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皇帝已經沒有權利。一幫閹人說了算。沒有權利就意味著給不了別人更大的前程。你地位高。但是你對我一點用處沒有。我最多見了你客客氣氣的。但是有了更大的利益。肯定會毫不猶豫的給你一刀。

中後期的唐朝唐朝雖然是真的實力強盛，但是那是對外部的多實力強盛，對內部的地方勢力之間卻沒有絕對的統治和壓制能力，這個是非常危險的，這樣的情況對於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來說也是非常的危險。沒有控制地方的勢力，雖然能夠抵抗外來的侵略，但是卻不能制止或者阻止內部的分裂趨勢，這就是個有點得不償失的狀況。

所以很難保證將領忠誠。

兵制

唐朝初年實行“府兵制”，男子20歲以上，60歲以下，都要服兵役，稱為“府兵”。平時在家務農，暇時訓練。官府徵發時，府兵須自備兵器及資糧，分批輪流宿衛京師，守衛邊境。統領府兵的折衝府，唐太宗貞觀十年（636）時共有634個，大多分佈於京師附近的關內、河東、河南等道，僅關內道就有261個。用意在“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以確保中央政權的安全與穩固。當時朝廷兵源充足，兵多將廣，軍隊都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調動、指揮自如。個別有野心的地方軍事將領即使反叛，憑其實力也是無法顛覆強大的中央政權的。

從高宗時起，農民因不堪自備兵器及資糧的重負，紛紛逃避兵役，府兵制逐漸廢馳。至玄宗天寶八載（749），這項制度實際已歸於消亡，募兵制很快取代了府兵制。宿衛京師計程車兵，也是招募來的，都是市民，其中相當一部分為商賈子弟及市井無賴。入伍以後，很少訓練，富有者忙著經商牟利，強壯者忙著玩耍：“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這是一群烏合之眾。由他們充當天子的禁衛軍，其戰鬥力可想而知。天子直接掌握的軍隊之脆弱，與藩鎮掌握的軍隊之剽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當時朝廷幾乎到了無兵可用的地步，精兵強將都在藩鎮的手裡，形成了外重內輕、弱幹強枝的極不正常的局面。一旦藩鎮作亂，朝廷派有限的、素質很差的禁衛軍去平叛，無異於羊入虎口。若是調動別的藩鎮去鎮壓，他們則陽奉陰違，根本就不會賣力。他們不會幫助朝廷去消滅其同類，但會乘機向朝廷額外索要軍隊給養。朝廷白白送了鉅額的錢糧、物資給他們，卻沒有達到平息叛亂的目的。《新唐書》說：“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唐朝中期以後養了那麼多兵，不但沒有能防止動亂，相反卻成為動亂的根源。

世風敗壞

　　眾所周知，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成為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經此浩劫之後，社會經濟遭受沉重打擊，唐朝社會國力遭受到重創。平息戰亂之後，唐王朝又陷入“藩鎮割據”的泥潭之中而疲於應付。這一切使得唐朝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均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社會風氣方面亦不例外，集中表現為唐前期社會所展現的濃郁開放風氣轉而變淡，甚至向其反面演化，逐漸趨於保守。

　 由於安史之亂系由胡人發起且給唐王朝帶來了沉重的災難，加上吐蕃又乘戰亂之際在數年之間侵佔唐河西隴右數十州，且回紇在安史之亂時雖有助戰之功，但每戰必索取豐厚報酬，另每攻克城池之後，均燒殺劫掠。再加上回紇又強迫唐王朝與之進行不等價的馬絹貿易，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但其馬體質弱劣，多無所用。《新唐書-兵志》就稱：“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絹，馬皆病弱不可用。”胡人的所作所為使得唐王朝及唐朝華人大為不滿，日久則漸生怨心。因此唐代社會便會自覺的對在唐前期社會興盛的“胡化”風氣加以抵制，以取得心理平衡，夷夏之防亦因此轉嚴。

　　而與此同時，由於少數民族的侵擾和社會局面的動盪，使得唐朝後期的統治者不得不加強了對社會關係的調整和社會文化的控制。很自然的，以強調“夷夏之別”與重視禮法人倫的儒學作為一種有利的思想武器，重新被肯定和重視起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儘管唐代前期儒學的發展狀況與專制政治的發展有不適應之處，但由於統治體制的整體功能較強，思想方面的缺陷就顯得不那麼突出。然而到唐代後期，隨著政治體制失去平衡和中央集權的控制力削弱，儒學不能起到應有作用，思想方面的缺陷就日益突出。　

　

由於安史之亂系由胡人發起且給唐王朝帶來了沉重的災難，加上吐蕃又乘戰亂之際在數年之間侵佔唐河西隴右數十州，且回紇在安史之亂時雖有助戰之功，但每戰必索取豐厚報酬，另每攻克城池之後，均燒殺劫掠。再加上回紇又強迫唐王朝與之進行不等價的馬絹貿易，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但其馬體質弱劣，多無所用。《新唐書-兵志》就稱：“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絹，馬皆病弱不可用。”胡人的所作所為使得唐王朝及唐朝華人大為不滿，日久則漸生怨心。因此唐代社會便會自覺的對在唐前期社會興盛的“胡化”風氣加以抵制，以取得心理平衡，夷夏之防亦因此轉嚴。 　　 而與此同時，由於少數民族的侵擾和社會局面的動盪，使得唐朝後期的統治者不得不加強了對社會關係的調整和社會文化的控制。很自然的，以強調“夷夏之別”與重視禮法人倫的儒學作為一種有利的思想武器，重新被肯定和重視起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儘管唐代前期儒學的發展狀況與專制政治的發展有不適應之處，但由於統治體制的整體功能較強，思想方面的缺陷就顯得不那麼突出。然而到唐代後期，隨著政治體制失去平衡和中央集權的控制力削弱，儒學不能起到應有作用，思想方面的缺陷就日益突出起來。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不斷提出復興儒學的要求。”不僅唐中後期統治者力圖提倡復興儒學，以加強思想控制，尋常貴族士大夫在歷經戰亂之後，也都在尋求穩定社會秩序的方法，以保障自己地位的鞏固，維護自己的利益，強調禮法觀念的儒學自然而然的被重新提倡起來。 統治者的猜忌 　　　　

在政治方面，唐代後期在用人舉賢上統治者不再具有博大的相容幷包的心胸和氣魄了，而是強調“夷夏之辨”觀念和積極倡導新儒學，直接導致了仕唐蕃將受到排擠而日益減少以及婦女參政人數的減少。唐王朝疏忌蕃將，自“安史之亂”時就已開始。例如在對待討伐“安史之亂”之主將、與郭子儀齊名的唐朝元勳李光弼，因其是契丹人，唐朝廷對其屢加猜忌，從而致使光弼先是因與“程元振不協”，擁兵不赴京師之難，後又“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且“田神功等，皆不稟命”，最終導致光弼“愧恥成疾”，“鬱鬱而終”。這則史料雖僅談及李光弼與朝臣不和，但究其實質而言，未嘗不是這些朝臣在朝廷授意下而與李光弼為難的。同樣的遭遇，我們還可從蕃將僕固懷恩（鐵勒血統）和李懷光（靺鞨血統）的仕唐經歷中獲得，限於篇幅，本文便對此不再詳述。至於唐王朝對於擁兵自重的具有胡族血統的藩鎮將帥的防範和猜忌，更是不言自明，毋庸多講。 　

唐代中期開始藩鎮豪強割據，政府軍疲於奔命，沙陀等遊牧民族大量內附混居，長久心必異，經玄宗李隆基暮年懶散腐化治國，終釀安史禍亂，邊鎮擁兵自立，中央無力制約，如河北地界已實際獨立，朝廷日益成為擺設，終被豪強朱全忠所滅

軍隊的形式發生了重大改變。

在安史之亂前，唐代軍隊主體是兵募和府兵。

兵募雖然打著“自願從軍”的旗號，但事實上是一種強制徵兵，因為唐朝會把需要兵募數量細分到每一個州郡，不管採取什麼手段，每個下達任務的州郡必須要把“兵募”人數湊齊，州郡為了完成任務，只能強徵了。不過好在兵募是唐朝朝廷提供糧食，比秦漢時期自帶乾糧的更卒強多了。

而府兵在唐朝初期還類似於西方騎士，擔任府兵是朝廷給中低階官員（六品以下官員子弟）和庶族地主子弟的福利。而府兵制被李治、武則天兩口子弄崩潰後，城傍取代了府兵的職能。唐玄宗時期名將哥舒翰、王忠嗣都是“城傍”出身。

但是不管是府兵還是兵募以及城傍，本質上都是有服役年限的部隊。

也就是說在唐朝實行募兵制度前，唐朝事實上是沒有“常備軍”的，包括守衛長安的禁軍，其實也不是常備軍。

無論是邊軍還是禁軍，其實都是由不同的義務兵填充。

舉一個例子，在遼東需要2萬士兵駐守，那麼這2萬人其實是由服役三個月的A地兵募、B地兵募、C地兵募、D地兵募輪番服役三個月構成的，也就是從外部看，常年遼東確實有2萬軍人，但其實2萬軍人已經由ABCD等各地兵募填充了。

長安禁軍同樣如此，當然，長安禁軍軍制很複雜，我這裡就簡單介紹一下，長安禁軍除了少部分守衛皇宮的精銳外，其餘也和遼東兵募一樣，靠各地上番的府兵來填充。

這麼做的好處就是在實行募兵制以前，唐朝將軍想要“擁兵自重”非常困難，因為將領手下的軍隊每隔幾個月就要全換一遍，將領根本沒時間熟悉手下軍隊，軍隊就又換一批人了。

那麼，唐玄宗為什麼要改義務兵制為募兵制呢？

這還是和唐朝當時國情有關，雖然唐玄宗開元時期，唐軍同時在西北、東北地區“開疆拓土”，即使從保持戰鬥力角度考慮，此時唐朝需要真正的常備軍。雖然可以靠長時間滯留兵募來達到這一目的，但是負責用就是思鄉的兵募大量逃亡，以及老百姓不願意被徵召為兵募。

更關鍵是這些不願意當兵的，被強徵來的老百姓如何保證軍隊戰鬥力？這可是和多個強敵進行作戰。

所以，唐玄宗不得已改兵募為募兵。而且募兵制下，當兵並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是一個家族的事情。士兵的軍餉要用來養活一家子。

而實行募兵制以後，駐守邊境的軍隊，雖然還是叫“長征健兒”，但事實上已經不在輪換，而是終身制服役。這樣一來，將領就完全有條件和手下終生服役的軍隊建立起非常緊密的關係。

而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把地方財政和糧食徵集權力完全下放給州郡節度使，這樣，將領有獨立的地盤，獨立的金錢和物資以及終生制軍隊，這三者結合那可不就是擁兵自重嗎？

這種情況不改變，就算節度使不擁兵自重，節度使下面的將軍裡總有人會忍不住擁兵自重，然後這個擁兵自重的將軍就會輕易趕走那個不擁兵自重的節度使，自己擔任節度使。

而安史之亂後，皇帝為了應對地方半獨立節度使，只能組建完全聽命於皇帝的大兵團。然而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募兵制下，一個士兵背後就是一個家族。

以唐皇組建的神策軍為例，神策軍常年保持三十萬人規模，而以一個士兵背後有四口之間計算，那麼背後就是120萬人，三十萬個四口之家。

而唐朝中央或者地方州郡發生經濟危機或者農業大減產怎麼辦？只能裁兵，但是正如我說的，募兵制下一個士兵背後就是一個家庭，有多少士兵就有多少戶家庭。

這些募兵制下計程車兵又沒有一技之長，除了殺人打仗以外，唐代裁撤士兵又不會給錢，或者只給很少的錢，根本不夠這些士兵生活。

這些士兵也不會坐以待斃，也不會看著自己和家人餓死，那麼就會裹挾軍官造反或者說“武裝抗議”，而如果軍官不同意出頭，那麼這些準失業士兵就會殺掉這個軍官，換另一個願意出頭的軍官。

所以，嚴格來說，唐朝中後期不能保證將軍的忠誠度，根本原因是軍隊構成發生變化，給想不忠誠的將軍提供了最合適的溫床，而募兵制度下，士兵為了避免失業，往往會找將領帶頭“武裝抗議”，尤其是隸屬唐皇的神策軍。

很多時候神策軍的軍官不是想要鬧事，而是他們不配合鬧事士兵，他們自己小命都難保。

而這個問題別說唐朝，一直延續到五代的後唐時期，在後唐莊宗麾下才算解決，怎麼解決的呢？

殺光鬧事計程車兵和他們的家屬，而且在後唐莊宗大屠殺之前，之前已經如此殺戮過幾回了。當然，這些禁軍反撲也很厲害，李存勖就死在鬧事禁軍反撲之下。

也就是說，解決駐守京師的禁軍鬧事問題的方法，在歷史上就是多個皇帝對這些鬧事的禁軍以及他們的家庭進行毀滅性的打擊，在持續打擊大概20年後，終於把這些鬧事的禁軍以及他們的家屬全部肉體消滅了。

唐朝中後期，藩鎮林立，不僅地方軍隊不聽中央政府調遣，甚至連神策軍也也在宦官的掌控之下。宦官專政、藩鎮割據已經成為了領統治者極為頭疼的問題。

公元763年，安史之亂平定，為了儘早結束戰爭，安史叛將均被授予節度使一職。其中勢力最為龐大的藩鎮為河北地區的魏博等鎮。為了制衡這幾個藩鎮，朝廷設立昭義等鎮，結果藩鎮越設越多。剛開始除河朔三鎮以外大多數藩鎮還是聽從調遣的，但是到了唐朝中後期，大多數藩鎮看到朝廷地位下降，開始不聽調遣抗衡朝廷。

藩鎮的性質決定了其士兵不會聽從朝廷號令

節度使擁有地方軍政大權，特別是河北地區的藩鎮不用向中央繳納賦稅。在這些地區，士兵的軍餉由節度使直接發放，在這些士兵心中，只有節度使而沒有皇帝，誰給他們錢，他們就為誰打仗，藩鎮猶如一個獨立的王國。因此，在唐朝中後期，中原一帶藩鎮的軍隊皇帝已經無法控制。

（唐末疆域圖）

中央禁軍指揮權不在皇帝手中

地方軍隊不聽號令，那麼中央禁軍如何呢？提到禁軍就不得不提神策軍。在代宗以前，神策軍是西北邊軍，公元763年，吐蕃進犯長安，禁軍潰敗，魚朝恩率神策軍護衛代宗，自此神策軍成為中央禁軍。本來銳意進取想恢復大唐榮耀的德宗皇帝遭遇涇原兵變後心灰意冷，不再相信朝臣，在他看來除了宦官以外，其他人不值得信任，便將神策軍指揮權交給宦官。但是令德宗沒有想到的是，正是這些宦官利用軍權操縱朝廷，甚至任意廢立皇帝。唐文宗曾哭著說：“赧、獻尚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神策軍碑—柳公權）

政策上的失誤導致唐朝皇帝后期如同傀儡，由於各個藩鎮之間需要統一的平衡，在藩鎮林立的情況唐朝下仍舊能繼續存續一百多年，而黃巢的出現打破這一平衡，唐朝便滅亡了。

軍權和皇權的矛盾。

唐朝初期，一直沒有很好的辦法處理皇權和軍權之間的關係。因為唐太宗本人是軍旅出身，他相當於唐朝的一員大將。

而李淵作為唐朝的開國皇帝，卻被唐太宗李世民給架空了。後來李世民更是殺掉了太子李建成，逼迫唐高祖李淵退位，從而奪取了皇位。

也就是說從唐太宗自身開始，就完成了大將奪權稱帝的事情。而正因為他本人是將領出身，所以他有意無意地就忽略了將領不聽皇帝命令，這件極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發現，唐太宗的大將侯君集是可以帶兵造反的。而唐太宗對這件事的解決辦法很粗暴，那就是自己掌握軍權，誰也沒辦法從他手裡奪權，畢竟他常常帶兵出征。

可到了他兒子李治時期，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李治是個文弱書生，除了孝順，壓根就沒有什麼特殊的才能。對於軍事更是一竅不通，那麼這個時候問題就出現了。

皇帝對軍權的掌控，完全失去了能力。那麼軍隊的將領為什麼要聽從皇帝的調遣呢？這就要看將領們的自覺程度了。

不得不說武則天的能力空前強大，李隆基也不簡單。

我認為要不是武則天在李治同時期執政的話，軍隊必然會成為皇權的重要隱患。武則天為了奪權，在軍政界都培養了不少自己的親信。

武則天是關隴集團的送葬者，這話一點也不假。因為她所培養出來的人，全部都是寒門子弟。她透過寒門子弟奪取了軍權，從而控制住了朝政。

寒門子弟也樂於聽從武則天的調遣，因為武則天本人所處於的家族，也不是關隴集團。一拍即合之下，也沒有出現皇權被顛覆的情況。

等到李隆基篡位以後，一切又發生了變化。雖然名義上是唐睿宗被推上皇位，還假惺惺地要從兒子裡選太子。

分遣萬騎往玄武門殺羽林將軍韋播、高嵩，持首而至，眾歡叫大集。攻白獸、玄德等門，斬關而進，左萬騎自左入，右萬騎自右入，合於凌煙閣前。時太極殿前有宿衛梓宮萬騎，聞噪聲，皆披甲應之。韋庶人惶惑走入飛騎營，為亂兵所害。於是分遣誅韋氏之黨，比明，內外討捕，皆斬之。乃馳謁睿宗，謝不先啟請之罪。睿宗遽前抱上而泣曰：“宗社禍難，由汝安定，神祇萬姓，賴汝之力也。”---《舊唐書》

其實瞎子都看得出來，掌握兵權的李隆基，那才是真龍天子。因為李隆基出兵推翻了韋后政權，也是李隆基掃清了太平公主的力量。所以唐睿宗壓根就沒有實權，這又是一次軍權取締皇權的事件。

只不過軍權的主人翁是下一任皇帝，也是李唐王朝的子孫，所以大家覺得沒什麼奇怪的。唐睿宗沒做幾年皇帝，就被李隆基給封為了太上皇，從此李隆基正式成為了帝國的主人。

安祿山奪權就顯得比較困難了。

我們只看到李家子孫世代相傳，卻沒有意識到，其實是軍權奪取了皇權。當然，以皇子身份奪權，要來的順理成章的多。

所以後來的安祿山問題就暴露出來了，同樣是軍權的代表人物，安祿山手裡擁有二十萬大軍。他也萌生了奪取皇權的想法，並且也是這麼實施的。

可是他不是李家子孫，不是大唐王朝的嫡系，所以自然是困難重重。軍權第一次受挫，主要就是因為安祿山並不是李家子孫而已。

十五年正月，賊竊號燕國，立年聖武，達奚珣已下署為丞相，五月，南陽節度魯炅率荊、襄、黔中、嶺南子弟十萬餘，與賊將武令珣戰於葉縣城北枌河，王師盡沒。六月，李光弼、郭子儀出土門路，大破賊眾於常山郡東嘉山，河北諸郡歸降者十餘。祿山窘急，圖欲卻投范陽。會哥舒翰自潼關領馬步八萬，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為賊覆敗，翰西奔潼關，為其帳下執送於賊。---《舊唐書》

這是軍權第一次正面跟皇權碰撞。我們會發現安祿山其實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差點就取代了李家，成為帝國的主人。

皇權也因此受到重創，這就是大唐王朝的分水嶺。失去軍權的李隆基，也無奈地受到了自己兒子唐肅宗李亨的掣肘，因為李亨這個時候得到了郭子儀等擁有軍權之人的支援。

在郭子儀、李光弼等人的努力之下，大唐王朝再次趨於統一。但是也同時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那就是藩鎮割據時代的到來。

藩鎮割據是唐王朝的致命傷。

可以說藩鎮割據導致了唐王朝的滅亡，因為後期滅了唐王朝的朱溫，其實就是藩鎮割據中的一員。

安史之亂過後，節度使們逐漸意識到了一點，皇權也未必就是不可侵犯的。只要有足夠的兵力，軍權牢牢掌握在手裡的話，那麼完全是有機會取代李家皇帝的。

所以是安祿山和史思明的行為，點醒了這些節度使。即使唐肅宗消滅了叛亂，也無法消滅這些節度使們腦子裡的想法了。

於是自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兗數十州，畢罹其毒。賊圍陳郡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舊唐書》

他們紛紛仿造安祿山發展壯大的過程，開始在自己的地盤上謀求發展。其中的傑出代表人物，那就是河朔的節度使們。

河朔節度使在中唐時期，已經不需要向唐王朝繳納稅賦。因為只有真正在自己的地盤上擁有賦稅權，才能養活更多計程車兵。

有了士兵，這些節度使才能跟唐王朝叫板。所以他們名義上雖然沒有造反，實際上卻早就背叛了唐王朝。他們之所以沒有用軍權去挑戰皇權，那是因為安祿山給他們做了一個榜樣，只有發展到安祿山那個規模，或者說唐王朝出現內亂，才有機會再次挑戰皇權。

朱溫滅唐只是一個形式，唐王朝早就沒什麼控制權了。

唐朝的皇權，伴隨著節度使們的日益壯大，早就開始此消彼長。皇權漸漸沒什麼作用，軍權的代表人物一個個都冒了出來。

但是這個時候還沒有人願意出來做這個出頭鳥，誰都不想做第一個挑戰大唐皇權的那個人。這就跟戰國時期，誰都知道周天子就是個形式，可誰都不願意去滅了他一樣。最後秦昭襄王滅了周天子，那是因為秦昭襄王覺得自己已經很牛了。

直到黃巢的出現，讓天下節度使們再次燃起了爭奪皇權的希望。黃巢動搖了唐王朝的根本，唐朝皇帝從此徹底失去了對全國節度使們的控制權。

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依前 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令候收復京闕，即得赴鎮。四月，巢軍自藍關南走，帝 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乃率部下一旅之眾，仗節東下。七月丁卯，入於梁苑。是 時，帝年三十有二。時蔡州刺史秦宗權與黃巢餘孽合從肆虐，共圍陳州。久之， 僖宗乃命帝為東北面都招討使。---《舊五代史》

地方上有忠於皇權的節度使，那隻能說他們是比較老實的，一般的節度使此刻都已經背叛了唐王朝，擁兵自重當然不在話下。

朱溫成為唐朝節度使以後，本也想安分守己。奈何你要是老實了，別人就會帶人來揍你，無奈之下你只能反擊，所以朱溫是亂世給逼出來的梟雄。他滅亡唐朝也只是因為他比較大膽而已，畢竟當時唐朝已經名存實亡了。

總結：唐朝帝王非軍旅出身，又沒有控制軍權的辦法。

宋朝皇帝杯酒釋兵權，時常對軍隊將領進行打壓，有宋一代的軍事將領，都沒什麼太高的地位。

明朝朱元璋開國以後，大肆殘殺昔日將領，導致朱元璋去世以後，明王朝失去了能征善戰的武將，所以朱棣才會篡位成功，而朱棣是帶兵出身的將領。此後武將的地位也比文臣低下很多，沿用了宋朝以文制武的方略。

而唐王朝從始至終都在刻意迴避這件事，軍權和皇權之間的衝突，早就成為了唐王朝的致命傷。唐王朝的前半段統治者基本都是軍旅出身，要麼就是手握軍權，所以這件事並不明顯。

可到了中後期，唐王朝的皇帝，基本上那就是一個時代的吉祥物，沒有任何皇權可言。由此可見，槍桿子裡才是真正的政權所在。

參考資料：

《新唐書》

《舊唐書》

《舊五代史》

首先，有兩個基本原因。一是唐玄宗後期為對付邊疆的敵人，將地方財權、軍權、政權集中在地方節度使身上。而且玄宗還讓節度使身兼數職，可以同時擔任多地區的節度使。

各地節度使做大之後野心膨脹，導致了安史之亂。此後，一系列的錯誤處理導致了本可以很快解決的叛亂變得曠日持久，最終中央和地方政府陷入僵局，被迫妥協。

其次是財政。看來黃仁宇先生說，中國的經濟狀況在封建王朝晚期是很差的。唐朝末年，正好是這個階段。統治階級人口迅速增加，奢侈之風日益盛行，導致中央財政惡化。如果中央沒有錢支援地方士兵，地方士兵就沒有歸屬中央政府的意識。

自唐玄宗以來，唐朝一直在經歷中央政府與藩鎮之間的妥協與戰爭的迴圈。事實上，不少唐朝皇帝比如唐德宗在他在位的時候仍然急於解決這個問題。結果，都是經常失敗的，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解決藩鎮問題的必要條件是：一是要有強大國力，比如貞觀開元時期，唐朝皇室威信強大，自然可以壓服藩鎮。

唐憲宗雖然名義上統一了藩鎮，但唐憲宗一死，河北三鎮再也沒有恐懼的人，經過一系列的兵變，新的一批地方軍閥再度出現。一系列連鎖反應破壞了良好的局面。

其次，安史之亂使人口銳減，這是極其殘酷的。但從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角度看，也減少了當時人地矛盾。事實上，安石起義平定後，唐朝雖然經歷了大規模戰亂，但是國民人口快速恢復。如果唐肅宗、唐代宗和唐德宗沒有倉促行事，打下堅實的基礎，唐憲宗就不會那麼難恢復他的權威。

三是第一代藩鎮實戰，地方控制力和戰鬥力強。但是威望是不能繼承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藩鎮雖然已經失去了威望和戰鬥力，但是已經是尾大不掉，所以帝王無法掌控。

事實上，在後期，唐代明相李德裕也清楚地看到，地方藩鎮的繼承者也需要皇帝的任命來鎮壓下屬。事實上，這也是唐太宗、德宗失敗、唐憲宗表面成功的深層次原因。

第四，晚唐的國際環境越來越好，回紇不再強大，唐武宗時期甚至被徹底摧毀。而且吐蕃也開始衰落，甚至在唐朝分裂滅亡之前，無河湟地區還被張議潮收復。但是，晚唐混亂的根源在於朝廷的混亂。朝廷混亂的根源在於皇帝的任性，大臣之間的爭鬥，太監的專橫。在這樣的背景下，士兵自然難以掌控， 他們已經不知道自己在效忠誰，可以說整個唐朝已經是日暮途窮，所以不聽指揮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唐朝其實不僅是中後期不能保證軍隊將領的忠誠度，就是在唐朝前期，軍隊將領包括中央軍將領的忠誠度都是不能保證的，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玄武門兵變。

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由於在唐朝建立與打天下的過程中基本沒有親自帶兵打仗的經歷，軍權都掌握在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幾個兒子及李神通李瑗李孝恭等兄弟侄子手裡，尤其是秦王李世民因為帶兵平定薛仁杲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等北方群雄，成為唐朝軍權最大的軍隊將領，手下文臣名將如雲，最終導致玄武門兵變的發生。根據《舊唐書》記載:

隱太子李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乃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玄武門兵變就可以看出，幾乎沒有忠於皇帝李淵的軍隊將領，皇帝李淵與幾個宰相都被秦王李世民的親信大將尉遲恭等人控制，連守衛玄武門的禁軍將領常何、敬君弘、呂世衡等也都被秦王李世民收買，與忠於皇太子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的將領馮立、薛萬徹、謝叔方等作戰，兩邊打得熱火朝天血流成河，連敬君弘、呂世衡等將領都戰死，可見戰鬥非常慘烈。

由於唐朝藩王暨軍隊將領勢力很大，對皇帝的忠誠度主要看皇帝的個人能力，唐高祖李淵對軍隊將領的控制程度就明顯不如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奪取唐朝的最高權力以後，立即除掉了忠於李建成的羅藝、李瑗等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

比如幽州大都督李瑗是唐高祖李淵的堂侄，手中就有很大的兵權，在李建成被李世民殺害後，李瑗的謀士王利用就建議他起兵反抗李世民:

“山東豪傑曾受竇建德所用，如今失職而與編戶平民一樣，這些人惟恐天下不亂，如大旱之時盼望時雨。大王如能派遣使者，恢復他們的舊職，隨其所在招募兵馬，諸州如有不從，則立即予以誅討，那麼河北之地就可唾手而得。然後派遣王詵對外聯絡突厥，道經太原南下蒲、絳地區，大王整頓車駕西入關中，兩軍合勢，不出旬月天下可定。”

可惜李瑗優柔寡斷，被李世民安插他身邊的大將王君廓除掉，王君廓不久也被唐太宗李世民除掉，可見對地方手握重兵的將領控制，主要依賴皇帝的個人能力。

唐太宗李世民與唐高宗李治時期掌握最高權力的皇后武則天都具有雄才大略的鐵血手腕，對軍隊將領控制非常厲害，尤其是武則天心狠手辣，縱橫捭闔，她殺害流放了功勳卓著的程務挺、李孝逸、黑齒常之等手握重兵的軍隊將領，把軍隊將領玩弄於股掌之上。

到了武則天晚年經常生病，她對軍隊的控制力下降，於是發生了神龍政變，軍隊將領都倒向皇太子李顯一邊，武則天的武周王朝被推翻，唐中宗李顯恢復唐朝。

唐中宗李顯雖然性格忠厚軟弱，他寵愛放縱皇后韋香兒、寵妃上官婉兒、女兒安樂公主、妹妹太平公主等絕世美女權傾天下，但唐中宗李顯對軍隊將領的掌控還是不錯的，比如皇太子李重俊發動景龍兵變殺死武三思父子以後，又帶兵圍攻皇宮要殺上官婉兒，卻被唐中宗李顯派兵鎮壓。

唐中宗李顯被皇后韋香兒與安樂公主等人毒死以後，韋香兒想效仿武則天做女皇帝，但韋香兒個人能力遠遠不如武則天，她任人唯親讓韋家子弟擔任禁軍將領，但她卻無法保證中下級軍官的忠誠度，結果韋香兒、安樂公主、上官婉兒等都被李隆基發動唐隆兵變殺死。

太平公主擁立哥哥唐睿宗李旦復位以後權傾天下，雖然宰相與禁軍將領都是她的親信，但她同樣對軍隊將領的掌控力不如唐玄宗李隆基，結果被唐玄宗李隆基發動先天兵變殺死。

唐玄宗李隆基對軍隊將領的控制力是非常強的，開創了開元盛世，但李隆基晚年霸佔兒媳楊玉環，因為寵愛楊玉環變得越來越昏庸，李隆基與楊玉環對他們的乾兒子安祿山過於寵信，安祿山不僅成為唐朝軍權最大的將領，擁有近二十萬軍隊，而且安祿山還與楊玉環偷情，為了徹底得到絕代佳人楊玉環，安祿山不惜背叛李隆基發動安史之亂，成為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安史之亂雖然被唐朝平定，但地方藩鎮的勢力越來越大，唐朝中後期皇帝對軍隊將領的控制力不斷下降，但總體上唐朝皇帝的中央政府軍事力量還是大於地方藩鎮的軍事力量，因此唐朝雖然衰落還不至於滅亡。

雖然唐憲宗一度平定藩鎮實現名義上的統一，但積重難返，唐朝皇帝對地方藩鎮的控制力的下降趨勢無法改變。

尤其是黃巢起義給唐朝致命打擊，黃巢起義以後，唐朝已經病入膏肓，朱溫李克用等軍閥混戰，天下大亂。唐昭宗李曄雖然勵精圖治，剷除宦官專權，但唐昭宗討伐強大的軍閥李克用導致寶貴的禁軍損失慘重，從此唐昭宗徹底失去對軍隊將領的控制，成為被奸雄朱溫控制的傀儡皇帝，唐朝不久也徹底滅亡。

因為根本無法保證，軍隊將領的忠誠度是靠皇家的威望撐起來的。可是中晚唐的李唐皇室威望卻是與日俱降，遠遠無法和初唐時相比。

此時的唐朝，在經歷過安史之亂的打擊之後，國力已經衰弱到了必須依靠藩鎮之間互相制衡來維護名義上的統治，財賦糧帛完全依靠東南數州供給的地步了。如果運送糧食的河運一旦受阻，就會直接威脅到京師長安的安定，負責保衛首都的禁衛軍就會隨時有異動的可能。中晚唐時期因為軍隊糧餉問題而導致的兵變層出不窮，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再次，唐玄宗時期邊境廣泛實行的節度使制度，經過了安史之亂的洗禮，節度使越封越多，不近邊疆有，靠近邊疆的臨近地區也有，兩京周邊地區同樣有設定。而節度使擁有所轄地區廣泛的財權與軍權乃至地方官吏的任免權。這就使的節度進化成了藩鎮，極大地威脅唐朝中央的統治權威，使得中央命令在強藩耳裡形同虛設，中央指揮不動藩鎮，久而久之，中央的權威越來越低，自然也就不把皇帝的命令放在眼裡，將領的忠誠度自然也越來越低。

至於中央軍，安史之亂之後出於對地方藩鎮的憂懼心理，皇帝開始把中央軍隊的指揮權下放到最為放心的宦官手裡，又形成了宦官把持軍隊的傳統。原本直屬於皇帝的神策軍成了宦官的私人軍隊，甚至能干預皇帝的廢立，整個皇權徹底被破壞了。

這也就不難理解唐朝中晚期皇帝難做的原因了。原本擁有無限威望的皇帝此時卻有了兩個甩不掉的掣肘，無論是權宦還是強藩，都不是弱勢皇帝所能招惹的，這就使得皇帝更易頻繁，死於非命者居多。自然也就更談不上中央將領的支援度了。

當時的皇帝已經沒有權利。一幫閹人說了算。沒有權利就意味著給不了別人更大的前程。你地位高。但是你對我一點用處沒有。我最多見了你客客氣氣的。但是有了更大的利益。肯定會毫不猶豫的給你一刀。

中後期的唐朝唐朝雖然是真的實力強盛，但是那是對外部的多實力強盛，對內部的地方勢力之間卻沒有絕對的統治和壓制能力，這個是非常危險的，這樣的情況對於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來說也是非常的危險。沒有控制地方的勢力，雖然能夠抵抗外來的侵略，但是卻不能制止或者阻止內部的分裂趨勢，這就是個有點得不償失的狀況。

所以很難保證將領忠誠。

兵制

唐朝初年實行“府兵制”，男子20歲以上，60歲以下，都要服兵役，稱為“府兵”。平時在家務農，暇時訓練。官府徵發時，府兵須自備兵器及資糧，分批輪流宿衛京師，守衛邊境。統領府兵的折衝府，唐太宗貞觀十年（636）時共有634個，大多分佈於京師附近的關內、河東、河南等道，僅關內道就有261個。用意在“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以確保中央政權的安全與穩固。當時朝廷兵源充足，兵多將廣，軍隊都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調動、指揮自如。個別有野心的地方軍事將領即使反叛，憑其實力也是無法顛覆強大的中央政權的。

從高宗時起，農民因不堪自備兵器及資糧的重負，紛紛逃避兵役，府兵制逐漸廢馳。至玄宗天寶八載（749），這項制度實際已歸於消亡，募兵制很快取代了府兵制。宿衛京師計程車兵，也是招募來的，都是市民，其中相當一部分為商賈子弟及市井無賴。入伍以後，很少訓練，富有者忙著經商牟利，強壯者忙著玩耍：“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這是一群烏合之眾。由他們充當天子的禁衛軍，其戰鬥力可想而知。天子直接掌握的軍隊之脆弱，與藩鎮掌握的軍隊之剽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當時朝廷幾乎到了無兵可用的地步，精兵強將都在藩鎮的手裡，形成了外重內輕、弱幹強枝的極不正常的局面。一旦藩鎮作亂，朝廷派有限的、素質很差的禁衛軍去平叛，無異於羊入虎口。若是調動別的藩鎮去鎮壓，他們則陽奉陰違，根本就不會賣力。他們不會幫助朝廷去消滅其同類，但會乘機向朝廷額外索要軍隊給養。朝廷白白送了鉅額的錢糧、物資給他們，卻沒有達到平息叛亂的目的。《新唐書》說：“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唐朝中期以後養了那麼多兵，不但沒有能防止動亂，相反卻成為動亂的根源。

世風敗壞

　　眾所周知，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成為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經此浩劫之後，社會經濟遭受沉重打擊，唐朝社會國力遭受到重創。平息戰亂之後，唐王朝又陷入“藩鎮割據”的泥潭之中而疲於應付。這一切使得唐朝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均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社會風氣方面亦不例外，集中表現為唐前期社會所展現的濃郁開放風氣轉而變淡，甚至向其反面演化，逐漸趨於保守。

　 由於安史之亂系由胡人發起且給唐王朝帶來了沉重的災難，加上吐蕃又乘戰亂之際在數年之間侵佔唐河西隴右數十州，且回紇在安史之亂時雖有助戰之功，但每戰必索取豐厚報酬，另每攻克城池之後，均燒殺劫掠。再加上回紇又強迫唐王朝與之進行不等價的馬絹貿易，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但其馬體質弱劣，多無所用。《新唐書-兵志》就稱：“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絹，馬皆病弱不可用。”胡人的所作所為使得唐王朝及唐朝華人大為不滿，日久則漸生怨心。因此唐代社會便會自覺的對在唐前期社會興盛的“胡化”風氣加以抵制，以取得心理平衡，夷夏之防亦因此轉嚴。

　　而與此同時，由於少數民族的侵擾和社會局面的動盪，使得唐朝後期的統治者不得不加強了對社會關係的調整和社會文化的控制。很自然的，以強調“夷夏之別”與重視禮法人倫的儒學作為一種有利的思想武器，重新被肯定和重視起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儘管唐代前期儒學的發展狀況與專制政治的發展有不適應之處，但由於統治體制的整體功能較強，思想方面的缺陷就顯得不那麼突出。然而到唐代後期，隨著政治體制失去平衡和中央集權的控制力削弱，儒學不能起到應有作用，思想方面的缺陷就日益突出。　

　

由於安史之亂系由胡人發起且給唐王朝帶來了沉重的災難，加上吐蕃又乘戰亂之際在數年之間侵佔唐河西隴右數十州，且回紇在安史之亂時雖有助戰之功，但每戰必索取豐厚報酬，另每攻克城池之後，均燒殺劫掠。再加上回紇又強迫唐王朝與之進行不等價的馬絹貿易，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但其馬體質弱劣，多無所用。《新唐書-兵志》就稱：“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絹，馬皆病弱不可用。”胡人的所作所為使得唐王朝及唐朝華人大為不滿，日久則漸生怨心。因此唐代社會便會自覺的對在唐前期社會興盛的“胡化”風氣加以抵制，以取得心理平衡，夷夏之防亦因此轉嚴。 　　 而與此同時，由於少數民族的侵擾和社會局面的動盪，使得唐朝後期的統治者不得不加強了對社會關係的調整和社會文化的控制。很自然的，以強調“夷夏之別”與重視禮法人倫的儒學作為一種有利的思想武器，重新被肯定和重視起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儘管唐代前期儒學的發展狀況與專制政治的發展有不適應之處，但由於統治體制的整體功能較強，思想方面的缺陷就顯得不那麼突出。然而到唐代後期，隨著政治體制失去平衡和中央集權的控制力削弱，儒學不能起到應有作用，思想方面的缺陷就日益突出起來。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不斷提出復興儒學的要求。”不僅唐中後期統治者力圖提倡復興儒學，以加強思想控制，尋常貴族士大夫在歷經戰亂之後，也都在尋求穩定社會秩序的方法，以保障自己地位的鞏固，維護自己的利益，強調禮法觀念的儒學自然而然的被重新提倡起來。 統治者的猜忌 　　　　

在政治方面，唐代後期在用人舉賢上統治者不再具有博大的相容幷包的心胸和氣魄了，而是強調“夷夏之辨”觀念和積極倡導新儒學，直接導致了仕唐蕃將受到排擠而日益減少以及婦女參政人數的減少。唐王朝疏忌蕃將，自“安史之亂”時就已開始。例如在對待討伐“安史之亂”之主將、與郭子儀齊名的唐朝元勳李光弼，因其是契丹人，唐朝廷對其屢加猜忌，從而致使光弼先是因與“程元振不協”，擁兵不赴京師之難，後又“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且“田神功等，皆不稟命”，最終導致光弼“愧恥成疾”，“鬱鬱而終”。這則史料雖僅談及李光弼與朝臣不和，但究其實質而言，未嘗不是這些朝臣在朝廷授意下而與李光弼為難的。同樣的遭遇，我們還可從蕃將僕固懷恩（鐵勒血統）和李懷光（靺鞨血統）的仕唐經歷中獲得，限於篇幅，本文便對此不再詳述。至於唐王朝對於擁兵自重的具有胡族血統的藩鎮將帥的防範和猜忌，更是不言自明，毋庸多講。 　

唐代中期開始藩鎮豪強割據，政府軍疲於奔命，沙陀等遊牧民族大量內附混居，長久心必異，經玄宗李隆基暮年懶散腐化治國，終釀安史禍亂，邊鎮擁兵自立，中央無力制約，如河北地界已實際獨立，朝廷日益成為擺設，終被豪強朱全忠所滅

軍隊的形式發生了重大改變。

在安史之亂前，唐代軍隊主體是兵募和府兵。

兵募雖然打著“自願從軍”的旗號，但事實上是一種強制徵兵，因為唐朝會把需要兵募數量細分到每一個州郡，不管採取什麼手段，每個下達任務的州郡必須要把“兵募”人數湊齊，州郡為了完成任務，只能強徵了。不過好在兵募是唐朝朝廷提供糧食，比秦漢時期自帶乾糧的更卒強多了。

而府兵在唐朝初期還類似於西方騎士，擔任府兵是朝廷給中低階官員（六品以下官員子弟）和庶族地主子弟的福利。而府兵制被李治、武則天兩口子弄崩潰後，城傍取代了府兵的職能。唐玄宗時期名將哥舒翰、王忠嗣都是“城傍”出身。

但是不管是府兵還是兵募以及城傍，本質上都是有服役年限的部隊。

也就是說在唐朝實行募兵制度前，唐朝事實上是沒有“常備軍”的，包括守衛長安的禁軍，其實也不是常備軍。

無論是邊軍還是禁軍，其實都是由不同的義務兵填充。

舉一個例子，在遼東需要2萬士兵駐守，那麼這2萬人其實是由服役三個月的A地兵募、B地兵募、C地兵募、D地兵募輪番服役三個月構成的，也就是從外部看，常年遼東確實有2萬軍人，但其實2萬軍人已經由ABCD等各地兵募填充了。

長安禁軍同樣如此，當然，長安禁軍軍制很複雜，我這裡就簡單介紹一下，長安禁軍除了少部分守衛皇宮的精銳外，其餘也和遼東兵募一樣，靠各地上番的府兵來填充。

這麼做的好處就是在實行募兵制以前，唐朝將軍想要“擁兵自重”非常困難，因為將領手下的軍隊每隔幾個月就要全換一遍，將領根本沒時間熟悉手下軍隊，軍隊就又換一批人了。

那麼，唐玄宗為什麼要改義務兵制為募兵制呢？

這還是和唐朝當時國情有關，雖然唐玄宗開元時期，唐軍同時在西北、東北地區“開疆拓土”，即使從保持戰鬥力角度考慮，此時唐朝需要真正的常備軍。雖然可以靠長時間滯留兵募來達到這一目的，但是負責用就是思鄉的兵募大量逃亡，以及老百姓不願意被徵召為兵募。

更關鍵是這些不願意當兵的，被強徵來的老百姓如何保證軍隊戰鬥力？這可是和多個強敵進行作戰。

所以，唐玄宗不得已改兵募為募兵。而且募兵制下，當兵並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是一個家族的事情。士兵的軍餉要用來養活一家子。

而實行募兵制以後，駐守邊境的軍隊，雖然還是叫“長征健兒”，但事實上已經不在輪換，而是終身制服役。這樣一來，將領就完全有條件和手下終生服役的軍隊建立起非常緊密的關係。

而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把地方財政和糧食徵集權力完全下放給州郡節度使，這樣，將領有獨立的地盤，獨立的金錢和物資以及終生制軍隊，這三者結合那可不就是擁兵自重嗎？

這種情況不改變，就算節度使不擁兵自重，節度使下面的將軍裡總有人會忍不住擁兵自重，然後這個擁兵自重的將軍就會輕易趕走那個不擁兵自重的節度使，自己擔任節度使。

而安史之亂後，皇帝為了應對地方半獨立節度使，只能組建完全聽命於皇帝的大兵團。然而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募兵制下，一個士兵背後就是一個家族。

以唐皇組建的神策軍為例，神策軍常年保持三十萬人規模，而以一個士兵背後有四口之間計算，那麼背後就是120萬人，三十萬個四口之家。

而唐朝中央或者地方州郡發生經濟危機或者農業大減產怎麼辦？只能裁兵，但是正如我說的，募兵制下一個士兵背後就是一個家庭，有多少士兵就有多少戶家庭。

這些募兵制下計程車兵又沒有一技之長，除了殺人打仗以外，唐代裁撤士兵又不會給錢，或者只給很少的錢，根本不夠這些士兵生活。

這些士兵也不會坐以待斃，也不會看著自己和家人餓死，那麼就會裹挾軍官造反或者說“武裝抗議”，而如果軍官不同意出頭，那麼這些準失業士兵就會殺掉這個軍官，換另一個願意出頭的軍官。

所以，嚴格來說，唐朝中後期不能保證將軍的忠誠度，根本原因是軍隊構成發生變化，給想不忠誠的將軍提供了最合適的溫床，而募兵制度下，士兵為了避免失業，往往會找將領帶頭“武裝抗議”，尤其是隸屬唐皇的神策軍。

很多時候神策軍的軍官不是想要鬧事，而是他們不配合鬧事士兵，他們自己小命都難保。

而這個問題別說唐朝，一直延續到五代的後唐時期，在後唐莊宗麾下才算解決，怎麼解決的呢？

殺光鬧事計程車兵和他們的家屬，而且在後唐莊宗大屠殺之前，之前已經如此殺戮過幾回了。當然，這些禁軍反撲也很厲害，李存勖就死在鬧事禁軍反撲之下。

也就是說，解決駐守京師的禁軍鬧事問題的方法，在歷史上就是多個皇帝對這些鬧事的禁軍以及他們的家庭進行毀滅性的打擊，在持續打擊大概20年後，終於把這些鬧事的禁軍以及他們的家屬全部肉體消滅了。

唐朝中後期，藩鎮林立，不僅地方軍隊不聽中央政府調遣，甚至連神策軍也也在宦官的掌控之下。宦官專政、藩鎮割據已經成為了領統治者極為頭疼的問題。

公元763年，安史之亂平定，為了儘早結束戰爭，安史叛將均被授予節度使一職。其中勢力最為龐大的藩鎮為河北地區的魏博等鎮。為了制衡這幾個藩鎮，朝廷設立昭義等鎮，結果藩鎮越設越多。剛開始除河朔三鎮以外大多數藩鎮還是聽從調遣的，但是到了唐朝中後期，大多數藩鎮看到朝廷地位下降，開始不聽調遣抗衡朝廷。

藩鎮的性質決定了其士兵不會聽從朝廷號令

節度使擁有地方軍政大權，特別是河北地區的藩鎮不用向中央繳納賦稅。在這些地區，士兵的軍餉由節度使直接發放，在這些士兵心中，只有節度使而沒有皇帝，誰給他們錢，他們就為誰打仗，藩鎮猶如一個獨立的王國。因此，在唐朝中後期，中原一帶藩鎮的軍隊皇帝已經無法控制。

（唐末疆域圖）

中央禁軍指揮權不在皇帝手中

地方軍隊不聽號令，那麼中央禁軍如何呢？提到禁軍就不得不提神策軍。在代宗以前，神策軍是西北邊軍，公元763年，吐蕃進犯長安，禁軍潰敗，魚朝恩率神策軍護衛代宗，自此神策軍成為中央禁軍。本來銳意進取想恢復大唐榮耀的德宗皇帝遭遇涇原兵變後心灰意冷，不再相信朝臣，在他看來除了宦官以外，其他人不值得信任，便將神策軍指揮權交給宦官。但是令德宗沒有想到的是，正是這些宦官利用軍權操縱朝廷，甚至任意廢立皇帝。唐文宗曾哭著說：“赧、獻尚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神策軍碑—柳公權）

政策上的失誤導致唐朝皇帝后期如同傀儡，由於各個藩鎮之間需要統一的平衡，在藩鎮林立的情況唐朝下仍舊能繼續存續一百多年，而黃巢的出現打破這一平衡，唐朝便滅亡了。

軍權和皇權的矛盾。

唐朝初期，一直沒有很好的辦法處理皇權和軍權之間的關係。因為唐太宗本人是軍旅出身，他相當於唐朝的一員大將。

而李淵作為唐朝的開國皇帝，卻被唐太宗李世民給架空了。後來李世民更是殺掉了太子李建成，逼迫唐高祖李淵退位，從而奪取了皇位。

也就是說從唐太宗自身開始，就完成了大將奪權稱帝的事情。而正因為他本人是將領出身，所以他有意無意地就忽略了將領不聽皇帝命令，這件極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發現，唐太宗的大將侯君集是可以帶兵造反的。而唐太宗對這件事的解決辦法很粗暴，那就是自己掌握軍權，誰也沒辦法從他手裡奪權，畢竟他常常帶兵出征。

可到了他兒子李治時期，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李治是個文弱書生，除了孝順，壓根就沒有什麼特殊的才能。對於軍事更是一竅不通，那麼這個時候問題就出現了。

皇帝對軍權的掌控，完全失去了能力。那麼軍隊的將領為什麼要聽從皇帝的調遣呢？這就要看將領們的自覺程度了。

不得不說武則天的能力空前強大，李隆基也不簡單。

我認為要不是武則天在李治同時期執政的話，軍隊必然會成為皇權的重要隱患。武則天為了奪權，在軍政界都培養了不少自己的親信。

武則天是關隴集團的送葬者，這話一點也不假。因為她所培養出來的人，全部都是寒門子弟。她透過寒門子弟奪取了軍權，從而控制住了朝政。

寒門子弟也樂於聽從武則天的調遣，因為武則天本人所處於的家族，也不是關隴集團。一拍即合之下，也沒有出現皇權被顛覆的情況。

等到李隆基篡位以後，一切又發生了變化。雖然名義上是唐睿宗被推上皇位，還假惺惺地要從兒子裡選太子。

分遣萬騎往玄武門殺羽林將軍韋播、高嵩，持首而至，眾歡叫大集。攻白獸、玄德等門，斬關而進，左萬騎自左入，右萬騎自右入，合於凌煙閣前。時太極殿前有宿衛梓宮萬騎，聞噪聲，皆披甲應之。韋庶人惶惑走入飛騎營，為亂兵所害。於是分遣誅韋氏之黨，比明，內外討捕，皆斬之。乃馳謁睿宗，謝不先啟請之罪。睿宗遽前抱上而泣曰：“宗社禍難，由汝安定，神祇萬姓，賴汝之力也。”---《舊唐書》

其實瞎子都看得出來，掌握兵權的李隆基，那才是真龍天子。因為李隆基出兵推翻了韋后政權，也是李隆基掃清了太平公主的力量。所以唐睿宗壓根就沒有實權，這又是一次軍權取締皇權的事件。

只不過軍權的主人翁是下一任皇帝，也是李唐王朝的子孫，所以大家覺得沒什麼奇怪的。唐睿宗沒做幾年皇帝，就被李隆基給封為了太上皇，從此李隆基正式成為了帝國的主人。

安祿山奪權就顯得比較困難了。

我們只看到李家子孫世代相傳，卻沒有意識到，其實是軍權奪取了皇權。當然，以皇子身份奪權，要來的順理成章的多。

所以後來的安祿山問題就暴露出來了，同樣是軍權的代表人物，安祿山手裡擁有二十萬大軍。他也萌生了奪取皇權的想法，並且也是這麼實施的。

可是他不是李家子孫，不是大唐王朝的嫡系，所以自然是困難重重。軍權第一次受挫，主要就是因為安祿山並不是李家子孫而已。

十五年正月，賊竊號燕國，立年聖武，達奚珣已下署為丞相，五月，南陽節度魯炅率荊、襄、黔中、嶺南子弟十萬餘，與賊將武令珣戰於葉縣城北枌河，王師盡沒。六月，李光弼、郭子儀出土門路，大破賊眾於常山郡東嘉山，河北諸郡歸降者十餘。祿山窘急，圖欲卻投范陽。會哥舒翰自潼關領馬步八萬，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為賊覆敗，翰西奔潼關，為其帳下執送於賊。---《舊唐書》

這是軍權第一次正面跟皇權碰撞。我們會發現安祿山其實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差點就取代了李家，成為帝國的主人。

皇權也因此受到重創，這就是大唐王朝的分水嶺。失去軍權的李隆基，也無奈地受到了自己兒子唐肅宗李亨的掣肘，因為李亨這個時候得到了郭子儀等擁有軍權之人的支援。

在郭子儀、李光弼等人的努力之下，大唐王朝再次趨於統一。但是也同時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那就是藩鎮割據時代的到來。

藩鎮割據是唐王朝的致命傷。

可以說藩鎮割據導致了唐王朝的滅亡，因為後期滅了唐王朝的朱溫，其實就是藩鎮割據中的一員。

安史之亂過後，節度使們逐漸意識到了一點，皇權也未必就是不可侵犯的。只要有足夠的兵力，軍權牢牢掌握在手裡的話，那麼完全是有機會取代李家皇帝的。

所以是安祿山和史思明的行為，點醒了這些節度使。即使唐肅宗消滅了叛亂，也無法消滅這些節度使們腦子裡的想法了。

於是自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兗數十州，畢罹其毒。賊圍陳郡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舊唐書》

他們紛紛仿造安祿山發展壯大的過程，開始在自己的地盤上謀求發展。其中的傑出代表人物，那就是河朔的節度使們。

河朔節度使在中唐時期，已經不需要向唐王朝繳納稅賦。因為只有真正在自己的地盤上擁有賦稅權，才能養活更多計程車兵。

有了士兵，這些節度使才能跟唐王朝叫板。所以他們名義上雖然沒有造反，實際上卻早就背叛了唐王朝。他們之所以沒有用軍權去挑戰皇權，那是因為安祿山給他們做了一個榜樣，只有發展到安祿山那個規模，或者說唐王朝出現內亂，才有機會再次挑戰皇權。

朱溫滅唐只是一個形式，唐王朝早就沒什麼控制權了。

唐朝的皇權，伴隨著節度使們的日益壯大，早就開始此消彼長。皇權漸漸沒什麼作用，軍權的代表人物一個個都冒了出來。

但是這個時候還沒有人願意出來做這個出頭鳥，誰都不想做第一個挑戰大唐皇權的那個人。這就跟戰國時期，誰都知道周天子就是個形式，可誰都不願意去滅了他一樣。最後秦昭襄王滅了周天子，那是因為秦昭襄王覺得自己已經很牛了。

直到黃巢的出現，讓天下節度使們再次燃起了爭奪皇權的希望。黃巢動搖了唐王朝的根本，唐朝皇帝從此徹底失去了對全國節度使們的控制權。

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依前 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令候收復京闕，即得赴鎮。四月，巢軍自藍關南走，帝 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乃率部下一旅之眾，仗節東下。七月丁卯，入於梁苑。是 時，帝年三十有二。時蔡州刺史秦宗權與黃巢餘孽合從肆虐，共圍陳州。久之， 僖宗乃命帝為東北面都招討使。---《舊五代史》

地方上有忠於皇權的節度使，那隻能說他們是比較老實的，一般的節度使此刻都已經背叛了唐王朝，擁兵自重當然不在話下。

朱溫成為唐朝節度使以後，本也想安分守己。奈何你要是老實了，別人就會帶人來揍你，無奈之下你只能反擊，所以朱溫是亂世給逼出來的梟雄。他滅亡唐朝也只是因為他比較大膽而已，畢竟當時唐朝已經名存實亡了。

總結：唐朝帝王非軍旅出身，又沒有控制軍權的辦法。

宋朝皇帝杯酒釋兵權，時常對軍隊將領進行打壓，有宋一代的軍事將領，都沒什麼太高的地位。

明朝朱元璋開國以後，大肆殘殺昔日將領，導致朱元璋去世以後，明王朝失去了能征善戰的武將，所以朱棣才會篡位成功，而朱棣是帶兵出身的將領。此後武將的地位也比文臣低下很多，沿用了宋朝以文制武的方略。

而唐王朝從始至終都在刻意迴避這件事，軍權和皇權之間的衝突，早就成為了唐王朝的致命傷。唐王朝的前半段統治者基本都是軍旅出身，要麼就是手握軍權，所以這件事並不明顯。

可到了中後期，唐王朝的皇帝，基本上那就是一個時代的吉祥物，沒有任何皇權可言。由此可見，槍桿子裡才是真正的政權所在。

參考資料：

《新唐書》

《舊唐書》

《舊五代史》

首先，有兩個基本原因。一是唐玄宗後期為對付邊疆的敵人，將地方財權、軍權、政權集中在地方節度使身上。而且玄宗還讓節度使身兼數職，可以同時擔任多地區的節度使。

各地節度使做大之後野心膨脹，導致了安史之亂。此後，一系列的錯誤處理導致了本可以很快解決的叛亂變得曠日持久，最終中央和地方政府陷入僵局，被迫妥協。

其次是財政。看來黃仁宇先生說，中國的經濟狀況在封建王朝晚期是很差的。唐朝末年，正好是這個階段。統治階級人口迅速增加，奢侈之風日益盛行，導致中央財政惡化。如果中央沒有錢支援地方士兵，地方士兵就沒有歸屬中央政府的意識。

自唐玄宗以來，唐朝一直在經歷中央政府與藩鎮之間的妥協與戰爭的迴圈。事實上，不少唐朝皇帝比如唐德宗在他在位的時候仍然急於解決這個問題。結果，都是經常失敗的，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解決藩鎮問題的必要條件是：一是要有強大國力，比如貞觀開元時期，唐朝皇室威信強大，自然可以壓服藩鎮。

唐憲宗雖然名義上統一了藩鎮，但唐憲宗一死，河北三鎮再也沒有恐懼的人，經過一系列的兵變，新的一批地方軍閥再度出現。一系列連鎖反應破壞了良好的局面。

其次，安史之亂使人口銳減，這是極其殘酷的。但從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角度看，也減少了當時人地矛盾。事實上，安石起義平定後，唐朝雖然經歷了大規模戰亂，但是國民人口快速恢復。如果唐肅宗、唐代宗和唐德宗沒有倉促行事，打下堅實的基礎，唐憲宗就不會那麼難恢復他的權威。

三是第一代藩鎮實戰，地方控制力和戰鬥力強。但是威望是不能繼承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藩鎮雖然已經失去了威望和戰鬥力，但是已經是尾大不掉，所以帝王無法掌控。

事實上，在後期，唐代明相李德裕也清楚地看到，地方藩鎮的繼承者也需要皇帝的任命來鎮壓下屬。事實上，這也是唐太宗、德宗失敗、唐憲宗表面成功的深層次原因。

第四，晚唐的國際環境越來越好，回紇不再強大，唐武宗時期甚至被徹底摧毀。而且吐蕃也開始衰落，甚至在唐朝分裂滅亡之前，無河湟地區還被張議潮收復。但是，晚唐混亂的根源在於朝廷的混亂。朝廷混亂的根源在於皇帝的任性，大臣之間的爭鬥，太監的專橫。在這樣的背景下，士兵自然難以掌控， 他們已經不知道自己在效忠誰，可以說整個唐朝已經是日暮途窮，所以不聽指揮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唐朝其實不僅是中後期不能保證軍隊將領的忠誠度，就是在唐朝前期，軍隊將領包括中央軍將領的忠誠度都是不能保證的，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玄武門兵變。

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由於在唐朝建立與打天下的過程中基本沒有親自帶兵打仗的經歷，軍權都掌握在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幾個兒子及李神通李瑗李孝恭等兄弟侄子手裡，尤其是秦王李世民因為帶兵平定薛仁杲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等北方群雄，成為唐朝軍權最大的軍隊將領，手下文臣名將如雲，最終導致玄武門兵變的發生。根據《舊唐書》記載:

隱太子李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乃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玄武門兵變就可以看出，幾乎沒有忠於皇帝李淵的軍隊將領，皇帝李淵與幾個宰相都被秦王李世民的親信大將尉遲恭等人控制，連守衛玄武門的禁軍將領常何、敬君弘、呂世衡等也都被秦王李世民收買，與忠於皇太子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的將領馮立、薛萬徹、謝叔方等作戰，兩邊打得熱火朝天血流成河，連敬君弘、呂世衡等將領都戰死，可見戰鬥非常慘烈。

由於唐朝藩王暨軍隊將領勢力很大，對皇帝的忠誠度主要看皇帝的個人能力，唐高祖李淵對軍隊將領的控制程度就明顯不如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奪取唐朝的最高權力以後，立即除掉了忠於李建成的羅藝、李瑗等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

比如幽州大都督李瑗是唐高祖李淵的堂侄，手中就有很大的兵權，在李建成被李世民殺害後，李瑗的謀士王利用就建議他起兵反抗李世民:

“山東豪傑曾受竇建德所用，如今失職而與編戶平民一樣，這些人惟恐天下不亂，如大旱之時盼望時雨。大王如能派遣使者，恢復他們的舊職，隨其所在招募兵馬，諸州如有不從，則立即予以誅討，那麼河北之地就可唾手而得。然後派遣王詵對外聯絡突厥，道經太原南下蒲、絳地區，大王整頓車駕西入關中，兩軍合勢，不出旬月天下可定。”

可惜李瑗優柔寡斷，被李世民安插他身邊的大將王君廓除掉，王君廓不久也被唐太宗李世民除掉，可見對地方手握重兵的將領控制，主要依賴皇帝的個人能力。

唐太宗李世民與唐高宗李治時期掌握最高權力的皇后武則天都具有雄才大略的鐵血手腕，對軍隊將領控制非常厲害，尤其是武則天心狠手辣，縱橫捭闔，她殺害流放了功勳卓著的程務挺、李孝逸、黑齒常之等手握重兵的軍隊將領，把軍隊將領玩弄於股掌之上。

到了武則天晚年經常生病，她對軍隊的控制力下降，於是發生了神龍政變，軍隊將領都倒向皇太子李顯一邊，武則天的武周王朝被推翻，唐中宗李顯恢復唐朝。

唐中宗李顯雖然性格忠厚軟弱，他寵愛放縱皇后韋香兒、寵妃上官婉兒、女兒安樂公主、妹妹太平公主等絕世美女權傾天下，但唐中宗李顯對軍隊將領的掌控還是不錯的，比如皇太子李重俊發動景龍兵變殺死武三思父子以後，又帶兵圍攻皇宮要殺上官婉兒，卻被唐中宗李顯派兵鎮壓。

唐中宗李顯被皇后韋香兒與安樂公主等人毒死以後，韋香兒想效仿武則天做女皇帝，但韋香兒個人能力遠遠不如武則天，她任人唯親讓韋家子弟擔任禁軍將領，但她卻無法保證中下級軍官的忠誠度，結果韋香兒、安樂公主、上官婉兒等都被李隆基發動唐隆兵變殺死。

太平公主擁立哥哥唐睿宗李旦復位以後權傾天下，雖然宰相與禁軍將領都是她的親信，但她同樣對軍隊將領的掌控力不如唐玄宗李隆基，結果被唐玄宗李隆基發動先天兵變殺死。

唐玄宗李隆基對軍隊將領的控制力是非常強的，開創了開元盛世，但李隆基晚年霸佔兒媳楊玉環，因為寵愛楊玉環變得越來越昏庸，李隆基與楊玉環對他們的乾兒子安祿山過於寵信，安祿山不僅成為唐朝軍權最大的將領，擁有近二十萬軍隊，而且安祿山還與楊玉環偷情，為了徹底得到絕代佳人楊玉環，安祿山不惜背叛李隆基發動安史之亂，成為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安史之亂雖然被唐朝平定，但地方藩鎮的勢力越來越大，唐朝中後期皇帝對軍隊將領的控制力不斷下降，但總體上唐朝皇帝的中央政府軍事力量還是大於地方藩鎮的軍事力量，因此唐朝雖然衰落還不至於滅亡。

雖然唐憲宗一度平定藩鎮實現名義上的統一，但積重難返，唐朝皇帝對地方藩鎮的控制力的下降趨勢無法改變。

尤其是黃巢起義給唐朝致命打擊，黃巢起義以後，唐朝已經病入膏肓，朱溫李克用等軍閥混戰，天下大亂。唐昭宗李曄雖然勵精圖治，剷除宦官專權，但唐昭宗討伐強大的軍閥李克用導致寶貴的禁軍損失慘重，從此唐昭宗徹底失去對軍隊將領的控制，成為被奸雄朱溫控制的傀儡皇帝，唐朝不久也徹底滅亡。

因為根本無法保證，軍隊將領的忠誠度是靠皇家的威望撐起來的。可是中晚唐的李唐皇室威望卻是與日俱降，遠遠無法和初唐時相比。

此時的唐朝，在經歷過安史之亂的打擊之後，國力已經衰弱到了必須依靠藩鎮之間互相制衡來維護名義上的統治，財賦糧帛完全依靠東南數州供給的地步了。如果運送糧食的河運一旦受阻，就會直接威脅到京師長安的安定，負責保衛首都的禁衛軍就會隨時有異動的可能。中晚唐時期因為軍隊糧餉問題而導致的兵變層出不窮，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再次，唐玄宗時期邊境廣泛實行的節度使制度，經過了安史之亂的洗禮，節度使越封越多，不近邊疆有，靠近邊疆的臨近地區也有，兩京周邊地區同樣有設定。而節度使擁有所轄地區廣泛的財權與軍權乃至地方官吏的任免權。這就使的節度進化成了藩鎮，極大地威脅唐朝中央的統治權威，使得中央命令在強藩耳裡形同虛設，中央指揮不動藩鎮，久而久之，中央的權威越來越低，自然也就不把皇帝的命令放在眼裡，將領的忠誠度自然也越來越低。

至於中央軍，安史之亂之後出於對地方藩鎮的憂懼心理，皇帝開始把中央軍隊的指揮權下放到最為放心的宦官手裡，又形成了宦官把持軍隊的傳統。原本直屬於皇帝的神策軍成了宦官的私人軍隊，甚至能干預皇帝的廢立，整個皇權徹底被破壞了。

這也就不難理解唐朝中晚期皇帝難做的原因了。原本擁有無限威望的皇帝此時卻有了兩個甩不掉的掣肘，無論是權宦還是強藩，都不是弱勢皇帝所能招惹的，這就使得皇帝更易頻繁，死於非命者居多。自然也就更談不上中央將領的支援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