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首先是不能混作一談的。應該把它們區分開，魏晉，南朝和北朝。因為這三朝文風差異極大，形態迥異。要剖析一個朝代文化之特色必然是從最優異的作品上追蹤尋跡，按照這個思路我為大家略析之：

魏晉

魏晉的作品都在致力於感悟生命，體現一種高尚的生命格局。語句簡約精悍，乾淨樸實。

魏晉文化之高峰當歸與曹家，且以曹操為尊。曹操在文學上表現的是強大的生命格調，天地生命從容大氣，宏偉博大。他的強大生命是任何一個不夠強大的生命模仿不了的。

之後魏晉亂世中當推阮籍和嵇康。他們都不拘於禮法，都想要擺脫約束，迴歸自然，享受悠閒。他們都是生命邊界線上艱難跋涉的人，他們以昂貴的生命代價標誌出一種自覺的文化人格。

陶淵明是魏晉絕響。他在都邑的視線之外過自己的生活，一個安靜的去處。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筆描寫自然，所有的喜悅、恐懼、顧慮都被洗滌得乾乾淨淨。這是一個彼岸理想的生命個體。

南朝

南朝文人才思偏偏，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追求藝術形式的完善與華美。謝靈運開創的山水詩使山水成為獨特的審美物件，加強了詩歌的藝術技巧和表現力；但是南朝諸多駢文過於追求渲染排布，對仗工整，音律和諧，語言華美，稍顯空洞。

北朝

北朝文化之最當屬北魏。北魏是由處於原始遊牧民族的鮮卑族建立。其本身文化有一種曠野之力，浩然之氣，是一種未曾開化的蠻力。當它充分漢化之時，這股豪邁之氣也才真正植入了漢文化。北朝有一種吞吐萬匯，兼納遠近的氣魄，舉世無匹的宏大。與南朝不同，其文風剽悍，凜冽，清冷，粗糲，混沌，有著未曾見過的遼闊和平靜。

（圖源網路，侵刪）

駢文“出道”即巔峰，它起興於漢末，通達於魏晉，繁盛於南北朝。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駢文之華美，姿貌之萬千，蔚為大觀，真謂是陸機在《文賦》中說的：

“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藻思綺合，清麗千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

綜合而論，駢文有如此藝術美的表現，是基於其整練的句式、和諧的聲律、精要的用典等藝術特點的互動作用；就其內容特色來說，主要有抒情述感、論事辨理以及寫景狀物等三大特色。

我將從以上幾個方面回答問題。

一、魏晉南北朝駢文的藝術特點

01 整練的句式：四言為主，輔以六言

“駢”本為並列之意，它最基本的特質是辭句的整齊並列，基本句式是偶數的四言，與四言接近的適合句式是六言。

另外，四言因語句簡短，而且多由實詞組合，全文句句鋪陳，首尾相接，讀來則有整練之感。

而且在許多四言句中，每兩句或一層間，以轉接虛詞，或以虛詞領起，乃使文氣靈活而不呆板，由於義理精確，朗誦時更覺遒勁。

事實上，在齊梁以前，駢文句法還比較疏散，篇中常雜以長短參差之句，故文章雖辭句勻整，但氣勢稍顯不足。

如范曄《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傳論》中的這段文字：

“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即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棄德，並列於朝，即菹戮相仍，故云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

這段引文，多五、六、七言句，但如果將其中的“則”、“言”“若”、“即”、“此”等虛詞或附加語剔去，餘下的仍是四言。

而到了齊梁以後，尤其是梁陳時代，文章句法，更進而定型為四六，於是通篇呈現出句式上的勻整之美。

定型的駢文句式雖只這兩種，可是把這兩種句式反覆交錯運用，呈現的姿勢仍是紛繁的。

如劉峻的《重答劉秣陵沼書》中，其前半部分除用以提領及收束的散行單句外，其餘大致為四言句，如文章的結尾這段：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壟，有恨如何！”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二句，除卻“若使”二字的提領，實為六言句。“冀東平之樹”後面的四句，則為一對四六句，即上句為四字，下句為六字，只是用一個“冀”字領著。

在這樣短篇中，可以看到三種句法，而且這種句式的變換放在末端，更使文勢矯健。

再如庾信的《哀江南賦序》：

“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才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縱締交；鋤耨棘矜都，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併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

“孫策以天下為三分”四句，實是一對六四式的句子，只是以“孫策”和“項籍”兩個人名領起，後面“是知併吞六合”四句，則是一對四六式的句子，而於開始用“是知”領起。

在這些文章中，可以看見駢文的句式一般是四六兩種，但將其互動變化使用，可形成句法的錯綜之美。由於句法的轉變，也使文氣隨之長短急徐，而具有跌宕之勢。

此外，這種駢儷的四六句式，唐宋以後一直被繼承下來，廣泛運用，以至於朝廷上的奏章制誥，更非此莫行。

02 和諧的音律：語言聲調輕重互動，抑揚頓挫

陸機曾在《文賦》中提出：“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宣稱應在文章裡調和音聲，使輕重互動代換，有抑揚頓挫之感。

范曄在《後漢書·自序》中說他“性別宮商，識清濁”，表示他感覺到文字有聲音高下的類別。到了齊代，沈約、王融等人明確四聲之辨，沈約在其《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說：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引文中的前兩句是聲調的總原則，即前後音節應有高低變換。所謂“浮聲”，意思是音調輕揚，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平聲；“切響”即音調勁急，即今謂的仄聲。

三、四兩句是指一句的音節，五、六兩句指兩句的音節就是一句之中或兩句之間，音韻的輕重都應不同。而且這段引文字身，也可看作句尾音節的示範：

比如，第一個偶句句尾的平仄互異，而下一個偶句的尾音又與上偶句的尾音不同，正合後代律詩黏對（詩句中的上下句平仄對應規則，此處不再贅述）的準則。

第三個偶句又與第二個偶句相異，構成句尾音節的對立迴圈。但在一句之中，沈氏還未能遵守其規定，有幾句的第二、四字同屬一聲。

此後，文人漸次瞭然，都能作到“一簡之內，音韻盡殊”，而在篇中的精要之處，也著意使“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如劉峻《重答劉秣陵沼書》中的：

“餘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

駢文的聲律，即應如此，還有庾信的《哀江南賦序》的一段：

“日暮途窮。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壁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盡。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

此段音調抑揚往復，與整齊的四六句律相配合，構成一派嚴整而和諧的節奏，賦與篇章以音樂的美感。

駢文聲律的運用，至庾信、徐陵臻於成熟，而徐陵的創作在聲調上尤為精美，其《玉臺新詠序》，即集中體現了駢文藝術形式美的高度成就。且看其中一段：

“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妒。至若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得橫陳於甲帳。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風，授歷軒轅。”

講求這樣的聲律，在梁陳之際，也與四六句法成為駢文的定型，唐宋以後被奉為法式，儘管不能說不可稍有改移，而大體上是遵循了沈約提出的聲律原則。

03 精要的典故運用

有時透過正面說理理論一見事情，費了許多言辭尚難使人瞭然；但如果取典籍所載，人所共知的相類之事，以精要語言略加提點，可收到語簡而理明的效果。

這一時期的駢文使用典故的方法繁多，有直用故事對照現實，表明事理的，如陸機的《豪士賦序》：

“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夷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於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暖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

這篇文章是陸機在司馬冏戰敗後（“八王之亂”中，公元302年12月，長沙王司馬乂圍攻洛陽的齊王司馬冏，司馬冏大敗被擒拿斬首）所寫，意在譏諷其沒有審時度勢，以致迅遭敗滅。

這段話在論證大臣功高震主必致大廈傾覆的道理，主要的是用姬旦，霍光的事側面為喻，以周公與成王、霍光與宣帝，那樣的“篤聖穆親”與“大德至忠”，“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眾多之口”，把君臣之間，勢位相逼而產生危機的道理，闡發得極為透徹。

其後，文中再以《竹書紀年》所記載的，伊尹被太甲所殺，及《吳越春秋》載勾踐殺文種之事，從君臣間已產生的不幸後果加以反證，把道理論述的再完密不過。

在這裡，作者雖用了許多的古代人事，但還是在申說君臣之間“勢疑則隙生”的道理，儘管每樁典故包含的事實非常豐富，可讀來極為簡明扼要。

至若開頭的“政由寧氏，祭在寡人”，用的性質就不同，這二句出自《左傳》，是衛獻公的話。

這個典故即為：衛獻公被華人逐出，寄居齊國，與衛國大臣寧喜勾結，以圖復國，便對寧喜使者說出那兩句話，意謂自己歸國後只居為君之名，國政都由寧氏主宰。

這二句可以抽象起來作廣泛的運用，它們意謂大臣掌權，國君虛位，既可用之於曹操與漢獻帝，也可用之於司馬昭與曹髦（魏文帝曹丕之孫，曹魏第四位皇帝），作者在這裡以相反的態度說來，便與原話的意旨有所不同，也是用典靈活性的一種表現。

另外，駢文中的用典在很多情況下，只是取所用典故的某一點，切合所要表達的意旨。如前文引用過劉峻的《重答劉秣陵書》中寫道的：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成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墨翟說世上存在鬼神的說法正確，漢文帝在宣室所問鬼神之事可信的話，希望獲得感應，如同東平王因思慕京城，而墓地的樹木都向西倒，舒氏女化為清泉而隨著音樂的節奏湧流。

但，墨翟的《明鬼》本是虛妄之事，漢文帝在宣室談鬼神理應譏誚，都是不可信的。

作者因為希望他的答書能為死者所知，故運用這兩個典實作假設，於前冠以“若使”，後面還說“無爽”、“有徵”，接著再用“東平”、“蓋山”的故事，表明希望得到迴應。

文中用的典故本身是荒誕的，但由於是對死友而發，故更覺其情之深至。

最後二句“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則用了季札、徐君的故事：

季札去晉國訪問途中，帶著寶劍經過徐君處，徐君想要寶劍而未明說，季札已察覺到，因為有訪問任務而未獻給徐君，可心裡已默許了。

到返回時徐君已死，季札掛劍于徐君墓地的樹上而去。季札懸劍墓樹，只是表白自己並未吝惜劍的心跡，對徐君事實上已不能得到，則本非所計。

劉峻用這典故，是因復書劉沼而無由到達，與季札懸劍墓樹一樣，一番心計只得付諸於“有恨如何”四字，對這一於事無補的作為寄予了深切的悲恨。

這裡運用懸劍墓樹典故，只是比喻對劉沼復書作無益的表白而已。

此外，使用典故既可以極精簡的語言喻明事理，且可啟示讀者產生更多的聯想，感受更為具體充實。

如《哀江南賦序》有云：

“是知併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

意謂以梁武帝及梁元帝，雖然身為開國或中興之主，可最終梁武帝餓死臺城，梁元帝辱死西魏；如秦國子嬰之出降軹道而終戮於項羽，西晉懷、愍二帝之俘於劉曜而殺身平陽，其事正相類似。

如直接說來，要多費許多語言，而軹道平陽之事，己在史冊，人所共知，只此四字，可使人想到往古人事，而感知亡國禍災之悲慘況味。這樣簡要的提示，可獲得具體形象的昭示效果。

另外，駢文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它往往也會從古人作品中吸取其語言的精華，如劉峻《重答劉秣陵沼書》說：

“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隙駟”是《史記·留侯世家》所創的詞彙，呂侯謂留侯：“人生一世間，如白駟過隙。”以形容人生易逝。

“尺波”則是陸機在《長歌行》中所創：

“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

“尺波”一詞也是說時光流逝之迅疾。以水比喻時光，自孔子在川上說的“逝者如斯夫”，也成為了我們常用的典故。

劉峻用“隙駟”、“尺波”下繼以“不留”、“電謝”，給人以急遽之感，較之抽象地說時光易逝，形式典雅而內涵豐富。

又如陸機在《吊魏武帝文》中說的：

“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

這裡德“格乎上下”和“光於四表”，皆是化用《尚書·堯典》中的“光被四表，格於上下”。這兩句話本是稱頌堯的聲聞之“無所弗屆”，而陸機化用過來作為對曹操整個權力和威勢的概括，便節省了許多言語。

這樣運用前人所創作的詞彙，並賦予新的內涵，使辭句精雅，也是駢文家的基本手段。

駢文以如此文體出現，即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它在作家豪端呈現的姿貌，以及其中體現出的方法手段，確足以獲得“紛紜揮霍，形難為狀”的美譽。

二 魏晉南北朝駢文的內容特色

如前所述，駢文精練的文句，於長短先後之間寓以錯綜變化，協調其音節，運之以典故，於絢麗光豔的色澤中，或抒情述感，或論事辯理，或寫景狀物，無不具有震撼讀者心靈的藝術魅力。

01 抒情述感：聲情揚抑，情味雋永

從建安時代起，文人思想解放，在文學創作中更自覺地恣意抒情，詩賦自不必說，駢文也充分發揮了它的藝術功能，表現得一往情深，感人無限。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舊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作者在這裡利用常人普遍具有的鄉土之愛，把江南的暮春景色，描繪得一片芳菲繚亂，接著動之以人事上的故舊之情，以古代名將相比，其中即寓含著對陳伯之的尊重，這樣當有助於推動陳伯之作出歸梁的決定。

這節文辭，清麗而典雅，句法節奏亦低昂緩急交錯，兼具聲色之美，讀來情韻抑揚，故被視為這一時期的書簡名篇。

庾信的《哀江南賦序》，可視為抒情述感的駢體傑作，如下一段：

“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才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併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

庾信被留北朝後，悲慨自己不幸的身世，及金陵、江陵兩次覆亡的慘痛經歷，寫出了血淚凝集的《哀江南賦》。

賦前有序，表白其寫賦的動機，概略地回顧其在家國喪敗中的遭遇，吐發其無可奈何的悲痛之情。

在這段序文裡，作者運用豐富的典故，協和的音調，長短錯綜的句法，一氣貫注，將其深重的哀念故國之情，宣洩得極為強烈，文勢亦矯健宏壯。

駢文的各種藝術形式因素，在作者的凌雲健筆下，充分發揮了它們的功能，取得了震撼讀者心靈的藝術效果。

述感的文章，實質中也兼涵情理的。如陸機的《吊魏武帝文》，作者因看到魏武帝遺令有“分香賣履”之言，而感嘆以其一世之雄，臨終之際不免表現得那樣細弱悲哀，有損於其生平風概，於是把一系列兩相懸殊而終不免大屈於小的事物對舉出來，以抒其“戢彌天乎一棺”之慨，表示對這一代英雄人物誌業不足的悲惋。

這段文章以排比之調，一氣直陳，而於領起、轉折及收束之際，運用單行詞句，使文勢既整練而又靈活，抑揚之間，加重悲壯之慨。

02 論事辨理：闡微稽深，愜人心意

駢文雖由於形式上的拘束較多，但在文學高手的筆下，以之論敘事理，闡微稽深，無不豁然，愜人心意。

作者在二十八將傳後著論，借“議者”之意生髮開去，闡明光武的“深圖遠算”。

文章先敘說春秋時期，還能君臣相得，由於“勳賢皆序”，次言秦漢之所以誅戮功臣，乃因功臣皆“武人屈起”，而“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極中肯地道出了歷史上所以君臣水火之故，接著也指出漢武以後用人制度的不合理。

後面著重闡明光武“鑑前事之違”而採取的“矯枉”用心，一方面“高秩厚禮，允答元勳”，一方面“峻文深憲，責成吏職”，總括了光武這一措施的全部精神。

文章後半自“光武鑑前事之違”以下，充分闡明瞭光武的“深圖遠算”，“直繩”六句衡量事勢，“高秩”四句舉出政策措施，把“深圖遠算”揭示得極為精要。

篇中歷舉史實，隨即束以論斷，以精審整齊的辭旬，概括了豐富的事理，揣情度勢，切理當心。

范曄在其《後漢書·自序》中說：“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從本篇即可見其一斑。

再如嵇康《養生論》中的一節：

“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伸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

作者以辭意整練排比的句法，充沛的氣勢，歷舉平常生活中的情況，論證精神對於形體可能產生的影響，多方陳說，把事理揭示得非常顯透，使人信服於安心以全身的重要。

前面四層，俱以精切實詞，密集事理，使文意巍然，堅不可拔。“由此言之”以下諸句，以君國比喻神形，表明意旨，句法天矯，既使文章氣勢靈活，更發揮出了前面四層辭意的力量，文辭義理，俱極酣暢，使讀者快然意愜。

如果說從事物上體現的道理還易於表達，而抽象的精微之理，在能者的筆下，也無不豁然恰當人心。從這些文辭美妙的作品中，使人深切感到，駢文的藝術功能，是無所不達的。

03 寫景狀物：重巒疊嶂，清峻精美

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前人曾讚賞“其辭奇麗”，且看這一段：

“南則積山萬狀，負氣爭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淩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強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回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為野塵。”

作者以奇峭的筆勢，駢整的句法，描繪出一幅重巒疊嶂，煙雲變化的山水長卷，是這一時期模山範水的名篇鉅製。

還有如陶弘景的《答謝中書書》，這也是一幅山水小品：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在作者精潔的筆下，只寥寥十數句，給人展現出一片幽秀光輝的山水狀貌。山水的四時朝夕，音容變化，盈溢讀者耳目，文筆之清峻精美，更何以加！

如上所述，駢文由於諸種形式因素集中發揮其藝術作用，具有豐富的藝術形式美，卻也在創作上顯示出巨大的難度。

但在卓越作家的手下，運用其深厚的書卷修養，及雄健的藝術手筆，可以遊刃於規矩之中，呈現出其通達駿茂的情理。

通觀這一時期的駢文創作，其宏篇鉅製，絡繹紛披，蔚為壯觀，整體呈現出這一文體充沛的藝術感染力。

1、駢文

駢文又稱駢體文、駢儷文或駢偶文，是中國古代以字句兩兩相對而成篇章的文體。全篇以偶句（儷句、偶句）為主，構成字數相等的上下聯，句法結構相互對稱，詞性、詞義相互配對，句子的字數通常是四字句、六字句相互交替，講究對仗的工整和聲律的鏗鏘。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故也稱“四六文”或“駢四儷六” 。

2、駢文的發展演變

駢文是與古文相對而言，先秦時期，無所謂駢文與散文，駢文起源於漢末，而駢文的確定，是從魏晉開始的。在南北朝時期，駢文創作則趨於興盛，成為南北朝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文體。

魏晉時期已經有意識得運用到了駢句，但還沒有真正形成駢文，相關作品也很少，駢文是在南北朝時期才正式發展壯大的。

3、駢文的特點

從南北朝時期開始，作家已開始探索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起初，他們把經、史與諸子之類的作品劃在文學範圍之外，後來又進一步在文學範圍內對文筆之別進行辨析，把有韻與無韻的作為區分文筆之別的一個標準。劉勰在《文心雕龍·總術篇》中曾稱：“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中分論文與敘筆分別論述了十多種文體。梁元帝蕭繹又提出：“至如文者，惟經綺轂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美搖盪樣之所謂”文的特點，就強調了詞藻、聲律、抒情三方面的特點。這就是南北朝時期頗有影響的文筆說。而這一時期永明體作家在聲律方面的探索，也對駢文的形成起了促進作用。歸納起來，駢文大致有以下一些特點：

第一，語句方面：駢文講究對偶，並且在句式上多用四六句式，所以駢文又稱為“四六文”，駢四儷文是駢文在句式上最基本的特點。

第二，語音方面：駢文講究平仄和押韻。講究平仄韻律的和諧、協調，是永明新體詩的追求，但這一時期受永明體詩歌創作的影響，文的創作也注意聲調的諧美。儘管駢文創作沒有象詩歌那樣有“四聲八病”的嚴格限制，但追求平仄配合，句子押韻，造成轆轤交往，也是駢文文體的特點之一。

第三，用詞方面：駢文一般注意徵事用典和詞藻的華麗，駢文實際上是一種詩化的散文。

第四，內容及抒情方面：駢文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範圍廣，借景抒情，抒發表達了文人作者的各種思想感情。

4、駢文的特色

魏晉南北朝駢文的興盛，是與這一時期文學觀念的變化密切相關的，是這一時期文學的自覺意識發展的結果，具有豐富的時代特色。

（1）內容特色

魏晉南北朝辭賦在建安、魏晉、南北朝三個階段上，都呈現出新的發展和變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由於漢末長期的社會戰亂，鋪陳宮苑、京都及由獵隆盛的大賦已失去了它的社會生活基礎，代之而起的是抒情、詠物小賦。這類小賦題材廣泛，大凡遊覽、物色、鳥獸、傷別、山川、草木都是賦家詠育物件。受詩歌的影響，這時期辭賦都充滿詩意，或表達社會事件，或抒寫個人命運，或表現人生理想，或描繪山水田園，抒情的成分都很濃，作家都表現出鮮明的個性。賦的語言在發展中逐漸華麗，追求句子齊整、排比對仗、聲律和諧。

（2）駢文類別特色

魏晉南北朝駢文大體可分為敘事、詠物、抒情三大類。

第一，敘事。敘事駢文是從漢大賦發展而來的 ，但這時期的敘事駢文很少採用主客問答的形式，也很少採用東西南北上下左右並列鋪陳的方法，而是著重敘寫事物的發展過程，從變化的角度來鋪寫社會生活事物。敘寫事物時，著重渲染氣氛，著重描繪景物的生動形象，語言充滿詩情，體現出鮮明的時代感與作家身世感。

第二，詠物。詠物駢文在漢代還多賦寫個體事物，雖有託物言志之意，但寄託興發不深。魏晉南北朝詠物題材廣泛，風花雪月、江海山雲、水禽林鳥、春燕秋蟬皆有賦文，它們廣泛地表現了自然與社會中諸種事物的意義和個性特徵，反映出人們對事物觀察理解的細緻和深入。這些詠物駢文也都有濃重抒情，雖是一草一木，都賦有人的性情思想，不僅透過個體事物的特性寫出它的社會象徵意義，同時還把詠物與寫景結合，寫出某種事物的環境特點，寫出某種事物的生活與時代氛圍。詠物駢文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代，已經臻於完美成熟。

第三，抒情。抒情駢文在漢代就間有出現，都充滿作家濃重情思，富有詩意。從建安開始，這類駢文更加興盛。魏晉時期是中國文學覺醒時代，作家多用作賦來馳騁才華。賦文甚多，呈現出繽紛燦爛搖曳多姿的局面。這時期的抒情駢文篇幅短小，語言凝鍊，詩意濃重。它們有的十幾句成文，有的數十句一篇，情思活潑，主題集中，抒情性極強。語言清麗流暢，文中夾雜大量的詩句，詩意很濃、用典較多，且用典故中的本事議論抒情。抒情與描寫結合，多借用自然界的形象事物表現社會現狀。

5、駢文主要代表作

（1）《文心雕龍》梁朝劉勰撰。這是中國最系統最完備的文學批判類著作，整部書都是駢文。

（2）《登大雷岸與妹書》，鮑照寫與妹妹的一封信，寫得悲涼壯闊，是很優秀的作品。鮑照的作品有《鮑參軍集》。

（3）《哀江南賦》，庾信的經典作品。庾信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作家，早期生活在梁朝。作品主要描寫宮廷生活，後期出使並留在了北周，而此時梁朝已經奄奄一息，於是寫下此名篇。庾信著有《庾子山集註》。

（4）《文選序》，昭明太子蕭統為《文選》而寫的序文。也是比較著名的作品。《文選》收錄了梁代之前大部分有名的作品，很值得一讀。

（5）《恨賦》、《別賦》，江淹的著名作品。

南北朝的駢文

在文筆區分、重文輕筆的觀點影響，南北朝時代許多文體都紛紛採用“綺轂紛披，宮徽靡曼”的駢文形式，所有的文人幾乎是駢文作家。駢文講求對仗，使用典故，調協聲律，雕琢詞藻的技巧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南朝君主貴族們對駢文的愛好和提倡，文人們的活動多半離不開宮庭和貴族生活的圈子，是駢文創作畸形繁榮的歷史條件。

但是，也有少數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個生活圈子的侷限，寫出了一些比較優秀的駢賦和駢文。

鮑照的《蕪城賦》，對比廣陵昔盛今衰的面貌，哀愍割據內亂的戰爭災禍，寫得“驚心動魄”。《登大雷岸與妹書》寫旅途所見的江山景物，風格奇麗峭拔，也脫盡一般駢文的平庸浮豔的習氣。

齊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是慣於歌功頌德的駢文中極為少見的諷刺雜文。

江淹的巜恨賦》、《別賦》寫古代帝王將相英雄烈士“飲恨吞聲”的死亡，寫不同身世境遇的“黯然消魂”的離別，題材內容比較新穎；而且具有很高的駢文藝術技巧，句法錯綜變化，詞句錘鍊含蓄，並善用富有詩意的精采白描，成就可以和鮑照比美。吳均、陶宏景的幾篇寫景的書札，也是梁代的名作。

庾信是南北朝駢文創作成就最高的作家。《哀江南賦》以沉痛感情追敘自己的家世和梁朝興亡的史實，規模宏偉壯麗，全面地顯示了他藝術上的深厚功力和縱橫才氣。巜小園賦》也是寫“故國之思”，又顯出他善於在駢文中使用白描的傑出技巧。和他齊名的徐陵，成就遠不如他。

從以上少數優秀作品來看，駢賦、駢文在抒情寫景上的確有形式優美、音韻鏗鏘的特色。但是南北朝文人把駢文形式推廣到一切文章上去，卻造成了形式主義統治文壇的局面。

在先秦時期，並沒有對文體的確切分類。

"駢文"是與"古文"相對而言的文體，駢文有確切的定義也是從魏晉時期開始的，而在南北朝時期，駢文創作則趨於興盛，成為南北朝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文體。

嚴格意義上的“魏晉南北朝”前期當然屬於漢朝，之後所稱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為頻繁的時期，長期的封建割據和連綿不斷的戰爭，給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加入了特殊元素，突出表現則是中國玄學、佛道教的勃興及外來文明（波斯、希臘文化）的輸入。

三國至隋的三百六十餘年間，有三十多個大小王朝交替興滅。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響，交相滲透，使這一時期儒學的發展及孔子的形象和歷史地位等問題也趨於複雜。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序》中，曾將“六朝之駢語”作為一代文學的代表，魏晉南北朝駢文的興盛，是與這一時期文學觀念的變化密切相關的，是這一時期文學的自覺意識發展的結果。

從南北朝時期開始，作家群體已開始思考和探索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比如，他們把經、史與諸子之類的作品劃在“文學"的範圍之外。

之後，又進一步在”文學“範圍內對寫作方法和文筆進行區分、辨析，其中”有韻“與”無韻“成為區分文筆的一個重要標準。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分論文與敘筆分別論述了十多種文體，在《文心雕龍·總術篇》中明確提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梁元帝蕭繹又提出：“至如文者，惟經綺轂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美搖盪樣之所謂”文的特點，就強調了詞藻、聲律、抒情三方面的特點。

這就是南北朝時期頗有影響的”文筆說“的形成。與此同時，”永明體”作家在聲律方面的探索，也對駢文的形成起了促進作用。

這樣，“駢文”就在南北朝時期興盛起來。這類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如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吳均的《與宋元思書》、陶弘景的《答謝中書書》以及庾信的《哀江南賦序》等。

由於駢文注重形式美感，內容的表達往住受到束縛，因而對寫作技巧要求極高。

南北朝時期的“駢文”亦不乏內容深刻的作品，如庾信的《哀江南賦》，個人的“身世之悲”與對梁朝君臣昏庸的指責以及對故國懷念之情都很感人。唐以後駢文的形式日趨完善，出現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駢文，宋代一般稱駢文為“四六文”，直至清末，駢文仍十分流行。

駢文的主要特點包括：

（1）在句式上，以四六句式為主，講究對仗；

（2）在聲韻上，講究運用平仄,音律和諧 ；

（3）注重藻飾和用典，強調文章的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