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靜 | 文

近日上映的電影《蕩寇風雲》雖然片名看上去像是上世紀的港產警匪片，實際上卻是一部描寫四百多年前的戚繼光抗倭故事的戰爭電影。毋庸諱言，戚繼光將軍與他的義烏籍戰士的抗倭戰績足以令“戚家軍”之名萬古流芳。然而，真正結束這一場長達十多年的“嘉靖大倭亂”的，並不是戚家軍在戰場上的勝利。

電影《蕩寇風雲》海報

百戰百勝的“戚家軍”

“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這是年輕（19歲）的戚繼光寫下的著名詩句，命中註定，這位山東漢子將在東南沿海的戰場上成就他的威名。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七月，戚繼光被調到抗倭鬥爭最激烈的浙江戰場，受命擔任參將，分守浙東三府，走上了抗倭的最前哨。

戚繼光塑像

1559年，戚繼光選擇浙江省金華府義烏縣編練他的新軍，吸引其來此的正是當地“其習懍而自輕”的民風。他的招兵標準主要是兩條，第一注重士兵的成分，不要城市油滑之徒，只要鄉野老實之人；第二注重士兵的素質，不僅注重體質、武藝等，更要注重膽量。在義烏知縣趙大河（今無錫江陰人）的全力配合下，戚繼光選成了一支以農民、礦工為主，加上一批精悍的地主武裝組成的軍隊，共計三千多人。這就是後來遠近馳名的“戚家軍”的最初基幹。

戚繼光根據江南水鄉地形特色及倭寇單兵作戰能力較強、倭刀堅利的特點創設了12人為團隊、攻防兼宜的“鴛鴦陣”，以及適合大兵團作戰的“一頭兩翼一尾陣”。這支軍隊實行十二人為一小隊（即“鴛鴦陣”），四隊為一哨、四哨為一官、四官為一總的編制體制。四隊為一哨，四哨為一官，四官為一總這樣的編制正是為了適應一頭兩翼一尾的戰術，使頭、尾、翼都成為建制單位，便於指揮與作戰。

鴛鴦陣

經過戚繼光嚴格訓練的“戚家軍”戰功赫赫：1561年4月，首戰台州花街時就斬倭308人，繳獲武器650件，解救被擒男女5000餘人；繼而又在白水洋三戰三捷，殲倭344人，擒倭首5人，收繳兵器1490件，解救被俘男女千餘人；至五月二十五日，歷時一個月，總共殲滅倭寇5500多人，解救百姓數以萬計，而義烏兵陣亡不過20人。此役打出了義烏兵的威風，令倭寇哀嘆：“撼海易，撼戚家軍難。”

第二年，挾大勝之威，戚家軍南下入閩作戰，在近兩月間經寧德橫嶼、福清牛田、興化林墩三場血戰，共計殲滅倭寇七千餘人。明廷遂任命戚繼光為福建總兵，由其全面主持福建抗倭軍事。戚繼光麾下這些樸實的義烏農民礦徒，視國如家，奮勇殺敵，轉戰浙閩各地，所向披靡，“民樸且勇，克偕成功”，遂使浙、閩靖安。譬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冬登陸福建的兩萬八千餘倭寇就大部分被戚繼光所剿殺。而統率4000餘義烏兵的戚繼光也因此聲名遠播，明廷重臣葉向高就說：“夫國家所患，南倭北虜耳，繼光破倭於南，御虜於北，自正（德）嘉（靖）以來推名將者，孰不以繼光第一。”

倭寇的真相：逼民為寇

戚繼光的抗倭大捷，自然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倭寇”究竟何許人也。從字面意思看，“倭寇”就是“日本的強盜”。的確，最早的倭寇在明朝初年就出現了，大抵是日本西部四國、九州沿海一帶的地方領主、大名指使、組織，其目的也只是劫掠一些食糧和人力；而其騷擾、劫掠所及的地區，多數是和他們根據地相距不遠的明朝（和北韓）沿海地區，很少有深入到江南的，與嘉靖年間的倭亂大不相同。說來也是奇怪，嘉靖年間最初嚷起“倭寇”來的所謂“倭”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番客。番客是什麼人？即佛郎機，也即是葡萄牙殖民者海盜商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七月，葡萄牙人在浙江餘姚沿海殺人越貨，結果地方居然以“倭賊入寇”上報，這彷彿預示了在此後出現的大規模“倭患”中“含倭量”究竟幾何了。

倭寇形勢

早在宋元時期，東南沿海的對外貿易已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這一局面隨著明朝的建立戛然而止了。洪武四年，朱元璋便下令“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十年之後，明太祖再次重申“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並親令將貿易大港明州改為寧波，冀望海疆能夠海定波寧。非但朱元璋在世時三令五申海禁之令，曾經大規模派遣鄭和統帥船隊進行遠洋航行的明成祖，在《即位詔》中就宣佈：“緣（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

於是，“海禁”政策作為歷代明帝不敢輕易的“祖宗舊制”，延續了一個半世紀之久。《大明律》明文規定，“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主犯比照“謀叛”斬首！嚴刑峻法無法掩蓋帝王色厲內荏的內心，對於陌生的海洋，出身淮泗農家的皇帝只感到恐懼。朱元璋自承，“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在西方官民協力的大航海時代，大明朝廷卻在費盡心機來阻止東南沿海民間貿易向外發展，而民間貿易勢力為爭得海外貿易的權益，亦不得不首先把主要的精力用於反抗海禁政策的鬥爭。嘉靖年間，海禁之令變本加厲。1547年，巡按浙江御史裴紳（山西人）居然上奏嚴禁出海捕魚打柴，甚至毫無人性地聲稱“人民雖失山澤之利，地方實免殺戮之苦”。而兵部竟允行此議，無異於朝廷已視東南子民為草芥。隨著兩者對立的陡然激化，一場震動海疆的“倭亂”便接踵而至了：“數千裡間受其茶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廬舍以數萬計，所殺將、吏、民以數千計，所陷城邑、衛所、鄉鎮以數十百計”。

明人描繪的倭寇形象

時人已覺察到這一時期的“倭寇”其實多是中國海商（海盜）。南京御史屠仲律（嘉興人）就直言，“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奸民通番互市……流人十之二，寧（波）、紹（興）人十之五，漳（州）、泉（州）、福（州）人十之九，雖既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雖然這裡面的比例有點莫名其妙，卻也道出倭寇的真相。唐樞（湖州人）更是說，“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東南沿海本就人多地少，破產農民迫於衣食只能下海“通番”。既有“海禁”，自然也就有了“反海禁”。違禁經營海外貿易的商民不惜鋌而走險，走上了武裝走私的道路，淪為海盜（“寇”）。嘉靖年間厲行海禁結果是禁之愈嚴，盜起愈烈，“片板不許下海，艨艟鉅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海禁與“倭患”竟成惡性迴圈，實在是高壓政策下的時代悲劇。

平息倭亂的隆慶開關

不少有識之士已發現這場得不償失的抗倭戰爭正是“海禁”種下的惡果，上海雖然不是倭患重災區，徐光啟也感嘆“譬如積水於此，不得不通”。正是由於海禁政策嚴重違背了瀕海人民的利益和願望，致使“海濱人人皆賊”，更令統治者有誅不勝誅之感。曾指揮平“倭”戰爭的胡宗憲悲嘆：“邇年蘇（州府）、松（江府）、兩浙連遭倭患，舊賊未及除，而新賊繼至。協從未及招，而附者日踵。”

嚴酷的現實迫使朝廷上興起了一場關於是否開放海禁的 “籌海之爭”。大文豪歸有光（崑山人）認為，只需“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道德文章雖好，卻拿不出切實可行的辦法確保海疆安寧。大勢所趨之下，就連主持抗“倭”的福建巡撫譚綸（江西人）也引用俗諺“弊源如鼠穴，也須留一個，若還都塞了，好處俱穿破”，主張解除“海禁”，以便“於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甚至戚繼光也疲於轉戰沿海各地，認為應該放鬆海禁。

歸有光

1567年，戚繼光取得了抗倭的最後勝利。三月，復有倭寇三百駕鉅艦來廣東省南澳屯聚，準備迎候同黨，被戚繼光率軍一舉剿絕。續來的倭寇，在途中聽說前倭已敗，慌忙轉帆遁回本國。四月，還有數百倭寇，乘船四艘，停泊在福建泉州崇武所附近岸邊。戚繼光將這股倭寇誘引上岸，全部消滅。此後，侵擾東南沿海長期為患的倭寇終於基本平定。不過，在戚繼光輝煌的軍事勝利的背後，是這一年新繼位的明穆宗隆慶帝借登基之機改弦更張，“易私販為公販”，開放福建省漳州月港（今屬龍海市），允許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船出洋遠販東西兩洋，史稱“隆慶開關”。

明代漳州月港

月港位於漳州府城東南25公里，地處九龍江下游入海口，因其“外通海潮，內接山澗，其形如偃月”，故名“月港”。其實它只是一個內河港口，海船出洋時，需要數條小船牽引始能成行，單從正常的港口選址來看，月港顯然先天不足。但這一地理環境卻是絕佳的走私場所，若遇官兵的追捕，走私商船既可避九龍江中，又能迅速逃入南溪。兼之“僻處海隅，俗如化外”，朝廷鞭長莫及，日久天長，十五世紀中期月港已成為海外走私貿易商麇集的地方，崇禎《海澄縣誌》曾記述其“風回帆轉，寶賄填舟，家家賽神，鐘鼓響答，東北巨賈競鶩爭馳”，已享有“小蘇杭”之稱。嘉靖年間，月港更躍升為當時最大的走私貿易中心，“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官府對這一“盜藪”幾乎束手無策。

而在經歷了倭亂的明廷終於默認了月港走私貿易的既成事實。1566年，此地單置海澄縣（取“海宇澄清”之意）。翌年，隆慶改元，月港開洋。作為一個內河港口，月港的出海口在廈門（時稱中左所）。官府僅需在此處設立驗船處，則可以對進出商船實行監督，以免出現隱匿寶貨，偷漏餉稅等現象。且當廈門出現海寇警訊時，停泊在月港的商船可來得及採取防範措施，正所謂“因勢利導，馳其禁而重其稅”。機緣巧合湊在一道，便成就了月港的唯一合法外貿港的地位，而月港的通商也給東南沿海帶來了久違的和平，所謂“倭患”立即煙消雲散：“向年未通番而地方多事，邇來既通番而內外義安”。《初修海澄縣誌序》精闢地總結道，“澄以舶故寇，寇故縣。自縣成，舶發於官，而寇禍息”。一時間，在此經營海上貿易的中外“富商巨賈，捐億萬，駕艨艟，植參天之高桅，懸迷日之大帆，約千尋之修纜”。“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小小的月港竟誇稱大明天子的“南庫”，令時人發出“共喜一槎乘使者，欣觀萬國奉天王”的讚歎，也令人忘卻了海禁政策導致“倭亂”的痛苦回憶。

放開海禁後的福建海上交通

中國古代最出名的航海事件可以說非"鄭和下西洋"莫屬了，"鄭和下西洋"是同時期世界各國中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次數最多的遠航航行了。並且順利為大明傳播了聲威，響應了明成祖朱棣強調的萬邦來朝的國策。可以說當時的明朝擁有著海上的"無敵艦隊"，可明明擁有"無敵艦隊"的明朝，卻在鄭和下西洋之後選擇了閉關鎖國的海禁國策呢？而且這一"鎖"就是200年。

首先，鄭和七下西洋並不是出於商業或者軍事目的，而是出於政治目的。一說是為了宣揚國威；另一說就是朱棣認為朱允炆跑到了西洋，命鄭和去找。如果是宣揚國威，那麼七次就已經夠了，沒必要再勞民傷財了；如果說是找朱允炆，都找了七次了還沒找到，那也就沒必要再找了。所以"鄭和下西洋"之後就很少知道明朝還有如此龐大的海軍艦隊了。

其次就是沿海倭寇犯境，明朝時期，很多日本浪人在日本活不下去了，就來中國尋找出路，而這些人來到中國之後就是為非作歹、違法亂紀。所以明朝政府很不歡迎他們，而他們要麼是直接攻打過來、更多的是透過偽裝成商人進入中國，所以明朝政府就下令閉關鎖國，不讓外來的船隻出內。

第三點就是明朝內部的流犯了，很多犯人犯了法，在國內待不下去了，就會流亡到海上，成為"海賊"。這部分人在沿海地區燒殺搶掠、甚至還和倭寇勾結，給沿海的治安帶來了極大的隱患。所以這也是明朝政府實行"海禁"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片板不許下海"，杜絕這些亡命之徒逃到海外繼續為禍一方。

第四個原因就是古代海上商業難以收稅，明代雖然商業已經比較發達了，可是當時的科學技術條件跟不上。海上貿易的稅務很難收上來，一方面自己國家的貨物有出去了，稅收要麼收不上來，要麼就是被沿海的官員中飽私囊了；另外國外的貨物進來，也收不到稅的話就會衝擊國內的手工業。所以權衡利弊之下，這一條也成了明朝閉關鎖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原因開放海運不利於國家的統一管理。明朝時期可不像現在人人一張身份證，到哪一刷就知道你是誰誰誰、家住哪裡、有無前科等資訊。在明代那可是隻能是紙質的檔案啊，一個人如果天天跑來跑去，根本不利於統一管理。尤其是跑到海外去，誰知道是死是活呢？還有就是人口流動不利於社會的穩定，所以明朝才會選擇一鎖國就是兩百年。

最後一點原因就有點讓人苦笑不得了，就是大明王朝"傷不起"了。大明王朝為什麼"傷不起"呢？前面不是說了"鄭和下西洋"，至少官方說的就是宣揚國威，宣揚國威就得帶禮品啊，於是大批的財物就這麼送出去了，而表示臣服的國家就會派人前來進貢，為了大明朝的面子總不能讓使臣帶來的東西比大明朝的回禮還好吧？一來二去，這財政上的虧空就不是小數目了。再加上後來的明朝國庫也確實窮，乾脆就閉關鎖國算了。

參考資料：《細說明朝》、《明代海禁與海外貿易》

明清同樣是實行海禁，為何明朝沒有和世界脫軌，清朝就成了弟弟

海禁政策是中國明清兩朝的一項政治活動，而正是這種活動造成了中國的落後和世界的脫軌，這兩個朝代的海禁政策其實有相同的地方，但是要說這兩個朝的海禁性質上的不同，那就是一個坑了國家，而一個坑人自己的人民。

在明朝時期，海禁政策其實就是為了防止倭寇的入侵和自己朝代金銀的外流，他們當年可是不是真的閉鎖，他們依舊在和外國做貿易，明朝禁止的貿易是民間人們自己和外國進行貿易，他們要推行官方主導的朝貢貿易，所以這種形式是必要的。在鄭和下西洋的過程中這點是體現的非常明顯的，國庫透過這種貿易形式很快被充滿，國家收穫了鉅額的利潤。

不過民間很快就想到了應對的措施，那就是走私。畢竟這種方式事實上壟斷了市場規律，最後造成了倭寇和走私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其實最後這種朝貢的情況已經不存在了，只是官方不願意承認。最終傲嬌的官方也在隆慶年間重開了關貿，允許百姓們販運東陽的那些貨物。

清朝時期的海禁就真的是閉關鎖國了，為了防止東夷的進入（明朝和葡萄牙軍隊有過合作），同時為了打擊反清復明的勢力，所以清朝的海禁是非常的嚴厲的，甚至在滿清剛剛入關的兩年中，沿海地區都成了無人區，讓沿海的居民全部遷到了內地，結果沿海地區的經濟快速倒退，畢竟人都沒了。

而在康熙時期，清朝解封了海禁，大範圍的為民間開放貿易，雖然說是有四個口岸，但實際上是開了100多，而在乾隆時期，西方的搗亂分子就來了，寧波、泉州和松江三個口岸就此關閉，西方人和中國的貿易都到了廣州，而當年的廣州十三行就是在這時開始崛起的。

其次，兩個朝代雖然都海禁，但是明朝的非常靈活，在和西方進行交流，西方人的先進技術其實一直在流向中國，明朝對於這些先進的東西並不排斥，尤其是在隆慶以後，民間也開始重新接軌，這時候的明朝軍隊已經用先進的技術對軍隊進行了革新，海防也堅固了，當年普泰亞英國荷蘭都來打過明朝的海軍，好點的議和通商了（葡萄牙），壞點的被打回去還賠款了（英國）。

而清朝時期海禁是鬆動了，但是閉關鎖國沒有鬆動過，“天朝上國無所不有”，慢慢的就和世界開始脫軌，尤其是軍事上的脫軌，清軍在西方已經堅船利炮的時代，依舊用的是乾隆時候的淘汰武器，這使得英華人輕鬆的就用火炮轟開了清政府的大門，最後變成了半殖民地社會。

而最後，兩個朝代雖然都在隔絕貿易，打擊明朝的月港是政府主導，人民貿易，最後政府拿小的，人們哪的才是大的，雖然國家沒拿到多錢但是滿足了人民，可是清朝完全是國家把控，最後的錢財全都進了自己的口袋，耽誤了人民，最後使得自己內憂外患。

聽歷史，憶歷史，品歷史，看完上述事情，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呢？對於歷史有沒有什麼新認識呢？歷史是屬於所有人的歷史，但是真正能夠在歷史上刻上自己的名字的人並不多，所以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名垂青史的人是困難的！但是不能成為歷史名人也不必遺憾，因為本本分分、安安心心過日子也是一種樂趣不是嗎？畢竟人紅是非也多嘛！有時候愚昧的快樂總比聰明的煩惱要好上許多倍不是嗎？

明朝海盜汪直做了什麼，讓日本人立銅像紀念他？

汪直，也有人說是王直，明朝有兩個汪直，有個太監，有個海盜（商），今天我們說的就是海盜汪直。

為什麼汪直會變成王直呢，《明史》稱他為汪直，明代鄭若曾《籌海圖編》和明嘉靖年間《浙江通志》轉錄的田汝成《王直傳》稱他為王直。

我以為應該是汪直的可能性會大一些，因為明朝時候的方言問題，以及汪直做海盜，屬於地下工作者，也就是汪直是黑戶，所以名字錯也很正常，既然都已經稱之為王直，我們後面就稱呼他為王直吧。

王直影視形象

王直註定是個不平凡的人，據說他出生時候有異象，這不是瞎說，而是在史書中記載的，據《歙志》記載，相傳王直在出生時，其母汪氏曾夢見有大星從天上隕入懷中，星旁有一峨冠者，汪氏遂驚詫地說道：“此弧星也，當耀於胡而亦沒於胡。”已而，大雪紛飛，草木皆為結冰。

稍長後，王直聞聽母親講述關於他降生時的異兆，獨竊喜曰：“天星入懷，非凡胎也；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顯乎？”

母子說的兩句說，幾乎斷定了王直的醫生，他母親說王直當耀於胡而亦沒於胡，這裡的胡應該是外國的意思，王直因為外華人而發達，也會因為外華人而死；王直自己的解釋很特別，他認為自己是天星入懷，不是凡胎，應該是天上某某神仙轉世，草木都結冰，是兵的含義，上天賦予我的命運是以武力創立自己的事業；果不其然，兩條都中。

王直也是個很有煽動力的人，王直最早出來混海盜的時候，忽悠徐惟學、葉宗滿一起入夥，他跟他們兩個說，中國（明朝）法度森嚴，動不動就會觸犯法律，科舉也是隻收窮酸秀才而沒有壯士，我們一起徜徉在海外，還在乎家裡這點土地吧。徐惟學、葉宗滿果然被說動了，並且成為了王直的得力干將；

當然王直不是愣頭青，不會亂來的，他要入行，肯定有個領路人，於是他瞄上了同鄉許棟，於是他加入了許棟集團，主要是採買硝黃、絲綢、麻等貨物，往來日本、泰國 以及東南亞各國貿易，謀取私利。

不過好景不長，許棟很快被明軍朱紈剿滅，不過不用擔心，王直不是凡胎，他很快就另起爐灶，自立為船主，號五峰船主，招募了一批亡命之徒，並且還勾結了日本的武士，當時日本處於戰國時期，很多武士沒有工作，於是流浪，而王直招納的就是這批亡命之徒，人有了，海上貿易必須有船啊，於是造鉅艦，聯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馳馬。

王直成為當時東亞、東南亞一個大型武裝海商集團的首領，並接受日本戰國大名松浦隆信的邀約，以九州外海屬於肥前國的平戶島（屬今長崎縣）為基地，從事海上貿易。

其實王直並不是真的海盜，因為海盜是要搶東西的，王直只是要做生意而已，但是明朝當時實行海禁，所以他們這些人就歸結為海盜了，其實王直本質上還是個商人，而且是儒商。

為什麼說儒呢？因為他還對於朝廷有幻想，認為明朝會開放海禁，讓他成為合法的海商，並且一開始還跟官府眉來眼去，幫官府剿滅了陳思盼等多股燒殺掠奪真正的海盜，維持沿海秩序，逐漸確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並試圖在舟山瀝港重建雙嶼港的繁華。

《倭寇圖卷》區域性

吞併了陳思盼等海盜，實力壯大的王直於1552年在日本平戶立國號“宋”，自稱“徽王”。當時“海上之寇，非受（王）直節制者，不得存”。王直達到了人生的巔峰。

俗話說福兮禍之所如，一點也不假，明朝明顯不把這群“海盜”當作良民的，於是海盜被肅清，明朝開始卸磨殺驢了，明廷派總兵俞大猷去舟山圍殲汪直，舟山瀝港和雙嶼港也毀於一旦。

按理說，王直應該不在對明朝存有幻想了，但是明顯王直有那麼一點儒，後來是同鄉的胡宗憲向他伸出了橄欖枝，王直還是想獲得合法的身份，於是派義子前去試探，結果發現相談不錯，而且王直的家人也獲得了妥善的安置，一來二去，王直就上岸了，與胡宗憲談招撫和互市的相關事宜，並且在杭州遊山玩水，被巡按御史王本固於二月五日逮捕下獄。

本來胡宗憲還力保王直，但是迫於當時官場的壓力，才被迫主張殺了王直，而這個時候的王直還沒有放棄洗白的想法，寫下了《自明疏》，進行了自辯：“竊臣直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

歷數自己剿賊的功勞後，他仍祈求皇上開放海禁，並承諾“效犬馬微勞馳驅”，願為朝廷平定海疆。”

然並卵，1559年12月25日王直被斬首於杭州省城官巷口。

假設王直沒有被殺死，是否會開啟明朝的大航海時代呢？實力肯定是有的，但是是否會成功還要另當別論。

王直在當時的中國不受尊敬，但是在日本，卻是非常受尊敬的。日本長崎縣平戶市松浦史料博物館外豎立著一座不足一米高的王直銅像。在王直定居日本平戶期間，經過他的經營和影響下，平戶當時從一個海濱小城發展成為日本的海上貿易重鎮，他深受當地領主歡迎。

其“東方商人”的精神風貌被日本商界視為典範，被尊為“大明國的儒商”。除此之外，王直與西方人交易火器，由此讓日本走向了從冷兵器向熱兵器過度的時代，從這點上來看王直又是罪人，因此平戶人每年都隆重紀念王直。

明朝最風流皇帝：不自律，毀一生！

這世間有許多故事，你猜得到開頭，卻猜不到結局。

一個毫不起眼的皇子，被天上掉餡餅的皇位砸中，居然勵精圖治，有聲有色地料理政務，乾的還不錯，但結局卻成了：因沉迷女色，36歲與世長辭。

這就是明朝第十二任皇帝朱載垕（hòu）。

明朝皇帝那麼多，小時候最不受皇帝老爹待見的，恐怕就要數這位明穆宗朱載垕了，從小沒見過父親幾面，十六歲就早早被趕去封地做了藩王，這一次告別皇宮，一去就是十三年。

朱載垕的少年就是一曲嚐盡人間冷暖的留守兒童之歌。

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離開皇宮搬到群眾中的一線生活，雖然艱苦，卻使他擺脫了當局者迷的困惑，獲得了審視國家病灶的全新視角，對民間疾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他的兩位哥哥先後早逝，朱載垕意外成了大明王朝的新主人，他本無心爭權奪利，奈何這次運氣有點好。

他也曾暗下決心，從此後坐上至高之位，寫一朝豐功偉績，名垂千古。這位在基層歷練過的新皇帝，開始大刀闊斧實行新政。

他扳倒了一批貪官汙吏，為包括海瑞在內的大臣平反並重用。

他廢除海禁，開放關口，允許私人海外貿易，促進了邊境的貿易繁榮。

他政治手腕嫻熟，在徐階、高拱、張居正等眾內閣輔臣之間周旋自如。

總之，朱載垕一登基就將前朝遺留的烏煙瘴氣掃除一空，一切看起來歲月靜好堪稱完美。

然而，當一個人坐上了那個萬人敬仰的至高之位，他想要的一切都變得唾手可得，他做事的分寸全靠自己把握，人性的考驗就在一旁虎視眈眈。

正所謂君子慎獨，當一個人不受外界的監督和控制的時候，才是考驗一個人自律能力的時候。

朱載垕沒有被政治的考驗擊垮，卻在人性的考驗前坍塌。

他覺得自己既然已是天下之主，自然可以享盡天下之樂，進獻的美人全盤接受，一顆心貪婪無度猶如脫韁的Mustang，再也沒有約束。

他亂服藥品，縱慾無度，連宮中使用的茶杯、桌椅等物件上都繪製著不可描述的圖畫。一上朝，就開始頭暈眼花手打顫。

所以他只當了六年皇帝，就“牡丹花下死”了。

朱載垕在位時期的隆慶朝與後來的萬曆朝被人合稱“隆萬盛世”，原本他可以在形勢大好的國情下勵精圖治。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他忘了曾經的夢想，人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沒有自律的人生，就等於跌入一道無底深淵。

對一個皇帝來說，沒有外界的東西能夠約束慾望，人性的弱點直面深淵的慾望。

不止朱載垕沒能戰勝，同樣跌入這道深淵的還有他的孫子朱常洛。

朱常洛原本是皇長子，是明正言順的太子人選，但他的父親萬曆皇帝專寵鄭貴妃，想要立鄭貴妃的兒子為太子。

為了這件事，萬曆老爹也是跟滿朝大臣們鬧了幾十年的彆扭，最終還是沒拗過大臣們口中的“國之根本”，使朱常洛得以登上皇位。

出於統治的需要，必須維持一套規則，包括尊卑、長幼、君臣、父子、師徒，一旦打破這些規則，很可能引起廣泛的影響，進而引發社會的動盪。

一個家庭內部，兄弟爭財產則引發家庭糾紛不和甚至分家；

一個家族內部，不同支系爭族長話語權，則引發家族內亂甚至分崩離析；

一個國家內部，最高權柄的鬥爭，必然引起內耗甚至分裂。

而一旦出現糾紛、內亂乃至分裂，則所有人的利益都將受損。

因此，大臣們勢必是反對廢長立幼的。

在朱常洛當太子期間，鄭貴妃始終不甘心，她暗自派人謀害。

曾有人受到指使，持杖闖入朱常洛的宮殿，連傷數人，朱常洛作為太子本該得到公正，但這些事最後卻在萬曆皇帝的包庇下不了了之。

三十年來，他身處皇權爭奪的風口浪尖，坐臥寢食都猶如頭懸利劍，事事小心謹慎，不敢有半步越矩，半點行差踏錯都有可能引起一場政治風波。

如履薄冰的生活日復一日，熬到萬曆皇帝駕崩，朱常洛終於翻身當上了皇帝。

在權力鬥爭中表現得謹言慎行，這讓他得到文武百官的信任。本來從此後可以高枕無憂，走上人生巔峰。

但是，權力可以賦予一個人力量，也可以把一個人嬌慣得一無是處。沒有監管的放縱，讓他開始放飛自我。

咎莫大於欲得，當一個人的慾望不能得到節制，便會放棄長遠目標，只貪圖眼前的短暫快樂。

鄭貴妃還未死心，她看準了這一點，精挑細選了八名美女進獻給朱常洛，朱常洛春風得意，從此開始在溫柔鄉里長醉不醒。

後來感覺身體垮了，就想找人進獻丹藥。

鄭貴妃的親信藉此機會獻上所謂的“清火藥”，結果導致朱常洛一夜腹瀉十幾次。

古代醫療條件落後，人在脫水之後，既沒有抗生素來遏制腸道感染，也沒有生理鹽水可以補充，腹瀉這麼多次，情況已十分危急。

病急亂投醫的朱常洛又開始服用混合藥材熬製而成的“紅丹”，以為這是補藥。

結果，本就因瀉藥虛脫的朱常洛，又經紅丹急火攻心，一寒一熱正相沖突，使朱常洛的身體跌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等皇位等了近三十年的朱常洛，可憐他只做了一個月皇帝。

本以為當了皇帝就可以快活人生、為所欲為，不成想樂極生悲，無底線的縱慾享樂成了他荒唐人生的終止符。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如果你想征服全世界，你就得先征服你自己。

朱載垕與朱常洛雖然得到了至高無上的皇位，最後卻輸給了自己。

明朝海禁是十四世紀時明朝政府對海事進行的一系列限制政策的統稱。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諸侯割據．互相攻伐。在戰爭中失敗了的封建主，就組織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中國沿海地區進行武裝走私和搶掠騷擾。對此，洪武年間，朱元璋為防沿海軍閥餘黨與海盜滋擾，下令實施自明朝開始的海禁政策。早期海禁的主要物件是商業（商禁），禁止華人赴海外經商，也限制外國商人到中國進行貿易（進貢除外）。明永樂年間，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是放開的只是朝貢貿易，民間私人仍然不準出海。而後隨著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嚴格，雖起到了自我保護的作用，但大大阻礙了中外交流發展。

隆慶年間明政府調整政策，允許民間赴海外通商，史稱隆慶開關。海禁的解除為中外貿易與交流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局面。

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間開始到明末海禁的廢弛經歷了一個多變的 過程。從明初嚴厲的海禁政策，永樂年間海禁的鬆弛，永樂後（洪熙—弘治）海禁政策的再強化，嘉靖年間的海禁政策高度強化，隆慶開放和海外貿易的迅速發展， 明末海禁的廢弛。這些政策對明朝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說開放海禁也是富國民強的好國策，國富民強讓百姓過上好日子。

明朝可以說是中國的海上發展的一個高峰期，鄭和的七次下西洋也是把明朝的赫赫威名帶給了世界各國。

開放海禁的話一方面是為了宣揚國威，讓世界看到當時的中國到底是有多麼強大。另一方面就是增強各國的交流，同時也是提升明朝的文化內涵。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為了貿易交流，可以說經濟的發展是明朝一個特徵，這也是明朝很多政策都得到實施的主要原因。

說得簡單點，就是關於“堵”還是“疏”的問題，而且究竟是“堵”的辦法好，還是“疏”的辦法好，很明顯明代自始至終採取的都是“堵”，這是出於政治考慮，而“隆慶開關”作為明朝開放海禁的一個小小片段，卻曾經給這個固步自封的大明帝國帶來過一個使其更加強大和富有的機會，但很可惜這扇可以通向世界強國的大門卻被明朝皇帝關上了。

在世界文化的交流愈發密切的情況下，文化堡壘所面臨的壓力是巨大的

“大航海時代”來臨時明朝卻失去了一個絕佳的發展機會，在這一時期原本孤立的世界文明逐漸顯現出密切的來往和交流，東西方世界神秘的面紗隨著“大航海時代”的發現而變得逐漸清晰，也變得更加富有吸引力。

在馬可波羅繪聲繪色的描述下，瑰麗的東方世界讓西方世界陷入了對東方絲綢、瓷器、文化的極度好奇之中，而奧斯曼帝國的崛起讓通往東方世界的陸路被阻絕，由此催生了探索新航路（大航海時代）的誕生，懷著“淘金熱”的冒險家、傳教士以及購置東方商品的商人在這一時期透過開闢新航路而來到正直元明時期的中國。

但由於中原文化一直具有封閉的屬性，對於異族文化的排斥本身就是中原文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一種鮮明特徵，不管是“長城”還是“海禁”都是中原文化的基本國策，儘管這兩者更多的是以軍事手段的面貌出現，但本質上還是對異族文化的防備。

明朝延續了這樣的文化觀念，所以明朝修築了歷朝歷代最多的長城，也實施了最嚴厲最漫長的“海禁”政策，其實本質原因在於古代社會的觀念還籠罩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但是對於古代統治者來說，不管是“長城”還是“海禁”實際上都屬於軍事政策，朱元璋為了防止張士誠餘部溝通倭寇作亂，因此實施海禁。

屢禁不絕的倭寇，被動承受了日本戰國之亂，不得不反思“海禁”政策

日本進入戰國之亂後，失去庇護的浪人、武士以及商人共同組成海盜團體常年活動在東南沿海一帶侵擾劫掠沿海居民，其中不得不提到一個超級海盜汪直，作為一個安徽起家，到最後卻發展壯大成為足有5000人的大海盜集團。

汪直在“隆慶開關”前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從本質上來說，汪直是一個商人，只不過由於明廷的“海禁政策”，他迫不得已變成了一個走私商人，在被胡宗憲招降後，他一度建議嘉靖“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馬微勞馳驅，浙江定海外長塗等港，仍如廣中事例，通關納稅，又使不失貢期。”

汪直是新航路開闢時期明朝難得的明眼人，只有他及少部分沿海官員看到開通港口帶來的巨大利益以及對平息倭亂的作用，但是對那些沉浸在春秋大義計程車大夫階層來說，“汪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動，東南繹騷。……上有幹乎國策，下遺毒於生靈。惡貫滔天，神人共怒。”

汪直被處死後，沿海倭亂愈演愈烈，由此引發了明廷關於究竟該不該開海的“籌海之爭”，但這次爭論儘管引起了明廷對於“海禁”政策的反思，但它並沒有拿出可行性的問題，直到隆慶皇帝上臺後頒佈了一道命令：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

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上疏“請開市舶，易私販為公販”，這一請求得到了隆慶的同意，在福建開放了月港一處小港口，但對於明朝漫長的海岸線來說，這處港口實在寒酸的可憐，而短短數年的時間也無益於拯救明朝這個搖搖欲墜的帝國。

小結

“隆慶開關”實際上只是隆慶上臺一把心血來潮的火，隆慶頒佈的命令“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只是對前朝政策的小小修正，只是對政令有所不便的地方加以改進，但絕不意味著會徹底否定或取消。

這就是為什麼隆慶只允許開放月港一處港口，並且還制定了諸多嚴格的規定，但這在明朝統治者看來已經是“觸忤祖宗根基大法”的大不敬，而“隆慶開關”最終不了了之，不上朝的萬曆並不關心開港會給國家帶來多麼巨大的利益，萬曆三大徵打窮了明廷，實際上明廷並不是沒有錢賺，只是他們自身把賺錢的機會拒之門外。

應該說，這是時代的侷限導致的。

如果有人問起，為什麼一直領先世界的中國會在近現代掉了隊。部分人會回答說是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也有人會把這個罪怪到明朝的海禁政策上。的確，明的海禁政策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的發展，導致了中國大幅度落後於世界。可是，明朝真的就一直實行了海禁政策，從未開放過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明朝推行海禁政策始於明太祖朱元璋，並一直被他的後世子孫執行著，當然隨著時間的推進，大明的不同君主在執行程度上也有著很大不同。隆慶帝朱載垕即為之後大力推行新政，意圖重整超綱，建立一番新氣象。他詔告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朝中開始出現了廢止海禁的聲音。

在福建巡撫譚綸及其繼任者涂澤民的極力主張下，福建漳州的月港成為了打破了海禁，實現了開放，中國商民獲准出海貿易。從而形成了“隆慶開海，月港開放”的局面。

造成“隆慶開海”的直接原因是嘉慶倭亂的平定。有一些有識之士看出了“海禁”與倭寇之間的關係，認為開放海禁可以根除海寇。再加上隆慶帝想要整頓超綱的意願作為背後的推手，才讓開放海禁成為了現實。

隆慶開海是明朝歷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這不僅僅是一次對皇朝祖制的挑戰，更是新興商人經濟對傳統小農經濟的一次衝擊。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

隆慶開海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但同時也造成了明王朝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