾與盾相持，盔與盔相碰。”

戰鬥開始是，雙方的方陣慢慢接近，同時注意保持隊形完整，距離越來越近的時候，開始衝鋒。

雙方前列兵用盾牌互相推擠並用長槍攻擊，同時後列兵會用手中的長槍攻擊，還以手上的盾牌緩緩往前推擠。假如雙方用長槍攻擊也無法分出勝負，或是長槍折斷了，這時士兵會拔出短劍做更近身攻擊。

由於重灌甲步兵有著防護嚴密的甲冑，可以為身體提供厚實的保護層。比如一個重灌步兵能在戰鬥中保持站立的姿態，那麼胸部和心臟就會很少面臨危險。而擋在前方的盾牌可以減緩其他兵器的衝擊力。

勝負的關鍵在於訓練和勇氣，重點在於維持方陣隊形。當其中一方的方陣被推開一個缺口時，戰役便分出勝負。

傷害通常來自裸露於外的身體其他部分，比如腹股溝之間、臉部、胳膊和腿。重灌步兵所用的短劍一面有刃，長60公分（斯巴達人所用的長度僅30～45公分），可以從盾牆的空隙刺入敵人的喉嚨或腹股溝，大動脈被割斷的話，一個重灌步兵或許在短短几秒內就會流血而死。

另外在古代戰場上，由於傷口感染帶來的生命危險同樣致命。

最後，當重灌步兵的方陣被沖垮後，失去保護的步兵也將成為敵人的獵殺乃至踩踏的物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重灌步兵的死亡率儘管佔到雙方戰死人數的20%，但其中有15%的名額都要劃給失敗的一方。

重灌步兵恰如其分地展示了強勁的肌肉、堅定地信心、勇敢的鬥志以及城邦的民主精神。

尤其是希波戰爭中，當希臘面臨生死存亡之際，希臘重灌步兵在馬拉松戰役、溫泉關戰役中的輝煌表現，更是讓希臘重灌步兵。

因此，當時的希臘文化體現出了一種對重灌步兵的高度推崇：文學、哲學、瓶畫、雕刻，都在不停地宣揚重灌步兵的勇敢並一致誇耀他的武器和甲冑，同時宣揚他們付出的重大犧牲。

像奧林匹亞、德爾斐、奈麥阿等神殿，所使用的貢物也是步兵的武器和甲冑，史詩中的所有英雄角色也全部被演繹成為傳統的重灌步兵形象。幾乎所有的葬禮演說詞都是針對步兵犧牲的，甚至在雅典，這樣一個依靠海軍而不是步兵打敗波斯人的城邦，演說家們也常常透過隱喻或者含蓄的暗示把犧牲的城邦戰士——騎兵、散兵、槳手——改變成殉國的重灌步兵形象。

當時的希臘城邦甚至禁止使用投射武器，公元1世紀的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在一根古代柱子上看到如下銘文：死並不足惜，除非是死在一個騎馬的懦夫的箭下。

在希臘重灌步兵的後期，裝備越趨輕量，長槍也加長，更多複雜戰術被創造出來，其中最突出的是底比斯將軍伊巴密濃達以及後來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前者在底比斯霸權時發展斜行戰術，後者則改良出馬其頓方陣。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馬其頓方陣儘管是從希臘重灌步兵改良而來，但在戰術上採用多兵種協同作戰，而這支馬其頓軍隊在喀羅尼亞戰役擊敗由希臘重灌步兵組成的雅典、底比斯軍，結束了希臘重灌步兵的時代，也結束了希臘城邦稱霸的時代。

此後，馬其頓方陣作為希臘重灌步兵的繼承者，在亞歷山大手中得到了繼承和廣大，以馬其頓步兵方陣的名義登上了歷史的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