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有夏朝，前面還有虞朝，古唐朝，華胥國，中華文明久遠……

歪果仁對於文明程度的認識很深刻，所以刻意貶低中國，抬高自己。

夏商周斷代史就是從夏朝商朝周朝開始有關的歷史記載較少，大部分都是依靠現代科技進行推測與還原，以至於大家懷疑沒有夏商周的存在。（有人認為因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使得夏商周成為斷代史。）

夏朝歷史悠久，很多內容都是靠口述或者神話傳說得知有夏朝。直到民國時期的一位學者顧頡剛認為我們只能透過大禹治水、禹受舜禪、夏啟奪位、太康失國、少康中興以及夏桀暴政等不多的幾件大事知道有夏朝的存在，因此開始對夏朝的存在產生懷疑。

最後在顧頡剛的影響下，在國外、中國香港和臺灣的歷史教科書中，中國歷史大多都是從商朝開始，而商朝以前的時代都被視為是傳說時代，也就是不承認夏朝的存在。

不過近幾年來，歷史學者們正在不斷地努力去探索驗證來證明夏朝的存在。

中華文明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然而真正有傳世文獻支援的“信史”迄於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從此上溯的歷史是模糊不清的。在司馬遷的《史記·三代世表》中，僅記錄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沒有具體在位的年代，這種狀況被稱為有世無年，成為中華文明史的一大缺陷。

1995年底國務院召開會議，成立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國家科委、自然科學基金會、科學院、社科院、國家教委（今教育部）、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協共七個單位的領導組成，會議聘請了歷史學家李學勤、碳-14專家仇士華、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作為工程的首席科學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了一個由不同學科的21位專家形成的專家組，並擬定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可行性論證報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透過。

1996年5月16日國務院召開了會議正式宣佈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啟動。這一科研專案，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共分9個課題，44個專題，直接參與的專家學者達200人。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佈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代約開始於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紂之年）定為公元前1046年。依據武王伐紂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確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來的年表和西周諸王年表。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工作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給出了一個時間上的標尺。

自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佈《夏商周年表》以後，來自中國國內和國際的批評就不絕於耳。國際上有人評論夏商周斷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國政府在搞民族主義；有一些學者還對該工程的學術道德產生懷疑；學術上的批評也不斷提出。斯坦福大學著名教授倪德衛（David Nivison）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斷言“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

2003年4月美國亞洲學協會年會在美國華盛頓召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李學勤、考古學家張長壽、碳-14專家仇世華、天文學家張培瑜赴美參加了會議。會議上不少學者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提出了置疑，這次會議是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兩種不同的觀點在國際上的第一次正式的交鋒。斯坦福大學宗教文化中心的蔣祖棣向會議提交了題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的文章，文章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在研究方法上有致命的錯誤。這篇文章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

夏商周年表

夏代年表

禹、啟、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洩、不降、扃、孔甲、皋、發、癸

公元前2070——前1600年

商代年表

商前期年表

湯、太丁、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外壬、河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遷殷前）

公元前1600——前1300年

商後期年表

盤庚（遷殷後） 公元前1300年

小辛 | 在位50年

小乙 前1251年

武丁 前1250年——前1192年 在位59年

祖庚 前1191年

祖甲 |

廩辛 | 在位44年

康丁 前1148年

武乙 前1147年——前1113年 在位35年

文丁 前1112年——前1102年 在位11年

帝乙 前1101年——前1076年 在位26年

帝辛（紂） 前1075年——前1046年 在位30年

西周年表

武王 公元前1046年——前1043年 在位4年

成王 前1042年——前1021年 在位22年

康王 前1020年——前996年 在位25年

昭王 前995年——前977年 在位19年

穆王 前976年——前922年 在位55年

（共王當年改元）

共王 前922年——前900年 在位23年

懿王 前899年——前892年 在位8年

孝王 前892年——前886年 在位6年

夷王 前885年——前878年 在位8年

厲王 前877年——前841年 在位37年

（共和當年改元）

共和 前841年——前828年 在位14年

宣王 前827年——前782年 在位46年

幽王 前781年——前771年 在位11年

從現有考古和文獻資料看，尚不能斷言所謂“夏朝”的存在。

夏朝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個古代王朝。按照《竹書紀年》的說法，夏朝從大禹開始，共傳了14代，經歷了17個王，總共存在471年（一說432年）；1949年後，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即將夏的範圍定為前21世紀―前16世紀。這幾百年間發生的事，我們知之甚少。

對於夏朝，夏啟、少康、太康等夏朝人事都是先秦和兩漢的人們編造的，此即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並不否認夏朝的存在，但主張依靠考古，而非文獻去考察夏朝史事。此說影響深遠。

中國學者大都相信夏朝確實存在，二里頭遺址即是夏朝國都，但此說疑點重重。英國學者艾蘭認為，中國學者預設這些史料的真實性，先入為主地相信夏朝存在，然後再去尋找證據，是有問題的。艾蘭鑑於至今未在甲骨文中發現夏朝存在的證據，以及文獻中對夏朝的記錄也都語焉不詳，推測“禹創立夏朝和堯舜禪讓的傳說都是商代的神話發展演變而來”，“如果‘夏’原來是一個神話，後來被變成為‘歷史’，那麼考古學上的‘夏文化’也就難於成立了”。

美國學者索普認為，一看到大型的夯土基址就判斷為“宮殿”是不妥的，“二里頭的宮殿只有一個單一空間的前庭，無法容納覲見的百官，不符合西周對於廷的描述，它可能是某種類似宗廟的建築”（現在一些中國學者已不再堅持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大型建築一定為宮殿）。對於中國學者按照墓葬大小來推導社會結構的做法，索普也持有異議，他認為“二里頭遺址大型厚葬墓只是少數，只有在大範圍內發現更多大型墓葬時才可以證明其王室貴族的屬性。”。

中國學者必須對這些質疑提出有力反駁，才能使人信服夏朝存在的論斷。當然，如果在二里頭發現帶有“夏”字樣的文字，也能使一切質疑不攻自破。

夏朝是有眾多古籍記錄的中國最早的具有國家形態的王朝（屬奴隸制社會），這也是國內絕大多數歷史及考古學者們所主張或承認的，而外國大多學者不承認，甚至是否定的。這跟二方堅持的取確證方式有關係！

中國學者主張夏朝曾存在過，其根據是古人留下來的歷史文獻及部分田野考古成果的輔助證明。

1，權威古籍鑑證：司馬遷《史記》。外國及國內部分學者都以中國歷史學家盲目迷信司馬遷的《史記》。其實，司馬遷只是綜合編撰已經存在文獻而已。在中國現存的更早文獻中絕大多數都提到了夏朝或大禹，一般都是夏商周三代並列的。例如，《尚書》有不少篇說到夏朝和商朝，周朝人確認夏、商是“受天命”的正統朝代。其中《周書》產生的年代在西周初年，距夏朝不過數百年。稍晚一些的《春秋左傳》中，夏商周三代是並列的，且提到夏朝及《夏書》的地方極多。也直接提到了夏朝君王(夏朝時稱為“後”，商周稱為王，以後稱皇帝)的名字，如啟、相、皋、孔甲、桀等。

2，田野考古證實：豫西二里頭遺址，按14C測定為3900至3600年之前，其時代恰在商之前，確實開始建立了相當規模不小的宮室和宗廟，道路及排水體系，其青銅鑄造技術已經比再早一些年代有了很大進展，開始鑄造鼎、爵等禮器，這和夏朝鑄鼎的歷史記錄相吻合。從這些考古證據可以相當肯定的說，那時確實到達青銅器時代、進入了文明社會、出現了國家，和文獻記載相當符合。田野考古的成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支援中國古文獻的記載。

大多外國學者不承認夏的存在，並不是他們治學更嚴謹。而是他們對中國古籍是不熟悉的，掌握起來也非常困難，不熟悉就容易產生偏見；另一最主要原因：要他們相信歷史只能有一重證據――考古物證。當時中國還沒有足夠的田野考古成果來證實，所以他們得到這樣的結論並沒有什麼奇怪的。

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但是若是從秦朝算起，中國歷史才有2200年，若是從商朝算起，中國歷史則有3500年，但是若是從夏朝開始算起，中國歷史則有4200多年，若是再往前推，到三皇五帝、盤古女媧時期中國歷史才能有5000年！

今天拋開三皇五帝、秦朝、商朝不說，來說一說備受爭議的夏朝！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夏朝肯定是存在於中華歷史之中的，但是卻因沒有確實的遺蹟、文字等出土，因此夏朝一直不被很多人承認，爭論極大。

根據史料記載，夏朝開始於大禹，共經歷471年之久。根據《周禮》、《尚書》、《孟子》等文獻的記載，夏朝歷史上的主要的事件有大禹治水、世襲子啟、太康失國、少康中興、暴桀亡國等極少數的大事件。即便是關於夏朝的記載如此至少，在夏朝之後的人們依舊對夏朝的存在深信不疑。

根據《史記》的記載，現代考古學家麼發現了殷商的廢墟，從而證明了商朝的存在，並將商朝認為是中國的第一個朝代。

然而夏朝卻是比商朝還要更加早的一個朝代，在商朝的遺址上現代考古學家可以輕易地判斷出商朝的存在。雖說在二里頭發現了中國目前為止最大的宮殿群，並且證實其早於商朝，但是卻沒有辦法證實其實夏朝遺址。

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在二里頭的的大型宮殿群並沒有發現關於夏朝的文字出土。

而現在中國考古界對於夏朝的態度是懷疑夏朝是存在的，但是卻找不到夏朝確實存在的證據，並且知道在商朝之前有一個更早的文明，但是不能確定那就是夏朝，而國外就是乾脆不承認。

到現在為止，夏朝究竟是否真的存在以及夏朝的遺志究竟在哪一直飽受爭議，是現在考古的熱門事項。

談到中國古史的質疑問題，我們一般認為這是國外的無端指責和雙重標準，加上國內專家無能造成的。

實際背後的問題是，西方人確實是質疑過中國的古史，也確實不願意輕易的提高中國古史的上限，也有部分人從中作梗，但隨著中國考古發掘成果的不斷壯大，西方在古中國史的方面話語權也是越來越輕，這些年西方反倒是較為仰仗中國方面有考古資料。

而質疑夏的聲音在哪？其實是在國內，國內研究商前史的學者學派可為是汗牛充棟，眾說紛紜，有朋友說既然有夏為何商代甲骨文沒有夏字，為何不記錄夏代。其實夏字之說何止一個，從人型的，從蟲型的，代指型的，種種種種，並非沒有，而太多。學者們百年來就沒斷了去尋找夏字的念頭，找到了很多。記錄夏的記錄呢？上古文獻就一字之判，伐商，滅國往往如此，夏字很亂，其他字就不亂了嗎？一樣的。在解讀上各有所依，各有所據。搞得我們這些歷史愛好者看書都不知所措。

有人講國內學者軟弱，何必在意西方評判，這些是有原因的，自清末以來，蠻夷西來，一頓大嘴巴抽醒了我們的千秋上國夢，我們為什麼會變弱，我們為什麼這麼慘，這個問題就成為了反省的源頭，誰去反醒？自然不是奔波於生計的升斗小民，當然是知識分子。一部分就反映在了政治上，公車上書，洋務運動。一部分就反映在了文化上，我們思維陳舊是為什麼，是我們的歷史包袱太重，是儒學把亞州虎變成了兩腳羊。漫說是堯舜禹湯，連文王武王都是質疑物件，都是孔子的鍋，孔子大規模的編造了上古歷史，即便是在30年代發現了殷商遺址，這種聲音依然沒有停止。只不過烏龜殼保住了中國一千多年的歷史，但夏還是在折騰，一直延續到今天，在這方面，國學大咖，包括我很崇拜的顧頡剛，還有胡適都發表過文章疑古。你說這些大咖的話猶在耳畔，史學界不能不重視這個問題，在其判定不上不能不慎之又慎。像潘金蓮的前世金生那種問題，研究那種問題的人本就不入流，自然也談不上什麼謹慎。

至於西方的標準，我們可以不計城牆，城邦，不計金屬，但文字是我們自己需要的，講句笑話特洛伊，特洛伊存在嗎？按照西方人的標準，不存在。區區一個四合院大小遺址就生生斷定了特洛伊存在，這是不是特洛伊？沒人知道，也沒有文字，也與描述不符，就這麼定了。當時我們沒有現代考古學，人家咋說咋定吧？到現在，相當於夏時期，早於夏時期的文化遺址有的是，我們不缺城市，不缺陶器，玉器青銅器，字元也不缺，缺的是解讀。以當時的形制規模，藝術高度和生產力水平，說夏是第一個王朝似乎還有點冤，這就是我們相信夏之存在的依據，並非全部出於民族情緒和愛國情節。夏朝是中國最早的具有國家形態的王朝，這是國內絕大多數歷史及考古學者們所主張或承認的，而外國的一些學者是不承認的，甚至有否定的。這是為什麼?

中國學者主張夏朝曾存在過，其根據是古人留下來的歷史文獻以及田野考古成果的輔助證明。

有些人以為中國歷史學家盲目迷信《史記》和司馬遷。其實，在中國現存的更 早的 文獻中絕大多數都提到了夏朝或大 禹，一般都是夏商周三代並列的。司馬遷只是綜合已經存在文獻而已。

例如，《尚書》有不少篇說到夏朝和商朝，周朝人確認夏、商是“受天命”的正統朝代。其中《周書》產生的年代在西周初年，距夏朝不過數百年。稍晚一些的《春秋左傳》中，夏商周三代是並列的，且提到夏朝及《夏書》的地方極多。也直接提到了夏朝君王(夏朝時稱為“後”，商周稱為王，以後稱皇帝)的名字，如啟、相、皋、孔甲、桀等。

更多的例子就不舉了。更重要的是田野考古的成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支援中國古文獻的記載。按照記載，夏朝是商朝以前的王朝，其中心區在豫西、晉南等地，建立了國家，建有宮室，曾鑄鼎為國家重器等。豫西二里頭遺址，按14 C測定為3900至3600年之前，其時代恰在商之前，確實開始建立了相當不小的宮室和 宗廟，及道路及排水體系，其青銅鑄造技術已經比再早一些年代的文化有了很大進展，開始鑄造鼎、爵等禮器，這和夏朝鑄鼎的歷史記錄是符合的。從這些考古可以相當肯定的說，那時確實到達青銅時代、進入了文明社會、出現了國家，和文獻記載相當符合。

雖然還沒有田野考古證據直接證明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朝的都城，但是，從年代上看，它確實是 夏朝時期的文明遺址，也就是說，它明確的證明了，在文獻中記載的夏朝的年代，中原地區確實已經進入了青銅時代,有了國家的出現，即使二里頭不是夏朝都城，夏朝都城文明也不應比它差，甚至有更高的發展。

這樣，按理性的考慮，確證當時的王朝名稱為夏，或暫時不能確證或否定這一點，已經沒有原則的差別了。不稱其為夏，而稱為，比如，中國第一王朝，也沒質的差別。

這樣，承認這時的王朝就是夏朝，或是另一個王朝，就成為對於中國古代史書記載的相信度問題了。從前面所講，對於古史中的記載，應有相當程度的相信。

有些外國學者不承認夏的存在，是什麼原因? 並不是因為他們治學更嚴謹。他們對中國古籍是不熟悉的，且不熟悉就容易產生偏見；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囿於其經驗。

他們在研究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等古代文明曾取得了極大成績，其研究的基礎是考古成果，及乎沒有可依據的歷史文字記載，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神話傳說。當他們轉過來看東亞文明時，不熟悉浩如煙海的漢字文獻，很自然的他們也會以同樣的心態來對待上古歷史研究。

比如在我們看來，甲骨文的發現的重要貢獻之一是證實了中國歷史文獻中關於商文明的記載，而在歐美學者看來，殷墟的發掘發現了一個新文明――商文明。“證實”和“發現”兩個詞，表徵了學者對待中國歷史記錄的態度的區別。

把中國古史等同於西方古代神話傳說，是不合適的。在《左傳》之類歷史書中神話傳說之類的成分是很弱的。當史官們站在宮廷中，把他認為該記的都記錄下來，可能還經過學者的編輯而形成《春秋》，然後人們給它再作說明的過程，和編造神話有著根本的不同。不承認這種不同，把中國歷史記錄看作和神話傳說一類，只能走上錯誤的研究路線。當然，我們不能肯定這些歷史記錄的細節上都準確，但是，在大關節上，如夏商周並列為三代這在事，是不能亂說的。

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國學大師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即考古成果和文獻並重。這在中國上古史學研究中起到極大的積極作用。而歐美學者則只能有一重證據――考古。

歐美的學者們對於自己的觀點，通常是要堅持到最後的。我在國外曾和物理學方面的學者有所接觸，他們確是這樣。這不是壞事，但是，如果原來的觀點並不正確，我們當然沒必要因為他們堅持就盲從。

所以，不要迷信所謂“主流”。作為主流學者，他們曾認為水稻是從印度傳過來的，中國文字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後代，中國青銅器鑄造技術是從中亞傳過來的等，現在來看這些都是錯誤的。其原因也很簡單，因為他們接觸中華古文化時，他們對於北非中亞的古文明已經研究了很長時間了，滿腦子都是西方考古成就，當時中國又沒有足夠的田野考古成果，他們對於中國古文獻的又是那樣生疏，掌握起來又是那樣困難，所以，他們得到這樣的結論並沒有什麼奇怪的。

他們有權力堅持自己的觀點，有權不去下功夫研究中國古代典籍。我們卻完全沒有必要盲從。

但是，迷信盲從外華人的總是有的。有人就在沒有任何證據條件下，硬說夏朝的存在是周人為了推翻殷商師出有名而編造的。這種說法真有些滑稽。如果當初根本沒有夏朝，周人憑空捏造一個夏朝來哄殷商人，一定會起反作用的，殷商人對自己祖先有沒有取代夏朝而成為中原共主當然是知道的，捏造其歷史只能弄巧成拙。

統觀中國歷史，一群人為推翻一個王朝時，不會拿它曾推翻更早的王朝為理由的(除非冒充更早一朝皇族後裔)。因為，如果以此為理由，按邏輯說，新建立的王朝就應該把統治權交給前面被推翻的王朝的後裔。比如，如果周推翻殷商的原因是因為殷商曾推翻夏，那麼周在推翻商後，就應把統治權交給夏人後裔才最合邏輯。這樣的事是不會發生的，編造一個夏朝的存在也就沒有了理由。

有人舉出疑古學派大師顧頡剛為不承認夏朝存撐腰。顧頡剛在早期確曾懷疑過夏是否存的，後來修正了自己的觀點，不但承認夏朝曾存在，而且還對夏朝的都城及疆域進行過研究。不輕信古書，但是，但在有了新發現的考古成果後，能據其修正自己的觀念，這才是大學者應有風範。

夏朝距離我們太過遙遠，並卻發現它的歷史文物十分有限。傳說黃帝統一各部落，又經過堯舜禹，他們都是明君，實行禪讓制，即天下為公。

然而禹的兒子啟，打敗禹的繼承者，奪取了王位，從此j公天下變為家天下。

夏朝留下的東西很少，甚至它的國都都不能確定，然而那時的宮廷，還比不上現在的普通民宅吧。

夏朝，中國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世襲制朝代。一般認為夏朝是多個部落聯盟或複雜酋邦形式的國家。夏時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數量的青銅和玉製的禮器，

年代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青銅時代初期。

根據史書記載，禹傳位於子啟，改變了原始部落的禪讓制，開創中國近四千年世襲的先河，中國歷史上的“家天下”，從夏朝的建立開始。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與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緣上有宗法關係，政治上有分封關係，經濟上有貢賦關係，大致構成夏王朝的核心領土範圍。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東至河南省、山東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處，南達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這個區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師、登封、新密、禹州一帶.

夏朝共傳十四代，十七後（夏朝統治者在位時稱”後“，去世後稱”帝“），延續約471年[12]，為商朝所滅。後人常以“華夏”自稱，使之成為中國的代名詞。

中國傳統文獻中關於夏朝的記載較多，但由於都成書較晚，已知的又沒有發現公認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證據，如夏朝同時期的文字作為自證物，因此近現代史學界一直有人質疑夏朝存在的真實性。[14]在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發現的二里頭文化具備了屬於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條件，但由於一直未能出土類似殷墟甲骨卜辭的同時期的文字記載，夏朝的存在性始終無法被證實。許多中外歷史學家認為，河南省偃師市二里頭遺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是夏朝都城的遺蹟，不過仍在尋找確鑿的依據來?清

司馬遷記載“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灌氏十二個氏族組成的部落的名號，以“夏後”為首，因此建立夏朝後就以部落名為國號。[夏朝是在原始社會制度的廢上建立起來的。唐朝張守節則認為“夏”是大禹受封在陽翟為“夏伯”後而得名。“夏”是從“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變為部落名，遂成為國名。

據史書記載，在夏后氏建立之前，曾出現過夏部族與周圍其他部族之間爭奪聯盟首領的頻繁戰爭。夏部族大約是在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顓頊以後逐漸興起的。有不少古代文獻均把夏族追溯到顓頊。其中《史記?夏本紀》與《大戴禮記?帝系》稱鯀為顓頊之子，但很多文獻都說鯀是顓頊的玄孫（五世孫）：黃帝次子曰昌意，生顓頊，顓頊之子名鯀，鯀之子曰禹，為夏後啟（即夏啟）父。

這些記述表明，夏族很有可能是顓頊部落的一支後裔，是黃帝后裔顓頊高陽氏與炎帝的一支共工氏通婚形成的一個部落，夏部落一開始居住於渭水中下游，後東遷至晉南、豫西伊洛流域。

我們對夏朝的研究，現在大多隻能從傳說中尋找證據，比如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族人等。雖然現在的考古發現證實某些傳說的真實性，然而傳說畢竟是傳說，無法讓人相信。

到今天，對夏朝的真實性，我們依然懷疑。

現在支援夏朝存在的史書都是周以後的。比如史記，盡信書不如無書。史記記載了鬼神的存在。那也是真的咯。何況史記成書的漢代距離傳說中的夏朝那麼遠。如無意外，應該是根據稍早的書籍。尚書的話，現存尚書已經由清華簡證實了偽書，它的價值另說。

作為夏朝存在的證據不可信。現存竹書紀年也被證明是偽書。不過出土的文物裡的尚書和竹書紀年倒是確實提到了夏朝。問題還是年代，這兩本出土的是戰國時期，離傳說的夏朝還是隔了近千年。也許史記對夏朝的記載就是根據這些戰國時代的記載。對夏朝爭論的焦點是出土的甲骨文里根本沒有夏字

夏商周斷代史指的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後，對中國歷史上的夏商周三朝有一個更加深入的瞭解和研究。夏商周斷代工程在1996年啟動，是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專案，工程希望透過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以及透過對碳-14的年份鑑定，來探究中國歷史上的夏商周三朝，尤其是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確切年代。這樣更好的瞭解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

夏商周斷代工程主要針對的是對夏朝的研究，因為，商朝我們有甲骨文、司母戊鼎等一系列文明的標誌，周朝更是有諸多的歷史證據，唯獨對夏朝，中國一直未獲得強有力的證據來證實夏朝文明的存在。倘若透過這一工程，可以證實夏文明的存在，那麼可以使中華文明史大大向前推進。

經過幾年的努力，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出臺，這是中國迄今最具科學依據的古代歷史年表。這個年表為中國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歷史建立起1200餘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夏代的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為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為公元前1046年。同時還發掘了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等重要的遺址。這是中國歷史學的進步。

但是，任何研究都要面臨著社會各界的質疑，只有在不斷的質疑中，研究才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在中國提出《夏商周年表》後，外國學者提出了諸多質疑，認為這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工程，進而懷疑中國的學術道德等等。工程的成果是否失敗，如今還沒有強有力的論據證明。

因此，有人說夏朝無實物證明便不足為奇了，他們懷疑這一工程的學術嚴謹程度，因此主觀上否定實物存在，很遺憾，這一工程在取得階段性成果後沒有繼續下去。相信未來科學技術的不斷髮展，歷史學家的不斷探究，這一問題還會取得進步。

有實物你也不認識？陝北神木石峁古城遺址就是夏啟定都之地，在皇城臺過去出土過很多隻有具備了國家政權才可擁有的王件？隨便給你拿出幾件，你認識嗎？

根據記載和傳說，禹建立了夏朝，他的兒子啟成為第一任夏王。

根據史書記載“黃帝生於漆水、炎帝生於姜水”《史記》記載：“黃帝以土德瑞，土色黃、故稱黃帝”。黃帝炎帝部落在華山和渭水流域合併，並且向北擴張到陝北黃土高原地區建立華夏部落，又過黃河在山西河北與蚩尤部落大戰，收服天下大部分部落建立華夏文明，這個在國家文物總局和央視合拍的紀錄片《黃帝》、《中華文明》、《曙光初照》、《中國通史》以及百家講壇《國史通鑑》都有介紹。中間幾百年應該屬於堯舜和其他時期，後來的夏朝繼承。

根據以上講述黃帝炎帝時期距今大約6000—4500年左右。（畢竟按照目前的資料只能確定在這個範圍）而寶雞的炎帝陵發現了“姜氏城遺址”，基本認定為炎帝部落的都城，而漆水河附近的西安高陵發現了仰韶文明時期最大城址，已探明面積100萬平米距今6000—5500年的“楊官寨城址”，根據記載的黃帝后期在陝北的記載，黃帝陵北部的神木發現迄今為止最大，最先進距今4500年左右佔地面積430萬平米的“石峁古城遺址”。符合描述中黃帝后期或最後一任黃帝在陝北地區的記載。

那麼夏朝國都在哪？司馬遷的家鄉是陝西韓城市，韓城古稱龍門、夏陽，都知道夏朝建立者大禹一生最大的偉績就是“大禹治水”，而位於黃河和洛河流域的龍門（韓城）就是治水之地，而《史記》又記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而與韓城（龍門、夏陽）隔黃河相望的就是史書記載的夏禹居住之地—山西陽城，那麼韓城的另一個古名夏陽肯定與夏朝陽城有著聯絡，而山西陽城附近又發現了目前最有可能為夏都的遺址之一“山西陶寺遺址”。

以韓城（夏陽、龍門）為中心，可以看出，韓城西邊就是洛河文明，西北邊是“黃帝崩，葬橋山”的橋山黃帝陵。再往北是另一個最有可能為夏都的“石峁古城”，石峁遺址佔地面積非常大，已發現“內城、外城、皇城臺、甕城、烽火臺、四方城門（僅東城門面積就是2.5萬平米）、直道，各類手工作坊，玉器、青銅器，兵器等，石峁古城遺址附近還有同時代的衛星城十幾座，也都很大，這規模遠超同時期任何城址，應該是天下的一箇中心。韓城的南邊就是黃帝史官“倉頡”故里陝西白水縣，再往南一點就是漆水、渭河、華山，和“楊官寨古城遺址”。韓城東邊隔黃河就是著名的山西的“陶寺遺址”和陽城。

根據遺蹟的遍佈和史料的記載，夏朝的都城很有可能就應該在“石峁遺址”和“陶寺遺址”中，或者就在陝西北部和山西中西部地區。

在此我還要說明兩個問題，

1、《史記》中記載的“三代之居皆在河洛”而不是河雒，全境在陝西的叫洛河，現在叫北洛河。發源於陝西華山南麓流經河南的叫雒河，現在叫南洛河，這個在漢以前的文獻和《史記》中區分的非常清楚，從未混淆。

2、網友可能會說“黃土高原環境不好，黃帝和夏朝應該不會選擇在此建都”。其實黃土高原在古代環境非常好，應該是一個天府之國，現在黃土高原豐富的煤炭、石油就是鐵證，而4500年前的石峁遺址也出土大量鱷魚屍骸，這也很能說明黃土高原5000年前的環境，滄海桑田，如今的環境的確不好，以至於被人遺忘。

有疑問可交流，拒絕無腦噴。

1996年5月，國家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該工程就是以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相結合，集中相關學科的優勢，力求作出能反映20世紀年代學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制定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年表》。

根據各歷史階段材料的不同情況，《夏商周年表》要達到對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對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對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對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夏商周斷代工程集中了9個學科12個專業，200多位專家學者聯合攻關。歷史學家將以歷史文獻為基礎，把中國曆代典籍中有關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儘量收集起來，加以分析整理；天文學家要全面總結天文年代學前人已有的成果，推斷若干絕對年代，為夏商周年代確定科學準確的座標；考古學家將對和夏商周年代有密切關係的考古遺存進行系統研究，建立相對年代系列和分期；在測年科學技術方面，主要採用碳14測年方法，包括常規法和加速器質譜計法。

經過幾年的努力，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出臺，這是中國迄今最具科學依據的古代歷史年表。這個年表為中國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歷史建立起1200餘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夏代的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為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為公元前1046年。

其中對夏代的始年、夏商分界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和武王克商年代的估定具有重要創新意義，不但為進一步對夏商周的年代精確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還為繼續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及早期發展，為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轉合的清晰脈絡，打下了堅實基礎。而洛陽地區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的重要發現，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物證，作出了重要貢獻。

夏商周斷代工程看著龐大，實際上並未脫離古史的記載，只是更準確了而已。

比如：“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始壬子，終壬戌。”還是沿用了古史記載。

關於夏朝，二里頭文化除了沒有文字記載證明是不是夏朝，城市遺址和青銅可是都有發現，並且二里頭文化分佈也和昔日夏后氏活動範圍是重合的。

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為了解決與夏文化相關的諸學術課題，徐旭生首先全面梳理了文獻中有關夏代的史料，認為豫西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和晉西南的汾水下游“兩個區域應特別注意”。

1959年夏，徐旭生率隊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豫西開始了對“夏墟”的考古調查 。調查中所踏查的遺址，即包括著名的偃師二里頭遺址。這是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學術目標所進行的田野考古工作。以此為標誌，中國考古學界開始進入了以大規模的田野調查與發掘為基本手段，有目的、有計劃地探索夏文化的時期。

透過多年田野考古工作與綜合研究，中原地區仰韶文化—中原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二里岡期商文化的發展序列得以建立，探索夏文化的範圍，集中到了河南中西部與山西西南部的中原龍山文化的有關遺存和二里頭文化上。

1959年秋，考古工作者即開始對二里頭遺址進行試掘。此後，除了“文革”期間中斷了數年外，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持續不斷，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收穫 。

二里頭遺址的發掘，確立了二里頭文化，證明了二里頭遺址是一處早於鄭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的關鍵性研究物件。二里頭遺址以及臨汝煤山、禹州瓦店、新密新砦、鞏義稍柴、登封王城崗等遺址的發掘，確認了二里頭文化早於二里岡期商文化、晚於中原龍山文化的相對年代關係，以及三者間在文化面貌上一定的繼承性，也為探索夏文化和夏代都邑提供了重要線索。 在豫西晉南地區進行的考古調查，也發現了一大批與夏文化探索有關的遺址。

70年代開始的對夏縣東下馮、襄汾陶寺等遺址的發掘和研究，把夏文化探索的範圍擴充套件到了晉南地區；根據二里頭文化遺存在豫西和晉南地區的差異，二里頭文化又被區分為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型別和以東下馮遺址為代表的東下馮型別。

二里頭文化是中國青銅時代的文化，該文化以發現於河南省洛陽偃師二里頭命名。約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七世紀。 主要分佈在河南中、西部的洛陽附近和伊、洛、潁、汝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帶。已發現的遺址有近百處，經過發掘的有洛陽東干溝、矬李、東馬溝，陝縣七里鋪，汝州市煤山，鄭州洛達廟和山西夏縣東下馮、翼城感軍等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