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統十四年的爆發的“土木堡之變”是大明王朝由盛轉率的轉折點，而爆發此次重大變故的根本原因，有以下三點：

皇權勢弱，皇帝年少

明英宗朱祁鎮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長子，明宣宗死後，朱祁鎮繼皇帝位的時候才9歲，只有幾歲的孩子當了皇帝，指望他能夠快速的管理國政，處理事務那就強人所難了，好在當時有孫太后和明朝著名的“三楊”（楊榮、楊士奇、楊溥）輔政，大明朝的皇帝雖然年少，但是整個朝局還是非常的穩定。

皇帝太過幼小，那麼皇權的就必定要有所分化，一部分轉移到了太后孫氏手中，一部分轉移到了內閣幾個大臣手中，另外還有一部分轉移到了宦官手中。

皇帝明英宗此時的主要人物就是玩，有一大群的太監、宮女陪著玩，這樣的環境下，明英宗對於政務、朝局、軍事等等方面幾乎都是白痴兒。

正統十四年，雖然明英宗已經親政多年，但是年幼時期早早做了皇帝，缺乏作為太子的成長期，草率的發動了對瓦剌的親征，不但令明朝大軍精英損失殆盡，而且自己被瓦剌俘虜。明英宗被瓦剌俘虜的時候才22歲，一個在現代社會大學剛畢業的娃娃要承擔起整個帝國的重擔，對他來說的確是太沉重了。

內閣勢微，後繼無人

明英宗時期的內閣大臣是整個大明王朝最為強大的，三楊的配置是明宣宗留給年幼皇帝最好的政治保障，明英宗能夠9歲繼位，一直無憂無慮的在皇宮裡玩兒，那就全靠的這三楊全力支撐。

等到明英宗在皇宮裡玩著長大了，要親政了，這三楊也已經是老的老，死的死，逐步退出了朝中權力核心，而接替他們的內閣成員曹鼐、馬愉等人，不但資歷不夠，而且沒有多影響力，更關鍵的是對皇帝的影響力和約束力幾乎沒有。

這也不能怪後繼之人，主要是三楊太過強悍，基本都是四朝老臣，甚至楊士奇都是從朱棣那一輩兒開始一直活躍在朝中，他們要不死不退，其他人也沒有資格爬上來。

明朝雖然沒有丞相，但是內閣對皇帝的影響力和約束力遠比其他朝代的丞相要大得多，比如後來的楊廷和甚至可以直接定誰來當皇帝，張居正可以自稱為“攝政”。

土木堡之變時期的明朝內閣勢力很微弱，特別是無法對皇帝形成有效的約束力，導致了明英宗一意孤行，執意要親政瓦剌，最後導致了明朝時期最大的對蒙作戰失敗。

奸宦初起，禍害百年

明朝亡於黨爭，而明朝禍害最大的卻是太監干政，大明王朝的宦官興起就始於明英宗時期，明英宗時期的大太監王振就是當年陪著明英宗朱祁鎮一起玩的太監。

王振在早期還是很老實，由於自己是半路出家當的太監，沒有淨身入宮之前不但有老婆，還有文化，他入宮後是為了教太監讀書認字的，他的水平要放在文盲堆裡那就是學士了，年幼的明英宗對他非常的信任。

明英宗親政後，王振也跟著逐漸掌握了宦權，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就是他，他不但極力慫恿皇帝親征，而且在出征途中明知有極高的風險情況下，毫無軍事經驗和指揮才能，在整個明朝大軍撤退途中，改變了行軍路線，繞行大同，導致了在土木堡被瓦剌大軍包圍，全軍慘敗，皇帝被俘。

明朝時期的宦官一直對朝局有重要的影響力，就從明英宗時期開始，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明朝皇帝對於權力的制衡和控制，相權轉為了內閣形式，但是內閣的權力比丞相更大；皇權在明朝很多時期受制於內閣，皇帝需要有另外的力量來平衡和制衡內閣，而明朝的外戚是無法參與到權力鬥爭中去，那麼皇帝只有選擇相對忠於皇權的宦官來進行權力分享。

正統十四年，按照我們的公元紀年法，這一年應該是公元1449年。

這一年大明王朝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他們的皇帝明英宗被也先率領的瓦剌大軍給活捉了，這件事被稱為土木堡之變。

皇帝被活捉，這在明朝歷史上還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因此當訊息傳到國內的時候，舉國上下一片震驚。

而距離明英宗親率大軍出征瓦剌，也不過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卻發生瞭如此一件令大明朝臉上蒙羞的事。

不過當時的大明朝，從表面看起來，至少國力還是比較的強盛。幾十萬的大軍，面對北方的遊牧部落，卻輸得一塌糊塗。而且這次戰爭本來就發生的有點耐人尋味，今天我們探尋這段歷史，不妨就來看一下土木堡之變發生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宦官之禍，王振專權

土木堡之變之所以發生，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王振的責任。

王振這個人，祖籍山西蔚州，那時的他只是一個生活落魄的平頭老百姓。明宣宗在位期間，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毅然拋棄了自己的老婆孩子，選擇自閹入宮。因為他認得幾個字，又頗受別人的喜愛，經過一步步的高升，他被任命為東宮局郎，成為了幼時的英宗身邊最為親近的人。

後來英宗即位以後，對王振非常倚重，甚至稱呼他為先生。王振也終於實現了他入宮時的夢想，出人頭地，盡享榮華富貴。

可是他的本性也暴露了出來，他變得越來越貪得無厭。甚至開始獨攬大權，不斷地排除異己，冤枉了很多的大臣。

而此時，太皇太后張氏病死，三楊中也只剩下楊溥一人在內閣苦苦支撐。如果說此前還有張太后和三楊對王振進行制約與震懾的話，那麼此時的他除了皇帝，已經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了。

得到大權後的他，開始扶持自己的勢力，並且公開賣官鬻爵，侵佔民田。惹得天怒人怨，卻無人敢言。

當初朱元璋為了防止後世子孫出現宦官干政的局面，特意立下了“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違令者斬”的牌子。但是這塊牌子卻被王振派人給除去了，從這以後，他就開創了明朝宦官為亂的先河。

說了這麼多，又跟土木之變有什麼關係呢？別急，咱慢慢講。

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都不是孤立的，正如多米諾骨牌一樣，它們之間都是相互聯絡的。王振在獨攬大權，變得囂張跋扈以後，越來越失去了對事情的準確判斷，甚至可以為了一己私利，不惜犧牲整個王朝的利益。可以說，土木堡之變就是在王振這樣的心態下發生的。並且整個土木堡之變前後的時期，看起來就像是一盤大棋，王振就是操盤手，而如果王振沒有獲得這樣的權力，他是沒有能力下這麼一盤大棋的。

瓦剌崛起，野心勃勃

從宣德年間開始，瓦剌部落勢力壯大，一舉吞併了北方遊牧民族的另外一個部落韃靼部，打破了原有部落間的平衡。當也先成為了瓦剌部的首領以後，延續之前一貫的傳統，嚮明朝進貢駱駝、馬匹等物，然後嚮明朝換回布匹、茶葉等生活必需品。因為得到的基本上都多於他們送出去的東西，所以他們很樂意這麼做。

但是事情卻很快發生了變化。

瓦剌其實每年都會虛報進貢的使臣和物品的數量，為的就是多騙一點明朝的財物。而明朝政府為了換取邊關的安寧，對此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基本上是有求必應。

此前王振也是這麼做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事就過去了。可是正統十四年也先再次派使者進貢的時候，王振卻玩真的。要求禮部按照進貢的實際數量給予賞賜，又把馬匹的價格削減了五分之四。

也先的使臣回去以後，把這事向也先報告了。沒有得到自己心中理想的財物，也先當然勃然大怒。於是在第二年七月，他就率領大軍，兵分四路向遼東、宣府、大同、甘州進攻。

訊息傳到北京以後，王振就開始極力的蠱惑明英宗御駕親征。他為什麼要這麼做？這一點從之前他的表現可以看出來一點貓膩。在之前王振曾經派大同鎮守太監郭敬每年打造數十萬的鋼鐵箭頭送給也先。至於為什麼這麼做，完全可以這麼猜測：他是想用這種方法，鼓舞也先計程車氣，讓他有勇氣嚮明朝發起一場戰爭。

再結合也先進貢時他的表現，突然變得開始針對瓦剌部落，這種行為完全可以理解為他的故意挑釁，他故意激起也先的怒火，完成瓦剌進攻明朝的最後一擊。

而事情的發展完全如他所料，也先確實發起了對明朝的戰爭。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為此時的王振已經達到了權勢的巔峰，他需要一場戰爭的勝利，來滿足自己的那種虛榮心。如果跟著皇帝御駕親征的話，一旦戰勝，那麼作為勸諫皇帝親征的第一人，他勢必會更加得到皇帝的讚賞，而他本人也能從勝利中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至於輸，那是他從未想過的。因為在他的眼裡，區區遊牧部落，整天缺衣少食，又怎麼敵得過自己的正規軍隊呢？但是此時正值夏末初秋，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軍隊打仗自然是糧草先行，可是此時糧草等戰備物資，卻很難籌齊。王振不會不知道這種情況，但是他卻依然一意孤行，利用他對英宗巨大的影響力，說服他御駕親征。

最終明英宗聽取了王振的建議。

也先也出於維護自己本族的利益，認為自己已經有能力透過軍事行動，從明王朝身上榨取一筆橫財，再加上王振的慫恿和鼓動。所以發動一場戰爭在所難免。

當這一盤大棋下到最後，下棋的人也操控不了棋子，只能隨勢而動，土木堡之變也就此發生。

明朝土木堡之變發生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大明要按實數收購瓦刺的戰馬，打擊邊貿的走私生意，瓦刺興兵來犯，明英宗決定親征。

明史說是太監王振鼓動明英宗親征，事實上大明朝的文臣都是主張“主動出擊”的，內閣裡曹鼎，張繼，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鄺焚，于謙，皆建議主動出擊，比如鄺焚的奏摺裡建議朝廷“Superb大軍征剿”。之後明廷也依其所議，先期派遣了駙馬井源率領的四萬明軍增援大同。文臣們和王振唯一的區別是：王振主張御駕親征，文臣們主張派能將進剿。

關於明英宗親征的大軍，北韓的《李朝實錄》抄自大明遼東司邸報明確說是八萬人，加上先期增援大同的四萬人，一共才十幾萬，而不是大家經常說的“五十萬”。

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祈鎮親自統帥的“北征軍”出發了，因行前準備倉促，大軍出發僅五天就遭到斷糧，又逢秋雨，從北京到宣府，再從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飢寒交迫，明軍不少士兵凍餓而死，史載“殭屍滿路”明朝從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個大型糧倉，儲備著明朝的“作戰軍糧”，這七個大型糧倉皆是由兵部直接排程，但是在北伐期間，七個糧倉居然沒有一顆糧食增援“缺糧”的北征軍。而且，隨軍出征的文武官員，可謂精英薈萃，但一路上，除了屢屢勸諫“回師”外，於作戰本身卻沒有提過任何“合理化建議”。

至八月一日，明軍終於抵達前線大同，看到的是前期朝廷派來支援大同的四萬援軍的俯屍，明英宗決定回師，在回師的路上土木堡這裡被伏擊，明史把鍋又幹淨利落的甩給了太監王振，怪他等運財務的車輛不進懷來。

《實錄》載土木之變前的戰爭程序說：“庚申……車駕將發。宣府諜報虜眾襲我軍後，遂駐蹕遣恭順侯吳克忠為後拒，克忠力戰敗沒。將晚報至，又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領官軍四萬赴之。勇、綬至鷂兒嶺，冒險而進，遇虜伏發，亦陷焉。……辛酉車駕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虜所據，絕水終日，人馬飢渴，虜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力拒之。終夜，虜兵益增。……壬戌，車駕欲啟行，以虜騎繞營窺伺，復止不行。虜詐退，（王）振矯命抬營就水。虜見我陣動，四面衝突而來，我軍遂大潰。

顯然，明軍到達土木堡時，堡南河流已為瓦剌所踞，懷來位於土木堡以東、清水河（今官廳水庫）北岸，佔據土木堡以南河流的應當就是已進至懷來的阿剌知院軍。明軍至土木堡，實因懷來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紮營。正是由於阿剌知院軍截斷明軍歸路，才造成瓦剌軍主力追及併合圍明軍，故葉盛、于謙才會強調獨石、馬營失守的嚴重後果。

這守衛獨石、馬營是宣府總兵楊洪的兒子，楊洪為了掩蓋兒子楊俊臨陣脫逃的行為，隱瞞了後路已經失守的情報，讓明英宗的大軍走進了瓦刺的伏擊圈。這就是有名的“土木堡之變”了。

土木堡之變前的大明邊軍重鎮宣府與瓦刺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袁彬的《北征事蹟》有一段話，令人瞠目結舌。“入城取李指揮。李指揮說：‘我女兒與大同王對親。如今不與他，我雖出去，他定殺了我。

當時宣化府總兵楊洪的女兒也嫁給了瓦刺貴族。《明史》卷一七三《楊洪傳》載：“（楊）洪獨以敢戰至上將，諸部亦憚之，稱為‘楊王’。瓦剌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先皆嘗致書於洪，並遺之馬。洪聞於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嗣後數有贈遺，帝方依任洪而不責也。

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部首領也先率部南侵，在懷來以西的土木堡與明英宗所率領的明朝軍隊相遇，明軍大敗，英宗被俘，使明朝陷入了嚴重的統治危機，史稱土木堡之變。此次變亂髮生的原因較為複雜，既有外部環境原因，也有內部多重原因疊加所致，今古下面就為大家好好分析土木堡之變發生的原因。

也先領導瓦剌統一蒙古，開始逐漸與明朝為敵

十五世紀四十年代，瓦剌首領也先統一了蒙古諸部，勢力日益強大，不斷出兵侵擾明朝北部邊疆擄掠人口和財物，成為明朝北部的勁敵。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春，也先派遣使臣兩千人到北京，謊稱三千希望冒領明朝朝貢賞賜。明朝責其欺詐，減去馬價，也先十分不滿。同年7月也先因明朝通事私自許嫁公主與其子，便貢馬做聘禮，被明朝拒絕後更加氣憤。

於是也先糾集蒙古諸部自大同，宣府，遼東，甘州，分兵四路嚮明朝進犯，也先親率主力部隊進攻大同。明朝右參將吳浩和大同守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戰死，鎮守太監郭敬，都督石亨逃回。

宦官專權，英宗偏信王振

早已腐朽的明朝衛所軍隊抵擋不住瓦拉的進攻，告急文書紛紛報到北京，朝廷一片慌亂。深受英宗寵幸的專權太監王振，家住離大同不遠的蔚州。他害怕瓦剌軍入侵會擄掠他在家鄉的財產，同時還企圖僥倖取勝，進一步提高權力地位，因此竭力慫恿英宗親征。

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吏部尚書王直等竭力勸阻，指出當時兵馬糧草不足，一時難以備齊，不應草率出兵。但英宗朱祁鎮，偏信王振，拒絕大臣的勸阻，貿然決定親征，率大軍50萬倉促離京向關外出發。

親征的明朝大軍在行軍的途中風雨交加，到達宣府時，糧食已經接濟不上，士兵們沿途看見被瓦剌擊敗的明朝敗兵拋屍荒野，情緒低沉，叫苦不迭。鄺埜等官員多次請求停止前進，都被王振斥退。

八月初一日明軍在疾風惡雨中進入大同，瓦剌軍隊則在各路戰場主動出擊，唯獨大同一路為引誘明軍深入重圍，有意撤出塞外伺機襲擊。

王振畏敵，引軍回鄉炫耀

當明軍進入大同後，王振得知前軍宋瑛、朱冕全軍覆沒的訊息後，才感到恐懼，連忙勸阻朱祁鎮班師回朝，回軍途中王振又想要皇帝到蔚州巡遊，藉以炫耀權勢。

隊伍才向南走了四十里，王振又怕士兵人多，踏壞他的莊稼，於是又下令自原路折返，再往東行，士兵被折騰得疲憊不堪，更耽誤了時間，明軍退至宣府時，已被瓦剌軍隊追上。

八月十三日，明軍退至土木堡紮營，第二天瓦剌大軍趕到包圍土木堡，明軍被困兩天，人馬斷水。但也先見明軍人多勢眾，難以硬攻，便派人下書詐合。

英宗朱祁鎮信以為真，覆信同意。這時明軍上下兵疲馬困、鬥志鬆懈，得知議和之後士兵爭先尋覓水源，軍伍混亂。也先趁明軍混亂之際，回軍衝殺。致使明軍潰敗奔逃，互相踐踏，屍橫遍野死傷過半，騾馬損失二十多萬頭，衣甲兵器輜重，損失無數，隨行勳貴文臣數百人戰死，王振也被亂軍殺死，朱祁鎮突圍不成與太監喜寧等為也先所俘虜。

明軍土木堡之變慘敗原因

明軍在土木堡慘敗絕非偶然，整個戰爭過程中，明軍完全被宦官王振所控制，多次拒絕大臣的建議，不懂軍事的他，排程荒謬，一再延誤時機，又不觀察地形，將數十萬大軍屯駐在無險、無水的土木堡，致使五十萬大軍水源斷絕。而當兩軍對峙時，英宗又輕信對方詐和詭計，未能提高警戒及防備，致使50萬軍隊部隊全軍覆沒。

同時，土木堡之敗也充分暴露了自明成祖之後，明朝政治腐敗、忽視軍事發展，致使朝政混亂、軍事力量迅速衰弱，戰力低下。從此，明朝北方的戰略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損失了大量軍事力量的明朝，已無法有效的防禦蒙古的侵擾。同時，由於內政腐敗，外患嚴重，內外交困之下，明王朝自此由盛而衰。

這個問題有多種歷史原因，下面我來聊聊就我個人理解的以下幾點原因，第一種：我認為自永樂皇帝死後（即公元1424年），直到（公元1427年）正統皇帝即位，大明王朝經過仁宣之之治（也就是正統皇帝他爺爺，他爹），大明王朝的綜合國力在各方面得到很大的提升，這是一方面。

第二種：這個與正統皇帝的出生環境有關，他爹宣宗皇帝死時38歲，在位11年。這麼年輕就死了，自然沒辦法對正統皇帝有更好的教育。

第三種:跟正統皇帝本人有關，正統皇帝即位的時期正是明朝綜合國力最好時期，因為年少自然身邊，多了很多有各種的政治動機的太監和大臣，在這種環境薰陶時間久了，就養成了狂妄自大的一個性格特徵，在加上身邊的人一鼓動（如太監王振），匆忙東拼西湊號稱50萬大軍，實則只有二十幾萬的軍隊，其中還有一部分是臨時被徵凋而來，這樣的軍隊豈有不敗之理。

至於影響，我覺得吧！！經過此役，明朝喪失戰略主動而進入戰略防禦，經土木堡之變，大明王朝由盛轉衰，正統皇帝二次復位之後，對景泰帝進行政治清算，厲治更加腐敗，宦官勢力抬頭，擁有更大話語權。

明朝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大明王朝不得已側記戚王朱祁鈺繼承皇位，在於謙的指揮下，抵擋住了瓦瘌軍的進軍，並且成功擊退了瓦剌軍，迎會太上皇明英宗。

明正統14年，瓦剌首領也先帶領2000人的使團嚮明朝進貢。但也先謊稱3000人，於是英宗身邊的太監王振卻不想給如此之多的賞賜，因為朝貢，更是激發了也先與大明王朝的糾紛。於是就爆發了戰爭。

過分寵愛王振，英宗自以為是

因為王振在英宗身邊一個勁的慫恿，加強英宗也想像祖父朱棣一樣北征蒙古。所以就浩浩蕩蕩的御駕親征了。臨行前，冊立兩歲的兒子為皇太子，自己的弟弟戚王監國。一番準備後，從京師周圍連夜調來20萬大軍，謊稱50萬就出徵了。

明英宗過分寵愛王振，軍權並沒有兵部尚書等人，而是交給了王振。王振一個太監，雖然識幾個字，但對於軍事卻一竅不通。一頓瞎指揮。

軍隊指揮，一竅不通

大軍來到大同後，也先洋裝北撤，誘敵深入。於是王振以為也先不堪一擊，於是趁機追趕，卻不想中計。於是王振慌忙撤退。撤退路線中，有一條可以是路過自己的家鄉，心想著趁此機會光宗耀祖。英宗寵愛王振也同意了。在行軍劇中，王振又擔心家長莊稼經不起這軍隊的踩踏，於是又調整了路線。

隨便更改路線，走走停停，也先大軍便在宣府附近追上了大明軍隊，3萬騎兵殉國。剩下的明軍倉皇逃到土木堡。

土木堡處於高地，沒有水源，且大戰之際是夏天。所以軍心渙散。也先故意退出到一條可以控制的水源外，只等全殲明軍。也就在此處，英宗被俘，王振也慘死。

兵敗後的影響。

三大營精銳部隊全部殉國。此戰中的明軍2萬差不多被殲滅了三分之一，鎧甲，軍火差不多全部丟失。

軍事貴族在此戰中死亡眾多。

這次戰爭，英宗帶領了幾乎全部的功勳貴族，英國公張輻，成國公朱勇，等人全部殉國。武官損失慘重。

其一，貢馬事件。貢馬事件算是土木之變的導火索。就是蒙古瓦剌少帥也先來朝貢，使團規模虛高，貢馬質量偏低，要的賞賜和報銷賬單又高。其實這種事情是慣例，蒙古人就是想多要點錢。一般來說，給了就給了，因為當時的大明不差這點錢。但是這次，王振抓住這點不放，剋扣了也先的賞賜。王振這麼做，也不是針對也先，而是要對付禮部。當時禮部尚書胡濙，算是舊文官集團的泰山北斗式人物。打壓胡濙，能夠削弱文官集團。所以也先，是被利用的，是躺槍的。

其二，出兵問題。也先回了蒙古，非常生氣。之後就出兵攻擊大同，大同失守。文官集團的意思是，王振惹出大麻煩了，為了一點小利激怒也先，需要嚴厲懲治王振。王振的意思是，也先這點事情不算大事，出兵平了就是。文官集團說，先辦了王振，再談也先問題。所以在出兵的問題上，文官集團各種不配合。王振最後慫恿朱祁鎮御駕親征，並且用民夫隨軍押送糧草等一系列的做法，其實就是被文官集團逼的。這兩點，也是後來出現大敗的重要因素。

明朝內部，對蒙古人的輕視

首先，所有人都覺得也先成不了氣候，奪回大同，打敗也先是順手的事情，而如何利用這件事情打擊政敵，則是首先要考慮的事情。

其次，明軍原先一批隨著朱棣征戰的老兵基本上都退伍了。現在的明軍，特別是三大營的部隊，大多沒怎麼經歷大的陣仗，卻盲目自信。

再次，明軍將領系統沒有帥才，要麼是老將，老得已經無法左右時局的那種；要麼就是當年跟著老將打仗，在旁邊搖過旗，助過威的那種，因為混過，有資歷，開始走上軍隊核心圈子。其他的，則都是院校式的將領。

你就看土木之變的時候，明軍奇怪的行軍路線，那個大轉彎，明顯就是軍隊指揮系統出現問題；還有被圍的時候，一旦出現通訊不暢，人心混亂的時候，大批明軍都坐以待斃，毫不還手；還有在面對也先追擊的時候，幾次派出後衛阻擊，添油加柴的打法和一次次潰敗，就很能說明以上問題。

蒙古的內部爭鬥

當時蒙古大致分為三股勢力，即瓦剌人的少帥也先，瓦剌太師阿剌，還有韃靼人首領脫脫不花。瓦剌人取得了和明朝通貢的權力，韃靼人其實很眼紅的。也先這次吃了虧，回去之後就被阿剌和脫脫不花慫恿，教訓明朝。

土木之變，明軍在土木堡的停留，有猜測就是因為阿剌在前面阻截了大軍，導致明軍被也先追上

也先，出兵明朝是為了出氣和多得到一些錢財；阿剌是想讓也先吃虧，之後自己可以取而代之，只是後來明軍實在不經打；脫脫不花，打的算盤則是讓瓦剌人和明朝關係搞僵，韃靼人能夠取代瓦剌人，同明朝通貢。最後的結果，就是韃靼人取得了通貢的權力。

土木之變，明軍大敗，幾十萬大軍覆滅，大批朝中重臣勳貴喪命，錢財輜重損失不計其數，大明朝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直接中斷了明朝國勢的上升期，之後開始進入了平順期。

而隨著明英宗朱祁鎮的被俘，王振的被殺，明代宗朱祁鎮上臺，後朱祁鎮透過奪門之變復辟，文官集團再次掌握了朝局。

土木堡之變對於明朝而言，是一次由勝轉衰的一次重大變故，這一事變讓明朝開國以來所積累的五代建設成果毀於一旦，影響深遠。

土木堡之變發生在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之前蒙古瓦剌部由於受到了明朝的扶持而統一了蒙古大部，在諸路勢力中最為強大，每年都向明朝稱臣進貢。瓦剌部雖嚮明朝稱臣，但卻並不真心臣服於明朝，到了明英宗時，太監王振掌權，對於瓦剌部的進貢的馬匹進行折價，同時削減受賞賜人員的數量，引起了瓦剌部國師也先的不滿，隨後多路進犯明境，形勢咄咄逼人。而英宗則在王振的鼓動下，親自出徵，結果指揮失誤被圍在土木堡兵敗，英宗被俘，大臣50餘人被殺，此舉給明朝以重創。

自朱元璋開創明朝建國以來，到明英宗時，已有太祖、太宗、仁宗、宣宗等81年的歷史，這期間內部雖有朱棣的靖難之役，但總體還算平穩，江山也趨於穩定。明英宗九歲即位，實則張太后把持大權，由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輔政，期間政治清明，國力鼎盛，欣欣向榮，但好景不長。少年天子由宦官王振教導左右，一面是名義上的皇帝，一面是掌握實權的老臣，這種最高權力的鬥爭被王振等宦官所利用。英宗為了擺脫太后及舊大臣的束縛，就利用王振等進行反擊，在太后和三楊相繼去逝後，王振再也沒有了對手，一權獨大，終成禍害。

英宗御駕親征時22歲，年青氣盛，正是權力慾望最強之時，瓦剌犯境，雖來勢甚兇，但大明當時全國約有180萬部隊，何至於此。明朝當時國力強盛，遠在瓦剌之上，之所以瓦剌犯境，無所謂是其野心膨脹的結果，一來可以從明政府多要一些好處，另外一個則是刺探一下明 朝的虛實，其實並沒有要奪取大明江山的想法。而朱祁鎮則對瓦剌的實力也是心知肚明的，知道自己的實力遠在其之上，擊敗瓦剌是手拿把穩的事，將二歲的兒子立為太子，國事則交給郕王朱祁鈺監國，所以集結三大營的兵力20餘萬人，親自出徵。

英宗執意親征，除了王振等人的慫恿，還有英宗自己的深層次的考慮。作為帝王，長期以來大權旁落，不免心中失落。隨著皇后和三楊的逝去，自己如何成為真正的帝國主宰，恐怕打贏戰爭是最好的機會。遇有戰事，透過自己的御駕親征，為自己立威、立功，經此一役可將軍隊大權抓到手中，又在全華人民及朝中大臣中樹立了無上的榮耀，這恐怕才是真正親征的原因，但有心無力，好心辦了壞事，這恐怕是英宗始料不及的。

整個征戰的過程中，英宗對王振信賴有加，言聽計從，這讓兵士們無所適從，疲勞異常，以致到後來于軍心渙散，到大戰之時潰不成軍。導致英宗在土木堡被圍被俘，王振被樊忠殺死，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野、史部尚書王佐等大臣戰死。

土木堡之變改變的不僅僅是英宗的命運，其影響波及深遠，對明朝後世的統治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也先對俘虜了英宗不知如何是好？殺也不是，留也不是，由此可見，兩軍還遠未到生死之地，而也先就是想討點好處罷了。

其直接的影響是，權力的大洗牌。瓦剌要送英宗回朝，但此時的京城在於謙等人的主張下，已立了朱祁鈺為皇帝，斷然拒絕英宗返京，此情此景尷尬之極。于謙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這新老皇帝就成了燙手的山芋，怎麼處理都很難辦。再到後來，景泰帝軟禁了返回京城的明英宗，而石亨、張輒，許彬、徐有貞以及原王振門下太監曹吉祥在景泰帝病重期間密謀擁立太上皇，最終明英宗第二次登上皇位，于謙等人被處死。這前後的動盪，讓明朝穩定的局面瞬間沒有了，一批朝臣重臣也都在事變中被殺，朝臣的權力分配成了空檔，這讓宦官乘勢崛起，以至於後來大行其道，影響深遠。

對於影響，除了八十餘年建設的成果毀於一旦，朱棣留下來的明朝精銳部隊灰飛煙滅，其後的皇帝政策方向都趨於保守和享樂，少有明君出現，皇帝寵幸和信賴宦官，史治趨於腐敗，這讓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

土木堡之變雖沒有直接影響了明朝的基業，但深遠的影響卻成為明朝由盛轉衰重要標誌性事件。

正統十三年，大寧都指揮僉事李暠，道遇祁州知州李玉不避道，杖之，其時都司之橫如此。——《萬曆野獲編》

這是《萬曆野獲編》中記載的發生在正統十三年（1448年）的一件事，說的是大寧都指揮僉事李暠在路上碰到了對向而來的祁州知州李玉，由於李玉堅持不肯避讓道路供李暠先行，結果導致李玉被李暠麾下計程車卒當眾杖打。

透過這件事，我們不難發現以文制武並沒有貫穿明代始終，至少在正統十三年之前，明代的文武關係是武尊文卑。

大明建立後，透過對歷朝歷代興衰成敗的總結，並且為了保證朱家江山永固，朱元璋對帝國的權力架構為皇帝居於權力的頂層、藩王居於權力的第二層、武將和文官居於權力的第三層。

在這種權力架構中，藩王極為重要的一層，由於身負屏藩帝國和皇室、制衡武將和文官的重任，使得藩王的作用就是支撐皇帝居於權力的第一層、壓制武將和文官居於權力的第三層的，所以，只有藩王的存在，才能確保朱元璋對帝國權力架構的穩定。

對於這種權力架構，皇帝、藩王自然都很滿意，武將雖然於文官同樣居於權力的第三層，但是由於可以立功封爵，所以武將對於這種權力架構也很滿意。這樣，對於這種權力架構不滿意的就只剩下了既要面對武尊文卑、又要面對高高在上的皇帝和藩王的文官。

朱元璋在世時，文官始終沒有找到機會打破這種權力架構，但是在朱標不明不白的病逝和朱元璋駕崩後，文官的機會來了。

在黃子澄、方孝孺等文官的忽悠下，朱元璋的後繼之君朱允炆不僅不明白藩王是支撐皇帝、壓制武將和文官的重要力量，反而認為藩王的存在對皇帝是一種威脅。所以，朱允炆登基後不久就迫不及待的開始了削藩。

其實，當朱允炆的削藩引發了朱棣靖難起兵後，文官並不關心朱允炆和朱棣誰勝誰負，因為無論朱允炆和朱棣誰勝誰負，朱元璋的權力架構都將被打破，而這也是朱棣攻入京師後大量文官便立即投靠朱棣的主要原因。

朱棣繼位後，由於失去了藩王的壓制，文官的權力伴隨著內閣的設立、獲得票擬之權、確立首輔制一步步增大，但是，文官的地位比之洪武時期卻沒有明顯的改觀。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有三：洪武時期明確對武將掌管軍事、文官掌管政事做出了明確的劃分；洪熙時期在文官權力一步步增大的情況下提高了武將的權力；宣德時期宦官開始被扶持以便取代藩王成為權力的第二層。

這三個原因其實文官也清楚，所以從明英宗繼位開始，文官就開始了破局：正統元年，各邊鎮陸續設立了兼管軍事的巡撫；正統二年，在兵部尚書王驥的指揮下明軍擊退了朵兒只伯；正統十年，王驥成為了麓川之役的明軍最高指揮官。

雖然文官透過王驥打破了武將掌管軍事、文官掌管政事的劃分，但是由於武將權力的提高和宦官王振的崛起，文官依然要面對武尊文卑、處於權力最底層的現實。

正是由於這個現實的存在，所以才有了《萬曆野獲編》中記載的李玉被杖打一事。

在李玉被杖打一事發生的一年多後，土木堡之變爆發了，由於宦官王振成為了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所以宦官永遠失去了成為權力第二層的資格；由於武將的中堅力量在土木堡之變中損失慘重，所以武將沒有繼續維持武尊文卑的實力。結果，文官成為了土木堡之變的最大贏家。

這種情況下，要說文官與土木堡之變的發生沒有一點關係我個人是無論如何都不相信的，所以，《萬曆野獲編》中記載的李玉被杖打一事完全可以被看做是土木堡之變的成因。

看到這裡，可能有人會說你這是陰謀論，沒見文官在土木堡之變中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其實，如果沒有《萬曆野獲編》中記載的另一件事，我也相信土木堡之變是砸到文官頭上的一個巨大的餡餅，但是，在看到這另一件事後，我個人更加確定李玉被杖打一事就是土木堡之變的成因。

往時浙棄牛性者，官副總兵，上揭張永嘉相公，自稱“走狗爬見”。其甥屠諭德應峻恥之，至不與交。然此右列常事耳。江陵（張居正）當國,文武皆以異禮禮之，邊將如戚繼光之位三孤，李成梁之封五等，皆自稱“門下沐恩小的某萬叩頭跪察”。——《萬曆野獲編》

如果沒有文官在土木堡之變後全面掌管軍事和政事、如果沒有文官在土木堡之變後將武尊文卑變成了以文制武，如果沒有宦官在土木堡之變後永遠無法成為權力的第二層，牛姓副總兵會向張永嘉自稱“走狗爬見”、戚繼光和李成梁會向張居正自稱“門下沐恩小的”嗎。所以，《萬曆野獲編》中記載的李玉被杖打一事就是土木堡之變的成因，《萬曆野獲編》中記載的牛姓副總兵、戚繼光、李成梁在文官面前謙卑的自稱一事就是土木堡之變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