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可以看出曹丕對文學是很重視的。而他的文學理論，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後世的文學理論批評乃至整個文學發展方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典論·論文》便集中的表達了他的見解： 首先，在《典論·論文》中，曹丕透過比較分析研究了文學和其他著作的區別，研究了文體對風格的要求，從而第一次提出了文體論，其中說道：“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即是從根本上說，文章具有共通性，但因體裁不同又各有要求和特點。且看曹丕之前，先秦時代，文史哲相互夾雜，渾然一體，著眼點在“本”而不在“末”；兩漢時期，雖然儒家著作被排除在了文學之外，但也沒有系統性的提出文學的體裁和類別。把“本”，“末”結合起來提出文體論的這一創造性觀點的，就是曹丕。

當然，曹丕對文體的闡述也並不十分具體，但他的觀點對後來文體論的研究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唐魏徵的《群書治要》收集的桓範的《世要論》中的《序作》、《贊象》、《銘誄》就可以說是對曹丕的觀點的詳細闡釋與發展, 其中“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就是曹丕的“書論宜理”的意思,桓範批評漢碑銘文之虛妄就是對曹丕“銘誄尚實”的闡釋，又如劉勰《文心雕龍》從《辯騷》到《書記》二十一篇都是從文學本身出發對文體論的研究，後來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所分立的“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科也完全與曹丕的“奏議，書論，銘誄，詩賦”類似。

可見曹丕文體論的提出，既劃清了文藝作品與其他思想類，歷史類等作品的界限，有推動了後世對文體的研究。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曹丕所認為的“尚實”的不僅侷限於銘誄之中，他在《答卞蘭教》中說“賦者，言事類之因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可見他認為其它文體的作品同樣應該“尚實”。其實曹丕本來就是一個立足於現實的人，《折楊柳行》中明說了“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這樣的思想在封建統治者的身上是難能可貴的。

第二，在《典論·論文》中，曹丕提出了“文氣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抽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 在此曹丕提出了以“氣”來論作家及其作品的觀點，在《典論·論文》中他就以“氣”來論建安七子：“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察之匹也。如粲之《初征入《登樓》、《槐賦》、《徵思》，於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場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作“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揚、班〔之〕儔也”。那麼曹丕所說的“氣”到底所指為何呢？劉勰《文心雕龍·風骨》中說道：“夫 翟備色，而 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採，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之乏，則鷙集翰林；採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這裡劉勰所提出的“風骨”其實就是對曹丕的“氣”的具體闡釋，紀均評道“氣即風骨，更無本末”。《風骨》篇說：“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於風者，述情必顯”，還說“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乏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念也”，也就是說作品沒有了思想感情是不會有風骨的，也就不會有氣，可見曹丕所說的“氣”，是作品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體，也就是作品的風格

曹丕做魏太子時期，寫了一部學術著作－－《典論》。原有22篇，後大都亡佚，只存《自敘》、《論文》、《論方術》三篇。其中《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文學專論，在此之前，中國還沒有文學批評方面的專著。它的產生產生，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開始步入自覺時代的一個標誌。文章雖不長，但提出了一些新見解，具有顯明時代色彩，顯示出文學批評的新風，對當時及後代文學理論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1、批評了自古以來“文人相輕”的錯誤，提出“審己以度人” 的正確批評主張。曹丕分析了“文人相輕”惡習產生的原因，是作家、批評家的認識偏差問題，“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只做到“知己”，而沒有做到“知彼”。一方面表現對自己長處的“善於自見”，對別人長處視而不見；另一方面表現對自已短處視而不見，對別人短處視而易見。“文非一體，鮮能備善。” 一個作家不可能擅長各種文體的寫作技巧，各有所長也就必有所短，往往以自己所長相輕他人所短。解決的辦法是“審己以度人” ，即從自我出發，審察自己，衡量別人，要有正確的批評態度。

2、論述了各種文體的特點和寫這些文體的不同要求。《論文》說：“夫文字同而末異” ，所謂“本”，是指文章的本質特徵，即用語言文字來表現一定的思想感情；所謂“末”，指文章的具體表現形態，即文體特徵或文章內容和形式方面的特點。無論哪一種體裁，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思想感情的，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文體在表現形態、語言形式、體貌風格方面各有不同。

3、曹丕還提出“文以氣為主”的命題，說“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氣有清氣和濁氣兩種，不是可出氣就能獲得的） ，“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雖是父親兄長，也不能傳授給兒子和弟弟） 。這裡的“氣”，實際上指的是作家氣質和個性。所謂“清濁”，一方面說人的性格，另一方面也是指文學作品的風格。“清”是俊爽、豪邁的陽剛之氣；“濁”是凝重、沉鬱的陰柔之氣。曹丕的“文氣說”，第一次正式認識到作家的主體性及其在文學藝術創作中的作用，把文學研究真正地與對人旳研究結合起來，開創了綜合地評論作家作品的風氣。曹丕旳“文氣說”，是《論文》最核心的一個觀點。它的提出標誌著文學創作從此走向自覺，有了曹丕“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創，才會有日後劉勰等人的比較全面，比較科學的風格理論。由此，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對提高文學的社會地位，促使作者們重視創作個性，提高創作質量，起著積極作用，對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走向有很大影響。

4、曹丕論述了文學事業的社會功能和價值。他對文學的功能和價值提出了嶄新旳看法，他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文章（主要是指詩賦、散文等文學作品。）是關係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流傳後世而不朽的盛大事業。曹丕將文章在政治中的作用概括為“經國之大業” ，提到與事功並立旳地位，評價如此之高，前所未有。

曹丕在文章中提出了並企圖解決文學發展中的一些共同問題，儘管他對這些問題旳解答還比較簡單，但他啟發後來的作家、批評家繼續探索解答這些問題的先驅之功是不能埋沒的。後來的陸機、劉勰、鍾嶸正是沿著他所開拓旳道路繼續前進旳。他的這些觀點，對文學的發展有積極意義，為後來的《文賦》、《文心雕龍》、《詩品》等體制完備的文學批評專著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將前人零散的文學批評觀點系統論述，為後代文學批評史旳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位文學評論家。

曹丕給予文學極高的地位，且認定文章是可以“不朽”的，這實為高瞻遠矚的眼光。曹丕對文章地位的推崇，把文學的地位從政治的附庸品推向超越生死的不朽之作，充分強調了文學的獨立性，對建安以後文學蓬勃有極大的啟示和影響。

建安以前，中國沒有文學批評的專著。曹丕的《論文》重視品藻諸家，分析各家才性的細微差別，探討文氣的內在規律，是有其思想文化背景的。其一是當時品藻人物的社會風氣很盛。其二是當時的文學創作也進入了自覺時代，越來越多的作品開始體現出不同的創作個性。這些都歷史地呼喚著《典論·論文》的產生。《曹丕是漢魏時期重要的文學理論批評家。他撰寫的文論著作流傳於世的有兩篇，一篇是《與吳質書》，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典論·論文》。《典論》是曹丕精心撰寫的學術著作，一共20篇，《論文》是其中之一。《典論》一書失傳，《論文》這一篇因被選入《昭明文選》而得以儲存下來。

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在這種風氣中為生的比較系統的文學批評論著。典論·論文》從批評“文人相輕”入手，強調“審己度人”，對建安七子的創作個性及其風格給予了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四科八體”的文體說，“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學價值觀及“文以氣為主”的作家論。他的《典論論文》雖短，卻提出了下列有關文學批評的四個主要問題：

1．文學具有重要的功用。 這是曹丕關於文章價值的觀點，曹丕對文章的價值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評價。他肯定文章（指詩、賦、散文、應用文）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這種文章價值觀是他對傳統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學自覺的一種表現，對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發展有重大意義和影響。但可惜的是，在《典論·論文》裡，他並未對這一觀點加以詳細的展開論述。不過，僅僅是提出這一口號，他在文論史上已經是功不可沒了。這就突破了前此輕視文學的觀點，指出文學的重要地位。

2．作家個性和作品風格有關。 他說：“文以氣（指才氣，即個性）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有本質根據），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強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邁的陽剛之氣，濁指凝重沉鬱的陰柔之氣，人的氣質個性可大致分成這兩大類。《典論·論文》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著名論斷，這就是文論史上著名的“文氣”說。以“氣”論文和作家，是曹丕《論文》最突出的理論貢獻。曹丕所謂的“文氣”，是指表現在文學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稟賦、個性氣質，屬於生理和心理範疇，沒有倫理色彩。“文以氣為主”尤其強調了作品應當體現作家的特殊個性，這種個性只能為作家個人所獨有，“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顯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異所導致。詩這種觀點也合符於魏晉人崇尚自然的風氣。

由於曹丕非常強調創作個性的這種獨特性和不可改變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獨特個性對於作品風格的決定意義，體現了魏晉時期“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時代精神。另一方面，則是否定了現實習染同樣可以改變創作風格的可能性。這是其理論的缺陷。在《典論·論文》中還對文學批評的態度提出了有價值的意見。比如反對“文人相輕”和“貴遠賤近”，主張“君子審己以度人”，這對文學批評也是良好的倡議，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3．指出不同文體有不同特點、標準。 在《典論·論文》裡，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體分類及其各自特點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個性各有所偏的同時，曹丕提出了四科八體說的文體論。“本”指文章的本質特徵，即用語言文字來表現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體表現形態，即文體特徵或文章在內容和形式方面的特點。無論哪一種文體，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體在表現形態、語言形式、體貌風格等方面各有不同。

接著曹丕提出文體共有“四科”八種體裁的文章。並且認為文體各有不同，風格也隨之各異。四科共計八種，其中奏議與書論屬於無韻之筆，銘誄詩賦屬於有韻之文。其本質相同，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現一定的情感。但其“末異”，也就是說，在其文體特徵上，奏議要文雅，書論重說明，銘誄尚事實，詩賦則應該華美。雅、理、實、美，就是“末異”，它們都是關於文體的不同風格體貌。所以，曹丕的“文字同而末異”，說的就是文體和風格的關係，不同的文體應該有不同的風格特徵。“文章“不朽”說是曹丕關於文章價值的觀點，曹丕對文章的價值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評價。

4．指出文學批評應有正確態度。他指出有兩種錯誤態度要不得：一是“貴遠賤近，向聲背實”，這就是尊古卑今的觀點，這在東漢的桓譚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學術而言，曹丕卻專就文學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於自見 ，謂己為賢”、“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以所長 ，相輕所短”。這就指出了“文人相輕”的積習，是他的創見。作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間互相貶損的弊習，分析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並且為文人之間的相處指明瞭正確道路。

曹氏父子創作了大量樂府詩，並且注重抒發內心的真實情感，這反映了長期以來在經學束縛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經歷，對他們文學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曹氏父子均愛好樂府詩，並且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歌。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氣說”，提出了在進行文學批評時應持有的正確態度。他認為作家專才多，通才少。他論述了文章在國家政治生活在的作用，並對當時的文體進行了總結。

東漢末年，人們逐漸從經學的束縛之中解脫出來，正統觀念開始淡化，思想活躍，重個性、重慾望、重感情、強烈的生命意識成了建安士人內心生活的核心。曹丕擅長作樂府詩歌，所作《燕歌行》2首在七言詩發展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建安後期，陳琳、王粲等文人為曹操所網羅，曹丕、曹植兄弟與之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曹丕《與吳質書》)，在文學史上傳為佳話。曹丕的文學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典論·論文》中。

一、樂府情結

曹丕登上皇帝寶座後，即對當時的“漢樂”進行了大量改制，對此，《宋書》記載：

文帝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日《昭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日《正世樂》，《嘉至樂》日《迎靈樂》《武德樂》日《武頌樂》，《昭容樂》日《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日《武頌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五頌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

《大武舞》。其眾哥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而已。

這則文獻不僅記載了曹丕詔令改制“漢樂”的具體內容而且對王粲奉命作“哥詩”(登哥)的情況也進行了披露。在東漢建安與曹魏黃初時期，文人創作樂府詩是有條件限制的。而曹丕平時所接觸之樂皆為朝庭之樂的便利條件，為曹丕創作樂府詩提供了最大的便利與可靠的保證。除了出征打仗外，曹氏父子三人大都生活於相府與宮室，終日投壺燕射，如雲的樂工歌女，構成了其創作樂府詩的一架溫床。

曹丕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樂府詩集》收錄了22首。對於這位皇帝文學家，史書雖然記載了其“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的天資聰敏，但他從小卻是以貴公子的身份周旋於聲色犬馬之中的，並於18歲時娶甄氏為妻，之後就基本上在鄴都的安樂窩裡生活。這時的曹丕，於遊樂宴遊、倚翠偎紅、鬥雞走馬而言，幾乎是無所不為，所以，即位前曹丕的詩賦等作品，主要述寫的就是這種貴公子生活，其中又以遊宴、兩性相思最具典型性。詩與賦這兩類文學樣式，雖然均可對聲色酒樂的享受生活作如實記錄，但卻不能配樂以唱，於是，屬於韻文學範疇的樂府詩就自然成為了曹丕的首選。曹丕熱衷於樂府詩的創作，不是因為樂府詩的繁榮與發展，而是因其享樂生活的需要。

二、“文氣說”

曹丕論作者時，有一顯著特點即“以氣”論文。例如，他稱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公幹有逸氣，但未道耳”，又評王粲“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又總論文與氣的關係：“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的“文氣說”，就是從《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開始的。羅宗強先生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寫道：“文氣說的提出，從理論上標誌著中國文學思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著眼於文學的外部聯絡轉向了著眼於文學的內部規律、著眼於文學的特質。文氣說的提出，標誌著文學理論批評自覺時代的開始。”他充分肯定了曹丕提出“文氣說”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的重要意義。

曹丕論作家的“氣”，主要指作者的個性氣質而言。他認為，個性氣質來自自然稟賦，“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又認為，自然稟賦的不同氣質，可以分為清與濁兩大類。“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全晉文》卷五十四》)。清濁之分，是指氣質之優劣，並不是指氣質情性的不同特點。作家的氣，主要是指氣質情性，這正反映了經學束縛解除之後，處於變動不居中的思想領域普遍重視自我的傾向。重視體氣、重視個性、重視感情氣質等，都是重視自我的表現。氣，在作者為氣質情性，反映到文章中來，就是指一種表現出個性特徵的感情氣勢、感情力量，是反映到文章中來的生命力。“文以氣為主”，就是以感情氣勢、感情力量為主。不過，這種感情氣勢、感情力量由於作者氣質情性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格調、不同的個性特徵罷了。《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用“氣”評論作家與漢末三國時期以“氣”稱述人的氣質、才能的風氣有關，茲舉數例以說明之：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後漢書·申屠蟠傳》載蔡邕語)

(魏元丕)稟乾氣之純懿。(佚名《涼州刺史魏元丕碑》)

(徐幹)含元休之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佚名《(中論>序》)

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曾丕《周成漢昭論》)

(孫究)氣志體懿。(孫權《詔孫慮假節開府治半州》)

以上諸例所謂玄妙之氣、純懿之氣、精明之氣、休氣、

休懿之氣等，都用以稱道人物純正美好的品格和高度的智慧等。

霍光懷沉勇之氣。(嵇康《明膽論》)

(毋丘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張既《表毋丘興》)

(龔德緒、王義疆)志壯氣剛。(楊戲《季漢輔臣贊》)

(徐邈)才博氣猛。(《三國志·魏書·徐邈傳》)

以上諸例所謂沉勇之氣、忠烈之氣、堅剛之氣、猛氣等都用以稱道人物堅定果敢的品質、性格。這些材料說明在漢末三國時代，用“氣”來解釋人的品格、氣質、才能、生理等已經相當普遍了。在曹丕所處的時代，人們已經開始用“氣”來品評人物、說明與文有關的樂和言辭。正所謂：“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身。…‘樂氣”、“氣盛”都是以氣言樂。鄭玄還認為，不同的樂歌便有不同的氣，它們各自適合於不同性質的聽者。《樂記》載：“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日：‘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鄭注：“聲歌各宜，氣順性也。”東漢邊讓《章華臺賦》有“音氣發於絲竹之”之語。曹丕也曾用“清氣”一語稱讚樂聲、歌聲的美妙，其《善哉行》雲：“長笛吐清氣。”又云：“有美一人……善為樂方。哀弦微妙，清氣含芳。”曹植《贈丁儀》：“秦箏發西聲。…‘氣”兼指秦地人民之“聲”和樂聲之“氣”。之所以以“氣”言樂，大約是因為樂與律的關係極為密切。奏樂須用律管調整音聲，使之和諧。而古人認為十二律與天地陰陽之氣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古代詩、歌、舞往往合為一體，因此所謂“樂氣”，就是詩、樂、舞三者的統一。

以“氣”形容言辭的如《三國志·吳書·張僱諸葛步傳》載，周昭稱張承“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又稱張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同書《藏洪傳》說藏洪盟誓“辭氣慷慨，涕泣橫下”。這些例子中“甚隘”、“鄙俗”、“謇謇”、“壯厲”、“慷慨”等都是形容言辭給聽者留下的一種總的印象，這印象是由所說的內容和說話人的語氣、態度等共同造成的。與“辭氣”相近的還有“聲氣”一語。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稱張衡“氣聲氣芬芳”，是指其談吐優雅。孔融稱禰衡“飛辯聘辭，溢氣忿湧”，是說談論時滔滔不絕，應對不窮，有才智橫溢、所向無敵之氣概。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之下，曹丕又進而以“氣”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並且以“氣”評論作家。人們用“氣”評論人物、說明樂與言辭時，其內容都較寬泛，是對人的一種總體印象而言的。曹丕所說的“氣”和我們今天所說的某個作家的創作風格十分接近，是指一個作家由於體氣和環境的不同所形成的風格特色。

三、“通才”論

《典論·論文》對於作家的評價日：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夫文字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文章的體裁不一樣，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和要求，除了“通才”，一般作者各有其擅長與不擅長之處。而他們總是以己之所長，輕視人之所短。曹丕在論某個作家時，也常指出他們的優缺點及他們各自所擅長的文體。這種批評方法，與東漢以來盛行的人物品藻有相似的地方。應璩《百一詩》說“人材不能備，各有偏短長”，就是這種理論的內容之一。王充在《論衡·書解》中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劉邵撰《人物誌》也反覆強調此點，他系統深入地研討人物的才性的鑑別使用，在《九徵》篇中，他廣泛地分析了各種性格的長處和短處，如：“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論辯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等。他將此種理論應用於政治領域，指出：“材能既殊，任政亦異。”人君的責任便是適當地使用那些偏材。曹操屢下取士無廢偏短之令，所謂“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正是當時那種人才理論的實際運用。而《典論·論文_》、《與吳質書》指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則可以看作是此種理論在文學批評領域中的反映。曹丕曾寫過《士品》一書，就充分說明了他受當時人物品評風氣之影響，並且把這種品評的風氣運用到文學批評中來。他對於當時人才偏至的現象十分明瞭。所以他說：“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他反對在文學批評上“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反對“貴遠賤近，向聲背實”，是比較公正和客觀的態度。

四、文體論

《典論·論文》在論及文體時是這樣說的：“夫文字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自東漢以來，各種文體得到了蓬勃發展，其中奏議之類公文的寫作，是隨著封建國家政治生活的發展而日益發達的。東漢時期還曾把考試章奏作為選舉官吏的一項內容。安帝時胡廣舉孝廉至洛陽，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應劭曾撰《漢朝議駁》三十卷，陳壽撰有《漢名臣奏事》三十卷(均見《隋書·經籍志》)，是有漢一代奏議的結集。曹丕認為此類經常用於朝廷軍國大事的公文，其語言風格應該典雅。東漢時期，社會上流傳著兩種風氣。一是文士寫作子書和論說文的風氣，一是清談高議、互相辯論的風氣，這兩種風氣互相影響。揚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論語》而作《法言》後，子書作者蜂起。桓譚《新論》、王充《論衡》、崔寰《政論)、應劭《風俗通》、哿晚《申鑑》、徐幹《中論》、仲長統《昌言》、王符《潛夫論》等都是在這種風氣影響下創作出來的。東漢末年以來的文人好辯論的風氣，也深深影響了建安文人，當時，為表現自己的才能，文人們往往一見面就滔滔不絕，有時甚至是通宵達旦地談論，如曹植有四言詩云：“高談虛論，問彼道原。”(曹植《四言詩》)便反映了這一時期風氣。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士子們寫作書論的風氣也很是盛行，曹丕認為“書論宜理”就是針對這一種風氣而提出來的，這是對當時人們對於書論寫作要求的高度概括。劉劭的《人物誌·材理》將當時人們經常討論的議題加以歸納，對於論者的性格差異進行了分析，他說：“夫辯有理勝，有辭勝。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又說：“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捨本而理末。捨本而理末則辭構矣。”劉劭這些話指出論辯當以理為主，不應僅以言辭求勝，不然就會枝蔓詭異，雖然主要是針對談論而說的，但與寫作書論的道理是相通的，曹丕提出“書論宜理”之主張，或許就是受這段話的啟發。

碑誄之作至東漢大盛，當時出現了擅長作碑文的大家蔡邕。作碑銘之風既盛，諛墓之作也就大量湧現，蔡邕就曾說：“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世說新語·德行》注引《續漢書》)許多碑銘都是稱頌死者的溢美之辭，這種風氣與送葬的奢靡陋習結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認為是敗壞風俗之舉。據《宋書·禮志》記載，建安十年曹操曾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丕《典論·論文》中提出的“銘誄尚實”之說，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提出來的，含有憎惡碑銘失實之意。它是對此類作品內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時也是要求作品應具有樸實而不求華辭的風格。

自東漢後期以來，人們作五言詩的風氣日盛、詩歌語言日趨華麗，相對於《詩經》較為質樸的風格而言，當時五言詩從民間進入文人創作領域後，逐步趨於講究詞藻，追求華麗。曹丕、曹植的創作就體現了這一風尚。《典論·論文》“詩賦欲麗”的說法反映了當時人的看法。

五、文章的價值和作用論

《典論·論文》雲：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把各種文章稱為“經國之大業”，充分肯定了文章在國家制度中的重要價值和作用。在古代，各種應用性文章，如詔、策、章、表、奏、議等文體使用都非常頻繁。盟誓為外交場合使用；檄文系戰爭時期所用；賦、頌用以褒讚功德，賦還可用於諷諫；某些重要人物逝世，文人們競相作誄，甚至“連珠”之類雜文體，也經常被使用。每當封禪的時候，文人們也是競相創作詩賦，這充分說明文章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難怪曹丕稱文章為“經國之大業”。

從文章創作對個人的作用來說，它又是“不朽之盛事”。除《典論·論文》所引相關文字之外，《與王朗書》亦云：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餘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

他編撰自己的《典論》和詩賦，並且抄寫贈與孫權、張昭。春秋時即有立言不朽之說。自揚雄以後，著書以求不朽的風氣相當普遍，只不過大多數是那些地位不高，政治上不甚得意的文士，藉著書以求不朽。曹丕擁有較高的政治地位，為了表現自己的文才，也欲透過著書以求不朽，這是相當可貴的。他創作了表現真情實感的賦作如《離居》、《感離》、《永思》、《出婦》、《悼夭》、《寡婦》、《感物》、《哀己》，詠物者如《彈棋》、《迷迭》、《瑪瑙勒》、《車渠》、《槐》、《柳》、《蔦》，共佔一半以上，另有一些敘行旅或者賦登臨的賦大多屬於抒情小賦，較少政治意義，更多的是抒發自己心中的真實情感，寫自己日常生活和情感。

綜上所述，曹丕在建安文壇上具有重要地位，他重視樂府詩歌的創作，他在樂府詩中抒發自己的真實情感，這與他的宮庭生活有關。當時的社會現實，促使他關注社會民生，寫出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他提出了具有開創性的文學思想觀點，如“文氣說”的提出和對文章作用的高度評價，表現出他卓越的文學創作才能和獨特的文學思想，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上寫上了重重的一筆，對後世作家的創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可以看出曹丕很重視文學之主旨的。他的文學理論，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後世的文學理論批評乃至整個文學發展方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典論·論文》便集中的表達了他的見解： 首先，在《典論·論文》中，曹丕透過比較分析研究了文學和其他著作的區別，研究了文體對風格的要求，從而第一次提出了文體論，其中說道：“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即是從根本上說，文章具有共通性，但因體裁不同又各有要求和特點。

當然，曹丕對文體的闡述也並不十分具體，但他的觀點對後來文體論的研究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唐魏徵的《群書治要》收集的桓範的《世要論》中的《序作》、《贊象》、《銘誄》就可以說是對曹丕的觀點的詳細闡釋與發展, 其中“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就是曹丕的“書論宜理”的意思,桓範批評漢碑銘文之虛妄就是對曹丕“銘誄尚實”的闡釋，又如劉勰《文心雕龍》從《辯騷》到《書記》二十一篇都是從文學本身出發對文體論的研究，後來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所分立的“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科也完全與曹丕的“奏議，書論，銘誄，詩賦”類似。其次，他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文氣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抽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 可以看出曹丕以“氣”來論作家及其作品的觀點，在《典論·論文》中他就以“氣”來論建安七子！

對文學體裁的論述就有：“夫文字同而末異”觀點。

在我的理解中，認為曹丕將文形象的比喻為大海，而末則是千川百流。

在此，我又回憶起我曾經的語文老師講過的一句話：世界上一切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著。

由此看來，文以載道也是有淵源的，也再次證明曹丕在文學理論上的建樹與功勞彪炳史冊。

限於學識，本人就只能說到這個層次。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闡述了他的基本文學觀點，概述其文學觀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它批評了“文人相輕”的陋習，指出那是“不自見之患”，提出應當“審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評論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學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體的不同寫作要求，說唯有“通才”才能兼備各體。第三、提出“文以氣為主”的命題，說“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裡的“氣”，實際上指的是作家的氣質和個性。曹丕的這一觀點，表明他對創作個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較充分的認識。第四、論述了文學事業的社會功能，將它提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傳諸無窮。

⛳️我個人認為，第四點談文學的功用，具有跨越時空的意義，對當下文學特別是詩歌創作有很強的指導意義。詩歌是抒寫人生還是抒寫時代？一直以來都有爭論。其實這不是問題，問題是你能不能寫出共情的東西。寫人生，只是個人情緒的發洩，或者自我的哼哼唧唧，自然不會存活長久。寫時代，是空洞的口號，乾癟的嚎叫，自然令人生厭。傅天琳說：“一首詩的完成，必須有生命的參與，用眼淚和血液來寫，讓讀者讀到你的脈動和心跳。我曾讀過的很多很好的詩歌，感覺它們一個字一個字，都是肉做的。”這些文字是生命意識的相通，一個生命自然能夠感動另一生命。傅天琳又說：“一首詩的完成應當有兩個‘世界’，一個是詩人自己，一個是他所屬的人類以至人類所屬的世界，二者必須是相通的，和諧的，這樣才能寫出時代的本質和走向，也才能寫出詩人對於生命及其價值的真實體驗。”這就是說，詩人透過自己抒寫的人生達到了人類所具有的共同人生，這就是“共情”。所以寫什麼不是關鍵，關鍵是你的詩作能給普遍的人生、給廣大的社會、給遼遠的時代帶來了什麼影響。

（1）曹丕批評了兩漢以來輕視文學的觀點，指出了文學的獨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

（2）首先，關於文學的價值，強調了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把文學提到與事功並立的地位，並鼓勵作家們“不託飛馳之事”而去努力從事文學活動，對魏晉以後的文學發展具有推動作用。

（3）其二，關於文氣，曹丕認為“文以氣為主”，而“氣之清濁有體”，作家的氣質、個性，形成各自的獨特的風格。因此，各有所長，難可兼擅。但過分強調作家的材性，而不懂得作家的風格是社會實踐和藝術修養的結果，觀點不夠全面。

（4）其三，對於文學體裁的區分曹丕指出“夫文字同而末異”，本是指基本的規則，這是一切文章共同的，末是指各種不同文體的特點。

（5）其四，關於文學批評者的態度指出了兩種錯誤態度：一是“貴遠賤近，向聲背實”，二是 ＂闇於自見，謂己為賢＂、“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以所長，相輕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