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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程式碼1號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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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雲南奧雨攸樂女孩兒
《聊齋志異》 從社會的角度揭露了封建統治的黑暗面。很隱晦地抨擊了朝庭在利用科舉制度為所欲為的腐朽和不平等,同時也是在心底裡反抗著封建禮教的束縛,具有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
在聊齋志異,描寫愛情主題的作品,在全書中數量最多,它們表現了強烈的反封建禮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透過花妖狐魅和人的戀愛,表現了作者理想的愛情。
二是抨擊科舉制度對讀書人的摧殘。作為科舉制度的受害者,蒲松齡在這方面很有發言權。
三是揭露統治階級的殘暴和對人民的壓迫,極具社會意義,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政治腐敗、官貪吏虐、豪強橫行、生靈塗炭,都在《聊齋志異》中有所反映,揭示了人民痛苦生活的原因主要來自貪官汙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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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江南知士wang
蒲松齡的《聊齋志弄》是一部傑出的傳奇志怪體短篇小說集,至今膾炙人口,令後人無法超越。其藝術造詣之深,影響之大至今傳誦不衰,現在以他題材拍的電視劇,讓人久看不厭,不愧為一代奇才。蒲松齡坎坷寒苦生活,造就了他獨特的創作風格,借鬼怪奇異,喻人間之善惡,因果迴圈,人性美醜,官場腐敗,筆下人物生動傳神,有正氣與善惡分明,有力的諷剌封建王朝虛偽與腐朽,頌揚了正義與善美,其影響之大至今令後人無比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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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智圓行方1230
《聊齋志異》全書將近五百篇,內容豐富,主要分為以下幾種型別:
1、愛情故事,佔據著全書最大的比重,故事的主要人物大多不懼封建禮教,勇敢追求自由愛情。這類名篇有《蓮香》、《小謝》、《連城》、《宦娘》、《鴉頭》等。
2、抨擊科舉制度對讀書人的摧殘。作為科舉制度的受害者,蒲松齡在這方面很有發言權,《葉生》、《司文郎》、《於去惡》、《王子安》等都是這類名篇。
3、揭露統治階級的殘暴和對人民的壓迫,極具社會意義,如《席方平》、《促織》、《夢狼》、《梅女》等。
毛主席也對聊齋評價極高。毛澤東對該書的認識視角獨特,而且能夠透析其歷史背景、當時的社會狀況、每個故事所要反映的思想,對書中所反映的社會狀況加以現代視角的解讀,在古今相通的人性層面進行分析,啟發幹部從宏觀戰略高度看待問題。
《聊齋志異》是毛澤東讀透用活的一本書。毛澤東讀《聊齋志異》較其他古典文學名著略晚,但分析研究問題更為深刻。毛澤東較多談到《聊齋志異》是在延安時期。
1937年8月,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談到矛盾的互相轉化的問題時,說到了《聊齋志異》。
他說:“神話中的許多變化,例如《山海經》中所說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說的‘羿射九日’,《西遊記》中所說的孫悟空72變和《聊齋志異》中的許多鬼狐變人的故事等等,這種神話中所說的矛盾是互相變化的。”可見,毛澤東此時已經在研究基礎上深刻認識《聊齋志異》故事內涵,並與分析矛盾轉化問題聯絡在一起。
毛澤東說,《聊齋志異》是封建主義的一種溫情主義。作者蒲松齡反對強迫婚姻,反對貪官汙吏……主張自由戀愛,在封建社會不能明講,即借鬼狐說教。作者寫戀愛又都是很藝術的,鬼狐都會作詩……蒲松齡很注意調查研究。
他泡一大壺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間,請人們給他講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後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寫出四百幾十個鬼狐精來呢?《聊齋志異》其實是一部社會小說。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對《聊齋志異》已經有一個深刻的整體評價,對於其中所反映的思想,他看得很透徹,對於作者蒲松齡也有較深瞭解。
《聊齋志異》中的鬼狐有的美麗善良,有的聰明伶俐,也有的惡毒兇殘。毛澤東曾給同志們講“不怕鬼”的故事,主要是為了啟發幹部如何勇敢地面對威脅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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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安小鍋
我如果說,《聊齋志異》不次於四大名著,可能不贊同的人佔大多數。可我還是得這樣說。
原因有三:
一是形式獨特,手法奇幻。
二是立意深刻,直指要害。
三是篇幅短小,一氣呵成。
我聽說,有一種論調認為,只有長篇才能體現作家文字的水平,我不以為然。文學作品不在於篇幅的短長,而在於有沒有一股打人的力量,哪怕就一根手指,只要是戳中了穴位,你就或哭或笑或痴或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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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娛樂八八扒卦陣
《聊齋志異》在中國小說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它結合了志怪和傳奇兩類文言小說的傳統,並吸收了白話小說的長處,由此形成了獨特的簡潔而優雅的文言風格,人物語言活潑生動。結合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創作色彩。它以文筆生動傳神、形象栩栩如生、情節詭異奇特而膾炙人口,因此,蒲松齡與西方的莫泊桑、契科夫同被譽為“世界短篇小說之王”。
在中國文學的發展道路上,小說可謂是一個重要的樣式,它的出現,為廣大的平民群眾帶來了不同以往的精神聖餐。在小說中,有時它可以包含著其他的諸多的文學樣式、並且是一個既敘事、又議論,又抒情,三位一體的人生表現形式。“中國古代小說有兩個發展系統。一個系統屬文言,起自六朝的志怪而盛於唐的傳奇;一個系統屬白話,起於由唐宋時的說話而形成的話本,進而發展到大部頭的長篇章回體小說。”[2]其實在文言和白話並存的時候, 同樣不能排除還有一些文白夾雜的創作。但是,這兩個系統的出現,並不是井水不犯河水,反而,在很長一段的歷史時期中,它們互相影響,互相競爭,甚至是互相的爭奪。而在我看來,這兩種小說的形式,在人們的傳播中,就文言來說,大都是在文人墨客中進行的傳播,它的傳播會佔有先機;白話小說則會更多的在我們的廣大貧民百姓中進行傳播,它的傳播範圍之廣,無法用語言來形容了,只要是認字的人,都可稱為這種小說的閱讀者,和傳播者,與其說是兩種小說形式的競爭,不如說兩個社會群體之間的“交鋒”。
儘管《聊齋志異》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說,但它在清代,以至於現在,它的光輝都不曾有所減少,足可見蒲松齡的學識才華,以及他對於社會的洞察和自己心靈流露與整個世人的有著共通之處,從而使得大眾產生了共鳴。“中國文言短篇小說在唐代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此後便進入了一個長期的衰落階段,歷經五六個世紀的藝術滑坡,至清初奇蹟般地出現了又一個高峰,這便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3]它的出現頁為後來的各種仿效或是批判的文言小說的出現提供了藍本,像清代袁枚的《子不語》、和邦額的《夜談隨錄》、沈起鳳的《諧鐸》、長白浩歌子的《螢窗異草》,更重要的是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可見如果沒有《聊齋志異》在這個清代鼓起一股大浪,那麼在後的這些小說的有無都還有待考證了,這正是說《聊齋志異》是“包括白話短篇小說在內的全部中國古代短篇小說的巔峰”[4]之作。
一、 取材廣泛
《聊齋志異》總共近五百篇,它的取材來源廣泛,在文章中,他不僅僅表現出了對過去文言小說的繼承,也體現出了他對古代文言小說的創新,這給了中國文言小說帶來了新的生機,從而將中國文言小說從崩潰的邊緣拯救回來,同時也成為後世文言小說的取材提供了一個無與倫比的“開山之作”。也是它之所以吸引人、流經百年而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都應當知道,蒲松齡是一個飽讀詩書的文人,他不僅有他個人的天賦,同時也有豐厚的生活基礎,廣泛地汲取傳統詩歌、史傳、古文、文言小說的營養,同時也大量的借鑑和吸收通俗文學的表達方式,再加上自己對外界事物的觀察,加以語言的虛構,從而創作出了這部文言小說。
《聊齋志異》在取材上,最容易體現的一點,就是他對魏晉南北朝以及唐代傳奇文言小說的繼承,他的繼承,並不是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的單獨模仿,也不同於單純的宣揚迷信,他的繼承主要表現在他在前人的創作基礎上,發展了後世所謂的浪漫主義表現手法,從寫志怪來表現個人大膽的想象,造異立奇。
按照魯迅先生的話來說,中國古代嚴格意義上的小說是從唐代才開始的,“乃在是時則有意為小說”,[5]而在這以前,的志怪之書不僅僅是“粗陳梗概”, [6]“非有意為小說”,[7]而幹寶的《搜神記》則是那個時代的一大代表,然而,在《聊齋志異》中,也有從其中收錄進而改編的文章,如《種梨》,原本就是《搜神記》中的《徐光》,可是對比之下,我們不難看出,《種梨》的結構內容,則比《徐光》中表現的豐富而富有文采,故事也變得有些曲折,可見,蒲松齡並不是僅僅將古人的故事拿來,而是在此基礎上,加以更加生動的描寫,以成為有血有肉的作品;“然書中事蹟,亦頗有從唐人傳奇轉化而出者”,[8]正是這樣,在《聊齋志異》中,像《鳳陽士人》就與《唐人白行簡的《三夢記》之一夢基本情節相同,《續黃粱》則是脫胎於唐人傳奇《枕中記》等,可是同樣,在《聊齋志異》中所表現的,卻是與他們不同的表現手段,這種才各家之長,加以自我理解的改編和豐富,所達到的藝術層面就將超越前代,這便體現了《聊齋志異》中的些許文章是“出於六朝志怪和唐人傳奇而勝於六朝志怪和唐人傳奇的創作特徵”。[9]
再有,《聊齋志異》中的文章還有采自當時社會傳聞或是直接記錄友人筆記的,通常會在篇首或是篇末註明某人言,某人記等字樣,像《考城隍》,讓而這類文章的篇數實在是太少。
同時,在《聊齋志異》中,最為引人入勝則是那些並沒有口頭傳說或是文字記載的依據,而是完全或基本上是由作者親自虛構的狐鬼花妖的故事,如《嬰寧》、《公孫九娘》、《黃英》、小倩》、《嬌娜》等,這些文章看似是一些不著邊際的鬼狐故事,但它卻與現實生活有著很密切的聯絡,這也正是作者不同於過去的志怪傳奇的之處,它沒有像魏晉隋唐時期的文人或是道人那樣將那些故事當成一個真實的存在來記載,而是透過自己對現實生活,以及自己的生活的境況,自己所觀察到的社會現實用這種隱晦的方式加以影射,表現出自己對社會黑暗、對科舉不公、對愛情婚姻道、對德教化等諸多方面的看法,從而抒發自己內心的孤憤之情,像那篇《促織》,已經像皇帝流露出微詞,這就比過去的文言小說家勇敢的邁出了大大的一步。
其實呢,在《聊齋志異》中,還有一部分文章是來源於現實生活的記錄,但是這些記錄也被作者以一種超現實的具有虛幻性、奇異性的表現手法,將現實人生的圖畫塗抹上了神奇的色彩,以此展現在世人的面前,如《張誠》、《田七郎》、《王桂安》、《白蓮教》等,他的這種表現手法,是借用了六朝小說的虛幻現實法,而變現實的虛幻法,是為一種倒置的改編,而且在其記述過程中的委婉曲折的描寫,實則帶來一種引人入勝的感覺,由此可見,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在“志怪”這一方面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再有,《聊齋志異》大量的吸收話本小說創作技巧作為他文學創作的一大源泉,在《聊齋志異》中很多的篇目都表現出了話本小說“通俗”、“生動”的兩大特點,儘管它是一部文言小說,卻在故事的情節和技巧上,東表現著“說話”的技巧,比如說《蓮香》、《連成》、《青鳳》、《花姑子》等諸多的故事場面,都有著話本小說的特色,讓人讀起來,似乎感覺不到它是一部用文言寫成的作品,並且還給人一種真實感,真如是在向人講故事一般,確實是“接受了宋元以來的民間說唱文學和‘話本’的影響”。[10]
但是不論《聊齋志異》中的文章是改編於前代的故事,還是自我創作的集合,無一不體現著他在文言小說上的巔峰地位,從它所反映的各種鬼狐故事、時態故事,都遠遠超越了前代那些文言小說。《聊齋志異》上距幹寶《搜神記》已千年以上,距唐傳的興盛也近千年。可在這以後的千年裡,文言小說一直處在沒落、無人問津的境地,而對於文言小說的發展來說,《聊齋志異》的出現,實在之“文起千年之衰”,其功不在“文起八代之勝”之下。
二、 思想內容繁複多樣
《聊齋志異》談鬼說狐,聊花講怪,卻十分的貼近社會人生。蒲松齡透過對奇異事件的描寫,意在表現社會現實的黑暗,以及自己內心的孤憤鬱悶,以及他對社會人生的批判、思考和憧憬。這些都與他個人的生活感受生髮而來,凝聚著他大半生活的苦樂,他的這部《聊齋志異》不僅是在記述怪異,而重在言志抒情。
基於這種思想,作者在書中所表現出來的,最為明顯的就是對書生科舉失意的同情、諷喻科場考官的黑暗。蒲松齡青年時代可謂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但是隨後,他的仕途之路就走向了一個相反的方向,他屢試不中,飽受科舉考試的折磨,在這期間,他頁結識了許多和他類似的朋友,對於這種官場的黑暗,科舉制度的不公,他感到沮喪、悲哀、憤懣,因此他就將這種感情傾注於他對鬼狐的創作中,以此來對當世不滿的發洩。如在《葉生》中,作者這樣寫道:“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知不偶,困於名場”,這也正是作者自己的境況,葉生懷才不遇,抑鬱而死,死不瞑目,變化形體留在人世,將自己的才藝傳授予一個年輕人,可就是這同樣的文章卻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年輕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步入上層仕途,於是葉生自白雲:“是殆有命,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這樣的表白,正是作者自己的心聲,不怪文章,只怪自己的命運不濟。看著別人的衣錦還鄉,身為文人,帶有強盛的“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的蒲松齡,不免有些愴然,只得借這樣的語言聊以自慰吧。其實在其他諸多的文章中也都體現了他對科場不公,科場舞弊,科場受賄、科舉官員昏庸的批判,如《司文郎》、《賈奉雉》等,這些都展現著科場上的黑暗現實,表達著自己內心不平和苦悶的現狀。這種思想的出現在過去的文言小說中是幾乎找不到的,可見它是一種新的突破,給予人們新的感受。
在《聊齋志異》近五百篇的文章中,表現對政治黑暗的批判的不在少數。蒲松齡是一個經歷了明清易代的飽學之士,在戰爭過後,他很想透過科舉的途徑來展現自己在政治上的遠大抱負,但是科舉給他帶來的反而是失敗的痛苦,同時也讓他看清科場的昏暗。在他求仕的艱難道路上,以及後來的從教的大半生中,他看到了官場的黑暗,看到了為官的狡詐,為官的惡毒。其實呢,在筆者看來,他在小說中表現的,完全是對貧苦老百姓的同情,以及對此無能為例的苦悶,像《席方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席方平已死來到陰間為父親報仇,可是他在冥界受盡了各種殘酷的折磨,他看透了陰間也像陽間一樣的暴虐,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寫的卻是一種諷刺,但作者不能讓這樣的苦痛一直存在下去,不能讓那些貪官汙吏橫行,最後只得藉助二郎神的公正嚴明為席方平平冤昭雪,透過這樣的寫作,我們也可以看出作者對與清正廉明、執法嚴明的官員的期盼。與之相似的文章還有《考弊司》、考城隍》、《閻王》、《僧孽》等諸篇文章,皆是此類題材。而在前代的著述中卻很是難見,足見這同樣是一個大膽的嘗試。
在中國古老的大地上,儒家、道家、佛家、墨家等諸家的思想一直是我們世人長久生存,並且不減當年雄風,而在古代尤為追從,故而,我們的傳統的道德倫理、社會風氣的形成都從中得到了體現。在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這類教化作品也是經常出現的,儘管在幹寶的《搜神記》中也有《臥冰求鯉》的故事,但是那並不能動搖《聊齋志異》在這方面所體現的文學史的地位。在幹寶那裡表現了婦女夫榮子貴的貞潔,也表現了子為母孝的故事,但是在《聊齋志異》中則更加豐富,更加的具體細膩,這便是向前的一大步,比如《席方平》,兒子下地獄為父鳴冤報仇不懼酷刑的孝道;也寫到了像《珊瑚》、《邵女》中的女性自守貞潔的烈婦形象;家和萬事興,這是中國對於家庭最為羨慕和尊崇的一個境界,由此在《聊齋志異》中出現瞭如《張誠》、《曾有於》這樣逆來順受、委曲求全、調和家庭的嫡庶兄弟關係的美德;並且還有表現“女為悅己者容”貞婦的《喬女》,她雖相貌醜陋,但是卻有著他人所沒有的美德,她夫已死,她為其守寡,面對孟生的求愛,自己保持了自己貞潔,但在孟生死後,也來為其守喪,足見她對自己丈夫的愛,以及對欣賞自己的孟生的感謝;更有那“受人之恩,當湧泉相報”的《田七郎》的報恩佳話;更有透過寫動物的義舉來教化人的,比如《義犬》、義鼠》等。這些都體現了蒲松齡對於美好人生生活的追求,同時也是勸化世人從善必得善果的道理。
蒲松齡一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外從事教書的工作,很少有回家的機會,對於男歡女愛,他產生了諸多的Phantom,在書中那些關於狐鬼花妖與書生交往的故事,也多體現了蒲松齡在落寞的生活處境中內心的空虛。在這些關於情愛的描寫過程中,他大膽的將那些狐鬼花妖加以人性化的表現,很多的時候,它們所表現的卻比人還要有情,這讓很多的人都為之汗顏,並且,透過這樣的記述,將女性對愛的追求完全打破了傳統的道德模式,打破了“男女大防”的社會規範,將自由的愛情首次這樣多篇幅的表現,這也為後來的那些女性為追求真愛打下了精神基礎。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這樣說《聊齋志異》中狐鬼花妖,“明末志怪群書,大抵簡略,又多荒誕,誕而不情,《聊齋志異》獨於詳盡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復非人。”[11]可見蒲松齡將那些人以外的生靈賦予了人的氣息,體現著“萬物本一體,天人合一”的思想。像這種追求自由愛情的女性,在以往的書中可有表露嗎,在蒲松齡這裡卻是大筆一揮,便是《綠衣女》、《連鎖》、《香玉》、《家居》、《嬌娜》、《鳳仙》、《白秋練》、《聶小倩》、《蓮香》、《宦娘》、《阿秀》等等,順手就可拈來。
其實在《聊齋志異》中還有一些只是記載奇異事件的文字,這些奇異事件在整部作品中應該是算不上什麼重頭戲,但是,它卻頁可以增加整部作品的神秘色彩,也是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比如說《野狗》、《地震》等。除此之外,蒲松齡還像畫風俗畫一樣,廣闊地描寫了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特別是中下層的人們的生活和農村的生活,創造了風彩各異的人物形象的畫廊。越是下層的生活和人物形象,越是令人感到親切,生動,真實,樸素,具有泥土的芳香氣,這同蒲松齡對農村的深刻觀察和樸素的審美觀,有著密切的聯絡。在西方,喬叟的《坎特伯雷的故事》、西萬提斯的《懲惡揚善集》、薄伽丘的《十日談》等名著,可謂是他們的短篇小說的開山之作,而在東方,除了《天方夜譚》,那麼就應當是《聊齋志異》了。
不管是唐傳奇、元話本,還是明清的時期的章回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它們所反映的一個是戰爭(忠義),一個是農民起義(還有其他說法),一個則是取經神話,另外一個呢,則是世俗的倫理(居多),無一不是宏篇鉅作中的集中體現,哪有像《聊齋志異》中這樣以短篇的形式,多篇多“案例”的剖析呢?總之,《聊齋志異》所反映的世界是一個廣闊的無垠的人間,在他的筆下,無一不體現著他對世俗的關心,透過自己的生活經歷,展現出一個人人都有同感的真實世界,並且在很多的篇目後面以模仿司馬遷的太史公曰的方式加以異史氏曰的評鑑,可見作者是深深的將自己與這些神鬼狐怪融為一體,成為一個社會真實的載體,從這一方面來說,從古自今有哪一位小說家可以與之媲美。
三、 藝術創新
在《聊齋志異》的創作過程中,作者為了表現這諸多的故事,並將這些故事完整的表現出來,可謂是花費了不少的心思,從而將文言短篇小說的藝術特徵加以很大程度的創新,而這些創新不僅在文學形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體現出作者創作的自主性,充分體現出了作者獨特的人格魅力。儘管還是有一些不算是太成功的作品,但是它畢竟是將文言短篇小說推到了空前絕後的藝術境界。
《聊齋志異》在它的間斷性創作中,蒲松齡用他的文學上的才華以及他對生活的洞察,大大增強了小說的藝術素質,豐富了小說的形式、型別。我們大家都應當知道,小說重在人物和情節,而人物的總總表現都會透過故事情節的發展展現出來,因此,《聊齋志異》就在這一方面表現的比過去的那些魏晉南北朝志怪、唐傳奇小說、宋元話本小說更加的豐富,由此可見,文言小說的發展是一個由粗陳梗概到記敘曲折的過程。從《聊齋志異》大多數的文章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不是虛誇,如《王桂庵》寫的則是王桂庵江上初見芸娘,後沿江尋訪苦於不得,再後偶入一個江村,卻意外的見到了芸娘,但又由於一句戲言,使得芸娘投江,但後來,王桂庵還是覺得芸娘沒有死,最後還果真是在這樣。再如《西湖主》、《綠衣女》、嬰寧》等(此處不細講),都可一一體現出這種委婉的短篇之作。而在這近五百篇的文章中,不僅有愛情作品,也有風俗之文,亦有社會反映之作,還有道德教化之語,這樣的型別多樣,長短不一,既體現了作者不專注於故事情節的小說型別,也表現了作者探索性的創作的情節複雜的小說,可見各有千秋。
較之以前的文言小說,《聊齋志異》中的諸多作品,更增強了對人物所處環境,行動狀況、心理活動等方面的描寫。翻開幹寶的《搜神記》,我們可以看到,在那裡沒有人物的語言,沒有人物的行動,沒有人物的性格,更沒有心理的描寫,更多的則是一種故事的介紹,沒有一點生氣。而在《聊齋志異》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刻畫細膩的描寫,這才真正體現出作為小說的六要素的全面。比如說《嬰寧》中對於嬰寧所住的地方周圍環境的描寫,以及她的美麗容貌的記述;《花姑子》中對花姑子的專情於少年的心理刻畫;《嶗山道士》中對求仙問道的考驗和誘惑,以及那種虛化的細緻描繪;還有《促織》中對於成名的惴惴不安性情的完美敘述,可看出,在這一點上,作者也是為前人之不敢為或是為前人之未為,作者透過這些環境、心理的描寫,更能表現出一個人的性格特點,並且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因此說《聊齋志異》是小說超出了以故事為本的方式,變得更加的豐腴,完滿,更加的富有生活的情趣和真實與文學的魅力。
在古代六朝志怪小說,唐人傳奇中都可以看到大批次的詩化語言,在明代的傳奇小說《剪燈餘話》等中都有這樣的現象,這未免會顯現出一種累贅,同樣在《聊齋志異》中,亦有這樣的詩化語言,但是這種詩化的現象在《聊齋志異》中卻很好的表現出作者才華,以及在文章中的委婉含蓄的特點,因為在作品中他不是長篇的運用,而是點到為止,像《花姑子》中開頭的暮歸,更有特點的是在這些有詩化現象的文章中,它還有各種不同的風格特色,這就是那種“因文制宜”吧,更加有了一種閃亮的感覺,其實,在《聊齋志異》中,還有很多的篇幅運用的文言化的口語,這樣的語句讀起來,也並不讓人們感到它是一個純正的令人無法明白的文言小說,從而也使得它與大眾之間縮短了距離,像那些很短的《鏡聽》、《雨前》、《罵鴨》、《義犬》、《義鼠》等,了了百餘字,卻能完整的敘述出一個生動的畫面。同時,在文章中,尤其是那些故事情節冗長的故事中,人物的語言佔據的大量的篇幅,也因此有了更加豐富的變化,使得人們有了“身臨其境”的傾聽之感,像什麼《小謝》、《俠女》等。而相比前代的那些文言小說作品,它已經擺脫了那種只有作者敘述的局面,將文言短篇小說帶上了一個更高的層次。其實,在《聊齋志異》中也不可避免那些文言小說的基本樣式,可是在這寫短篇小說中,那些平易近人、靈活多樣的人物語言、敘述模式,都應當是不可磨滅的偉大創作,真正達到了“言簡義豐”的效果。
從這以上的諸點來看,《聊齋志異》可是空前的大改變和創新了,真的可在我們的文學史,尤其是在文言短篇小說史上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它都是無法替代的珍品,同時也為後世的小說創作打下了一個效仿的基礎,不管是《儒林外史》,還是《紅樓夢》都有受它影響的地方。
四、 影響長遠
《聊齋志異》的一經出世,就引起了廣泛的影響,相繼有許多的註釋本、評點本在世間流傳,直到《紅樓夢》出來,這個勢頭才有所減弱。自它出來,引起了很所的文人跟著效仿,文言小說,可謂是在五六個世紀後又一次復興起來,《聊齋志異》的作用可謂是功不可沒。
在《聊齋志異》出來以後,對於《聊齋志異》有“兩種態度,一種就是順隨、效仿,偏重於記敘委曲”,另一種則是“抗衡”,[12]對於前一種,有沈起鳳的《諧鐸》、和邦額的《夜談隨錄》、長白浩歌子的《螢窗異草》,還有清代的大學者袁枚的《子不語》;對於後者,則有以紀昀為首的《閱微草堂筆記》,他曾經說《聊齋志異》是“一書而兼二體”,[13]還有屠紳的《六合內外瑣言》、俞樾的《右臺仙館筆記》等。
在仿效的文章中,大都也和《聊齋志異》中所表現的思想內容相似,不外乎借鬼神物怪之事反映社會人生,對官場腐敗、科舉弊端、社會勢利等都有所揭露,寄寓著作者的憂憤之感,並且多出現寓言性的故事,構思巧妙,富有情趣,可謂是對《聊齋志異》的的發展。而在繼承類作品中,《螢窗異草》中更多的是對婦女形象的描寫,並且有直接從《聊齋》中來的素材,透過對婦女的不幸和抗爭,展現社會的不公,表現對男女愛情自由追求的夢想,也可以說是對蒲松齡的價值所在的拓展。並且亦有《諧鐸》中篇末的“諧曰”的議論,恰如《聊齋志異》中的“異史氏曰”的效法司馬遷之“太史公曰”,這也更切和繼承的說法。可是在順從的作品中,缺乏了蒲松齡那種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缺少了生活的積澱,故而,儘管在對待時弊上有著相同之處,但它的藝術境界還是沒有達到《聊齋志異》的高度。
而對於抗衡一類,最有代表的就是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他主張的是要用忠厚達到勸世的目的,摒棄了那些描寫男女愛情的文字,這樣他的小說頁就只能停留在筆記雜談的高度上,但是它畢竟是一部對當時的流弊進行抨擊的文集,而紀昀本人是一個博覽群書,並且是一個經歷豐富計程車大夫,因此,他的小說則體現了他的運思靈性毅然,走筆有神,行文直率灑脫,這也是《聊齋志異》所無法比擬的,因此魯迅曾這樣評價它:“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託孤鬼以抒己見者”。[14]因此說,蒲松齡與紀昀各有特點,都是為中國的文言小說的發展達到了一個千所唯有的高峰,都是可以予以讚賞,親身閱讀的。
在清代的白話文中,最以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紅樓夢》為高了。在《儒林外史》中則不僅揭露封建禮教之惡,以及自己的狂放不羈,少了更多的約束。曹雪芹不僅反映了世俗的醜惡,人間的百態,更有衝破倫理範疇的男女之愛。可見,《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有著某種相通之處,可是這三部作品並不是這樣簡單的有著這樣的聯絡,他們所反映出來的東西也是各有輕重,將那個時代的世俗社會的全景式的展現在後人的面前。“如果說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第一個高峰的出現,是由明朝的幾部白話長篇小說為代表,那麼,到清初出現了第二個高峰,就是由文言的《聊齋志異》和白話的《儒林外史》、《紅樓夢》表現出來的,文白在思想上合流,把古代小說推向了最後的更高的新階段”。[15]
在幾百的流傳中,《聊齋志異》不僅在中國的大地上廣為流傳,還漂洋過海,到達的海外,迄今為止,已經有了日、法、英、德、俄等二十多種的譯本,在世界各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日本甚至也有人效仿《聊齋志異》進行寫作,他就是日本著名的小說家芥川龍之介,改作了《聊齋志異》。在這中風靡世界各國的《聊齋》熱的基礎上,形成了《聊齋學》或者叫做“蒲學”的國際組織。在淄博蒲松齡故里舉行的一次《聊齋志異》國際聊齋學討論會上,美國洛杉磯波摩納學院的白亞仁博士自從1977年開始接觸《聊齋志異》以後,已撰寫了近20篇研究“聊齋”的論文。為使自己的研究更深入,他曾五次到《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故里山東省淄博市實地考察。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通訊院士李福清為與會者帶來了俄羅斯人研究《聊齋志異》的新成果。他說:“自從1878年發表《聊齋志異》的第一篇譯作以來,已出版有關蒲氏作品俄譯本29種,論述蒲氏的文章22種。三代漢學家中每一代都產生了著名的蒲研學人。蒲研成績在俄國漢學史上可謂蔚為壯觀。”南韓高麗大學教授崔溶澈介紹了南韓研究《聊齋志異》的新資訊。他說,《聊齋志異》在18世紀中葉就已流傳到了北韓半島。聊齋學在南韓的研究興盛於20世紀80年代以後,主要集中在碩士、博士論文及學術雜誌上。目前,南韓的聊齋學研究隊伍已有數十人。日本山口大學教授阿部泰說:“早在日本明治時代,《聊齋志異》就已被譯為日文廣為流傳。二十世紀初,《聊齋志異》在日本得到了進一步普及,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著。”[16]
並且在現代社會中,《聊齋志異》也成為我們很多人的效仿材料,在當代很多的“奇幻小說”和“玄幻小說”中都有《聊齋志異》中狐鬼花妖的表現,這也是《聊齋志異》在當代社會中的永生;同時,很多的影視作品也大量的藉助《聊齋》故事進行發揮,比如《畫皮》、《花姑子》、《倩女幽魂》、《聊齋》(舊)(新)、《同心生死決.等等,從影響、影像的層面對《聊齋志異》進行了改造發揚,真的可以說它已經深入人心,根本就不亞於那“四大名著”,還有那些詩作名文,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它可以佔據著不可動搖的高尚地位,可看稱是中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閉山之作”。
從以上諸多外國大學者的口中,我們可以看出《聊齋志異》並不僅僅是我們中國自己的了,它已成為世界的文學珍品了。正是哪句話“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而對《聊齋志異》的研究還在繼續,它不會隨著時間的前進而消退,反而會更加為人們所重視,正像《紅樓夢》、《神曲》、《巴黎聖母院》、《哈姆雷特》等諸多的中外名著一樣永遠長存於我們人間。
《聊齋志異》從它被創作出來,到現在已經有了近四百年的時間,可它卻深深印入人們的心中。在那裡面不僅展現了一個虛無縹緲、神奇莫測,令人嚮往的玄幻世界,同時也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作者時代的大門。那裡的一人一物,都是那樣的真切,好似就在我們的面前,讓我們看到了作者的心靈世界。
通觀這部《聊齋志異》不論是它對前代的繼承和發展,還是自我的創作;不論是藝術的創新,還是對傳統的固守;不論它在前人的眼中是多麼的新奇,還是在當今社會的泛濫;不論過去人們是批判,還是讚揚,它都在中國小說史上,在我們的文學史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它集雅俗共體,集虛幻真實一身,集自我他人為一,從多角度展現著社會的百態生活,展現著社會的醜陋,表達著自己對世人的教化,以及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用《紅樓夢》中的一句話就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種真真假假,虛虛幻幻,卻是真性情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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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不語三界
一、歌頌愛情,在那個時代屬於很前沿的思想。
二、抨惡揚善,運用民間傳說來給民眾灌輸比較不錯的價值觀。
三、文學價值,文筆流暢,情節運用出神入化。全書有很多極具浪漫主義色彩的好文章,很適合初接觸古文的人們欣賞學習。
四、因為是一篇篇的中短篇故事,對於當時的社會、人情都有很好的描述還原,便於歷史學家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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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孤竹文史縱橫
聊齋志異的地位僅次於四大名著,聊齋志異收錄廣泛不但有文學價值,還可以研究古代的文風,民風。其地位要高於三言兩拍等其他的志怪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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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小說發展史上,志怪小說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從漢魏六朝到當代,時時都有它的身影,並且在我們中國的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聊齋志異》就是其中可謂是最為重要的,不論從它的題材、內容、思想、還是對後世的影響,都是一部至關重要的文學作品。《聊齋志異》在中國小說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它結合了志怪和傳奇兩類文言小說的傳統,並吸收了白話小說的長處,由此形成了獨特的簡潔而優雅的文言風格,人物語言活潑生動。結合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創作色彩。它以文筆生動傳神、形象栩栩如生、情節詭異奇特而膾炙人口,因此,蒲松齡與西方的莫泊桑、契科夫同被譽為“世界短篇小說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