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唐帝國各種矛盾的集中反映。唐玄宗開元晚期以後，逐漸怠政，政事交由李林甫把持，李林甫排斥異己，重用親黨。其後楊國忠更是變本加厲。大肆貪汙受賄，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大唐政壇，已經相當腐敗。

在唐朝初期，軍事上呈現內重外輕的局面，隨著武則天以後，府兵制崩潰，募兵制興起，邊疆戰事增多，唐朝開始在邊疆設定節度使，漸漸的邊防軍增多，而內地軍隊減少，形成了外重內輕的格局。邊疆節度使開始擁兵自重。安祿山一人坐擁三鎮節度。為其作亂提供了條件。

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唐帝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加之大量邊防軍入內平叛。唐代周邊少數民族政權趁機內侵。吐蕃趁機佔據西域和河西走廊，對唐王朝西部邊疆行成巨大威脅。

由於安史之亂的爆發，唐帝國北方地區陷入戰亂，人口大減，土地荒蕪。安史之亂後唐帝國又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要不是江南經濟的興起，唐帝國是不可能在安史之亂以後又堅持150年的。

楊貴妃是一個專心音樂的人，她最為寵妃，很少干政，應該說安史之亂的發生主要責任人應該是唐玄宗，她的責任並不大，但是她的出現對唐玄宗統治後期的怠政還是有推動作用的。

劉備說過，“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楊貴妃就是一件華麗的衣服，你會為了一件衣服丟了江山嗎？

只要有江山和權力，什麼樣的衣服得不到？

對於歷史記載者，皇帝都是不能有犯錯的，昏庸點可以，好色點也沒事，那這個鍋就由楊貴妃來背吧！

實際上讀歷史的，沒有誰會認為“安史之亂”跟楊貴妃有關，就如同商的沒有跟妲姬無關，夫差的死無關西施一樣。

像這種的女人，不過是權力的附屬品而已，對權力的影響微乎其微，至於說，有人認為是安祿山看上楊貴妃，笑笑就好

安史之亂，爆發於唐玄宗天寶年間，是唐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導致唐代國力銳減，社會陷入混亂，更導致了藩鎮割據局面的出現，中央集權被削弱，唐代的邊疆地區也一度陷入混亂局面，總而言之，對正處於鼎盛時期的唐王朝來說是一次巨大的衝擊。

至於為什麼安史之亂能夠爆發併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筆者想從以下這幾個角度來分析：

1. 唐玄宗後期統治的失當，任用權臣，耽於享樂，以致於沒有能夠意識到危機的存在，使得安史之亂在出乎眾人意料的情況下爆發，打了唐王朝一個措手不及；

2. 更為重要的一點也是筆者想要詳細論述的一點在於，安史之亂的爆發時唐王朝多種矛盾長久積壓下的結果，並非偶然，因而這次暴亂不像歷史上的那些普通的起義，可以很快被鎮壓，而是動搖到了唐王朝的統治根基，對唐王朝的打擊是致命的。

首先，是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唐玄宗開始實行的募兵制給了地方將領加強與軍隊聯絡的條件，地方勢力開始做大，加之節度使制度的出現和實行，導致地方上的勢力更是難以被中央掌控，這種不平衡的出現是導致安史之亂爆發的深層次緣由。

其次，民族問題也是一個關鍵因素，自魏晉南北朝時期少數民族南遷之後，華北乃至中原等地就有諸多胡人的存在，唐玄宗聽信李林甫建議，多用胡人將領，安史之亂的判將安祿山就憑藉唐玄宗的喜愛，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地節度使，這樣的設定也容易出現問題。

除此之外，唐代中期以來土地兼併現象的不斷加劇，以及均田制的破壞，也導致農民生活困苦，社會矛盾在處在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在這些諸多因素的影響下，安史之亂就不再僅僅是地方反叛這麼簡單的問題了，而是與唐王朝的多種危機交織在一起，因而具有非常大的能量，對唐王朝的盛衰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影響，這也是安史之亂成為唐朝盛衰轉折點的原因。

首先，封建王朝最重要的就是人口和土地，戰爭導致大量人員戰死，並且唐朝統治者還借兵匈奴、回紇幫忙收復江山，他們不是白忙活，收回的城池要讓他們搶掠，結果就是人口和之前創造的財富都沒了，只餘下一座空城，恢復起來遙遙無期，國家實力大打折扣，無力恢復之前的榮光;

其次，唐王朝動亂前海內一統，政令能夠貫徹執行，能夠舉全國之力實現對外擴張，揚中國威! 但是安史之亂後，王朝統治者的威信（說白了就是軍事力量）下降，無力鎮服各地實力派，並且平定叛亂的過程中，各地方節度使崛起，擁兵自重不聽命令，並且還經常彼此發生戰爭，甚至和唐朝中央發生戰爭，國家力量被嚴重內耗，肯定大不如前。

安史之亂是唐朝歷史的轉折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民族文化心理的轉折點。有這樣一個觀點，以安史之亂為分界，唐朝前期的130多年是後隋朝時期。唐朝後期的150多年是前北宋時期。宋朝時期的幾乎所有內政外交政策，都與唐朝後期150年的歷史相關。因此，安史之亂也可以作為中國封建王朝從古典走向近世的起點。

安史之亂爆發的前夜

安史之亂的爆發具有突然性，也是盛世唐朝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的矛盾的總爆發。在封建時代，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規避王朝週期律，唐朝也不例外。

唐王朝前期實行的是府兵制，優點是不費國家糧餉長期養兵，同時也能比較穩固的控制兵源。缺點是王朝決定對外用兵時，動員時間既長且久，且兵士缺乏訓練，戰鬥力不穩定。為了彌補這些不足，唐朝一開始就練出了拱衛中央的禁衛軍，作為尖刀部隊，撕開敵人陣線。唐王朝攻打東突厥的定襄之戰，就是用的3000飛虎軍，這些就屬於常備軍。

後來有兩種原因，使得這種藏兵於民的做法不能繼續下去了。

第一，府兵制被破壞。

到玄宗朝，唐朝賴以富強的“均田制”遭到嚴重破壞，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大豪強兼併，大批農民失去田地和產業，淪為流民，或者成為這些大地主的佃戶、部曲，唐王朝中央掌握的納稅人口越來越少。更有很多失地農民鋌而走險，佔山為王，以劫掠為生。失去了“均田制”，農民也不可能有財產去購置裝備。因此，府兵制，實際上已經瓦解。

第二，邊關軍事壓力增大。

唐王朝雖然是天可汗國家，國際地位類似於現在的美國，但是經過五胡十六國時期，周邊蠻夷國家的軍事實力行情見漲，唐朝基本上每次都是以少打多。前期還經常能打贏，到了高宗朝後期，就偶爾有敗績了。到了武后時期，甚至一度放棄了安西四鎮，後來又派遣大軍奪回。邊關的軍事壓力日甚一日，尤其是北方突厥，在武后時期，後突厥汗國復國，對唐朝發動戰爭。《神探狄仁傑》裡有關於這一段史實的描寫。

為了更好的應對危機，在唐睿宗時，唐朝設定了第一個節度使。一開始的節度使沒有太大實權，只是一個監督的職責。和漢朝的刺史類似，一開始也只是作為朝廷督查地方的機構，後來節度使的權力越來越大，上馬治軍，下馬治民，成為唐王朝統治的中堅力量。

到了玄宗朝，皇帝想要文治武功，鼓勵邊將開邊。於是在邊疆的節度使數量越來越多，節度地區不同，麾下兵員數量也不一，從2萬至9萬不等。玄宗天寶元年正式置9節度、2經略、2守捉為例，天下凡鎮兵49萬，馬8萬匹。

這些鎮兵中，以河北集團的安祿山和隴右集團的哥舒翰實力最強。安祿山一人兼三節度，兵員15萬，佔了唐朝的鎮兵的三分之一。隴右節度使兵員數量9萬多人，加上唐朝中央的10多萬禁衛軍，足以壓制安祿山，這也是唐玄宗認為安祿山不敢反的原因之一。可惜的是，唐王朝抓了一手好牌，結果一出手就把王炸出了。然後玄宗西逃，貴妃在馬巍坡遭難。

安祿山有了這麼強的實力，已經有問鼎中原的實力，他需要的是唐王朝內部的矛盾給他起兵的機會。

前文說過，唐王朝內地的失業農民數量越來越多，唐王朝表面富足太平，卻暗流湧動。加上唐王朝的大漢族主義，存在著民族歧視和壓迫，曾多次攻打契丹、奚等部落。同時內地與邊關的發展也不均衡，那些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的僱傭軍士兵見到了唐王朝的富足，必然眼紅。安祿山善加利用，循循善誘。錢穆在國史大綱裡就寫道:安祿山的勢力，是唐室用中國財富豢養成的胡兵團。此種胡兵團只吮了唐室的膏血，並沒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們一旦羽翼養成，自然要撲到唐室內的內地來。

安史之亂的對唐朝的影響分三個方面:內政。外交。精神。

內政:經濟、軍事、權力重新整合

安史之亂持續八年，戰亂波及河北、河南、關中，面積雖然不大，卻全都是經濟中心。叛軍以利相聚，打下城池，根本不會懂得張榜安民，而是本著破壞務盡的草原民族習性，實行“三光政策”。

名門望族被罰做奴隸，皇親貴胄被當作童僕使喚。看著當初高高在上的富貴公子如今苟活的樣子，叛軍的心理得到了很大滿足。富貴人家尚能留得一條命，貧民百姓則是壯者加鋒刃，老幼填溝壑。叛軍過處，繁華盡成丘墟。這些夷狄的華夷之辨觀很強，殺起人來毫不手軟。

唐王朝將近一半的人口，在河北、河南地方發生的戰爭中損失了。到了公元807年，朝廷統計戶口，發現納稅人數不及天寶年間的四分之一。

人口短時間內損失，雖然痛惜，但是假以時日，還是可以恢復的。不過，經濟基礎的破壞，在想恢復起來就沒那麼容易了。唐王朝在後期為了拓展財源，曾經多次改革稅制，但由於土地財政的局面已經形成，改革往往不能在政治上動作，結果都不會很理想。唐王朝的財源在黃巢之亂後，陷入枯竭的狀態。

唐王朝經安史之亂的浩劫，國內經濟凋敝，戶口減半，殘存的府兵制徹底瓦解。

唐王朝最後依靠與叛軍達成妥協，以承認叛軍的一部分政治獨立性換來了平叛的勝利。為了圍堵這些叛軍藩鎮，唐王朝破天荒地在內地也設定了藩鎮。這些新設的藩鎮發展到一定階段，也逐漸尾大不掉，唐王朝不得不再次設定圍堵藩鎮作為緩衝。於是，整個唐王朝，幾乎都成了藩鎮的天下。唐王朝中央政府對藩鎮用兵還要藉助其他藩鎮的勢力，發展到這裡，唐王朝的中央集權政府已經異化成了共主聯邦。

唐朝中央軍缺少財政支援，軍事實力在安史之亂結束之初還有一些戰鬥裡，後來越來越沉淪，最後神策軍竟成了太監掌握的武裝。唐朝皇帝的皇權徹底成為了擺設，成為了藩鎮勢力、朝官勢力、太監勢力的妥協產物，所以唐朝才會有那麼多皇帝死於謀殺。

外交:天可汗國家的隕落

唐王朝為了平叛，各地邊軍盡數調往內地，唐王朝對少數民族的影響力降到了最低。不管是吐蕃，還是回紇，又或者是東北的一些民族，都不會再把安史之亂後的唐王朝當成太宗朝、高宗朝那個“三箭定天山”的國度了。有些少數民族雖然口頭上表示臣服，但是背地裡還是做足了小動作，想要吞掉唐王朝的利益。

唐王朝此時已經逐漸蛻變成了一個正常國家。在黃巢起義之後，唐朝連正常國家的架子也維持不起來了。所以，安史之亂後，唐朝就沒有組織過遠征，因為已經沒有了天可汗時期的盟國體系。

精神：從開放到保守

安史之亂前，華人的精神是開放的，昂揚向上的，人定勝天的。這從唐代之前的文人都是允文允武就可以看出來。華人的自信，在“黃河之水天上來”的詩句中，表露無遺。

可是安史之亂後，華人從盛世巔峰突然被夷狄背後捅刀。雖然並不致命，因為這些夷狄根本不配做為改朝換代的真命天子，但是從天可汗國家，墮落成一般強國的落差，讓唐王朝從上到下都在審視自身的問題。開放的國策被否定、被懷疑，一直堅持的信念被動搖，恰好此時佛教盛行，華人的尚武精神在此打了一個折。華人的思想秉性開始從開放走向內斂，儒家也開始興盛，在宋朝形成了宋儒，用以重新建立華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從魏晉時期中斷的玄學、清談，在宋儒這裡找到了理論基礎，所謂存天理、滅人慾，中國開始了苦行僧式的修道生活。與此同時，歐洲國家在幾個世紀後迎來了文藝復興。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安史之亂不僅對唐王朝造成了嚴重影響，使得唐王朝從天可汗國家的超然地位上跌落，也促成了中國接下來一千多年的民族心理文化的重塑。站在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北宋的前半段，是唐朝後期的150年，此言不虛。

其實，早在安史之亂爆發前，唐王朝早已危機四伏，矛盾尖銳了。當時的唐朝已經充斥著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濃濃的火藥味早已在唐朝社會內蔓延，而安史之亂不過是一個火苗，將這一切給點燃而而已。

我們過去普遍認為，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其實，在安史之亂爆發前，唐朝已經衰落了。在叛亂爆發前夕，杜甫就曾寫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句詩，將唐朝當時的腐化和危機生動的刻畫出來。

唐朝的官僚貴族們還在享受著開元盛世所創造的成果，卻完全無視飽受飢餓的貧苦百姓。當時的唐朝，下層人民飽受壓迫，上層貴族卻燈紅酒綠。唐玄宗對“路有凍死骨”視而不見，卻是“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可以說，早在安史之亂前，唐王朝就已經徹底的癌變了。

暴風雨要麼不來，要來就來得相當的猛烈！在叛亂之前，唐朝軍事已經出現嚴重的外重內輕局面。北方邊鎮擁有強悍的軍事實力，各鎮節度使大全在握。安祿山更是手握三鎮軍權，加上唐軍中的民族矛盾早已深化，安祿山只需稍加煽動，一場可怕的災變就爆發了。

面對兇悍的安史叛軍，唐官軍不堪一擊，很快就連東都洛陽都給丟了。叛軍所到之處，一路的燒殺搶掠，對唐朝北方的社會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資治通鑑》記載到，唐代宗廣德二年，戶部上奏的情況：“是歲，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要知道，在安史之亂前，唐朝人口可是有890萬戶之眾啊。當然，這裡頭有相當一部分人口，是由於躲避戰亂而逃離家鄉，無法統計入戶，因而這人口統計並不準確。不過，也能看出戰亂的巨大破壞力。

社會生產的巨大破壞只是其中一部分，唐中央威信和統治力的下降同樣嚴重。為了評定安史之亂，唐朝不得不將邊軍源源不斷的調入關內參戰，甚至向回紇借兵。如此一來，唐朝塞外的廣大領地快速丟失，過去臣服和受制於唐朝的周邊勢力也紛紛崛起，甚至進犯唐朝，西域更是直接被吐蕃給吞併了。

與接踵而來的外患相比，內憂更甚。唐朝雖然成功平定了安史之亂，但叛亂後卻留下藩鎮割據的局面，長期困擾著唐朝。藩鎮不僅擁兵自重，時而叛亂，而且彼此之間還會相互攻伐，對中唐之後的社會造成巨大的影響。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唐朝滅亡。

唐王朝的疆域頂點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時代，按照大家所說的，經濟和社會的頂點是在唐玄宗時期，具體的說是在怛邏斯之戰之前，也就是安史之亂的前幾年。在那個時期，唐王朝在內亞地區的勢力達到了頂峰！在之前的那個時期，唐王朝一直在干涉突厥的事務，屢次發起戰事，多次打斷了突厥對於穆斯林集團的進攻，並最終導致了穆斯林集團在內亞的崛起，而穆斯林集團的崛起最終導致了達羅斯之戰。

怛羅斯之戰之後，大唐的勢力退出了河中地區，也就退出了那樣的核心，使得唐王朝迅速喪失了，從內亞獲得技術和蠻族武士的通道，而加上怛羅斯之戰的損失，迅速的導致唐王朝的軍事失衡，也就是東北蠻族的勢力高於了西北蠻族的勢力，並最終導致了安史之亂。

所以說安史之亂本身就是唐王朝從它最鼎盛時期衰落的結果，也就是說唐王朝在安史之亂前幾年已經衰落了，而且速度非常的快，突出的表現就是唐王朝能夠控制的西北蠻族勢力在安祿山帶領的東北蠻族勢力面前喪失了抵抗能力！雖然安祿山自身也是從河中地區過來的蠻族武士，但是他統帥的卻主要是東北地區的勢力。

最後唐王朝不得不借助它自己無法控制的其他蠻族來為他作戰，主要就是回紇的勢力，當然，唐王朝要為此花費大量的錢財。也幸好在當時回紇的這些事裡，比較守規矩，他們只是為了錢，還沒有打唐國這片江山的主意，如果當時回紇跟安祿山來個合作，那就肯定就把唐王朝所有的江山瓜分了，而大唐的皇室和那些文官，除了上吊投河之外，沒有任何的辦法。

因為唐國政府的無能和軍隊的軟弱，最後導致了五代十國藩鎮割據，唐國的所謂盛世就此結束了。

安史之亂破壞力為何如此之大是有原因的。最早睿宗提出設立藩鎮是為了讓邊境將領有更大的權利，因為當時邊境一些軍區駐紮地都有了許多人口，行成了小型城市，由於是軍事要地不方便派文職官員，設立藩鎮可以讓瞭解情況的將領更好的管理。玄宗的時候戰略收縮，防線內移，在內部防線設了許多藩鎮，這就讓掌控幾乎整條內線防禦的安祿山在發動戰爭時直驅長安，給唐帝國造成毀滅性打擊。

安史之亂是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背叛唐朝發動的戰爭。

這場內戰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一、這場戰爭造成社會混亂，北方戰亂區十室九空。

安史之亂前，唐朝正處於整個封建社會的頂峰，安史之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一片荒涼。

《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楱應改為榛），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

杜甫詩云：“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裡百餘家，世亂各東西”。

二、安史之亂後造成藩鎮割據

唐朝平定安史叛亂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有一大批安史叛將帶兵投降時，唐王朝不敢剝奪他們的兵權，還為了安撫其心，封了一大批節度使（實權）。

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張忠志據成德、李懷仙據幽州，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把握地方的軍事、政治、經濟等大權。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李正已，宣武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

安史之亂打碎了皇帝對臣子的威懾，而後的歷任皇帝都無力重新振塑皇室權威，而後又有宦官掌權，在此之後，一直到唐朝滅亡，藩鎮割據始終困擾著唐朝。

三、安史之亂影響了邊疆的穩定

安史之亂造成一向對外擴張的唐王朝開始收縮，唐王朝也逐漸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人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

在安史之亂爆發前幾年，唐朝還打了一場對國際影響深遠的戰爭——怛羅斯之戰。這是阿拉伯帝國與唐帝國的首次交鋒，可惜正當兩大帝國爭奪中亞的控制權時，安史之亂爆發了，中國徹底喪失了控制中亞的機會。

唐朝是中國封建歷史上發展的一個巔峰，開元盛世的輝煌太平，被安史之亂無情的打碎，自此，中華大地上戰亂不斷，經歷了五代十國的黑暗，宋、遼對峙，宋、金對峙，甚至經歷了中華民族的第一次完全意義上的亡國—元朝，一直到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建立明朝，中華民族才在疆域和人心上真正的統一，歷時近七百餘年。

唐朝之所以由盛轉衰，從前期進入後期，主要的分界線就是安史之亂，這一次邊疆軍閥的叛亂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卻把唐帝國給打暈了，打的一直也沒有緩過來，後來也在無法恢復到貞觀、開元時期的水平。

而安史之亂之所以成為盛唐的分水嶺，以及對唐帝國的走向影響如此深遠，就不得不起他能夠爆發的原因。是其原因導致了大唐帝國的一蹶不振。

而安史之亂之所以會爆發，主要原因就是在唐玄宗時，軍事佈局上出現了一種“外重內輕”的局面，即邊疆強而內地弱。府兵制瓦解後，到了唐玄宗時期已經完全採用募兵，招募來的職業兵除了部分保衛京城外，大部分鎮守邊疆，而且是長期鎮守。

到了唐天寶年間，已經形成了“十大邊鎮”，其大部分在北方、包括東北、北方和西北。而安祿山因為能說話又能辦事的同時，還會討好唐玄宗，於是成為了東北三大邊鎮的節度使，統帥部隊近20萬。

總之，當時出現叛亂的根本原因，就是邊疆上駐軍太多，而且節度使的權力也比較大，這些兵都是職業兵，長期駐守邊疆，聽節度使的話多於聽中央的號令。安祿山這種手握三鎮兵力的危險存在，之所以能突然發動叛亂成功，與唐玄宗的信任分不開關係。

另外一方面原因與地方行政制度的變化有關。隋朝時為了提高行政效率，節約國家開支，把地方三級改造成兩級制。但是該改了以後，中央又覺得有點忙不過來，三百多個州要一一指揮，事兒太多了。

所以在唐太宗時，全國劃分為十大片區，設定了十個“道”。每個大片區並不是行政區，而是監察區。就是說，在州、縣兩級行政區上面設立了一級監察區，形成所謂的“虛三級”。有了大片的檢察區，中央的工作壓力就小了。這些“道”有點像漢朝的刺史，一開始是隻有監察的權力，不是什麼都管，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管的事情越來越多，逐漸向行政區過渡。

到了唐玄宗時期，全國的“道”已經增加到15個，而且基本上已變成行政區，可以直接對區內的州縣發號施令。道的長官叫觀察使，在邊疆地區，往往就由節度使兼任。這樣的話，本來就擁有地方軍隊軍權的節度使，一下子又擁有了行政權，儼然已經成為一方的土皇帝。

而在安史之亂平定以後，藩鎮就出現了，而且從原來的10個擴充到了40多個。也許很多人會問，既然已經平定了安史之亂，原則上應該取締這種地方權力遠遠威脅中央統治的節度使制度，怎麼反而越來越多？

首先，安史之亂是以招降安史部將為前提的，要不然一時半會還是平定不了。唐朝的政策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招降了好幾位叛軍大將，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軍隊和地盤，並授予節度使職務。畢竟當初唐肅宗為了爭奪長安，沒有兵的情況下還像回紇借過兵。

而這些投降的大將安排的轄區大致上原來安祿山的地盤，而原先的山西、陝西、甘肅、四川原有的幾個軍區，邊防任務很重，沒法兒撤銷，只能將轄區縮小一點。當年安史之亂爆發是因為“外重內輕”，現在為了防患於未然，邊疆軍區既然不能撤銷，那麼就得在內增設軍區以維持平衡，將“外重內輕”變成了“內外皆重”。

於是乎這些軍鎮手握地方行政大權，聽中央號令的，主要要看節度使的節操和中央政府的實力。後來又出現了以長安為中心，向周邊擴散的神策軍體系，他們既是中央禁軍，又掌握著一些藩鎮。本來神策軍是中央為了抗衡和制約藩鎮的存在，但由於皇帝對武將缺乏信任，所以神策軍的總指揮“神策中尉”任用的的第一個規則就是隻要宦官。於是自此之後，宦官集團登上了唐帝國的歷史舞臺。在有神策中尉的那些年裡，唐朝皇帝的擁立和廢除乃至被毒殺囚禁都是神策中尉導演的一手好戲。

安史之亂形成的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導致中央長期跟地方相互消耗，所以再也強大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