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效益具有鮮明的特徵，一是直接效益與間接效益的統一；二是顯現效益與潛在效益的統一；三是區域性效益與全域性效益的統一；四是眼前效益與長遠效益的統一；五是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

實踐證明，世界遺產地能帶來綜合效益，能起到許多積極有益的作用。具體講，起碼有以下作用：

一是文物保護的宣傳推介作用

文物保護和其他工作一樣，必須有一個行之有效的載體，而申報世界遺產工作恰恰是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起到了《文物保護法》的宣傳作用。管理部門透過舉辦世界文化遺產知識講座、科普畫廊、組織志願者保護等系列活動，增加了公眾保護意識。如果說文化遺產在“申遺”成功前是在國內範圍引起關注，那麼“申遺”成功之後就在世界範圍內引起關注，並接受世界遺址委員會的監督。既在更大範圍得到宣傳推介，也在更高層面得到保護和監督。

實踐證明，“申遺”的過程就是在更大範圍宣傳《文物保護法》的過程，這個過程讓《文物保護法》走進千家萬戶，使千家萬戶增加了保護世界遺產的意識。

二是文化旅遊的提升拉動作用

從我們國家的一些世界遺產地“申遺”前後旅遊人數的對比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申遺”成功後旅遊迅速升溫。隨著社會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群眾對旅遊的要求、對文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不僅是觀賞自然景觀，要充分體現文化內涵。透過世界遺產擴大了城市影響，樹立了城市的形象。“申遺”成功後，把旅遊專案作為旅遊經濟發展的很重要的一個景點，組織開展世界遺產系列遊。透過文化旅遊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

三是區域經濟的促進推動作用

世界遺產地更加對外開放和放開，吸引外商，擴大文化旅遊的同時也帶動其他消費，從來帶來不可估量的經濟效益。

四是協調發展的社會凝聚作用

世界遺產對社會的進步起著輻射、影響、滲透作用。這種作用是潛移默化的，似乎看不見，摸不著，實際上這些寶貴的物質財富無時無刻不在起著豐富人們精神生活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說，無論是生活在哪一種社會制度下，屬於哪一個民族的人民，在生存上有一個共同的企求，那就是都需要良好的文化環境和社會氛圍。申報世界遺產對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的社會環境保護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改善人們的生活環境有著直接影響，對引導人們形成好的生活習慣有間接影響，對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人們群眾瞭解世界遺產、熱愛世界遺產，自覺參與世界遺產的保護管理工作，整個社會就會逐步形成良性迴圈。深厚的歷史文化吸引人、啟迪人。先進的文化教育人、影響人。良好的社會環境薰陶人、改造人。“申遺”成功還進一步激發了世界遺產守護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力地促進了學術研究，推動了對外文化交流。世界遺產成了凝聚隊伍、凝聚力量、凝聚人心的一種無形財富。

認識了世界文化遺產的綜合效益，就要更加自覺地增強保護意識。保護世界遺產是個大概念，保護、管理、宣傳和發展，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不僅僅關係到文物本體的保護、環境的整治，還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積極推進，而且關係到文物保護的方向、形象和旗幟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遺產地在文化遺產保護中應該起到表率作用、引領作用、示範作用和輻射作用。

要真正發揮這些作用，就要在實際工作中注意處理好五個關係：一是處理好申報與管理的關係，防止重申報輕管理。二是處理好區域性保護與整體保護的關係，防止重核心區輕緩衝區，重物質遺產輕非物質文化遺產。三是處理好有效保護與合理利用的關係，防止重利用輕保護。四是處理好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係，防止重經濟效益輕社會效益。五是處理好眼前建設與長遠發展關係，防止重眼前輕長遠。

登入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無疑會極大程度地提高旅遊景點的國內外知名度，能夠帶來豐富的旅遊客源。例如，1997年，蘇州園林、平遙古城、麗江古城登入為世界文化遺產後，第二年遊客量分別增加了40％、300％和40％。但是，從獲取利益上看，登入為“世界遺產”並沒有多大實質性的好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會發一筆保護的資金。因為登入是對“締約國領土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的確認，保護、儲存、展出和移交給後代，主要是該國的責任”。

而我們有些地方政府的領導，並不是將主要精力放在認真調查研究，如何保護自然文化遺產、更好地發展當地的旅遊事業等問題上，而是將是否申報成功看成自己的“政績”。為此，在申報世界遺產過程中，出現了一些不妥的現象，如有的省好幾個城市一哄而上爭相申報，個別的甚至互相貶落對方；有的為申報成功，主管領導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在國內外四處遊說、公關，在接待國內外前來考察的專家時，鋪張浪費；有的為了滿足申報的要求，急於整頓環境，把認為妨礙景觀的建築不加分析地一律拆除。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濟大學阮儀三教授憂慮地說：“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首先是一種責任，是對歷史文化的尊重。如果急功近利，將申請文化遺產作為個人的‘跳板’或地方的一棵‘搖錢樹’，不僅不是對文化遺產的保護，甚至可能會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1.申遺成功後，會提高當地的知名度，在世界範圍知曉率提高；

2.帶動提高了當地相應相關產業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3.增加了申遺物件的保護、傳承力度；

4.申遺不能搞形式主義、不能鋪張浪費，更不能拆除應保留保護的遺蹟等；

5.申遺找世界性直接審批組織，不能找代理或委託性組織審批，否則申遺結論結果的效力會大打折扣。

2019年7月6日，熱烈祝賀“良渚古城遺址”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目前中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55處。

世界文化遺產，是一項由聯合國發起、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負責執行的國際公約建制，以儲存對全世界人類都具有傑出普遍性價值的自然或文化處所為目的。

世界遺產分為世界文化遺產、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世界自然遺產3類。

中國於1985年12月12日正式加入《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在世界遺產名錄國家排名第一位。

申請了世界文化遺產後，會給申請地帶來如下經濟利益和好的影響：

第一：世界遺產基金會會為了保護遺產給予技術和財力支援。

第二：極大地提高了申請地知名度，名上去了，人就來了，人能聚財，自然帶動申請地衣食住行的發展，進而促進申請地經濟的大發展。

第三：由原來一城一地的文化遺產，一秒成為了世界級的文化遺產，責任更重了，所獲得榮譽也比較豐厚。

第四：加強了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如果不是世界文化遺產，可以隨便拆除、毀壞，一旦成了世界文化遺產，那就不是你說了了算了，它就會成為世界共有的遺產，保護性更強了。

第五：文化遺產是不可複製，也是不能再生的資源，保護好這些文化遺產，是一種造福於民、流傳後世的偉大功績，也是給子孫後代留下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第六：證明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增強榮譽感和自豪感，同時也增加了申請地在國內的美譽度和知名度。

總之，申請了世界文化遺產後，保護性功能是第一位的，對申請地的影響也是顯著而直接的，可以說是名利雙收。

附：目前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已達到55項，其中世界文化遺產37項，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4項，世界自然遺產14項。

　　1972年，教科文組織在巴黎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並於1979年實施了世界遺產名錄專案。根據世界遺產中心提供的資訊，截至2003年，已有177個國家和地區加入了“公約”，並選出了754個世界遺產地，包括582個文化遺產，149個自然遺產，23個文化和自然遺產。自1985年中國加入“公約”以來，根據“公約”的宗旨和要求，在“公約”建立的保護管理框架下，結合該國的實際情況，制定了世界遺產保護管理制度。中國特色。目前，中國有40個世界遺產，僅在義大利45個，西班牙42個，排名世界第三。 2010年11月4日，被稱為“博物館奧運會”的第22屆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在上海落下帷幕，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資源和國內“神之熱”成為6天。會議期間中外學者感興趣的熱門話題之一。

　　

　　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是對遺產價值的肯定，表明它是人類或自然的一種智慧。它的價值屬於全世界所有的人類，而不僅僅是某個國家或地區。對於這些本性的廢墟，人類智慧的結晶，我們應該珍惜它，保護它，感受它的智慧。這是一種文化層面。沒有國界。所有人類他們都有權分享這個價值，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世界文化遺產都是人類，但它位於某個地方，或者與某個國家融合，民族文化在一個狹義上，它是每個國家獨有的。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不僅對遺產本身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擁有它的國家也具有重要意義。

　　毫無疑問，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申請可以在促進和保護方面發揮作用。既然它是人類和自然的智慧，那麼我們就必須保護它們。對於他們的保護，一種有效的方法是透過國家政府的一些機構進行，世界遺產的申請正是在更廣泛，更廣闊的領域，更深層次上的促進和保護作用。透過遺產的應用，我們可以先提高其知名度，使文物重視人，並瞭解它。這起到了一定的宣傳作用，是全球性的。申請成功後，文物將更受公眾青睞。國家政府將設立一些相關機構，並將發放保護和維護資金。媒體也將報道和監督，以便它能夠生存。清涪陵和清昭陵有80年的公園歷史。 “深圳”成功後，兩座墓葬的保護更加註重公眾參與。兩個陵墓的管理部門透過舉辦世界文化遺產知識講座，科學博物館和組織志願者保護這兩座墓葬，提高了知名度，提高了公眾意識。中國的蘇州古典園林，秦始皇陵和兵馬俑，頤和園，長城，天壇和龍門石窟，世界遺產的應用無疑是世界遺產。以前的受歡迎程度可能僅限於中國，並且已經受到長期保護。它是如此的好，並且因為應用程式是成功的，想象一下，如果沒有機構來保護這樣的建築物，那麼很難保留它。雖然公眾可能有這種意識，但長期需要或多或少。在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後受到損害，但將得到很好的保護和監督。因此，世界文化遺產申請不僅在更大範圍內得到推廣和推廣，而且在更高層次上得到保護和監督。實踐證明，“申請遺產”的過程是一個促進更廣泛保護的過程。其次，申請的成功可以刺激當地經濟的增長，促進其他行業的發展，這將使該地區繁榮發展。其中最大的是旅遊業的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登記無疑將大大提升旅遊景點的國內和國際知名度，並帶來豐富的旅遊資源。透過對中國部分世界遺產“世界遺產”前後遊客人數的比較，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深圳”成功後旅遊業迅速升溫。 2004年7月1日，在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遼寧省的女武山，沉陽故宮，青永墓，清墳墓和清朝昭陵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使得過去的文化遺產只在該省聞名。以世界遺產為標誌，在世界各地推出文化旅遊品牌，展示文化旅遊的亮點。被列為世界遺產之後，桓仁雲霧山城很快被批准為國家4A級旅遊景區，形成世界遺產旅遊熱線。據有關部門統計，2005年，桓仁縣首次接待國內外遊客突破100萬大關，創造旅遊收入5.4億元，比五年前增長8.3倍。只有旅遊收入佔該地區總產值的15％，並已成為該省的旅遊縣。此外，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群眾對旅遊的需求和對文化的需求也越來越強烈，不僅要欣賞自然景觀，還要充分體現文化。內涵。透過世界遺產擴大了城市的影響力，並建立了城市形象。例如，在“深圳”成功後，遼寧省將旅遊專案視為旅遊經濟發展的重要吸引力，並組織了一系列世界遺產旅遊。透過文化旅遊促進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遼寧中心城市群的“金三角”旅遊理念將被推向更高水平。沉陽市政府啟動了沉陽與撫順之間的“尋根之旅”，兩地的旅遊聯絡已成為大勢所趨。同時，作為清朝和清朝“祖先根源”的關嶺三陵，也將建立更緊密的聯絡，整個文化產業帶即將形成。

　　而其他相關行業也將增長，如酒店，餐館等，也可能導致該地區其他特色產品的推廣。例如，如果一個偏遠地區的地方成為世界文化遺產，那麼會有很多人來這裡旅遊，在此期間會有很多商機，所以人們很富裕，政府稅收也有增加。有錢投資建設其他社群，如教育，以增加其他方面的發展，如果外人喜歡這裡的特色或對某種藝術著迷，這可能是當地不再發展但是由於外部的擔憂，它將帶來可持續發展，這將使這些恢復。總之，世界遺產地更加開放，對外開放，吸引外商，擴大文化旅遊，帶來其他消費，從而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

　　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具有如此巨大的利益和意義，但這並不意味著任何地區的任何事物都必須努力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要知道應用程式的主要目的是發揮保護作用，另一個只是他的副產品，所以不能說只是試圖擠入列表才能夠開發。

　　事實上，“世界遺產”的登記是對締約國境內文化和自然遺產的承認，保護，儲存，展示和轉讓給後代，主要是國家的責任。我們的一些地方政府領導人並不專注於認真研究，如何保護自然文化遺產，更好地發展當地旅遊業，而是將成功視為自己的“政治成就”。為此，在申請世界遺產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現象。例如，該省的一些城市急於宣稱自己，有些甚至相互墮落；一些人在報道方面取得了成功，領導者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國內外遊說和公共關係。在接待國內外專家時，浪費了奢侈；一些人渴望糾正環境以滿足宣言的要求，並拆除被認為在沒有分析的情況下阻礙景觀的建築物。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溥儀三教授說：“保護歷史文化遺產首先是對歷史文化的責任和尊重。如果你快速，快速，你會申請將文化遺產作為個人“跳板”。或者當地的“現金樹”不僅是對文化遺產的保護，甚至可能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目前，自然文化遺產保護的共同問題是重新申報，人口普查，效率和光保護。有些地方熱衷於報道，但他們沒有保護，但他們正在爭取國家分配的保護資金；有些人為了宣佈文化遺產名單而強行創造“民俗”；一些地方的應用是為了發展當地的旅遊業和文化。該莊園已發展成為一個旅遊專案，以民俗為賣點的旅遊專案遍地開花，使許多“文化”消失，變得有品味。中國的丹霞地貌被列入第34屆世界遺產大會《世界遺產名錄》，“神之熱”突然升溫。 “神智熱”自然激發了人們的興趣——這證明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是深刻而深刻的。自然風光豐富多彩。但是，對於日益成熟的中國遺產保護事業，我們更加快樂，需要冷靜思考。

　　被選為“世界遺產”是一種榮譽和責任。我們必須有一顆誠摯的心去捍衛祖先和自然的智慧。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些矛盾，使文化遺產得到真正的保護，而不是為了獲利，而且也不一定透過遺產的應用來實現區域增長。首先，要加強對文化遺產的管理和保護，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監督，使其真正得到保護。其次，改變政府績效獎勵制度不僅僅是審視經濟發展。然後，據說官方的表現要好得多，為人民服務，促進區域發展是官員的本質。這是他們應該做的。這也是他們的責任。此外，有必要回顧當地人民的真正幸福，或者該地區是否平衡，行業是多元化的，而不僅僅侷限於經濟。此外，鼓勵該地區發展自己的特色，懷疑土地，透過合理利用資源來發展經濟，而不是殺死一根棍子，抓住申請，不要沒有那種力量去做文章，這個不好。

　　簡而言之，我們應該尊重和尊重我們的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地對旅遊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中國， 世界文化遺產基本都採取了在屬地設立專門機構直接管理的方式， 所以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與遺產地所在的城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近年來，世界文化遺產地產生的旅遊經濟效益備受關注。如何全面、理性地把握這種效益對城鎮的影響，是中國現有的 32 處世界文化遺產地及更多潛在的遺產地城鎮需要重視的課題。本文擬透過大量資料分析對此進行系統討論。

1 中國遺產地旅遊總體概況

中國已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26 年，至 2011 年中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全球第三。其中世界文化遺產地 32 處，由於聯合申遺和擴充套件專案申報等原因，涉及了全國超過 40 個城鎮。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地（以下簡稱遺產地）規模普遍較大，在十幾公頃到數萬公頃不等，是城鎮空間中的珍貴資源，也是城鎮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因素。

自 1987 年中國始有遺產地陸續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二十餘年來，隨著遺產地知名度提高、 交通條件和環境質量改善等客觀原因， 又適逢中國旅遊業步入發展與深化階段 [1] ，從總體上看，各遺產地的遊客量在入遺後都分別保持了攀升的態勢。

為切實加強世界文化遺產的研究、保護和管理，充分發揮遺產的重要影響，促進遺產地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國家文物局於 2009 年啟動了 《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與遺產地經濟發展研究》 課題，本文即在此基礎上展開研究。考慮到入遺時間的長度、遺產地城鎮的規模可比性和相關資料蒐集的完整程度，本研究排除了如下遺產地：北京和瀋陽的明清皇宮、長城、拉薩布達拉宮、廬山風景名勝區、頤和園北京皇家園林、天壇、龍門石窟、開平碉樓及村落、五臺山、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古蹟和杭州西湖文化景觀。研究範圍共涉及 26 個遺產地城鎮，涵蓋了歷史建築群、古城、村落、石窟、山嶽和考古遺址等多種遺產型別。

1.1 遺產地遊客量比較

本研究透過對世界文化遺產地管理部門發放調查報表、查閱遺產地所在城鎮地方年鑑及相關文獻資料等方式，以 1990 年起 20 年間全國各遺產地年度遊客人數的最大值作為考察標準，進行資料蒐集和整理，結果如下（表 1）：

（1）遺產地年度遊客量差異巨大。研究範圍內，“熱門”的遺產地一年最多可吸引 500 萬人次以上的遊客量；然而也有 6 個遺產地年度接待遊客人數長期不足 30 萬，甚至不如某些非世界遺產景點（如西安市碑林博物館 2009 年接待遊客人數為 47 萬[2] ）。當然該組資料無法反映中國世界遺產之最，研究範圍外的北京明清皇宮（故宮博物院） 2009 年全年接待遊客高達 1182 萬人次 [3] ，可見中國遺產地年度接待遊客人數最大相差約 40 倍。

（2）入遺時間先後對遊客量有一定影響。年度遊客接待量在 100 萬人次以上的遺地，絕大多數都是在 2000 年前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老牌”遺產地。

（3）同類型遺產遊客量相仿。如山嶽、古城類遺產地的年度遊客量在 100 萬～ 300 萬人次之間；村落、石窟類遺產地的年度遊客量多在 50 萬～100 萬人次之間。 研究範圍外的龍門石窟 2009 年接待遊客人數達到了 183 萬[4] ，相對較高。

1.2 造成遊客量差異的原因

（1）旅遊者的需求差異。

曾有旅遊專家把旅遊者分為冒險探索型（ allocentric ）和保守穩妥型（ psychcentric ）兩類 [5] 。其中“保守穩妥型”旅遊者主要以度假娛樂為主而不是獲取知識。因此當世界文化遺產地作為旅遊目的地，在滿足不同型別遊客的旅遊需求方面存在差異。上述資料顯示中國遺產地型別與遊客量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對應關係。其中山嶽、古城類遺產地由於其空間規模大、流線組織相對自由、休閒娛樂專案豐富，年度遊客量普遍較高；而在規模較小、休閒娛樂專案相對單一的村落、石窟類遺址的遊客量略微次之；遊客最少的遺產地多為考古學或人類學遺址，以及入遺時間較晚、知名度不高的皇家陵寢、王城等，這些遺產地目前以科普教育功能為主，難以提供符合大眾遊客普遍需求的休閒娛樂功能。由此也可推測中國大眾遊客中“保守穩妥型”旅遊者為大多數，“探索

型”旅遊者的比例偏小。

（2）遺產地可達性差異。

澳洲學者曾提出，“遺產地與大城市的距離”與“旅遊效益增長速度”之間存在某種聯絡 [6] 。本研究考察了遺產地到最近的大城市（地級城市中心，如火車站）的行車距離，對比後發現：遊客最多的十個遺產地中，有 80% 與大城市的距離不超過 60km 。武夷山風景區雖與最近的南平市中心相距 159km ，但附近有國際機場 （距遺產地 15 公里）和區域性過境火車站 （即京福線， 車站距遺產地 16km ）作為補充，可達性大大提高。而遊客量最小的 10 個遺產地中，有 70% 與大城市的距離超過了 70km 。由此可以推斷遺產地的可達性也是影響年度接待遊客量的關鍵因素之一。

（3）旅遊季節性差異。

旅遊淡季長度也是影響遊客量總數的重要因素。研究範圍內，位於北緯 40。附近或以上北方地區的 9處遺產地中，有 2/3 年度接待遊客量在 30 萬人次以下，其餘也不足 100 萬（十三陵除外）。在這些遺產地中，敦煌莫高窟縱使擁有極高的國際聲譽，由於沙漠氣候條件惡劣，每年旅遊淡季長度將近半年（當年11 月至來年 3 月），大部分航線停運，影響了海內外遊客的到訪。而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則由於名稱中的“避暑”盛譽造成一定誤導，冬季成為心理上的旅遊淡季，遊客量驟減。

2 對中國遺產地城鎮旅遊業發展的宏觀認知

為了恰當估計世界文化遺產地對所在城鎮的社會經濟影響，下文將“所在城鎮”定義為遺產地直接管理部門所屬的最小行政區範圍，考察的人口規模儘量控制在 100 萬以下，通常為縣、縣級市或地級市的某個市區。

2.1 遺產地在城鎮旅遊中未必處於核心地位

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地所在的 44 個城鎮③中，僅有 2 個未曾列入 “中國優秀旅遊城市 （強縣）” 名錄。可見大多數城鎮具備良好的旅遊環境。為了解遺產地旅遊在城鎮旅遊業發展中的地位變化，本研究考察了遺產地旅遊比重（即遺產地遊客人數與所在城鎮遊客總人數的年度比值），結果如下：

（1）遺產地旅遊比重可能因成功入遺明顯增加。

一部分城鎮在申遺前，遺產地僅是當地眾多旅遊資源之一，並未受到特別關注；入遺後，遺產地知名度和美譽度驟然提升，吸引大量專程前來參觀的遊客，使得遺產地旅遊比重也在短期內迅速增加。這一類城鎮的典型代表是福建永定縣，該縣入遺前 5 年遺產地旅遊比重不足 10% ，而 2008 年入遺後迅速上升到近 25%. 然而此現象在 20 世紀 80，90 年代列入世界遺產的城鎮中並不明顯，這與中國整體旅遊業發展水平有關。

（2）隨著入遺時間的增長，多數遺產地旅遊比重逐步下降。

多數城鎮的遺產地旅遊比重變化趨勢表明，在入遺初期，遺產地可能成為城鎮旅遊業的核心。隨著城鎮知名度與日俱增，遺產地本身的遊客絕對數量仍在增加，但遺產地旅遊比重可能逐漸下降。以泰山遺產地為例，在 1987 年泰山申報世界遺產成功之時，泰山旅遊人數上升到了全市旅遊人數的 51% ，達到歷史極值，並在以後的 7 年內保持了約 50% 的水平。隨後，這一比重開始逐步下降，到 2008 年這一比例僅為13.58% 。曲阜、平遙、黟縣、昌平、蘇州、大足、黃山等遺產地所在城鎮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城鎮的整體旅遊業受到遺產地的帶動和發展，反映在：世界文化遺產地遊客量趨於穩定；其他旅遊資源得到合理開發和利用；到達各旅遊目的地的相關基礎、服務設施得到改善，城鎮接待遊客能力提升；在市域、鎮域範圍內形成豐富的旅遊線路網和相關產業鏈。

（3）旅遊業以遺產地為核心的城鎮僅佔少數。

目前，遺產地旅遊比重長期保持在較高水平（ 50% 以上）的城鎮僅有 4 個，佔統計中有效案例總數的23.8% ；而遊客最多的十處遺產地中，僅有 3 個城鎮將遺產作為核心旅遊目的地。由此可見，多數城鎮已在遺產地的基礎上開發周邊旅遊資源， 以吸引更多的遊客到訪城鎮和遺產地， 促進當地旅遊業的整體發展；而以遺產地為旅遊業核心的城鎮，多為旅遊資源相對單一的縣或縣級市。

2.2 多數遺產地城鎮的旅遊經濟優勢並不明顯

UNESCO 世界遺產中心 2008 年總結世界遺產地發展帶來的影響時指出， 遺產地及所在城鎮可能存在某種“波紋效應”：首先，遺產的價值足夠獲得世界遺產身份；其次，該身份促進旅遊業發展；再者，旅遊業促進遺產地所在城鎮的整體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遺產身份本身並不足以刺激當地進行徹底的轉變，地方當局必須儘可能地對該身份可能集聚的資本進行規劃，並在相關產業鏈上進行恰當的投資 [6] 。為了探究旅遊業在遺產地城鎮產業結構中的地位， 本研究考察了 1990 — 2009 年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地所在城鎮旅遊收入與 GDP 的比值⑤，並取平均值進行比較，如表 3 所示；而各遺產地城鎮的旅遊業發展呈現如下特點。

（1）比值居高的城鎮規模較小。當城鎮接待遊客人數遠遠超過城鎮人口，旅遊收入與GDP 的可比性逐漸凸顯。

（2）半數以上城鎮比值不足 10% 。其中包含三種類型：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的地級市，地處偏遠、旅遊相關設施較為落後的縣，第二、第三產業趨於均衡發展的縣級市。

（3）申遺前後比值可能變化顯著。從長期連續資料來看，部分城鎮在世界遺產身份的帶動下，旅遊業快速發展，旅遊收入與 GDP 比值增幅明顯，如麗江市、武夷山市、黟縣、桓仁縣、都江堰市、集安市等城鎮，共同特點是以遺產地為核心、入遺前知名度不高。

3 應以長遠目光看待遺產地旅遊經濟效益

在中國，“旅遊目的地” 幾乎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地的代名詞。 享譽國際的身份固然是一張 “金字招牌” ，可能直接帶動當地的就業機會、經濟收入、貿易和稅收的增加，以及相關旅遊、文化和對外交流活動的蓬勃開展，併產生可觀的旅遊經濟效益、知名度和品牌效益，甚至為當地產業結構的最佳化做出貢獻。然而如不注重遺產地周邊環境的保護，將會對整個地區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造成負面影響。為此，我們有必要從旅遊環境（遊客容量）和社會經濟（產業發展）的角度對遺產地城鎮的生態平衡進行監測，警惕“旅遊惡性迴圈”的情況⑥出現。

3.1 遺產地城鎮的旅遊環境生態不容忽視

為了儘可能客觀地衡量旅遊業對遺產地所在城鎮環境生態的影響，我們考察各城鎮年度遊客總人數與總人口的比值（接待遊客人數 / 城鎮年末戶籍總人口數），以反映遊客增長與城鎮人口規模的關係。

（1）近半數城鎮比值超過 10。研究範圍內有 11 個城鎮遊客人數超過總人口 10 倍，且此中僅澳門、黃山和安陽為地級以上城市，其餘小城鎮的旅遊環境承載力很可能已接近或超過合理極限。

（2）多數小城鎮比值超過 5。在旅遊綜合接待能力偏弱的縣級市及以下城鎮中，研究範圍內有 9 個城鎮遊客人數超過總人口數 5 倍。其中平遙縣從事與旅遊業相關職業的人員多居住在縣城內，若考察遊客人數與縣城非農人口數的比值，則已達到 10 倍以上。

（3）比值在入遺前後可能有顯著變化。包括黟縣、桓仁縣、新賓縣、集安市、土樓三縣等，均是人口規模較小的縣城。以黟縣為例，比值由入遺前的不到 5 倍增長到如今的近 40 倍。

3.2 遺產地城鎮的社會經濟生態亦不容忽視

從年度遊客人數與城鎮人口比值的資料中，我們同時發現“熱門”遺產地型別與旅遊環境生態以及城鎮社會經濟生態之間的對應要素關係。

（1）山嶽型遺產地。多呈現遊客瞬時流量較大、停留時間相對較短的特點，影響旅遊環境生態的要素為景區自然環境的承載力， 對城鎮社會經濟生態的影響較小， 主要體現為旅遊相關行業的發展， 如酒店業、娛樂業、紀念品製造行業等興起和相關產業鏈的形成。但對於人口規模較小的城鎮如武夷山市，遊客與人口比值可達 20 倍以上，也從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鎮工業化水平的提高。

（2）城鎮歷史中心。多為本地人口聚集區，交通便利、服務設施齊全，遊客樂於駐留並參與活動，易造成交通擁堵、物價上漲、居民外遷、業態失衡、治安變差等“社會汙染”問題，影響旅遊環境生態的要素是服務設施的承載力。如澳門特區原本就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遊客人數超過城鎮總人口50 倍（當然該現象並非完全由於發展遺產旅遊所致）不僅存在潛在環境汙染的危機，社會經濟生態也可能遭到影響，如導致產業結構和居民從業結構的顯著變化；而麗江古城則已出現原住民減少、過度商業化的狀況。

（3）村落型遺產地。多為當地村民賴以生存的空間，交通、服務設施均有較大的提升餘地，影響旅遊環境生態的要素是遺產地本體的承載力。同時黟縣的遊客與縣域人口數的比值達到近 40 倍，必然對原住民的傳統生活方式造成衝擊，造成不良社會經濟影響。對此應採取適當措施（如就近開發鄉村旅遊其他景點）引導和分散遊客，同時鼓勵村民保持傳統生活習俗，延續社群文化。

（4）大型歷史建築群。多位於城鎮中心，遺產地本體內無居民，景區博物館化，遊客按規定路線參觀遊覽。影響旅遊環境生態的要素是遺產地周邊的交通設施承載力，需要應對瞬時大量人流的疏散問題而不影響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秩序。同時應採取辦理年票、開設展覽等方式，持續推進向本地居民普及遺產教育，以增強文化認同感。

4 結論：並非所有遺產地城鎮都適合大力發展旅遊業

綜上所述，世界遺產身份對所在城鎮的旅遊經濟產生的影響，從遺產地在城鎮旅遊中的地位和旅遊業在城鎮產業結構中的地位上看，是相對有限的；該影響與遺產地型別、遺產可達性，以及所在城鎮的旅遊經濟基礎乃至社會經濟基礎息息相關。從研究的初步結論來看，具有以下特點的遺產地及城鎮，不應盲目推動遺產相關的旅遊業發展，而是在城鎮不同層面上加以策略上的限制或補充。

（1）本體脆弱型遺產：應限制瞬時遊客量，儘量將旅遊業及相關產業的發展轉移到遺產地外圍；

（2）對大眾遊客吸引力不大的遺產：應積極開拓思路，吸引“探索型”遊客到訪，或在遺產地周邊開發新的旅遊資源以形成路線或網路；

（3）旅遊供給條件尚不成熟、仍有潛力的城鎮：應根據城鎮規模和社會經濟基礎，完善旅遊基礎和服務設施，適當提高城鎮接待遊客能力；

（4）過於依賴旅遊業且經濟基礎薄弱的城鎮：可借遺產之名招商引資，適當發展第二產業，完善和最佳化城鎮產業結構；

（5）規模過小的城鎮：可借遺產申報、週年紀念活動之機吸引公共投資，改善遺產地周邊環境質量，吸引就業人口。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和技術研究重點課題“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與遺產地經濟發展研究”（編號：20090202 ）階段性研究成果。

註釋（ Notes ）

①由於可獲取資料有限， 此處統計的具體數字為蘇州市園林和綠化管理局所屬園林、 風景名勝區遊客人次的總和。自 2007 年起除免費、持年卡入園的遊客（以當地市民為主）外，年均有700 萬以上游客訪問蘇州園林系統， 根據世界遺產地的影響力估算世界遺產地蘇州古典園林的年度遊客量在 500 萬次左右。

② 高句麗五女山山城（桓仁）可採集資料極少，僅由“ 2004 年至 2009 年五女山山城累計接待國內外遊客 82.6 萬人次”推算。

④ 由於不需要經過城鎮中心即可直接到達遺產地，去參觀華安土樓的遊客多為從附近城市，如廈門發起的一日遊，故出現遺產地遊客人數甚至超過所在城鎮遊客量的情況。

⑤ 由於旅遊業產值未在各地公開的統計資料條目內顯示，故在此採用旅遊收入近似。

⑥ 隨著城鎮旅遊的發展，區域交通日趨便利，當旅遊目的地接待遊客的數量超過承載力，致使旅遊環境質量和設施服務水平下降， 遊客、 消費市場乃至居民都有可能向周邊城鎮流動， 而旅遊城鎮本身卻飽嘗環境汙染的惡果。

1 劉長生，簡玉峰 .中國旅遊業發展的政策路徑及其經濟影響研究——基於不同省份的面板

資料分析 [J].商業經濟與管理， 2009 （6）： 59 －65.

2 西安市地方誌辦公室 .西安年鑑 2010[Z]. 西安：西安出版社， 2010.

3 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年鑑 2009[Z].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9.

4 洛陽市地方史志辦公室 .洛陽年鑑 2010[Z].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

5 SPlog.Why Destination Areas Rise and Fall in Popularity[J].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973 ，14 （3）： 13－16.

6 Tisdell"Clem ，Wilson Clevo.World Heritage Listing of Australian Natural Sites ：

Tourism Stimulus and its Economic Value[R].Economic Analysis&Policy ，2002 ，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