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斗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於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於通訊聯絡。

在天文航海技術方面，中國很早就可以透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透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把夜空作為參照物，透過觀測天上星體到海平面的相對高度，來確定船舶在海上的位置。這種確定船舶位置的方法當時稱為“過洋牽星術”，我們現在稱為“天文航海”。“過洋牽星術”並不是鄭和船隊所獨創的，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長時間的航海實踐總結出來的，鄭和船隊將這種方法繼承和發展下來了。在《鄭和航海圖》上，有四幅“過洋牽星圖”，給出了各航線牽星的高度，用來指導船隊的航行。在剛才的影片片段裡，我們看到：鄭和的船隊大多數是在近海航行的。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斗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於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於通訊聯絡。

 鄭和的船隊自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到蘇門答臘島北端沿途航行用羅盤確定方向。 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 鄭和航海圖是專為指導航海用的地圖,有其獨特之處： ⑴ 從方便使用出發，從起點開始至終點，圖幅呈一字排列展開的連續拼接。 ⑵ 採用“對景圖”的畫法，繪製山形形象與有方位意義的地物，可把圖與實地一一對景，儘快判斷出 自己所處的位置。 ⑶ 繪出平潮時的淺沙、礁石和港口、海島等航海用的地物要素與居民地、山地等。 

　鄭和船隊已經把導航羅盤的應用與航海天文定位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這種天文航海技術被稱為“牽星術”。 　　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用牽星板觀星圖 水天線 天體 眼到牽星板的距離 牽星板 　 牽星板是測量星體距水平線高度的儀器，透過牽星板測量星體高度，可以找到船舶在海上的位置。 從龍涎嶼向西到錫蘭山，更由錫蘭向西向北，無論是沿著印度西海岸走，或是橫渡印度洋到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北部沿海，除了用羅盤定向外，還配合使用了牽星術。

鄭和與哥倫布同為15世紀最偉大的Nautilus，他們進行了那個時代前無古人的大遠航——鄭和下西洋與發現新大陸，然而兩者給後世所造成的影響卻大不相同。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哥倫布的航海實現了舊大陸與新大陸之間的首次接觸，新大陸的發現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從此延續幾個世紀的歐洲探險和殖民海外的大航海時代正式開啟。伴隨著新航路的開闢，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貿易交流大量增加，西方文明的影響開始擴充套件至全世界。同時，這個時期的歐洲快速發展，奠定了其超過亞洲的基礎。位於馬六甲市的鄭和像位於馬六甲市的鄭和像而鄭和下西洋對於中國的刺激作用有限，這更多的是一項政治任務而非經濟影響下的自願行動，因此當王朝君主的目光不在投向海外時，明帝國也迅速走向保守。在歷時28年的鄭和下西洋後，明朝的航海活動在一紙詔書下戛然而止， 中國的海航技術開始急速後退, 在此之後中國海船基本上未越過馬六甲海峽以西的海域。華人錯過了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先來粗略瞭解一下哥倫布遠航與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明成祖即位後，宦官鄭和從1405年至1433年間率領船隊連續進行了七次大規模遠航，其龐大的船隊由二百四十多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組成。他們先後拜訪了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跨越東亞地區、印度次大陸、阿拉伯半島直達東非沿岸，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遠洋航海活動。鄭和下西洋是在迪亞士發現好望角的七十年前，是在哥倫布發現美洲的八十年前。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出身於熱那亞共和國（今義大利西北部），是歐洲中世紀的探險家、殖民者、Nautilus。他在西班牙伊莎貝拉一世及費爾南多二世的贊助下，開始遠航。1492年8月3日，哥倫布率領由3艘帆船和90名船員組成的船隊進行首次探險，他們成功到達今天的加勒比海地區。1492年到1503年間，哥倫布完成了4次從西班牙到美洲的來回航行，他使得歐洲人知道了美洲的存在。他的航行以及在伊斯帕尼奧拉島建立永久居民點的努力，拉開了西班牙人殖民美洲的序幕，是歐洲殖民者來“新大陸”的先驅。哥倫布的4次航行哥倫布的4次航行那麼兩次航行到底有何不同，為何發現新大陸的是哥倫布而不是鄭和呢？那我們要搞清楚鄭和下西洋以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的動機。萬國來朝與東方金夢深受儒家影響的明朝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他們進行航海活動的目的更多在於“宣德化而柔遠夷”，說白了就是揚中國威以及發展朝貢貿易，至於經濟方面的考量並不多。據史書記載，鄭和每到一地便實行“封敕”與“賞賜”等活動，在經濟貿易中貫徹“厚往薄來”的天朝上國思想，以顯示帝國的強盛。根據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中國寶船到彼，開讀賞賜畢，王差頭目遍諭華人，來換易紵絲、磁（瓷）器等物”。明代沈度作《瑞應麒麟圖》明代沈度作《瑞應麒麟圖》實際上，明朝從朱元璋開始就實行非常嚴格的海禁政策（甚至比滿清更加嚴苛），撤銷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寧波）、廣東廣州三處市舶司，完全放棄了海上貿易。《大明律》中對擅自出海之事有明確規定：“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洩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因此鄭和下西洋也只是官方的航海活動。以政治目的航海活動極大損耗了明朝的國力，明憲宗時期的車駕郎中劉大夏有言：“三寶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因此這種以國家財力為保障的遠航活動被迫終止。與明朝不同，西方探險家們甘願冒著生命危險進行航海探險，無非是為了一個錢字，西歐君主們極力推動海外探險活動, 也是為了獲得更多的錢。哥倫布在其《航海日記》中寫到：“前往上述印度等地，以便去了解那裡的君主、臣民、鄉土人情和一切其他事物，以及把那裡的人轉化為相信我主的教義。當時的歐洲國家對東南亞的香料和黃金需求很大，但通往亞洲的商路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壟斷，海路則要經由南非南端的風暴角——好望角。西歐的封建主們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開始尋求前往東方的新航路。歐洲盛傳東方的印度、中國、日本極為富庶， 都是黃金遍地的天府之國，因此歐洲人對黃金的狂熱追求也促使他們積極參加到東方的航路探險活動中來。哥倫布遊說西班牙王室資助他的航海活動，西班牙統治者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剛剛統一伊比利亞半島，他們有財力與意願支援哥倫布的冒險。因此哥倫布與西班牙王室達成聖菲協議，若他成功到達東方將被授予世界洋海軍上將，會被指派為他發現並宣佈為西班牙領地的土地的總督和統治者；對新土地上的任意一個部門，他有權讓王國從他提名的三人中指定一人任職；可以永遠從新土地的總收入中提成10%；有權購買在新土地的任何商業冒險事業的1/8的股份以及享受1/8的收益。正是這種赤裸裸的金錢誘惑使得無數人踏上探險尋寶的路途，最終造就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哥倫布返回西班牙哥倫布返回西班牙結果東方的重農思想與西方的重商思想最終使得航海活動有了大不相同的走向。明朝嚴格的閉關鎖國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因此鄭和航海缺乏足夠的經濟動因，再加上皇帝的主觀意志以及狹隘的大地觀，鄭和下西洋成了明朝宣揚國威的和平遠征。而在利益刺激下的哥倫布最終發現了新大陸，從而激起了遠洋航海的熱潮並導致地理大發現，這對歐洲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新大陸的發現拉開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序幕，這促進了西歐封建制度的解體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歐洲商人、銀行家也取代封建領主成為最具權勢的階層。

明代永樂三年，由三寶太監鄭和帶領的隊伍正式開始了航行，拉開了為期28年，多達7次的海上探險之程。史稱“鄭和下西洋”。

此時的明朝經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勵精圖治，在許多行業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江南地區甚至興起了大規模的海船製造業，在南京、江蘇等地都設有工廠。對外貿易的發達，國外移民的增多，都迫使發展海外交通、貿易成為提上日程的大事。

只是，下西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解決語言問題，如何解決航行中的經度問題，都是鄭和一行人必須解決的難題。

根據史料記載，當時的明朝外事活動很多，朱棣設立了隸屬於翰林院的四夷館，從國子監招生培訓，專門負責翻譯工作。鄭和的船隊中，帶了不少這樣的高階翻譯。

至於航海術，也並不是一件難事。根據《鄭和航海圖》記載，鄭和使用的海道針經是結合了過洋牽星術。

什麼是過洋牽星術呢？其實，在天文航海這一技術上，老祖宗們早就研究出透過日月星辰來測定船舶航行的位置。操作者一手持牽星板，另一手握著貫穿在木板中心的繩子放在眼前，木板的下邊緣與水平線取平，下邊緣則與被測的星體重合，根據所持木板屬於幾指，能得出星辰高度的指數。這個技術是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鄭和的船隊在白天航行時，主要依靠指南針導航，到了夜晚，就換上星斗測量法與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行。如此一來，測量出來的誤差不會超過2.5度。

鄭和下西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們的老祖宗一向都很聰慧，縱使如今看來，他們的智慧都依舊閃爍著璀璨的光芒。

那個時代，準確的確定經度很難，主要依賴於計時器（鐘錶）的精度。經線也稱子午線，1883年第7屆國際大地測量會議上確定了將經過倫敦格林尼治天文臺的經線稱為本初子午線或格林尼治線（這是0度子午線，人為定的，不像緯度一樣自然確定），經度即為經線所在子午面與本初子午面之間的夾角，規定本初子午線以東測出的經線稱為東經度（最大180o），以西測出的經度為西經度（最大180o）。

地球一週經度為360o，地球自轉一週正好24小時，(24乘以60)除以360=4(分鐘/度)，可得經度相差1o時，時間相差4分鐘。以出發地為參考，當航行到某地時，透過測量當地時間（日影最短時為中午12點）與出發地時間的時差，以分鐘為單位乘以4就可以知道當地與出發地的經度差，這樣在出發地的經度上加、減該經度差就可以得到當地的經度值。當地時間早於出發地時間，則加經度差，否則減經度差。

可以肯定的是，在鄭和的航海年代經度還不能準確的測定。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隻最多、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航行活動經費由國家國庫負擔，代表國家行為。鄭和下西洋比歐洲國家航海時間早幾十年，體現了明朝國家實力強盛。

1405年7月11日﹙明永樂三年﹚明成祖命鄭和率領龐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組成的船隊遠航，訪問了30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加深了中國同東南亞、東非的友好關係。每次都由蘇州劉家港出發，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遠航了有七次。最後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裡時，在船上因病過逝。民間故事《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將他的旅行探險稱之為三寶太監下西洋。

歐洲大航海時代始於1488年,葡萄牙迪亞士到了好望角,1497-1498,葡萄牙達.伽馬到達印度,1492年,義大利的哥倫布開闢美洲新航。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完成環球航行。

歐洲大航海時代Nautilus主要由貴族支援,有私人目的，是想得到東方的寶物香料等,帶有冒險性質。而鄭和是由國家支援,經費由明朝政府財政負擔，宣揚國威，代表國家與其他國家取得聯絡。

歐洲大航海時代，使世界各地區,各民族經濟文化交往貿易擴大,貿易中心由地中海到了大西洋沿岸，物價猛漲,金銀價格下降,資產階級獲暴利,加速西歐封建制度衰落和資本主義發展，也即是商業革命與價格革命。而鄭和下西洋使中國增強與其他國家聯絡,絲綢瓷器受到各國歡迎,宣揚了和平友好的政策，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

鄭和下西洋的意義重大：

一、1.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國國力的強盛，中國的海軍縱橫大洋，實現了萬國朝貢，盛世追跡漢唐。二、加強了中國明朝政府與海外各國的聯絡，向海外諸國傳播了先進的中華文明，加強了東西方文明間的交流。三、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後一件世界性的壯舉，從此再沒有此類的壯。五、改變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禁海政策，開拓了海外貿易。六、建築雕刻技術、醫術、航海造船技術等。

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就其活動的性質來說，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隊，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團，而是由封建統治者組織的兼有外交和貿易雙重任務的船隊。他出使的任務就是招徠各國稱臣納貢，與這些國家建立起上邦大國與藩屬之國的關係。

鄭和航海活動也有一個很嚴重的負面影響便是鄭和七次下西洋可以不以貿易獲利為目的，但不能不計成本，七次下西洋給明朝財政造成巨大經濟負擔，隨著國力衰退，航海的壯舉必然隨之悄然結束。

鄭和開創了一個時代，促進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但由於中國政治體制的原因，在鄭和去世後，海航活動停滯，中國也逐步遠離了世界，處於自我封閉，經濟也逐漸落後於世界，再加上後期清朝繼續閉關鎖國，關上了大門，直接開啟了落後捱打的中國近現代100多年屈辱的歷史。所以現在，我們要改革開放，要開放國門，走出去，請進來，努力跟世界接軌，甚至趕超世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

鄭和原本姓馬，是雲南昆陽人。洪武十三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將征伐雲南地區的遠超殘餘勢力，此時鄭和正值年僅11歲，戰亂中被俘後閹割在軍中做秀童，19歲時被分配進入燕王朱棣的王府中工作，被帶回南京做了太監，之後被分配給了燕王朱棣，開始他輝煌的人生。進入燕王府後，對朱棣忠心耿耿，逐漸得到朱棣的信任。1399-1402年,朱棣為為了爭奪皇位，發動了武裝政變，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靖難之役,在這一軍事政變過程中鄭和立下功勞,朱棣登上皇位後按功行賞，鄭和被提升為內官監太監。1404年,朱棣為表彰鄭和的功績,親筆賜姓“鄭”,從此更名鄭和,史稱“三寶太監”。1505年，明成祖朱棣派鄭和率船隊首下，之後陸陸續續又有6次下西洋的經歷，在明朝時，對地球的認知尚停留在天圓地方，四面環水的認識；哥白尼的日心說尚需100多年後的1543年才發表，因此鄭和下西洋更多的需要找尋準確的方向問題，而不是經緯度的問題。鄭和下西洋的路徑主要沿著海岸線，客觀上降低了航行方向的難度，同時明朝的科技發展已經有了較為準確的航海儀器，可以應用於遠洋航行，相信鄭和在下西洋途中是有足夠的時間招募航行沿途地區有經驗的水手，從而進一步降低風險，最終確保達到目標。

鄭和的船隊配備了當時最先進的航海儀器

據記載，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北斗星並記載的國家，很早就可以透過觀察星辰觀測所處地區，並判斷船舶所處位置。明朝初年已經有“牽星術”，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根據《武備志》中的《鄭和航海圖》記載，鄭和下西洋的航程中應用了這項技術，在航行過程中廣泛使用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先進航海儀器。

牽星術：利用天上星宿的位置及其與海平面的角高度來確定航海中船舶所走位置及航行方向的方法，因此又稱為天文航海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世界先進水平。

鄭和的船隊，透過透過先進的技術和儀器確定船舶位置和航行方向，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足夠保證沿海岸線的行進方向和定位。

明朝之前東南亞就有中國移民，便於當地水手的招募

據記載，自漢朝開始就不斷有有中國先民由於各種原因移民東南亞，這些人廣泛的分佈在東南亞各國。而鄭和的航行路線基本是沿著海岸線行進的，可以和這些人的進行溝通交流，吸引當地的水手加入鄭和船隊，透過A地的人熟悉A-B的航程達到B，在透過B地的人熟悉B到C地的航程到達C，這樣環環相扣可以極大的減弱航行的風險。

充分利用沿海岸線航行的便利性

鄭和下西洋據民間謠傳主要的目的在於尋找建文帝，或者官方說法揚中國威，這兩種目標的目的地都是要找到有人的地方，不需要跨越大洋航行，加上當時的船動力主要是季風，也不足以支撐跨洋航行，採用海岸線航行，不斷補給的方式無疑是最好的選擇。透過不斷的停靠補給，與熟悉當地海清的人進行交流，掌握更多的資訊，同時每個補給站也是很好的航行座標，避免方向丟失。

鄭和下西洋過程中採用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海技術，沿海岸線航行降低了風險，並輔以瞭解當地海清的水手的幫助來克服方位問題。

一、航海興起

15世紀是海上航行興起的一個世紀，著名的幾次航海事件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鄭和1405年受命下西洋到最後一次航海回洋途中染病，不治而亡（1433年4月）。享年62歲。

迪亞士 1488年春天最早探險至非洲好望角；

哥倫布 1492到1493到美洲；

達伽馬 1498年5月20日到達印度；

麥哲倫 1519年—1521年率領船隊首次環航地球。

可以看出我們國家是要早於其它國家的，因此我所面臨的問題更多的是未知的，而其餘國家之後的航行多少都借鑑或使用了我們的航海工具及方法。如指南針就最出名。

至於“經度”問題您往下讀。

二、航海技術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

1、天文航海技術方面，中國很早就可以透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

2、地文航海技術方面，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線路。

鄭和船隊已經把天文定位與地文羅盤導航應用相結合，兩者相加大大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這種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透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3、就是運用這些先進的科技加上有豐富經驗的水手們同心協力，鄭和的船隊才安然無恙。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斗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有特殊情況了，水手們商量解決，還有時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天氣不好視野受限時，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等也加強了船隊間的通訊聯絡，這些都是他在海上的優勢。

三、鄭和如何解決“經度”問題

我認為鄭和並沒有確切的定義出“經度”問題，他主要是對方向的掌握及認知，其次他的航海路線都是沿著海岸前行，並沒有發現隔海相望的新大陸。這就避免了孤懸在外尷尬。而且他在到達新的地方後，很有可能會找些當地人瞭解情況或找個嚮導。但鄭和之所以能夠航海成功，除去其它原因，我們主要在於航海技術方面的優勢。

所以我覺得鄭和雖然運用當時的先進科技可以在海上安全航行，但還不具備明確定義“經度”這樣的科學難題。真正的解決“經度難題”的是後來18世紀科學家們的努力結果。

四、“經度”難題成功解決

“經度問題”是18世紀最棘手的科學難題之一。在將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裡，科學家們費盡心機，想找到一種解決方案。為此1598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三世頒佈詔書，宣佈設立經度獎金，任何人只要找出海上測量經度的方法，就可以獲得重獎。不僅是西班牙對解決經度問題感興趣，包括葡萄牙和義大利在內的許多歐洲國家都出臺了各自的獎勵措施。

當時，整個歐洲的科學界從伽利略到牛頓都在思考解決方案，都沒有成功。就在科學家們束手無策之際，著名鐘錶匠約翰•哈里森大膽地提出了用機械方法(即使用一種能在海上提供精確時間的鐘表)來解決該問題。他四十年如一日地潛心製作了後來被稱作“精密時計”的完美計時器，一起來看詳細經過。

五、 探究確定“經度”的方法

1、“月距法”

前面說到因為當時人工機械製造還達不到應有的水平，因而人們只能觀察總結利用天體的移動，如太陽、月亮和星星等規律，替人類預報時間。

1514年，德國天文學家約翰•沃納提出利用月球的移動來測量經度。（沃納精確測量，月球每小時移動一個本身直徑的距離。他因此假定，假如地球上觀察到的月球移動都是一樣的，只要在兩地分別觀測月球，準確記下它在某個位置上的時間，就能算出兩地之間的經度差。）

但是之前人們就發現月亮在天空的相對位置並不是絕對的，在各地觀察到的月球移動並不規律。加上當時的星空圖示既不完備也不準確。

2、 “鐘錶法”

由於之前人們已經有“地球每二十四小時自轉一週，這一週也就是三百六十度。於是，每個小時就相當於經度的十五度。只要知道兩地的時間差異，就可以知道兩者之間的經度差了。” 的認知了，所以研究方向也是向這一方面延伸。

1530年，荷蘭數學家伽瑪•弗裡西斯首次提出，先製作一臺鐘錶。然後讓它保持A地時間。然後再到B地，利用太陽高度測定B地時間，和自己帶的鐘表(A地)時間對比，這樣就能知道A地與B地的經度差了。最後他沒有成功。

因為當時鐘錶精確度太差了，所以無法準確測量經度。因此鐘錶的精確度及惡劣環境下正常執行就成了確定經度位置的關鍵了。

3、利用“木星衛星法”

1610年，著名的義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透過自制的望遠鏡，發現木星有4顆衛星，它們以極快的速度繞著木星公轉，轉速和軌道都極有規律。伽利略發明的“木星衛星法”。這個發明雖然解決了地圖繪製的問題，但由於海上環境複雜，所以不能發現海員的位置。後來他又完善了些資料，但最終由於一些原因他的方案也被擱置了。

4、發明擺鐘

1656年， 惠更斯製作出世界上第一臺擺鐘，後又出版了一本描述擺鐘原理的專著《時鐘》。惠更斯發明擺鐘是為了更準確地描述天體的行為，而這樣做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解決經度問題。

他曾經專門為航海而製作了兩臺航海鍾，並曾經出海進行過檢驗。可是，鐘擺只能在平靜的海面上使用，一旦出現風浪，擺鐘就不準了。為此，惠更斯潛心研究，發明了螺旋平衡彈簧，代替了鐘擺，並申請了法國專利。但還是由於一些缺陷並沒有成功測出“經度”。

六、約翰•哈里森——“經線儀”的開始

1713年，19歲的哈里森造出了一臺擺鐘, 這座擺鐘幾乎完全是用木頭做成的。

1714年，遠端航海使得經度問題顯得越發重要，英國國會成立“經度委員會”。

1714年7月英政府正式頒佈《經度法案》。該法案規定，若有人能在地球赤道上將經度測量確定到半度範圍內，獎勵兩萬英鎊；將經度確定到三分之二度範圍內，獎勵一萬五千英鎊；將經度確定到一度範圍內，獎勵一萬英鎊。

1720年，當地一位爵士出錢讓哈里森幫忙在自己莊園裡建造一座塔鐘，他花了兩年時間造了出來。

1727年時哈里森開始專注解決“經度問題”，經過4年的努力，終於想出瞭解決船隻晃動問題的辦法。他設計了一種平衡擺，兩隻鐘擺的兩頭分別用一根彈簧連線在一起。這樣一來，一根鐘擺受到的震動就會被另一根鐘擺所抵消，無論船怎麼搖晃，都不會影響這種平衡擺的頻率。 1735年哈里森在當時倫敦最有名的鐘表匠格雷厄姆的資助下，製造出第一臺航海鍾樣鍾。

有了專家的推薦，經度委員會出錢讓哈里森帶著H1出海檢驗。首次遠航的目的地選擇了在葡萄牙的里斯本。

七、“經線儀”的演變歷程

1736年，英國海軍大臣親自寫了一封介紹信，把哈里森送上了“百夫長”號軍艦。這次海航最後證明哈里森的H1是對的。1739年哈里森做出了H2， H2略小，反而更重，因為部分木質材料改成了銅。除此之外，哈里森改進了驅動系統，並設計了一個更加靈敏的溫度補償器。

1757年，哈里森完成了H3。這臺機器只有60釐米高，30釐米寬，重量也只有35公斤，但包含了753個零件，是到那時為止最複雜的一臺鍾

1759年，H4問世了。H4體積大大縮小，效能更加提高。它的直徑為13釐米，重1.45公斤。

八、“經線儀”的出色表現

英國著名Nautilus庫克船長於1778年第三次出航時，憑藉經度儀的幫助，以極高的精確度測繪了太平洋海域，不但確定了每一個島嶼和每一條海岸線的緯度，也標出了它們的經度。 九、“經線儀”最終解決了經度問題

九、“經線儀”最終解決了經度問題

就這樣，哈里森從自學成才的鐘表製造者，最後成了發明航海精密計時器的英雄，解決了困擾人們的難題“經度精確定位問題”，使安全的長距離海上航行成為可能，從此引發了大航海時代革命性的鉅變。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場海上遠航活動，首次航行始於永樂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結束於宣德八年（1433年），共計七次。由於使團正使由鄭和擔任，且船隊航行至婆羅洲以西洋麵（即明代所謂“西洋”），故名。

相比確認緯度來說經度的確認更加困難一些！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斗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於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於通訊聯絡。

鄭和航海圖（區域性）

在天文航海技術方面，中國很早就可以透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透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關於航海圖，英國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指出：關於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問題，米爾斯(Mills）和布萊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們二人都很熟悉整個馬來半島的海岸線，而他們對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牽星術

牽星術是古代漢族勞動人民的航海發明之一。利用天上星宿的位置及其與海平面的角高度來確定航海中船舶所走位置及航行方向的方法，因此又稱為天文航海術。早在秦漢時代，漢族勞動人民已經知道在海上乘船看北斗星就可以辨識方向。到印度取經學習的東晉僧人法顯乘船回國時說：「大海瀰漫，無邊無際，不知東西，只有觀看太陽、月亮和星辰而進」。直到北宋發明指南針之後，人們仍以觀看星體位置及其高度，作為導航的輔助手段。大約到了元明時期，中國天文航海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已能觀測星的高度來定地理緯度。

牽星術的工具叫牽星板, 用優質的烏木製成。一共十二塊正方形木板，最大的一塊每邊長約二十四釐米，以下每塊遞減二釐米，最小的一塊每邊長約二釐米。另有用象牙製成一小方塊，四角缺刻，缺刻四邊的長度分別是上面所舉最小一塊邊長的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和八分之一。比如用牽星板觀測北極星，左手拿木板一端的中心，手臂伸直，眼看天空，木板的上邊緣是北極星，下邊緣是水平線，這樣就可以測出所在地的北極星距水平的高度。高度高低不同可以用十二塊木板和象牙塊四缺刻替換調整使用。求得北極星高度後，就可以計算出所在地的地理緯度。

牽星術原理圖

明朝的下西洋本身就是一種賠本的買賣，但是明朝還是不遺餘力的舉報。首先得原因就是因為明朝要藉此弘揚國威，明朝透過一行為使得明朝威名遠播，讓東南亞甚至非洲地區都知道了大明的存在，而且還知道我們是多麼的強大，並且每次出航都會有大量的外國使臣來華拜訪，很好的宣傳了大明。

其次下西洋不光只有我們走出去，還引進來了很多東西，各種東南亞非洲的奇珍異獸被引入中國，不同世界的不同思想文化還有觀點發生碰撞，促進了自身發展的同時，也推動力世界之間的聯絡，所以不光只看到他費用高，更應該看到他背後的價值。

而且當時朱棣上位是奪侄子朱允炆之位，而朱棣進去南京時朱允炆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這也一直成為朱棣的心頭大患，所以朱棣藉此也是去尋找朱允炆的下落，這個可是對他皇權很大的威脅，所以花多少錢也願意，這個錢從財政裡出，財政大部分來自稅負。

曾隨鄭和遠航的鞏珍在《西洋番國志》所附的敕書中，對鄭和船隊出洋飲食之準備有如下之記載：“下西洋去的內官合用鹽、醬、茶、酒、油、燭等件，照人數依例關支。──永樂十九年十月十六日”。然而，如此記述對長程航行的飲食並未繪出全貌，按鹽、醬、油是烹調佐料，用以增加食物風味，茶、酒是嗜好性飲料，均非果腹的糧食，達不到營養所需，因此，料想尚應備有其他食物。詳細考證史料發現，原來鄭和遠航前食物經過精心準備。

牲畜家禽船上養，蔬菜生薑船上種，大量淡水船上儲

鄭和船隊行經之地多在熱帶，即使在冬季臘月，溫度也多高於20攝氏度，為持續預防食物腐敗變質，載運上船的食物除可趁新鮮食用者外，大多必須是經得起存放。

明初之時食品加工方法，已能處理保鮮期短暫的食物，例如將肉類、水產、蔬菜以鹽、醬、醋、酒糟醃製，或煙燻、曬乾；將水果曝曬製成果脯，或以蜜、糖漬，或用火焙。因此攜帶上船的食物，除了鹽、醬、茶、酒及飲用水之外，應當包括不易變質的米麥等穀物、豆類，還有加工處理過的果菜、肉類、水產以及醋、蜜、糖等調料。

鄭和船隊出海之後，除了庫存食物，水產類可就地捕釣，並在船艙中以活水養殖；家禽類可在船上畜養；蔬菜亦可在船上栽種，按14世紀上半葉北非丹吉爾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遊記》中描寫當時往來印度洋的中國船隻，其船員常在木盆中栽種蔬菜、生薑，提供日常食材。然而船上的產量畢竟有限，大量的新鮮蔬果、肉類及飲用水，勢必待上岸時補給，尤其是不可或缺的淡水，正如鞏珍在《西洋番國志》的自序中所述：“缺其食飲，則勞困弗勝，況海水滷鹹，不可入口，皆於附近川澤及濱海港灣，汲汲淡水。水船載運，積貯倉糧舟者，以備用度，斯乃至急之務，不可暫弛。”

船隊的主食以米麥為主，可用以作粥、飯的豆類、黍、稷、粟等次之

馬歡隨鄭和船隊下西洋，將行旅見聞記錄成書，於1416年完成《瀛涯勝覽》，記錄了鄭和船隊途經中南半島（占城、暹羅），馬來半島（滿剌加），爪哇島，蘇門答臘島（蘇門答剌、舊港、啞魯、那孤兒王、黎代、南呂），錫蘭島（錫蘭），印度半島（小葛蘭、柯枝、古裡、榜葛剌），馬爾地夫群島（溜山），及阿拉伯半島（祖法兒、阿丹、天方、忽魯謨斯）等20個地點的地理、氣候、宗教、習俗及物產等。從中我們發現鄭和船隊“很有口福”，一一品嚐不同國度的各類食物。

米穀在鄭和遠航所經之地多有生產，如中南半島、爪哇島、蘇門答臘島及印度半島等地，但這些熱帶地區卻“無大小二麥”。阿拉伯半島兼產米麥，古裡、忽魯謨斯雖有麥販售，然並非該地出產。船隊所經之地，部分地區米麥全無。如：滿剌加田瘦谷薄，以沙孤米（西谷米，Sago）做飯；溜山是海中的珊瑚礁群島，土地更瘠，灌溉困難，居民不識米穀。到達以上地區船員可能不免口腹受苦。

船隊的動物性蛋白質的來源，主要包括畜肉、禽肉、水產及乳酪等。馬歡記述的地區都位於海岸線上，或在沿海溯流而上的河岸邊，居民通常以漁為業。華人攝取的肉類一般以豬、雞為主，而回教徒忌吃豬肉，崇信佛教者?穴錫蘭、小葛蘭、柯枝、古裡?雪尊敬象、牛，忌吃牛肉。鄭和船隊所到之地，除中南半島、印度半島、錫蘭等地，多信奉回教，故食用禽畜肉類，舍豬、牛，而就雞、羊。豬的記錄只見於占城、那孤兒王、榜葛剌，以及華人聚居的爪哇、舊港，比較特別的是古裡還有鹿、兔，祖法兒有駱駝肉。乳類及乳酪較不普及，只見於蘇門答臘、錫蘭及古裡。

船隊食譜中蔬菜種類繁多，各式各樣的水果提供了豐富的維他命C

馬歡有關食物的記述中，以蔬果種類最為繁多。依類別歸納有三大類，包括：瓜類?穴冬瓜、黃瓜、菜瓜、小瓜、葫蘆?雪、茄子、蘿蔔、胡蘿蔔等，這些都是耐存放的菜蔬，推估是帶上船的主要菜色；另一類為蔥、姜、蒜、胡荽、韭、薤等辛香菜類，是用於調味或烹呼叫佐料。

至於中國飲食中重要的葉菜類，在中南半島等四季草木常青之地，應該生產有各樣品種，但《瀛涯勝覽》中為什麼卻只提到芥菜一種而已？頗饒人趣味，或由於芥菜的生產以長江流域及南方各省較多，是會稽人士馬歡所熟悉，不僅可供新鮮食用，且可醃製成酸菜、雪裡紅、梅乾菜等，其它葉菜類未盡可供加工之用。

水果類在爪哇、馬來半島及印度半島等地區主要為椰子、芭蕉、甘蔗、西瓜等，還有一些是熱帶特產的水果，如：莽吉柿?穴山竹?雪、郎Q（冷塞果）、賭爾烏（榴）、菠蘿蜜及酸子（芒果）馬歡對這些溫帶地區陌生的水果作了詳實的描述，色香味歷歷如現，這些水果至今仍盛產食用，他並且注意到在這些地區“無桃李”的現象。

在乾旱沙漠型氣候的阿拉伯半島，生產的是另一類水果，主要有石榴、花紅?穴蘋果?雪、西瓜、甜瓜以及曬乾而成的萬年棗?穴椰棗?雪與葡萄乾等。馬歡所稱的“果”尚不只水果，還包括種子、堅果類的松子、把聃?穴杏仁?雪、核桃等，這些都出產在阿拉伯半島，可提供蛋白質與脂肪，其營養價值異於水果提供維他命C及纖維質的功能。

沿途所見嗜好品為檳榔及酒類。在暹羅、滿剌加、榜葛剌、古裡、錫蘭與溜山等地，酒類的生產原料為茭章、椰子與米，而在阿拉伯半島由於回教地區禁酒，故並無是類產品。調味品方面，忽魯謨斯盛產岩鹽，錫蘭、古裡以椰製糖，沿途均未曾提及醋及茶。

飲食融合“東洋”“西洋”異國風味，促進了東西飲食的交流

鄭和船隊人丁眾多，督導飲食製備、排程食勤庶務人力、靠岸時補給採購以及食品保鮮貯存等，皆需龐大的管理作業；而糧食供應以維持數萬船員健康的體魄，方得完成7次長程遠航的壯舉，更是艱鉅的挑戰任務。

鄭和遠航所經之地食糧大多是當地土產，而蘇門答臘、印度半島西南的古裡、柯枝，及波斯灣口的忽魯謨斯等，為東西交通要道的商港，貿易繁盛，有外來的商品，增加了食物的多樣性。

由於各地食物的生產與栽種受到氣候、土壤、地勢等自然栽種條件，以及宗教、習俗、貿易、經濟等環境因素的影響，而鄭和船隊參酌原有飲食習慣，對食物選擇、取捨。就整體而言，遠航沿途提供了船隊一些原本熟悉的食物，也加入“東洋”及“西洋”的異國風味，飲食的交匯是可預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