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一生做事，信奉穩紮穩打，積小勝為大勝。朱元璋的一切活動特別是重大的軍事和政治行動都是經過精心籌畫，三思而行的。他很少衝動冒險，也不追求僥倖。在起兵之初，他即與其他豪傑不同，不樂於流寇主義，而是致力於根據地建設，鞏固一塊後，再徐徐向四周擴充套件。

朱元璋耐性極佳，史稱老儒朱升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九字方針給朱元璋帶來了勝利，初不知這也是朱本身的一貫思想，只不過朱升之策恰與朱同心而得其認可罷了。朱元璋從來不務虛名，不求近利。朱元璋自己說過：“吾平日為事，只要務實，不尚俘偽，……不事虛誕”（《太祖實錄》）郭子興死後，他被韓林兒政權僅任命為郭子興部的三把手，他也不急於正名，而安於實際上的一把手，名義上的三把手這個地位。他早就有能力從韓林兒政權脫身，卻依然委身韓林兒政權之下，直到確有把握才脫離。他說：“建大事者，必勤遠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簣土可成，江湖之廣，由勺水所積，天下之大，豈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興，皆上察天運，下順民心，從容待成，曷嘗急遽。”早就有人勸他稱帝，他遲遲不同意。朱元璋的稱王稱帝在元末股反元力量中是最晚的一個，但也是唯一的最後獲得成功的一個人。

北伐戰爭是朱元璋謹慎個性的突出表現。那時朱在統一南方戰爭中戰無不勝，順利異常，迅速平定了廣大中國南部，只剩下北元一個敵人。而北元內部又分崩離析，戰鬥力並不強。由於接連的勝利，大部分將領主張“直搗元都”，一舉統一中國。而朱元璋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一如既往地謹慎小心，絕不疏漏對每一個風險點的分析。他分析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屯兵于堅城之下，糧餉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他力排眾議，果斷地提出先取山東，撤其遮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全域性在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其都。”

應該說，在當時我強敵弱的情況下，一舉攻克元都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但是風險也確實存在。當時的元朝還保有相當的軍事實力，只是他們正忙於爭權奪利，自相殘殺，沒有聯合起來對付北伏軍。

朱元璋的軍事部署則把風險降到了最小，雖然成本大大增加。朱元璋寧可多做十倍的努力，也不願冒那怕只增加了十分之一的風險。正是按照朱元璋的這—戰略，北伐一步一步，逐漸消耗了元軍力量，毫無懸念地取得了勝利，從出師北伐到克元大都僅僅用了十個月的時間。

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今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同年春，朱元璋派徐達，常遇春率領25萬大軍，兵分三路北伐。朱元璋則率領10萬大軍坐鎮開封，為各路接應。三路大軍勢如破竹。直搗元大都，推翻了元朝，朱元璋北伐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明王朝的建立是元末紅巾軍大起義成果的總結。經過十幾年的戰鬥，紅旗軍隊伍日益壯大，地盤日益擴大，在張士誠，陳友諒，明玉珍等勢力被剿滅後，南方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在此基礎上建立明王朝，不僅滿足了廣大白蓮教會中的願望，也滿足了廣大人民的願望。

其次，1367年12月，明王朝建立前夕，朱元璋釋出《討元檄文》，列舉了元朝的種種罪行，明確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就濟斯民”。這就把推翻元朝暴政和恢復良好的社會秩序，讓百姓安居樂業結合起來，因而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擁護。

再次明軍經過十幾年的戰鬥，已經成為一支戰鬥的勁旅，所向披靡，銳不可擋。面對元軍殘餘勢力，他們如秋風掃落葉一般，勇往直前。

第四，軍事戰略的正確。我們不能抽象地認為集中兵力於一路最好，而要根據敵人分佈的空間和強弱做出判斷。兵分三路是正確的，一路指向元大中，一路指向河北東部，遼寧，一路指向山西，內蒙古中部。朱元璋用10萬大軍坐鎮開封，負責後勤供應，保證了路途不太遙遠。

第五，元朝的百萬大軍已在鎮壓紅巾軍大起義中被消耗殆盡，元朝已經沒有強有力的部隊與明朝軍隊所持久的抵抗。

第六，從戰略態勢看，漢族廣大地區已經基本處在明朝控制之下。如果元朝軍隊在漢族地區做長期的激烈的抵抗，無論是從天時地利還是人和，元軍都不佔優勢，難免被消滅的命運。

最後元朝統治者做了戰略調整，主動將蒙古騎兵和蒙古老百姓撤到蒙古草原，避免了全軍覆沒，也為後來蒙古民族在草原的發展提供了希望。

朱元璋的北伐之所以能夠成功，不外乎以下幾點。

第一，老朱軍事集團將星雲集。這個比較好理解，老朱在整體的軍事戰略上佈局是個大師級的人物，從起義之初到建立明朝，數次選對了戰略方向，比如在選擇陳友諒、張士誠和誰先打的問題上。他根據兩人的性格不同堅持選擇和實力更強的陳友諒決戰。再有北伐的前敵總指揮徐達，堅定的執行老朱的戰略，在戰術上更是因地制宜屢次擊敗王保保。先鋒常遇春更是一員猛將，在攻打陳友諒時一人之力拿下一艘船。

第二，老朱的戰略英明。中國地理版圖分三個階梯，老朱北伐是先把第三階梯的山東、河南、河北拿下，然後集中力量攻取陝西關中，而後發展西北。這樣做的好處是在一個海拔高度上和敵人打，不會出現仰攻的問題。歷史上多次北伐都是先取關中，而後出關向北，尤其是南北朝時，但這些北伐無一例外全部失敗。

第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明初時的江南，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是領先全國，而且老朱在此經營多年。根基深，底子厚，賦稅錢糧不在話下。有了源源不斷的軍糧供應，北伐才會更有力量。

第四，人民的選擇。大元帝國建立之初，大肆強徵漢人土地養羊，北方農業生產基本荒廢。再有元的民族政策劃分四個等級，漢人最低等，等同於奴隸。所以北方人民早有反心，老朱在發動北伐時提出的口號“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以此來感召北方人民起來反抗。

綜上所述，老朱的北伐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全佔，想不勝利都難。

自古以來，中國就以長江為分界，被劃為北方和南方，而正統的中原王朝一般都是在長江以北建國。但是也有例外，就是當遊牧民族南侵，中原王朝無法保住長江以北的地盤，所以只能跑路去南方。其中最早的可能就要數衣冠南渡的東晉了，後來南宋、南明也都是偏居江南。但是雖說跑到了江南，可是南方王朝卻並不安心如此，天天叫嚷著恢復中原，然後舉大兵北伐。

可是吧，從祖狄開始北伐，到桓溫、劉裕，再到後來的岳飛等人，最後的結果都是不了了之，陸游老爺子死都沒能等到王師北定中原的日子。三國的諸葛亮六出祁山，加上徒弟姜維，前前後後北伐了十幾次也是無功而返。這不由得讓人要問，北伐咋就這麼難呢？不過，在前面無數次失敗之後，元朝末年來自鳳陽的一個農村小夥做到了。他就是朱元璋，為何那麼多次北伐，只有朱元璋能成功呢？

首先，朱元璋北伐的時機好。都知道元朝是一個糊塗的朝代，畢竟成吉思汗的老本行是放羊，所以元朝的政治並不是很好。而且由於將人分為四等，社會矛盾極其尖銳，因此元朝末年天下大亂，特別是江淮地區。而朱元璋正是在元朝即將覆滅的時候起兵，此時的元朝雖然還手握元大都，佔據北方，可是其經濟命脈富庶的東南已經易手，實力大打折扣。而無論是諸葛亮還是劉裕北伐，北方的政權還是相對比較穩定的，特別是宋文帝北伐，正是碰到北魏最強盛的時期，所以才元嘉草草，倉皇北顧。

其次，朱元璋的北伐戰略好。在擊敗陳友諒和張士誠後，朱元璋以金陵為基礎，佔據了整個南方。此時提出北伐，部將們都說要直搗黃龍，攻取元大都。可是朱元璋卻否認了這個觀點，雖然直接攻打元大都可以一舉消滅元朝，可是元大都經營百年，十分堅固，一旦攻不下來那豈不是就涼了。所以朱元璋提出了先拿下山東，再將四戰之地的河南拿下，最後破潼關入關中，再東出河北，直取元大都，這樣折線進兵，不僅獲得更多的資源，而且勝算也比較大。而祖狄、桓溫、岳飛當年直接就去打河南，河南自古以來就是四戰之地，就算佔了，也不好守，特別是面對騎兵，所以這些北伐才草草收場。

最後，朱元璋的北伐得人心。都知道自古以來，南遷的政權都會奉自己為正朔，而北方遊牧民族建立起來的則是一個雜牌國家。所以在這個大旗下，北伐能夠讓很多當初從北方逃往過來的人響應，而且還能增強國家凝聚力，穩定統治。但是吧，隨著時間的推移，北方政權逐漸站穩腳跟，很多人心中的正朔已經慢慢的出現了變化，到了南北朝後期，北朝已經取代南朝成為很多人心中的正朔。而朱元璋呢？元朝雖然統治中國近百年，可是在南方，絕大本部分人認為元朝不過是一群土匪建立起來的，所以在朱元璋提出北伐之後，才能有那麼人響應。

不過朱元璋的口號確實響亮：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朱元璋之所以能北伐成功，除了朱元璋能力超群之外，也要考慮當時的局勢，首先元朝在北方几乎把金朝屠殺殆盡了，而南宋相比較並沒有那麼嚴重，而且南方從宋南遷之後實力就逐漸甩開北方，元朝尤其如此。

因此朱元璋能北伐成功兩個重要因素就是，

其一,元朝已喪失對地方的控制，

其二,南方的實力已遠超北方。

除此之外就是地理因素了，北京作為首都是對外不對內的，參照明末李自成入北京。元朝想要控制中國，只能定都中原，走北魏模式，要麼就學清朝學會馭民之術。蒙古問題在內不在外，定都北京估計就是做好了北逃的計劃。

另外蒙古人治國能力不足，華北起義不斷，元朝統治者是做好捲鋪蓋走人準備的，直到中後期才意識到這個問題，但為時已晚，全國都已經亂成一鍋粥了。

朱元璋與其說是推翻蒙古人，倒不如說是平定各方起義。先淮河，再長江，然後黃河，最後直接攻破北京。你會發現和歷朝歷代北伐都不一樣，局勢從關中中原一線，轉移到了華北。而兩者的區別在於對內還是對外。

以長安洛陽為例，北伐的重點是漢中，荊襄，黃淮。在北強南弱的時候，這無異於以卵擊石，項羽和南北朝的北伐就是如此，即便能走到中原，但客場作戰，還是如此強力的中原戰場，南方勢力是不可能長久佔據的，歸根結底在於河北和山西，山西對於中原是居高臨下，河北對於中原是以兵對農。除非能一舉拿下河北和山西，否則即便佔據中原也是白搭，比如一度北伐到山東的南宋。

但定都華北就不同了，中原成為了大後方，朱元璋一統江南後，當時華北已經狼煙四起，不存在元朝統一的作戰規劃，朱元璋得以有機會蠶食中原，得到了這麼一大塊平原，排兵佈陣，後勤人力就得到了保障，即便當時中原已經殘破，然後一舉打到長城一線。

蒙古這邊由於河北山東已無力管理，朱元璋西取關中，北取齊魯。蒙古只有山西河北可以依靠，但此時的軍事力量並不為元朝廷所控制，比如李思濟，王寶寶，元脫音帖木兒等，面對北京以南的平原，北京就相當於沒有防禦塔的水晶，無可用之兵的元朝只好直接放棄守衛，直接逃跑。實際上北京向南的三座防禦塔就是河北山東山西，山東出據點，河北出兵將，山西出關隘，結果山東先亂，河北後亂，相繼被朱元璋佔領，山西失去控制。直接被一波推平了。

首先:北伐是自己賺的，不是給別人的。

北伐輸了那麼多次，多少次都是大臣北伐，君王和一幫臣子後院觀看，不滿的還點火。

朱元璋北伐不存在這個問題，上下一心。

其次:錢糧充足，兵馬精銳。

北伐前的朱元璋，實力強盛，不僅佔據人口經濟富庶的地盤，兵馬糧草無憂，而且把蒙古的馬場端了，硬生生組建了集團騎兵，此外麾下兵馬，都是久經沙場的將士。

三者:出師有名，順天應民。

朱元璋打的出師名號: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最後:蒙古內亂，武力南援。

很不巧啊。。。元朝後臺們，四個大汗國，倒了一個，三個內亂。

朱元璋能北伐成功兩個重要因素就是：

元朝已喪失對地方的控制，

南方的實力已遠超北方。

朱元璋之所以能北伐成功，除了朱元璋能力超群之外，也要考慮當時的局勢，首先元朝在北方几乎把金朝屠殺殆盡了，而南宋相比較並沒有那麼嚴重，而且南方從宋南遷之後實力就逐漸甩開北方，元朝尤其如此。

另外蒙古人治國能力不足，華北起義不斷，元朝統治者是做好捲鋪蓋走人準備的，直到中後期才意識到這個問題，但為時已晚，全國都已經亂成一鍋粥了。

朱元璋與其說是推翻蒙古人，倒不如說是平定各方起義。先淮河，再長江，然後黃河，最後直接攻破北京。你會發現和歷朝歷代北伐都不一樣，局勢從關中中原一線，轉移到了華北。而兩者的區別在於對內還是對外。

以長安洛陽為例，北伐的重點是漢中，荊襄，黃淮。在北強南弱的時候，這無異於以卵擊石，項羽和南北朝的北伐就是如此，即便能走到中原，但客場作戰，還是如此強力的中原戰場，南方勢力是不可能長久佔據的，歸根結底在於河北和山西，山西對於中原是居高臨下，河北對於中原是以兵對農。除非能一舉拿下河北和山西，否則即便佔據中原也是白搭，比如一度北伐到山東的南宋。

但定都華北就不同了，中原成為了大後方，朱元璋一統江南後，當時華北已經狼煙四起，不存在元朝統一的作戰規劃，朱元璋得以有機會蠶食中原，得到了這麼一大塊平原，排兵佈陣，後勤人力就得到了保障，即便當時中原已經殘破，然後一舉打到長城一線。

蒙古這邊由於河北山東已無力管理，朱元璋西取關中，北取齊魯。蒙古只有山西河北可以依靠，但此時的軍事力量並不為元朝廷所控制，比如李思濟，王寶寶，元脫音帖木兒等，面對北京以南的平原，北京就相當於沒有防禦塔的水晶，無可用之兵的元朝只好直接放棄守衛，直接逃跑。實際上北京向南的三座防禦塔就是河北山東山西，山東出據點，河北出兵將，山西出關隘，結果山東先亂，河北後亂，相繼被朱元璋佔領，山西失去控制。直接被一波推平了。

除此之外就是地理因素了，北京作為首都是對外不對內的，參照明末李自成入北京。元朝想要控制中國，只能定都中原，走北魏模式，要麼就學清朝學會馭民之術。蒙古問題在內不在外，定都北京估計就是做好了北逃的計劃。

天時地利人和，朱元璋可以說是全都佔了，北伐，想不成功都難。

（一）北伐的政治問題

從東晉南朝到南宋，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舉行過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 、桓溫北伐（354年、356年、369年） 、謝萬北伐（359年）、謝玄北伐（384年）、劉裕北伐（400年、416年）、劉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 。蕭衍北伐（505年） 、吳明徹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張浚北伐（1136年）、岳飛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從這些頻繁發起的北伐中，可以折射出一些政治上的問題。

對於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而言，北伐總是一面旗幟，一面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會的旗幟。

東南政權既然大多是喬遷政權，他們在北方少數民族佔領北方地區之後，大都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們整合南方社會的過程中，北伐、收復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面旗幟。

東晉、南宋南遷之初，北方為少數民族所佔，中原板蕩，百姓流離，人無定志。南遷的政權要收拾局面，穩定人心，憑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這麼一個身份。但他們又都是在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面的。東晉、南宋南遷之前，西晉、北宋政權都是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覆滅。東晉的建立者司馬睿、南宋的建立者趙構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這就是說，南遷到東南的政權並不是中原政權的原班遷移。這樣，新建立的政權要出來整合被衝擊得支離破碎的社會結構、社會秩序，對於自己的政權作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這麼一個身份尤須加以強調。

這時，北伐中原、收復舊疆便可以作為一面非常有用的旗幟。這面旗幟可以顯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權與中原政權之間的內在聯絡。這一點對於維繫人心、整合內部意義重大。也就是說，此時打出北伐中原的旗號，對於江南政權內部政治上的意義甚至有過於北伐本身的意義。的確，北伐中原，驅逐胡人，收復舊疆，重返故土，對於振奮社會人心是很有號召力的，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項精神資源。王導在渡江士人們新亭對泣之時“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 [ 注：《晉書》卷六十五 王導傳 ] 之語，何等感勵人心！

岳飛“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壯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但在歷史上，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發起的北伐雖多，真正徹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卻很少。如果北伐僅僅只是作為收拾人心、整合社會的一面旗幟的話，那麼，社會整合的程度反過來也會影響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只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比較強大的力量；相反，社會整合不夠的話，就凝聚不出強大的社會力量，也就無法有成功的和比較徹底意義上的北伐。

東晉前期，皇權旁落，門閥政治比較典型。王、庾、桓、謝等大族先後執掌朝政，幾個主要的大族相互牽制，又相互維繫，從而使這種政出多門的局面得以維持。這種局面妨礙了封建統治秩序的全面建立；也妨礙江南社會的全面整合，所以，東晉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謝萬、謝玄北伐時，南方社會整合程度遠遠不夠，牽制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晉廷並未給予實質性的支援。而當祖逖剛剛在河南打下基礎，晉廷即派戴淵前往節制。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戴）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刁（協）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 [ 注：《資治通鑑》卷九十一 晉紀十三 ] 不久病死，北伐事業前功盡棄。褚裒北伐，“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而光祿大夫蔡謨則“獨調所親曰： "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 [ 注：《資治通鑑》卷九十八 晉紀二十 ] 當時各方的意圖及彼此矛盾非三言兩語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實已足可顯示褚裒北伐並沒得到江東社會的廣泛支援。

有時，北伐甚至成了門閥大族權力鬥爭的一個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這樣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晉廷為了抑制恆溫北伐的動議。而且，殷浩北伐時，出身江左第一高門的王羲之就曾遺書殷浩說：“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靡而已。” [ 注：《資治通鑑》卷九十九晉紀二十一 ] 對於北伐也並不贊成。殷浩北伐失敗後，桓溫趁機反擊，從而將北伐的資格據為己有，同時也將東晉的軍政大權握於己手。

桓溫北伐應該說是取得了一定的影響。但桓溫北伐的用意，並不全在收復北方。他兵臨灞上卻不採王猛之議徑攻長安，進抵枋頭而不採郗超之議直趨鄴城，從此中似可窺見他雖專兵在外卻意在建康的梟雄心態。正是這種梟雄心態妨礙了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桓溫長期專擅上游，遙制朝廷，雖王、謝大族亦無法予以裁製。

謝玄北伐時，正趁淝水之戰後南方空前高漲計程車氣和北方紛亂的局面，本應取得較大的成就；但此時，謝安正以剛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馬氏的猜忌，謝玄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內藩朝廷”的建議甚至都不被朝議所允。

劉裕北伐時，至少算是事權歸一，受到的牽制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樹立個人威望的意圖，他最終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晉。劉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個仍以喬遷士族為政治主體的社會里，以一個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門士族共同維繫百餘年的司馬氏政權而代之，必須取得這些高門士族的支援，這是劉裕造宋所面臨的主要政治問題。所以，他要在對北敵的疆場上建立起足以取信於朝野的功勳，以便為改朝換代作準備。這對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鞏固造成了很大影響。

劉裕北伐應該說是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是，儘管他平定了桓玄、盧循、譙縱，消滅了南燕、後秦，武功卓著，但高門士族對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雖然控制了軍政大權，但社會基礎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剛剛擊滅後秦、北伐功業如日中天之時，聽到他的重要謀士、留守建康的劉穆之死後，感到“根本無託”，遂從長安倉促東歸，致使關中旋得旋失，沒於赫連夏。在他死後，北魏趁喪南侵，河南又沒於北魏。而這點又影響了以後整個元嘉年間的南北關係。

本來，劉裕在晉末秉政的那段時間是整個東晉南朝歷史上南方實力最強、所據地理態勢也最好的時期，劉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經取得的成就是可獲得進一步鞏固的，但由於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當大的折扣。

劉宋時期，皇權得到加強，劉義隆北伐時，己能集中全部的國力從事北伐，但此時“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自劉裕代晉，這種觀念上的微妙變化便已初顯端倪。劉裕在劉穆之死後倉促東歸，已是置關中於不顧；削弱豫州（劉裕死前分豫州為南、北兩部，南重而北輕）則又是置河南於不顧；劉義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 [ 注：《資治通鑑》卷一二一 元嘉七年 ] 只圖河南，不問河北，已無收復北方舊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則又一改東晉時期“不與劉、石通使”的立場 [ 注： 《廿二史考異》卷一八 晉穆帝永和七年 ] 。種種跡象表明，晉宋之際，“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對於“華夷”南北對峙的政治現狀已經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經根本沒有收復舊疆、統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時期的北伐則因趙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對統兵將領一貫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牽制。趙宋王朝為能苟安東南，甚至不惜自毀長城，殺掉岳飛這樣的名將。

上述北伐史實，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當政者的北伐意圖實際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進一步深究的話，又當追溯到整個喬遷政權本身政治上的弱點。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能夠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經非常滿足。這一點在東晉孫綽的上書中表現得比較典型。

時桓溫北伐收復洛陽，遂上疏請晉廷還於洛陽舊都，朝臣們以“北土蕭條，人情疑怯”，不樂北遷。這時孫綽上疏曰：“昔中宗（晉元帝）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桓）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怯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躕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僕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 [ 注：《資治通鑑》卷一百零一晉紀二十三 ]孫綽之言，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很有代表性。江南喬遷之地，已成“安樂之風”；中原故土，反成“習亂之鄉”。能保有江南“安樂之國”已經非常滿足。歷史上，喬遷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收復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徹底的北伐少，跟喬遷政權的上述特性有很大關係。

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為整合南方社會的一面旗幟，本無足厚非。在北方淪亡，中原板蕩之際，北伐的口號對於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奮士氣、奠定江南立國規模的確具有重大的意義。此時的北伐實際上具有整合內部和對抗北敵這雙重的意義了。然而，北伐除了作為旗幟外，畢竟還應有本身的內涵。只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強大的力量，才會有真正徹底的北伐。此時，事權歸一，將帥用命，士氣振奮，社會組織、社會動員也都暢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會整合已經比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本來，當喬遷政權在江南根基已固，內部經營初具規模以後，是可以作進一步的進取的；但對喬遷東南的政權而言，北伐大多隻是停留在第一層意義上，僅僅只是作為一面旗幟，一個招牌，因而少有比較徹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較成功的北伐。

與東晉、南朝及南宋等喬遷政權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朱元璋雖然也是起自東南，但其政權的基礎並無上述喬遷政權的種種特性，並不需要拿北伐作為安定內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驅逐韃靼，恢復漢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也正因為徹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終的成功。

（二）北伐的地理背景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關。以東南而北伐中原，進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勢是其制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面已經說過，東南立國，主要是依託長江和淮河，其攻守、進退都是以它們為基礎。

這是江淮防禦體系的正面。但無論以進以退，還須經營好東南的兩翼。山東和荊襄是為東南之兩翼，經營好此二地，進可以經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禦體系的穩固。山東可以屏護淮泗上游，荊襄地區可以屏護長江上游。北伐作為一種進取的態勢，尤須經營好兩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面太遠，其攻守往往失去依託，而山東、荊襄二地的山河形勢足以作為屏障，也足以作為進取的依託。

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內部政治因素的牽制外，北伐方略不當也是其北伐無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時，爭於河南，而河南當時正是混亂和動盪的交匯之地。褚裒北伐，師出泗口而趨彭城，結果大敗於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許、洛，但先是有張遇據許昌之叛，以致自壽春出兵的計劃受挫，後來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謝萬北伐，由渦水、穎水北趨洛陽，卻以燕兵勢盛而倉皇退兵，招致士眾驚潰，許昌、穎川、譙、沛諸城相次陷沒。謝玄北伐，由下邳進據彭城，遣軍渡河守黎陽，又遣劉牢之援鄴城，他上疏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 [ 注： 《晉書》卷七十九 謝玄傳 ] 的建議亦為朝議所不允。劉宋元嘉北伐，目標也只在收復河南，結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蕭衍北伐，戰於淮南，與其說是進取，不如說是自保。陳代吳明徹北伐，是趁北方內亂，乘時進取，但也止於淮河南北。南宋張浚北伐，意在屏護臨安，其佈勢重在淮河正面，而在兩翼擔任主攻的岳飛、韓世忠二將則勢單力薄。端平北伐，短時間收復二京，也只是重複了劉宋收復河南四鎮的覆轍。

上述北伐方略上的不當，除了諸如戰爭指導之類的失誤外，對於東南所面臨的地理形勢缺乏整體的經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上述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面，爭於河南四戰之地，攻守形勢缺乏依託。這其中又以劉宋元嘉北伐收復河南之戰和南宋端平北伐收復三京之戰比較典型。這兩次北伐最能反映出東南政權北伐中原時地理上的弱點及其經營上的不當。

宋文帝劉義隆為收復河南，先後於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兩度大舉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軍趁春夏雨季北進，並迅速打到黃河一線，然後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佔領河南後還設立了河南四鎮：洛陽、虎牢、滑臺、碻磝，意在憑河而守。

但是，等到秋高馬肥的時節，北魏鐵騎南下，劉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潰，所以兩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劉義隆戰爭指導有誤。這裡，值得分析的是劉義隆北伐目標的選擇問題。

劉義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復河南，但河南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軍攻佔河南後，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黃河雖險，卻並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堅合，可以無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北魏以山西為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虎視中原。那年，到彥之進兵之時，北魏正謀伐柔然，群臣們顧慮劉宋，崔浩斷言：“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魏書》卷三十五 崔浩傳 ] 所恃者乃在北魏對中原所擁有的地理上的優勢。劉義隆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應該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劉義隆北伐，每次都只圖河南，實非長遠之計。倒是劉宋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表所言進兵之策比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劉義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謀北伐，劉興祖上表言：“愚謂宜長驅中山（今定州），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入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渡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今居庸關），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 [ 注：《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六 宋紀八 ] 劉興祖吸取了前兩次爭河南而無功的教訓，建議自山東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內。若河北底定，則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這的確是北魏為之擔憂的一種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時，北魏崔浩曾對太武帝分析說：“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今河北冀縣），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宋軍）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 [ 注： 《魏書》卷三十五 崔浩傳 ] 在崔浩看來，宋軍若在抵達黃河之後，進攻河北，北魏形勢就很危險，太武帝須親自率軍抗擊，刻不容緩。由此可見劉興祖所言進兵之策可謂極富膽略，且洞悉宋魏對峙的戰略形勢。不過，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劉義隆志望、見識均不及此，故未採納。

劉家的北伐均以失敗告終，還招致北魏的大舉反擊，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後，大舉南進，兵臨瓜步，飲馬長江。劉宋國力大損。

南宋端平北伐收復三京之戰幾乎是重演了一次劉宋元嘉北伐收復河南之戰。蒙古為滅金，遣使聯宋攻金。宋、蒙聯軍於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滅掉金國。根據協議，河南陳、蔡東南之地屬南宋，陳、蔡西北之地屬蒙古。開始南來對於這次聯蒙攻金還比較慎重，滅金之後，宋軍即馬上撤還，增戍江漢地區，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後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滅金之後，置一漢人為河南道總管，統領河南，蒙古大軍則於當年盛夏到來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溫涼之地避暑，遼闊的中原幾成軍事真空。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頓起僥倖之心。淮東安撫使趙範等人建議“乘時撫定中原，守河據關，收復三京（開封、洛陽、商邱）”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復 ]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都力贊此議。宋軍遂在戰爭準備並不充分的情況下於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進兵河南，佔領汴京和洛陽。蒙古窩闊臺汗聞訊，即命大將塔思率軍南下。蒙古鐵騎南下，宋軍一觸即潰，根本無法固守河南，迅速敗退而歸。和元嘉北伐一樣糟糕的是，南宋的軍事行動引發了蒙古軍的大規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軍兵分三路大舉南進。南宋兩川、江淮及荊襄均被殘破。幸賴孟珙、餘玠等名將苦心經營，南宋才得以在東南繼續偏安。

取得一定影響的北伐，都是從兩翼的經營著手。如恆溫北伐取得一定影響的都是自荊、襄出兵：桓溫先自江陵，經襄陽、入武關，進抵灞上，震動三輔；後又自江陵北進，出伊水，擊敗姚襄，迫降周成，收復舊都洛陽。岳飛北伐也是自荊襄出兵。岳飛自襄陽北進，相繼收復穎昌、鄭州、洛陽等地，乘勝進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鎮，準備渡河收復河北。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在佈勢上能體現出對東南地理形勢作整體經營的最典型的戰例是劉裕北伐後秦之戰。劉裕在東晉義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東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義熙八年（412年）派朱齡石統兵入蜀，平定焦縱，使四川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荊襄上游的安全，並將荊襄經營為日後北伐的一個前進基地。在國內，他鎮壓了盧循起義，消火了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等反對勢力。東晉政局穩定，事權歸一。

義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劉裕趁後秦國主姚興死後諸子內訌的有利時機北伐後秦。其進攻部署大致分三個方向：淮河、山東和荊襄。淮河正面，王鎮惡、檀道濟率步軍自壽山向許、洛方向進攻，沈林子、劉遵考率水軍溯汴水西進，作為後繼；荊襄方面北上之軍分為兩路：朱超石、胡藩率軍從南側進攻洛陽，沈田子、傅弘之率軍一部趨武關，作牽制性作戰；山東方面，王仲德督前鋒諸軍由彭城溯泗水，開鉅野澤入黃河；劉裕自統大軍待水路開通後，由泗水入黃河，再沿黃河西進。

這次作戰，佈局宏大，幾個方向的進攻配合起來，足以撐開全域性。自荊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對洛陽的進攻；沈田子、傅弘之則率先自武關攻入關中，牽制大部秦軍，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面的進攻。山東方向，王仲德開鉅野澤，打通由泗水入黃河的交通線路，是晉軍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晉軍糧草裝備的運輸線；另外，劉裕主力入河後，針對北魏在黃河北岸屯兵十萬的嚴峻形勢，馬上在山東置立北青州，以向彌為北青州刺史，鎮守碻磝（今山東東阿西北），掩護由泗入河之路，且監視魏軍行動，保證後方的安全。由於劉裕處置得當，攻後秦之戰遂得以順利展開。這次北伐，一舉收復了關中和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

明初朱元璋北伐則是自東南發起的北伐中惟一徹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開創了以東南為基礎統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統治暴虐，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早已搖搖欲墜。朱元璋在掃平南方群雄、統一長江中下游地區之後，即舉兵北伐元朝。

在商議北伐方略時，將領們多主張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遮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矣。” [ 注：《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為基礎，西平陳友諒，控制荊襄上游；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控制荊襄，保障了對長江形勢的控制；鞏固三吳，保障了大後方的穩固。元朝在經歷了劉福通起義的衝擊後武備不振，它所倚重的統兵將領如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擁兵關中李思濟、張良弼等卻爭權奪利，各謀保境割據，相互攻伐，不相統一。這正好給了朱元璋各個擊破和直搗大都的機會。元朝在失去對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後，正賴河南、山東作為南方藩籬，抵禦明軍北上。山東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監控著南北水路運輸的大動脈，在南北之間居於樞紐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遮蔽”。元朝失山東即已等於門戶大開，再無天然屏障以御明軍。明軍攻佔山東後，還可以利用大運河的北段，順流長驅。取河南則可保護北伐軍的側翼。至於攻取河南之後，止兵潼關而不攻關中，徑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擴廓帖木爾、李思濟、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可不戰而克。” [ 注：《明史紀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勢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標在河北，攻關中會有漫長的側翼暴露。劉裕伐後秦時即冒著後路被北魏切斷的危險。明初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即王保保）為元朝最能征慣戰之將，所部亦為元軍精銳，若攻山西則必曠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漢而後收幽雲，結果屢攻北漢耗盡國家精銳，最終無力收復幽雲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後便徑攻河北，倒很似劉宋時劉興祖所言北伐方略。朱元璋的北伐構想符合當時的政治形勢，也符合南北相爭的地理形勢。明軍北伐的作戰經過基本上循著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開。明軍首先攻佔山東，然後，向西旋轉，攻取河南，西抵潼關，阻遏關中元軍之東出。然後，進軍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驅逐山西擴廓帖木爾，進軍關隴、巴蜀，統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