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初，與歷史上的其他朝代一樣，也設有丞相一職。對於這一部分內容，明史研究專家孟森先生在其《明史講義》這一名著中有專門的論述。我們主要依據孟先生的研究，簡單介紹一下明朝丞相設廢問題。在此基礎之上，談談沒有丞相對明朝中央機構運作的影響。

圖一明太祖朱元璋

孟森先生認為明朝建立以前，明太祖在其管轄地沿用元制，設立中書省，也就是最高行政機構。中書省首腦即為相國。明太祖朱元璋分別設立了左右相國協助自己處理各類朝政大小事。右相國為李善長，左相國為徐達。洪武元年，改相國為丞相。以左為尊，改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有丞相。徐達是領兵打仗的武將，所以，徐達實際上並不是實際管理中書省事務的丞相。李善長致仕以後，徐達任左丞相，汪廣洋任右丞相。後來，汪廣洋外派廣東。胡惟庸得任右丞相。洪武十年，胡惟庸升為左丞相，汪廣洋任右丞相。胡惟庸任左丞相沒有幾年，就爆發了對明王朝有著重要影響的“胡惟庸案”。“胡惟庸案”後，朱元璋認為權力集於中書省，進而基於中書省丞相簡直是存在著架空自己的重大隱患。當即決定，廢除中書省，改為六部。中書省丞相一職也不在設立。所以，孟森先生認為實際管理中書省事務的丞相只有李善長、汪廣洋和胡惟庸。三人皆受到胡惟庸案的影響。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九族被連誅。李善長與胡惟庸是姻親關係，雖因勞苦功高，多活了幾年，但是最後還是被誅。汪廣洋被貶廣南，後被賜死。所以，明朝真正沒有丞相是從洪武十三年開始的。

圖二李善長畫像

對於朱元璋這樣勤政的皇帝來說，重要的是穩住好不容易的打下來的江山。所以權力最好只集中於自身一人。但這樣無疑大大增加了皇帝的工作內容。沒有明太祖勤勞的明朝皇帝們，無一不一而再再而三恢復一些假的中書省出來。不過這些中書省的首腦不再是普通的官員，而是太監。比如司禮監就權力極大，分享掌印、秉筆批紅等等可以說應該只有皇帝才能行使的權力。司禮監干預明王朝中央決策的制定，實際上是另一箇中書省。當然，太監畢竟比丞相受到更多的約束。任用太監與設立丞相之間，明朝皇帝們聰明地選擇了前者。

圖三胡惟庸影視形象

參考文獻：

[1]顧誠.南明史 [M]，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

[2]孟森.明史講義[M]，中華書局，2009年.

[3] 張廷玉等，明史[M]，中華書局，1974年.

這都是拜明朝的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所賜。

自秦朝開始，一直到明朝建立前，中國1500年的古代史，雖然王朝不斷更替，但制度基本是沒有變化的，搞的都是秦朝的那一套。皇帝高高在上，中間隔著一個丞相，下面是百官各司其職。丞相號稱百官之首，是聯絡皇帝和百官的紐帶。

但朱元璋建立明朝後，他覺得丞相隔在他和百官之間，有點礙事兒。於是，他就很有魄力地把丞相取消了，他直接面對百官。用今天的說法，這是扁平化組織。其實質是取消相權，強化皇權。

可如此一來，丞相干的活兒就要由皇帝來幹了。

朱元璋倒是不怕累，工作非常努力。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朱元璋和清朝的雍正皇帝，可並列勤政榜的榜首。

可是，朱元璋的子孫們就扛不住累了。但他們也聰明，就搞了一個內閣，又搞了一個司禮監，內閣輔臣乾的就是丞相的活兒，而司禮監的秉筆太監和掌印太監，實際上乾的是皇帝的活兒。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啥都不幹了。

內閣輔臣雖然乾的是丞相的活兒，卻沒有丞相的名分，名義上只是個顧問大臣，皇帝隨便一句話，就可以更換。可是在以前，皇帝也更換丞相，是需要充足理由的。

至於司禮監的太監們，他們直接就是皇帝的家奴，因此更容易控制。

總之，明朝取消丞相後，皇帝的話語權更大了。

可惜，明朝後期湧現出了許多神經病御史。這些人，專門找皇帝的茬兒，而且不怕打屁股（梃杖），不怕掉腦袋（砍頭），讓皇帝不勝其煩。

朱元璋自從胡惟庸案後，就廢除了丞相制，因為他覺得丞相權力太大，大權旁落會架空自己。所以，就由皇帝直接轄六部事。也是從此起，終止了兩千年來的丞相制度，進入以內閣議政的時代。事實是明清兩朝開啟了專政時代，清從雍正起設軍機處，更進一步加強了皇權。所以國家安危就係於皇帝的個人能力了。

“後世子孫不得預立丞相，臣工敢言立相者斬”—— 洪武十三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後，朱元璋發聖旨...自己琢磨吧

這很簡單，朱元璋自從胡惟庸案後就廢除了丞相制，因為他覺得丞相權力太大，會導致皇權不穩定，害怕威脅到自己。所以，朱元璋就廢掉了中國延續了2000多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轄六部事。也是從此起，進入以內閣議政的時代。事實是明清兩朝開啟了專政時代，清從雍正起設軍機處，更進一步加強了皇權。封建皇權達到了頂峰，而國家的安危也由皇帝一人維繫。封建制度徹底衰落！

明朝初期是有宰相的，可能題主想表達的意思是:明朝為什麼取消宰相制度。這個問題明太祖朱元璋同學最有發言權。

1:朱元璋吸取元朝宰相權利過大的教訓。元朝政治有一個特點:宰相的權利特別大，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繼承。比如大權臣燕鐵木爾，他就透過“天曆之變”釘殺元明宗，擁立明宗弟弟元文宗二次繼位，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再整個元代，宰相的權利多數情況下是大於皇權的，這對於強勢的朱元璋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2:明初宰相胡惟庸當政期間，廣佈黨羽，打擊異己，使得自身勢力不斷膨脹。不僅如此，胡惟庸為人獨斷專行，遇大事並不先請示朱元璋，而是自作主張，這深深的刺激到朱元璋那顆權利慾極強的心了。故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廢除沿襲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

3:朱元璋的性格特點對宰相制度的廢除也有重大影響。朱元璋貧苦農民出身，家裡窮的餓死人，從小朱元璋就給地主放牛，後來又去當和尚，再後來連和尚都當不下去。方丈就讓朱元璋自謀生路––美名其曰“化緣”。朱元璋在出去化緣的三年裡，走遍了淮西的名城大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也學到了很多社會經驗。後世有學者認為，這三年對朱元璋的性格塑造有著極大影響，誰也不知道這三年朱元璋經歷了什麼。但是三年前那個木訥、淳樸的少年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敏感、猜忌、權利慾很強、手段狠辣，智謀過人的朱元璋。正是這樣缺乏安全感的性格特徵，才讓朱元璋對待胡惟庸的謀逆案有如此過激的反應(前後殺了三萬多人)。

總結一下: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本質上是封建制度發展的必然規律，是相權與君權相爭的其中一個結果。其根本原因是相權妨礙君權集中，不利於統治。

感謝邀請回答，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剛開始也是採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舊制設立在中央設定中書省，並先後任命了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等人為中書省丞相；中書省丞相是位高權重的正一品高官，為文官集團的代表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總理總攬天下政務；宰相的存在起到能幫助皇帝處理日常事務，使皇帝能分出精力運籌內政外交的重大方針決斷問題。

後來在明朝國力穩定之後朱元璋逐漸意識到了宰相作為百官的首領，權力太大始終是個隱患，就算自己能壓制住但以後的皇帝就不一定了，這個人如果任用不當就會對皇權造成巨大的威脅甚至架空後世皇帝。宰相制度在明朝初年持續了十二年，起初按照朱元璋的設計，中央主要設計了三個機構：中書省、御史臺、大都督府，分別掌管行政、監察與軍事；御史臺最初設立時，由湯和擔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負責御史臺工作的是御史中丞劉基（劉伯溫），然而即便是為明朝開國立下赫赫戰功的劉基，也不能限制中書省的權力；這其中有體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後來中書省權力過大，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滿，他就藉著中書省左丞相李善長生病的機會，順勢卸去了他的宰相職位，改命汪廣洋和胡惟庸等資歷稍輕的人出任中書省丞相。

從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開始對中書省總攬天下政務的格局進行調整，他裁撤了中書省的平章政事與參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與左右丞，同時又撤銷了總攬地方政事的行中書省，將地方權利一分為三，即分別主管行政、監察與軍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這其實已經暗示了中央層面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會進行。

性格多疑的朱元璋，尤其擔心自己受到官員們的矇蔽，為了保證下情的上達，朱元璋在洪武十年設定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員向皇帝奏事，皆經由通政使司傳上。

後來,宰相的權力卻在急速的擴張，胡惟庸從洪武六年至洪武十三年，負責中書省事務達八年之久，權力極度膨脹，掌握著生殺大權；像劉基那樣曾經得罪胡惟庸的高階官員，也難免遭胡惟庸的毒手，胡惟庸利用朱元璋命他帶御醫給劉基治病的機會毒死了劉基；胡惟庸還刻意結交一些因有罪而遭懲罰的勳臣，密相往來，貪贓枉法。

公元1380年正月，胡惟庸謀反案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轉眼間成為階下囚，隨即被處死；這一案件引發了明朝政治制度的巨大變革，開國皇帝朱元璋借這個案件徹底廢除中書省及中書省丞相。宰相的名稱可以被廢除，但國家行政中樞的職能，不能也不可能廢除；於是新的制度正在被醞釀。舊的宰相制度被廢除後，皇帝的專權達到了極限，朱元璋也鐵了心，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發了這樣的聖旨:後世之君不得設立丞相，若有奏議設立者處以極刑，於是在古代執行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徹底結束。由於政務繁忙皇帝忙不過來後來明朝出現了內閣輔佐政事，

明朝是一個特殊的封建國家，而且還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傑作。首先，胡惟庸案刺激了朱元璋。胡惟庸在李善長之後，當了明朝的宰相，權傾朝野，十分地囂張跋扈。後來，胡惟庸在奸人的挑撥下，認為只當宰相不過癮，竟然起了謀反之心，以家裡有祥瑞誕生，請朱元璋觀看，準備謀害朱元璋。幸虧朱元璋及時得到訊息，在步入府門的一剎那，停止了前進的腳步，躲過了一場劫難。隨後，朱元璋大開殺戒，不僅誅殺了胡惟庸九族，還接著誅殺了很多功臣。

此後，朱元璋便以胡惟庸為藉口，取消了宰相制度，自己獨攬朝政大權，真是宰相皇帝都要當，生怕丟了他的天下。所以說，明朝沒有宰相是胡惟庸的錯，否則朱元璋也不會批閱那麼多的奏章，更不會因為不相信任何人而設立了錦衣衛這個恐怖機構。

宰相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時間,在唐朝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齡、杜如晦等賢相之間的君臣和諧被後世傳為美談。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也採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舊制設立中書省，並先後任命了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等人為中書省丞相；中書省丞相是位高權重的正一品高官，總攬天下政務；宰相的存在能幫助皇帝處理日常事務，使皇帝能分出精力運籌內政外交的重大方針問題。

朱元璋逐漸意識到宰相作為百官的首領，權力太大，如果任用不當會對皇權造成巨大的威脅。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續了十二年，按照朱元璋的設計，中央主要設計了三個機構：中書省、御史臺、大都督府，分別掌管行政、監察與軍事；御史臺最初設立時，由湯和擔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負責御史臺工作的是御史中丞劉基（劉伯溫），然而即便是為明朝開國立下赫赫戰功的劉基，也不能限制中書省的權力；這其中有體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中書省權力過大，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滿，他藉著中書省左丞相李善長生病的機會，順勢卸去了他的宰相職位，改命汪廣洋和胡惟庸等資歷稍輕的人出任中書省丞相。

從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也開始對中書省總攬天下政務的格局進行調整，他裁撤了中書省的平章政事與參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與左右丞，同時又撤銷了總攬地方政事的行中書省，將其權力一分為三，即分別主管行政、監察與軍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這起意已經暗示了中央層面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會進行。

性格多疑的朱元璋，尤其擔心自己受到官員們的矇蔽，為了保證下情的上達，朱元璋在洪武十年設定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員向皇帝奏事，皆經由通政使司傳上。

但是,宰相的權力卻在急速的擴張，胡惟庸從洪武六年至洪武十三年，負責中書省事務達八年之久，權力極度膨脹，掌握著生殺大權；像劉基那樣曾經得罪胡惟庸的高階官員，也難免遭胡惟庸的毒手，胡惟庸利用朱元璋命他帶御醫給劉基治病的機會毒死了劉基；胡惟庸還刻意結交一些因有罪而遭懲罰的勳臣，密相往來，貪贓枉法。

公元1380年正月，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轉眼間成為階下囚，隨即被處死；這一案件直接引發了明朝政治制度的巨大變革，開國皇帝朱元璋順勢廢除中書省及中書省丞相。宰相的名稱可以被廢除，但國家行政中樞的職能，不能也不可能廢除；於是新的制度正在被醞釀。舊的宰相制度被廢除後，皇帝的專權達到了極限，朱元璋也鐵了心，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發了這樣的聖旨:

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

至此，推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廢除，中華大地上再無人出任宰相。

從名義上來說，明朝在朱元璋後已經不設立“宰相”這一官職了，取代宰相和它下屬的權力機構的是一個全新的權力機關“內閣”

那麼這種機構名稱上的過渡其實也象徵著從明朝開始中國封建社會的皇權走到了頂峰。

明朝取消宰相制度有如下原因：

1.胡惟庸事件是其直接原因。明初的胡惟庸案是洪武四大案之一，此案也是朱元璋決定廢除宰相的直接原因。其實胡惟庸本是個小角色，和明朝的開國功臣徐達，李善長等人的地位本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在成為宰相後的胡惟庸的權力以驚人的速度膨脹起來，甚至到了威脅朱元璋的地步，如果當時在朝的不是朱元璋這位馬背上打下天下的狠人，恐怕情況還要更加糟糕。從一個小小的跟班到一手遮天的宰相，朱元璋發現丞相制度所帶來的權力是巨大的，為了保證皇權，朱元璋決定廢丞相。

2.朱元璋本人也是不拘一格之人。不得不說，可能是經過了一個外族政權的過渡，加上朱元璋本人在歷代開國皇帝中也堪稱其人，明朝的政治制度與前朝是有很大變化的，總體來看，朱元璋重視官員之間的權力制衡，以此保障皇權的至高無上，那麼既然丞相制度已經威脅到了皇權，自然就應當剪除它。

3.丞相制度本身的巨大權力網。其實相比於漢、唐時期，皇權已經加強而文官勢力其實已然衰弱了。在明之前，文官面見皇上或站，或坐，而漢朝時候更是有”虛君實相“一說，劉禪更是說過”寡人主祭，政歸葛氏“這樣的話，可見其政治地位之高。其實從其本身職務設定來看就是政務的最高處理者，類似如今君主立憲制中的首相，在漢時甚至還有”開府“丞相，對應皇帝有自己的一套官僚體系。那麼，隨著封建社會皇權的日益加強，廢除丞相也是歷史的必然。

明朝是一個特殊的封建國家，因為這個國家沒有宰相，而且還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傑作。那麼，明朝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首先，胡惟庸案刺激了朱元璋。胡惟庸在李善長之後，當了明朝的宰相，權傾朝野，十分地囂張跋扈。後來，胡惟庸在奸人的挑撥下，認為只當宰相不過癮，竟然起了謀反之心，以家裡有祥瑞誕生，請朱元璋觀看，準備謀害朱元璋。幸虧朱元璋及時得到訊息，在步入府門的一剎那，停止了前進的腳步，躲過了一場劫難。隨後，朱元璋大開殺戒，不僅誅殺了胡惟庸九族，還接著誅殺了很多功臣。

此後，朱元璋便以胡惟庸為藉口，取消了宰相制度，自己獨攬朝政大權，真是宰相皇帝都要當，生怕丟了他的天下。所以說，明朝沒有宰相是胡惟庸的錯，否則朱元璋也不會批閱那麼多的奏章，更不會因為不相信任何人而設立了錦衣衛這個恐怖機構。另外，從另一個角度說，胡惟庸也可以原諒，因為他是開國功臣，掌握著很多權利，還和很多開國功臣有來往，所以他也有當皇帝的想法。在胡惟庸看來，朱元璋這個和尚可以當皇帝，他也可以當，因為皇帝不是天生的。所以，宰相和皇帝發生了殘酷的鬥爭，而最終的結果是朱元璋贏了！朱元璋一贏，宰相就要完蛋，胡惟庸更要完蛋，就像當年的趙匡胤當了皇帝后收了兵權一樣。這就是權力帶來的後果，也是封建社會的醜惡性。

其實，內閣和宰相的性質差不多。到了明成祖的時候，由於朱棣沒有那麼大的精力，所以他在內廷成立了一個小朝廷，讓幾位大學士幫他處理朝政。時間一長，這些人就是明朝的宰相。只不過這個宰相有幾個人，而不是當時的一個人，讓皇帝很放心。最主要的是，內閣的這幾個人互相制約，既給皇帝幹活了，又不至於威脅皇權，真是讓明朝的皇帝們很開心。因此，車到山前必有路。沒有辦法的時候，不要氣餒，其實好好想想，辦法就來了。這不，明朝皇帝不就是例子嗎？

明朝的丞相制，始於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稱吳王。以徐達為左相國、李善長為右相國。據《明太祖實錄》記載

甲辰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為吳王。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置中書省左右相國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

朱元璋稱吳王封功臣，以徐達、李善長為左、右相國。是明朝丞相制的開端。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國號“明”，年號“洪武”。《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元年一月

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諸功臣進爵遷秩有差

明襲元制，設立中書省，置左、右丞相。甲辰正月，初置左、右相國，其中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吳元年，改右相國為左相國，左相國為右相國。洪武元年，改為左、右丞相。元朝是以皇太子為中書令總覽朝政，朱元璋確以：“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作中書令乎？沒有設中書令。

洪武元年至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時：李善長依然是左丞相、徐達是右丞相。

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元年至洪武三年中書省左、右丞相一直是李善長、徐達二人。洪武四年李善長因病辭去左丞相，朱元璋以徐達為左丞相，以汪廣洋為右丞相。洪武六年汪廣洋被貶廣東參政，胡惟庸升任右丞相。洪武十年，胡惟庸升任左丞相，汪廣洋復任右相。洪武十二年，汪廣洋被貶海南後被賜死，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被處死，朱元璋廢除了兩千多年的丞相制。胡惟庸成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後一位丞相。

自此之後明朝在無丞相，後朱元璋又仿效宋制設三殿三閣大學士設內閣。明朝丞相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內閣制。內閣沒有丞相的權利。內閣首輔有丞相之名，而無丞相之權。

明朝的丞相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存在，上承天子，下攝百官。權利之大堪比天子，朱元璋又是個生性多疑，對權利慾掌控極大的人，這樣一個人肯定不會讓人分權。

朱元璋在《皇明祖訓》規定：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

朱元璋時期是有丞相的，李善長、胡惟庸都當過丞相。胡惟庸是明朝最後一任丞相。

胡惟庸是被朱元璋以圖謀不軌之罪誅殺，牽至已經退隱的李善長等人，涉及幾萬人，在此之後朱元璋就不再設丞相一職。傳了幾千年的丞相之位就徹底進入歷史博物館了。

相就是輔助的意思，中醫中有君火，相火一說。君火指國君，相火似乎代表丞相了。

最早的形式是國君去找到一個人，然後將整個國家的事情都委託給他做。比如管仲、傅說等等。

他們的權力很大，有人就會擔心會不會奪了國君之位。

這種事情只有在後世才能發生，在當時不可能發生的。

比如周厲王時期發生了彘之亂，大家聯合起來將周厲王打跑了，主要原因是周厲王的一些措施侵犯當時華人的利益。按後世的理解此時應該會有一個帶頭的人出來替代周厲王，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當時出現召公、武公等聯合執政的現象。

當週厲王死後，太子靜繼位，他們又將權力交給姬靜，也就是周宣王。

這個劇本和後世演的不一樣，董卓弄亂了東漢，曹操挽救了東漢但又控制東漢，最後不是將權力交給皇帝，而是交給自己的兒子，最後曹丕稱帝。

這種事情在西周是不可能發生的。

權力還是誘人的，人心也會慢慢發生改變的。

第一個吃螃蟹的是“三晉分家”，晉下面的三個世家大夫將晉一分為三，變成趙魏韓，結果周王也承認。有了先例就會有第二個，接著田齊將姜齊取代。齊國還是齊國，不過已經不是姜子牙一脈了。

這使得國君有危機感了，必須限制手下人的權力，所以國君開始分拆丞相之位，像秦漢時會設左右丞相，以相互牽制。

他們開始大量重用自己的兄弟，母族之類。經過七王之亂，八王之亂後，這些皇帝發現自己的兄弟也是不靠譜的，於是開始對自己的兄弟進行限制，也就是將原來的實封變成虛封，以便好控制。

最早的相權是沒有監督力量的，啥也管，後來將相進行拆分，而且將相權也進行分拆。

比如唐代的三省六部就是相權拆分的結果。

再後來皇帝覺得還不放心，就在擔任丞相的人身上動手腳，讓一些低資、威望低的進入這裡面。這些人對皇帝的威脅並不大。

將相權不再和個人相綁，而是和一群人綁在一起。比如尚書左右僕射等等。

朱元璋經過胡惟庸這麼一折騰，覺得丞相權力過大，有可能造成威脅，乾脆將丞相之位去掉了。

丞相是輔助皇帝，沒了丞相之位，沒了輔助之人不是要累死？於是朱元璋弄了一個內閣。由內閣大學士去替代這個職位，幫助皇帝一起管理國家。內閣大學士中總負責的叫首輔，比如明朝的張居正。首輔之下的叫次輔。不過像張居正這樣的首輔實際上權力還是和丞相一樣的，但這只是特殊時期的特殊人物的特殊待遇。

直到這一天，相權再也不是皇權的對手，皇權和相權合二為一，相當於董事長和總經理一人當了，獨裁達到了最高峰。

任何事物走到最高峰就意味著差不多完蛋了，所以幾百年之後，封建社會成了歷史。

丞相是皇帝的助手，也是皇權的殺手，是一個必須要被幹掉的絆腳石！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個職位就被廢除了。

丞相這個職位其實是西周封建制的遺產，與帝制結構的要求不相符。在士族集團的推動下，外朝與內廷歷經千年的權力搏殺，才最終讓丞相徹底“退休”。

要準確把握丞相這個職位的本質，我們先從國家權力結構談起。

國家權力結構的二元對立：“朝”與“廷”

西周是一個宗法社會，它以“家族”為權力中心，形成了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分層治理模式。也就是說，掌握國家權力的是王室、公室、卿室等家族，而不是某個在位的王、公、侯。

比如周王室，天子和姬姓宗室子弟共同管理天下。權力怎麼分配呢？天子掌管“祭祀”和“征伐”，其它的權力都交給宗室。宗室又推選一名代表人掌管權力，這個人就被稱為“宰輔”、“輔相”、“總宰”、“卿相”、“家丞”、“丞相”等等。

這就形成了最初的國家權力二元結構：以宰輔為核心的“管家班子”，就被稱為“朝”，也叫“外朝”；以國君為核心的“主家班子”，就被稱為“廷”，也叫“內廷”。

外朝和內廷一起構成完整的權力結構——朝廷。

打個比方，內廷就像是董事會，皇帝就是董事長；外朝就像是管理層，丞相就是總經理。

既然如此，一個負責決策，一個掌管執行，多麼精巧的設計啊，為何皇帝們非要埋葬了丞相呢？

因為“董事長”和“總經理”都想把自己的手伸進對方的口袋裡，丞相想要皇帝的決策權，皇帝想要丞相的管理權。

皇權與相權的鬥爭三部曲：“廷”力壓“朝”

秦朝建立後，以家族為核心的分封制結構被淘汰了，天下進入“郡縣制”模式下的帝制結構時代。這不僅是名稱上的變化，它最大的特徵就是大一統、中央集權。

這時候，權力分配的矛盾，從中央與地方，轉變為中央權力結構內部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並由此拉開了歷時千年的權力搏殺。

漢朝初年外朝掌握了行政、軍事和監察三大權力，皇權萎縮得很厲害。試想一下，天下已經統一，征伐事宜也用不上皇帝操心。祭祀那玩意兒虛得很，哪有權力實惠？

於是皇帝淪為丞相的附庸，每天就幹一件事：外朝將重大決策形成文書交給皇帝，皇帝“點頭yes搖頭no”，跟個木頭人差不太多。

至於為何如此決策，決策以後如何執行、如何監督管理，皇帝一概不能參與，甚至一無所知。

皇帝除了跟秘書聊聊天，跟嬪妃做做遊戲，毫無存在感，這個皇帝當得實在沒勁。於是漢武帝發出一聲怒吼：俺要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漢武帝是怎麼做的呢？在內廷搞第二個外朝，俗稱“內朝”，由皇帝直接領導，把外朝的大權奪回來。

他設立了侍中、常侍、給事中、博士等官職，用一些低級別的官員幫他建立一個決策中心，並下令：以後所有公文必須先送到皇帝的秘書處（尚書檯），由皇帝先審閱批示，而不是先交給丞相。

這個舉動事實上剝奪了丞相的決策大權。

他又設立司隸校尉、刺史、中都獄等機構，這些機構不受法律約束，不接受外朝的管理，唯皇帝馬首是瞻。

這個舉動又剝奪了外朝的司法、監察大權。

他又設立皇帝直接指揮的羽林軍，性質屬於保安隊，編制卻跟軍隊無二，太尉無權管理。

這個舉動等於弱化了外朝的軍權。

如此上下其手，他的“內朝”與“外朝”相抗衡，形成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把外朝逐漸架空為內朝的執行機構。

東漢建立後，光武帝劉秀更上一層樓，他直接從法律上固定了尚書檯作為外朝的最高權力機構的地位。

尚書檯原本是皇帝的秘書機構，此舉表面上是撤銷了皇帝的秘書班子，其實不然。

首先，尚書檯制度完全架空了司徒（丞相）。

如果說漢武帝是另起爐灶抗衡外朝，光武帝則是直接廢掉了外朝，以司徒為首的三公（丞相、廷尉、御史大夫）徹底淪為榮譽職務，從決策到行政，所有的權力都被打包給了尚書檯。

其次，尚書檯是一個以皇帝為核心的機構。

對內，尚書檯依然是皇帝的秘書機構，尚書班子協助皇帝做決策參謀，而不是替代皇帝、丞相做決策。

同時，決策後的執行，也有尚書檯各曹直接對應外朝各部，從而將執行、監察也一併控制於皇權之下。

所以，尚書檯制度表面上看是皇帝的“大公無私”，其實是這是“公田變皇田”，外朝的丞相班子淪為普通辦事員了。

不過，以丞相為代表外朝哪裡是任皇帝搓揉的麵糰？他們也要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

那要怎麼做呢？偷樑換柱唄。你皇帝再牛叉也是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官僚集團，咱打不過你，但可以慢慢掏空你。

比如尚書檯的尚書令、尚書僕射，隨著皇帝們的能力減弱，他們手上的權力越來越大，並逐漸跟外朝合流，一起玩弄皇帝。

皇帝們一看，那哪成？再設一箇中書省對抗尚書省“變節”的傢伙們。不久，中書省也變質了，那就再設一個門下省。

看起來是皇帝們的被動防守，卻形成了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三權分立”的模式。這下有意思了，權力分化嚴重，根本不可能恢復以丞相為核心的權力機構了，皇帝的重要性從此凸顯出來。

隋朝建立後，隋文帝以三省相互牽制的朝政結構正式形成，一家獨大的“丞相制”，被群雄紛爭的“宰相制”代替。

這個變化最大的好處就是，皇帝可以利用宰相們的任免，以及他們內部的矛盾，將所有的權力都收割了。

丞相制的退出歷史舞臺，以及三省六部制的完善，標誌著朝廷二元對立權力結構的終結，也標誌著皇權從此逐步走向獨裁。

元朝和明朝初年，雖然丞相制度復辟，但歷史程序已經使相權不再具備對抗皇權的實力，皇權也絕不會容許第二個權力中心的復活。

這就是朱元璋很快就廢棄掉元朝丞相制度的原因。

皇權走向單極霸權的助手：士族集團的興起

如果放在西周，漢武帝根本不具備對抗相權的實力，可那時候他有個非常好的條件：士族階級還處於萌芽階段，除了半吊子的外戚勢力，尚無強勢的政治集團對抗皇權。

正是這個歷史條件，為漢武帝建立內朝官制度創造了機遇。

漢武帝后期，士族集團迅速走向豪門化的征途，這個強大的勢力，阻止了皇權獨裁的程序。

到了魏晉南北朝，豪門化計程車族集團再次升級，幻化為恐怖的“門閥集團”，此時皇權幾乎淪為門閥家族的附庸。

但，豪門化也好，門閥化也好，外朝的權力機構不是簡單了，而是更復雜了。皇權雖然零落了，但外朝很難形成以某個家族為核心的長期利益集團。

直到此時，三省六部制代替丞相制才具備了誕生的條件。

隋朝的科舉制，是徹底葬送門閥集團的利器，從那時起，一個新的階層——庶族集團（也叫寒門士族集團）走向了歷史舞臺中央。

庶族集團缺乏家族資源的積累，他們註定會成為皇權的附庸。從此，皇權獨裁可以開足馬力一路高歌猛進了。

這個過程可以很清晰地表明：士族階級才是皇權與相權之爭的幕後推手，它發展到某個階段，就決定了皇帝與丞相的特定關係。

從這個角度講，皇帝和丞相其實都是演員，他們的命運早就由士族集團這個導演事先設定好了。

一針見血：明朝初期是有丞相，從李善長開始，終結於胡惟庸，一是胡惟庸作死，密謀造反，那可是開局一個碗的千古一帝呀，二是朱元璋也想要更大的中央集權，順著胡惟庸就把丞相拔了，因此胡惟庸也成了丞相終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