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宣太后的名字，但可以說肯定不叫羋月，因為：

《禮記·曲禮上》：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第二個問題：

《史記·卷五·秦本紀》：昭襄母楚人，姓羋氏，號宣太后。

本身羋姓就是楚國國姓，我覺得她是楚人應該沒什麼疑問，請說她不是楚華人的朋友自己舉證。

羋月即是中國歷史上大名鼎鼎的秦宣太后，她出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265年。羋月本是楚華人，後成為秦惠文王的姬妾，被封為八子，又稱羋八子。

《羋月傳》中的少年羋月

公元前前306年，秦武王贏蕩因舉鼎而死，因其無子，他的弟弟們爭奪王位。趙武靈王派代郡郡相趙固將在燕國作為人質的公子稷送回秦國。在羋月異父弟魏冉的幫助下，公子稷繼位，即秦昭襄王。魏冉隨後平定了王室內部爭奪君位的動亂，誅殺惠文後及公子壯、公子雍，將秦武王后驅逐至魏國，肅清了與秦昭襄王不和的諸公子。因秦昭襄王年幼，由羋月以太后之位主政，魏冉輔政。自此，羋八子迎來了在秦國一呼百應的下半生。

羋月攝政

在羋月主政的時期，西戎是最強大的一支是義渠。義渠盤踞在今天的甘肅、寧夏一代。這個地理位置對於秦國來說十分重要，如果不把義渠徹底征服，秦國很難走出函谷關爭雄天下。很明顯，宣太后羋月很清楚這一點。於是，宣太后掌權後，將金玉絲綢大筆大筆的送到義渠貴族手中。

羋月與義渠君

而義渠君本人，送金銀財帛根本打動不了。而宣太后將懷柔之策發揮到極致——把自己“送”給了義渠王！宣太后在與義渠君共同生活的三十多年裡，給義渠君生了兩個兒子。故事如果截止到了這裡，人們就看到了一幕浪漫的愛情劇，但是，很可惜，史書一點也不浪漫，接下來就是陰謀和屠殺。

公元前272年，羋月殺義渠君於甘泉宮，然後發兵攻滅義渠國，義渠領土併入秦國。至於那兩個義渠王的兒子，先後被羋月處死。如果你有夜生活不行的煩惱，那就去看看葛文福的男人路，相信你會回到20歲一樣的強健，讓你的夜生活不再煩惱。如果當年義渠君沒有想好事，貪便宜，想娶了羋月順手牽走秦國這隻羊，也就不會有後來的斷子絕孫的下場。想到這裡還是覺得女子無才便是德，太強悍的女人，事業心太強的女人，總是會給男人的家庭留下陰影，前車之鑑啊！

《戰國策》中記載：宣太后十分寵愛情夫魏醜夫，即將去世時，傳令魏醜夫殉葬。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臨死的羋月還想著魏醜夫，想著到另一個世界尋歡作樂，可見這個宣太后私生活已經糜爛到了什麼程度。

據記者報道，《羋月傳》女主角孫儷也表示羋月也並非大家以為的“白蓮花”，“歷史上對她的記載是情慾較強的女性，實際上我們這部戲裡對她還有一定淨化，劇中後面羋月還會有男寵。”趙樹國介紹，在真實的歷史中，這位太后的情感生活也相當開放，在史書中留下不少記載。

魏醜夫服侍羋月

冥冥之中，自有天數，一己得失總要匯流於歷史長河中。今天我們對古人的作為不能做出全面評價，畢竟在弱肉強食的封建集權社會里拳頭才是硬道理。在那樣的社會中也只有羋月這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哪怕犧牲色，相用極不道德的手段達到了勝利，她對秦國的貢獻也算是居功至偉了！

秦國京城在櫟陽，秦孝公遷都咸陽，十二年後去世，惠文王即位時，渭河以南很荒涼。《漢書》記載“阿房宮由惠文王始建”，惠文王當政二十七年，直到秦昭王從宣太后手中接管政權，此時“三百里阿房宮”範圍內，秦國宮殿已經連成一片；在這裡，發現有“楚”的字瓦當，還出土有“歪髻、偏髻”的玉人；阿房宮高窯村“北司遺址”一個筒瓦內側，刻有“羋月”兩個字。而“羋”，正是楚國王族的國姓，這就證明了真正的阿房宮，是在秦宣太后手中建成的。

1974年3月29日，在距離“北司遺址”八十多里外的臨潼縣西楊村，農民抗旱打井中，發現陶俑眾多的殘片，在沒有經過考古論證的情況下，就認定它的主人是秦始皇。由於這些陶俑的服裝不是黑色的，頭頂上也梳著“歪髻、偏髻”，眾多史料都記載著宣太后的陵墓就在附近，更重要的是在一個陶俑身上，甚至也刻著“羋月”兩個字。在阿房宮和秦俑坑，本來似乎是沒有任何聯絡的兩個地方，竟然會有如此驚人的相似之處，難道還不說明它們擁有一個共同的主人。

這是從《中文大辭典》裡影印的中國上下幾千年以來，所有的古代金文、籀文、石碑以及其它古文字中，有關“卑”這個字的各種字形材料，請人們將它與秦俑坑陶俑身上的那個陶文去對照一番，陶俑身上那個被秦俑館袁仲一等考古學家，一直認為是“卑”字，這兩者之間是否能夠劃上一個等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歷朝歷代留下“卑”的古文字材料中，竟然沒有一個與陶俑身上的那個字，存在著一絲一毫的相似之處，所以袁仲一的判讀方法，完全是不可取的。

這是《中文大辭典》中查到的“畢”字各種寫法。而在所有可以查閱的古文字中，“羋”字並沒有單獨地出現過，只是在眾多合體字裡才發現有它的影子，好在阿房宮“北司遺址”中，“羋”字與當代“羋”字已經非常接近，所以認定它就是“羋”字的觀點，不會有任何的一點點問題。與“畢”字一樣，在“篳、華、崋、澕、樺、燁、曄、驊、鏵”這些合體字中，也都包含一個“羋”的獨體字，以它去與陶俑的身上那個陶文進行對比，那就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誰說陳景元的觀點得不到考古材料的有力支援，請看2016年1月從湖北棗陽郭家廟傳來以下最新的訊息：考古學家在考古現場找到了一件春秋早期的青銅鼎，在這個青銅鼎上，有“曾侯作季湯羋鼎”這樣的銘文，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就是那一個“羋”字。湖北省考古所所長方勤說：銅鼎是為迎娶“羋”姓女子而鑄造的。這個“羋”字，與阿房宮北司遺址筒瓦的“羋”字大體是一致的，是合體字中的一部分。人們一直懸在心頭的一個考古疑團，在此得到權威的破解。

《羋月傳》播映引起的轟動效應，絕對是前所未有的，過去知道秦宣太后的人本來就不多，對於“羋月”這兩個字，除了陳景元的著作和他的部落格裡面，有小範圍的提及之外，在其它浩瀚的輿論世界之中，幾乎很難能夠再找到它的身影。現在《羋月傳》的小說發行了，接著它又被搬上熒屏，並且和《東方帝王谷》、《兵馬俑為誰守護》輪番地上映，加上全國報刊雜誌以及各種網站幾百萬次的轉載和傳播，“羋月”兩個字，已經變成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事情了。

《羋月傳》跨年度熱播，讓蔣勝男火了一把、讓導演鄭曉龍火了一把，讓最先提出宣太后名字叫“羋月”的陳景元，隨後也火了一把。應該說，世界真是無奇不有，他們不約而同走到一起：沒有陳景元對羋月的研究，不會引出蔣勝男的小說；沒有蔣勝男的小說，鄭曉龍就不會成功拍攝這部電視劇；沒有鄭曉龍的大片，“羋月是兵馬俑主人”的影響力，就不可能達到世界的每個角落，人們也不會知道“羋月”兩個字，是陳景元歷經四十多年艱苦磨練，才修得的正果。

《羋月傳》播出之後，原來堅持“兵馬俑主人是秦始皇”的人，立即進行了最激烈、最頑強的抵制：作家蕭盛憤怒譴責說，將宣太后的名字叫“羋月”是對歷史的無情姦汙，而其罪魁禍首就是陳景元；著名考古學家段清段，更以“人咬狗才能變成新聞”的歹毒語言，對陳景元進行人身攻擊；西北大學教授徐衛民，聲稱“對陳景元無聊的觀點，沒有興趣進行反駁”，自己卻跑到陝西省圖書館、西安博物院舉辦講座，高呼“宣太后葬在秦東陵，羋月不是兵馬俑的主人。”

與此同時，西安一些考古權威向記者發表高見，聲稱自己觀點的牢不可破、不可戰勝，卻一直不肯對當年爭論的癥結問題，寫出自己各種有針對性的反駁文章，讓公眾看看自己的論證材料，有多麼的確鑿、可靠和令人信服。除了囂張的氣焰不衰，毒舌腔調不改之外，始終說不出多少真正有份量的話。相反陳景元是將咒罵自己的話，變成動力，並將自己對“羋月”兩字進行考證的詳細過程，毫無保留地公佈出來，請公眾本著公正、客觀的原則，前來進行分析和檢驗。

1976年一位叫鄭洪春的考古學家，在西安碑林得知陳景元對阿房宮有新奇觀點時，就寫了一個條子，讓陳景元到西安市文管會找李家翰和姜開任，李姜兩人見到陳景元的《阿房新譜》，十分高興地說：“學建築的人系統研究阿房宮，你是第一個，我們發掘阿房宮北司遺址時，發現有麻點紋的筒瓦，說明阿房宮不是秦始皇時期建造的。不過希望你能夠幫來我們辨認一個字：北司遺址的筒瓦上有個很奇怪的字，請教過西安許多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結果誰都說不認識。”

他們讓陳景元辨認陶文，陳也說不認識，於是在本子上將筆劃描下來，文管會開了一張去阿房宮公社的介紹信，讓客人到發現筒瓦的高窯村考察一番。陳景元回到南京，一天去南京圖書館看書，碰到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段熙仲教授，陳景元拿著怪僻字向他請教。段先生說：“中國古文字很有趣，經常有多一筆、少一筆的現象，有時減一筆，加一筆，就能把字認出來。這個陶文，其實是兩個字，右邊是月字，左邊的字，將頭頂的一豎，移下來，就是一個‘羋’字。”

阿房宮“北司遺址”發掘中，知道筒瓦上有個不認識的字，除西安市文管會李家翰、姜開任外，還有北京大學考古系的高明教授。陳景元將這個陶文認定為“羋月”兩個字，除了向中央作了反映之外，也已撰寫到已經正式出版的《秦俑風波》一書中，外界如果對這個陶文有興趣，可以與西安市文管會去直接聯絡，可以將筒瓦從庫房中提出，看看它是不是如段老說的“羋月”兩個字。姜開任不在了，李家翰已經86高齡，但是頭腦非常清晰， 他們是筒瓦文字的見證者。

考古界很講究論資排輩，他們的言論是否具有權威性，取決於他們在業內的地位和影響力，有人資歷輩份都很高，但說話總是沒人聽。比如，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徐蘋芳說“安陽墓”不是曹操墓，竟然一點用處都沒有，姜開任被稱為是考古泰斗，李家翰與徐蘋芳、高明、俞偉超一樣，都是1951年北京大學的同窗，個個都是頂級學術權威，他們決不講假話、不做違心事。所以李家翰、姜開任對於“北司遺址”筒瓦文字的描述，是真實、可靠的，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

由於阿房宮遺址有“羋月”陶文和“歪髻、偏髻”玉人的出土，以及有大量文獻資料記載作為依據，使宣太后羋月是“阿房宮主人”的結論，已經變成板上釘釘的、不可推翻的鐵案了，它釐清、還原幾千年來一直被模糊起來的那一段歷史，彰顯了秦宣太后不為人知的重大功績，肯定她是一位中國不可多得的、有傑出成就的女權人物，這是一件多麼值得人們肯定、宣揚的大事情。這裡要向人們進一步地證明，地處驪山北麓那個“世界奇觀”，也是宣太后的一個傑作。

對於這個驚人的結論，很多學者是不願意面對的。因為認可它就會引起學術大地震。比如，自己一旦認可秦宣太后的名字叫做“羋月”，認可梳著“歪髻、偏髻”是羋姓楚人傳統的習俗，認可“阿房宮的主人”就是秦宣太后，立刻就會引起一個無可挽回的學術大坍塌。這是因為，在八十多里之外的驪山北麓西楊村附近，有幾千個陶人也梳著“歪髻、偏髻”，陶人身上也有“羋月”的刻文，兩個地方有著這麼多驚人的相似，難道還不說明它們與宣太后直接有關嗎？

秦俑考古隊在1975年第11期的《文物》雜誌上，發表了《秦俑坑試掘第一號簡報》，它首先公佈俑坑的一個陶俑身上，發現有一個奇特的陶文，他們匆忙就說它是一個“脾”字，並且認為只是一個普通工匠的名字，斷定這個字根本不可能具有其它特別的含義。問題是他們為什麼說它一定就是“脾”字，那是沒有進行任何的論證和解釋的，這個陶文不是現代印刷體，而是古代的籀文，顯然他們是將陶文中除了“月”字的偏旁外，一定認為另一半就是一個“卑”字了。

但是細心的人們一定會發現，對於陶俑身上左半邊“月”字的判讀，是不會有任何異見的，而要將陶文右半邊那個字，判讀為“卑”字，就有很大問題了。因為“卑”這個字，無論在古代、或者現代，都是一個很普通、很常見的字，人們對它的字形、寫法和讀音，都是非常熟悉的，根本不用藉助於各種字典，一下字就能夠將它辨認出來。它如果確實是一個“卑”字，幾乎人人都不會認錯；它如果確實不是一個“卑”字，那麼誰要說它一定就是，恐怕也是不行的。

真正的“卑”字，應該是怎樣書寫呢？這個“卑”字的寫法，人們是司空見慣的，“卑”字經常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如果將所有與“卑”字有關的字、或者將“卑”字各種寫法彙集一起，人們一定會發現：從容庚《全金文》一書收錄的古文字看，“卑”字有五種不同的寫法；從徐文鏡《古籀彙編》一書收錄的戰國時期的古文字字形來看，“卑”字也有九種不同的寫法。也可以說，“卑”字的形象，上部全都是一個圓圓的頭，下部則全都有一條細長細長的小腿。

其實，在《中文大辭典》裡收錄的“卑”字，就更多、更直觀、更能說明了。它裡面顯示的古文字材料，它的來源不僅有《說文解字》，還有著名書法家史游、孫虎經、王羲之等人六種關於“卑”字的寫法。經過認真對照得出的結論是：所有這些古文字的經典寫法，與秦俑坑陶俑身上的陶文，竟然沒有任何一點的相同、或者類似之處。真不知道袁仲一等人當初除了臆斷想象之外，還有什麼可靠的依據，將陶俑身上這一個陶文，與“卑”字、“脾”字直接掛上鉤的？

陶俑身上的怪僻字，袁仲一認定為是“脾”字，是沒有一點點道理的，那麼這一個怪僻字，到底是一個什麼字？陶俑身上的怪僻字，說它包含一個“月”字，可信度是很高的，如果說怪僻字外一半有問題，無非是指那個“卑”字被否定之後，要有一個字去替代它。應該說這是學術之爭出現一個的焦點和核心。而在“卑”字必須退出，人們要重新判讀另一半的字形和字義時，南京的段熙仲教授原來提出來的“羋、月”一說，自然而然就要引起人們特別的特別關注了。

在遺留至今的幾乎所有能夠找到的古文字字形中，“羋”單獨出現的機率是很低的。人們要想找“羋”字原始的寫法，要想與俑坑陶俑身上的陶文對號入座，而找出它的原始出處，估計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不管怎麼樣，它終究是古文字中曾經存在的一員，總是在歷史上曾經單獨存在的一個字。也就是說，雖然在眾多獨體字中，找不到它存在的可靠字形，那麼人們在眾多合體字中，能不能找到它的形象和痕跡呢？透過人們堅持不懈的努力，終於將它一個個都找到了。

從漢字的字型檔裡，找到“畢、篳、華、崋、澕、樺、燁、曄、驊、鏵”這些標準漢字，實際上這些漢字，都由幾個獨體字組成的合體字，除了字的頭頂有個“帽子”之外，它的下方都有一個標準的“羋”字。人們回頭看看，這一些的“羋”字古文字與俑坑那個陶文的形象，就己經非常地接近了。即使在當代出版的《史記》之中，“羋”字也有五種不同的寫法，所以將眾多的“羋”字，從各種合體字分離出來進行辨認，應該是非常合乎情理、也是一種最正確的選擇。

所有古文字資料，全都展示在世人的面前，人們完全可以確認俑坑的那個所謂的“脾”字，肯定就是段熙仲認定的“羋、月”兩個字，應該認為是一個誰也無法否認，更是一個不可以被任何人逆轉的事情了，從單純的學術論證角度上去看，爭論的最後結論應該是有眉目了，這項研究也應該劃上一個句號了。而讓人不可理解的是，就在這一種大局已定的情況之下，袁仲一等考古學家們，本來也應該就此止步，應該去面對現實，並且應該去調整自己以往的那種思路了。

但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有種種的跡象表明了，一場新的學術爭論，又被他們逐漸地推到爭鳴的講壇上來了，袁仲一和他的許多支持者，仍然做出超常的反應。他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向自己的學術對立面，提出了一個新的反駁意見。他們堅持說：“陶俑身上的陶文，是一個字不是兩個字，一個完整的陶文，一個完整的字，怎麼能夠採取拆開辨認，把俑坑一個好端端的陶文，竟然被割裂開來變成了‘月、羋’的兩個字，這樣一種做法，是嚴重違背古文字釋字常規的。 ”

袁仲一對於陶俑身上那一個陶文，到底是不是“羋、月”兩個字，已經閉口不談了，他最新的觀點是：“人們在釋讀古文時，必須忠實於原有字形，不能把一個完整的陶文，採取拆字的方法進行辨認。”人們應該如何回答他新的挑戰？首先他對於漢字為什麼不能進行拆分的問題，並沒有拿出多少有說服力的理由來。人們應該知道，將一個完整的文字拆開來，字義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誰也不能因此就否認一個完整的字，本身是可以由多個獨體字構成的這個造字法則。

漢字發明和使用，是一件非常奇特有趣的事情，幾乎在每一個朝代，都能夠造出很多的新字來，所以漢字的數量實在是多得非常驚人的。比如，在《康熙字典》中，有47000多個字；在《中華大字典》中，有48000多個字；在《中文大辭典》中有56000多個字；在《中華字海》中有85568個字；在北京國安資訊裝置公司的《漢字字型檔》中有91251個字？據統計，自公元前2098年的炎黃時期開始，一直到2012年的現代，估計出現過的漢字的總數量，已經超過了l0萬多個。

漢字數量浩大，但最常用的漢字，僅僅只有3500多個，漢字的造字方式和結構，也是千奇百怪、變化無窮的。比如：兩個“人”字，能組成一個“從”字，而三個“人”字，能組成一個“眾”字。兩個“日”字，就能組成一個“昌”字，而三個“日”字，能組成一個“晶”字。在現實生活之中，誰又能否認有的漢字，是由上下兩個獨體字組成，誰又能否認有的漢字，是由左、右兩個獨體字組成的，誰又能否認有的漢字，是由三個、四個、甚至更多獨體字組成的。

在中國有許多古怪的文字，絕是大多數的人，既讀不出它的音，也不知道它的含義。比如：兩個“又”字，一般都認識它是“雙”字，但是由三個“又”字和四個“又”字，組成的“叒”字和“叕”字，就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字了? 如果再將兩個“田”字，三個“田”字，四個“田”字疊在一起；又人們將兩個“魚”字，三個“魚”字，四個“魚”字疊加起來，又將兩個“龍”字，三個“龍”字，甚至四個“龍”字捆在一起，人們就很難認出它們都是一些什麼字了。

或許人們還記得：民間經常將“招、財、進、寶”和“黃、金、萬、兩”這些字，拼疊成了一個吉祥字。在陝西廣大城鄉的大街小巷之中，也經常能夠看到一些小吃店家，在大門口高高地掛著一個奇怪的金色大字，雖然誰也不知道它到底叫什麼字，但是當地的大人小孩，一口氣就唱出它的意思來：“一點飛上天，黃河的兩邊彎；八字大張口，言字往裡走，左一扭，右一扭；西一長，東一長，中間加個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個勾搭掛麻糖；推了車車，走咸陽。”

在現實的生活中，有許多的文字，人們確實是很難認識的，但是碰到了又不能迴避，不能不去面對，所以聰明的人，往往就會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將它們形容出來、比劃出來。也就是說，人們可以將一個不認識的字、筆劃很多的字，拆開分解成為好幾個字，來進行辨認、來進行書寫，總之難不倒任何人，會用各種方法，將自己碰到的怪僻字，逐一地將它們忠實地記錄下來，儲存下來，也可以對這些材料，不斷地進行琢磨，最後或許真的就能夠揭開很多的秘密來。

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常用“弓長張、立早章、古月胡、口天吳、木子李、人可何、言午許、木易楊”等口頭語，可以形象地表述漢字的基本結構。“張”字，可以拆成“弓”和“長”；“章”字，可以拆成“立”和“早”；“胡”字，可以拆成“古”和“月”；“吳”字，可以拆成“口”和“天”；“李”字，也可以拆成“木”和“子”；“何”字，可以拆成“人”和“可”；“許”字，當然可以拆成“言”和“午”。漢字這種分分合合，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在同樣的情況下，誰又敢斷言很多怪僻字，只是一個獨體字，而不是一個合體字？誰又敢說很多怪僻字，是不能夠拆開進行辨認的？誰又敢說秦俑身上這個怪僻字，不是由“月、羋”兩個獨體字組合而的？人們不禁要問：即使袁仲一等人將陶俑身上這個怪僻字，釋讀為“脾”字，難道這一個“脾”字，不是合體字，而是獨體字？不正是自己先將它拆成“月、卑”兩字，再去做各種文章的嗎？由此可見，袁仲一提出漢字不能拆分的觀點和主張，根本就是站不住腳的。

人們應該怎樣對待獨體字和合體字的問題呢？所謂獨體字是指一個漢字，只有一個單獨的形體，而不是由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形體組成。獨體字大都是一些簡單象形字和表意字。這一類字，是從圖畫演變而成的，每個字是一個整體。如日、月、山、水、牛、羊、犬、戈、矢等，都是獨體的象形字；又如天，立，上、下、一、二、三、見、門等，都是獨體的表意字。這種獨體字，是不能將再進行拆分，而成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形體，拆了就不成為一個完整的字了。

實際上，獨體字在現在使用的漢字裡面，所佔比例是很小的。絕大多數的漢字，都是由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獨體字組成的合體字，而獨體字才是眾多合體字構成的基礎要素，從這一個意義上看，就使得獨體字一直成為了漢字結構系統的主體和核心。就秦俑身上的這個怪僻字而言，它到底是獨體字，還是合體字，如果是獨體字，是不可以拆分的；如果是合體字，是可以拆分的。所以將合體字作為一個切入點，去判斷這個怪體字的字義，一切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用合體字的方法，去認定俑坑這個怪僻字，到底合適不合適、到底可取不可取呢？秦俑館研究室主任張文立，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他在1984年9月撰寫的一篇題為《近年秦俑研究述評》的論文中，明確無誤指出：“陳景元提出了鐵兵器的問題，以及對陶俑的陶文，重新釋讀為“羋”字，這無疑是正確的。”人們都看到了吧，秦俑館本來承認，陶俑身上的那個陶文，陳景元將它由原來認定的“脾”字，重新釋讀為“月、羋”這樣兩個字，應該是沒有一點點問題的。

也就是說，包括袁仲一在內的其他秦俑館考古學家，如果還要堅持陶俑身上那個陶文，仍然只能是“脾”字的觀點，那就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了。在這裡也要奉勸袁仲一幾句話，對於陶俑身上這一個怪僻字，首先要下一點功夫去核對和認真地探討一下，對於那個陶文，到底是不是真正像傳統意義上的“卑”字，還是像各種古文字資料中頻繁出現的“羋”字，請先在秦俑館內部，認真探討一番，爭論一番，等到統一意見後，再對外公開發表，似乎會好一點，穩妥一點。

在學術衝擊波的強烈撼動之下，袁仲一等人可能也發現，自己對於“脾”字的錯誤判讀，是太明顯了，存在的學術漏洞，實在也是太大了。但是要讓他們心甘情願地接受“羋、月”就是秦宣太后的名字，恐怕在感情上還是很難通得過的。袁仲一在1985年發表的《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這篇文章之中，提出以下一個全新的觀點。文章說：“退一步說，那個陶文即便是羋、月兩字，也是與秦宣太后毫無關係。因為俑坑中出土大量陶文，都是俑的編號、或者陶工名。”

在袁仲一看來，陶俑身上的文字，即使真的是“羋月”兩個字，也與秦宣太后無關，但是隻要有誰能夠證明“羋月”不是陶俑製作工匠的名字，那麼“羋月”兩字的存在，他也許就不再堅持原有否定的態度了。在這裡，一定要請他記住自己說過的這一番話，如果陳景元或者是其他的什麼人，能夠運用充分、可靠的材料，去否定“羋、月”這兩個字，確實與塑造陶俑的工匠毫無關係的話，那麼就要請袁仲一等人，痛痛快快地去承認羋月就秦宣太后名字的這個結論吧。

人們從《秦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一書中提供的資料來看，在一號坑中出土的陶俑數量是1087件，而在陶俑身上有陶文的俑，也僅僅只有382件，有字的陶俑只佔35％左右，其它大部分的陶俑，身上都是沒有任何陶文的。另外，在382件有字的陶俑中，只有62件是印文，其餘的都是刻文。這些現象到底能夠說明什麼問題呢？首先如果“物勒工名”落到實處的話，既然製作的陶俑都要編號，那麼就應該做到一個陶俑一個號，1087件陶俑，完全應該有1087個編號。

大部分陶俑沒有編號，說明製作陶俑時間，是在呂不韋擔任宰相之前。請人們注意，秦國“物勒工名”，是呂不韋提出並且付諸實施的。這裡必須調一下，陶俑身上刻的數字，與工匠塑造工作量毫無關係。這是因為，在382個陶文中，帶有數字符號的只有190個，但不能說它們是陶俑的編號。在陶俑身上刻“一”的有3個；刻“二”的有14個；刻“三”的有5個；刻“四”的有20個；刻“五”的有32個；刻“六”的有13個；刻“七”的有10個；刻“十”的也有20個。

190個陶俑中，有32個同時以“十”編號，有20個陶俑同時以“四”編號，這難道真的是給陶俑編號的？袁仲一難道不應該將陶俑，有的有號、有的沒有號，有的號閒置沒有用，有的號竟然同時用了30多次，對這種奇怪現象，進行一番必要解釋嗎？有一點是完全肯定的：人們有理由相信，在日常事務中，凡是要以編號進行統計，不會出現一個號，同時多次使用的，陶俑身上連號都編得如此無章無法、雜亂不堪，這與秦始皇時期實行四級管理制度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袁仲一提出陶俑身上陶文只是工匠名字的觀點，就更站不住腳了。不知人們有沒有注意，如果要說陶俑身上的陶文，一定是工匠名字的話，那麼暴露出來的問題就更多更嚴重了。這是因為；製作陶俑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製作陶俑的工序也很多，環節也很多，決不是單靠一個工匠，就能夠順利完成的。比如：製坯、造型、乾燥、燒窯、彩繪、拼裝，參加的工匠人數也數不清，如果在陶俑身上都要刻上名字，就要刻一大片，不然出了質量問題，誰都負不了這個責任。

還有陶俑製作，採用的是大批次的模製方法，有的人大量製作手臂，有的人大量製作俑頭，有的人大量製作身軀，等到各種半成品一批一批製作完畢，最後再進行總體的安裝，這時製作陶俑軀幹、手臂、頭部的工匠，都是很不相同的，如果工匠都要去刻名，那是沒有辦法刻、沒有地方刻的。在382個陶文之中，有62個是印文，其餘的都是刻文，這說明了62個印文，是在泥坯還沒有乾透前，就印到上面去的，而其它刻文，都是在陶俑燒製完成之後，才匆忙刻上去的。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陶俑身上的陶文，人想刻什麼就刻什麼，根本沒有規律性可言。實際的情況是，由於陶俑都是出自眾多工匠們的手，一開始只是製作泥坯，接著塑造陶俑形象，絕大多數人是不會惹事生非，去亂刻亂劃的；有少數人，在不起眼的部位，拿工具去劃上幾條線，刻幾個名，都是有可能的。甚至將所恨的人，刻在上面，發洩一下，也有可能。過去人們在鄉間大樹上、石板上、甚至在廁所裡，經常看到打倒“誰誰誰”的字，其性質應該都是一樣的。

陶俑身上，還有“咸陽、安邑、臨晉、櫟陽”等字，這是典型的地名，而與工匠名字無關。在陶俑身上，還有“不、少、宮、鹹衣”等與工匠名字不相干的字。另外，有五個陶俑的頸部，都刻“冉”字，而在秦國的歷史上。以“冉”為名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秦國早年的宰相、秦宣太后的弟弟魏冉。袁仲一憑什麼一口就咬定除了一些奇怪的數字以外，凡是有字的，也包括那一個怪僻字，除了猜想還是猜想，根本沒有任何理由，說它們都是製作陶俑的工匠名字。

2016年1月考古學家在湖北棗陽郭家發掘現場找到一件春秋早期的青銅鼎，在這一個鼎上，赫然醒目地顯現一個清晰的“羋”字。據湖北省考古所所長方勤先生介紹說：銅鼎上刻有“曾侯作季湯羋鼎”的銘文。當然，銅鼎上的那一個字，實際上也是一個合體字，它是由一個“羋”字和一個像“彌”的字，所共同組成的，而其中的那個“羋”字，當然也是一個獨體字。青銅鼎是春秋時期的，陶俑是戰國時期的，由於兩者相隔幾百年，所以書寫起來還是有少許差別的。

在我看來，羋月可能真的不是秦國宣太后的真正名字，但是楚國羋氏應該是沒有錯的了！

《禮記·曲禮上》：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在中國古代王朝當中，《禮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文化經典，既然書中規定了不能以日月為名字，那麼宣太后名字中帶“月”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

其次，《史記·卷五·秦本紀》：昭襄母楚人，姓羋氏，號宣太后。《史記》畢竟是比較官方的使出典籍，在這一點的記載上應該不會有問題！再有，畢竟是秦昭襄王的母親，也是一國之後，他的身份應該不會簡單，而羋氏在楚國是一個大貴族，屬於楚國皇室的分支，這樣的身份應該也是沒有錯的！

因此，羋月這個名字可能不是真的，但姓氏應該沒有錯！

羋月不是宣太后，但絕對是楚華人。

歷史上有關宣太后的記載並不多

中國歷史對於女性的早年生平多是不著於史。同樣，秦宣太后也不能倖免。正史中，有關她的記載並不多，加起來一共只有十餘條，且大部分都是她執政秦國以後的這一時期。包括《史記》、《戰國策》均稱她為 “羋氏”。據《史記·秦本紀》記載，“昭王母羋氏，號宣太后。”

羋氏應是宣太后入宮前的稱謂，入秦宮後的羋氏被封為“八子”，封號一直到登上太后之位前。因此，史稱“羋八子”。秦國的后妃制度裡，後宮除正嫡王后之下的，共分為七個品級。依次為: 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八子”屬於第四級，只是一箇中低品級的封號。雖然品級不高，但和惠文王生了三個兒子，應該算是頗受寵愛。三個兒子中的稷，就是後來的秦昭襄王。

秦宣太后羋氏確實是楚華人

史書中所說羋氏的“氏”，是春秋戰國對女性的一般稱呼。 羋是姓，而且還是楚國的國姓。 先秦時期的姓氏，是先有姓，後有氏，姓下面再細分出來氏， 其作用是用以區別貴賤，即貴者有氏而賤者無。

單從宣太后嫁給秦國國君惠文王這件事來看，羋氏極有可能還是楚國的宗室，至少也是貴族一類。若沒有這一重身份，她是萬萬不可能與秦國的國君聯姻。但也肯定不是楚國國君之女，這可從被封為品級不高的“八子”中可以看出。

據宋人高承《事物紀原》考證，君王之母稱太后， 就是從羋八子這裡開始的。據宋人陳師道 《後山集》記載，“母后臨政，自秦宣太后始也。” 羋八子成為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太后， 在 位時間長達三十六年之久。

綜上，羋月的名字，只是電視劇的編劇們附會到宣太后羋氏身上的，她確實是楚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