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探討的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都是上古時代的中華地域文化。良渚文化，在長江下游環太湖 與錢塘江流域之吳越地區，興衰於公元前3300－前2200年，約相當於處在中原所謂“五帝”中的堯、舜 時代(朝)，其末期或曾與夏代創始期接近或有些疊連。而三星堆文化，“是長江上游地區最早的古代文 明，它的初創年代約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稍晚於中原夏王朝的創立，而它的終結約在公元前1200年， 相當於中原商王朝的晚期。三星堆古蜀文明雄踞西南，連續發展800年之久”。需說明的：本文所論 及的“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主要指這些文化的本身，有時是泛指，兼涵蓋這兩個文化所處的地域 範圍此前各自所歷經的序列文化。如：良渚文化，有時還涉及古吳越地區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馬家浜文 化一崧澤文化及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還包括川西平原新石器時代的古蜀文化。

良渚文化，是馬家浜文化一崧澤文化的後續繼承文化，並與河姆渡文化有著密切關聯，屬新石器時 代晚期，尚未發現使用銅器等金屬。其族屬，是古越部族。崇尚太陽，崇拜鳥圖騰。在經濟生活上， “越民族群體當為世界上最早種植水稻的民族”；最早使用犁耕，最早養家蠶善紡織，精工玉器製作， 有發達的竹木器、陶器製作手工業等的部族；尤其是其製作的玉琮及琮、璧等上所鐫刻的神徽――饕餮 紋，獨一無二，天下稱絕。生活習性：居幹欄式建築，盛行建築金字塔式的禮儀性建築物――土祭壇；並 且精工水利，長於航海。由於古越部族突出表現井高度發展了農耕、琢玉、製陶和營建能力，造就了史前 東方物質文化的四大貢獻――稻、漆、絲、玉；出現了刻畫“文字”符號；形成了一定的禮制行為；社會發 生了貧富分化，等等；因此，被譽為中國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良渚文化雖遠離中原，偏隅東南沿誨，有長江天塹阻隔，當時與外界可能還是有一定的交通往來。 例如傳說黃帝就曾南巡到過浙扛永康石城山。帝舜，在現浙江上虞留有眾多古蹟與故事。夏禹帝，在 今良渚文化發祥地――餘杭，亦有諸多傳說遺蹟留存；在紹興有禹陵，今紹興禹王廟雖為南朝梁時所修， 然直到目前禹陵村還有姒氏30多戶、150多人，據說是大禹的142－144世後代。又，“禹會諸侯於會 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近前，上海市松江廣富林遺址考古發現4000多年前原本應屆於黃河 流域的河南龍山文化王油坊型別的垂腹釜形鼎等陶器，反映曾有過黃河來客或到過黃河做客。在溫州 鹿城老鼠山遺址考古人員根據出土的數百件文物初步認定絕大部分屬於距今約3500年前的商朝，推測 當時的浙南地區曾受商朝文化影響，溫州等地可能是商朝的邊疆；反映偏寓於浙南的溫州一帶早在商代 就曾與中原華夏族有交往。而作為“2001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的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發現 了比河姆渡更早的史前文化，距今約7600年，出土了骨耜，表明已進入了農耕時代；還出土了絢麗如花 的太陽紋彩陶、圓潤細巧的骨針、近乎完整的獨木舟等珍貴文物。除陶釜等外，眾多出土器物形態均為 省內其它遺址所不見，倒是有點長江中游地區的影子，似乎與湘贛地區有更多的聯絡，或為這些地區遷 人的陌生外來戶。

關於三星堆文化，在四川成都平原，1929年，人們無意間在月亮灣的地方發現了一批具有古蜀地方 特色的遺址。經過70年的考古發掘，特別是經過1986年對三星堆遺址和2000年底對金沙遺址的發 掘，發現三星堆古城和古文化遺址，出土了大量珍貴驚世的玉石器、青銅器、金器、象牙、海貝等文物，多 數屬祭祀用具，是中國20世紀考古學上的一大成就，被譽為“世界第九大奇蹟”。李學勤先生為此在 《人民日報》上特地發表了專文闡評。“原來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長江上游的巴蜀地區已經完成了 從‘野蠻’到‘文明’的歷史過渡，約在距今3000年以前的商代前期，這裡已有一個與商王朝同步發展並 有自己繁榮特色的文明古國”。

四川很早就有人類在生活活動，報載：重慶巫山龍骨坡先後發現距今約200萬年前的人類化石並伴 隨著多件石製品。又，早在更新世晚期的舊石器時代發現有“資陽人”和“筠連人”，建立了鯉魚橋文化 和富林文化等。到新石器時代，已先後發現了綿陽邊堆山遺址、漢源縣大樹鄉兩處遺址、廣元市張家坡 遺址等一系列文化遺址。充分反映其歷史年代久遠，底蘊深厚。從《蜀王本紀》、《華陽國志》等著述 可知，現今成都平原一帶，當時活躍著的著名方國王朝先後有：蠶叢氏、柏漠氏、魚鳧氏、杜宇氏與開明 氏。每代(朝)各數百歲。三星堆文化，史界已肯定其有獨立的起源。然而，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孤 立的、純粹的。由於巴蜀的地理特性，產生深厚的盆地意識效應，匯百川於一流，使三星堆文化不可避免 地曾兼受其它地域文化的影響。

良渚文化與三星堆文化，雖然在時空上，先後相差上千年光景；在地理上，東西間距也逾千餘公里， 似乎應該是風馬牛不相及；然而，種種跡象表明，其間還是有諸多聯絡與影響。因此，深受其吸引，現就 個人的一點粗淺學習心得，試作探討，謹就教於大方。

1．鳥崇拜。良渚先民的圖騰物是什麼?林華東先生：“曾率先提出良渚先民的圖騰物應是鳥”、“良 渚文化出土的玉璧和玉琮上的立鳥，既是河姆渡文化所見的那種鉤喙的鳥類形象，同時又和東周時代越 族青銅鳩杖上的鳩鳥相似。因此，我(林華東)認為良渚文化先民圖騰崇拜物中的鳥，似為鷙鳥之屬，很 可能是《禹貢》所記揚州之域中的‘陽鳥’。”另外，《博物志全譯?異鳥》載：“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 色，名曰冶鳥。……越人謂此鳥為越祝之祖。”良渚文化先民的鳥崇拜已為眾多學者們所共識。 可能同理，《史記?夏本記》冀州下作鳥夷，揚州下作島夷。《漢書，地理志上》一併寫作鳥夷。有專家 認為“島”字當解作鳥站立於山丘上，甚至以為良渚文化玉璧紋正是“島”的象形字，其中一件兼有日形 的可釋為“島吳”。因此，良渚文化先民可能為古代鳥族之一支。有專家說，可廣而言之將環太平洋地 區稱為鳥崇拜區，中國的東南沿海又是其最熾之地。而三星堆文化先民同樣也是崇尚鳥。如：柏溲、魚 鳧、杜鵑(杜字)。出土的陶器與青銅器上往往都有鳥形圖案，很多陶器的頂部做成鳥頭形；出土的金杖 上也有魚和鳥的圖案；出土的用於宗教禮儀場合的舀酒之器勺也是鳥頭勺把等等。他們尊崇鳥，將鳥神 化人格化，塑成人首鳥身形象，並特地為其鑄青銅像；有高立於有花果的枝頭上的青銅人面鳥；以及 “鳥”頭頂平，上有鹿角狀(或鳥羽狀)飾物的冠帽或包頭，戴面罩，鳥尾似風尾狀，但分別朝上下分卷的 青銅鳥等。對鳥的尊崇無以復加！另外，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雞彝陶蠶，其來源明顯是屬於東方文化的。 這無數的鳥，尤其是二號坑中出土的巨型青銅鳥頭，極似魚鷹，這很可能就是代表魚鳧氏據以為號的魚 鳧鳥。關於魚鳧，俗稱魚鷹，即鸕鷀。“野生鸕鷀群棲於海岸及沿岸的湖泊近旁”。1973年夏，浙江 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獸骨中經鑑定有一塊完整的鸕鷀綜薦骨，距今大致已有7000年曆史，比蠶叢 氏、魚鳧氏的時代早約2000餘年。“……河姆渡遺址所處地理環境，不僅是適於鸕鷀生息的場所，同時 也最宜原始居民開展捕魚生產”。出土了不少漁具、多種魚骨，還有木漿等，表明已有舟船；河姆渡遺 址原居民那時就已掌握並使用著水上活動工具進行捕魚生產。至今，浙江各地尚孑遺不少以鸕鷀命名 的地名，如諸暨的鸕鷀灣、餘杭的鸕鳥鎮等；良渚文化發祥地餘杭良渚鎮鎮南緊鄰的打網村，直到20世 紀50年代，全村居民大多數還是以鸕鷀捕魚為業謀生。

2．祟尚太陽。有關河姆渡、馬家浜一良渚文化崇尚太陽的歷史考古報導，資料眾多，恕不贅言。鳥 崇拜，實質上也是一種對太陽及太陽神的崇拜。無論烏、雞(風)皆與太陽有關。烏載太陽，古書有記。 丹風朝陽，今日仍常見於刺繡與繪畫。更為直截了當的是：三星堆遺址出土了一件青銅輪形器，直徑約 70釐米，中心一個大圓泡，直徑20釐米，大圓泡上有五根輪輻呈放射狀與外徑相連。這件青銅器，顯然 是三星堆先民太陽崇拜有關的遺物。出土的青銅神樹，同樣應是蜀人崇拜太陽的實物體現。這神樹似 乎體現著《山海經?大荒東經》所述：“湯谷上有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烏”之神話。湯谷、扶 桑，可能寓意在東晦之濱。

3．玉琮與饕餮紋飾。三星堆出土文物，部分與良渚文化一致或相仿，如玉琮、玉錐形器等。1929 年，最早揭示三星堆文化的當地住戶燕青寶在其住房旁菜地挖坑時，發現有一個用石板蓋著的小石槽， 裡面裝著五個玉琮。又如，在金沙遺址出土的一件堪稱“國寶”的翡翠綠玉琮，高約22釐米，琮表面 有極其精細的微雕，雕刻著花紋和一人形圖案，細若髮絲，其造型風格與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玉琮，起 源於鐲，漸發展成原始宗教(巫術)有關的工具，象徵王權、神權和整個統治階級的重器或禮器，是墓主 人生前權力、身分和財富的標誌，是鎮墓壓勝、避兇祛邪的法器，也可能是良渚古國同其他部族或古國間 交聘或饋贈的禮器。即使在良渚文化遺址玉琮也是十分珍貴稀罕的文物。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錐、 玉琮等從何而來?傳世晶?俘獲晶?交流品?自雕制?孤立而論，尚難斷言；如中原商代婦好墓亦曾出 土過玉琮。即使是古蜀方國王工自行雕刻或製作的，其所刻出的影象頗似良渚文化玉琮紋樣的變體，那 麼，三星堆文化與良渚文化之間的關係其意味亦綿長。再如，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獸面牌，從 形態上看，與良渚文化簡化的“神徽一饕餮紋”頗為相似，似乎可以看成是其某種翻版。“饕餮紋本是 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的特產，是良渚玉琮的唯一母題紋飾，並見於十多種其他玉質禮器。飾有饕餮紋的玉 器都出於大墓，幾乎未見於小墓，它可能是良渚文化上層社會的徽號”(董楚平)。“神徽”所表現的獸面 紋，是良渚文化先民頂禮膜拜的神像，有信仰、神話意義，器重倍加。現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獸面牌， 相當一些學者，如張明華、杜金鵬等先生，共識其為“獸面”，實際上應稱之為“人面”。有學者研究後指 出：“它是從河姆渡文化的太陽神徽、良渚文化的祖神徽演化而來並更加圖案化和人形化。”還認為獸 面器中的眼睛造型是“良渚文化所特有的，良渚文化的這種眼睛與三星堆青銅跪坐人像的眼睛是相同 的”；與良渚文化晚期玉琮每節上刻畫的一對對簡化的“眼睛”形成演變脈絡。除玉琮外，三星堆出土 的青銅器中也有幾件飾有“饕餮紋”，有關於此，李學勤先生曾分別指出：“良渚文化的饕餮紋和商周青 銅器上的饕餮紋有不少共同的特徵，顯然彼此有關，所以這種花紋很可能是在良渚文化興起，然後傳播 到中原去的”、“琮上的紋飾，……我認為可能是良渚文化玉器(如所謂“蚩尤環”的玉鐲)上一種獸面的 蛻化型式，與琮本身一樣，是良渚文化影響的遺蹟。”道破原委。

4．金杖。這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寶之一。杖，既是一種生活用具，也是一種裝 飾晶，而金杖則被認為是權利的象徵，故亦稱其為“權杖”。在同期中原的龍山文化及夏商王朝中，未見 以杖為“權”的表徵。除西亞及與古蜀文化有著密切淵源關係的滇文化中有以杖而不以鼎來標誌宗教 權力和政治權力外，在神州大地上惟在江浙一帶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玉杖的玉質附件出土。若 說蜀人金杖是西亞金杖的“採借”，無古文獻可考，蜀土也無西亞古文物佐證；再比較實物，與西亞及埃 及古國王所執的金杖亦不類同。然而，歷史上良渚人曾以玉為權杖。在吳縣東陵山東山遺址、青 浦福泉山遺址、餘杭反山遺址、瑤山遺址及匯觀山遺址，甚至還包括寺墩遺址等處的重要大墓中，都曾先 後出土過眾多玉杖首。這種有玉杖頭的手杖，當為權杖。又如，1990年3月浙江紹興縣漓渚中莊壩 頭出土了一件青銅鳩杖，據考證屬春秋時代沿襲的一種制度與習俗，它既賦有王杖的某種特殊待遇象 徵，且與鳥崇拜有關。這些，其間相互是否意味著有某種淵源關聯?

5. 幹欄式建築。中國最早的幹欄式建築遺蹟發現在浙江餘姚河姆渡、桐鄉羅家角及湖州錢山漾遺 址等處，是良渚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故有人曾認為中國西南地區和日本與東南亞等地流傳廣泛的幹 欄式建築都是其直接或間接傳播的結果。成都市十二橋遺址等地也出土了大量有木柱、木棍和帶有竹 片痕跡的火燒土塊，經專家認定就是竹編木骨泥牆幹欄式建築的遺存。“考古發現中的古代成都民居， 多屬此類(幹欄式)居住方式”。“蜀中古代先民住於幹欄式建築之中，即巢居之遺俗。笮橋、棧橋也 都是巢居遺俗。羌語稱城為‘籠’、‘邛籠’，本是幹欄之音轉，而籠又稱為‘成’，《元史?地理志》：‘蠻語謂……籠為成。’而成之字形，在甲骨文中乃是幹欄的象形字，所以‘成’的本義就是幹欄式建築，是巢居 文化的產物”。據說，成都之地名竟源出於此，意蘊深長。

6．土祭臺。良渚文化盛行建築金字塔式的禮儀性建築物――土祭壇，著名的有浙扛餘杭莫角山祭 壇、瑤山祭壇等。而三星堆遺址現也出土成都羊子山土臺(壇)，等等。

7．獵頭與燎祭。三星堆遺址的一、二號坑出土眾多青銅全身人物雕像、人頭像、人面像、跪坐人像 等，這些人頭像雖然按髮型和麵部特徵的不同可分七式，但多有被燒、被砸的跡象，有的頸部呈三角形， 似刀、戈從兩側斜砍之形；有的眼眶和眉間塗以蘭黑色，口唇部塗硃紅色；還出土一尊青銅人頭像面部戴 著一具金面罩；另外還出土數具純金打製的金面罩等。對這批銅像的鑄造寓意，報導繁多，眾說紛紜；而 據彭明瀚先生論證，認為這是古蜀的獵頭、獻人牲與燎祭的一種傳統祭祀習俗，以銅頭替代鮮血淋淋的 人頭，奉獻給神祗，祈請福祉或答謝恩賜。關於以獵取外氏族的人頭進行血祭的這種具有宗教意義 的習俗，流傳很廣，早在新石器時代，活動於中國西北高原一帶的氐羌族，和東南沿海的古越系部族等， 就盛行過。在國外，沿東南亞的中南半島、大洋洲，包括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地(即南洋民 族的鳥田血緣文化地帶)亦曾流行；在日本及歐洲的巴爾幹半島等地也有發現。吳越地區良渚文化的 蘇州角直張陵山遺址、崑山趙陵山遺址及常州圩墩遺址等都曾發現過獵頭習俗的典型例項。至於燎祭， 在良渚文化的武進寺墩遺址3號墓及海寧市周王廟荷葉池遺址等地，也都出現過。因此，有論說“三星 堆遺蹟中的出土器物，大都被火燒過，骨渣大多數泛白，一部分呈蘭黑色，這一現象十分罕見”，而“…… 江蘇寺墩良渚大墓82M3，是中國最早、最珍貴的大型火葬墓之一，雖然時代上與三星堆存在一定差異， 但驚人的相似點反映了它們之間的可比性”。以上東西兩地，先後共同出現獵頭和燎祭之事，相互聯 系，啟人深思!又，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通高2．62米、重達180公斤的青銅立人鑄像，是中國迄今 發現的最早和最大的銅像，號稱“銅像之王”、“眾神之王”。對其的寓意及塑造背景，一般均認為是象徵 某位酋長或主祭人之類。有學者認為這可能是貴州儺劇中的彝儺，理由是“其服飾竟完全與青銅人相 同或相似，一、帽冠相同；二、腳鐲相同；三、手中法器相似；四、圖案紋形服裝相似，尤其是請神送神劇中 主祭人的服飾最像青銅人，……”。從《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商書》記載中可知，商朝時期， 貴州散居的族屬是百濮。而《西南彝志》中有所謂“彝變濮”和“濮變彝”的記述(指兩族雜居，有矛 盾，又友好，互佔上風，交相融合)。古蜀人為何要如此尊崇一位百濮形象的人?並將其塑造成誇張 的修長身高形象，使其鶴立雞群?尋味綿綿!懸棺葬與石室墓(或稱石構建築)。(參見下文)

另外，至少還可舉出二項，雖不像上述般有較明顯的關聯對比性，然而，蛛絲馬跡，亦發人深省。

其一、蠶神，古蜀人尊崇嫘祖為蠶神。嫘祖本為西陵氏之女，西陵國的地望，據說為今四川鹽亭 (另一說，西陵在川、湘、鄂接壤處。總之，在四川或接近四川處)。又，傳說蠶叢縱目，三星堆遺址出土 了“縱目大耳”的青銅人面像。遊修齡先生在其論著中雲：“青衣神蠶叢氏的廟、黃帝妻馬頭娘的天神 廟，遍佈於蜀中，這些神都是三眼、中央者為縱目。”又對“蜀”、“蠶”等詳加闡述。還雲：馬首人形的馬 頭娘這個民間的蠶神故事，最初見於東晉幹寶的《搜神記》。作者從小隨父親遷往浙扛海寧，他曾做過 山陰(今紹興)縣令。這個故事是他在江浙一帶收集的，但不知道故事的原產地是哪裡。而在吳越地 區，歷史上對蠶神的祀奉十分盛行，直到近代“浙扛各地每年均有祭祀蠶神的習俗，蠶神傳說有二，一日 ‘嫘祖’，一日‘馬頭娘’。”“浙扛省海寧縣蠶鄉信仰的‘蠶花五聖’神像，為男性，盤膝端坐，有三眼，中 間一眼為縱目”，與蜀中的蠶叢氏、二郎神、蠶神同為三眼縱目形象，這裡是不是存在著某種神靈信仰 的沿襲和嬗變。其實，歷史上流傳過的蠶神之說紛繁眾多，而“嫘祖”發明養蠶是很晚出的傳說記載 (按：始見於《隋書》)，在宋代以前，這一人物形象幾乎還未塑造定型。因此，認為嫘祖發明養蠶這一傳 說怕不是事實。蜀非蠶，且古蜀之蠶，乃野蠶，與現家蠶不是一碼事。再說蜀國蠶事也並非起自蠶叢，這 並不否定蜀地養蠶歷史的悠久。重恩正先生在《古代的巴蜀》中寫道：“蜀的得名與蠶無關，而傳說中 的帝王蠶叢也不一定就是養蠶倡導者，但是蜀確實是中國養蠶最早的地區之一，這倒是可以肯定的 ……”無獨有偶，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遺址曾出土帶蠶紋象牙雕刻小盅，可見，蠶繭利用的秘密很可 能已被河姆渡人所掌握，只不過是野生蠶繭還是家養桑蠶繭尚有待驗證。四千多年前屬良渚文化的湖 州錢山漾遺址出土過殘絹片、絲線、絲帶等，方才正式表明錢山漾的古越人在繭絲利用上很可能已進入 了家養時代。兩地的蠶業有無淵源關係?現階段，還只能說：“中國養蠶的起源是屬於多中心的。”

其二、稻作農業。如上所述，神州東南沿海早在距今7000年前，稻作就已規模生產。史前文明的產 生，是從農業(含畜牧)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沒有從狩獵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例項。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 石器時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所以在歷史上能有如此顯赫且有深遠的影響、能被譽為“文明的曙光”，與 “良渚”古越先民的先進、發達的農業分不開。對此，筆者曾有拙文論述，在此不再贅述。而在這方面 與三星堆之間有無關聯?是種什麼關係?值得探討。

古蜀地區農業起始年代也很久遠，這從當地新石器時代出土的眾多專門化、組合成套的磨製石質農 具可以為證。

蠶叢氏發源於岷江上游，定居於石室(或山洞)，是作為一個農業族類興起的。從汶川羅卜寨、茂縣 城關和理縣佳山等當地流行的石棺葬中出土的作物來看，主要是青稞(也有說是皮大麥)和圓根蘿蔔之 類植物；它應是先秦岷江上游粗耕農業的主產品；還出土了一些羊骨和野豬、野雞等野生動物骨骼，說明 畜牧業是以養羊為主，還養犛牛、獒犬，兼營狩獵和養殖等。另外，或許還有點拾取野蠶繭製作絲綿與抽 絲之類的手工產業。“成都平原沒有稻作農業起源的條件，因此古蜀的稻作農業是從外引進而發展 起來的”。從考古資料來看，至少在魚鳧王朝以前，古成都平原上尚未廣泛植稻，這是肯定的。

古蜀地區的水稻及其栽培技術於何時、由何人、從何處引進成都平原?其與良渚文化是一種怎麼樣 的淵源關係?有待論證。由於“至少在殷周之際，古蜀的腹心之地成都平原已發展成為中國栽培水稻 的中心種植區之一，並盛產菽、黍、稷等農作物”，而中原的“殷周之際”正好在古蜀方國約相當於魚鳧 王朝和杜宇王朝之際。鑑於從引進到推廣，再到出成效，這個過程需要相當時日，顯然，稻作引進川西平 原古蜀方國的時期，當始在魚鳧王朝，且很可能是在建立的初始階段；甚至，於柏?C王朝相當的寶墩文化 階段。眾所周知，四川盆地尤其是川西平原，自古以來被譽為“天府之國”，屬亞熱帶溼潤季風氣候，終 年溼潤，氣候溫暖，無霜期長，冬暖春早，春季較長江中下游要提前一個月左右。因而作物生長期長，農 作物一年可以兩熟乃至三熟。雨量充沛，且蒸發量小於降水量，境內徑流豐富。沃土千里，盆地內土壤 分佈最廣的是在紫色母巖風化物上發育的黃壤和主要由河流沖積物沉積的潮土，富含礦物質與有機物。 境內扛河眾多，灌排兩靈，水利稱便，是稻作較理想的種植與經營地區。況且魚鳧氏杜宇氏所處的早商 時代長江流域的氣候較之現代更為溫暖些。由於社會因素的需求促進，高產作物――水稻在此全面獲 得了農業生產的三大要素“天時、地利、人和”，所謂“三才”之利，於是如魚得水，錦上添花，蓬勃發展 故《山海經?海內經》雲：“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愛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主， 夏播琴。”而所謂社會因素，是指古蜀方國已運作相當複雜的神權政體社會系統，階級明顯分化；有國 王、貴族、各級大臣，眾多巫師等；為保護統治階級特權與既得利益還專門豢養了常設軍隊；大量陶工、木 工、礦工、冶煉工、建築工、運輸工、金匠、玉雕匠、釀酒匠等專業工匠；從事各種貿易的商人階層；還有眾 多農民等等。總人口及非農人口急劇膨脹，形成壓力。且早在3000年前，三星堆就曾建立過一座顯赫 的古蜀都邑，“現有總面積3．5－3．6平方公里，超過了大體同時的商王朝統治中心的鄭州商城”， “估計城市人口在2．4萬人以上”。顯然，在人類社會發展還處在野蠻時代，僅靠青稞或者捕魚之類 生產力極為低下的經濟型別為基礎作為支撐建立起來的農業經濟，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創建出如此輝煌 的三星堆文化的。也只有到稻作生產為經濟的基礎，魚鳧氏的古蜀方國才富裕得有餘力發展釀酒事業。 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表明酒在當時的祭祀活動與人們日常生活中都已成為不可或缺之物，而 且顯示古蜀王侯們的富有以及生活的奢侈。糧豐財足，青銅冶煉等事業方得以蓬勃發展；三星堆遺址出 土的精美絕倫青銅器多達400餘件，總重量達到1噸以上；出土的金器達100件以上；並能大興土木工 程，建造多處宏偉的城垣和大型禮儀中心等。因此，古蜀方國，一直沒有被中原華夏的商朝所征服，不是 商的臣屑，而能如上所述，“與商王朝同步發展，並有自己繁榮特色的文明古國”(江林昌)。後來，還能 有實力作為西土八國之一，追隨周武王伐紂。故《華陽國志》雲：“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 書》。”正由於此，可以這樣說：是稻作農業及其經濟造就了三星堆文化；農業的發達，是古蜀方國文明起 源的最重要前提。

二

何以會有上述跡象與影響?這兩種古代地域文化間莫非曾有過交流往來?

人，是歷史的主宰。造就文化的主體是人。透過民族學的研究成果，可能有助於問題的闡明o

“從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材料來看，中國南方的民族可以分為兩大集團，即後來文獻所載的――苗蠻 族群和百越族群”，“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的族屬，一般認為是古越族的原始文化”。良渚文化既然 是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有關聯的河姆渡文化的後續繼承文化，其族屬，自然是古越族。

後來，隨著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古越人的標誌性的傳統文化及技藝，如有段石錛、幾何印紋陶、精 美玉器、犁耕及植稻技藝、吊腳樓(幹欄式建築居室)等，伴隨著大批古越人分散遷徙，傳播擴充套件到神州 大地的東南、南方和大西南，包括臺灣；還有部分北遷融人中原社會，具體說：即與夏代有密切關聯的二 裡頭文化；更有些漂洋過海到達日本、東南亞的馬來半島、大洋洲諸島嶼等。遷徙過程中，由於”血緣 旋渦”與“地域阻隔”等的綜合作用，不斷地與途中當地“土人”通婚融合，從而漸分化發展形成下述民 族：“學術界普遍認為壯侗語族的諸民族，如壯族、侗族、水族、布依族、毛南族、傣族以及黎族、高山族等 少數民族與百越民族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有的認為瑤族、畲族也是越族的後裔。”

而川西成都平原一帶的考古文化，在商代，大致可分為成都型別和三星堆型別。成都型別是巴蜀土 著文化，三星堆型別是外來文化。何處外來?整體而論，童恩正先生認為這支新遷入的民族為氏羌族。 其實，當時活躍著的著名古蜀方國的族屬，相對較複雜些，現分別簡述如下：

蠶叢氏本是山地民族，屬古代氐羌族的一支，傳說為顓頊一支庶；從青藏高原，經松潘草地南遷入 川，活動在岷山之中，中心在岷江上游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汶一帶。據說，蜀族得名於蜀山氏。 蜀山氏雖重視野蠶，能拾取野蠶繭蠕絲制綿，但未能人工養殖野蠶。人工聚野蠶於一器，馴養成功，是自 蠶叢氏開始，這無疑使生產力產生一次飛躍，“蠶叢氏”之名，因此流傳千古。戰國至秦漢時蜀郡岷山一 帶的冉?夷，很可能就是蠶叢氏的後裔。蠶叢氏進入成都平原的年代，約在早商之前，與夏代相當，是歷 史上最早的蜀王。《華陽國志，蜀志》：“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因此，被尊崇為蜀族的祖先神之 一。三星堆遺址二號坑出土的一尊巨型“縱目大耳”的青銅人面像，造型奇特，荒誕不經，寓意難明。但 從其巨大的體形，端莊的神態來看，所代表的絕非等閒之輩，很可能是某位蜀王的造型，不少學者傾向於 認為可能就是蠶叢王的塑像。其“縱目大耳”的形象，這是否是“千里眼順風耳”的形象之誇張?意味著 具有穿透時空、洞察遙遠的故土與上代的先祖之大巫師神功?並與上述的青銅大立人鑄像，甚至還和青 銅大神樹鑄像等有關聯，同為表達追思與懷念故土及先祖之神器?另外，上古傳說時代也有一個“縱 目”之神――燭龍，《山海經?大荒北經及海外北經》中，“直目正乘”的燭龍是遠古“蜀人信奉的祖宗圖 騰”，是位司天候的“神龍”。上古時代，管理天象的官員叫“火正”，“農耕時代的先民，太依賴它了，所 以，把它鑄造得如此巨大”。又云：“‘燭龍’與‘祝融’兩音甚近，莫非燭龍是祝融的‘神化’?”那麼， 古蜀人與古荊楚人之間又是什麼關係呢?傳說祝融是荊楚人的始祖，古荊楚人的先世為祝融八姓，而祝 融八姓也出自顓頊。因此蜀楚可能同源。

柏涯氏，也有稱為柏灌氏。柏?C的來源，按照一些學者的研究，“應是成都平原西北地區今都江堰 市‘灌口’、‘觀坂’一帶的土著；……是一支經營低地農業的民族”，以柏湮鳥為族名的部落。出土文 物中開始出現素面無紋飾的陶塑鳥頭。對蠶叢與柏湮資料積存很少，大致存在於距今400－4800年 前，即三星堆一期文化――寶墩文化階段。

而魚鳧氏，對其族屑，現存說法有多種。如，其一，是氐族的一支，來源於岷扛上游的湔山，即今灌 縣、汶川境的茶坪山一帶；或說是溫江縣北部，還有說指彭縣小魚洞至海窩子一帶；總之都在成都平原範 圍之內。是一支生活在水邊，以捕魚為生的部族，可能是以魚鷹為圖騰的古蜀先民。按照古代“以事為 氏”的習慣，這支崇拜魚鳧的族類就被稱為“魚鳧氏”，並世代沿襲下來。關於氐族，田曉岫先生雲：“是 對青藏高原東沿採取一種特殊的流動生產生活方式的人群的稱呼，其族屬大多數為濮，也有少部為 羌。”(《中華民族發展史》)其二，“古代蜀人中的魚鳧氏不是與蠶叢氏同一族系，而是從長江中游的江 漢平原沿江西上，逐步遷徙到川西地區的”；“因為透過各種古籍中相關地名的記載可以見到，湖南長 沙西邊曾有地名叫魚復，湖北沔陽縣有魚復故城，松滋縣有巴復村，四川南溪縣有魚符津，奉節縣有魚 邑，而奉節本身就長期被稱為魚腹縣，烏江又稱巴涪水，涪陵即以涪為名，合扛縣內有巴符關，宜賓有魚 鳧關，彭山有魚涪津，溫江縣有魚鳧故城，灌縣也有過魚鳧故國。以上所提到的魚腹、巴復、魚符、魚邑、 巴涪、巴符、魚涪，都是魚鳧的異寫，這些地名都是魚鳧先民在遷徙過程中停留於當地時所留下的遺蹟。 將這些點連成一條線，魚鳧氏由長江中游到川西平原的遷徙軌跡就清清楚楚了”。據民族學研究：先 秦時期，在長江中游和漢水流域一帶分佈的族群主要是二支，即以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等為基礎發展 起來的苗蠻族群(後為廩君蠻)和部分揚越族群(後來為濮人)；既然“(早期巴蜀文化)與川東大溪文化 沒有直接關係”，顯然，魚鳧氏與濮越人等就有某種關聯，很可能就是濮越人中的一支。其三，原本是 生活在長扛三峽的大巫山地區的巴族魚鳧部，以捕魚、製鹽和醃製魚乾為業，並善於與外界交易，從而興 盛，後西遷來成都平原的。族屬是濮越系巴人。其四，認為魚鳧，可以釋分魚和鳧，這是二個民族組合的 部落聯盟；內中一支，原是羌人，後因遷徙逐漸改變遊牧習慣而在平原河谷經營農業，於是這支羌人被稱 作氐人，是支以魚為祖神崇拜的氐人。而另一支，則為以鳧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組成的部落聯盟。“鳧 部族來自東方的少吳氏族，屬東夷人是非常可能的”。其五，認為魚鳧國的統治階層是由岷山下來的 一支氐族，而被統治階層的當地土著則是濮人。最後，由於浪人的反抗而導致魚鳧國破，《蜀王本紀》 載：“(魚鳧)王獵於湔山，便仙去。”使杜宇得以趁機而人，等等。總之，僅就以上觀點而言，似乎傾向於 認為魚鳧氏是濮人或與濮人有密切關係的族屑。“魚鳧氏的年代約相當於有商一代(公元前17世紀至 前11世紀)”。不少學者都認為三星堆遺址應當就是古代魚鳧國至杜宇王朝時期的都城，三星堆文 化繁榮時期的主人目前主要有魚鳧和杜宇兩種說法，更大的可能還是魚鳧王蜀階段。

以上，“三代蜀王非但不是前後相繼的統一的國家，甚至不是一系相承的單一族體”。

杜宇氏，又名蒲卑，也稱望帝(可能是諡號或祭名)，傳說死化為鵑

自1929年三星堆文明被偶然發現以來，中外無數考古學家和史學家在面對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時全都傻了眼。這不是中華文明，這是西來的文明，這是天外文明……等等各種說辭與解讀躍然紙上、傳遍全球。他們之所以這麼說，就是因為三星堆青銅器的器型風格與夏商青銅器風格截然不同，與炎黃文明發展的特徵完全不符，特別是青銅器的年代超越了他們思想認識的大限，更是讓人無法容忍。因此，埋藏大量青銅器的兩個大坑被稱為祭祀坑，距今至少5500年以上的青銅器被定為商代中晚期，三星堆遺址被稱為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4世紀世界青銅文明的重要代表，同時也有將三星堆文明稱為世界第九大奇蹟的說法。

為什麼三星堆文明的發現會引發如此大的震撼，為什麼中外眾多專家學者認為其不是中華文明，為什麼明知其年代在5000年之上卻非要將其定為商代中晚期？不是因為青銅生命樹的存在，也不是因為金箔八卦風鳥的存在，而是因為大量的、各種各樣的、奇形怪狀的青銅面具的存在，因為他們解釋不了或根本就不知道三星堆青銅面具造型的意義是什麼？甲骨文發現於殷墟，青銅器出現於夏商，因此在中國的考古界和史學界早已將甲骨文和青銅器視為判斷中華文明的界線和標準，那就是文字不能超過商代甲骨文，商朝之前沒有文字，青銅器不能早於夏商，夏商之前沒有青銅器，凡是發現的青銅器，不管是在哪裡發現，不管科學鑑定年代有多麼久遠，必須是商代青銅器，最遠不能超過夏，超過夏商就是假的，就是不可信的，就是錯的，就是違背了他們思想認識的大限！這就是認識戰勝科學的典範！

三星堆文明雖然已經被我徹底破解，但在謎底揭開之前我們還是有必要對三星堆文明的背景和其所處的文明環境有一個大概的瞭解的，因為三星堆文明並不是孤立存在的文明，而是有其文明發展的脈絡和歷史淵源的。

距今6000多年前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最為著名的是八卦玉板，生命樹玉板，玉石立人像，八角星玉鳥，以及現代技術都無法完成的玉石上的微孔。我真的感謝凌家灘遺址沒有出土一件青銅器，我真的祈禱千萬不要有青銅器出現在凌家灘眾多的精美文物中，哪怕是一根細小的青銅棒也不要出現，否則的話，凌家灘遺址的年代永遠都不會超過3600年！凌家灘遺址與三星堆文明之間最大的共同點就在於生命樹和立人玉像。凌家灘生命樹體現的是曆法制定的原理，三星堆生命樹體現的則是生命樹的實體，也就是中國上古傳說中的建木。生命樹在前文中已被我們破解，請參看前文。凌家灘立人的面部、戴帽子的形象與三星堆青銅人像非常相似，如出一轍。由此可見，6000多年前的安徽凌家灘遺址在文明發展的內涵上與三星堆文明是有相通之處的。

距今5300多年前的浙江杭州旁的餘杭縣的良渚、瓶窯、安溪三鎮統稱為良渚文化。在這裡不僅發現了大型榫卯結構的木構件、絲綢、陶器等，還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與凌家灘遺址一樣，也沒有發現一絲一毫的青銅器器物，所以年代被定為距今5300多年，否則的話真的令人難以想象。在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中最能引起我關注的就是玉琮，玉琮是幹什麼的，玉琮所要表達的意義是什麼？至今無人能解，更無人可知，很多人認為其是神權的象徵。透過良渚玉琮和三星堆玉琮以及三星堆青銅器之間的比對，我發現良渚玉琮無論是從玉器的結構上，還是所要反映的思想內容上都和三星堆玉琮一模一樣。良渚玉琮上的人面圖案和三星堆青銅器上的某些樣式也完全一樣。由此說明，距今5300多年的良渚文化與三星堆文明所包含的某些內容是合拍的，是有聯絡的，是同源的。

江西新幹大洋洲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從製作工藝上和文化內涵上看其與三星堆青銅器非常接近，甚至於在某些方面還要遠遠勝過三星堆。然而人們只知有三星堆，卻很少有人提及江西新幹大洋洲。這是為什麼？為什麼一個與三星堆同時代的，在製作工藝和文化內涵上絲毫不差三星堆的文明遺址卻無人提及呢？原因就在於新幹大洋洲大量青銅器的出土並不是來源於大型墓葬的發現，而是來源於贛江邊的荒灘上，並且是毫無規律可言的分佈於荒灘之上。新幹大洋洲青銅器的年代可想而知，只要是青銅器就不可能逾越商代這條鴻溝的，新幹青銅器的年代被定為距今3500年至3000年之間的商代。

安徽薛家崗文化遺址由於沒有青銅器的發現和出土，其年代被定為距今5000年至6000年之間。薛家崗遺址出土的玉琮雖稍顯粗糙和數量較少，但其造型和文化內涵與良渚和三星堆玉琮卻是基本一致的。

在安徽月牙河被漁民一網打上來的國寶龍虎尊，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其文明內涵與三星堆，新幹大洋洲和湖南的四羊方尊基本相同。

被譽為十大傳世國寶之一，中國和世界古代青銅器巔峰之作的四羊方尊出土於湖南寧鄉黃材鎮的轉耳侖山的山腰上。與四羊方尊相比，無論是精美絕倫的新幹大洋洲青銅器，還是以奇制勝的三星堆青銅器，還是被譽為青銅器發源地的殷墟青銅器，全都相形見絀、頓失顏色！四羊方尊，無論是製作工藝還是文化內涵，還是其所代表的文明意義都遠遠的超過所有已經發現的各個年代的青銅器。三星堆青銅器所包含的文明意義，四羊方尊全有，新幹大洋洲青銅器所包含的文明意義，四羊方尊也全有，殷墟青銅器則更是無法與四羊方尊相比。就連良渚玉琮和三星堆玉琮所包含的文明意義，四羊方尊也同樣擁有。由此可見，四羊方尊不僅僅是青銅器的巔峰之作，還是文明與思想內涵的巔峰之作！

四羊方尊在出土近八十年的時間裡，人們最關注的不是其文明意義，而是其令人難以置信的製造工藝，人們無法想象幾千年前的中國就已經達到了如此高超的青銅鑄造水平！至於如此臻善至美的四羊方尊為什麼會出現在南蠻之地的湖南而不是青銅器的發源地殷墟河南，有專家認為，是中原人士將先進發達的青銅冶煉和鑄造工藝帶到了湖南，所以有了俯瞰所有青銅器的四羊方尊。既然是中原人士帶入的技術，為什麼整個中原地區或是整個中國都沒有出一件能與四羊方尊相媲美的青銅器呢？人要胡說起來，鬼都害怕！

關於四羊方尊產生的年代，不用我說，想必大家也能猜到，絕對不能超越商代的大限！四羊方尊的年代被定為商代晚期，也就是距今3200年左右，四羊方尊是祭祀用品。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與三星堆文明內容相通的玉琮和青銅器主要出現在江西、湖南、四川、浙江、安徽等地，在湖北也有與三星堆同樣的玉琮和青銅器發現，但被鑑定為戰國時期的文物，所以本文沒有涉及。三星堆文明的存在並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各個年代和各個不同的區域都有所反映，都有所體現，有的文明集中度高，則文物就顯得精美，文明的內涵也較為豐富，有的集中度較低，則器物就稍顯粗糙，但文明的內涵和文化上的意義卻是不變的。三星堆文明地處長江的中上游，受洪水影響較中下游要小許多，所以很多文明的遺存都被保留了下來，而受洪水影響比較大的長江中下游地區，也或許是前期文明最發達的地區，在被滔天洪水反覆沖刷之後幾乎全部摧毀。我們現在在湖南、江西等地發現的青銅器只是前期文明的冰山一角，或九牛一毛，但就是這僅存的九牛一毛也被深深的打上了商代的烙印！因為這些迂腐的專家學者根本不相信上古中國有高度文明的存在，更不要說什麼超級文明瞭。為什麼，我一直強調對於甲骨文的研究，因為唯一能夠證明我們中華上古有高度文明存在的就是我們的漢字，沒有高度文明的發展就不可能產生如此先進發達的漢字！只有將頭埋在沙堆中的鴕鳥才會相信甲骨文是從天上掉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