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呢，怎麼說呢，咱們古代歷史還是大部分都是真實的，也有一些歷史是經過篡改的，不過那是少數，因為史官一般都是鐵骨錚錚的文人，自身就很有傲骨，還有就是由於古代思想的原因，連皇帝都怕後人戳他脊樑骨，所以一般都不會碰史官，除非是逼不得已的。還有的就是史官這個職位也比較特殊，並不是說皇帝讓他怎麼寫就怎麼寫的，而是根據實際情況去斟酌，而且在皇宮和宗制中的規矩中皇帝就算有天大的權利也是無權檢視史官寫的什麼，只能看自己的作為和猜測，但是到了唐朝就變了，開始強制更改。但是還是削弱不了文人的傲骨，所以常常史官的結局都會比較慘，這也是其中的一項原因。所以古代史官選拔都是非常的嚴格，需要層層把關。

中國史官的職業操守　　古代中國，史官制度是僅有的幾種可以對皇權進行制約的力量。古人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說的是史書對大臣的制約作用；而司馬遷《自序》中引述董仲舒的話說，《春秋》還是“貶天子”的著作，說明史書對國君同樣是有制約作用的。文天祥在《正氣歌》裡，將『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作為天地間正氣的表現之一，講了兩則古代史官誓死捍衛史官直書實錄傳統的故事。董狐是春秋時晉國的史官。《左傳》宣公二年記載，晉靈公聚斂民財，殘害臣民，執政大臣趙盾多次勸諫，靈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趙盾只好逃亡。當逃到晉國邊境時，其族弟趙穿帶兵殺死靈公，於是返回繼續執政。董狐記載道：“趙盾弒其君”。趙盾辯解，說是趙穿所殺，不是他的罪。董狐說：“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這個故事就是“董狐直筆”的由來，如果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趙盾確實有點冤枉。但從董狐的例子可以看出古代的史官“不但獨立，還可以照史官的意思，來寫他判斷的事實”。趙盾尊重這種不為當權者所左右的史官，故董狐能夠直筆而安然無恙，還得到千古名聲。然而，要想秉筆直書，並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同樣是在春秋時代，齊國大臣崔杼縱容旁人殺死君主莊公，齊國史官也這樣記載：“崔杼弒莊公”。崔杼惱羞成怒，將他殺害。而史官之弟照樣續記，崔杼又殺其弟。史官的另一個弟弟不畏強暴，繼續據實記錄。大權在握的崔杼也終於束手無策。這就是直筆寫歷史的結果，齊國史官兄弟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捍衛了歷史的真實，其自身也為後人演繹了一段悲壯的歷史。從董狐開始，《左傳》、《史記》均繼承了求實的史學本質。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虛美，不隱惡”。因此，太史公才會把項羽寫得那麼悲壯，描寫劉邦卻多少有點市井流氓相，並不因他是當今皇上的老祖宗而有所避諱。古代史官的地位可說是相當獨立的，不但獨立，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來寫他判斷的事實。而且中國古代還有一個規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記的關於他自己的實錄的。這也是保證史官能真正秉筆直書國君功過善惡的重要制度，——因為歷史是要留給後人看的。而古代歷史上的聖君、皇帝，大凡都是尊重製度，尊守這種史家行規的(清朝的“聖君”除外，因為他們的“聖名”主要是透過塗抹歷史得來的）。漢朝最著名的皇帝漢武帝就沒有看過史官司馬遷寫的《史記》，所以《史記》中才能批評他。到了後漢時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指《史記》）流於後世”。其實王允不知道：光就這一點，說明了漢武帝的尊重史官、遵守制度的態度。在唐代也有這樣的例子，講的是唐太宗，總忍不住要看史官寫些什麼(一個比較自戀的傢伙）。據《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十三年（６３９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記起居注。唐太宗問他起居注裡記些什麼，並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記的內容。褚遂良回答說，現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這就是說，褚遂良堅持原則，不讓皇帝觀看史官所記的內容。自然古代歷史上為直筆而使腦袋搬家的也不少見,但這些多見於胡朝。前趙昭武皇帝（匈奴人）時，公師就因寫國史而被殺；北魏道武皇帝（鮮卑人）時候，崔浩也因為寫國史被殺。總的來說，漢族皇帝大都還是尊重這種史家行規的。當今有些人認為宋朝百姓為秦儈塑跪像，是受到了皇權的左右，這是他們不瞭解古代歷史相對於皇權獨立的地位。這種制度一真到了明代還是被遵守的,我們今天看到的許明朝皇帝荒誕事蹟，雖然有滿清誇大詆譭之處，但也都是明代史官秉直記載下來的。只可惜到了清朝，中國歷史上最為無恥的現象出現了，滿清統治者大規模地銷燬並篡改各種史書。華人秉直書寫歷史的態度也為之一變，這種習氣一直流毒至今。反而是不瞭解情況的今人，誤以為古人編寫歷史的態度一直就是這個樣子的！　　很顯然，排除不經常出現的政治因素的干擾，在中國古代，包括史官在內的史學家，其治史態度是比較嚴謹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秉筆直書，客觀如實地記述各種歷史事件。古代史家完全不同於當代某些企圖透過“標新立異”來提升“知名度”的喪盡天良的無恥“專家”文人們！更不是那個不學無術而又寡廉鮮恥的“無知小丑”先生所能真正理解的！　　大明朝的御史可以記錄下皇帝和太后吵架,而滿清皇帝的舉止言行是秘密.大明朝皇帝和朝臣的庭議被印上報紙全國公示,而滿清皇帝和他的貴族們在深宮中秘密地決定帝國的一切!大明朝臣工可以反對皇帝的決定,而滿清的奴才只能拍英明神武的馬屁.這樣一個變態地毀滅一切人格精神和言論真理的滿清,剩下的就只有閻崇年口中的英明和盛世.中國史官的職業操守　　古代中國，史官制度是僅有的幾種可以對皇權進行制約的力量。古人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說的是史書對大臣的制約作用；而司馬遷《自序》中引述董仲舒的話說，《春秋》還是“貶天子”的著作，說明史書對國君同樣是有制約作用的。文天祥在《正氣歌》裡，將『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作為天地間正氣的表現之一，講了兩則古代史官誓死捍衛史官直書實錄傳統的故事。董狐是春秋時晉國的史官。《左傳》宣公二年記載，晉靈公聚斂民財，殘害臣民，執政大臣趙盾多次勸諫，靈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趙盾只好逃亡。當逃到晉國邊境時，其族弟趙穿帶兵殺死靈公，於是返回繼續執政。董狐記載道：“趙盾弒其君”。趙盾辯解，說是趙穿所殺，不是他的罪。董狐說：“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這個故事就是“董狐直筆”的由來，如果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趙盾確實有點冤枉。但從董狐的例子可以看出古代的史官“不但獨立，還可以照史官的意思，來寫他判斷的事實”。趙盾尊重這種不為當權者所左右的史官，故董狐能夠直筆而安然無恙，還得到千古名聲。然而，要想秉筆直書，並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同樣是在春秋時代，齊國大臣崔杼縱容旁人殺死君主莊公，齊國史官也這樣記載：“崔杼弒莊公”。崔杼惱羞成怒，將他殺害。而史官之弟照樣續記，崔杼又殺其弟。史官的另一個弟弟不畏強暴，繼續據實記錄。大權在握的崔杼也終於束手無策。這就是直筆寫歷史的結果，齊國史官兄弟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捍衛了歷史的真實，其自身也為後人演繹了一段悲壯的歷史。從董狐開始，《左傳》、《史記》均繼承了求實的史學本質。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虛美，不隱惡”。因此，太史公才會把項羽寫得那麼悲壯，描寫劉邦卻多少有點市井流氓相，並不因他是當今皇上的老祖宗而有所避諱。古代史官的地位可說是相當獨立的，不但獨立，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來寫他判斷的事實。而且中國古代還有一個規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記的關於他自己的實錄的。這也是保證史官能真正秉筆直書國君功過善惡的重要制度，——因為歷史是要留給後人看的。而古代歷史上的聖君、皇帝，大凡都是尊重製度，尊守這種史家行規的(清朝的“聖君”除外，因為他們的“聖名”主要是透過塗抹歷史得來的）。漢朝最著名的皇帝漢武帝就沒有看過史官司馬遷寫的《史記》，所以《史記》中才能批評他。到了後漢時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指《史記》）流於後世”。其實王允不知道：光就這一點，說明了漢武帝的尊重史官、遵守制度的態度。在唐代也有這樣的例子，講的是唐太宗，總忍不住要看史官寫些什麼(一個比較自戀的傢伙）。據《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十三年（６３９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記起居注。唐太宗問他起居注裡記些什麼，並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記的內容。褚遂良回答說，現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這就是說，褚遂良堅持原則，不讓皇帝觀看史官所記的內容。自然古代歷史上為直筆而使腦袋搬家的也不少見,但這些多見於胡朝。前趙昭武皇帝（匈奴人）時，公師就因寫國史而被殺；北魏道武皇帝（鮮卑人）時候，崔浩也因為寫國史被殺。總的來說，漢族皇帝大都還是尊重這種史家行規的。當今有些人認為宋朝百姓為秦儈塑跪像，是受到了皇權的左右，這是他們不瞭解古代歷史相對於皇權獨立的地位。這種制度一真到了明代還是被遵守的,我們今天看到的許明朝皇帝荒誕事蹟，雖然有滿清誇大詆譭之處，但也都是明代史官秉直記載下來的。只可惜到了清朝，中國歷史上最為無恥的現象出現了，滿清統治者大規模地銷燬並篡改各種史書。華人秉直書寫歷史的態度也為之一變，這種習氣一直流毒至今。反而是不瞭解情況的今人，誤以為古人編寫歷史的態度一直就是這個樣子的！　　很顯然，排除不經常出現的政治因素的干擾，在中國古代，包括史官在內的史學家，其治史態度是比較嚴謹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秉筆直書，客觀如實地記述各種歷史事件。古代史家完全不同於當代某些企圖透過“標新立異”來提升“知名度”的喪盡天良的無恥“專家”文人們！更不是那個不學無術而又寡廉鮮恥的“無知小丑”先生所能真正理解的！　　大明朝的御史可以記錄下皇帝和太后吵架,而滿清皇帝的舉止言行是秘密.大明朝皇帝和朝臣的庭議被印上報紙全國公示,而滿清皇帝和他的貴族們在深宮中秘密地決定帝國的一切!大明朝臣工可以反對皇帝的決定,而滿清的奴才只能拍英明神武的馬屁.這樣一個變態地毀滅一切人格精神和言論真理的滿清,剩下的就只有閻崇年口中的英明和盛世.

秉筆直書是中國古代史官所遵循的道德準則，是中國史學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價值與優良傳統。恪守這一道德準則的史官，代不乏人。

齊國太史四兄弟

公元前548年，齊國發生內亂，齊莊公呂光被大夫崔杼殺害。《春秋》的記載很簡略：“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的記載比較詳細：“大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持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左傳》所說的“大史”，即“太史”。中國古代有“史官家族”的傳統，因為史官不僅要精通文史，還必須懂得天文、曆法、數學，掌握這些知識，不是靠學校講授，而是靠父子相傳。所以，《史記》就是由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人完成的。《漢書》的主要作者是班固，但是班固的父親班彪首先寫了幾十篇，然後班固接著寫；班固沒有寫完，坐牢死了，他的妹妹班昭接著寫。《漢書》實際上經過了班彪、班固、班昭三人之手才最後完成的。齊國的這太史四兄弟，就是生長在這樣一個史官家族。他們的名字沒有留下，明代小說家馮夢龍寫《東周列國志》的時候，分別為他們取名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太史季，估計是他杜撰的。

“崔杼弒君”故事的大致情節是：

齊國的國王齊莊公呂光,被崔杼殺害了。崔杼串通幾個人立齊莊公兄弟為國君,自己獨攬大權。崔杼叫太史伯記錄這件事,說：“你要這樣寫：先君是害病死的。”太史伯聽了崔杼的話,嚴肅地說：“按照事實寫歷史,是太史的本分,哪能捏造事實,顛倒是非呢？”崔杼沒想到一個史官,無權無勢,只憑著一支筆,卻敢和自己作對,就生氣地問：“那你打算怎麼寫呢？”太史伯說：“我寫給你看吧。”崔杼等他寫好,拿過竹簡一看,上面寫著：“夏五月,崔杼謀殺國君光。”崔杼大怒,對太史伯說：“你長著幾個腦袋,敢這麼寫？”太史伯說：“我只有一個腦袋,如果你叫我顛倒是非,我情願不要這個腦袋。”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伯殺了。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接替了哥哥的職位。他把自己寫的竹簡呈交給崔杼,內容是：“夏五月,崔杼謀殺國君光。”崔杼一看,氣得說不出話來。他想不到天下竟有這樣不怕死的人,氣哼哼地問：“你難道沒看見你哥哥的下場嗎？”太史仲面不改色,冷笑著回答：“太史只怕不忠實,可不怕死。你就是把我也殺了,難道還能把所有的人都殺了嗎？”崔杼不再說話,吩咐手下把他也殺了。第三個太史叔，還是不屈服,也被崔杼殺了。

　　崔杼一連殺了三位太史,雖然十分生氣,心裡卻很恐慌。等到第四位太史季上任,崔杼把他寫的竹簡拿來一看,上面還是那句話。崔杼問：“你不愛惜性命嗎？”太史季說：“我當然愛惜性命。但要是貪生怕死,就失了太史的本分,不如盡了本分,然後去死。但您也要明白,就是我不寫,天下還有寫的人。您只能不許我寫,卻不能改變事實。您越是殺害太史,越顯出您心虛。”崔杼嘆了一口氣,只好作罷。

太史季拿著寫好的竹簡從崔杼那兒出來,路上碰見南史氏正抱著竹簡和筆迎面走來。南史氏對太史季說:“聽說三位太史都被殺了,我怕你也保不住性命,是準備來接替你的。”太史季把寫好的竹簡給他看,南史氏這才放下心，回去了。

兇惡殘暴的崔杼，也被史官的大無畏精神嚇倒了。區區10個字，卻是用3條性命換來的。由此可以想見，歷代史書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凝聚著多少人的鮮血和生命。最有意思的是那位南史氏，很有前仆後繼的氣概，充分體現了古代史官們無畏無懼的直筆精神。

晉國太史令董狐

董狐，亦稱史狐，是春秋時期晉國的史官。晉靈公即位後，昏庸無道，殘暴荒淫。作為相國的趙盾，一心希望晉靈公恢復霸業，多次勸阻晉靈公為晉國著想，痛改惡習。晉靈公卻忌恨趙盾，派大力士前去刺殺趙盾。當這位大力士來到趙盾的府上時，看到趙盾在家裡等候上朝，雖然還沒到上朝的時間，卻已穿戴得非常整齊。這位大力士認為趙盾是位忠臣，不願幹違背良心的事情，於是自殺身亡。晉靈公仍然不醒悟，公元前607年9月，派人邀請趙盾來飲酒，暗地裡派兵士埋伏在四周，讓他們見機行事，準備殺死趙盾。趙盾的衛士提彌明發現情況不妙，保護趙盾安全脫離險境。趙盾和他的兒子趙朔被迫逃往國外，在逃跑的途中，正巧遇見晉靈公的姐夫趙穿。趙穿聽後非常生氣，去找晉靈公評理。晉靈公不但不聽，反而對趙穿惡語相加。萬般無奈之下，趙穿命令衛士一擁而上，殺死了晉靈公。趙盾聽到這件事後，返回晉國，把晉靈公的叔叔擁立為王，這就是晉成公。

趙盾登上相位後，想知道史官對這件事的評價，於是就把太史令董狐找來，詢問他有關情況。董狐把大事記錄拿給趙盾，讓他自己去看。趙盾看到上面寫著“秋七月，趙盾弒其君”，並且得知這件事在朝廷上已經做了公佈。趙盾質問董狐：“誰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殺的，你們這些史官，怎麼讓我承擔罪名呢？”董狐回答道：“你身居相位，曾經逃亡而沒有走出國境，回來後又不懲辦兇手，這不是你的責任，又是誰的責任呢？”趙盾聽後嘆息說：“《詩經》上都說‘因為我懷戀君主，所以給自己帶來憂傷’，大概說的就是我這樣的人吧！”

孔子評論這件事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這段話的意思是：董狐沒有錯，他是一位好史官，據法直書而不加隱諱；趙盾也沒有錯，他是一位賢明的大臣，為了法度而蒙受惡語。真是可惜啊！如果趙盾逃跑出了國境，就可以免除弒君之名了。

杜甫在《寫懷》詩中提到了董狐：“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文天祥的《正氣歌》也引用了這個典故：“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北魏史學家崔浩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發生了一次駭人聽聞的崔浩《國書》血案，在史官的厄難史上給人們留下了一道永遠抹不去的心理陰影。

崔浩，字伯淵，出身於清河望門大族，父親崔玄伯是北魏道武帝、明元帝時期的重臣，他自己在北魏前期歷史上立有大功，深受太武帝拓跋燾的寵信和器重。公元429年，崔浩奉太武帝之命修撰北魏史書——《國書》。太武帝曾經叮囑崔浩要“述成史書，務存實錄”。話雖如此說，到了真正“實錄”時，他就翻臉不認人了。《國書》修成之日，崔浩突然被太武帝處死。他被殺的原因，就是“實錄”。

崔浩修撰史書很認真，他召集一些文人，按照古代史官“秉筆直書”的精神修撰《國書》，書成之後，自己非常滿意。但他過高地估計了太武帝對自己的信任，竟然採納著作令史閔堪和郗標的建議，在京都郊外大路旁將這部《國書》刻石立碑，佔地130步，讓人們自由瀏覽。在這部史書中，實錄了前奏符堅滅代（北魏初期稱代）時，生擒了代君拓跋什翼犍，並將後來成為北魏開國之君的拓跋圭流放到蜀國的事實。這是拓跋氏不光彩的歷史。同時，《國書》還實錄了拓跋氏的婚姻關係。原來，什翼犍的兒子是獻明帝拓跋寔，獻明帝和賀後所生的兒子是拓跋圭。獻明帝死後，什翼犍娶賀後為妻，也就是公公娶了兒媳婦。符堅生擒什翼犍的時候，因為不熟悉內情，錯把拓跋圭當作什翼犍的兒子，結果爺爺變成了父親，孫子變成了兒子，鬧出了大笑話。

拓跋人看到崔浩的《國書》竟然如此“備而不典”，把本該忌諱的歷史在顯眼地方公開出來，極為震怒和惶恐，連忙報告了太武帝。太武帝知道後大為惱怒，當即下令追查嚴懲，於是一場大禍從天而降。崔浩“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往頭上排洩小便），呼聲嗷嗷，聞於行路”，最後慘死獄中。不僅如此，“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北史·崔浩傳》）。據史家考證，這次殺戮共死了2000餘人。

事隔300多年以後，唐朝大文學家韓愈一想到崔浩《國書》血案，仍然心有餘悸，感嘆直筆太難（《答劉秀才論史書》）。

唐代史學家吳兢

吳兢（670～749），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唐代著名史學家，代表作是《貞觀政要》。他在擔任著作郎撰寫《則天實錄》時，輯錄了宋璩逼迫張說為魏元忠證明清白的事。

原來，武則天的兩個寵臣張宗昌、張易之，對宰相魏元忠恨之入骨。他們誣陷魏元忠有謀反言論，並誘逼時任鳳閣舍人的張說出面作證。張說無奈，只好答應。他其實心裡也很猶豫，做吧，對不起良心；不做，又邁不過眼前這道坎。這時，武則天的詔令到了，讓他去當面對質。臨行前，同為鳳閣舍人的宋璩看出了問題，對他說：“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千萬不能夥同小人陷害君子呀！”這番話堅定了張說的信念，他在面見武則天時如實稟告：是張宗昌逼迫他陷害魏大人。結果，魏元忠被免於一死，流放嶺南。

唐睿宗時，張說升任宰相，兼修國史。他看到了《則天實錄》中的這段文字，知道是吳兢所寫，卻故意說：“劉五(即史學家劉知幾，已經去世)太不相容了!”吳兢站起來說：“這本是我寫的，這段史文的草稿都在，您怎麼能錯怪死去的人呢?”他說這番話時，與他在一塊工作的史官們，都驚嚇得變了臉色。後來，張說又請求吳兢改動幾個字，吳兢堅決不答應，他義正詞嚴地說：“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這段話的意思是：假如順從您的請求，那麼這部書就不能算作正直的筆法，怎麼能夠讓後世相信呢！

國學啟蒙讀物《龍文鞭影》裡的“直筆吳兢”，說的就是這個典故。

南宋史學家袁樞

袁樞（1131～1205），字機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省建甌）人。歷任溫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所著史書《通鑑紀事本末》，首創紀事本末體，實現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出現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

袁樞為人正直，對政治腐敗、朋黨互爭、壓制人才等醜惡的社會現象很是不滿。他擔任國史院編修官時，負責撰修《宋史》列傳。這時候，北宋哲宗時“奸相”章惇的後人，以老鄉關係，請求袁樞對《章惇傳》加以“文飾”和“潤色”，意在將章惇留在史書上的非常不雅的形象適當地美化美化。

章惇是宋哲宗時的宰相。他從紹聖元年（1094年）為相，一直到哲宗去世。《宋史》列舉章惇的罪證，主要有這樣幾項：“盡復熙豐舊法，黜逐元祐朝臣；肆開邊隙，詆誣宣仁後。”

王安石在宋神宗年間推薦新法，章惇是推行新法的干將。宋神宗去世之後，宋哲宗即位。一開始，宋英宗高太后聽政，任用司馬光等人，於是章惇等新黨盡數被驅逐。後來宋哲宗親政，起用新黨，章惇也得以拜相。章惇上臺之後，把昔日的新黨人士全部召還至京都，委以重用。章惇還大肆報復，盡數罷黜舊黨人士。此時司馬光已經死了，也被剝奪其爵位和榮銜，還想要皇帝下詔掘墓鞭屍，但哲宗皇帝聽從其他官員的意見，沒有同意，朝廷差人把司馬光的牌坊拆了，皇太后賜的碑文也磨平了。章惇還報復蘇軾，將其貶到嶺南，再貶到海南。最過分的是，章惇向宋哲宗建議廢除高太后的封號，追廢為庶人，宋哲宗沒有采納。

袁樞聽到章惇後人的請求，勃然大怒，說：“子厚（章惇字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後世天下公議！”（《宋史·袁樞傳》）當時的宰相趙雄，是撰修國史的總負責人，他聽到之後，稱讚袁樞“無愧古良史”（《宋史·袁樞傳》）。

有齊國太史四兄弟、南史氏，晉國董狐，以及崔浩、吳兢、袁樞這樣的光輝榜樣，中國曆代的史官懂得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增強了秉筆直書的膽氣。不過，在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度下，帝王的意志和尊嚴是不容侵犯的，真正敢於秉筆直書的史官並不多見。因為，任何一個帝王，即使是極開明的帝王，也不會允許史官把自己做過的壞事記錄在案、傳之後代。他們手中的權力足可以控制史官的行為，決定史官的命運。所以，正直的史官從來命運多舛，就像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說，他們或“身膏斧鉞”，或“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或遭秘密殺害而“無聞後代”。儘管如此，直書其事的史官仍然不絕如縷，中華民族的歷史還是要寫下去。　

我的回答是古代史官絕大多數是能夠做到秉筆直書的。

一，史官制度保證了史官能當朝秉筆直書

史官制度起源於黃帝時期，史官的職責是“君舉必書”“務從實錄”，也就是必須實事求是的把帝王的言行記錄下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有制度保證，所以，一方面史官採取世襲制，史官的任命不是當朝帝王任命的，是從父兄傳承的。比如，史記司馬遷不是漢武帝封的，而是從父親太史公那裡世襲來的。這種世襲制度保證了史官的人事權不受執政者的干預，史官成了一個獨立的職能部門，。另一方面規定，“人主不得躬身觀史”，也就是說帝王無權親自檢視史官的記錄材料，更談不上有修改的權利。這種制度，保證了對史官的工作，帝王無權干預，史官無義務對帝王負責，只對事實負責。

二，獨立在政治權利之外的史權意識與士“以道自任”的精神，早就了史官“書法無隱，秉筆直書”的高貴品質。

齊太史秉筆直書

比如 最著名的秉筆直書事件是春秋時期發生在齊國的“崔杼弒君”，齊國的權臣崔杼殺了自己的君主齊莊公，齊太史照實記錄“崔杼弒君”，崔杼大怒，殺了齊太史，太史弟弟復書，還是“崔杼弒君”，崔杼又把太史弟弟殺了，太史小弟早來到宮內，準備前赴後繼。崔杼拿這些太史毫無辦法，只好放棄。像齊太史兄弟這樣的史官載入歷史上還有很多，比如，戰國時代，趙國的董狐，唐朝的史學家吳兢，北魏的崔浩等等。這就說明，古代史官獨立，帝王不能干預史官工作，但並不表示當權者對秉筆直書的史官不進行報復。

並不能。一、先說秉筆直書的例子——為五字，死四人

為五字，死四人，還不留名——齊太史秉筆直書

《左傳》中有這麼五字：“崔杼弒其君”。說春秋時，一個叫崔杼的權臣，殺了君主齊莊公。齊莊公死，太史伯如實記下“崔杼弒其君”。但歷史血腥，為這五字，實死了四人。

1、前三人，秉筆直書的史官：

臣子弒君，大逆不道。崔杼為掩蓋事實，命太史氏以瘧疾為由，記錄莊公之死。太史氏認為史官職責是如實記錄，留真相給後人，故不從命令，在竹簡上寫：

右相崔杼看了大怒，下令殺太史氏。史書冷酷，不記載為真相而死的史官名字，我們只稱第一個死的太史氏為“太史伯”。

中國自古有史官家庭，太史伯之弟，仲、叔、季都是史官，被先後召集。仲、叔認同兄長看法，不怕強權，一樣記載，又被崔杼殺了。到了最小的太史季，崔杼執簡對他說：“你三個哥哥已經死了，現在你要愛惜性命，就不要這樣寫！”

太史季雙眼含淚，卻語氣堅定地說：“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為了活命而不顧職責，生不如死！即使我不寫，天下也必有寫下真相的人；我願意為事實而死，只請相國裁決！”

此情此景，讓崔杼無可奈何。他終於明白威逼沒有用處，嘆氣說：“我怕國家因這件事而隕亂，才要曲筆記載；現在雖然照實寫下，人們必定諒解我。”最後生氣地把史書扔給太史季，放他走了。

事情沒完。太史季拿著史書出門，馬上到了史館，遇到了南史氏急匆匆趕來。太史季問他原因，南史氏回答說：“我聽說你兄弟們都死了，恐怕埋沒了五月乙亥的真相，因此拿著竹簡過來記載！”

也就是說，即便太史氏兄弟四人都因記載真相而死，那第五個史官南史氏也會頂上！

到此，我為太史氏兄弟的錚錚鐵骨而動容；更動容的是，即伯仲叔季四兄弟，做死事而不留名，後來史官們沒有給他們單獨立傳。上文所講真相，只是史料中不到30字的片段……

好在，後世文天祥在獄中做《正氣歌》，又提到了歷史12義士，其中就有“在齊太史簡”。

2，還死的一個人，齊莊公。

但讀史要認真，這五字實際還明顯死有一人，即齊莊公。臣子弒君，大逆不道，可細度前後，齊莊公實在罪有應得。

原來，齊莊公被殺是因為偷情。他好色荒淫，與崔杼愛妾棠姜通姦；崔杼察覺，齊莊公仍不停止，與棠姜來往多遍。

崔杼忍無可忍，決定用計殺死姦夫，他於是辭病不上朝。齊莊公聽了，正中下懷，便去火急火燎地去“探病”。崔杼家人說主人已經病重，剛剛服藥躺下。齊莊公竟然大喜，鑽入內室……

在內室等待齊莊公是屠刀，而不是女色！走廊刀光劍影，要拿淫君性命，齊莊公掙扎半天，還是被殺。

3、結論：寫史人，秉筆直書是職責；但讀史人，更要有思考能力。

就“崔杼弒其君”這五字，我們已說了太多。整件事情最冤枉、但最可歌可泣的是太史氏四兄弟，死了三個；不冤枉的是齊莊公，為了慾望不停地與棠姜偷情，不顧社稷，不配為君。至於驕橫的崔杼，有些冤枉；因為一頂綠帽子，落下了弒君妄上的惡名，後來，崔杼家裡內訌，崔杼被政敵殺死。

即是說，一個遺憾的真相是，史官用生命捍衛的文字，也只是相對的客觀。我們讀史，不僅是為了真相，更為了背後的道理。

東晉陳壽做《三國志》，名滿天下，飄飄然起來。

丁儀、丁訥在曹魏時負有盛名，陳壽對他們的兒子們說：“送我千斛米，我就為令尊大人寫好傳記。”丁氏不答應，陳壽果真不為他們立傳。

陳壽父親曾做馬謖參軍，馬謖兵敗被諸葛亮所殺，陳壽父親也被牽連。因而寫《蜀書》時，陳壽為說諸葛亮軍事謀略非其長處，又無臨敵應變之才；還說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只工於書法，名過其實。

因此，在小部分《三國志》的傳記中，存在陳壽個人偏見，被當時人的所不齒。

史官，顧名思義，就是記錄歷史的官員！史官在官僚體系當中屬於特別的群體，他們官職不高，但有的時候卻可以違背皇帝的意志，只因為他們是歷史的眼睛，甚至有的人為此付出了生命！

傳說，秉筆直書是中國古代史官所遵循的道德準則，是中國史學文化中重要的道德價值與優良傳統。恪守秉筆直書這一道德準則的史官，代不乏人。

比如，我們都知道的唐太宗，因為他曾發動的玄武門事變，所以他非常在乎他在史官筆下的形象，他曾經三次想要檢視史書，但都沒有成功，原因就是史官擔心太宗會插手修改真實的歷史，這就是史官們的態度，他們視客觀歷史為生命。對於真正的史官來說，書寫真實的歷史就變成他們的信仰，比自己的生命還是重要！

當然，有正便有反，絕對也會有史官為了諂媚皇帝或者在皇帝的暗中授意之下，修改真實的歷史，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或者來穩固自己的統治！比如，我們前面所說唐太宗幾次想要觀看史書，但都被拒絕，直到後來房玄齡編寫史書的時候，唐太宗才如願以償。因為房玄齡是唐太宗的舊臣，也是玄武門事變的參與者，所以無論為了他自己還是為了李世民，隱藏曆史都成為了必然！這就造成了我們現在無法知道玄武門事變的真實情況！

被魯迅先生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很多的人認為他便是正史，但實際上它只是相對來說比較客觀，比如他將項羽描繪成一個英雄，但對於漢武帝的記述卻非常的貶低，這不代表著他記載的歷史不真實，只是這裡面參雜了自己的主觀想法！

並不是每一個史官都可以秉筆直書，但歷史當中從來不缺少秉筆直書的人。正是因為如此，我們現代人才能看到以前歷史當中的真相！

我們的古代歷史有五千年之久，其中書寫歷史的史官也是數不勝數。但其中真正能夠對當朝歷史秉筆直書的，只有一少部分。大部分的史官，還是做不到完全的直言不諱。這主要因為：歷史侷限性、環境制約、個人觀點，所導致的結果。

歷史侷限性

古代史官書寫任何一段歷史，都有歷史本身的侷限性。

比如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歷史記載他們母親，在懷孕時或生育時，都有與眾不同的地方。像劉邦母親與神仙哥哥的愛戀，朱元璋出生時的紅霞滿天。

這些東西在今天看來，只是個玩笑而己。但在古代這些東西像是習慣一樣，大多數的偉人、聖人等，都有類似的記載。

有這些侷限性，史官自然不能完全的秉筆直書。

環境制約

古代的史官在書寫歷史時，不可避免的會受到當權者的影響。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後，曾想過要為自己找一個有名望的祖先。

這事兒他若是真的做了，那史官在史書上記載朱元璋祖先時，一定會記載他找的那個有名望的人。

可見有類似這樣的環境制約，史官是不可能完全秉筆直書的。

個人觀點

任何一部史書都是史官寫的。而史官畢竟都是人，是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觀點。

比如寫史記的司馬遷，他在寫史記時有一句：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句話不管它的形容有多麼洽當，可畢竟是個人的觀點。

類似觀點凡是史官，多多少少都會有幾句。這也能看出個人觀點，對秉筆直書的影響。

綜上所述古代史官寫史書時，做不到全部是秉筆直書之言。因為有：歷史侷限性、環境制約、個人觀點所影響。

史官的鼻祖可以追溯到黃帝時期的左史官倉頡，他的偉大之處是系統地創造了象形文字，在他之前民間流傳的只能是無規則的圖形。以倉頡創造的象形文字為基礎，經過千百年的演變才成就了中華文華的瑰寶一一漢字。

那麼史官真的可以在當朝秉筆直書嗎？不可以，我們舉個例子，《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就因為替陷入匈奴重重包圍而不得已投降匈奴的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就被武帝準備處以極刑，司馬遷考慮到自已還揹負著兩代人的宏偉使命，只能屈辱地以腐刑換得自已的生命，腐刑就是跟太監一樣淨身，這在古時出生低賤的人才會這樣幹，仕大夫受此刑會遭人恥笑。可見司馬遷當時要承受肉體和心靈的雙重打擊，不屈不撓地終於完成了這一歷史鉅著。

封建王朝的歷代皇帝都很在意史官們的載言記事，基本上都是將自己正確的一面交由史官大書特書，而自己的陰暗面或是乾的壞事都要經過洗白，在虛構一些東西寫進史冊。沒有哪個帝王願意把自己不好的一面留給後人，留下千古罵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史書中從頭至尾都是將李世民寫成一個受害者，將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寫成陰謀家，處心積慮地構陷李世民，真是這樣的嗎？後人對“玄武門之變”的正義性一直存在爭議。

另一個頗受爭議的例子就是宋太祖趙匡胤傳位給兄弟趙光義的事，史書記載是趙匡胤突然駕崩，下詔將皇位傳給趙光義，而不是自己的兒子趙德昭。這一段也留傳下來一個故事叫“燭影斧聲”，野史的版本是這樣的，趙匡胤召趙光義入宮議事，兄弟二人在燭光中喝酒，不一會，裡面傳來爭吵聲，侍衛從燭光中看見一個手舉玉斧的人影，第二天就傳出趙匡胤駕崩的訊息。所以後人一直質疑趙光義即位的合法性，儘管史書沒留下蛛絲馬跡。

當然，也有秉承個人操守，無懼生死，仗義直言的史官，如齊國大夫崔杼殺了昏君齊莊公後，希望史官記上莊公暴病而亡。可是讓他暴跳如雷的是，連殺了三位史官，都無法改變他“弒君"的惡名。所以君王和史官是封建社會的兩個矛盾體，一個要“掩惡揚善"，一個要“不掩其瑕"，一個要為自己“歌功頌德，樹碑立傳"，一個要對後人“引以為鑑"。所以兩個目的，雙重標準，常常形成尖銳的矛盾和教量，但其本上是權力壓倒正義，屠刀終究要利過筆桿子，史官們在強權面前妥協也就不足為奇了。

首先古代史官是可以當朝秉筆直書的

我來簡單說一下這個問題吧，首先史官在古代是一個非常令人尊敬的職業，雖然史官的官位相對於其他官員來說不是很高，但由於其職位的特殊性，就連封建社會九五之尊的皇帝都在一定程度上非常尊重史官的個人意見與個人觀點。因為史官負責記錄每個時期國家發生的歷史事件，皇帝為了能夠在史書之中留下一個好印象，也算是費一定的心思。畢竟，為了保證史官工作的進行，皇帝是沒有權利對史官所記錄的史事提出異議的。

根據史書記載，早在黃帝時期，史官這一制度就已經出現在世人的面前了。為了更加完整的記錄每個時段發生的事件，黃帝親自設立史官一職。史官在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當朝秉筆直書。而且為了保證史書事件的真實性，史官是獨立於政治之外的，這也變相的賦予了史官較大的權利，也說明史官在真實事件上面可以不聽皇帝的話。

並不是每個時期的皇帝都對史官很好

崔杼是春秋時期著名的齊國大夫，他做過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殺害自己的君主齊莊公，他為了掩蓋事實向史官施壓，甚至殺害了多為史官，但是史官還是為了事情的真實性不肯低頭，崔杼在萬般無奈之下只得作罷。

其實史料應該怎麼寫完全是處於史官的意願，但是絕大多數的史官都會對歷史事件的真實性而負責任的。唐王李世民為了爭奪皇位殺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是他在史書之中將其塑造為一位英明偉大的君主，我們必須要承認李世民為國家做的貢獻，但是也不能忽略掉他所犯的錯誤，這一點司馬遷做的非常好，他在史記中很好的描述了漢武帝的為人，他把漢武帝的功過是非都細緻的寫了下來，這才是一位真正對歷史負責任的史官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