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的第一個特徵主要與感知的立義形式有關，即感知性的（perzeptiv）立義形式。胡塞爾認為，所有意識行為要麼是原本的行為，要麼就是非原本的行為。在感性行為的領域中，原本性這個詞就意味著感覺材料的特徵，感覺村料構成了感知的體現性內容，或者說，自身展示的內容。與之相反，所有其他的感性意識行為都是非原本的，它們事實上都只是一種在最廣泛意義上的對感知的再造（Reproduktion）。

“文化記憶”是一個如此龐大的話題。為了說話方便，我把我的發言圈定在“文化記憶和虛假的文化記憶”這個小小的範圍之內。但即使我們只觸碰一個相對窄小的話題，我們也不得不面對由它引出的諸多問題。我想從幾件具體的事情說起。

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接待過一對德國夫婦。女士是一位畫家，先生是一位教師，同時還是一位老嬉皮。他們想在處處高樓的北京找到“真正的”北京(幾乎所有外華人都在潛意識裡認為，只有舊北京才是真北京)，我便帶他們去了北海的後海，也叫什剎海。北京是一座缺水的城市，什剎海難得有一片湖水，與中南海湖水相連。由於那片湖水和環湖的老房子，那片區域成了北京的白領、小資和外華人喜愛的地方。於是眾多酒吧應運而生。那是一個黃昏，我們坐在什剎海邊上的一個酒吧的門前。該酒吧地近從前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銀錠觀山”。眼前是湖水．遠處是綿亙的西山，太陽正在落下。老嬉皮由衷感嘆道：“這景色太美了，這簡直是日本！”我知道他沒有別的意思。他只是不知道如何來形容眼前的景色，如何來表達自己當時的感受。我搶白他說：“這明明是中國，怎麼是日本?”老嬉皮只好以傻笑迴應我的搶白。但事後我自忖，也許那老嬉皮說得有點道理，也許那景色真有點日本味呢！至少關於那類景色的當代命名，在老嬉皮的腦海裡，是被“日本”這樣的概念佔了先!

什剎海酒吧街不是中國惟一具有所謂“中國味”的酒吧街。廣西陽朔。雲南大理都有同樣的酒吧街：同樣的大屋簷，同樣的卡布奇諾。山水、屋簷是中國的，但酒吧或咖啡館是新生事物，是西來的東西。坐在酒吧裡的人們，需要這種富於“異國情調”的東西。西方人舒舒服服地覺得這是東方，華人即使不完全覺得這是過去的中國，也會被大屋簷喚起自己對過去的想象。並且，這種在想象中消費過去的行為帶有某種國際色彩。很明顯，大屋簷酒吧所呈現出來的“記憶”不太可靠。這種東西也許會在將來變成我們文化記憶的一部分(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是在當下，它們不是。生活的覺醒可能會需要記憶的覺醒，但記憶的覺醒可能會有所選擇，有所迴避，有所遮掩，有所發明。它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條件下指向一種虛假的文化記憶，並以虛假的記憶抵消真確的記憶．甚至有可能把本來真確的記憶物件改造成虛假的記憶符號(例如在某些地方的牆上被特別保留下來的文革口號，幾乎不再服務於歷史記憶，而是服務於消費)。由這些現象引發出的問題，涉及身份、遺忘、文化焦慮與文化建設。虛假的記憶把歷史打造為傳奇和神話，把生活打造為段子和戲說。從我們所面對的現實來看，也許記憶的生成方式不是由過去而現在，而是相反，記憶產生自需要和想象。

因此，在這裡，在什剎海或大理或陽朔的酒吧街上，可以說，所謂中國文化僅僅是一個軀殼。此一現象的實質是消費主義的，而此一消費主義又是左右逢源的。它既符合全球化對於消費異國情調的需求，也符合地方主義保護地方文化遺產、文化特色的要求。此外，對地方來說，這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沒有消費主義藉助中國文化作為軀殼的興起，上述地方實在也得不到發展，因為維護和發展文化記憶是需要錢的；不向這類地方注入資金，那麼記憶還是記憶，文化還是文化，但與追求現代化的社會目標相矛盾。2005年7月到10月，我因參與由德國聯邦文化基金會組織的“北京現場”專案而走訪過一些北京古老的宗教建築。在北京西郊一座大型購物中心現代化的、五光十色的建築背後，有一座年久失修的道教建築。根據文物部門的要求，誰開發某一地面，誰就得負責保護和維修該地面上的古建築(文物部門沒錢維修保護．除非是國家級古建。文物部門通常把“不夠檔次”的古建的管理權轉移給當地房管部門，而房管部門同樣無錢投入)。於是，該購物中心只好半心半意地施工維修這座破爛的道教建築。在我走訪該地時．購物中心只投入了所需維修費用的一半，並且目的是要將該道教建築改造成一座茶館或酒吧。也就是說．他們要把一個文化記憶的載體生生改造成一個虛假的文化記憶符號。

而那些沒有可能被改造成茶館或酒吧的舊日的廟宇，其惟一的命運可能就是自行倒塌了。北京西四那一帶有兩座廢廟。一座名“雙帝廟”，原本是一座道教廟宇，內中原本供奉“雙帝”，即關羽和岳飛。一般北方的此類廟宇只供奉關羽，南方只供奉岳飛，像這樣雙帝共奉的廟宇在中國北方頗為罕見。另一座為佛教廢寺，名“隆長寺”，其大雄寶殿現為“西四日雜”的倉庫，其配殿和僧房完全被居民住成了“大雜院”；內部私搭亂建的小平房、小廚房和煤池子讓出“曲徑”，但這“曲徑”並不通“幽”，而是通往其他小平房、小廚房和煤池子。隆長寺和雙帝廟均緊鄰繁華的西四大街，而這“繁華”竟然禁不起偏離大街半步的探測!據雙帝廟中的居民講，雙帝廟大概是明代建築，不過如今已是破爛不堪；房管部門無錢維修，或許他們更認為這樣的破廟根本也沒有必要維修。居住其中的老百姓原本是50年代被民政部門安置在這裡的無家可歸者。50多年過後，他們或他們的後代依然居住在這裡。他們想搬走，但無處可搬，原因當然是：沒錢。他們的抱怨．那才真正是“老北京”式的抱怨，從用詞到語調(文化記憶活生生地紮根於人們的抱怨)。

關於究竟是拆除還是保護老建築，拆除多少、保護多少老建築，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涉及土木建築的壽命極限(與西方磚石建築不同)、保護老建築的成本(高於建造現代化建築的成本)、街道拓寬與建築的比例(汽車工業的發展要求拓寬街道)、居民對於自身生活的預期，等等。過一種有質量的傳統中國式的生活是極其昂貴的，只有有錢的華人和有錢的外華人才過得起這樣的生活，普通華人如今只是力求生活方便而已。即使在知識界，對於老建築的態度也並非一邊倒地傾向於保護。一種觀點認為，我們應該具有博物館意識，像保護文物一樣保護老建築。另一種觀點認為，土木建築的天然壽命有限，華人傳統上所保護的其實是營造的技藝(因此便有了北京的平安大道：拆毀老房子，再偽造出新的“老房子”)。事實上，有關保護老建築的呼聲頗具反諷色彩：我們是從西方人那裡學來了保護老建築的意識。也就是說，我們儲存文化記憶的願望所藉助的精神資源竟然外在於我們的文化記憶。北京的城市規劃部門和政府決策機構只是在近五六年才將發展城市的榜樣由美國置換為歐洲。在面對這一系列問題時我不想簡單地站在先知先覺的英雄人物梁思成一邊，儘管我贊成儘可能多地保護我們已經所剩不多的老房子。

再說一遍：保護我們的文化遺產極其重要。但是在這裡，我的意思不是要把話題輕飄飄地遞進到呼籲保護老房子。我之所以談到雙帝廟、隆長寺，還有那座購物中心背後的道教廟字，是想用它們的處境襯托出什剎海、大

理和陽朔的酒吧街所代表的虛假記憶．在今天取得了怎樣的記憶話語權。這類虛假的記憶符號對於真確的記憶形成了侮辱。所謂文化記憶，不可能僅僅依賴幾個貌似的傳統文化符號的再現來得到傳承，甚至幾個真正的文化載體，也無法道盡文化記憶的複雜性。在中國歷史上，過去和現在，出於政治的需要，對於記憶的篡改屢見不鮮。經王莽所篡改的儒家典籍甚至已經生根在我們的文化記憶當中。既然過去被篡改的記憶對我們文化的走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那麼我們現在對記憶的篡改將來也定會產生同樣深刻的影響。我們無需為此而特別擔心，因為歷史常常就是這樣演進的，但我們也許需要為建立在虛假記憶基礎之上的歷史演進做好心理準備。另一個時時修正著我們記憶的因素，便是遺忘——主動的遺忘和被迫的遺忘、全體的遺忘和部分的遺忘。造成遺忘的，除了我們的生理因素，更致命的是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或許我們當下經濟的快速增長正”得益”於我們的“遺忘”，使我們沒有負擔，一往直前。“文化記憶”是一個容易使人陷入虛無的話題。虛假的文化記憶同樣是歷史的一部分．但由於它關乎我們此時此刻的文化身份．我們此時此刻對於生活的判斷和預期，所以我們無法對它掉以輕心。

涉及文化記憶的問題非常複雜，當然不應由我們簡單的生存處境、道德立場、懷古幽情、現代化觀念等等蠻橫地決定記憶的走向。要討論文化記憶，我們就得首先面對對記憶的分類，包括國家記憶、社會記憶、集體無意識記憶、個人記憶，等等。其次，記憶又可區分為短時記憶和長效記憶，它們在我們的生活中所誘發的文化、經濟和政治結果各不相同。第三，時代性的、暫時的文化、道德。政治立場會為記憶罩染上顏色，會使我們對於記憶不自覺地做出時代性評價。如此這般對記憶的評價有可能導致記憶的失真(除非我們對於記憶的真確與否無所謂)。失真的記憶大概可以分為四類：1，標準化記憶對於集體和個人記憶的修正和驅逐，例如文革中對於儒法鬥爭史的整理，例如昨天的革命化記憶和今天的消費性記憶對於個人真確記憶的壓倒性勝利；2．記憶的一邊倒或單一化，例如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都會出現單一保留痛苦記憶或單一保留快樂記憶的情況．無視記憶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我們若以此來看待五四或文革或80年代或我們的個人生活，我們就會別無選擇地走上偏執之途；3，以別人的記憶來充當自己的記憶，例如政治上的自我洗腦，例如文化上的自我殖民；4．在記憶缺失的情況下以自己胡編亂造的東西來填補空白(這裡不涉及藝術創造)。

既然文化記憶如此複雜，我們就無法期望僅僅使用幾個文化符號來表達我們的文化記憶，更別說使用虛假的符號了。這一點在跨語際、跨文化交流中尤其重要。對於一個外華人，或者一個旁觀者來說，某一種文化的呈現往往是靜態的，而對於該文化的參與者來說，文化記憶是一個動態的東西(舉一個例子，對於燒香拜佛的老太太們，蓮花座上的佛像是老的還是新的無所謂，她們只需要朝拜的物件；而對於佛教的旁觀者們或者遊客們來說，他們希望看到的是古老的塑像)。造成這種不同的文化感受的原因可能是，外國遊客和旁觀者在面對某一文化時只承擔”文化道德”，而對於本地人來說，他們除了要承擔“文化道德”，還要承擔“生存道德”。而缺少生存內容的文化記憶很容易走樣成虛假的文化記憶。有一個指標性的標準可以用來區分真確的文化記憶與虛假的文化記憶，那就是，真確的文化記憶其內部充滿了自我辯駁，而虛假的文化記憶呈現出來的僅僅是靜態的文化符號。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前面說到，在討論北京市的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的時候．我不想在今天，簡單地站在先知先覺的英雄人物粱思成一邊的原因(當然這也不意味著我要站在他的對立面上。把任何事物僅僅區分為黑與白都是有欠考慮的)。

回到對於老建築的態度上。歷史上的華人，特別是中國的漢族人．真的對於老建築那麼上心嗎?我們今天擁有紫禁城．是得益於滿族人。滿人入關時其文化落後於漢文化．所以羨慕漢文化，因而保留下來了那些明代的宮殿。如果是漢族人內部的改朝換代，真不能想象那些宮殿的命運。在《文館詞林》這部書中保留下這樣一個故事，說的是三國時期的大詩人曹植。他被封作鄄城侯的時候，那地方有一座舊宮殿，是漢武帝的行宮。他派人予以拆毀．於是有人便借神話來反對。為此曹植下令道：”昔湯之隆也，則夏館無餘跡。武之興也，則殷臺無遺基。周之亡也，則伊、洛無只椽。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穭。漢道衰則建章撤；靈帝崩則兩宮燔。……況漢氏絕業，大魏龍興，只人尺土，非復漢有。是以咸陽則魏之西都，伊、洛為魏之東京，故夷朱雀而樹閶闔，平建陽而建泰極。況下縣腐殿，為狐狸之窟藏者乎!”歷史學家顧頡剛在讀到這段文字時感嘆道：“他說得多麼爽快。有了新朝就該把舊朝的東西完全摧毀了！看了這文，誰還敢說華人好古！”(《中國辨偽史要略》)

所以，摧毀舊建築，原也是傳統，原也是我們文化記憶的一部分。華人好古，好的只是一部分古，或許是一大部分，但仍然不是全部。從曹植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出，在華人的文化記憶中，的確是充滿了辯駁的。20世紀的華人受到西來的激進革命的鼓盪，孜孜以求於現代化之途，打倒孔家店，移風易俗，改天換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但歷史的詭譎之處在於，以如此粗暴的方式謀取現代化，或許多多少少暗合了我們文化記憶中的某一方面，否則一種全然西來的思想怎麼會在這片土地上從勝利走向勝利?到90年代市場經濟完全展開以後，消費主義藉助普遍的歷史遺忘，以現代化的面貌迅速登場。在消費主義看來，最好的消費主義便是沒心沒肺的消費主義。在這種情況下，老房子還能保得住嗎?直到剛剛過去的這一個世紀之交，人們才對消費生活的文化質量略有擔心，舉目一看，老房子已經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該保護了，而這種博物館意識竟然也是西來的東西，當然它也暗合了華人文化記憶的另一部分內容：好古。所謂現代化觀念是西來的，所謂暴力革命是西來的，所謂市場經濟是西來的，所謂消費主義是西來的，如今所謂博物館意識也是西來的。也許它們都暗合了我們的文化記憶，也許它們都改造了我們的文化記憶，或也許它們都被我們的文化記憶改造了，那麼我們還有必要討論我們真確的文化記憶嗎？這個問題太大了！

我們的老祖宗對於世界是有他們一套想象的。他們不像我們，只能在當今所謂全球化的背景下想象西方，又在對西方的想象的刺激下想象我們自己。像印度人、拉丁美洲人一樣．如今我們也遇到了“身份”問題。這時候．我們似乎失去了想象世界的能力和權利，而失去了想象世界的能力和權利，我們也便開始了在想象西方、想象我們自己的時代文化背景下製造虛假記憶的“偉大”工程。反對什剎海、大理和陽朔的酒吧街沒有意義，它們當然是我們努力想象西方，努力滿足消費主義需求的結果，我們的文化狀況就該產生這樣的文化現象。與此同時，只為那些坐以待斃的老房子長吁短嘆也沒有意義，除非我們能夠改變我們今天的文化生態。如果我們打算這樣做，那麼，我想，超越消費主義可能是我們需要邁出的第一步。然後，讓我們也來試著想象一下世界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

感知的第一個特徵主要與感知的立義形式有關，即感知性的（perzeptiv）立義形式。胡塞爾認為，所有意識行為要麼是原本的行為，要麼就是非原本的行為。在感性行為的領域中，原本性這個詞就意味著感覺材料的特徵，感覺村料構成了感知的體現性內容，或者說，自身展示的內容。與之相反，所有其他的感性意識行為都是非原本的，它們事實上都只是一種在最廣泛意義上的對感知的再造（Reproduktion）。

“文化記憶”是一個如此龐大的話題。為了說話方便，我把我的發言圈定在“文化記憶和虛假的文化記憶”這個小小的範圍之內。但即使我們只觸碰一個相對窄小的話題，我們也不得不面對由它引出的諸多問題。我想從幾件具體的事情說起。

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接待過一對德國夫婦。女士是一位畫家，先生是一位教師，同時還是一位老嬉皮。他們想在處處高樓的北京找到“真正的”北京(幾乎所有外華人都在潛意識裡認為，只有舊北京才是真北京)，我便帶他們去了北海的後海，也叫什剎海。北京是一座缺水的城市，什剎海難得有一片湖水，與中南海湖水相連。由於那片湖水和環湖的老房子，那片區域成了北京的白領、小資和外華人喜愛的地方。於是眾多酒吧應運而生。那是一個黃昏，我們坐在什剎海邊上的一個酒吧的門前。該酒吧地近從前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銀錠觀山”。眼前是湖水．遠處是綿亙的西山，太陽正在落下。老嬉皮由衷感嘆道：“這景色太美了，這簡直是日本！”我知道他沒有別的意思。他只是不知道如何來形容眼前的景色，如何來表達自己當時的感受。我搶白他說：“這明明是中國，怎麼是日本?”老嬉皮只好以傻笑迴應我的搶白。但事後我自忖，也許那老嬉皮說得有點道理，也許那景色真有點日本味呢！至少關於那類景色的當代命名，在老嬉皮的腦海裡，是被“日本”這樣的概念佔了先!

什剎海酒吧街不是中國惟一具有所謂“中國味”的酒吧街。廣西陽朔。雲南大理都有同樣的酒吧街：同樣的大屋簷，同樣的卡布奇諾。山水、屋簷是中國的，但酒吧或咖啡館是新生事物，是西來的東西。坐在酒吧裡的人們，需要這種富於“異國情調”的東西。西方人舒舒服服地覺得這是東方，華人即使不完全覺得這是過去的中國，也會被大屋簷喚起自己對過去的想象。並且，這種在想象中消費過去的行為帶有某種國際色彩。很明顯，大屋簷酒吧所呈現出來的“記憶”不太可靠。這種東西也許會在將來變成我們文化記憶的一部分(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是在當下，它們不是。生活的覺醒可能會需要記憶的覺醒，但記憶的覺醒可能會有所選擇，有所迴避，有所遮掩，有所發明。它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條件下指向一種虛假的文化記憶，並以虛假的記憶抵消真確的記憶．甚至有可能把本來真確的記憶物件改造成虛假的記憶符號(例如在某些地方的牆上被特別保留下來的文革口號，幾乎不再服務於歷史記憶，而是服務於消費)。由這些現象引發出的問題，涉及身份、遺忘、文化焦慮與文化建設。虛假的記憶把歷史打造為傳奇和神話，把生活打造為段子和戲說。從我們所面對的現實來看，也許記憶的生成方式不是由過去而現在，而是相反，記憶產生自需要和想象。

因此，在這裡，在什剎海或大理或陽朔的酒吧街上，可以說，所謂中國文化僅僅是一個軀殼。此一現象的實質是消費主義的，而此一消費主義又是左右逢源的。它既符合全球化對於消費異國情調的需求，也符合地方主義保護地方文化遺產、文化特色的要求。此外，對地方來說，這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沒有消費主義藉助中國文化作為軀殼的興起，上述地方實在也得不到發展，因為維護和發展文化記憶是需要錢的；不向這類地方注入資金，那麼記憶還是記憶，文化還是文化，但與追求現代化的社會目標相矛盾。2005年7月到10月，我因參與由德國聯邦文化基金會組織的“北京現場”專案而走訪過一些北京古老的宗教建築。在北京西郊一座大型購物中心現代化的、五光十色的建築背後，有一座年久失修的道教建築。根據文物部門的要求，誰開發某一地面，誰就得負責保護和維修該地面上的古建築(文物部門沒錢維修保護．除非是國家級古建。文物部門通常把“不夠檔次”的古建的管理權轉移給當地房管部門，而房管部門同樣無錢投入)。於是，該購物中心只好半心半意地施工維修這座破爛的道教建築。在我走訪該地時．購物中心只投入了所需維修費用的一半，並且目的是要將該道教建築改造成一座茶館或酒吧。也就是說．他們要把一個文化記憶的載體生生改造成一個虛假的文化記憶符號。

而那些沒有可能被改造成茶館或酒吧的舊日的廟宇，其惟一的命運可能就是自行倒塌了。北京西四那一帶有兩座廢廟。一座名“雙帝廟”，原本是一座道教廟宇，內中原本供奉“雙帝”，即關羽和岳飛。一般北方的此類廟宇只供奉關羽，南方只供奉岳飛，像這樣雙帝共奉的廟宇在中國北方頗為罕見。另一座為佛教廢寺，名“隆長寺”，其大雄寶殿現為“西四日雜”的倉庫，其配殿和僧房完全被居民住成了“大雜院”；內部私搭亂建的小平房、小廚房和煤池子讓出“曲徑”，但這“曲徑”並不通“幽”，而是通往其他小平房、小廚房和煤池子。隆長寺和雙帝廟均緊鄰繁華的西四大街，而這“繁華”竟然禁不起偏離大街半步的探測!據雙帝廟中的居民講，雙帝廟大概是明代建築，不過如今已是破爛不堪；房管部門無錢維修，或許他們更認為這樣的破廟根本也沒有必要維修。居住其中的老百姓原本是50年代被民政部門安置在這裡的無家可歸者。50多年過後，他們或他們的後代依然居住在這裡。他們想搬走，但無處可搬，原因當然是：沒錢。他們的抱怨．那才真正是“老北京”式的抱怨，從用詞到語調(文化記憶活生生地紮根於人們的抱怨)。

關於究竟是拆除還是保護老建築，拆除多少、保護多少老建築，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涉及土木建築的壽命極限(與西方磚石建築不同)、保護老建築的成本(高於建造現代化建築的成本)、街道拓寬與建築的比例(汽車工業的發展要求拓寬街道)、居民對於自身生活的預期，等等。

過一種有質量的傳統中國式的生活是極其昂貴的，只有有錢的華人和有錢的外華人才過得起這樣的生活，普通華人如今只是力求生活方便而已。即使在知識界，對於老建築的態度也並非一邊倒地傾向於保護。一種觀點認為，我們應該具有博物館意識，像保護文物一樣保護老建築。另一種觀點認為，土木建築的天然壽命有限，華人傳統上所保護的其實是營造的技藝(因此便有了北京的平安大道：拆毀老房子，再偽造出新的“老房子”)。事實上，有關保護老建築的呼聲頗具反諷色彩：我們是從西方人那裡學來了保護老建築的意識。也就是說，我們儲存文化記憶的願望所藉助的精神資源竟然外在於我們的文化記憶。北京的城市規劃部門和政府決策機構只是在近五六年才將發展城市的榜樣由美國置換為歐洲。在面對這一系列問題時我不想簡單地站在先知先覺的英雄人物梁思成一邊，儘管我贊成儘可能多地保護我們已經所剩不多的老房子。

再說一遍：保護我們的文化遺產極其重要。但是在這裡，我的意思不是要把話題輕飄飄地遞進到呼籲保護老房子。我之所以談到雙帝廟、隆長寺，還有那座購物中心背後的道教廟字，是想用它們的處境襯托出什剎海、大理和陽朔的酒吧街所代表的虛假記憶．在今天取得了怎樣的記憶話語權。這類虛假的記憶符號對於真確的記憶形成了侮辱。所謂文化記憶，不可能僅僅依賴幾個貌似的傳統文化符號的再現來得到傳承，甚至幾個真正的文化載體，也無法道盡文化記憶的複雜性。在中國歷史上，過去和現在，出於政治的需要，對於記憶的篡改屢見不鮮。經王莽所篡改的儒家典籍甚至已經生根在我們的文化記憶當中。既然過去被篡改的記憶對我們文化的走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那麼我們現在對記憶的篡改將來也定會產生同樣深刻的影響。我們無需為此而特別擔心，因為歷史常常就是這樣演進的，但我們也許需要為建立在虛假記憶基礎之上的歷史演進做好心理準備。另一個時時修正著我們記憶的因素，便是遺忘——主動的遺忘和被迫的遺忘、全體的遺忘和部分的遺忘。造成遺忘的，除了我們的生理因素，更致命的是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或許我們當下經濟的快速增長正”得益”於我們的“遺忘”，使我們沒有負擔，一往直前。

“文化記憶”是一個容易使人陷入虛無的話題。虛假的文化記憶同樣是歷史的一部分．但由於它關乎我們此時此刻的文化身份．我們此時此刻對於生活的判斷和預期，所以我們無法對它掉以輕心。

涉及文化記憶的問題非常複雜，當然不應由我們簡單的生存處境、道德立場、懷古幽情、現代化觀念等等蠻橫地決定記憶的走向。要討論文化記憶，我們就得首先面對對記憶的分類，包括國家記憶、社會記憶、集體無意識記憶、個人記憶，等等。其次，記憶又可區分為短時記憶和長效記憶，它們在我們的生活中所誘發的文化、經濟和政治結果各不相同。第三，時代性的、暫時的文化、道德。政治立場會為記憶罩染上顏色，會使我們對於記憶不自覺地做出時代性評價。如此這般對記憶的評價有可能導致記憶的失真(除非我們對於記憶的真確與否無所謂)。

失真的記憶大概可以分為四類：1，標準化記憶對於集體和個人記憶的修正和驅逐，例如文革中對於儒法鬥爭史的整理，例如昨天的革命化記憶和今天的消費性記憶對於個人真確記憶的壓倒性勝利；2．記憶的一邊倒或單一化，例如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都會出現單一保留痛苦記憶或單一保留快樂記憶的情況．無視記憶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我們若以此來看待五四或文革或80年代或我們的個人生活，我們就會別無選擇地走上偏執之途；3，以別人的記憶來充當自己的記憶，例如政治上的自我洗腦，例如文化上的自我殖民；4．在記憶缺失的情況下以自己胡編亂造的東西來填補空白(這裡不涉及藝術創造)。

既然文化記憶如此複雜，我們就無法期望僅僅使用幾個文化符號來表達我們的文化記憶，更別說使用虛假的符號了。這一點在跨語際、跨文化交流中尤其重要。對於一個外華人，或者一個旁觀者來說，某一種文化的呈現往往是靜態的，而對於該文化的參與者來說，文化記憶是一個動態的東西(舉一個例子，對於燒香拜佛的老太太們，蓮花座上的佛像是老的還是新的無所謂，她們只需要朝拜的物件；而對於佛教的旁觀者們或者遊客們來說，他們希望看到的是古老的塑像)。造成這種不同的文化感受的原因可能是，外國遊客和旁觀者在面對某一文化時只承擔”文化道德”，而對於本地人來說，他們除了要承擔“文化道德”，還要承擔“生存道德”。而缺少生存內容的文化記憶很容易走樣成虛假的文化記憶。有一個指標性的標準可以用來區分真確的文化記憶與虛假的文化記憶，那就是，真確的文化記憶其內部充滿了自我辯駁，而虛假的文化記憶呈現出來的僅僅是靜態的文化符號。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前面說到，在討論北京市的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的時候．我不想在今天，簡單地站在先知先覺的英雄人物粱思成一邊的原因(當然這也不意味著我要站在他的對立面上。把任何事物僅僅區分為黑與白都是有欠考慮的)。

回到對於老建築的態度上。歷史上的華人，特別是中國的漢族人．真的對於老建築那麼上心嗎?我們今天擁有紫禁城．是得益於滿族人。滿人入關時其文化落後於漢文化．所以羨慕漢文化，因而保留下來了那些明代的宮殿。如果是漢族人內部的改朝換代，真不能想象那些宮殿的命運。在《文館詞林》這部書中保留下這樣一個故事，說的是三國時期的大詩人曹植。他被封作鄄城侯的時候，那地方有一座舊宮殿，是漢武帝的行宮。他派人予以拆毀．於是有人便借神話來反對。為此曹植下令道：”昔湯之隆也，則夏館無餘跡。武之興也，則殷臺無遺基。周之亡也，則伊、洛無只椽。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穭。漢道衰則建章撤；靈帝崩則兩宮燔。……況漢氏絕業，大魏龍興，只人尺土，非復漢有。是以咸陽則魏之西都，伊、洛為魏之東京，故夷朱雀而樹閶闔，平建陽而建泰極。況下縣腐殿，為狐狸之窟藏者乎!”歷史學家顧頡剛在讀到這段文字時感嘆道：“他說得多麼爽快。有了新朝就該把舊朝的東西完全摧毀了！看了這文，誰還敢說華人好古！”(《中國辨偽史要略》)

所以，摧毀舊建築，原也是傳統，原也是我們文化記憶的一部分。華人好古，好的只是一部分古，或許是一大部分，但仍然不是全部。從曹植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出，在華人的文化記憶中，的確是充滿了辯駁的。20世紀的華人受到西來的激進革命的鼓盪，孜孜以求於現代化之途，打倒孔家店，移風易俗，改天換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但歷史的詭譎之處在於，以如此粗暴的方式謀取現代化，或許多多少少暗合了我們文化記憶中的某一方面，否則一種全然西來的思想怎麼會在這片土地上從勝利走向勝利?到90年代市場經濟完全展開以後，消費主義藉助普遍的歷史遺忘，以現代化的面貌迅速登場。在消費主義看來，最好的消費主義便是沒心沒肺的消費主義。在這種情況下，老房子還能保得住嗎?直到剛剛過去的這一個世紀之交，人們才對消費生活的文化質量略有擔心，舉目一看，老房子已經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該保護了，而這種博物館意識竟然也是西來的東西，當然它也暗合了華人文化記憶的另一部分內容：好古。所謂現代化觀念是西來的，所謂暴力革命是西來的，所謂市場經濟是西來的，所謂消費主義是西來的，如今所謂博物館意識也是西來的。也許它們都暗合了我們的文化記憶，也許它們都改造了我們的文化記憶，或也許它們都被我們的文化記憶改造了，那麼我們還有必要討論我們真確的文化記憶嗎？這個問題太大了！

我們的老祖宗對於世界是有他們一套想象的。他們不像我們，只能在當今所謂全球化的背景下想象西方，又在對西方的想象的刺激下想象我們自己。像印度人、拉丁美洲人一樣．如今我們也遇到了“身份”問題。這時候．我們似乎失去了想象世界的能力和權利，而失去了想象世界的能力和權利，我們也便開始了在想象西方、想象我們自己的時代文化背景下製造虛假記憶的“偉大”工程。反對什剎海、大理和陽朔的酒吧街沒有意義，它們當然是我們努力想象西方，努力滿足消費主義需求的結果，我們的文化狀況就該產生這樣的文化現象。與此同時，只為那些坐以待斃的老房子長吁短嘆也沒有意義，除非我們能夠改變我們今天的文化生態。如果我們打算這樣做，那麼，我想，超越消費主義可能是我們需要邁出的第一步。然後，讓我們也來試著想象一下世界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

在以上我的精彩的分享是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都是我的真實想法與觀點，同時我希望我分享的這個問題的解答於分享能夠幫助到大家。

文化的知覺

看待文化需要自覺

在我們談論文化，交流文化和在某個角度去研習文化，對文化到底是什麼，同時我們又如何去進入文化中，研究文化用什麼工具，在文化的社會性結論產生後，如何去在第三方的立場去看待廣大的群眾擁護的社會現象，其實任何社會現象背後的本質是文化的動力。

在我們提出的文化在哪裡，什麼樣子，幹什麼用的過程中，其實我們自身的這種疑問，是我們能夠產生對文化的自我意識的基礎，我們在對文化產生不起自主知覺前，我們會在文化中迷失，我們唯一的保障是對歷史的崇拜，遵守老師的言教，只要不越軌，那麼對文化的某種迷失感會不那麼的強烈的焦慮，但在當下的時代，文化的多樣性，比對性，科技進步後的文化空白的填充，都需要前無古人的努力和沒有參照的建設。那麼對我們目前處境的充分認識和對文化的必須性，使得我們逼不得已的自我覺察於當下的時代的文化中了。

文化自覺的樣子

在我們被逼迫產生對我們當下文化的覺察的時代特點下，文化反思和文化知覺的必要與其特點是什麼呢，

文化反思是對文化現象產生出的社會張力用各種角度去反省這種張力的結果。那麼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的反思是在文化現象發生後，產生了社會結果後的，文化使用者人的對為什麼產生這個現象的心理疑問，那麼反思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如何避免某種社會現象的出現，在文化規則上提出不同意見，另外就是在方法上找到文化的共同性，為文化推演出新的現象做準備。

文化知覺是在社會現象還沒有形成最終結果時，利用文化的理論工具，觀察工具，解讀出當下的文化本質，對此本質的產生的結果提出預測和干預，那麼在文化產生結果的文化執行中干預文化結果的現象是文化知覺。

我們在文化反思和文化知覺這兩個文化反省工具中，我們發現文化反思是在產生結果後的文化解讀工具，文化知覺是文化現象發展中的干預工具，我們在文化產生社會結果的過程中每一個個體都可以使用文化反思和文化知覺工具。

文化中使用的方法

在我們看待我們的文化現象過程中，一定使用的某種方式，不可能透過直覺，一定有我們內心的文化系統運作的過程。

任何一個文化現象是有歷史案例，當下的需要，價值取向，文化反饋這四種反應方式存在。

歷史案例

我們看一個文化現象時，我們內心會拿此文化現象比對過去的文化案例，如果歷史案例中有和現象相同的因素，透過簡單類比看是否同類，一般在普通生活中，這種簡單的類比比比皆是，我們在談論家長裡短時，如果不說其他人家庭和個人的情況，我們幾乎沒有辦法展開話題，但在文化的社會性的角度上，我們因為沒有平行的類比物件，於是我們用歷史上的文化現象和當下的文化現象類比，目的是要當下文化現象存在的合理性找出根據，解除人們對新文化現象的焦慮。這是我們通常的文化解讀方式第一部找歷史和平行的同類項，透過參考來解讀當下的文化現象。

當下需要

在文化找尋同類項完成後，如果在歷史或者平行角度沒有相關的素材可以借鑑，同時需要我們對文化進行反應時，需要的本能性被文化系統優先提取，我們需要如果按照人類需要排列的程度，安全，食物，家庭認可，社會尊敬，道德高尚，真理追求的程度上的劃分，那麼我們面對文化的現象的過程會在潛意識中逐一比對後，通過後在進行下一步比對，比如如果安全比對沒有透過，我們不會考慮道德的問題。這種當下需要的比對，成就了文化現象多樣性的豐富，因為每一個人在當下的條件和心理狀態的差異都會在文化現象的當下產生不同的反應方式來。

價值取向

在人們第二步反應完成後，會進行第三部分的對自己的行為和文化現象之間進行合理性的取值，取值越大，心理安穩的程度越高，那麼什麼是價值呢，價值包括交換價值，自身價值，道德價值，規則價值，人情價值，真理價值等不同的價值態度，價值態度和當下需要有相對應的關係，不可能一個以食物為當下需要的取值和真理追求價值取值等同，有差距但基本會平衡。

文化反饋

在對文化現象價值取值後，其實我們對文化現象開始了個體的反饋，我們會產生行為配合文化現象，那麼我們的行為引起的文化現象的變化，對我們的行為有否定和肯定的文化現象背後的另外的文化現象，我們稱為文化反饋，我們對一個文化現象產生效能後，產生另外的文化現象，我們稱為文化反饋，任何個體在文化系統的執行都可以產生文化反饋。

文化知覺

在我們看到我們對文化現象的產生的四個過程後，我們發現我們的教育和個人修養在文化現象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我們在這種文化現象的處理中的使用的方法是隱含在我們行為和思考中的，我們會不由自主的那麼去思考和行為，那麼我們對文化系統的反饋就趨同了，這種文化反饋的趨同，使得文化使用者的人群，有了歸屬感覺，大家認為最後的文化反饋的結果相同，於是產生集體性的盲目的行為，身處其中的人認為是合情合理。

在對文化現象的解讀的過程中，我們在不知道我們的反映模式時，我們只有在文化現象造成了社會結果後，再進行反思產生再次的半有意識的文化行為。

文化知覺是在對人們的文化反映過程的覺察後，以知識的方式提醒文化使用者，在文化使用過程的可能，同時，在這種文化過程中以模式之外的方式產生行為的方法，我們稱為文化知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