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西周以前學在官府，東周以後，學逐步走向民間。春秋戰國時代，王權衰落，奴隸制度解體，奴隸主貴族獨佔文化的局面被打破。諸侯爭霸，各國開放政權以延攬人才，又因為人口的增加，土地分配困難，社會發生劇變。這一時期有思想的知識分子，面對現實的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等，提出瞭解決的辦法和思想。個人利害與國家之間的利害互動運用，相互影響，標新立異。各種學說，思想紛紛出現。所謂諸子百家，或者叫百家爭鳴。春秋後期已出現頗有社會影響的儒家、道家、陰陽學說、法家、墨家等不同學派，而至戰國中期，學派紛呈，學說豐富多彩，為中國文化發展奠定了寬廣的基礎，中國術語上把這一時期稱為“諸子百家”或者“百家爭鳴”時期。司馬遷《史記》引述了司馬談對學術流派的見解，他把先秦以來的學派總歸納為六家，即：陰陽學說、儒家學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班固在《漢書》中則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歸納為十家，即：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政治主張和哲學看法的不同，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說，宣揚自己的主張，批評別人，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百家爭鳴”局面出現的歷史條件是：　　

①生產技術的進步，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思想文化的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

②私學的興起和講學之風的出現，造就了一批有知識、有才幹和敢於表達自己觀點的思想家；　　

④諸侯爭霸的政治局面和尚未建立統一的觀念形態的思想局面，為諸子百家思想的傳播提供了一個寬鬆的良好社會環境。　　總之，“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是經濟基礎的大變革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必然反映。

中央集權相對衰弱，統治者在言論上掌控力相對減弱，各諸侯國實力此消彼長正好給各學派一個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

近代西方國家哲學家層出不窮也是因為社會發展到了一定程度，矛盾開始激化，量變即將帶來質變時，思想家們就提出了自己對於建立一個怎麼樣的社會而提出的言論，

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是個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的時代，但這一時期，中國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卻空前繁榮，其中先秦諸子對中國精神影響之大，無論怎麼估價都並不過分，他們留下的精神遺產一直影響到現在，甚至可以毫不誇大地說，這是中國的第一次啟蒙，可謂“東方既白”。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古人盛言三代。三代既是三個朝代，也是三個彼此平行的地理板塊。夏、商、週三分天下，最後一統於西周。西周是三代的集大成者。後來，西周亡於犬戎之難，中國陷於分裂。歷史學家把平王東遷到周室滅亡的歷史稱為東周史（前770—前249年），並把周室既滅到秦統一前的28年加上去，積549年，分為前後兩段，前面一段是春秋史（前770—前476年），後面一段是戰國史（前475—前221年）。

怎樣以出土發現的物質資料來展現這段歷史，又從思想史的高度來思考這段歷史，無疑是個有趣的話題。

諸侯力政，不統於王

首先，這段歷史，特點是國土分裂。孔子不滿其當代政治，首先是這一點。

司馬遷作《史記》，涉及這段歷史，他有兩個年表，一個是《十二諸侯年表》，一個是《六國年表》。《十二諸侯年表》本之《春秋》，名為十二諸侯，列出的國家卻是十四個，它是以周、魯的紀年為經，而以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十二國的紀年為緯。《六國年表》本之《秦紀》，名為六國，列出的國家卻是八個，它是以周、秦的紀年為經，而以魏、韓、趙、楚、燕、齊六國的紀年為緯。這些國家，不僅有考古發現的遺蹟、遺物為證，也有出土文字材料為證[當然，表中沒有列入的國家還有很多，如從陝西東遷的虞、芮、虢，滹沱河流域的鮮虞—中山，淮水流域的南淮夷（如江、黃、徐、鍾離），山東半島的泗上諸侯（如薛、莒、邾、滕），以及僻處江漢的鄧、曾、鄂]。當時，器物也好，銘文也好，各國有各國的特點，只有經過分國研究，才能把握歷史發展的脈絡。

東周列國的興衰，大體分三步走：

第一，周室東遷，晉、鄭是依，晉、鄭地位最高。秦襄公護送平王有大功，秦亦因此而崛起。當時，鄭、虢是王朝的左右卿士，鄭、虢爭政，是亂之所起。亂子是從王畿的內部鬧起，逐漸擴大到周圍的諸侯國。

第二，齊、魯、晉、衛、燕是周初封建的五大諸侯，但春秋晚期，魯、衛衰落，北方大國是晉、齊、燕，南方大國是楚、吳、越。南北對抗，主要是晉楚之爭。孔子周遊列國經過的曹、衛、宋、鄭、陳、蔡都已淪為小國。

第三，戰國時期，很多小國還在，有些甚至延續到很晚，但戰國晚期，最後剩下的大國只有七個，齊在東，楚在南，秦在西，燕在北，三晉（韓、趙、魏）居中。秦滅六國，先滅周，次滅三晉，後滅楚、燕、齊。

孔子做周公之夢，夢想恢復西周大一統，但再造中國統一的卻是秦始皇。

禮壞樂崩，上下陵替

這是孔子批評的另一現象。考古學家講這一現象，常以東周時期的用鼎制度為例，而東周時期又主要以楚國的用鼎制度為例。所謂“僭越”，主要指東周時期諸侯卿大夫隨葬銅鼎的鼎數超越了身份等級。

這個問題很複雜，恐怕應做進一步探討（李零《楚鼎圖說》，收入拙作《入山與出塞》）。

首先，現已發現的楚鼎多出自墓葬，未必與禮書記載廟堂祭祀的用鼎制度完全相同。這些鼎至少可以區分為五種：

1.無蓋大鼎，一般只出一件或兩件，自名“鑐”（這個字應如何隸定和釋讀，目前仍有爭論），用以盛放“胖”，即半扇牛肉或豬肉，主要流行於春秋晚期和戰國末年，規格最高。

2.平底大鼎，一般為列鼎，往往撇耳束腰，飾垂鱗紋（這種鼎仍帶有西周中期垂腹鼎的某些特點。同一時期的秦鼎也有這種古風），有些還帶蓋，自名“登鼎”（登字或加皿旁）或“升”（帶鼎旁），用以盛放“牲牢”，即牛、羊、豕、雞、魚、臘等成套的牲肉，主要流行於春秋晚期和戰國末年，規格次之。

3.矮足中鼎，一般為列鼎，深圜腹，矮蹄足，捉手蓋，自名“繁”“盂”“石也”，主要流行於春秋晚期，帶有過渡性，規格又次之。

4.高足中鼎，一般為列鼎，可能從前者分化，特點是有細長的足，自名“鐈”，主要流行於春秋晚期和戰國末年，春秋晚期，多圜腹撇足，戰國時期，腹變盒狀，足變直立，規格又次之。

5.高足小鼎，一般為列鼎，特點是腹作圓盒狀，三足直立，應即從前者分化，規格最低。通常所說的楚鼎主要是這一種。

上述五種鼎，第二種鼎確實是升鼎，但第一種鼎未必是鑊鼎（以鑊自名的鼎目前只有哀成叔鼎。哀成叔鼎是一件小鼎），後面三種鼎恐怕也不是羞鼎。鑊鼎是烹牲的鼎，升鼎是載牲的鼎（禮書也叫牢鼎），鑊鼎烹牲，牢鼎載牲，一一相對，都是列鼎。羞鼎是盛庶羞的鼎，庶羞指肉、菜搭配調和五味的美食，即各種羹。這種鼎的出現可能要晚一些。如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鼎，根據遣冊，就是盛羹的鼎。

我理解，當時的禮樂制度是從最高一級逐步遞減。規格最高的墓葬，幾乎全用銅器，器種最全，器形最大，紋飾最精美，但卿大夫和各級官員的隨葬品，往往用仿銅陶器代替按禮制規定不能使用的貴重器物。這種用仿銅陶器“過把癮”的組合才是這一時期的普遍現象。

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

19世紀，湯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 1788—1865）創石器、銅器、鐵器三期論，初衷是為博物館的展陳服務，後來被廣泛用於考古分期。這種分期只是粗線條。不僅三種材質有交叉，而且三種之外，還有其他材質。

春秋戰國，出土器物，材質極為多樣，陶器、石器、銅器、鐵器、金銀器、玉器、漆木器、絲織品都很流行，器物組合異常複雜。

過去，中國史學界討論古史分期，春秋戰國說是把鐵器的使用當作標誌。學者強調，春秋以來，特別是戰國時期，中國已進入鐵器時代。但他們說的鐵器時代，其實只是說，鐵器的使用已經比較普遍，並不等於說，銅器已退出使用，更不等於說，當時只有這一種材質。

中國的青銅時代是以塊範法冶鑄的青銅禮器為最大特點，商代西周達到高峰。其傳播範圍，北至於遼西、內蒙古，南至於廣東，西至於甘青，東至於山東半島。你要問商周文化的傳播範圍有多大，這是最好的回答。春秋戰國，中國的青銅文化仍然燦爛輝煌，但禮器仍以青銅為主。

鐵器在中國出現，新疆比內地早。商代已有隕鐵刃的青銅兵器（如平谷劉家河和藁城臺西的發現），西周也有（如浚縣辛村的發現），多屬偶然發現。兩週之際，開始有塊鍊鐵和塊煉滲碳鋼，春秋早期開始有鑄鐵，這才是鐵器時代來臨的真正標誌。但東周鐵器主要是作兵器、工具和農具，並未全面代替青銅器，更沒有代替青銅禮器。

戰國時期，除去青銅器和鐵器，還有其他材質的器物。如貴族使用的奢侈品，很多小件器物和飾件，或用金，或用銀，或用玉，多有發現。

金器和銀器，最初多發現於邊地，而不是中原。早期發現，多為發笄、耳環、臂釧、腰帶一類小件飾品，以及馬車和器物的表面裝飾，很少用作容器。春秋末年和戰國初年，中原各國開始出現金容器（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盃、金盞和紹興陂塘306號墓出土的金）。銀容器（出土發現多為小銀匜）的出現可能晚一些，恐怕要到戰國中晚期。

另外，戰國時期，漆木器和絲織品的發現，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較前有明顯的提高，也是這一時期的突出特點。

工藝發展的特點

春秋銅器，早期繼承西周，無論器種，還是造型、紋飾，都與西周晚期相似。器物組合以鼎、簋、壺、瑚（舊稱簠）、盤、匜為主，紋飾流行竊曲紋、重環紋和波帶紋（據大河口出土器銘應正名為“寶山紋”），中期雖有變化，但變化不大，真正出現大變化，還是春秋晚期。春秋晚期，隨著晉、齊、燕在北方崛起，楚、吳、越在南方崛起，許多新器形、新紋飾和新字型開始出現。戰國以來，更是另一番天地，各國銅器的獨特風格變得更加明顯。

這一時期，有許多新現象值得注意：

1.失蠟法：中國青銅器是以塊範法為特點，與西方流行的失蠟法形成對照，但春秋戰國時期，失蠟法的器物多有發現，如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楚王酓審盞、淅川下寺出土的銅禁和盱眙南窯莊出土的陳璋壺就使用了失蠟法。

2.錘揲法：錘揲法也是西方金屬工藝的一大特點。中國的金銀器，哪些是範鑄，哪些是錘揲，因為缺乏檢測，很多情況還不大清楚，但戰國時期，錘揲法應當已經出現。例如山東臨淄西辛大墓出土的裂瓣紋銀豆，其盒體部分就是錘揲而成。

3.鎏金銀：戰國時期很流行。這種工藝，古人叫金塗、銀塗、金銀塗，明清才叫鎏金銀。

4.錯金銀：戰國時期很流行。這種工藝包括若干工序，如鑄刻凹槽，嵌金銀片或金銀絲，然後銼平。錯紅銅和錯黑漆屬於類似工藝。

5.鋄金銀：馬家塬西戎墓地是近年的重大考古發現，很多車馬器，裝飾極為華麗，不僅使用鎏金銀、錯金銀（我懷疑，秦國的錯金銀器和洛陽金村的錯金銀器可能是受西戎工藝影響），而且使用鋄金銀。所謂鋄金銀，是以金箔片或銀箔片貼在銅器或鐵器上，往往為動物影象。

6.鑲嵌寶石：商周時期，中國工藝有鑲嵌綠松石的傳統，沒有鑲嵌寶石的傳統。鑲嵌寶石是西方的傳統工藝。這種工藝是從戰國時期才流行於中國。

7.線刻工藝。春秋戰國以來，細線鏨刻的紋飾也開始流行。

8.卻置器蓋和雙合器的流行。卻置器蓋是從商周方鼎發展而來，最先用於盨，後來推廣於各種器類，有矩形紐、環形紐和獸紐等多種。盨是典型的西周雙合器（出現於西周中期偏晚，流行於西周晚期，春秋時期罕見），瑚是典型的春秋雙合器（出現於西周晚期，戰國晚期仍有），敦是典型的戰國雙合器。

戰國銅器，紋飾兩極分化，一方面細密繁縟，一方面素無紋飾。前者不僅包括通常所謂的蟠虺紋、蟠螭紋和各種幾何紋，也包括細密畫式的狩獵紋、燕樂紋和攻戰紋。

文字發展的特點

中國傳統，最重文字。史官文化特別發達，書寫系統特別強大，因此有數千年不曾間斷的歷史記錄，留下的史料浩如煙海，世界各國，罕有其匹。

中國文字分兩大類，日用文字是寫在簡帛類的軟材料上，紀念文字是鑄刻在金石類的硬材料上。前者易朽，儲存不易，以往發現比較少。研究古文字，過去是靠甲骨金文，以及陶文、璽印文和石刻文字等零星材料。

東周甲骨，目前有一些發現，數量很少，沒有文字。但東周金文卻數量可觀，與商代西周相比，有其獨特之處。

商代銅器往往沒有銘文或只有短銘，短銘多為以地為氏和以官為氏的族氏徽號，外加日名。

西周銅器多為家族銅器，銘文變長，或記祭祀祖考，或記媵女嫁妹，或記官爵冊命，或記軍功受賞，或記土田交易，或記訴訟獲勝，皆與家族榮譽有關。

春秋銅器，特點是喜歡自報家門，說自己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孫。這種銘文的流行，恰好說明，世族分衍，血緣稀釋，他們已經離開自己的祖先越來越遠，古代的族姓制度正日益解體，姓氏合一是不可阻擋的趨勢。

戰國銅器，刻銘增多，鑄銘減少，開始出現物勒工名的現象。物勒工名，不是現代的發明註冊，而是體現三級監造的工官制度。很多銅器都是由官方監造，陳放或收藏在宮廟、府庫和衙署，而不再是西周時期的家族銅器。

簡帛古書，歷史上有多次發現，對古代學術有巨大影響。但爆炸式的大發現，離我們很近，主要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大批戰國古書的發現，為我們研究先秦諸子翻開了新的一頁。

楚簡《老子》

戰國文字研究，起步較晚，真正成為一門學科是在20世紀的50年代，它的第一步工作就是為文字分國。王國維寫過一篇短文，《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觀堂集林》卷七，1—2頁，收入《王國維遺書》第一冊，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他把戰國文字分為東西二系。秦國文字直接繼承西周，屬於西系；六國文字是西周文字的變種，甚至保留了一些更古老的寫法。

20世紀，商代甲骨文的破譯是靠宋以來的金石學，宋代破譯商周金文是靠漢代的古文之學，漢代古文之學所謂的古文是簡帛文字。現代簡帛學的興起，其實是一次偉大的歷史迴歸。

百家爭鳴：道術將為天下裂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Karl Jaspers，1883—1969）有個著名說法，“軸心時代”（Axial Period）。他說，公元前800—前200年，特別是公元前600—前300年，世界各地，不約而同，出了一批“聖人”，如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的宗教先知，伊朗的瑣羅亞斯德，印度的釋迦摩尼，中國的孔子、老子，等等。有趣的是，這段時間，恰好相當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

雅斯貝斯把這一時代看作人類思想的關鍵性突破，他更強調的是宗教性突破，但中國的先秦諸子對宗教的關心卻相當有限，特別是孔子，更是一位“不語怪神，罕言性命”，非常理性，非常熱衷現實政治的人。

春秋晚期，中國出了個孔子，隨後又有墨子、老子、莊子等一批思想家出現，後人稱之為“百家爭鳴”。搞中國哲學史和中國思想史的人喜歡說，這是中國的“軸心時代”，知識分子的春天，思想史的黃金時代。但當時的人可不這麼認為。

首先，當時的執政者就很不滿意，覺得混亂，不能定黑白於一尊。

其次，當時的知識分子也很不滿意，覺得其他派別擋了自己的道。

更何況，這是個率獸食人、殺人盈野的時代，當時的老百姓更不會說，這是什麼黃金時代。

當時，大家沒有共識，唯一的共識是“天下無道”。正是因為“天下無道”，大家才各講各的道。《莊子·天下篇》不是講了嗎？“道術將為天下裂”。秦漢時代，人們也把春秋戰國視為亂世。

亂世出思想，但沒人喜歡生活在亂世。

東方既白：中國的第一次啟蒙

儘管春秋戰國是個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的時代，但這一時期，中國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卻空前繁榮。《三國演義》講，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國歷史的第一次大開大合是在這一時期，思想空前活躍，自在情理之中。

研究中國思想史，誰都繞不開先秦諸子。所謂先秦諸子，其實就是春秋晚期和戰國時期的思想家。一部中國思想史從何說起，毫無疑問要追溯到這個時代。

研究先秦諸子，以現在的水準而言，恐怕離不開簡帛古書。簡帛古書，目前所見，最早的材料正是屬於這一時期。我們以當時的材料研究當時的思想，如與古人面對面，這是何等幸運。

先秦諸子對中國精神影響之大，無論怎麼估價都並不過分。他們留下的精神遺產一直影響到現在。我們甚至可以毫不誇大地說，這是中國的第一次啟蒙。

啟蒙運動是17—18世紀歐洲擺脫中世紀宗教大一統，從教會專制統治下獲得解放的運動，英文作Enlightenment。Enlightenment這個詞有雙重含義，既包含投射光明，照亮黑暗的意思，也包含啟迪民智，讓他們從糊塗人變成明白人的意思。

中國傳統，特點是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只取經，不傳教，整個文化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和連續性。我們不需要透過文藝復興，就能接續我們的“希臘—羅馬”。我們也不需要宗教改革，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宗教大一統。這一傳統的形成是個醞釀很久，非常複雜的過程，原因很多，不再詳說，但至少有一點不能忽略，我們曾經擁有一個文化空前繁榮的時代，所有古代思想家能夠想到的問題，該說的他們都已說到，併為後來的探討留下了足夠的餘地。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西周以前，東周以後“學在官府”逐步走向民間的時期。春秋戰國時代，由於王權衰落，奴隸制度解體，奴隸主貴族獨佔文化的局面被開啟。諸侯爭霸，各國開放政權以延人才，因為人口的增加，土地分配困難，社會發生了劇變。這一時期有思想的知識分子，面對現實的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等方面，提出瞭解決的方法和思想。個人利害與國家之間的利害互動運用，相互影響，標新立異。各種學說，思想紛紛出現。所謂諸子百家，或者叫百家爭鳴。春秋後期己出現頗有社會影響的儒家，道家，陰陽學說，法家，墨家等不同學派。而至戰戰國中期，學派紛呈，學說豐富多彩，為中國文化發展奠定了廣闊的基礎。司馬遷《史記》引述了司馬談對學術流派的見解，他把先秦以前的學派總歸納為六家，即：陰陽學說，儒家學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班固在《漢書》中則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歸納為十家。即：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政治主張和哲學思想看法不同，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學，宣揚自己的主張，批評別人，形成了百家爭嗚的局面表現在四個方面：一，生產技術的進步，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思想文化的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二；私學的興起和講學之風的出現，造就了一批有知識，有才幹和敢於表達自己觀點的思想家。三；激烈的社會變革和階級關係變動，促成了各種政治主張的產生和不同哲學派別的形成。四；諸侯爭霸的政治局面和尚未建立統一的觀念形態的思想局面，為諸子百家思想的傳播提供了一個寬鬆的良好社會環境。所以；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繁榮是百家爭嗚局面出現的經濟基礎大變革和社會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必然結果。

那個年代，周朝講究”禮樂文明”；此文明雖在後來的戰國後期殺伐征戰之後基本消亡殆盡，可那時代的人卻也撐起了大周王朝數十年的百家爭鳴。他們遵循內心，不畏強權，智慧放達，卻不偏安一隅。他們四處為門客尋找對的主公，為百姓為王朝前赴後繼。所以便有了“百家爭鳴”，千里馬需要伯樂，賢臣輩出也是需要領導人開明，大周王室式微，諸侯一個接著一個的稱霸，稱霸就要納賢。從齊桓公任曾經的敵人管仲為相，後成第一個霸主的“尊王攘夷”，到楚莊王蟄伏三年“一鳴驚人”，到晉文公還楚恩情的“退避三舍”，再到秦穆公和晉文公重耳“秦晉之好”，無不代表著那個年代禮儀之邦的誠信，互通，賢明。最後秦穆公討伐西戎，成為最後一個霸主。等等事例，都無一不說明，明主的重要性，有明主便有賢臣，便有王朝的鼎盛和文化的傳承興旺。“春秋五霸”不是說說而已，那個年代從國君到賢臣，都表現出一種豁達仁愛的名士風度，就在那個時期，基本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礎風向，讓各個領域大放異彩，文化達到一個空前繁榮。到了魏文侯時期，又達到一個頂峰。後來的戰國不再追尋“禮樂文明”，他們開始以強者為尊，刀劍下見真章，他們屠城，讓百姓死傷無數，各國雄主開始了群雄逐鹿中原的霸業，而後秦國大統，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文化變得很微妙到秦朝被滅亡。“趙高專政，楚漢之爭”，後來的王朝建立基本上都是大統，大多有朝廷所推動的文化，有一些文化也就被扼殺在了搖籃裡，中華文化百家爭鳴的盛況，也就漸漸在王朝更迭變得獨樹一幟。

答：大家好！現在說春秋戰國時期封建經濟迅速發展為學術文化繁榮提供了物質條件。

社會大變革有利於促進思想文化的繁榮。私學的興盛造就了一批有知識的思想家。

各國紛爭的局面形成了思想自由的社會環境。

戰國時期處於歷史大變革時期，社會矛盾錯綜複雜，階級關係出現了新的變化，因此各階級、階層針對社會變革的現實發表不同的看法，提出各種方案，宣傳自己的主張，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這實際是經濟基礎的變革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必然反映。突出特徵：體現了歷史變革時期最富自由意識和創造精神、學術空前活躍的特點。

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分為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春秋時期，簡稱春秋，指前770年-前476年，是屬於東周的一個時期。春秋時代周王的勢力減弱，諸侯群雄紛爭，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另一說認為春秋五霸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戰國時期簡稱戰國，指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東周的一段時期（秦統一中原前），各國混戰不休，故被後世稱之為“戰國”。“戰國”一名取自於西漢劉向所編注的《戰國策》。時代啟示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舞臺：不管是出身尊貴還是落魄士者，不管是出身名門還是販夫走卒，不管是白髮蒼蒼還是稚齡童子，只要有才幹，有想法，都能封候拜相得到重用一展才華。蘇秦、張儀、管仲、范雎都是平民出身，老的更有百里奚，少有天才甘羅十二歲拜相。改革與爭霸戰爭並存，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顯著社會狀況。可以說，春秋每一位霸主的出現都是改革的結果，戰國七雄之所以能並踞中華大地，也是不斷革新的結果。原因是，稱霸戰爭需要以政治經濟作為後盾，進行改革是迅速提升諸侯國實力的必要手段。從春秋到戰國，是改革接著改革，戰爭連著戰爭，在改革中國家強盛，在戰爭中國力受創。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就是在這種狀況下發展進步的。

　中國歷史上,西周以前學在官府,東周以後,學逐步走向民間.春秋戰國時代,王權衰落,奴隸制度解體,奴隸主貴族獨佔文化的局面被打破.諸侯爭霸,各國開放政權以延攬人才,又因為人口的增加,土地分配困難,社會發生劇變.這一時期有思想的知識分子,面對現實的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等,提出瞭解決的辦法和思想.個人利害與國家之間的利害互動運用,相互影響,標新立異.各種學說,思想紛紛出現.所謂諸子百家,或者叫百家爭鳴.春秋後期已出現頗有社會影響的儒家、道家、陰陽學說、法家、墨家等不同學派,而至戰國中期,學派紛呈,學說豐富多彩,為中國文化發展奠定了寬廣的基礎,中國術語上把這一時期稱為“諸子百家”或者“百家爭鳴”時期.司馬遷《史記》引述了司馬談對學術流派的見解,他把先秦以來的學派總歸納為六家,即：陰陽學說、儒家學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班固在《漢書》中則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歸納為十家,即：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政治主張和哲學看法的不同,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說,宣揚自己的主張,批評別人,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百家爭鳴”局面出現的歷史條件是：

　　①生產技術的進步,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思想文化的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②私學的興起和講學之風的出現,造就了一批有知識、有才幹和敢於表達自己觀點的思想家；

　　④諸侯爭霸的政治局面和尚未建立統一的觀念形態的思想局面,為諸子百家思想的傳播提供了一個寬鬆的良好社會環境.

　　總之,“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是經濟基礎的大變革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必然反映.

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社會的瓦解時期，也是帝制社會的形成時期。

東周（前770年—前256年），商朝之後的周朝首都從鎬京東遷至雒邑（今河南省洛陽市），歷史上稱東遷以後的周王朝為東周，之前周朝國都在鎬京之時稱為西周。

東周又分為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兩個時期。因此這一時期也稱為春秋戰國時期。

戰國時期思想較為開明，各個諸侯看過落後就會捱打。迫切希望變法圖強，但是強國之道說法不一。秦統一之後，基本實行法家思想。西漢建國初期則是黃老之學，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儒家思想講究忠君愛國，階級意識很強，極大的壓制了其他學說的發展，後面雖然分分合合的事還有不少，但是思想已經根深蒂固了。由於當時社會正在發生大的變革，奴隸制，分封制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封建帝制，中央集權開始成型，這一系列變革引起了諸多名家的討論，這些討論又促進了社會的變革，才有了我們所說的“百家爭鳴”。

近代西方國家哲學家層出不窮也是因為社會發展到了一定程度，矛盾開始激化，量變即將帶來質變時，思想家們就提出了自己對於建立一個怎麼樣的社會而提出的看法。

百家爭鳴出現的客觀因素，是社會出現嚴重問題，需要解決。所以只有當社會動盪，或者社會進步時期，才會有百家爭鳴，各抒己見，爭吵不休。如果社會安定富裕，人民幸福，誰去爭鳴個什麼？

中國歷史上，有四次重大的百家爭鳴，一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二是秦始皇時期的百家爭鳴，三是清朝之後的百家爭鳴，四是新文化運動後的百家爭鳴。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盪，天子失威，諸侯互相侵略，百姓悽苦，盜賊風起。應該怎麼辦？這時候一些自以為有幾分本事的人就開始出謀劃策了。

孔子說，這都怪禮崩樂壞，要克己復禮，趕緊恢復周初的舊禮，維護嚴格的等級制度，每個等級裡的人，都遵守自己的等級標準，不僭越，不逾矩，這樣天下就會太平。

老子說，這都怪當官的瞎折騰，勞民傷財，禍害百姓。當官的應該無為，百姓自然幸福。

墨子說，這都怪人人都愛自己，不愛別人。人人都應該兼愛，愛別人就像愛自己一樣，天下無不美好。

韓非子說，這都怪法律不嚴。應該嚴刑峻法，我看誰還敢搗亂？

各家整天爭論不休，都覺得自己有道理，別人是臭狗屎。大家可以想一想盲人摸象的爭論。

秦始皇時期，秦始皇認為分封制不好，是引起動亂的禍根，他主張實行郡縣制。不能不說，他的主張是進步的，現在世界都實行的是他的辦法。但是進步的東西，好東西，並不一定會被大眾接受。當時，秦朝的王公貴族都想分封，希望自己能得到一塊地盤，做逍遙王，並且能傳給子孫；在統一六國中立功的將軍、謀士，也希望自己能分到一塊地。還有儒家，一以貫之的觀點就是復古尊古。《孝經》裡說:“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當然儒家不會同意郡縣制，當時他們認為先王的制度都是最好的，一絲一毫都不能動，郡縣制違背祖規，肯定禍國殃民。這三股勢力就組成了反郡縣制的陣營，是保守派。支援郡縣制的是秦始皇和李斯一少部分人，是進步派，但是勢單力薄。當時兩派整天爭論，不分勝敗，你也說服不了我，我也說服不了你。《呂氏春秋》裡的一篇文章，叫《察今》，我還清楚記得第一句話就是:上胡不法先王之法？當年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為什麼突然就來這一句話。後來才知道，原來這篇文章是當時支援郡縣制的人寫的批駁保守派的，《呂氏春秋》把它收錄了進去。由這篇文章可見當年辯論的激烈。都說秦始皇獨裁專治，由此也可見他不獨裁專治，不然他是不允許爭論的。兩派的爭論曠日持久，而且保守派依仗人多勢眾，鬧騰得很厲害，在秦始皇舉辦的宴會上，兩派又爭論起來，保守派的人居然都把桌子掀了。由於兩派誰都說服不了誰，無論是分封制和郡縣制都實行不了，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所以秦始皇一怒之下殺了幾百個儒生，才把郡縣制實施下去。現在看來，這個生意太划算了。

秦代之後，之所以沒有較大爭鳴，一是因為獨裁，儒家獨大；二是因為社會沒有進步需求，不需要爭論。期間雖然爭論很多，例如王安石變法就引起了爭論，但是這些爭論的意義都不大，就排不上名次了。

到了清末，中國有了進步的需求，是繼續維持帝制，還是實行總統制？這就產生了很大的爭鳴，保守派和革命派唇槍舌劍，針鋒相對。後來以總統制勝利為終結，還是槍桿子起的作用。不過比殺了幾百個儒生的代價要大多了。

馬列主義傳人中國，又產生了繼續維持私有制還是實行公有制的爭鳴。這次爭鳴的時間很長，從馬列傳到中國，一直到現在還沒終結。社會進步越大，受到的阻力就會越大，也就越困難。從分封制到郡縣制，從帝制到總統制的進步都是小進步，阻力也是比較小的。從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進步，才是最大的進步，是天翻地覆，脫胎換骨的進步，所以註定受到的阻力最大，也最困難，時間最長。

1.千里求學，有志。

著名的戰國策士，蘇秦，張儀，孫臏，龐涓，都非本華人，而甘心離開自己的母國，遠去他鄉求學，可見他們的志向之大，蘇秦頭懸樑，錐刺股，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與孫子齊名的吳起，由衛國跑到魯國在曾子的門下求學，遙想那時交通並不發達，治安並不好，路途兇險，而他們卻能夠克服千難萬險，找到自己的師父，得之太易，人就會不珍惜，而他們千難萬苦去求學，正是向他們自己的內心證明，自己對求學的渴望，和實現自己抱負的決心，也才讓他們更加珍惜自己的求學生涯不敢懈怠。

這一點，在《西遊記》中得到過形象的描述，猴哥一隻猴子，敢於撐著筏子出海，闖蕩人類的世界，“別人打我，我也不生氣，罵我我也不嗔”（猴哥的原話），受人欺負，千辛萬苦找到祖師，積極求學，甚至熬夜練功，不敢懈怠，方有了後來“齊天”資本。

吳老爺子詩中說的好，

“歷代人人皆屬此，稱王稱聖任縱橫。”

歷代英雄皆是如此歷盡艱難，明志，求學，方才“稱王稱聖任縱橫”。

2.聖人為師，底子實。

古人的教育資源可不比今日，師資力量是極度匱乏的，所以能享譽一國，名聲遠播他國的，都是非泛泛之輩的聖賢之師，口碑傳播，遠勝於現在的證書職稱，比如說鬼谷子先生，教出來的弟子蘇秦，張儀，孫臏，龐涓，能縱橫天下，“一怒諸侯懼，安則天下息”，

孔子的門生有多牛逼，在《史記》孔子世家裡有這樣一個故事：

“楚昭王想把有戶籍登記的七百里土地封給孔子。楚國的令尹子西阻止說：“大王派往各侯國的使臣，沒有像子貢這樣的；大王的左右輔佐大臣，沒有像顏回這樣的；大王的將帥，沒有像子路這樣的；大王的各部主事官員，沒有像宰予這樣的（以上都是孔子的弟子）。想當年周文王，周武王只有百里之地的主，最終能統治天下。現在如讓孔丘擁有那七百城土地，再加上那些有才能的弟子輔佐，這不是楚國的福音啊。“昭王聽了就打消了原來的想法。”

真難以想象，如果孔子是個野心家會怎樣，聖人的實力之強大其實是非常可怕的，只是更多的他們把光輝讓給了弟子。孫子帶三萬軍隊，用了10天，連勝5場，滅了二十萬軍隊的楚國，這也讓我們一窺聖人們入世的實力之可怕。

3.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潛力無限激發。

這也是最重要的一條，有了基礎，但得不到激發，是很難顯現人才的威力的，《孫子》有言，不知道戰爭的危害的人，不能發揮戰爭的威力，戰國策士們要麼“五鼎食”，要麼“五鼎烹”，要麼用鼎吃飯，榮華富貴，要麼被人用鍋煮著殺了，他們知道自己如果失敗的危害，就是死，不僅自己的夢想，抱負實現不了，還會喪命，自己先前的努力也會付之東流，因此，他們的每一次遊說，每一次出征，都是必須置生死於世外，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所以藺相如才能怒懟秦王而不懼，因為不能成功，兩邊皆是死，每一次，都得把自己所有的勇氣，智慧，所學，都全部拿出來，因為可能這是最後一次奮戰了。每次都視死如歸的人，自己資質又高，又傳承了聖人的本事，這種人能不牛逼嗎？

最後，望君也能如戰國的英豪一般，當機遇出現時，將自己的每一戰，都當自己的最後一戰。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政治主張和哲學看法的不同，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說，宣揚自己的主張，批評別人，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百家爭鳴”局面出現的歷史條件是：

　　①生產技術的進步，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思想文化的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②私學的興起和講學之風的出現，造就了一批有知識、有才幹和敢於表達自己觀點的思想家；

　　④諸侯爭霸的政治局面和尚未建立統一的觀念形態的思想局面，為諸子百家思想的傳播提供了一個寬鬆的良好社會環境。

春秋戰國群雄爭霸。各個詩人和詞人都是帝王的座上賓。這些詩人和詞人，當然為帝王歌功頌德。當然也不乏對帝王的執政極其失望的，如屈原對楚懷王的執政策略。

春秋戰國時期，周朝式微，諸侯國形成，各國都在擴張地盤，廣纜人才，鞏固統治，爭霸天下。

春秋戰國這一時期對人才的重視和開明達到了空前的地位，諸子百家各種學說精彩紛呈，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縱橫家等都在開壇講學，著書立說，遊說諸侯王採納自己的治國理念，爭辯和實踐此起彼伏。

春秋戰國時期，孔子、老子、韓非子、墨子、鬼谷子、孫子等思想大家層出不窮，群星璀璨，熠熠生輝，諸子百家的思想體系也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影響和統領了幾千年中華大地政治、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使得中華民族屹立與世界民族之林耀眼奪目，千古輝煌，綿延不絕！

首先，戰國時期大一統的周王朝分崩離析，百花齊放有了可能；其次，各個諸侯國（主要的那七八家）努力爭勝，大量網羅人才，人才也有了走上舞臺的機會；第三，各個國家採用的競爭手段不同，搞教育的找儒家，搞政治的找法家，搞外交的找縱橫家，搞關係的找墨家，不一而足，所以百家均有大聲音大人物出現。個人感覺，戰國時代的形式挺像後來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但是也有差別，戰國時期行的是王道和霸道，文藝復興時期追求的是自由和科學。畢竟隔了一千多年將近兩千年。

周室衰微，霸權旁落。舊的體制打破，新軼序未確立。群雄爭霸，群英並起的大時代背景下，新思想新學說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不破不立，有破有立。先民從周禮和神的梏桎中解脫出來，重新思考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宇宙和自然本質，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方式。於是自家爭鳴了。它是中華文明史以至世界文明史上一次偉大思想解放還動，是中華文明一次質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