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句話體現出 將學習與實踐相結合的觀點，也表現出以學 為樂的精神。 孔子是非常看重學習的興趣， 認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並且本身就是一個極其熱愛學習的 人，曾自雲“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還積極地提倡“敏而好學，不恥 下問”。

孔子在此所說的實際上是強 調學習的主動態度的重要性。孔子還強調學 習的循序漸進和堅持不移，自言“吾道一 以貫之”，告誡人們“居之無倦，行之以 忠”。 孔子也極其肯定改過對於個人進步的 重要意義，曾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 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說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

孔子還提出了“溫故知新”、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反三”、 “學思結合”、“見賢思齊”等諸多非常富有啟發性和實踐意義的教育理念和學習觀 點，這對當今學生的學習和教師的教育來說 不啻於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孔子乃是儒家鼻祖，一生建樹，功蓋萬世。《論語》中“學”字出現過66次，沒有一次如今天所謂“學習”之意，名詞乃是“學說”，動詞則是“學做”、“習得”之義。由此出發，方能領會孔子之真正精神，把握《論語》之精髓。

世間的任何符號，都是意義的載體。

文字，尤其是中國的象形方塊字，更是如此。

隨著時代和人們對於事物認識的價值的變化，文字元號所承載的意義自然也發生了變化。儘管古書與今書中所使用的文字基本沒有多大的差別，但是因為時間的鴻溝卻使得其所承載的意義發生了重大甚至是根本的變化。所以，我們在讀古書的時候，決不能夠用今天讀者的概念或者眼光去認識書中的字。否則，不僅要出笑話，而且無法與古人的心靈進行溝通了。這樣的讀書，自然也就喪失了本來的意義。

儒家學說數千年來流傳深遠，影響巨大，其鼻祖孔子的《論語》一書，更被奉為經書，舉子必讀，策士必考，素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所以，註疏者、研究者代不乏人，著作不下三千餘種。照此說來，人們對於《論語》的理解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了。其實不然，一個“學”字，便可以讓人費解了。

《論語》之中，一個“學”字出現過66次，有作名詞用的，有作動詞用的，但與今天所理解的“學”字有很多的不同。

一、學而時習之

任何著作，不管怎麼樣，開卷第一篇，開篇第一段，開段第一句，開句第一字，都應該說是重要的。我們不妨將其理解為核心的核心，真正讀懂了，也就為以下的閱讀奠定了基礎。

《論語》中就有這麼一個“學”字：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第一》)

古人的註解，都認為這“學而時習之”的“學”字，相當於現代漢語中的“學習”，“習”字則相當於“溫習”。比如王肅注云：

“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悅懌。

意思是說，按時去誦習自己的學業，所以會喜悅。

照著這樣的理解，第一句還可以說得過去，但第二、三句便不好理解了。自己只管在家按時或者經常誦讀溫習學業，又沒有做什麼宣傳廣告，那麼遠方怎麼會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知道自己，並且前來就學呢?再說，你自己仍然是一個學習的人，又怎麼能夠給予他人以指導呢?而且即使是人不知道自己，自己也不會慍怒呢?這裡的理解便出現了障礙，完全不合邏輯，無法自圓其說。

就這三句話的意思理解，“人不知”的“知”字很重要。第一句話應該說的是“人知”，第二句話則是說“人知”之後而“人來”，第三句話則是退一步的“人不來”，再退一步的“人不知”。條理是非常清楚的，三句話是一個整體，不容許分割。

你要別人“知己”，就得先讓人知道你自己的想法或者心意，也就是說，你必須先向他人傳播自己的學說和思想。這裡有個前提，你必須首先是一個人生的導師和思想家，然後才會去傳播並且使天下的人接受自己的學說和思想。只有天下的人多數或者全部都接受而且認識了你的學說，那些遠方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才會前來就學，與自己切磋探討。

況且，古代的交通和資訊的傳播極不發達，你坐在家裡“學習”或者“溫習”，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和人生學說，怎麼能夠讓人認識知道你，並且成為你的知音呢?也就是說，只能在你建立起了自己的人生學說和思想體系，並且進行了宣傳，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傳播和教化，這個時候，才能夠說即使是天下的人不知己，不接受自己的學說和思想，那也沒有關係，自己做自己的君子就是了。

孔子在《論語》中講道：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憲問》)

古代的學者跟從老師的“學習”，是為了把自己培養成為君子，並不是為了從別人那裡獲取利益。

由此可見，孔子講述這段話的時候，其主語並非是泛指，而是他自己。它所表達的是孔子自己的人生目的、樂趣、方法和境界，而且經常掛在嘴上，對他的弟子們影響特別深，所以他們在整理老師的語錄時，會把它放在開卷、開篇、開段，而成為這部著作的核心。

從孔子一生所做的努力看，他周遊列國七十二，到處碰壁，卻始終不渝，就是要傳播自己的仁、義、禮、樂思想，要讓天下的君王和人民接受自己的學說，克己復禮，使天下大同。因此，這第一句話應該這樣理解：

我的學說被當代的人所學習和效法，這難道不喜悅嗎?

有了這樣一句話，那麼第二句話才有了著落。當代人學習效法了自己的學說，並且有了自己真正的理解，所以才會不遠千萬裡而來，與自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對於一個思想家來說，怎麼能夠不算是最快樂的心情呢?

他的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往往都是這樣先知道他的學說，基本認同了，然後才投奔他做弟子的。而他孔子又能夠得到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之，能夠不感到快樂嗎?

這裡的“說”(悅)和“樂”，意義上是有區別的。“悅”指的是一種心理狀態，屬於主動；“樂”指的是在做事的過程當中而獲得的情緒，屬於被動。“學”字便指的是孔子自己所發明和實踐的學說，用作名詞，為賓語前置；“時”指的是“時代”、“時尚”、“時下”、“時風”、“當代人”等，是實際主語；“習”是謂語，作修習和效法用，也即是實踐的意思；“之”是指代詞，遙指前邊的“學”字。

這句話裡最重要的就是“學”字，所以賓語前置而作了被動主語，從而形成了強調。這句話正說為：

當代的人接受了自己的學說。

反說則為：

自己的學說嘛被當代的人所接受。

後者更具有口語的特點，很生動。

這三句話反映了孔子一生所奮鬥的目標和心願，所以一定是他的口頭禪，經常講，反覆講：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第七》)

從這裡可以看出，孔子要傳播的學說，自己是先要身體力行的。他所要憂慮的，是自己的道德沒有修養好，學說沒有參悟好，聽到了正義但卻不能轉移，不好的行為卻又不能改正。他所奉行的學說，是與人生緊密相關的，是要透過修養學問而成為聖人。

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人格、心態和境界來：

君子接受了人類的文明，就應該建立自己的學說和思想，並且傳播給天下人使之得益，然後在自己的身邊形成一個規模相當的實踐真理的智慧團體，那是最好。退一萬步講，天下人不接受自己的學說，但卻也無法阻擋我做自己的君子。

這就是真正的孔子!

一個字理解的不同，竟然造成如此不同的效果!

二、十有五而志於學

明白了上面那個“學”字所代表的是孔子所建立的學說，那麼下面這個“學”字也就好理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第二》)

這段話，一定是他在七十歲以後快八十時所講的話，應該是孔子站在人生的制高點上對自己一生的為人和事業的回顧和總結，所以這個“學”字一定不同平常。

他十五歲便開始致力的事業，一定是到現在還一直在從事的人生學說和真理探索，決不是我們平常說的“學習”、“唸書”之類的“學”。我們如果理解孔子從十五歲才開始做學問，或者開始學習，那就太小瞧他了。

他的學習讀書應該從很小就開始了，只是在十五歲上明白了人生的真諦，便立志於建立自己的人生體系和思想學說。所以說，“志於學”的“學”，也應該是自己的人生學說，與“學而時習之”的“學”字是一個意思，正相呼應。

有了人生的方向和奮鬥的目的，然後再透過十五年的努力探索和親身實踐，終於在三十歲上得到了成就，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那就是對於人生禮義道德有了完整的體系和說法。這便是“三十而立”，謂自己的學說得以建立。一旦他有了“克己復禮”的事業，即是他從孩童到成人的標誌，又是他傳播真理、教化天下事業的開端。

作為一個人類文明的自覺載體，他建立自己人生思想與學說的目的就是為了傳播文明。透過十年的驗證和磨鍊，傳播和教化，在學中知不足，在教中知困，而且有不足便補充，有困惑就解決。所以，到了四十歲上，便可以教學相長，左右逢源，遊刃有餘。也就是說，自己在各個方面都得到了成熟，能夠說服自己和別人了。

人都具有思想活動，是為了說服和支配自己的心理和行為；導師卻必須有思想體系，因為他一定要說服別人。沒有思想體系，那一定說服不了別人。傳播文明的過程，其實是個說服人的過程。在這個說服人的過程中，孔子做到了無所困惑，什麼問題都難不倒他了。

再經過十年的努力去說服和教化天下，困惑越來越少，覺悟自然越來越高，不再會為世俗的名利等俗務所纏身了，生活得瀟灑自在多了。 這才是真正的“不惑”。他知道了天地自然執行的規律，研究大自然所賦予萬物和人類的命運，也包括自己的命運。認識了什麼該興，什麼該亡；誰能成功，誰必失敗，這裡都是因為他們各自本身的規律所制約。

這就是所謂的“天命”，有著自身特殊的規律。知道了這一點，就不會胡作非為了。五十歲以前，也許孔子還想過去改造什麼，到了這時，他的人生境界有了質的飛躍，“知天命”就是對自然規律的認知和順應，從此不會再逆天而行了。

人身上的感覺器官中，眼、耳、鼻、舌、身、意，佛家稱之為“六根”，由之對應的外界事物被稱做“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六根”執著“六塵”便形成了“六識”：喜、怒、愛、思、憂、欲。這三個“六”便構成了十八層地獄，是人類痛苦的根源，便如《西遊記》中孫悟空所殺的那六個賊：眼看喜、耳聽怒、鼻嗅愛、舌嘗思、身本憂、意見欲。(見第十四回《心猿歸正，六賊無蹤》)

從我們自身的理解，“六根”之中，“身”、“意”屬於整體的概念，“鼻”則只管呼吸，“舌”和“眼”則可以開闔自如，只有“耳根”關閉不住，無時無刻不在接受著外界的資訊刺激。而這些資訊不見得都合乎自己的心願，你會聽到許多不理解的聲音，煩惱由之而來，痛苦與日俱增，反而違背了自己生命的自然。

孔子知天命後又修養了十年，明白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即使是那些逆耳的話，聽了之後自己也無能為力，剩下的只是徒喚奈何，生氣也只是徒增煩惱，受到最大損害的只是自己。有了這樣的認識，自然也就不會再執著任何東西了。這就是“耳順”。

耳官一旦通順，開闔自如，接受心靈的主宰，才能看淡人間的一切，一切行為都能夠順應自然生命的規律，不再會有牽掛攪心之事，人也就返樸歸真而成為自然的了。自然的人便不會有所限制和拘束，這就是“耳順”之後十年之間孔子所成就的本領和境界：

七十歲上開始做事都能夠趁心如意，但卻並沒有超越社會的行為準則。

這就好象自然界的春夏秋冬、風雨寒暑一樣，沒有執意非怎麼樣不行，但卻什麼都能夠有條不紊地進行。沒有規矩，沒有混亂，自由自在，無不合乎規矩。

從孔子所總結的自己的人生經歷看，他所追求的境界，也是老子《道德經》中所提倡的“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第三十七章)，不過方法不同罷了。

老子要“絕聖棄智”(《道德經》第十七章)，放棄一切，不起執著，無所妄為，最後達到無所不為的目的。孔子則是拿起一切，努力奮鬥，在作為的過程中認識規律，適應規律，最後也做到了從有為到無為的目的。一旦無為了，便與自然融為了一體。自然規律所做的一切，豈不就是我自己所做的呢?“從心所欲”便是“率性”而為，“不逾矩”便是“無為”。依照老子《道德經》的說法，便是“天命之為性，率性之謂道”(《禮記·中庸》)。

三、學而優則仕

我們對於“學而優則仕”的理解,更是斷章取義,流毒甚深。當年批判“讀書做官論”的時候,一個最根本的證據就是《論語》中的“學而優則仕”。

通常的理解,都認為這句話的意思是,學習達到優秀之後就能夠做官。於是,知識分子都有了一個情結,即讀書的目的就是當官。其實,這句話也並不是孔子所說,更不是要知識分子都去當官,因為原話是這樣的: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

話是子夏說的,當然可以代表孔門的學說和思想。但是,如果我們把“學而優則仕”理解為學好以後就可以當官的話,那麼前一句則理解為官當好了以後就可以學習。顯然,這樣的理解是錯誤的。

這裡的問題,關鍵在於一個“優”字的理解。它至少有幾個意思,一個是優秀,還有一個就是優裕、悠閒,時間、精力、智慧的優裕都叫做“優”。馬融注曰:

仕優則學,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

就把“優”字解作了優餘。由此可見,下句該解作:

學優則仕,行有餘力,則可以從仕也。

這兩句合起來理解,就成了這個樣子:

做官的人,有了閒暇或者餘力,便去學習探索真理,這樣有利於自己的人格修養和管理藝術,會提高自己的政績。學習的人,學習有了閒暇或者餘力,不妨去做做官,走走仕途,把自己學到的知識、智慧和人生的真理付諸實踐,饒益眾生,並且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主張。

確實,古人做官不像現在這麼嚴格而且手續極多,只要你有能力、才智,尤其是在戰爭等非常時期,更加容易。範睢、商鞅、孫濱、蘇秦等,都是一介平民,甚至是奴隸,但卻一躍而為公卿宰輔,一人之下,萬姓之上,權傾天下。所以,在士與官之間並沒有多大的鴻溝。包括孔子本人也是如此,“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等,都說明做官與治學並不矛盾,轉換起來極為方便。

在子夏的眼裡,做官與治學都是知識分子責無旁貸的義務和責任,但是有一個轉換的機制,那就是“優”。“官”的意思是器官,“百官”為各種感覺管理器官,做官就是為君王和百姓負責,上傳下達,彷彿是君王和百姓的感覺器官。但是,君王和百姓都是人,既是自然的,又是社會的,所以受著自然和人生的規律所支配。

鑑於知識分子承擔著“學”與“仕”的雙重身分,載體只有一個,所以必須把這雙重身分“優”化。疲於奔命的官不是好官,漚心瀝血的儒不是好儒。官要通達不違,儒要瀟灑輕鬆,都會遊刃有餘,然後才能使這雙重身分都圓融實現。“學”的意思是效法實踐人生的學問,這是根本,無論為官為儒,都應該以此為本。不僅為儒時應該參悟修學透徹,當官之後更應該有所領悟,身體力行,行不言之教,榜樣天下,才是真仕。

子夏這兩句話,到了曾子的《禮記·大學》那裡,便成了: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這兩段,概括起來,就是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字,是一個知識分子所必須接受的八大訓練,也是治學為官的八大準則。“欲明明德”一段,是從“仕”的角度講的,便是“仕而優則學”;“物格”一段,是從“學”的角度所講,便是“學而優則仕”。

不過,對於人生之真理和為官之道學習好了,也一定會得到官祿: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

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因為把道謀好了,自然會有人供給衣食。統治者需要一批明道之士佐己治理天下,所以進道之士不會憂愁衣食。但是,如果你去做農民,耕耘稼穡,難免會有旱澇饑荒;但是,只要你去學道,就會有進道的那一天,君王自會養著你,不管天下是旱是澇,都不會缺著你的。 正是這樣的原因,才使得君子憂愁自己進道的境界,而不愁自己的衣食。這種觀點,是非常實際的,可見孔子講話,並沒有什麼高的調子,反而最最實惠。

古人對於入仕做“官”者的要求,是很嚴格的,不僅要處理好公務,而且要研究好人生的課題,自己做好榜樣;對於治學而為“儒”者的要求,也不簡單,必須在研究效法人生真理,成為聖賢的時候,還必須去走入仕途,實踐自己的人生價值。從這個角度講,官儒合一,仕學兼融,遂使知識分子成為人類文明的載體、社會秩序的主宰

四、學而不思與思而不學

“學”的意思既然是效法和實踐,那麼“學而不思”和“思而不學”中的“思”字便需要重新定義。

《論語·為政第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如果依照常規的理解,“學”是學習,“思”是思考,包鹹注曰:

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

何宴注曰:

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見李安綱《三教九經叢書》之《論經·為政第二》,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版)

其理解“學”字都是學習之義,而“思”則是尋思之義。

照字面的理解,這兩句應該是相對為文,“學”與“思”應該是相對而存在的,相輔相成。“學”如果僅僅理解成看書學習,那麼與思考的“思”不可能形成對立,也不可能導致“罔”和“殆”的結果。

如果我們把“學”解做是對於人生學說的效法和實踐,那麼“思”就應該是相對的理論和思想。“思”在這裡用作動詞,與“學”相同,即建立一種思想體系,去思索其理論上的意義,倒有些包鹹說的“尋思其義”的意思。用哲學的名詞說,“學”即是實踐活動,“思”乃是認識活動。因此,“學”與“思”才能對立為文。

實踐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的認識活動。如果只強調實踐活動,而不去總結、調查、研究、反思,從而在自己的頭腦中有個清醒的認識,那就會使自己的實踐活動變得漫無目的,甚至狂妄無知;同樣,認識的目的,是為了指導自己的實踐活動。如果只強調認識活動,而不去行動、落實、體驗、經歷,在現實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那麼便使自己的認識活動失去意義,成了虛幻,甚至變成精神病。正如《論語·衛靈公》說的: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學”的極端便是狂夫,“思”的極端則是臆病,都不是正確的方式。依照哲學的術語,人類的實踐活動的規律應該是:

實踐——認識——實踐——再認識——再實踐

而認識活動的規律應該是:

認識——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

換個說法,“學”的規律應該是:

學——思——學——再思——再學

“思”的規律是:

思——學——思——再學——再思

從人類的認識和實踐活動中,“學”與“思”是不可分割的相輔相成的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

五、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論語·先進第十一》曰: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事情是子路讓子羔做費邑的邑宰,因為子羔還沒有把學業完成,所以孔子說他是在賊害人家的子弟。但子路卻說,費邑有人民可以去管理,有社稷可以去祭祀,子羔完全可以邊幹邊學。何必一定要去誦讀詩書,然後才算是學呢?孔子批評子路,是因為子路在強詞奪理,為自己辯解。因為子路就沒有好好讀過書。

由此可見,孔子教學生,要使他們從古籍《詩》、《書》、《易》、《禮》、《樂》、《春秋》中學會人生和為官之道。比如,《論語·季氏》中說: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孔子教導兒子,學詩可以有言,學禮可以立人。可見,從書中學到的是如何做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學《詩》,學的是《詩經》中的“興”、“觀”、“群”、“怨”,在家能夠侍奉父母,在外能夠事奉君王。可見,學習的內容,即使是來自於書籍,那也是有關人生的道德行為準則。他不僅對兒子和學生是這樣要求的,就是對自己也是如此: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

所謂“學《易》”乃是學會《易》中所講的道理,不僅是背會它的文字,而且要身體力行,所以“學”字當中包括著將《易》中所揭示的人生真理付諸實踐。

孔子教弟子,其實是在為社會培訓完善的人和人才。入仕者必須首先學會為官的道理,取得了為官的資格,然後才能去當官。這種觀點,後來很少聽到了。尤其是現在,誰都想當官,不管他受沒有受過道德修養、文化素質、為人處世等方面的培訓和教育,坐到位上就能幹。這樣以來,確實害了自己,也害了天下百姓。百姓需要官吏的管理,是因為他們能夠為自己謀到福利。如果不僅保護了百姓的利益,反而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那豈不就是孔子說的“賊夫人之子”

六、有顏回者好學

從前邊的論述,我們既然已經弄清楚了“學”所承擔的名詞和動詞的意義,那麼如何去“學”呢?“學”的標準是什麼呢?

所謂“學”,應該是從書籍中學,上面已經講過;還要從榜樣或者專家的身上學,從具體事情中學。所以,《論語·子路》篇中記載了樊遲學稼一段: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學稼”是要學習種莊稼,那是老農的本行,要學就去向他請教;“為圃”是要學習種植菜果,那是老圃的本行,要學就去向他請教。對於孔子來說,他所擅長的是文化禮儀(禮、義、信等治國安邦之術。要學種地、種菜,那就去鄉下;要學治國安邦之術,那是他所能的。學會治國安邦之術,使君王尊重禮、義、信,那麼百姓都會攜家帶口而來,種地、種菜的人多的是,哪裡用得著你去親自種地呢?這裡說的,與“學,祿在其中矣”同意。

孔子博學多識,人們卻不知道他是從哪裡學到的,於是便有了這麼一段對話: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論語·子張》）

仲尼沒有一個固定的“常師”,則天下人無不是其師,因為他們身上都承載著“文武之道”,所以哪裡都是他學習的地方,著名的“師項橐”就是這樣。

沒有地方去學習,只要做得好一個人,行事處世,符合倫理道德,也就是達到“學”的目的了: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

重視賢良,輕視佞色,竭力事奉父母,致身事奉君王,信諾對待朋友。這樣的人就是一個完善的人,進“學”的人所達到的境界也不過如此而已,所以說雖然未必學習,但卻一定會說他是“學”了。

學習因為有榜樣和典型,只怕趕不上,所以孔子會說: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泰伯》）

學的時候,似乎總趕不上榜樣,只怕會想學的那一點東西失去。所以,孔子提出了“好學”一法,意即最佳的學習方法。《論語·學而》雲: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君子食、居而不求飽、安,一個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所求有甚於此者。對於事務的處理很敏捷,對於言語卻很謹慎,還能夠向那些有道的人請教求正,這確實是好“學”的人。子夏也說過: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論語·子張》）

每天能夠知道自己所缺少的,每月不會忘記自己所掌握的,日積月累,就會收穫越來越多,自然是好學的了。而能“好學”的人,據《論語》講,也不過孔子與自己的得意弟子顏淵而已。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

有十個家族的村邑,一定會有忠誠、信用如孔子的人,但是之所以成不了孔子,是因為他們不如孔子那般“好學”。關於顏回的“好學”,《論語》中有兩條,一條是《雍也》篇: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孔子之所以稱顏回“好學”,是因為他“不遷怒,不貳過”,即不埋怨遷怒他人,而且不會重犯同樣的過錯。這就是由於“學”的努力帶來的實效,所以說他“好學”。另一條是《先進》篇中,由季康子發問而孔子作答的。

七、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

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有古和今的區別;在孔子的時代照樣有古和今的差異,尤其是對於學者的定義: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

古代的人生活目的明確,生活方式簡單,一切的學習都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完善,所以說古代的學者是為了自己而學。現在的人生活相對複雜,目的變得不明確,生活方式也多樣,人們的學習就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甚至自己的生命都得受著他人的主宰,而且學習也漸漸成了一種奢侈的活動,所以說今天的學者的目的是為了別人。

後來,荀子怕人不知道這裡講的是什麼意思,便在其《勸學篇》中加以引伸:

古人學者為己，今人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軟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

古之學者是君子,今之學者是小人。君子的學習是為了完美自己的身心,小人的學習是為了他人的錢袋。依照朱熹《四書集註》引程子的註釋,則是:

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學習為了自己,可以使自己完善,覺悟真理,並且成為聖人君子,然後以身作則,行不言之教,傳播文明,覺悟眾生,使人類提高文明素質,叫做己覺覺他,己悟悟人。

現在的學者,目的是為了別人所交的學費,看到了別人錢袋裡的錢,所以會把學問從自己耳朵裡聽進去,到嘴巴里吐出來,根本就沒有進入到自己的心靈深處,所以美化的僅僅是個臉蛋,那七尺之身軀根本就沒有得到滋潤,如何能夠完成自己的人格與精神的進化與昇華呢!

為人與為己的差別,就在於出發點和效果,其他都應該是一樣的。為己不能等於自私自利,為己的過程可以說是培養完善自己的過程。只有把本領學好,把自己完善了,才有可能教導他人,完善他人,所以為己是第一步也是根本的,這也就是從本身做起的意思。而且,這裡所為的不是名利財富權位,而是學問知識和智慧。一旦把目的定在為了別人身上,自己的學習與實踐就不會積極,本領也沒有掌握到家,所以會誤己誤人。為什麼現在的教育水平每況愈下,跟教師的學習目的變得越來越為人,自己的生存的本領越來越差很有關係。

但是,世界之上,什麼人都有,所以學的程度和標準也各有不同: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

孔子在這裡將學者分成了幾個層次:一個是可以一起來學習的人,二是學習以後可以進道的人,三是進道以後可以立業的人,四是立業以後能夠權變的人,隨著層次的不同,而越往後人越少。但不管怎樣,無論是君子,還是小人,只要學了道,對於社會的安定和人生的幸福都有好處: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陽貨》）

君子學道以後,則會熱愛同類,就是“仁者愛人”的意思。“君子愛人”就可能實現“仁政”;“小人”是與“君子”相對的,並不見得都是壞人,而是百姓。百姓學道以後,就會安分守己,容易服從君子的命令,不會作亂犯上,社會的秩序也因而得以安定。當然,這是大家都期望的生活環境。而這一切又都是由於“學”而造成的,所以根據“學”的方式又可以將人分作幾個等次: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

學習的目的是要認識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生而知之”並不是說一生下來就什麼都知道,而是說天賦好,腦子好使,一點就通,這當然是最上者了。還有一些聰明人,想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便下功夫去學習,這就次了一等;但大眾往往都是凡夫俗子,惰性極強,往往遇到了麻煩事,才會想著去學,以求得問題的解決,這就是第三等人了。最下等的人,則是遇到了麻煩還不思學習,以便闖過難關。這種人就是榆木腦袋的人了。子夏也說過同樣的話: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

“百工”與“君子”相對,其分別應該在於其職業所限,彷彿孟子所說的“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差異。

從孔子本人來講,他透過“學”所達到的境界如何呢?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論語·述而》）

孔子很謙虛,說學成“聖”與“仁”的地步,還不敢說。但是,說到去學做“聖”與“仁”而不厭煩,教誨弟子們而不倦怠,他認為自己還是可以的。而這一點,也正是他的弟子們所不能夠學到的。因為學不到,他才是先生,弟子們才能是學生。也正是他不自詡為“聖”為“仁”,所以才被歷代奉為“聖”與“仁”。

孔子的博學,並不是說什麼事情都要親自去做,他的認識途徑就是“舉一反三”,“一以貫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論語·衛靈公》）

他也有沒有學過,或者是自己不願意去學的東西: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論語·衛靈公》）

“俎豆之事”,指的是祭祀活動,他謙虛地說只是聽說過而已;至於軍旅戰爭之事,他說自己沒有學過。這又體現了君子“有所不為”的的特徵。

中國的經典其實不多，被稱為經得更是少之又少，經的意思是亙古不變，不變的原則，但是說起論語我們每個人基本都能說上她幾句，可見孔子已經深入我們的人心，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探討一下論語到底在講什麼？

我們還是按照易經的思維把論語分為三個點來總結，這其中第一點論語她是孔子的學生和孔子一起學習感悟後得出的最後結語，從學而到最後一篇，其實真正孔子所表達的意思就一句話，叫做無可無不可，就是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的，也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以的，見仁見智，根據環境，地位，身份，來做出合理得調整。有人就會說這不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本來就是啊，萬一你那天見了鬼，不說鬼話，它怎麼能聽得懂呢？這是孔子得中心思想。但是隻有懂易經的人才能體會。

這第二點，孔子也是花費了很多心思告誡我們，從一開始孔子就告訴我們人生最重要的是定位，你要知道你這一輩子該學什麼，不該學什麼，該在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要受守份，不要搶別人的角色，不要老想著當老闆，人人守份，社會安寧，十五歲至於學，一個人十五歲正好高中，你要明白你應該學什麼，而不是被人替你選擇，三十歲而立，不是現在的車子房子票子，而是你要立很多規矩給自己。我想透過論語給我們啟示，讓我們可以馬上定位，馬上成熟起來。

這第三點也應用孔子講的一句話，盡人事，聽天命，西方社會只有權利義務，沒有責任這種觀念，華人把自己稱為萬物之靈，我們不是動物，我們生來就要輔助天地得造化，所以每個人生下來到這個世界上你都有你自己的天命，你都有為天地做貢獻得責任，而不是隻懂得享受，很多人把盡人事，聽天命當做迷信，這真是愧對祖先。一個人不盡人事，何來天命，老天怎麼會看得上你呢，所以人無論成功，貧富一定要懂得這句話，將會豁然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