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第一商幫應該指的是晉商

晉商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富可敵國，曾經一度壟斷中國票號匯兌業，曾有“中國威尼斯商人”之稱。晉商、粵商、徽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晉商、潮商與徽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晉商的沒落

晉商的沒落是清朝末年，上海成為通往西方的門戶，加上白銀外流，銅錢價格暴跌，晉商喪失販鹽的利益，而且交通路線的重大變遷，晉商便開始衰落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歷代皆行抑商政策，商人社會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因此與官府關係越驅緊密。辛亥革命後，山西票號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日升昌票號在四川、陝西各省的損失，“總計損失白銀300萬兩以上”，天成亨票號被土匪搶劫現銀100多萬兩。這種種原因導致了晉商的沒落。

徽商是明清時期第一大商幫。文化底蘊深厚，管理方式健全，有著獨特的核心競爭優勢，也得到群眾和社會的廣泛認可。興盛於明中葉以後，歷時三四百年，清末民初，漸趨衰落，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清政府的巧取豪奪。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幾年之間，不僅使過去虧欠商人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銷除，反增加收入以千萬計，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世以鹽業起家的身為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面反對，也因鹽政改為實行票法，徽商遭受損失，酸留溜地說，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儘管曹振鏞這樣說，但鹽政的改革對徽商的打擊還是極其重大的。

二、清政府上層缺乏有力支援。清咸豐三年，戶部佔侍郎兼管錢法堂的歙縣人王茂蔭，認為要想鈔法行得通，必須依靠商人，要給商人以運轉的方便，也要給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弈許採用，反以為受苟人指使，嚴加斥責。這樣對經營錢業的徽商打擊也很大。

三、經營環境改變，營利空間壓縮。清康乾時，對典商查禁重利，後又加增典稅，左宗棠更增質鋪歲月，而典商幾敗。咸豐四年起實行"厘金"，稅卡林立。向以長途販運為能的徽商，賺錢也不像過去那樣容易了。

四、外國資本進入，不敵先進的生產力的競爭。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傾銷於中國各地，徽商經營的手工業品，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來品鋼筆、墨水的衝擊。同時，隨著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

五、戰火不斷，財產被洗劫。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年之久，開始是團練的輸捐搜刮，後是曾國藩督師祁門又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屍首遍野，廬舍為墟，十村九毀，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加之，泥古於封建生產經營方式的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為其壓倒。總之，徽商是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歷史雖然很長，但由於沒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期，就決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運。

1.徽商，崛起於明朝中葉。

對於管轄一府六縣，即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六地的徽州府來說，這裡向來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的諺語，由於可用耕作的土地奇缺，人口急劇增長的徽州人一直處於難以自足的狀態。

2.作為徽商的代表，鹽商，是徽商中最勢大財雄的群體。

明朝初期，為了與北方蒙古人對抗，明朝政府在北方漫長邊境上設定了9個邊鎮駐軍佈防，為了吸引商人向駐軍運送軍糧，當時明朝政府規定，商人只有向北方邊境運送糧食販賣，才能換取到鹽引（一種販賣食鹽的官方憑證），然後到指定地點倒賣食鹽謀利。

由於古代食鹽的稀缺性和倒手買賣存在的暴利，因此儘管路途遙遠，徽商仍然不遠千里踏上了北上路途，但由於地理距離等因素，在明朝中葉以前，徽商的鹽業生意總是做不過相對北方較近的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

3.

徽商在乾隆朝迎來巔峰之際，也是其衰落之時。

以乾隆朝第一紅頂商人、揚州徽商江春為例，乾隆多達六次下江南、清廷沒完沒了的政治接待，以及不停的政治“捐納”任務，也讓一度富可敵國的江春瀕於破產，除了乾隆下江南時要接待“奉獻”外，在乾隆沒下江南的日子裡，乾隆三十六年，江春就為皇太后八十壽誕捐銀20萬兩；乾隆三十八年，清廷用兵金川，江春又捐銀400萬兩；乾隆四十七年，黃河築堤，江春捐銀200萬兩；乾隆五十三年，臺灣林爽文起義，江春又被迫“捐獻”軍費200萬兩，而這還只是明面上的政治捐款，私底下的賄賂和政治接待更是幾乎耗盡了江春的家底

。4.就在徽州鹽商衰落的同時，1851年，太平軍之亂爆發了。

5.紅頂商人胡雪巖（1823-1885）

1882年，胡雪巖因為與外國洋商進行生絲大戰失利出現了鉅額虧損，在此情況下，向來與湘軍派系不合的淮系李鴻章立即指派官商盛宣懷出馬，一方面拖延本來要支付給胡雪巖的官銀，另一方面則大規模散佈訊息、挑撥儲戶到胡雪巖的錢莊進行擠兌，在多重失利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勢力強勢打壓下，胡雪巖歷時三十多年建立的商業帝國，最終在短短几個月間便瞬間崩塌。

1884年，胡雪巖最終在貧恨潦倒中鬱鬱而終。

而胡雪巖的死，也成為縱橫明清兩代300多年的徽商最後的真實寫照，曾經貴為中國第一商幫的徽商，至此徹底隕落人間。

這和當時的對外政策有關清朝300多年的統治都是在閉關鎖國政策中度過這也導致，商業衰落經不起外來資本主義的 打擊造成了傳統商業。與外來商業的對壘舊的和新的。舊的當然比不過新的舊的就是舊的終究會被新的所取代這也是清朝滅亡的原因之一清康乾盛世以後清朝一直都在走下坡路從而導致經濟衰落經濟衰落。商業也就衰弱雖然也出了許多經商名人但也沒辦法改變歷史這是註定因為一開始，國家就實行閉關政策。而導致貿易不流通這就是商業衰落的原因。

近現代工業革命的掘起商品批次化的生產投入市場，超成清王朝小作坊加工的方式生產力落後。進而工業經濟取代農業經濟。而農業生產力落後而西方，西方資本主義興起造中國地主階級的瓦解。

在不知道收了多少“捐獻”的銀子後，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公元1762年3月，第三次下江南、下駐在揚州天寧寺行宮的乾隆大帝，給14名來自徽州的鹽商各自頒賜了官爵。

對此，乾隆滿意地說：

“朕此次南巡，所有兩淮商眾，承辦差務，皆能踴躍急公，宜沛特恩。”

為了此次加官進爵，14名鹽商具體“捐納”了多少銀子，史書沒有明確記載，但對於揚州徽商之富，乾隆則早有耳聞，當時，揚州徽商總資本至少在五千萬兩銀子之巨，而清朝在乾隆時期號稱巔峰，國庫最高存銀不過也就7000萬兩，以致於乾隆感嘆道：

“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揚州徽商們也敢於“捐納”：以乾隆朝的著名鹽商鮑志道（1743-1801）為例，僅僅他個人在世期間，就先後向清朝政府“捐納”了2000萬兩白銀、和12萬石糧食（約合1440萬斤）。

此時的徽商，是清朝毫無疑問的第一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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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崛起於明朝中葉。

對於管轄一府六縣，即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六地的徽州府來說，這裡向來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的諺語，由於可用耕作的土地奇缺，人口急劇增長的徽州人一直處於難以自足的狀態。

晉代時，徽州（新安郡）當地人口僅有5000戶，然而隨著晉室南遷和南北朝時期的持續動盪，北方士民開始不斷南遷，唐安史之亂、宋靖康之變後，南遷的中原人民不斷補充著徽州的人口，南宋初年，徽州人口已經達到12萬多戶，到明代時，徽州人口進一步飆漲至56萬戶，到清末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徽州人口更是達到了247萬人，由於人多地少，謀生艱難的徽州人被迫開始沿著新安江等水道大規模走出深山，去外界打拼一片天地。

明清兩代的徽州，普遍流傳著一句話：“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包袱雨傘，夾著就走。”

儘管謀生艱難，但作為中原世家大族移民的後代，重視教育的徽州人普遍會將子女送往私塾，到十三四歲時再讓孩子外出闖蕩，在這片面積僅有1萬多平方公里的狹小府地上，卻是“十家之村，不廢誦讀”。

由於大規模的人口外出經商謀生，到了明代時，明朝人王世貞就曾經感慨地說：“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意思是說徽州人十分之三在家務農，十分之七在外經商，“賈居十（分之）九”“徽人十（分之）九為商”。

在這種龐大的外出經商人口的擴散下，到了明代時，徽州人出現了以長三角為基地的“一大塊”、以長江和大運河“兩條線”為輻射通道，“星星點點遍全國”的分佈生態，到了明朝中葉，隨著以鹽商為代表的商人群體的崛起，徽商，開始作為一個商幫，在中華大地上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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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徽商的代表，鹽商，是徽商中最勢大財雄的群體。

明朝初期，為了與北方蒙古人對抗，明朝政府在北方漫長邊境上設定了9個邊鎮駐軍佈防，為了吸引商人向駐軍運送軍糧，當時明朝政府規定，商人只有向北方邊境運送糧食販賣，才能換取到鹽引（一種販賣食鹽的官方憑證），然後到指定地點倒賣食鹽謀利。

由於古代食鹽的稀缺性和倒手買賣存在的暴利，因此儘管路途遙遠，徽商仍然不遠千里踏上了北上路途，但由於地理距離等因素，在明朝中葉以前，徽商的鹽業生意總是做不過相對北方較近的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

明朝中期以後，隨著白銀成為通用貨幣，於是在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改革鹽法，規定商人不再需要向邊境運輸糧食，只要向政府鹽運司繳納銀子，就可以換取到鹽引販鹽，這一變革，史稱“開中折色法”，隨著變革的推行，原來的塞外商屯逐漸解體，邊境商貿日趨衰敗，於是，原來經營邊境貿易的晉商、陝商轉而南下位處兩淮地區要地的揚州從事買賣，而這，也給了徽商以崛起的歷史機遇。

由於東臨黃海，西接運河，明清時期，揚州成為了中華帝國兩淮地區的鹽業中心，而到了清朝乾隆時期，兩淮地區每年的賦稅更是佔到了全國商業稅收的50%，其中主要是鹽稅，可謂“關係國庫，最為緊要”，而在帝國商業中心與晉商、陝商的較量中，作為後起之秀的徽商逐漸後來居上，最終幾乎壟斷了兩淮地區的鹽業經營，從而奠定了徽商作為商幫在帝國內部的崛起。

明朝中葉時在揚州，徽商原本與晉商、陝商平分天下，當時在揚州，以徽州話和陝西話最為時尚，因為當地人認為講這種話的人最有錢。但在明朝中葉及晚明的商業競爭中，文化教育不高、較為保守吝嗇的晉商和陝商，逐漸在與具有文化底子的徽商競爭中敗下陣來。

由於徽州善於抱團經營，因此到了明朝萬曆年間，徽州歙縣的縣誌《歙志》就記載說：“今之所謂大賈，莫有甚於吾邑（歙縣），雖秦晉（陝商晉商）間有來賈於淮揚者，亦苦朋比而無多”，與零星經營的陝商晉商相比，在當時的兩淮地區和揚州，“苦朋比無多”的陝商晉商，此時已經在商業競爭中完全敗給了抱團取暖又敢於“給予”的徽商，可以說，無論是玩文、玩錢還是玩人多，徽商在兩淮鹽業經營中都逐漸進入了壟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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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宋明理學的奠基人程顥、程頤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徽州在明代開始就被稱為“程朱闕里”“東南鄒魯”，徽州諺語普遍流傳說：

“養兒不讀書，不如養口豬。”

正是在“世間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的理念薰陶下，徽州在古代科舉中開始急劇崛起，據統計，從宋代到清末，徽州考中進士的共有2086人，並出產了28位狀元，佔據中國歷史狀元總數的二十四分之一，以單一城市而言，徽州的狀元人數，僅次於蘇州府。

由於重視讀書、政治資源廣佈明清兩代，這也為徽商在政治上提供了保駕護航，而徽商在發家致富以後，也將子女讀書致仕作為保障家族累代經營的不二法寶，對此，明代徽州人汪道昆（1525-1593），就將徽商家族的這種特點形容為“賈而好儒”“左儒右賈”。

以汪道昆本人為例，他的家族就是累代經營鹽業，家業鉅富，到了他這一代，父親刻意經營讓他讀書致仕，汪道昆也不負眾望，23歲就考中進士，而後更是官至明朝兵部左侍郎，與戚繼光等人一起成為明朝末年的抗倭名將，而在儒商、部級高官的背景之外，汪道昆還是一名戲劇家，曾經撰寫有《高唐夢》《五湖遊》《遠山戲》《洛水悲》等劇作。

在“左儒右賈”的政治資源支援下，徽商的政治門路也迅速拓寬，以明朝為例，徽州就出了曾經當過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和七省總督的胡宗憲，另外還有曾經當過明朝禮部尚書和文淵閣大學士的許國，到了清代，徽商“以商養文”更是頻頻開出“碩果”——例如出身鹽商鉅富家族的曹文埴、曹振鏞父子，二人就先後考中進士，並且都擔任過軍機大臣，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而不倒，其家族可謂政壇常青樹，而曾經當過軍機大臣和戶部尚書的曹文埴，由於老鄉關係，跟揚州徽商更是關係密切，其中乾隆六下江南，讓徽商等各路商幫“奉獻”“捐納”等各種事務，就是曹文埴在一手安排。

而這種徽商累世培植的政治與商業的暗中結合，也為徽商在鹽業、典當、茶葉、布匹等各種生意中獲得了各種關係深厚的政治資源庇護，堪稱中國政商結合的至高典範。

也就是在這種善於逢迎和“捐納”，正如乾隆在揚州賞賜徽商官爵時所說“踴躍急公”的背景下，徽商在經歷明末清初的戰爭動盪後再次崛起，並透過政商勾結、逐漸壟斷了當時中國最大的鹽場、兩淮鹽場的商業貿易。

對於徽商的善於“奉獻”，清廷和地方官員也一直是投桃報李，給予了徽商諸多壟斷權益，當時，兩淮鹽務中設有“總商”，乾隆時代更是出現了權力空前的“首總”。徽商江春就擔任過“首總”，這些“總商”乃至“首總”，既是兩淮眾商的代表，又是官府與鹽商之間的聯絡人，實際上擁有半官半商的身份。

以徽商鉅富江春（1720-1789）為例，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參與了迎送和接待，其一生共向清廷“捐納”多達1120萬兩白銀，而乾隆則將江春賞賜為“內務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光祿大夫”，在每次任命新的兩淮巡鹽御史時，乾隆甚至都會囑咐新官吏說：“廣達（江春）人老成，凡事要多與他商量。”而江春更是因為“一夜堆鹽造白塔，徽菜接駕乾隆帝”等事蹟，而被稱為“以布衣結交天子”的“天下最牛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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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在乾隆朝迎來巔峰之際，也是其衰落之時。

以乾隆朝第一紅頂商人、揚州徽商江春為例，乾隆多達六次下江南、清廷沒完沒了的政治接待，以及不停的政治“捐納”任務，也讓一度富可敵國的江春瀕於破產，除了乾隆下江南時要接待“奉獻”外，在乾隆沒下江南的日子裡，乾隆三十六年，江春就為皇太后八十壽誕捐銀20萬兩；乾隆三十八年，清廷用兵金川，江春又捐銀400萬兩；乾隆四十七年，黃河築堤，江春捐銀200萬兩；乾隆五十三年，臺灣林爽文起義，江春又被迫“捐獻”軍費200萬兩，而這還只是明面上的政治捐款，私底下的賄賂和政治接待更是幾乎耗盡了江春的家底。

到江春晚年，江家日益敗落，江春在1789年死後，道光年間，財務日漸虧空的清廷隨後以整頓鹽務為名，逼令江家必須再交出40萬兩銀子，而家底已經掏空的江家後代無力支付鉅額罰款，最終慘遭抄家。

清廷則完全忘了，乾隆朝的第一紅頂商人江春，僅僅明面上的“捐納”就高達1120萬兩白銀的“政治奉獻”，對他們來說，已經被掏空家底的紅頂商人，已經不再具有利用價值了。

而江春家族的敗落，也掀開了徽商商幫整體衰落的帷幕。

明清兩代，徽商透過政治勾結等手段幾乎壟斷了帝國的鹽務經營，但壟斷的代價就是各種明面或暗底下的高額賄賂和政治“捐納”，羊毛出在羊身上，為了轉移負擔，徽商於是將重擔又轉嫁到鹽價等商品上。

以康熙朝（1662-1722）為例，當時江南的儀徵、通州等地由於距離兩淮等產鹽區較近，每斤鹽只賣二三文錢，但到了江西、湖廣等地，每斤鹽價則高漲到了二十文錢不等；隨著官府盤剝的日益加深，鹽商的售價也不斷抬高，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湖北漢口的鹽價已經去到了每斤四五十文，而有的地方則高漲到了每斤八九十文，更有甚者部分偏遠地區，鹽價高達幾百文錢一斤。

作為鹽業壟斷和官商勾結導致的政治代價，隨著時間的推移，清朝的鹽價也不斷飆漲，以致到了普通老百姓已經無力承擔的地步，在此情況下，百姓只得透過購買價格相對便宜的私鹽來解決日常所需，由於不斷高漲的鹽價導致私鹽大規模氾濫，徽州鹽商的官鹽買賣也日漸滯銷，但清廷規定的年銷售額卻是要年年交款的，由於所欠的鹽款即鹽課越來越多，沒辦法，徽州鹽商只得向清廷請求進行分期付款：或分15年償還，或分30年償還。

到了道光年間，以徽商為主的兩淮鹽商所積欠清廷的鹽課，已達到了幾千萬兩白銀之巨，由於鹽商在政治重壓之下根本無法還款，而普通老百姓則因為鹽價太貴吃不起鹽，為了改變這種困局，道光十二年（1832年），兩江總督陶澍為了革除淮鹽積弊，開始打破徽商壟斷兩淮地區鹽業經營的壟斷局面，下令只要有銀子，都可以向官府購買鹽票進行販賣，史稱票鹽法。

票鹽法開始實施後，逐漸激活了兩淮地區的鹽業經營，不僅推動了鹽價的下降，而且使得兩江地區的歲入增加了1000多萬兩白銀，隨著徽商鹽業壟斷特權的被打破，徽州鹽商也開始急劇衰落，而由於鹽商在徽商商幫中的實力最為雄厚，徽州鹽商的轟然倒塌，也全面昭示了徽商衰落的未來。

對此，徽商們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到處砍桃樹洩憤，因為桃跟票鹽法的推行者陶澍的“陶”同音，於是有人寫詩戲說這件事說：

“戲他桃花女，砍卻桃花樹。盛衰本有自，何必怨陶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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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徽州鹽商衰落的同時，1851年，太平軍之亂爆發了。

從1851年到1875年，太平軍和捻軍先後在南北方持續興起，戰火廣泛波及清朝18個省的600多座城市，由於戰爭導致商路斷絕，這就使得徽商們的日常經營陷於癱瘓，“自經兵災，船稀商散”。

迫於動亂，徽商們開始大批次返鄉避災。

在殘酷的戰爭掃蕩和接踵而來的瘟疫、災荒侵襲下，作為徽商大本營的徽州也受到了毀滅性打擊，以致於曾國藩都在上奏清廷的奏摺中寫道：

“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

在二十多年的戰爭掃蕩下，徽商商幫從南到北一片哀鴻遍野，繼鹽業之外，茶業、典當業、木材業等徽商傳統主營專案也都受到了致命性的摧殘，而徽商們也猛然發現，即使戰爭停歇，他們所面對的外部環境也猛然劇變了。

當時，作為中國傳統的“出口創匯三寶”（茶葉、陶瓷、絲綢），茶葉貿易隨著英華人在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地的大規模引種茶葉，出口已經日漸衰落；而歐洲人自產的陶瓷質量也越來越優越，逐步取消了對中國瓷器的進口；在生絲和絲綢方面，日本和歐洲的養蠶業和絲綢業也不斷崛起，中國的市場份額不斷萎縮。

與茶葉、陶瓷、絲綢等出口業務逐漸萎縮乃至消失相反，外國的機器編織布匹等優質商品則不斷輸入中國，在此情況下，作為徽商除了鹽業外的第二大主營業務，茶葉貿易也在徽商商幫中逐漸沒落，另外，經營布匹生意的徽商也逐漸被淘汰出局，在傳統的各項主營業務上，徽商受到了幾乎是全面性的致命打擊。

作為最後碩果僅存的徽商大佬，先是倚靠浙江巡撫王有齡、做官商和軍商生意起家的胡雪巖，在王有齡對抗太平軍失敗自殺後，又接著投靠湘軍和左宗棠，成為了左宗棠和湘軍南征北伐、財政運轉的左膀右臂，並透過湘軍和左宗棠的庇護經營錢莊、典當、藥業、茶葉、生絲等生意。

1882年，胡雪巖因為與外國洋商進行生絲大戰失利出現了鉅額虧損，在此情況下，向來與湘軍派系不合的淮系李鴻章立即指派官商盛宣懷出馬，一方面拖延本來要支付給胡雪巖的官銀，另一方面則大規模散佈訊息、挑撥儲戶到胡雪巖的錢莊進行擠兌，在多重失利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勢力強勢打壓下，胡雪巖歷時三十多年建立的商業帝國，最終在短短几個月間便瞬間崩塌。

1884年，胡雪巖最終在貧恨潦倒中鬱鬱而終。

而胡雪巖的死，也成為縱橫明清兩代300多年的徽商最後的真實寫照，曾經貴為中國第一商幫的徽商，至此徹底隕落人間。

明清晉商於清末民初衰敗。那麼，他們是如何衰敗的呢？我們先從以下三個方面看其衰落過程。 第一、國勢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 晉商為了挽回損失，呈清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兩。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宣統元年俄國政府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徵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於失敗。 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 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晉商積極參與山西人民的爭回礦權運動，千方百計出資贖回礦權，投資開辦山西近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公司，但由於當時山西當局的壓迫，在資金上釜底抽薪，卻終不能有所作為。 第三、墨守陳規，晉商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 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於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票號總經理多墨守陳規，只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覆函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後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後來居上。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 由上所述，我們已知明清晉商衰落之大體情況。如果我們把其衰落原因，按照客觀和自身、外在和內在因素作一探討。筆者以為其客觀和外在因素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其一，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影響。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利用其在中國攫取的經濟特權，擠壓中國工商業者，使中國的手工業、商業蒙受了重大損失。 其二，封建政府的腐敗與內亂外患的影響。明清政府由於其封建性，而具有保守、頑固、封閉、落後、腐朽的一面，特別是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清王朝的腐朽無能表現的淋漓盡致。 其三，封建政府肆意壓榨的影響。明清山西商人從清季開始走向衰落，而清政府對商人的肆意壓榨，則是山西商人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因素。封建政府對商人壓榨的名目繁多，主要有：一、課稅繁重。一是稅目繁多，除商稅、關稅外，清季到處設卡收取釐稅，使商人倍受其苦。二、捐輸頻仍。所謂捐輸，表面上是商人自願捐輸，實際上是政府攤派。捐輸之頻，數額之大，已為山西商民之沉重負擔。下面是部分山西商民捐輸情況。三、其他勒索。封建官吏視商人為“可啖之物”，千方百計搜刮商人。 其四，近代交通發展後貿易路線改變的影響。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輪船公司在中國先後開闢了若干航線，沙俄對華貿易也由陸路改為天津、大連、海參崴的海上運輸，這就改變了中國舊有的物資運輸路線。山西作為對俄、歐貿易要衝的商路逐步改變，山西商人所佔有的地理優勢也逐漸失去。中東鐵路、京綏鐵路等線路的開通，對山西商人舊有的經營商路又是一次打擊。近代交通業的發展，改變了貨物運輸路線，以致山西商人失去了舊有商路上的營業市場。 明清晉商衰落自身、內在的原因，主要有四： 首先，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如前所述，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 400萬兩，有應付銀 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週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其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後，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後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再次，墨守陳規，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於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陳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晉商終於失去昔日光輝。 複次，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週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於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週期長、管理要求高、並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週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麵粉、捲菸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無農不穩，無工不強，無商不富，雖然在很多朝代都實行重農抑商的策略，但依然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商人利益集團，統稱商幫，而中國尤以晉商，徽商、潮商四大商幫為最，四大商幫在明清時期又以徽商為最。

 

 

徽商的發展和衰亡其實是整個帝國的興衰史。

一、巔峰亦是衰落的開始

乾隆時期，徽商累世實行的政治與商業的暗中結合模式達到巔峰，這種模式也徽商在鹽業、布匹、瓷器、茶葉、等各種生意中獲得了各種關係深厚的政治資源庇護，堪稱中國政商結合的標準模板。

僅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擁有資本約4000多萬兩銀子，這時，清朝的國庫存銀也不過才7000萬兩左右。

 

以徽商鉅富江春（1720-1789）為例，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參與了迎送和接待，其一生共向清廷“捐納”多達1120萬兩白銀，換來的是“內務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光祿大夫”的名頭。成就“以布衣結交天子”的“天下最牛徽商美名。

但這種政治獻金是無止境的。

皇太后八十壽誕江春捐銀20萬兩；

清廷出兵金川，江春捐銀400萬兩；

黃河決口，需要築堤，江春捐銀200萬兩；

臺灣林爽文鬧起義，江春捐銀200萬兩，而這還只是明面上的政治捐款，私底下對各級官員的賄賂以及各種政治接待更是幾乎耗盡了江春的家底。

到江春晚年，江家開始敗落，道光年間，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

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

，逼令江家交出40萬兩銀子，江家後代無力支付，最終慘被抄家。

在這種背景下，只剩下做官商和軍商生意起家的胡雪巖，隨著王有齡對抗太平軍失敗自殺，胡雪巖又在左宗棠的庇護下經營錢莊、典當、藥業、茶葉、生絲等生意。 

1882年，胡雪巖與外國洋商進行生絲大戰失敗，導致鉅額虧損，在此情況下，淮系李鴻章立即落井下石，一方面拖延本來要支付給胡雪巖的官銀，另一方面則大規模散佈訊息、挑撥儲戶到胡雪巖的錢莊進行擠兌，在多重失利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勢力強勢打壓下，胡雪巖歷時三十多年建立的商業帝國，最終在短短几個月間便瞬間崩塌。

1884年，胡雪巖最終在貧恨潦倒中鬱鬱而終。

至此，徽商暫時退出歷史舞臺。

二、衰落的原因

1、內因

（1）清廷腐敗，導致各種苛捐雜稅，使徽商的經營成本直線上升。

（2）國內戰亂，在戰爭掃蕩下，徽商商幫從南到北一蹶不振，繼鹽業之外，茶業、、瓷器、典當業、木材業等徽商傳統主營專案都受到了致命性的打擊。

（3）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全力打擊徽商，爭奪市場份額。

（4）產業壟斷且單一，致使生產力落後。

 

 

2、外因

   經過工業革命後，外國的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以機器代替人工，生產成本大幅下降，產量卻大幅上升。給國內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以重大沖擊。英華人在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地的大規模引種茶葉，致使茶葉出口日漸衰落；歐洲人自產的瓷器質量越來越優越，逐步取消了對中國瓷器的進口；在絲綢方面，日本和歐洲的養蠶業和絲綢業迅速崛起。

 

徽商，這個曾經在神州大地上活躍了四百多年的巨大商幫，為中華民族的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隨著歷史原因，徽商短暫退出歷史舞臺，但今天，隨著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徽商重新崛起，征戰經濟市場，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做出更多的貢獻！

   

 

 

明清時期商幫眾多，形成著名的十大商幫:山西商幫、徽州商幫、陝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廣東商幫、江右商幫、龍游商幫和寧波商幫。晉商和徽商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但從其在歷史起源及其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力而言，晉商當為第一商幫。晉商自宋元產生,鼎盛於明清,縱橫捭闔,馳騁國內商界達五百年之久,雄踞徽商、粵商等十大商幫之首,以雄財善賈而飲譽海內外,曾執全國商業、金融界之牛耳。晉商資本之雄厚,經營專案之多,活動區域之廣,活躍時間之長,為中國商業史所罕見。他們發揚敢為天下先的艱苦創業、奮力拼搏之精神,形成了重商立業、誠信義利、義中取利、同舟共濟的價值觀念,積累了一套獨到的經營管理，創造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輝煌業績，影響深遠，在中國商業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抹色彩。

但從鴉片戰爭以後，曾經無限風光的晉商等商幫像一顆顆流星從天空劃過，隕落在歷史的天空。究其原因，當然有"弱國無強商"的無奈，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首先政局的穩定性影響商業發展。鴉片戰爭以來，長期大範圍的戰亂造成經濟蕭條、商業衰敗，票號的儲戶紛紛提現，而票號放出的款項卻難以收回。戰爭期間外國侵略者的肆意搶掠、潰兵散兵的乘火打劫不僅使晉商的實際財產蒙受巨大損失，經營過程中的賬目資料也在戰亂中丟失損壞，這為後續的經營活動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其次是政府無法保證商民的正當權利，保障商民在外的人身財產安全。如清政府先後與沙俄簽訂了 《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這些不平等條約使得俄商直接到達中國內地直接購茶、加工、販賣，同時還可以享受稅收優惠，而晉商不僅在經過俄境要繳納高額關稅，還要向清政府繳納厘金稅。此外，截止1910年賒銷給俄商共計價值62萬餘兩白銀的貨物，也無法收回貨款，晉商懇請清政府出面交涉，也未獲得任何迴應。失去強有力的政府的保護，列強槍炮下的國家千瘡百孔，列強鐵蹄下的商人又怎能獨善其身。

再次，近代交通和通訊改變了商業發展模式。郵政局與信局的出現擠佔了票號匯費收入的利潤空間。早期票號利用通訊技術的進步積極加速其匯兌業務的發展，但“後來的郵政和信局，獲得民間信仰，自己辦理匯兌，與票莊競爭生意，反為票莊之害”。鐵路的修建又使晉商的“駝隊”被時代的車輪所拋棄。近代銀行的建立，摧毀了票號的存貸款業務。光緒末年，各種近代金融機構相繼誕生，與晉商的票號相比，銀行的利息要比票號高，一到兩釐，儲戶紛紛從票號處提款，轉存至銀行。在經濟技術環境發生瞭如此巨大的變化，晉商沒有敏銳地把握其中機遇，喪失了發展時機，只有空餘悲嘆。

最後，晉商後期面對嚴酷的經營局面，大掌櫃思想保守，逐漸落後於近代商業發展大勢。晉商中的一些先知者如李宏齡等聯合京師分號經理，致信各莊總號，力勸合組成為三晉匯業銀行，各地分號經理也紛紛響應，但最終未獲得晉商大掌櫃們以及財東的支援配合。李宏齡悲憤之下，辭職而去，併發出了“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的悲嘆。

談及晉商衰落的原因時，還有很多說法，如《晉商興衰史》中有三點：“第一，國事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第三，墨守成規，晉商錯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不再一一介紹。如今只餘那平遙古城風鈴默默訴說著一段曾經的傳奇，昭告世人一片零落的繁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