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間"九龍奪嫡"事件是秘密建儲制度形成的直接原因，雍正皇帝作為九龍奪嫡的勝出者總結了前任的經驗，才形成了秘密建儲制度！(個人之間，不喜勿噴)

滿清王朝前期雖沒有明確的立儲制度，但其新君主的產生有著一個發展的歷史過程。努爾哈赤在建立後金政權後，實行的是“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制度”，新汗由八個貝勒商議後再“任置”。1626年，努爾哈赤病故，經大貝勒代善提議，諸貝勒“任置”皇太極為新汗。而皇太極上臺後，對“共治國政”制度十分反感。在他的努力下，議政王大臣會議應遠而生。當皇太極去世後，帝位繼承問題由議政王大臣會議議立福臨繼位。無論是“共治國政”制度，還是議政王大臣會議，都不能很好地解決帝位之爭的問題。如順治福臨年幼時，出現了皇叔攝政王多爾袞欺壓幼主的局面；康熙時出現鰲拜專權壓君的事情。清初的這種帝位之爭的局面，是由滿族本身固有的傳統政治文化決定的。當這種固有文化與漢族政治文化相遇後，就加劇了皇室之間的矛盾，使帝位之爭更為激烈。

康熙親政後，他看到了滿漢兩種不同制度文化的衝突，認識到了這兩種文化的矛盾衝突必將危及到清政府在中原的統治根基。因而他在各方面都盡力使兩種文化趨於融合。在解決儲位問題上，他模仿漢族長期傳承的嫡長子繼承製，來解決激烈的帝位之爭，但由於其沒有處理好兩種文化之間的矛盾，結果走向了失敗。

滿清的帝位之爭，到康熙時更為激烈。為了窺伺皇位，皇子互鬥。而雍正是這場殘酷政治之爭的勝利者。作為密建皇儲制的締造者——雍正帝親身經歷了皇位爭奪之戰。他上臺後，決定要改變這種皇家同室操戈的悲劇命運。他就在改進過去繼承問題存在的缺點的基礎上，結合了專制制度的需要，把中原立太子以“定元良，定國本，定鴻基”的優點，同清初的“共治國政”制度和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相結合，在融合滿漢兩種政治制度文化的過程中，創立了密建皇儲制，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清前期長久以來爭鬥激烈的帝位繼承和分配問題，緩和了一定的社會矛盾，收到了所謂“立國本，團結人心”的政治目的。

雍正作為“一個卓有見識的政治體制改革家和設計者”，他基於滿族社會特殊的歷史傳統政治文化，同時又融合了漢族立太子以定“國本”的有益經驗基礎上，把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由碰撞引向融合，建立了與歷代王朝建儲立嫡迥然有別的密建皇儲制，這是對中國古代自周秦以來沿用了2000餘年的嫡長子傳統皇位繼承製的重大變革，也是對滿洲國家不立儲傳統的修改、發展和創新。雍正在遊牧文化同農耕文化發生碰撞之際，順應了歷史的潮流，在兩文化碰撞中尋求融合，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多年來為了皇位而引發的骨肉相殘的圖景。以至他死了之後，乾隆順利登基，授受合法，平穩接權，波瀾不驚。既不像雍正的繼位，矛盾尖銳，爭奪激烈，刀光劍影，兄弟喋血於蕭牆之內，也不像其祖父康熙、曾祖父順治的繼位，幼年登基，孤立少援，外有強敵，內有權臣。密建皇儲制使乾隆十分僥倖地躲開歷史上常見的那些為了爭奪CROWN而引發的種種陰謀，血雨腥風的局面，使清朝中央政權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得到了緩解，使清王朝的統治基業趨於穩定，助推了康乾盛世出現。

從戰國時期的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到唐太宗的“全其部落，順其土俗”的民族政策，從康熙兩立兩廢太子到雍正密建皇儲制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從碰撞到融合，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廣大勞動人民共同推動的結果。

導讀：滿清崛起於東北白山黑水間，入關後統一全國建立起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大清。滿清是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中和漢文明融合最好的一個，所以國祚綿長。中國歷史上的皇位繼承方式大概有這麼幾種：嫡長子繼承製、兄終弟及制、擇賢方式等等形式。但是大清朝12位皇帝沒有一個是嫡長子繼承皇位的。雍正以前都是從才能、政治形式、軍事力量的掌控等方面伴隨著血腥爭鬥在妥協中產生，好在皇太極和順治、康熙等帝王都有不錯的表現。但是從雍正以後百餘年滿清的皇位繼承非常穩定，不得不說密建皇儲制的作用之大了。

從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國開始到康熙皇帝這一代。沒有一個皇帝的繼承是透過上一任皇帝指定的方式繼承的，更別說什麼嫡長子繼承了。在這中間充斥的陰謀、博弈甚至是火併。當然透過些方式上位的手腕、智慧、能力都是優中選優，這幾位帝王表現都不錯。縱觀中國封建王朝歷史，從秦朝開始到大清這裡雖然都說是嫡長子繼承製，但是幾百位帝王裡面有五分之一是嫡長子繼承的就不錯了。即使非常有作為的君主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誰的繼承人是嫡長子？所以很明顯這個嫡長子繼承製看來是理所當然，但是巨大的缺陷不能無視。

秘密建儲制產生的時代背景

清朝從入關定鼎天下到雍正時期已經過了百年。此時雖然中原穩定，但是西北的準噶爾部和青海的羅卜藏丹僧割據勢力還在。並且野心勃勃意圖擴張。所以大清不能亂，一個良好的接班人能延續王朝政策繼續強大。所以皇位的繼承製度尤其關鍵。即使像康熙皇帝一樣，提前指定太子成了諸位皇子火力攻擊的靶子。《康熙王朝》中太子胤扔兩次被廢，老四、老八、老三甚至包括老十四都曾經覬覦皇位。 複雜激烈的鬥爭讓康熙疲於奔命，也讓繼位的雍正心有餘悸。總結歷史王朝繼承製度的經驗教訓和歷歷在目的殘酷鬥爭，秘密建儲制應運而生。

秘密建儲制的出臺

秘密建儲制度從雍正開始，由乾隆補充定為制度。雍正元年，雍正帝於乾清宮西暖閣召見王公大臣時宣佈：“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加審慎，此事雖不可舉行，然不得不預為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這就是秘密建儲制度由來。 具體來說就是皇帝將繼承人名子“親寫密封”形成的兩份同樣的檔案。一份藏於匣內放到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邊。一份隨身攜帶，作為核對之用。

秘密建儲優勢

這種方式避免了皇子為爭奪CROWN造成血雨腥風的局面，使清朝中央政權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得到了緩解。對於皇子來說，就是都有機會，大家要玩兒命的表現。誰都有可能入皇阿瑪的法眼，皇帝有一票否決權。這樣諸位皇子就會把經歷放到國事和能力培養上，即使沒能繼承皇位也能在新朝廷謀一個不錯的職位。

不請自來，這是個有趣的問題，在我看來，清代的密建皇儲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封建皇權繼承方式中的最優解。

眾所周知，封建王朝制度的核心是皇帝專政制度，而皇位的傳承則是皇帝制度的根本，繼承人的選擇是關係到國運的大事，怎樣合理平穩地交接皇權一直是是歷朝歷代不斷探索的難題。

歷代一直沿用的是嫡長子繼承製，似乎這一制度能確保皇位傳承的永續。但從第一個封建大一統王朝秦開始，公子扶蘇就成了皇權傳承失敗的第一個犧牲品。此後，無論是漢代的戾太子劉據，還是隋太子楊勇，唐太子李承乾，一直到康熙的太子愛新覺羅·胤礽，都用他們鮮血淋漓的經歷告訴了我們嫡長子繼承製並不牢靠，其存在著極大的弊端。

那麼，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看似牢不可破的嫡長子繼承一步步崩塌的？

1.與皇權的矛盾

在封建社會中，皇帝的權力本應該至高無上，沒有威脅的。然而與事實恰恰相反，很大一部分威脅就來自於他們的親生嫡長子們。特別是步入晚年之時，猛虎垂垂老去，新一代或老一代的政治投機者開始湧向幼虎的身邊。權力轉移哪怕是給自己的兒子，也是一向高高在上的皇帝無法容忍的。那麼，給自己的太子們培養一些對手來進行制衡自然成了許多皇帝的慣用手段，但是這其中的平衡是不少帝王無法掌控的，一旦失衡，人間慘劇不可避免。

2.與兄弟的競爭

在強調傳承的古代，特別是皇家，像明孝宗一樣只愛一人只有一子的例子千古無二。大部分太子們都不得不面對幾個甚至十數個兄弟的激烈競爭。權力面前無親情，父子尚且如此，手足更加殘酷。而且，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些太子的才能並沒有那麼高，甚至只有一個嫡子長子的優勢而已，這讓那些才能出眾的兄弟如何服氣。而且，這場圍繞皇權的競爭從一開始就註定血腥的結局，沒有人可以全身而退。

自康熙以來開始，一直到乾隆正式形成併成熟的密建皇儲制度不但解除了皇帝對太子權力過大，可能取而代之的擔憂，而且能夠讓皇子們充分競爭，展露出自己的真正實力，一定程度避免了流血競爭的慘況。

我相信，如果清代沒有滅亡，亦或是取代清朝也是一個封建王朝，那麼這樣的密建皇儲制度還將會在封建皇權時代繼續傳承和沿用!

密建皇儲制是由雍正皇帝創立的，經歷九子奪嫡的磨礪，雍正帝幸運勝出，在女真部落推選與漢人文化嫡長子宗法繼承的基礎上，實行密建皇儲制，有效解決了滿漢文化差異，並且緩和了內部因立儲產生的矛盾，使得大清國祚延續綿長。

1.漢制宗法繼承的弊端

嫡長子繼承製自商周時期便存在，為解決土地和財產分割，簡單粗暴地規定嫡長子繼承，可以消絕一切爭議，最典型的是晉惠帝，儘管晉武帝司馬炎一世武功，但居然還是讓“痴呆不能任事”的司馬衷繼承大統，可是讓人大跌眼鏡，直接埋下了八王之亂的禍根。

此後又有唐太宗“玄武門之變”、明成祖“靖難之役”，說明嫡長子繼承製並非牢不可破，也不能定紛止息，相反還因為其公開立儲，太子常常遭到其他皇子集團攻訐，手足相殘，康熙二廢太子、九子奪嫡便是最好的例證。

想必一直低調猥瑣發育的雍正帝，在即位以後，也不想讓自己的後世子孫承受如此非人的磨練，而是把精力放在良性競爭、共謀國事上吧。

2.滿洲部落貴族推選的傳統

清朝入關，常常以前明之覆滅為戒。相較於明萬曆“爭國本”、“紅丸案”、“移宮案”，再到熹宗駕崩、兄終弟及，明末的皇位繼承可謂是大亂，政局不穩帶來的直接結果便是對外患的不上心。

而與此同時，皇太極以努爾哈赤第八子身份即位，不僅是四大貝勒輪政的權力制衡，更是以“才德冠世，當速繼大位”得到大貝勒代善以及諸貝勒大臣的擁戴。而後順治以皇太極第九子身份登基，不僅是多爾袞與皇太極長子豪格的妥協，也是順治帝自幼尚武，年僅五歲便隨皇太極打獵，還“射中一麅”，可憐女真部落並沒有固定的長子繼承傳統，而是更強調各方力量的平衡以及繼位者突出的能力。

相較於明朝末年皇位繼承的混亂，女真部落以強者為尊或強強制衡的方式，得以選出皇太極、多爾袞這樣的領軍人物，繼續團結女真部落戰鬥，僅以二十萬人征服廣闊的中原，其優越性可見一斑。

3.雍正個人的性格

滿漢繼承製各有優劣，清朝大一統，長期不立儲君、皇位繼承依靠各方勢力鬥爭的形式難以延續，尤其順治、康熙皇帝極力吸收漢人大臣輔助國政，加上多爾袞、鰲拜等權臣欺壓幼主的事件發生，有必要在立儲問題上開創一條新的路子。

雍正皇帝“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在位期間強化密摺制度、設立軍機處，其謹慎作風勢必影響到他對立儲制度的設想。加上當時清朝面臨西北葛爾丹戰亂，雍正帝即位之初希望重振國威，因此希望朝廷將精力放在解決內憂外患上，而不是處心積慮地互相拆臺。

就這樣，雍正即位之初便創立密建皇儲制，後經乾隆帝完善，成為清代皇位繼承製一大特色，對清朝政治統治起到有效鞏固作用，也為康乾盛世打下良好的基礎。

滿清的帝位之爭，到康熙時更為激烈。為了窺伺皇位，皇子互鬥。而雍正是這場殘酷政治之爭的勝利者。作為密建皇儲制的締造者——雍正帝親身經歷了皇位爭奪之戰。他上臺後，決定要改變這種皇家同室操戈的悲劇命運。他就在改進過去繼承問題存在的缺點的基礎上，結合了專制制度的需要，把中原立太子以“定元良，定國本，定鴻基”的優點，同清初的“共治國政”制度和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相結合，在融合滿漢兩種政治制度文化的過程中，創立了密建皇儲制，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清前期長久以來爭鬥激烈的帝位繼承和分配問題，緩和了一定的社會矛盾，收到了所謂“立國本，團結人心”的政治目的。

雍正作為“一個卓有見識的政治體制改革家和設計者”，他基於滿族社會特殊的歷史傳統政治文化，同時又融合了漢族立太子以定“國本”的有益經驗基礎上，把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由碰撞引向融合，建立了與歷代王朝建儲立嫡迥然有別的密建皇儲制，這是對中國古代自周秦以來沿用了2000餘年的嫡長子傳統皇位繼承製的重大變革，也是對滿洲國家不立儲傳統的修改、發展和創新。雍正在遊牧文化同農耕文化發生碰撞之際，順應了歷史的潮流，在兩文化碰撞中尋求融合，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多年來為了皇位而引發的骨肉相殘的圖景。以至他死了之後，乾隆順利登基，授受合法，平穩接權，波瀾不驚。既不像雍正的繼位，矛盾尖銳，爭奪激烈，刀光劍影，兄弟喋血於蕭牆之內，也不像其祖父康熙、曾祖父順治的繼位，幼年登基，孤立少援，外有強敵，內有權臣。密建皇儲制使乾隆十分僥倖地躲開歷史上常見的那些為了爭奪CROWN而引發的種種陰謀，血雨腥風的局面，使清朝中央政權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得到了緩解，使清王朝的統治基業趨於穩定，助推了康乾盛世出現。這是時代的產物吧，歷史選擇的必然結果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首先要吧秘密立儲的來龍去脈給分析一下。秘密立儲的制度源自於雍正一朝，由於康熙爺活的歲數長，在位61年是歷朝歷代所沒有的，但留下了個隱患。就是皇子太多互相彼此之間攻擊陷害。而太子就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兩立兩廢九子奪嫡。到最後康熙過世皇四子雍正繼位。顯然滿人並不懂嫡長子繼承，不光是雍正的繼位不合規矩，從皇太極開始到溥儀退位，清帝十二朝就一位道光是以嫡長子繼承大統。說回雍正，他一不是嫡出；二不是長子，繼承大位之後八爺黨謀反活動不減，在朝中結黨營私而民間更是散步謠言雍正皇位來路不正。這讓雍正帝留下了十分深刻的體會，所以便定下秘密立儲，將傳位詔書放於正大光明匾的後面，用以保護太子和穩定朝野。一直流傳到清帝退位，畢竟清朝是以孝道治天下，祖宗之法是萬萬不能輕易改變的。值得一提的事滿清是馬上得天下，是以部落制戰勝了封建制。而在部落推崇的是強者繼承法和長老繼承法。前者是推舉部落首領最強大的兒子繼承，例如皇太極就是努爾哈赤的第八個兒子，在努爾哈赤過世之後受到眾位兄弟們的推舉襲承了大金國的汗位。而長老繼承法有點類似八王議政，選出部落裡最有威望的長老組成，並投票選舉出繼承人，例如光緒皇帝，在道光皇帝突然離世沒有留下秘密立儲遺詔的時候，慈禧太后和軍機大臣王爺們就展開下一任皇帝的討論，最終決定了光緒皇帝。這就是部落最常使用的兩種繼承法。（僅個人觀點，如有不對或不妥之處還望批評指正）

清王朝是中國的一代封建王朝，是滿州貴族入主中原的中國最後一代封建王朝。雖然在入關前已經研究、吸收了很多中原地主階級的統治方法和基本原則，但在許多方面又保留了他們的民族文化特點。其中，不確定皇位嫡長子的繼承製度，就是它不同於漢族地主階級的政治制度。在逐漸學習農耕文化過程中，到康熙帝時，改變清初不立儲的傳統，即預立嫡長子為皇位繼承人。雍正帝在康熙模仿漢人皇帝立太子的基礎上，建立了密建皇儲制度，實現了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一定融合。

密制皇儲制，其辦法是由在位皇帝在皇子中選定繼承人，將被選人名單“親寫密封”，一式兩份，一份“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1]一份隨身攜帶，作為核對之用。這個密旨要等到皇帝去世前或去世後才公佈，新皇帝隨之即位。

從制度文化角度而言，雍正所創立的密建皇儲制，是對兩千年來嫡長子繼承製度的否定，是對封建規章制度和傳統宗法禮谷觀念的重大突破。它既可避免錯立庸碌荒唐的嫡長子為嗣君，又可激勵諸皇子奮發上進，還可緩解皇族內部父子、兄弟之間的矛盾衝突。從文化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密建皇儲制的建立，是滿漢兩種不同政治文化的衝突，是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從碰撞走向融合的結果。

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是中國古代在兩種不同型別的社會經濟生產的基礎上形成的兩種不同型別的社會文化。就起源而論，由狩獵發展而來的遊牧活動，要早於由採集而形成的農耕活動。“在東大陸，野蠻時代的中期階段是從馴養供給乳和肉的動物開始的，而植物的種植，這裡在這一時期似乎很久還不知道。”[2]人類早期的牲畜馴養和繁殖，從家庭內的馴養到戶外的放牧，到較大規模畜牧群的形成，在適合於畜牧的地方就導致了遊牧生活，導致了以遊牧為生計的遊牧民族的形成。遊牧民族所進行的“家畜的馴養和畜群的繁殖，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來源併產生了全新的社會關係。”[2]然而，當人類的採集活動的擴大而導致農耕活動發生時，農耕生產就顯示了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能比遊牧生產提供更為穩定和可靠的生活食物來源。所以，農耕生產一經形成，就成為“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2]（P146）也是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包括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生產部門。

農耕生產是一種完全依賴於土地的生產，追求的是生活的安定，為的是最終的農耕收穫對於農耕民族，土地就意味著財富，佔有土地就是佔有財富。而對於遊牧民族，他們選擇居住地的原則與農耕不同，不是論土質如何，而是在於水草肥美。遊牧民族對於土地，沒有像農耕民族那樣深深地眷戀，如果土地上的水草不佳，他們一年四季都處在遷徙之中，“往來轉徙，時至時去”。[3]對於遊牧民族，遷徙是為了生存，是為了發展；遷徙既是生產，也是生活。

在中國的歷史上，農耕民族大多居處中原，氣候四季分明，沒有酷暑暴寒，宜於農耕。遊牧民族多散居於中國的北部和西北部，這裡有一望無際的草原，水甘草美，是牧畜的天然牧場；同時，這一地域，地高氣寒，有雪山、沙漠，自然環境比中原大地顯得惡劣。遊牧民族可能與青草為伴，也可能與風沙雨雪相隨。惡劣的自然地理環境，使得遊牧生產難以保證供給遊牧民族足夠的生活食物，使得遊牧經濟一開始就帶有脆弱性。整個遊牧民族的經濟，仍然是單一內容的遊牧生產，因而就決定了遊牧經濟對農耕經濟的依賴，也決定了西北部和北部對中原的依賴。這種依賴意識的強弱，以及獲得回報的多少，就決定了這兩個地區對中原的和平與戰爭關係。一旦依賴落空，居處西北部和北部遊牧民族就要發起對中原王朝的劫掠，發起對中原王朝的戰爭。就實質而論，中國歷史上週邊遊牧民族與中原王朝的戰爭，是遊牧與農耕兩種不同型別社會經濟的碰撞，是兩種不同社會文化的碰撞。

由於農耕民族依賴土地，要終年守候種植在土地上的莊稼，需要在土地上掘穴築屋，建築長久性居所，從而就形成農耕民族的定居生活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制度文化。遊牧民族則依賴於土地上的水草，他們不能效仿農耕民族的樣子，建造永久性的居所，而必須“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3]於是，草原上水草長勢的優劣，就規定了遊牧生產與生活的流動性。遊牧民族生產與生活的流動性，就使得國家不能按地域劃分和管理居民，而只能以血緣為紐帶，按部族劃分居民，組成部落，組成社會。因而，形成了與農耕民族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一個遊牧社會單位，可能就是一個家庭，大的可能是一個家族，再大的就可能是一個部落。

政治是文化的產物，人們的政治行為總受著一定歷史傳統的制約，但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格局也影響乃至規定著文化的發展方向。農耕與遊牧，不但在物質資料、生產技術上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關係，而且在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以及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著衝突與對立。在古代政權並立的分裂條件下，文化間的衝突往往透過軍事攻伐得到解決，文化間的相互依存往往透過民族間的征服與掠奪得到體現，因而清朝以前，戰爭常常成為農耕與遊牧文化交流的特殊槓桿，遊牧民族要執掌遷徙地或攻略地的經濟，要管理好攻略地的社會，就勢必要放棄傳統的遊牧經濟，甚至要放棄原有的遊牧制度和文化。滿族之清王朝的建立和發展的歷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兩種文化在碰撞中實現了融合。

嫡長子的繼承製，是在西周時創立的，是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最終成為了整個封建社會解決貴族內部財產和地位分配關係，是解決貴族間矛盾，鞏固封建統治的一種方法，是中國古代歷史上農耕民族的重要政治制度文化內容之一。

滿清王朝前期雖沒有明確的立儲制度，但其新君主的產生有著一個發展的歷史過程。努爾哈赤在建立後金政權後，實行的是“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制度”，新汗由八個貝勒商議後再“任置”。1626年，努爾哈赤病故，經大貝勒代善提議，諸貝勒“任置”皇太極為新汗。而皇太極上臺後，對“共治國政”制度十分反感。在他的努力下，議政王大臣會議應遠而生。當皇太極去世後，帝位繼承問題由議政王大臣會議議立福臨繼位。[4]無論是“共治國政”制度，還是議政王大臣會議，都不能很好地解決帝位之爭的問題。如順治福臨年幼時，出現了皇叔攝政王多爾袞欺壓幼主的局面；康熙時出現鰲拜專權壓君的事情。清初的這種帝位之爭的局面，是由滿族本身固有的傳統政治文化決定的。當這種固有文化與漢族政治文化相遇後，就加劇了皇室之間的矛盾，使帝位之爭更為激烈。

康熙親政後，他看到了滿漢兩種不同制度文化的衝突，認識到了這兩種文化的矛盾衝突必將危及到清政府在中原的統治根基。因而他在各方面都盡力使兩種文化趨於融合。在解決儲位問題上，他模仿漢族長期傳承的嫡長子繼承製，來解決激烈的帝位之爭，但由於其沒有處理好兩種文化之間的矛盾，結果走向了失敗。

滿清的帝位之爭，到康熙時更為激烈。為了窺伺皇位，皇子互鬥。而雍正是這場殘酷政治之爭的勝利者。作為密建皇儲制的締造者——雍正帝親身經歷了皇位爭奪之戰。他上臺後，決定要改變這種皇家同室操戈的悲劇命運。他就在改進過去繼承問題存在的缺點的基礎上，結合了專制制度的需要，把中原立太子以“定元良，定國本，定鴻基”的優點，同清初的“共治國政”制度和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相結合，在融合滿漢兩種政治制度文化的過程中，創立了密建皇儲制，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清前期長久以來爭鬥激烈的帝位繼承和分配問題，緩和了一定的社會矛盾，收到了所謂“立國本，團結人心”的政治目的。

雍正作為“一個卓有見識的政治體制改革家和設計者”，[5]他基於滿族社會特殊的歷史傳統政治文化，同時又融合了漢族立太子以定“國本”的有益經驗基礎上，把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由碰撞引向融合，建立了與歷代王朝建儲立嫡迥然有別的密建皇儲制，這是對中國古代自周秦以來沿用了2000餘年的嫡長子傳統皇位繼承製的重大變革，也是對滿洲國家不立儲傳統的修改、發展和創新。雍正在遊牧文化同農耕文化發生碰撞之際，順應了歷史的潮流，在兩文化碰撞中尋求融合，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多年來為了皇位而引發的骨肉相殘的圖景。以至他死了之後，乾隆順利登基，授受合法，平穩接權，波瀾不驚。既不像雍正的繼位，矛盾尖銳，爭奪激烈，刀光劍影，兄弟喋血於蕭牆之內，也不像其祖父康熙、曾祖父順治的繼位，幼年登基，孤立少援，外有強敵，內有權臣。密建皇儲制使乾隆十分僥倖地躲開歷史上常見的那些為了爭奪CROWN而引發的種種陰謀，血雨腥風的局面，使清朝中央政權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得到了緩解，使清王朝的統治基業趨於穩定，助推了康乾盛世出現。

從戰國時期的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到唐太宗的“全其部落，順其土俗”的民族政策，從康熙兩立兩廢太子到雍正密建皇儲制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從碰撞到融合，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廣大勞動人民共同推動的結果。

1723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寫了一道傳位詔書，確定了下一代皇帝的人選。

與以往不同的是，雍正寫好這道詔書後，並沒有將其公之於眾，而是將它密封在一個小盒子內，放置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這就是清朝的一次制度創新：秘密立儲。雍正為什麼要秘密立儲呢？

秘密立儲的淵源

這個制度在中國是首創，但是在國外卻古已有之，《舊唐書·波斯傳》裡面記載：

“波斯王初即位，密選諸子中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子共發封而視之。”

意思就是說，波斯國王上位後，從各位皇子中選擇一位才能出類拔萃的，秘密地寫上他的名字。等到國王去世後，大臣與皇子共同開啟秘詔，確定下一任國王。

這是波斯版的秘密立儲，記載於中國歷史。雍正熟讀歷史，很有可能從中受到啟迪。

雍正面對的教訓與現實

清朝自立國以來，皇位傳承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努爾哈赤去世，幾位貝勒表面上是公推，實際上爭論不休，最後才選出皇太極；

等到皇太極去世，各路人馬又開始你爭我奪，多爾袞與豪格甚至要兵戎相見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各方達成妥協，擁立福臨；

入關前，滿清貴族的每一次公推，其實就是一次內部鬥爭。由於公推的王公貴族都是實力派，一旦處理不好，還會引起分裂。隨著大清入關，皇權的確立，原來關外遊牧民族的公推制度也隨之變化。

福臨去世後，康熙雖然繼位，但四大輔政大臣把持朝綱，一度出現皇權旁落，最後還是玄燁用非常手段奪回大權；

等到康熙晚年，就更不用說，九子奪嫡讓老皇帝頭疼不已，也給大清帶來相當大的隱患。雍正是那場鬥爭的勝利者，但也是慘勝。

雍正參與了九子奪嫡的全部過程，他能夠體會其中的殘酷性。為了避免歷史重演，雍正有必要對皇位繼承製度做出一番調整。

公開立儲的弊端與秘密立儲的優點

自西周以來的嫡長子繼承製，符合禮法，有說服力，能從很大程度上避免兄弟之爭，卻不能保證繼位人的優秀。皇帝的個人素質能夠左右朝廷的方向，萬一嫡長子是個庸人，會把江山社稷引入深淵。

如果公開立最賢的皇子為太子，但太子又不是嫡長子，這就會引起同室操戈。賢是一個沒法定義的標準，所有皇子都覺得自己賢。沒當上太子的皇子就會想，是不是把所謂最賢的太子扳倒，我就是最賢的。

在公開立儲的情況下，誰當太子，誰就是靶子。不僅有人給其“穿小鞋”，還有人會提前投靠。時間久了，朝廷上會出現一批反對太子的團伙，也會出現一批圍繞太子轉的團伙，兩方勢力會相互傾軋。

皇帝一旦公開立了太子，父子關係就會轉變為儲與君的關係。儲君與君是一脈相承，卻又有競爭關係，一旦儲君變強，雙方就會相互猜忌。胤礽就是活生生的案例，雍正親眼所見，不會不注意。

秘密立儲制，讓所有的皇子都能看到希望，但又沒有明確的競爭目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兄弟相爭，也能避免以皇子為中心的勢力團伙。皇子會想，萬一詔書上寫的是我，帝王夢實現了呢，所以我要努力學習，多讀書，練騎射。

皇儲制度不管多麼完善，皇位繼承問題總是難以按照正常的程式進行。直到秘密立儲制的出現，既彰顯了皇帝的權威，也摒棄了不問愚賢、隻立嫡長的傳統做法，使皇帝可以在諸皇子中進行優選。

所謂秘密立儲制度，說白了就是清朝滿漢文化交鋒之下的產物。

秘密立儲制始於清世宗雍正帝，而雍正帝之前有康熙、順治、皇太極、努爾哈赤四位皇帝，雍正是第五位皇帝，以入關時間來說，當時清朝已經入關70多年，為什麼到了雍正帝時期才確定了立儲制度呢？

首先我們先來說說何為秘密立儲制度，雍正元年八月，雍正皇帝召王大臣九卿面諭之曰：“建儲一事，理宜夙定。去年十一月之事，倉卒之間，一言而定。聖祖神聖，非朕所及。今朕親寫密封，緘置錦匣，藏於正大光明匾額之後，諸卿其識之”。

大概意思就是以後不再立太子了，而是採取秘密立儲制度，想立哪個兒子就立哪個兒子，不管他是不是嫡子是不是庶子什麼的，只要皇帝喜歡就可以了，而且是將心中默定的繼承人寫在遺詔之上，放在錦匣之中，等到皇帝駕崩以後，由諸位王公大臣共同開啟見證，輔佐新君登基。

所謂秘密立儲制度的好處顯而易見，不將繼承人公之於眾，使皇子們都報有希望，不至於使繼承人被立為太子，像太子胤礽那般被群起而攻之，避免了兄弟之間自相殘殺。同時還可以帶動皇子的積極性，使他們都認真表現，而且正因為這個制度不會沒有太子，所以皇子的教育資源都是合理分配，而不是傾斜於某位皇子。

這個制度可謂是一大創新，既不是漢人的嫡長子繼承製，也不是蒙古的幼子守灶繼承製度。

那麼秘密立儲制度的背景又是什麼呢？

雍正帝是在雍正元年建立的秘密立儲制，一上位就急匆匆的立下這個制度，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康熙時期的九子奪嫡。

九子奪嫡可謂是慘烈至極，雖然並沒有赤裸裸的出現諸如玄武門之變那種事情，但是雍正繼位以後，除了老十三，還有早已被圈禁的廢太子胤礽和大阿哥以外，其他幾位兄弟或是被禁錮或是被奪爵，甚至老九很明顯就是雍正授意直隸總督李紱折磨而死的。

所以雍正有感於此，想要馬上改變這個弊端，避免下一代再出現這種兄弟自相殘殺的情況。

那麼康熙時期為什麼會出現九子奪嫡這種情況呢？

其根源問題還在於滿漢文化的衝突。

我們將視線拉回到清太祖努爾哈赤草創清朝之時，當時清朝還叫後金，努爾哈赤建立的八旗制，使後金（大清）成為一個旗制國家，主要在於八家分權，深戒於一家集權，所以八旗旗主的權力很大，正因為努爾哈赤有這個想法，所以死時都沒有立下繼承人，只是留下了包括皇太極在內的四貝勒當國制度，一年之後，皇太極憑著自己的政治手段被大家擁戴，所以才登上了汗位。

皇太極繼位以後，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主要是集權，比如說自己一人獨領正黃旗、鑲黃旗、正藍旗（後交給兒子豪格），仿明制設立六部等，並且徵北韓，收服蒙古諸部。

雖然皇太極大力集權，但父親努爾哈赤留下的八家分權的政治模式，並不是一時半會可以消除的，所以皇太極只能順勢而為的成立了議政王大臣會議，軍國大事必須要經過掌管八旗的諸王貝勒商議以後才可以最終決定，當然皇太極將很多不夠資格的貝子和大臣加進去，以稀釋這些王公大臣的權力。

但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依舊是舉足輕重的，像皇太極猝死以後，順治帝福臨的繼位，就是透過議政王大臣會議決定的。

由此可見清朝當時是一個很獨特的旗制國家，直到多爾袞操縱朝廷以後，開始進一步集權，那就是打壓諸王的權力，使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大幅度縮水，等到多爾袞猝死以後，這個集權行為反倒是便宜了順治帝福臨。

其實在雍正帝之前，清朝壓根沒有明確的繼承製度，都是車到山前必有路的選擇，像清太宗皇太極是被推選出來的，清世祖福臨是經過議政王大臣會議選出來的，康熙帝雖然是以父親順治帝的遺詔繼位，但他既不是嫡長子也不是庶長子，更多是因為他得過天花而不死，對天花有免疫力，所以才得以繼承皇位，而到了雍正帝時，更是莫名其妙，還被很多人認為雍正是屬於篡位，根本沒有制度和規律可言。

由此可見雍正帝之前，清朝屬於是一個獨特的旗制國家，八旗並非只是一個兵種，而是可以影響到這個國家方方面面。而繼承製度並沒有明確過，所以顯得是雜亂無章。

到了康熙時期，隨著漢化已深，所以康熙帝下定決心採用嫡長子繼承製，以避免後世因為繼承問題而自相殘殺，想以自己開始而樹立一個典範，所以立嫡次子胤礽（嫡長子早夭，胤礽是實際上的嫡長子）為皇太子。

但這時期清朝長期以來的八旗特色和自身的滿文化開始凸顯出來，雖然有滿大臣支援康熙的嫡長子制度，但更多的人是不認可這種漢文化制度。

因此康熙十四年，胤礽被立為皇太子，當時並沒有太多反對聲音。但當康熙三十七年，胤礽的六個兄弟被康熙授予爵位和八旗領民以後，這一切都變質了。

雖然八旗此時已經威脅不到皇權，但也屬於是一股舉足輕重的勢力，加之清朝從開國到康熙年間這麼多年並沒有明確用過嫡長子繼承製，所以在這種背景之下，各旗的旗人就認為自己的主子也是皇帝子嗣，一樣有繼承皇位的權力，所以就開始支援這些皇子奪取皇位，於是九子奪嫡的好戲便開始了。

可以說九子奪嫡的本質在於康熙接受漢文化，想採取嫡長子繼承製度，但與清朝自身的八旗制度等滿文化發生衝突，因此釀成了九子奪嫡，所以到胤礽被二廢以後，康熙找不到如何調節這種滿漢矛盾的辦法，乾脆是置之不理，再也沒有立過太子了。

正因為這種滿漢文化矛盾，所以雍正在繼位以後，採取了一個折中的方法，那便是我不用嫡長子繼承製，也不會放任不管，像之前那般車到山前必有路，也不引進蒙古的幼子守灶繼承製度，而是自己在滿文化的特色上更進一步，那便是不看皇子是否是嫡庶，人人都是有機會的，也不公開立太子，而是將心中的繼承人寫在遺詔之中，可謂是完美解決了這個問題。

同時新受封的皇族與八旗領民並沒有直接關係，只是根據旗下人丁領取俸祿罷了，而八旗的實權都轉移到了各旗都統手中，這樣一來，皇子沒有八旗勢力為依仗，更不可能出現康熙年間的九子奪嫡情況了。

說到這裡想必大家也清楚了雍正為什麼要建立秘密立儲制度了吧，古人的智慧還真是不能小瞧，正所謂讀史明志鑑往知來莫過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