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話，"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風雅頌三者在《毛詩大序》裡記載主要還是談起政治功用，但其中關於文學創作手法論述才是其精華。

《毛詩序》是詩經的序言，主張詩言志，闡述了詩與政治的關係，誇大了文學和詩歌的功能。這也可能是儒家誇大讀書人對國家的作用。但同時它將詩歌當成民眾的心聲，提醒統治者關注詩歌表達的情緒。

摘 要：漢代的《毛詩序》是儒家文論的集中代表，它繼承了孔子以來的儒家思想，又在先秦文論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對後世的文藝創作和詩歌理論有巨大的影響。關鍵詞：《毛詩序》 詩言志美刺 詩經六義《毛詩序》 強調詩歌的政治教化特徵和教化風俗的作用， 不僅確立了中國古代詩歌抒情言志的傳統，還系統闡述了文藝具有的美刺作用，總結了詩歌的體裁與表現手法。

一、詩歌的情與志《尚書 ·堯典》裡最早提到了 “詩言志 ”，說的是詩歌要表達思想感情。而《毛詩序》將情與志並重提出，不僅強調理性，還強調感性。詩者，志之所之也。對文學藝術情感特性的重視，也是一種進步。 《毛詩序》一開頭就說《關雎》這首詩可以用來教化天下而正夫婦之道，這是強調詩歌對整個社會道德倫理的教化作用。”那麼詩歌從哪裡產生呢？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情與志的區別在於情具有爆發力， 而志更偏理性， 需要逐漸向內修煉。 所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詩歌既然向外表現了人的情志，是因為內心有所感動，人們用語言和動作竭盡全力地去表現它。《毛詩序》首次將 “詩言志 ”的“志 ”的內涵擴大到了 “情”。

二、詩歌的影響力孔子提出詩 “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的理論觀點的繼承。進而《毛詩序》又提出了 “變風變雅 ”之說：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10}“變風變雅 ”是哀敗時代的詩歌，充滿批評諷刺的內容，透過它可以瞭解時代政治的衰變、倫理道德的廢弛。另一方面《毛詩序》論述了詩歌的教化諷喻作用：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 {11}教化，主要是統治者對臣民的教化，即 “上以風化下 ”，統治者利用詩歌，按照統治階級的政治要求和倫理道德規範對臣民進行正面教育。

教化的目的是使被教化者恪守封建綱常、 禮義制度， 以維護封建秩序、鞏固封建統治。諷喻，是臣民對統治者的諷喻，即 “下以風刺上 ”，臣民對政治或社會現實有所不滿，利用詩歌對統治者進行勸諫，促使統治者改良政治或改正過失。這無疑是對孔子詩 “可以怨 ”的觀點的繼承。 但是 “上以風化下 ”是無條件的， 而“下以風刺上 ”是有條件的。 可以 “發乎情 ”，但必須 “止乎禮義 ”；可以 “刺上 ”，但必須 “主文而譎諫 ”。一是作為諷喻工具的詩歌，其內容必須符合封建政治倫理道德的要求， 要做到孔子所說的 “思無邪 ”；二是在進行諷刺的時候要講究態度和方法，既要指出統治者的過失，又不能損傷統治者的尊嚴，兩全的辦法就是 “主文而譎諫 ”，即透過適當的文辭委婉而含蓄地勸諫，而不直言過失。這就需要在詩歌創作中運用比、興的表現手法。 “發乎情，止乎禮義 ”，“主文而譎諫 ”無疑是把孔子 “溫柔敦厚 ”的原則具體化了，明顯地反映了儒家詩論的保守性。但是《毛詩序》注意到了詩歌發揮教化諷喻作用形象含蓄的特點，還是具有借鑑意義的。三、對詩歌體裁和手法的闡述用“風”、“雅”、“頌”、“賦”、“比”、“興”這六個概念來論說《詩經》，到了《毛詩序》把《周禮》的 “六詩說 ”發展為著名的 “六義說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關於 “六義 ”的含義人們的理解不盡相同。

《毛詩序》對風、雅、頌的劃分和解釋還是比較科學的，大體上符合《詩經》的基本內容。關於賦、比、興這三種表現手法，《毛詩序》雖然提及，卻沒有作出具體的論述。 “六 義”說，在中國文學史，尤其是詩歌發展史上影響深遠。中國古典詩歌創作一直把 “六義 ”作為基本的詩體和詩法。從鄭玄和弟子的對話中可以看出， 有關 “六詩 ”的問題， 鄭玄也不能給出一個很明確的界定， 他似乎也認為 “六詩 ”都是指詩體而言， 只是賦比興三詩消融到風雅頌當中去了。

從鄭玄的答語中可以看出，將賦比興合於風雅頌的不是別人，而是刪《詩》的孔子。總之，《毛詩序》 對孔子的詩教進行了多方面的總結並有所發展，它的文論觀點將儒家詩論系統化、 明晰化了， 是儒家詩教的一個高峰， 對後世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衷]窈窕、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睢》之義也。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併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據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正義》卷一）《毛詩序》是儒家文論的代表儒家強調教化，《毛詩序》裡提到了“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厚是讚美，就是強調詩的作用是教化。“詩者，志之所之也。”志就是人的精神資訊，包括理性與感性。“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中即是內心，形是表達主文而譎諫：就是要用美妙的語言加以表達出委婉地曲諫，讓人想到孔子文論裡的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詩有六藝美刺：讚美式的批評，指創作方式發乎情，止乎禮義：表達十分恰當，不過分，強調真。從內心的感情發出，到禮義規定為止，提倡中和之美。動天地，感鬼神：講詩的影響力吟詠情性：詩言志，將情與志並重提出，對文學藝術情感特性的重視，也是一種進步。

《毛詩序》強調文以載道。主要思想是政治教化。

一是教化思想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傳統思想，教化是一個薰陶、浸漬的過程，是啟發人的善心，使人們內心道德化。在古代社會，教化是出於統治階級的提倡，重點在於是政治美好和風俗醇厚。而文藝作品作為一種精神產品，它會對鑑賞者的思想、情感、道德等精神品性產生較為明顯的影響，文藝作品對人的教化作用在於文藝能構建人的思想、陶冶人的情性、淨化人的心靈、煥發人的精神。 

二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教化思想源遠流長，在西周時期初步形成了重視道德教化、實施德治的傳統。在重視禮儀教化的周代，文藝作品非常重視其教化作用，如《詩經》中的詩歌就已展現出了其教化的作用。《詩經》中詩歌的的主題有很多，有的揭露當時政治的黑暗，抨擊統治階級的腐朽；有的熱烈質樸，表達對美好愛情和幸福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俗話說“百善孝為先“，古人以孝治國，《詩經》中不乏有寫兒女對父母感情的詩篇，如《邶風·凱風》就是一首兒子稱頌母親的詩歌，表達了孩子對母親的深深感激之情。周代是一個實行宗法制社會，非常重視家庭地位和意義，《詩經》透過詩歌不僅表達了提倡孝道的思想，更反映了要為國家盡忠的思想和社會現實。除此之外，其中《魏風·伐檀》中所滲透出的反抗意識既是對人們認清自身處境的勸誡，也是對人們反抗壓迫的鼓勵；《鄭風·將仲子》中體現出的青年人對美好愛情的大膽、執著和追求也對後代的青年男女產生了重要影響；《詩經》的教化色彩為中國文藝作品注重教化作用開了先河。 

三是《毛詩序》進一步強調了詩歌的教化作用，透過“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來指出詩歌具有詩人寬容、美化人格、改變風格的教化作用。  而文藝對教化作用的作用不僅體現在文學作品上，還體現在禮樂教化上。孔子是以為繼承和發展了古代禮樂文明、發揮了禮樂的社會教化作用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認為音樂對提高一個人的思想意識和精神品味有著重要的影響。孔子恢復整理古代禮樂制度與文化、親自學習和體驗音樂的目的就是為了宣傳和強調禮樂的社會教化意義，發揚禮樂的社會教化作用，達到治理國家社會的政治理想。如《毛詩序》中所說的：“情發於聲，生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樂和時代政治密切相關，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況往往在音樂的內容裡反映出來。班固在《漢書•禮樂志》中寫道：“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   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由此可以看出音樂是人思想、情感的反映，音樂的和諧可以使民心相安、可以涵養民之德性，不同的作品對人性情的陶冶不同，有的使人憂思，有的使人安康。所以統治者據此來制定禮樂章法，以教化百姓，使人民安居樂業。  從詩歌和音樂兩個方面不難看出文藝對教化作用的重視。但是文藝不僅要重視自身的教化作用還要重視自身的藝術價值。    四是文藝作品是時代的反映，文藝自身的藝術價值與它所反映的深度和廣度成正比，其所反映的範圍越廣、深度越大，其自身的藝術價值就越高。文藝除了擁有外在的、實用的、功利的價值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擁有內在的、超越功利的價值，既精神性價值。如果一部文藝作品沒有任何的藝術價值，那它就沒有什麼存在的意義了，而文藝自身的藝術價值就在於它要對社會和人的思想產生一定的有利的、積極的影響。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詩經》和《離騷》是兩大藝術瑰寶，《詩經》開創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先河，反映了先民群體智慧的結晶，而《離騷》則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先鋒，展示了詩人個體的智慧和魅力。《離騷》透過詩人一生對理想的熱烈追求和不懈鬥爭，表現了詩人為崇高理想而獻身祖國的戰鬥精神，表現了與祖國同休慼共存亡的愛國主義精神，反映了詩人崇高的品質和高尚的人格；同時透過詩人戰鬥的歷程和悲劇的結局，反映了楚國政治舞臺上進步和反動兩種勢力的尖銳鬥爭，暴露了楚國政治的黑暗腐朽和反動勢力的囂張跋扈，它雖然是一首抒情詩，但卻反映了豐富的社會現實，具有深刻的現實性。  文藝作品中不僅文人志士創作的詩歌要重視自身的藝術價值，虛構的屬於大眾文學的小說也要重視自己的藝術價值，才能再文學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才不會被層出不窮的作品所淹沒、替代。正如中國四大名著之首——《紅樓夢》，正是由於它自身高度的藝術價值才會成為一部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人情小說作品，成為舉世公認的中國古典小說巔峰之作，而《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就在於我們可以由作品發現時代的意義，在時代意義中找出這個悲劇的時代因素。小說以賈、史、薛、王四大家族的興衰為背景，以賈府的家庭瑣事為中心，以賈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愛情為主線，描寫了一賈寶玉和金陵十二釵為中心的正邪兩面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劇美，歌頌了追求光明的叛逆人物，不過叛逆者的悲劇命運預見了封建社會必然走向滅亡的現實，揭示出了封建末世的危機。  《離騷》和《紅樓夢》告訴我們文藝只有重視並具有自身的藝術價值才能在文學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才能在文學作品中

一，詩的特徵——情志合一與詩樂舞三位一體

《毛詩序》繼承了先秦“詩言志”的觀點，進一步闡述了詩歌抒情言志的特徵。早在先秦，偽古文《尚書•堯典》就提出“詩言志”之說，成為中國詩論的“開山的綱領”（朱自清），此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有“詩以言志”、《莊子•天下》篇有“詩以道志”、《荀子•儒效》篇有“詩言是其志也”之說，都繼承發揮了“詩言志”之說。雖然在先秦“志”中包含“情”，如唐代孔穎達《左傳正義》所說“在已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但“情”在“詩言志”說中並不佔主要地位。而《毛詩序》則突出強調了“情”與“志”的統一性，更為清楚地說明了詩歌抒情言志的特徵，從“詩者志之所之也”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兩段論述來看，《毛詩序》認為“情”與“志”是二而一的東西。

《毛詩序》還揭示了中國古代藝術詩、樂、舞三位一體的表現形態，並認為所有藝術形態都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現。《尚書•堯典》曾指出“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顯示出詩與樂的一致性，《禮記•樂記》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鏚羽旄，謂之樂”，強調了樂與舞的一致性，而《荀子•儒效》篇則指出“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對詩樂舞三位一體的特徵有所論述。《毛詩序》總結了以上這些論述，指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從抒情言志的特徵論述了詩、樂、舞在藝術上的統一性。

二，詩與社會的關係及詩的社會作用——詩政相通與“詩教”

《毛詩序》論述了詩樂與社會政治狀況的密切聯絡，指出：“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民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政乖”，即認為政治狀況是文學藝術的最直接的影響因素，不同時代的不同的政治狀況、民情風俗都直接影響到這一時期產生的文學藝術的風貌，也都可以透過這個時代產生的詩樂的內容和藝術風格反映和表現出來。同時，《毛詩序》還進一步指出社會政治、民情風俗的興衰成敗之變化也會直接影響到藝術創作，導致詩樂在內容和風格上的變化，它說：“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這裡有社會政治、民情風俗的變化是藝術內容、風格變化的原因的意思。

從詩樂與政治的關係出發，《毛詩序》重視詩樂的社會作用，認為詩歌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風”，所謂“風”就是詩歌的藝術感動作用。透過發揮這種審美功能，詩歌可以產生積極的社會作用，即“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而這種社會作用又表現在兩個方面：“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在上的統治者可以發揮詩的感動作用教化百姓，培養良好美德，改變社會風俗。即所謂“先王以是經夫婦，成教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在下者可以“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透過詩的感動作用“以風剌上”，從而使“聞之者足以戒”，並進而“正得失”。這是在理論上肯定了中國古代詩歌干預現實、批判現實的優良傳統。不過，《毛詩序》無疑更重視“上以風化下”的“詩教”功能，它把先秦以來儒家的詩樂教化思想理論化、系統化了。

三，詩的創作原則與方法——“發乎情，止乎禮義”與“主文而譎諫”

《毛詩序》指出了詩歌“吟詠情性”即“發乎情”的基本特徵，並且強調詩歌表現人的思想感情是人的本性的必然要求，“發乎情，民之性也”。但它同時也對詩所表現的情感予以一定的限制，要求“發乎情，止乎禮義”。所謂“止乎禮義”即要求詩所表現的情感不超過、不違背社會政治、倫理規範，要保持在“禮義”所許可的範圍之內。這是《毛詩序》所提出的詩歌創作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一方面對詩歌表現情感的內容、性質、範圍有所限制，體現了儒家文藝思想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和政治倫理規範的保守性，但另一方面，又使詩歌與一般的情感表現區別開來。它實際上要求詩歌雖然表現的是作詩者個人一已之情感，但這種情感又必須具有社會性和理性特徵，這是有積極意義的。

由於強調詩歌要遵循“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創作原則，《毛詩序》在創作方法和創作風格上主張“主文而譎諫”。所謂“主文而譎諫”即肯定詩歌對社會現實的諷刺和批判，但這種諷刺、批判同樣要“止乎禮義”，因而在創作方法上要儘量避免直陳，而是採取託物喻志的表現手法，進行含蓄、委婉的諷刺、批判。《毛詩序》的這種觀點對中國古代藝術創作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中國古代詩歌的含蓄風格主要就是在這種觀點影響下形成的。

四，詩歌的體裁和表現手法——“六義”說

《毛詩序》有“六義”說，即風、賦、比、興、雅、頌，涉及到詩歌體裁上的分類和藝術表現手法的問題。早在先秦，《周禮•春官》就提出“六詩”說，內容與《毛詩序》的“六義”說一致，但《周禮》沒有對“六詩”作具體論述。《毛詩序》對風、雅、頌有所論述，沒有談賦、比、興，但從中可以看出，《毛詩序》是把“風、雅、頌”看作“六義”中與“賦、比、興”相區別的一組。《毛詩序》對“風、雅、頌”的論述：“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可以看出是將它們視為《詩經》的內容的不同型別，也就是詩歌的體裁問題。後來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指出：“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用，風、雅、頌是《詩》之成體。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更明確地將《毛詩序》“六義”說所涉及到的詩歌體裁與表現手法問題揭示出來。現在看來，“風”是產生於各諸侯國的地方詩歌，也就是民歌；“雅”是產生於周王朝中央統治區域內的詩歌，與社會政治直接相關；“頌”也就是頌詩，主要用於宗教祭祀和歌頌、讚美祖先、表揚功德。這種對詩歌的分類不僅大體符合《詩》三百篇的實際，也是中國古代詩論關於詩歌分類的開始。

漢代經學家鄭眾說：“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鄭玄指出：“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從他們的論述來看，賦、比、興主要是指詩歌的藝術表達方法。賦的特點是直敘鋪陳也就是一種直接敘事、直接描寫的表達方法；比的特點是打比方，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比喻，接近於“明喻”；興也是一種“比”，不過它是一種“暗喻”或“隱喻”。此後，南北朝時的劉勰、鍾嶸，宋代的朱熹、清代的李仲蒙等都對賦、比、興的內涵、特點進行過細緻論述，使賦、比、興成為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主要藝術表現方法。

«毛詩序»具體是誰寫的，到現在也沒有個定論，但其在文學史上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這篇文章很短，字數都達不到一篇高中作文的要求，但它卻完整的給後世之人闡述了中國的詩歌理論，其中系統的對詩歌作了評價解釋，為我們更簡單的瞭解詩歌作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整篇都在強調詩歌與社會與政治之間的相互作用:

一、詩歌與教化

«毛詩序»的第一段就借«關雎»這篇詩歌講后妃美德，進而點出詩歌的教化作用，指出即可以教化臣子百姓，又可以教化王國諸侯。

第三段的最後是這樣的:"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指出了詩歌的社會作用:政教。就是說古代的帝王是用詩歌來端正夫妻的關係，培養孝敬，敦厚人倫綱常，改善教化風氣，改變不良的作風。

二、詩歌言志與音樂舞蹈的結合

作者在詩歌的第二段以及第三段前部分，從詩歌抒情言志的特點闡明瞭詩樂舞在藝術上的統一，藉以表達在太平盛世、動亂之世、亡國之時三個不同時期政治的不同。

三、政治的盛衰與詩歌的"變風變雅"

«毛詩序»的第四段指出了詩的六義:風雅頌賦比興，並且著重闡述了風雅頌。其中風是指吟詠一個國家的事，只表達個人情感;

假如是說天下的事情，形容的是四周的風俗，就叫雅。雅講的是王朝政治興衰的緣由，根據政事的大小又分為"大雅"和"小雅"。

而"頌"就是歌頌帝王盛德，並將他的成功告訴神明。

四、«毛詩序»在文學上的作用

其實這一點，開頭就說了一些，它在文學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承上"是指它對詩歌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其中包括詩歌的特徵、內容、分類、表現方法及社會作用等等方面。

"啟下"是指«毛詩序»對後世之人的指導作用，更何況它作為一篇專論文章，本身就是一件文學作品。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釋義：

　　①毛詩序：漢代傳《詩》（《詩經》）有魯、齊、韓、毛四家。前三家為今文經學派，早立於官學，卻先後亡佚。趙人毛萇傳《詩》，為“毛詩”，屬古文學派，漢代未立官學，毛詩漢末興盛，取代三家而獨傳於世。毛詩於古《詩》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關雎》題下的小序後，另有一段較長文字，世稱《詩大序》，又稱《毛詩序》。看來很像是一篇總序。

　　②《關睢》：《詩經·國風·周南》第一首詩的篇名。

　　④風之始也：本指《關雎》為《詩經》的國風之首之意。孔穎達《毛詩正義》說：“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這是有違原意的，但漢人往往從教化的角度對詩句作牽強乃至歪曲的解釋。

　　⑤風：讀去聲，用作動詞，教化之意。

　　⑥用之鄉人焉：相傳古代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鄉人”，指百姓。《禮記·鄉飲酒禮》載：鄉大夫行鄉飲酒禮時以《關雎》合樂。所以《正義》釋“用之鄉人”為“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

　　⑦用之邦國焉：《儀禮·燕禮》載：諸侯行燕禮飲燕其臣子賓客時，歌鄉樂《關雎》、《葛覃》等。故《正義》釋為“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

　　⑨化：感化。

　　●詩者，志之所之也①，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

　　①志之所之：之，《說文》釋為“出也”；句意詩乃由志而產生。

　　②“情動於中”以下五句：意指心中有情感而後用語言傳達出來；意猶未盡，則繼之以諮嗟嘆息；再有不足，則繼之以永歌、手舞足蹈。“永歌”，引聲長歌。

　　①聲成文謂之音：聲，指宮、商、角、徵、羽；文，由五聲和合而成的曲調；將五聲合成為調，即為“音”。

　　②乖：反常。

　　④經：常道，用作動詞，意為使歸於正道。

　　●故詩有六義①焉：一曰風②，二曰賦③，三曰比④，四曰興⑤，五曰雅⑥，六曰頌⑦。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⑧上。主文而譎諫⑨，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⑩作矣。國史⑾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⑿；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⒀。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⒁。是謂四始⒂，詩之至也⒃。

　　①六義：《詩序》“六義”說源於《周禮》“六詩”，《周禮·春官·大師》載：“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但因對詩與樂的關係理解有異，故二者次序有別。《正義》釋“六義”為：“賦、比、興是《詩》之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對於“六義”，至今尚有不同的理解。

　　②風：與“雅”、“頌”為一組範疇，指《詩經》中的十五國風。據下文的解釋，同時又含有風化、諷刺之義。

　　④比：比喻手法。鄭玄《周禮·太師》注：“比者，比方於物也。”朱熹《詩經集傳》：“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⑤興：起的意思，指具有發端作用的手法。朱熹《詩經集傳》釋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這種發端有時兼有比喻的作用，有時只為音律上的需要，而無關乎意義。古代“興”義幽微，歷來理解頗多分歧。

　　⑥雅：指雅詩。據下文的解釋，有正的意義，談王政之興廢。大小雅的配樂，時稱正聲。梁啟超《釋四詩名義》說：“‘雅’與‘夏’古字通，……雅音即夏音，猶言中原正聲云爾。”

　　⑦頌：指頌詩。據下文的解釋，有形容之意，即藉著舞蹈表現詩歌的情態。清阮元《釋頌》認為頌即舞詩。

　　⑨主文而譎諫：鄭玄注：“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此言當其“刺”時，合於宮商相應之文，並以婉約的言辭進行諫勸，而不直言君王之過失。

　　⑩變風變雅：變，指時世由盛變衰，即“王道衰、禮義廢”等；變風，指邶風以下十三國風；變雅，大雅中《中勞》以後的詩，小雅中《六月》以後的詩。二者雖有個別例外，但變風變雅大多是西周中衰以後的作品，相當於上文的所說“亂世之音”、“亡國之音”。

　　⑾國史：王室的史官。《正義》引鄭玄言：“國史採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蒙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

　　⑿“是以……謂之風”：這句是對“風”的解釋。“一國”，指諸侯之國，與下文“雅”之所言“天下”有別，表明“風”的地方性；“一人”，指作詩之人。《正義》解釋說：“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

　　⒀“言天下”至“謂之雅”句：這是對“雅”的解釋。《正義》說：“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

　　⒁“頌者”句：這句是對“頌”的解釋。形容，形狀容貌。此句說“頌”是祭祀時讚美君王功德的詩樂。

　　⒂四始：《正義》引鄭玄言：“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而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認為：“《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毛詩序》開頭說《關雎》“風之始也”，實襲《史記》。

　　⒃詩之至也：詩之義理盡於此。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①。南，言化自北而南也②。《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③。《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④。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⑤。是《關雎》之義也。

　　①“然則《關雎》”數句：《麟趾》，即《麟之趾》，是《國風·周南》的最後詩篇。《正義》說：“《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系之周公。”

　　②“南，言化”句：這句解釋《周南》之“南”的含義。《正義》說：“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毛傳》也說：“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

　　④“《周南》《召南》”句：《周南》，《國風》的第一部分，共計十一篇；《召南》次《周南》之後，計十四篇。《正義》說：“《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

　　⑤“是以《關雎》”句：這句是揭示《關雎》的主題。《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處所言即本於孔子的觀點。

　　（據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正義》卷一）

　　譯文：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譯文】《關瞧》這首詩，是讚美后妃的品德的，它是《詩經·國風》的第一篇，君王用它來感化普天之下的臣民，端正夫婦的倫理關係。所以用它在鄉間合樂歌唱來教育百姓，用它在諸候宴會上合樂歌唱來教育臣子。《國風》的風，是諷諭的意思，是教育的意思；只要諷諭能打動人民，那麼教育就能感化人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譯文】詩，是人的情感意志的一種表現形式，涵蓄在心裡則為情感意志，用語言把它表現出來就是詩。情感在心裡激盪，就用詩的語言來表現它，用語言還表達不盡，便用諮嗟嘆息的聲音來和繼續它，諮嗟嘆息還不盡情，就放開喉嚨來歌唱它，歌唱仍感不滿足，於是不知不覺手舞足蹈起來。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情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譯文】感情表現為聲音，聲音組成五音的調子就叫音樂。太平時代的音樂平和而歡快，它的政治清明和順；戰亂時代的音樂飽含著怨恨和憤懣，它的政治必然乖戾；亡國時的音樂充滿了哀傷和憂思，它的人民一定困苦。所以糾正政治的過失，感動天地和鬼神，沒有超過詩歌的。古代的聖王就用詩來規範夫婦關係，培養孝敬，敦厚人倫，完善教化，移風易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譯文】所以詩有六種形式：一叫做風，二叫做賦，三叫做比，四叫做興，五叫做雅，六叫做頌。天子用風詩教育感化臣民，臣民用風詩諷諫規勸天子諸侯。詩要依託事物的描繪而委婉地諷諫，寫唱詩的人沒有罪過，聽到吟唱詩的君主應引以為戒，因此叫做“風”。到了仁政衰亡，禮義廢棄，政教敗壞，諸侯國各自為政，各家風俗不同的時候，變風、變雅就產生了。國家史官看到政教敗壞的狀況，感傷人倫的淪喪，哀痛刑政的殘酷苛刻，吟詠思想感情，用來諷諫天子諸侯，這是通達政事的變化而又懷念傳統風俗的做法。所以變風、變雅雖發自史官和百姓的不滿之情，卻又不超越禮義的規範。抒發思想感情是人的天性；合乎禮義，是先王恩澤久遠，人民還沒有忘懷的緣故。因此一個國家的政事，透過一個人的心意表現出來，就叫它“風”。反映天下的政事，表現各國的民情風俗，就叫它“雅”。雅，是正的意思，是表現周王朝政教興衰經過的。政教有小有大，所以有《小雅》，有《大雅》。頌，是讚美盛大功德的情狀，並把這種成功稟告神靈的詩歌。這就是風、小雅、大雅、頌、頌四種詩體的由來，是詩的典範。

　　然則《關瞧》、《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瞧》樂得涉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瞧》之義也。

　　【譯文】既然如此，那麼從《關瞧》到《麟趾》這些教化人的詩篇，便是先王的風詩，所以歸於周公名下。南的意思，是說教化是從北方到南方的。從《鵲巢》到《騶虞》這些感化人的詩篇，是諸侯的風詩，先王用它進行教化，所以歸於召公名下。《周南》和《召南》這兩部分風詩，是講端正最初的倫理，是王業教化的基礎。因此，《關瞧》是讚美得到賢淑的女子，來匹配給君子的，而憂慮的是如何進舉賢才，並非貪戀女色；憐愛靜雅的美女，思念賢良的人才，卻沒有傷風敗俗的邪念。這就是《關瞧》的要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