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武宗與唐宣宗之間的權力鬥爭筆者認為唐武宗滅佛的根本原因是唐武宗與唐宣宗之間的權力鬥爭。其深層次背景是唐武宗與唐宣宗存在著矛盾，宣宗從宮中逃出之後，被佛門收留。武宗之所以毀滅佛教，一方面是為了追殺宣宗，另一方面是對保護宣宗的佛門洩恨。唐宣宗在朝野內外頗有聲譽，武宗一直將其視為勁敵，對其百般迫害。宣宗被迫逃出宮中，隱身於佛門之中。武宗屢次下令對寺院僧尼多加盤查，對僧尼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因此，宣宗在即位之後，立即大興佛教，以報答佛教對自己的大恩。

二、佛道矛盾是滅佛的直接原因一些學者進一步指出，武宗滅佛是佛道相爭的結果。唐高祖李淵將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尊為祖先，將道教立為國教，尊老子為太上老君和“太上玄元皇帝”。這樣一來，道教在唐代便有了極其崇高的地位，但佛道之爭一直沒有間斷。武宗在藩邸之時就崇尚道教，迷通道教長生之術，與許多道士走得很近，曾在開成五年（公元840年）秋召趙歸真等81人入宮，大建宮觀，修“金篆道場”，並親臨三殿，受法篆。武宗登基後，信任道士趙歸真，為求長生不老而修習。趙歸真宣稱佛道不能兩立，佛教的存在影響道家的修煉結果。武宗信以為真，認為僧人的存在是自己修煉成仙的障礙。當時的道士還到處散佈讖語：“李氏十八子，昌運方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道士們對武宗解釋說這條讖語暗示佛門中人將登上天子的寶座，這裡的“十八子”與“李”相合，而黑衣人則是當時僧尼的標誌，將矛頭指向佛教。

三、唐朝的經濟問題是滅佛的根本原因也有一些學者指出，武宗滅佛有著深層的經濟原因。西漢末年，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過五六百年的發展，佛教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其義理成為當世三大意識形態之一，以儒家和道家並稱於世。初唐時期，全國的僧尼竟有10多萬人，成為社會的一大負擔。唐太宗、武則天等皇帝，支援佛教的發展，使得佛教的勢力進一步發展。唐朝寺院擁有免稅的特權，出家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戶的農民越來越多。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賦稅收入。早在景雲二年（公元711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宰相狄仁傑上疏言道，寺院“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唐代後期，由於佛教寺院的過分擴張已經嚴重損害到國庫收入，與普通地主間也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到了唐肅宗和唐代宗統治時期，寺院不僅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還掌握著政治特權，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統。

四、唐朝的政治問題是滅佛的重要原因自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就和在思想領域裡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響。佛教能夠在逐步中國化的過程中得到發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調和、會通、融合的結果。但是，由於兩者產生的地理、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不同，二者的內容又有相互對立的一面，同時，由於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從根本上說，儒家重視人生的現實，重視社會組織和人際關係。故而要求從個人本身開始，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個人都在家庭、國家處於適當的地位，以達到家庭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太平的目的，這是積極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則認為人生是痛苦，社會是苦海，要求人們出家，脫離現實，以達成佛的目的。這是消極的出世思想。基於這個前提，二者對於生與死的問題也有截然不同的態度。

古代帝王對宗教的態度很明確:讓我屁股坐更穩的，就支援。威脅到我執政合法性的話就反對。

當看到宗教麻痺民眾，培養民眾逆來順受的性格，利於穩定時，就支援宗教，迎佛骨做做樣子。

當大量僧人不事生產，吸納大量勞動力，隱藏大量人口，侵佔大量耕田，還不納稅，不利於統治時，就反對，開展滅佛活動。

如果我們把宗教比作一個市場，那麼皇帝與官府就是最大的買家。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都極力向皇家推銷自己，希望更多介入國家政治。 唐代是一個宗教盛行、多元幷包的社會，在這一時期，發生了玄奘西天取經，卻又出現了會昌滅佛；道教取得了類似於國教的地位，卻始終不及佛教深入人心。在相互競爭又相互滲透的各種宗教之上，則是籠罩一切的皇權。武則天利用佛教的經義為其登上皇位進行合法性的論證，而玄宗、武宗、宣宗則都接受了道教大師的授籙。玄奘西行求法，陝西榆林窟壁畫 儒釋道辯難。624年二月的一個清晨，唐都長安的國學裡，一場隆重的釋奠禮儀正在舉行，唐高祖李淵親自出席，陪同高祖前來聽講的還有秦王李世民與滿朝文武，氣氛顯得莊嚴肅穆。 釋奠本來是國家祭祀先聖孔子的大典，但這次儀式卻顯得與眾不同，因為參加講論的，不僅有一代大儒，還有來自佛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代表儒家出場的，是國子博士徐文遠與太學博士陸德明；代表佛教出場的，是長安聖光寺沙門慧乘、普光寺沙門道嶽；道教方面，則由清虛觀道士劉進喜、李仲卿出馬。這幾位均為一時名流，比如道嶽曾是玄奘西行求法之前的授業恩師。 在這次釋奠之前釋出的詔書中，高祖定下了“三教雖異，善歸一揆”的原則與基調。三教講論的目的，是使其相互觀摩，商量意旨，而參與各方為了攻擊對方，樹立本教威望，莫不廣引對方經典以資辯駁，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三教之間的相互瞭解，許多人開始兼明三教，否則無從在論戰中取勝。 達摩面壁圖 唐代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也是佛教中國化的定型時期，除了天台宗創立於隋代之外，其他如唯識宗、三論宗、華嚴宗、禪宗、律宗、淨土宗、密宗等中國化佛教宗派，都是在唐代真正定型的。 不過，與印度傳來的佛教相比，中國本土發展起來的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朝廷更多的支援。這首先是因為，在大唐開國的過程中，不斷有道教徒附會李氏為老子後裔的神話，以強調李唐建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對於李唐皇室而言，這的確是一種方便的宣傳策略，以天命所歸的神話，來爭取更多民眾的支援。 666年，從泰山上走下來的唐高宗特意來到了老子故里亳州，在此，他追號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並建立祠廟，置官員進行日常管理。從此以後，道教正式獲得了比較特殊的地位。 終南山古樓觀與佛教更多介入民眾個人信仰生活不同，唐代道教卻力圖影響國家的禮儀制度。在唐玄宗時期，這種努力到達了頂峰。不過，唐玄宗雖然是位狂熱崇道的皇帝，但作為一位掌握帝國命運的統治者，他還是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援，面對當時各種宗教與意識形態，他還是採取了平衡的手段。 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將御注的《孝經》頒於天下。，還要求天下百姓每家都必須藏一本《孝經》，勤加研習。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御製《道德經注》，頒行天下，令諸州大道觀刻石，今存邢州、易州碑刻本。同一年，唐玄宗還御注了佛教的《金剛經》。 《孝經》《金剛經》《道德經》，這三部經典篇幅都不大，但對於儒、釋、道三教而言，卻都是根本性的經典。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這說明，他的宗教政策是尊儒、崇道、不抑佛。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是一種三教齊一的政策。 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八月初五，是紀念唐玄宗生日的千秋節，為此特舉行了一次三教講論活動。在這次講論中，玄宗明確提出了“會三歸一”的主張，當時的宰相張九齡也提出了“萬殊一貫，三教同歸”的說法，恰好是玄宗“會三歸一”的註腳。 敦煌本《大雲經疏》，是武則天上臺重要的政治宣傳檔案，是雜糅了佛經和陰陽讖緯的產物 如果我們把宗教比作一個市場，那麼皇帝與官府就是最大的買家。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都極力向皇家推銷自己，希望更多介入國家政治。 唐玄宗之後，肅宗、代宗父子十分寵信胡僧不空。不空是天竺人， 長期在中國， 故被稱為胡僧。 安史之亂時， 肅宗（756—762年在位）逃到靈武， 曾密遣使者向不空求秘密法。 於是不空率沙門一百人入行宮， 朝晚誦經求佛保佑。 郭子儀力戰， 並以重酬招回紇兵為助，才收回京師， 唐肅宗卻認為不空有功， 不空也乘機居功， 遂入宮建道場， 為唐肅宗七寶灌頂， 受菩薩戒。 唐代宗（762—779年在位）讓不空為亡母章敬太后造冥福， 建章敬寺， 共四十八院， 四千餘間， 窮極壯麗， 費錢億萬。 《資治通鑑》 評價說， 胡僧不空， 官至卿監， 尊為國公， 出入禁闥， 勢移權貴， 京畿良田美利， 多歸僧寺。唐人繪《六尊者像》 唐憲宗李純（805—820年在位）即位後，“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他勵精圖治，重用賢良，改革弊政，取得了削藩的巨大成果，史稱“元和中興”。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以後，就自以為立下了不朽之功，漸漸驕侈。任用皇甫鎛而罷賢相裴度，政治日見衰敗。他還信仙好佛，想求長生不老之藥。818年，他下詔徵求方士。皇甫鎛向他推薦了一個名叫柳泌的山人，由他配製長生藥。 819年正月，憲宗派使者前往鳳翔迎佛骨，長安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論佛骨表》極力勸諫，認為供奉佛骨實在荒唐，要求將佛骨燒燬，不能讓天下人被佛骨誤導。 憲宗覽奏後大怒，要用極刑處死韓愈，裴度、崔群等人極力勸諫，憲宗卻仍憤怒。一時人心震驚歎惜，乃至皇親國戚們也認為對韓愈加罪太重，為其說情，憲宗便將他貶為潮州刺史。同一期間，李純開始服用長生藥，性情變得暴躁易怒，經常斥責或誅殺左右宦官，820年於大明宮暴死，年四十二歲。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韓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唐文宗李昂（826―840年在位）曾對宰相說， 吾民尤困於佛。 他本想發動廢佛， 因佛教勢力強大， 不能發動。 之後，唐武宗李炎（840—846年在位）繼位， 下令廢佛。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滅佛”中的會昌滅佛。 會昌滅佛有著深刻的政治與經濟原因，唐代佛教寺院經濟極為興盛，侵佔了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對唐王朝的財政收入造成巨大危害，這是滅佛最根本的原因。當然，在宮廷中，還有趙歸真等一批道士在推波助瀾，甚至聲稱正是這些緇衣僧尼的存在阻礙了武宗的成仙之道，因此，道教方面的鼓動成為武宗廢佛的直接原因。道家煉石圖 武宗在位的六年裡，一道接著一道的反佛詔令從宮中發出。會昌二年（842年）三月，武宗要求各寺院開始驅趕那些沒有度牒的僧人，並禁止寺院剃度沙彌。十月，開始沙汰僧尼，並沒收一些寺院的財產。隨後，開始限制各寺院擁有的奴婢人數。會昌四年（844年），武宗下令禁止長安各寺院供養佛牙，禁止信徒前往五臺山、終南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等佛教聖地巡禮，拆除民間的小規模的山房、蘭若、佛堂等。 到了會昌五年（845 年），滅佛進入了高潮。七月，武宗下令省並天下佛寺，規定兩京的左右街各留寺四所，僧徒各三十諸州各留寺一所，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其餘全部拆毀，僧尼一律還俗。拆下的寺材被用來修理官廨驛站，像被熔鑄為農器，銅像用來鑄錢，其他奇珍異寶則被獻給皇帝。 經過這次滅佛，全國共毀佛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等四萬餘所，沒收寺院良田數千萬畝，共有超過二十六萬僧尼還俗，十五萬奴婢成為國家納稅人口，使佛教勢力受到極為沉重的打擊。

五百羅漢洞中入定 會昌六年（846年）三月，武宗因病去世了，據說是因為服用了道士所煉的丹藥所致。宦官擁立其叔父李忱（846—859年在位）即位，是為宣宗。在他的統治時期，開始復興佛法，一些被廢毀的寺院重新建立，一些被迫還俗的僧尼又重新獲得出家修行的機會。 到了懿宗李漼（859—873年在位）時期，對佛教的崇奉達到頂峰。873年，他不顧朝臣的規勸，派遣一群僧人前往鳳翔的法門寺，迎請釋迦牟尼的佛指骨舍利入長安。這並不是唐朝皇帝第一次迎請舍利，但可能是最為隆重的一次。 當神聖的鐘磬奏響，在禁軍的護送之下，佛骨舍利進入長安城，並在城中舉行了盛大的巡遊，長安百姓觀者如潮，如醉如痴，一些信徒甚至燃指以求功德。據說懿宗皇帝親自來到安福門迎接，他拜伏於舍利之前，淚流滿面。法門寺佛文化景區 舍利在大明宮的內道場供養三天之後，又輪流供奉在長安各大寺院，供百姓禮拜。八個月後，舍利被送回法門寺，當時懿宗卻已經駕崩，其子僖宗在送還舍利之時，按照佛教密宗的儀軌，將佛指舍利及數千件稀世珍寶一同封入塔下地宮，用唐密曼荼羅結壇供養。從此，這些珍寶在地宮中封存了千年之久。 事實上，雖然朝廷的三教講論曾帶有相互競爭的意味，晚唐甚至發生了會昌滅佛這樣極其嚴重的慘劇，但在民間社會，對於這些在家的普通訊眾而言，佛、道二教的邊界並不是那麼森嚴的。 位於北京南郊房山區雲居寺的房山石經是天下佛教界的重要文物，其刻經事業是從隋代開始的，到了唐代獲得巨大發展。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盛唐時期房山石經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其背後的推手卻是一位女道士，她就是唐玄宗的胞妹金仙長公主。北京房山雲居寺 懿宗鹹通十四年（ 873年），劍南資州的錄事參軍鄧喑同時造立佛教的觀音和道教的天尊像供養。甚至在佛教聖地龍門石窟也出現了道教造像。可見民間信仰中無論佛、道，只要能佑助自己，即加以崇奉，這種實用主義的傾向在造像記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唐玄宗時青城山道士劉知古的家庭中，他的兄長學儒家經典，弟弟則奉佛，出家於武擔山靜亂寺，法號履徹。據當時宰相張說的記載，劉知古曾在成都太清觀的靜思院畫了老子、孔子與釋迦牟尼，張說評論說：“三聖同在此堂，煥乎有意哉！達觀之一致也。” 在唐代，同一家庭內部的不同成員可以分別信奉佛、道，這既是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唐宋之際三教合一的基礎。

也就是說，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哪種思想對皇權有利就用哪種了。

所以在某個時期，例如唐朝初期儒釋道融合很好，也就不奇怪了，因為都對皇權有好處。

而歷史上出現‘’三武一宗滅佛‘’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統治階層覺得佛家太過強大，動搖到自己的統治了。

唐朝初期，是佛教在全國興盛的時代，唐憲宗迎佛骨舍利更是把對佛教的這種推崇達到了最高峰，僧尼越來越多，很多罪犯為了躲避處罰也選擇出家，更恐怖的是，有的寺院修得和皇宮一樣豪華，他們得利越來越多還不用上稅。大臣韓愈直接上書說佛教現在已經對國對民不利了，建議要約束佛家，這個和皇帝的想法不約而合，於是就開始滅佛了。

面臨著“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的嚴峻形勢，本身就喜歡道家的唐武宗開始下令滅佛，史稱“會昌法難”，拆除了寺廟4600多所，僧尼26萬餘人還俗，沒收了寺廟的膏腴上田數千萬頃，當然國力大增，對經濟復甦的確有作用。

因為，不管是融合還是滅佛，都是從對統治階級有利的角度出發的。

唐代是一個宗教盛行、多元幷包的社會，在這一時期，發生了玄奘西天取經，卻又出現了會昌滅佛；道教取得了類似於國教的地位，卻始終不及佛教深入人心。在相互競爭又相互滲透的各種宗教之上，則是籠罩一切的皇權。武則天利用佛教的經義為其登上皇位進行合法性的論證，而玄宗、武宗、宣宗則都接受了道教大師的授籙。

玄奘西行求法，陝西榆林窟壁畫

儒釋道辯難。624年二月的一個清晨，唐都長安的國學裡，一場隆重的釋奠禮儀正在舉行，唐高祖李淵親自出席，陪同高祖前來聽講的還有秦王李世民與滿朝文武，氣氛顯得莊嚴肅穆。

釋奠本來是國家祭祀先聖孔子的大典，但這次儀式卻顯得與眾不同，因為參加講論的，不僅有一代大儒，還有來自佛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代表儒家出場的，是國子博士徐文遠與太學博士陸德明；代表佛教出場的，是長安聖光寺沙門慧乘、普光寺沙門道嶽；道教方面，則由清虛觀道士劉進喜、李仲卿出馬。這幾位均為一時名流，比如道嶽曾是玄奘西行求法之前的授業恩師。

在這次釋奠之前釋出的詔書中，高祖定下了“三教雖異，善歸一揆”的原則與基調。三教講論的目的，是使其相互觀摩，商量意旨，而參與各方為了攻擊對方，樹立本教威望，莫不廣引對方經典以資辯駁，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三教之間的相互瞭解，許多人開始兼明三教，否則無從在論戰中取勝。

達摩面壁圖

唐代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也是佛教中國化的定型時期，除了天台宗創立於隋代之外，其他如唯識宗、三論宗、華嚴宗、禪宗、律宗、淨土宗、密宗等中國化佛教宗派，都是在唐代真正定型的。

不過，與印度傳來的佛教相比，中國本土發展起來的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朝廷更多的支援。這首先是因為，在大唐開國的過程中，不斷有道教徒附會李氏為老子後裔的神話，以強調李唐建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對於李唐皇室而言，這的確是一種方便的宣傳策略，以天命所歸的神話，來爭取更多民眾的支援。

666年，從泰山上走下來的唐高宗特意來到了老子故里亳州，在此，他追號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並建立祠廟，置官員進行日常管理。從此以後，道教正式獲得了比較特殊的地位。

唐代佛教寺院經濟極為興盛，侵佔了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對唐王朝的財政收入造成巨大危害，這是滅佛最根本的原因。當然，在宮廷中，還有趙歸真等一批道士在推波助瀾，甚至聲稱正是這些緇衣僧尼的存在阻礙了武宗的成仙之道，因此，道教方面的鼓動成為武宗廢佛的直接原因。

經過這次滅佛，全國共毀佛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等四萬餘所，沒收寺院良田數千萬畝，共有超過二十六萬僧尼還俗，十五萬奴婢成為國家納稅人口，使佛教勢力受到極為沉重的打擊。

前期融合得好，因為國力昌盛，加上盛唐的包容文化，不對他們加以干涉。至於後來皇帝對佛教的不同態度，一來取決於皇帝本身的個人好惡，二來也是不同時期統治需要，尤其是唐武宗時期的“會昌法難”更是直接與朝廷統治的緊迫性密切相關。

有一句話叫“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唐朝前中期，尤其是玄宗開元年間的鼎盛時代，由於國力達到頂峰，文化空前繁榮，萬國來朝。長安城內聚集著可以到達唐朝的各國使者、學生。他們也帶來了各自的文化思想、宗教信仰。那時候不要說儒釋道，就是印度教、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全都在長安和平共處。這時候大家都很富足，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互不干涉。而什麼時候才會出現某種意識形態一家獨大？那就是大家的生活不好了，就需要一些宗教、文化來尋找心靈慰藉了。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力急轉直下，連百姓都活不下去了，甚至外國使臣要為唐朝工作才能留下去。那在思想領域，為了便於統治，自然容易出現某些輪流坐莊的情況。

當然，我並不同意有些人說的皇帝信佛還是滅佛完全是因為統治需要。其實皇帝本身也是普通人，也有個人好惡。你就拿“迎佛骨”的唐憲宗李純來說，他信佛，為的是長生不老（雖然不太明白佛教明明修來生，道教才追尋長生不老，唐憲宗怎麼會寄希望於佛教求長生）。唐憲宗不僅向術士求長生不老藥，還進行聲勢浩大的迎佛骨行動，求仙問佛一起來。勞民傷財，韓愈上疏勸諫，被貶。唐憲宗這就屬於比較典型的迷信。

不過佛教確實對國家統治也是有一定幫助的，佛教倡導的清心寡慾、不爭、平和，都有助於封建王朝對百姓的統治，信奉佛教的百姓往往不會生出很多事非，易於管理。

那唐武宗滅佛又是為什麼呢？也是兩方面。一來唐武宗本人通道不信佛，這就等於把佛教視為“異端”了。這是皇帝本人的因素。二來則也是出於統治需要。因為佛教的過度繁榮已經對本已衰退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威脅。

唐武宗時期，唐朝早就沒有開元盛世的景象了，民生凋敝，戰亂也不少。國家財政陷入危機。而由於佛教的特別興盛，寺院的土地是不用交稅的，那時甚至出現了許多人將土地掛在寺廟名下逃稅。另外僧尼不用服兵役、徭役，出家的僧尼太多，有的真的信佛，有的卻只為逃稅逃兵役。還有，佛教寺廟太多，民間出現了許多將銅錢融化鑄成佛像、法器的行為，導致市場流通的銅錢大幅減少。這些原因綜合在一起，導致了市場購買力不足，出現了中國歷史上非常少見的通貨緊縮現象。這個確實需要改變。

於是，唐武宗在會昌年間發起聲勢浩大的滅佛運動，拆除寺廟四萬多座（如果沒概念可以對比一下，今時今日全中國的佛教寺廟僅一萬多座），強令僧尼還俗。佛像、法器也被重新融化鑄成錢幣（會昌年間的開元通寶錢幣在收藏界很受歡迎，因為前身是佛像，像開過光的）。

所以，信佛也好，滅佛也好，一來是皇帝個人好惡，二來統治需要。但有一點肯定的，如果國力昌盛，就像盛唐，多少佛教徒都養的起，各種思想就能和睦共處，沒有滅佛的必要。

唐朝（618—907年），是中國歷史上統一時間最長，國力最強盛的朝代之一，唐朝共歷289年，20位皇帝，907年亡於農民戰爭的前期。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開元年間國家一直處於大發展階段，從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空前繁榮。在此期間出現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構成了中華民族引以為驕傲的盛唐氣象。唐玄宗後期出現的安史之亂，使唐王朝逐漸沒落。在中晚唐時代，皇帝在經濟、政治、軍事上已無實權，致使藩鎮割據局面形成。最後，各方紛紛脫離唐王朝的統治而成為各自獨立的政權。大唐帝國也由此覆滅！

一、唐朝前半期的佛教(618—762)

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帶去佛像、佛經等，使漢地佛教深入藏地。貞觀十九年（645），玄奘從印度求法回來，朝廷為他組織了大規模的譯場，他以深厚的學養，作精確的譯傳，給予當時佛教界以極大的影響，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論兩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繼成立。

武后（684—704）利用佛教徒懷義等偽造《大雲經》 ，她將奪取政權說成符合彌勒的授記，隨後在全國各州建造了大雲寺，又造了白司馬坂的大銅佛像，並封沙門法朗等為縣公，又授懷義為行軍總管等，這使佛教和政治的關係益加密切。此時新譯《華嚴》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賢首宗也跟著建立。

玄宗時（712—756），雖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無畏、金剛智等傳入密教，有助於鞏固統治政權，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當時佛教發展達於極盛，寺院之數比較唐初幾乎增加一半。

二、唐朝後半期的佛教(762—907)

安史亂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殘，聲勢驟減。禪家的南宗由於神會的努力，漸在北方取得地位。神會又幫助政府徵收度僧稅錢，以為軍費的補助，南宗傳播更多便利，遂成為別開生面的禪宗。但是當時國家歷經內戰，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壞，擴充莊園，驅使奴役，並和貴族勢力相勾結，避免賦稅，另外還放高利貸設立碾嵦 等多方牟利，這樣在經濟上便和國家的利益矛盾日深。

敬宗、文宗以來，政府漸有毀滅佛教的意圖，到武宗時（841—846）就終於實現了。從會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毀寺宇，勒令僧尼還俗。這對以後佛教的發展影響很大。當時佛教典籍的湮滅散失情況也極嚴重，特別是《華嚴》、《法華經》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時散失，以致影響到天台、賢首等宗派日趨衰落。

三、唐朝佛教的輝煌

1、唐代第一次迎奉佛指舍利在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僧人智琮、弘靜等人奉旨迎奉。

2、唐代第二次迎奉佛指舍利從武周長安四年(704)到中宗景龍二年(708)。此時佛教的社會地位上升，遂掀起唐代第一個崇佛高潮。武則天命鳳閣侍郎崔玄暐和法藏等到法門寺迎奉佛骨。

3、唐代第三次迎奉佛指舍利在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唐肅宗皇帝敕僧法澄、中使宋合禮、鳳翔府尹崔光遠迎請佛骨人長安內道場。

4、唐代第四次迎奉舍利在唐德宗貞元六年(790)，這時唐王朝經安史之亂遭受打擊，德宗皈依佛教並奉迎舍利於長安，先在內道場供養，再置京都諸寺。

5、唐代第五次迎奉佛骨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憲宗啟塔，親奉香燈。

6、唐代第六次迎奉佛指舍利在唐懿宗鹹通十四年(873)這是一次聲勢浩大，供品最多，耗資空前的迎奉。

四、唐朝佛教沒落

1、諫迎佛骨，是中國歷史上儒佛矛盾鬥爭的一個重大事件。元和十四年是開塔的時期，唐憲宗要迎佛骨入宮內供養三日。韓愈聽到這一訊息，寫下《諫迎佛骨》，上奏憲宗，極論不應信仰佛教，列舉歷朝佞佛的皇帝”運祚不長”，"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但韓愈沒能阻擋憲宗迎佛骨，還險些喪命。

2、唐武宗滅佛，是唐武宗在會昌年間，由唐武宗發起的大規模拆毀佛寺和強迫僧尼還俗的毀佛運動。

五、唐朝後期滅佛的原因

1、佛儒矛盾，外來宗教與本土的傳統思想不相適應，經過幾百年的磨合，佛教逐漸被華人所接受。晚唐幾個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極一時。當時有識之士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據儒學思想，提出反佛的意見。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儒佛矛盾以一種激烈的形式暴發了。

2、佛道矛盾，唐朝雖然實施了崇道政策，但在民間和地方上佛教依託於自己完善的理論體系和自漢代以來積累的信眾基礎依舊十分強勢，在中唐前多次出現佛寺搶佔道觀資產甚至直接強佔道觀的現象。佛道摩擦已久，崇道政策下仍然處於弱勢的道教一直在等待時機打壓佛教。

3、經濟原因，唐代寺院經濟的膨脹，僧尼在唐代均田制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僧尼不僅能從國家獲得土地同時還有不繳納賦稅的特權。這項對宗教的保護性政策在唐代逐漸演變為寺院經濟膨脹的基礎。

唐代皇帝多次對寺院賞賜土地，這是寺院經濟發展的資本之一。 皇帝直接賞賜外，貴族和地方豪民也大規模向寺院捐贈財產，這些都構成了寺院的常住田，透過對常住田的經營和不斷的土地兼併，在中唐前一些寺院已經有相當可觀的地產，除了對土地經營外，寺院發展出許多發展經濟的道路。寺院在這一時期甚至還發展出了完善的金融體系，包括質舉、借貸等等。一些寺院甚至以末法時代將要來臨為名，利用信眾對末日的恐懼斂財。

由於寺院經濟並不納入國家賦稅體系，因而寺院經濟的膨脹與世俗經濟產生了矛盾。大量的人口藏匿於寺院中以躲避賦稅。尤其在中唐以後均田制實際上崩潰後，建中元年（780年）實施兩稅法以來，寺院佔有大量的土地卻不繳納賦稅，另外貨幣的大量使用使銅資源需求量上升，而寺院鑄鐘鑄佛消耗了相當一部分銅資源。佛寺的修建使中唐後不斷走下坡路的唐代經濟難以維持。

所以，在唐朝後期皇帝又是迎佛骨又是滅佛，是因為佛教發展成了很大的勢力，並佔有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尤其是它的經濟力量的惡性膨脹日益造成了對政府的威脅和民生的殘害；它的自成體系，不敬王者觸犯了至高無上的君權；它的不拜父母、剃髮染頂又違逆了儒家倫理觀念；而佛道兩教為爭奪宗教主導地位的矛盾又無法調和，才使得社會上反佛有三種強大的力量：一是朝廷與佛教發生利害衝突，因而用政治手段廢佛；二是儒家禮教排斥異端；三是道教與佛教爭奪宗教上的統治地位。佛教以一敵三，勢單力孤。

儒釋道……可能也就儒家保留了核心思想。道教竟然想天人合一，這肯定不是道家。而佛教來到中國，必然經過一番改動，讓一個願眾生離苦得樂的思想最終不存。

大唐元和十四年的冬天。

佛教發展盛極一時，數量龐大的僧尼們不勞而獲卻生活奢靡貪圖享樂，佛寺佔耕地極廣又修建的富麗堂皇奢侈浮華，很多好吃懶做的人們為了過上僧尼的生活而加入佛教…

這一切既嚴重影響唐朝政府的財政收入，給徵兵、勞役、官吏諸方面都造成嚴重困難，也在百姓心目中，積怨益多。

這個大背景下，法門寺有一座佛塔，塔內藏釋迦牟尼指骨一節，稱為舍利，歷代當家大和尚每三十年開一次塔，把舍利取出，讓人瞻仰、參觀，同時昭告天下，說每逢開塔則歲豐人泰，因此，唐憲宗要迎佛骨也就是舍利入宮內供養三日。

這一事件在當時全國引發一場浩大而狂熱的禮佛風潮，上至王公貴胃下至販夫走卒，社會各階層趨之若鶩，甚至很多人廢業破產、燒頂灼臂燃指而求供養，釀成不少人間悲劇。

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眾人皆醉我獨醒，面對整個社會的這場佞佛狂歡，上奏唐憲宗，極論不應信仰佛教，列舉歷朝佞佛的皇帝"運祚不長"，"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他認為，"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如今，佛已死久，枯朽之骨，兇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應該將這骨頭"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韓愈最後極為懇切地說："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鑑臨，臣不怨悔。"表示願負得罪佛祖的一切責任。也就是流傳千古的《諫迎佛骨表》。

韓愈因此觸犯龍顏，差點人頭落地，多虧宦海沉浮多年，還有一票好兄弟，多方遊說，總算保條命，被髮配到潮州，這事還被當時法門寺的大和尚四處宣說這就是和佛作對的下場。

《更多內容來自靈芝師姐微博@靈芝師姐》

配圖-古代佛教星宿

佛教在漢朝時期傳入中國，隨後很快與土生土長的道教、儒教相互融合，形成了三大傳統文化。

在漢朝時期，佛教被當時古人理解為一種類似道家所說的法術。

魏晉時期，佛教又轉化為玄學的一個門派。

唐朝時期，儒釋道三教合一非常明顯，佛教“不入於老，則入於儒”，天台宗、華嚴宗兩派的禪宗，早已沒有了原始佛教的面孔，儼然一張中國臉。

唐朝歷代帝王對佛教的態度各不相同，唐高祖認為老子李耳是自己的先祖，因此極力推崇道教。唐太宗則信仰佛教，原因在於，當年他被王世充追趕的時候，十三個和尚救過他的命。

武則天曾經出家做過尼姑，當上了女皇，對佛教更是大力推崇。唐玄宗在位時，曾組織過道教、佛教展開大辯論。唐武宗則是一個堅決反對佛教的皇帝，開展了大規模的“滅佛”運動，造成無數寺廟被毀，很多和尚尼姑被迫還俗。

唐宋時期，韓愈、歐陽修等很多大儒、文豪都反對信仰來自“蠻夷”的佛教，透過寫文章，抵制以佛教取代儒家學說和本土的道教。

唐朝文豪韓愈把佛教稱作“夷教”，以“尊儒排佛”為己任，把抵制佛教當事業來做，曾上書反對朝廷“迎佛骨”，惹得唐憲宗發火，把他貶到潮州做刺史。

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抵制佛教，和韓愈相比，有過之無不及。

歐陽修在《本論》一文中有“千年佛教賊中國”之語，直呼佛教為貽害無窮的“魔教”。藉著編寫《新唐書》的時機，他以信不信佛來評價帝王的功過。

如從諫如流的唐太宗，在歐陽修筆下，成了“中材庸主”，對排斥佛教的唐武宗，歐陽修大為讚賞。歐陽修也許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晚年竟然成了虔誠的佛教徒。

歐陽修被貶至滁州，整天靠著遊山玩水、呼酒買醉尋求解脫。某一天，歐陽修信步來到九江的一座佛寺，打算和居訥禪師辯論一番，藉此宣洩自己心頭的苦悶。

居訥禪師首先表明，儒釋道三教應該通融，而佛教更勝一籌。而後一針見血地指出，歐陽修的排佛是假，排外才是真，屬於小家子氣。唐憲宗號稱“中興之君”，實則沽名釣譽。

一番話說得歐陽修“大驚赧”，於是開始向大師討教，居訥口若懸河：“佛道以悟心為本，足下屢生體道……偏執世教，故忘其本，誠能運聖凡平等之心，默默體會……”

歐陽修最終心悅誠服，表示將痛改前非。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潛心“學佛參禪，屏卻酒色”，臨終之前，告誡弟子：“吾少以文章名世，力詆浮圖，邇來於諸經忽聞奧義，方將研究正果。不料齎志而歿，汝等毋蹈吾轍，輕言三教異同也。”

熙寧五年閏七月廿三日（公元1072年9月22日），歐陽修派人到附近的寺廟借來《華嚴經》，莊重地閱讀到第八卷的時候，安然坐逝於家中，享年六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