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的衰落，確切的說是明清晉商的衰落，這是一個歷史話題。我覺得有以下幾種因素

國勢衰微

上圖恰克圖

例如，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沙俄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的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點。從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其商品大宗為茶葉，又多為晉商所壟斷。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晉商在恰克圖的茶葉貿易已經沒有優勢，因為按照不平等條約，俄商稅收減半，在天津還有比其他國家低三分之一的海關特權。俄商已經深入中國茶葉產區收購，在漢口就有6家磚茶廠。在礦業和金融業也無不如此。

近代交通發展後貿易路線改變的影響。

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輪船公司在中國先後開闢了若干航線。沙俄對華貿易也由陸路改為天津、大連、海參崴的海上運輸，這就改變了中國舊有的物資運輸路線。山西作為對俄、歐貿易要衝的商路逐步改變，山西商人所佔有的地理優勢也逐漸失去。中東鐵路、京綏鐵路等線路的開通，對山西商人舊有的經營商路又是二次打擊。

自身問題的積累

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

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400萬兩，有應付銀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週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晉商和徽商、江右幫、洞庭商幫、山東商幫、秦商、潮商、閩商、龍游商幫、寧波商幫合稱中國古代十大商幫之一。晉商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代晉南就開始發生了"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贊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業交易活動。此後一直到隋唐時期儘管山西的商業活動一直在穩步發展，但比起其它地方商人並無突出地位，也沒形成一定的組織。隋唐時期山西的商業迎來了大發展時期：陸續出現了晉州、潞州、澤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興商業城鎮。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為北都，一時間汾河兩岸商業繁榮．對此唐代詩人韓愈有詩描繪："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也是在這一時期誕生了後世晉商的開山鼻祖武士貜，也許提起這個人不見得有多少人知道，可提起他的女兒就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因為他女兒就是一代女皇武則天。武士貜是當時天下最大的木材商，但在那個重農抑商的時代即使他富可敵國依然在社會地位上處於末流，於是他花錢買了一個鷹揚府隊正的職務。李淵起兵時他傾囊資助，李唐開國後武士貜被封為國公，地位和秦瓊、程咬金等人平級，這也為日後武則天的晉升奠定了基礎。

到了宋代山西地處宋遼邊境，公元996年趙宋王朝在山西邊州置榷場與遼人互市。元朝結束宋、遼、金的割劇局面後其完備的驛站制度使商業活動的地域進一步擴大。明代是包括晉商在內的十大商幫發展定型的時期，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明代的開中制——在古代鹽鐵官營的政策下商人要想涉足食鹽和鐵器的交易必須先獲得朝廷認證的許可，具體到食鹽交易上就是要獲得朝廷頒給的鹽引。明代處於鞏固邊防的需要讓商人們把邊防駐軍所需的糧、茶、馬、豆、麥、帛、鐵等輸送到邊防衛所，以此換取鹽引。山西由於地近邊塞、礦產豐富、手工業和加工製造業已初具規模等原因迅速在開中制政策下發展壯大起來。明隆慶年間蒙古韃靼部的俺答汗仿漢制修建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並與明朝修好，隨即雙方開放了邊境互市。這為身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的晉商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他們走出殺虎口同蒙古各部進行交易。隨著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的簽訂中國商人開始進一步穿越內外蒙古進入俄羅斯境內，於是逐漸形成了一條出殺虎口經歸化與綏遠（統稱歸綏）、庫倫和多倫通往蒙古恰克圖和俄羅斯等地的商道。在對蒙貿易的殺虎口山西的行商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北韓、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然而當時光流轉到晚清時期後隨著喬致庸等最後一批晉商的輝煌時代的落幕這一商業群體日漸走向沒落，那麼原因何在呢？

首先是因為國勢的衰微——事實上晉商從事的商業活動並不是和國家政治絕緣的，晉商這一群體的崛起本身就有明、清兩代政府的助力。晉商在口外的活動常能得到政府的特殊關照，然而隨著清政府的日益腐敗不僅關照談不上了，盤剝倒是更加變本加厲。與此同時外國商品由於不平等條約帶來的關稅優勢而大量傾銷到中國市場，而晉商卻無法供應技術含量相對更高的工業製成品，於是在競爭中越發處於不利地位。

除此之外晉商對時代的變化也表現出一定的不適應性——事實上晉商中的一部分有識之士也意識到了時代的轉變，可對這一轉變過程他們的態度出現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仍墨守成規，正是這些人的存在使晉商在票號向近現代銀行轉型的時代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其實這種心態就類似於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國企員工在面對下崗分流時的心態：儘管明知原來的模式已無法照常進行下去，可面對未知的風險仍選擇逃避；另一部分人則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於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週期長、管理要求高、並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週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麵粉、捲菸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晉商的輝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晉商的衰敗也是各種歷史原因促成的，無法避免！自己的分析是粗淺的，僅供參考！

1、晉商運作模式是先進的，但隨著市場競爭逐步也喪失優勢！採取聘用經理操盤商鋪，並予以一定比例紅利，大膽放權；由經理聘用夥計；經理和夥計都是山西同鄉，但從不用親戚，所謂用鄉不用親！

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模式的缺陷就暴露出來！一是這種商業模式很容易學，時間一長大家都一樣了，也就不先進了；二是用同鄉的做法導致人才的侷限性很大，真正的人才難以網羅，同時管理者的視野也越來越窄，競爭力越來越弱！

2、山西地處中部有優勢，能吃苦，利用駝隊長途販運，但由於歐洲現代運輸工具的投運，也就沒有了地域優勢了！晉商把大量的南方茶葉、瓷器、日用品、絲綢等運往蒙古和歐洲地區，然後再把歐洲和蒙古的銀子和牛羊運回內地，就是所謂萬里茶路！

晉商的地理優勢隨著時間推移也逐步失去，主要原因是俄羅斯修建了西伯利亞鐵路！鐵路總長近萬公里，從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託克，修建時間為1891年到1916年，陸續按區段先後開通！西伯利亞大鐵路的陸續開通，再加上俄羅斯商人也參與了茶葉和日用品的經營，一些水路運輸通道也得到打通，晉商基本無法與強勢的俄羅斯商人進行競爭，徹底丟掉了歐洲市場！以前洋人不願意吃苦長途販運，現在鐵路和水運很方便了，用不著晉商的駝隊了！

清朝末期，蒙古地區人口稀少，貿易量不足以支撐晉商的長途販運成本，逐步也就失去了這塊市場！

3、晉商一直替朝廷運作資本，獲利不小。但隨著清朝腐朽沒落，國庫空虛，再加上戰火紛飛，朝廷大部分款項還的由晉商墊資，到了後期朝廷的欠款大多要不回來，沉重打擊了晉商的根本！

天下大亂，命都保不了，怎麼做買賣了？

4、至於晉商票號，本身就是為商業服務的，商業的衰敗也打擊了票號。再加上雄厚實力的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開始涉足現代銀行，晉商票號在強大的對手面前毫無抵抗的可能！

晉商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幾代山西人前赴後繼，不怕吃苦、誠信待人，敢為天下先的必然結果！但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清朝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民不聊生，沒有國哪兒家？

晉商五百年的興衰歷史，正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真實寫照，說到底還是工業文明戰勝了農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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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當太平軍在廣西揭竿而起時，已經在帝國縱橫了近500年的晉商沒有想到，屬於他們的黃金時代，到來了。

當時，從南方崛起、迅速掃蕩整個中國的太平軍，以及在北方差不多同時興起的捻軍，使得作為大清帝國財賦重地的江南地區遭到重創，由於各省餉銀和糧稅都無法正常押解到帝都北京，這對於當時一年軍費耗費達到2900多萬兩白銀的咸豐皇帝來說，無疑是一場噩夢。

也就是在這時候，在全國經營票號金融業的晉商一躍而起，幫助大清帝國化解了這場危難。

當時，南方的餉銀和糧稅無法押解到北京，於是，從山西開始發源的票號業開始為清廷辦理匯兌和異地存放款業務，使得清廷得以在全國範圍內解決了軍餉和現銀運輸的困難，從而得以在為時十多年的太平軍和捻軍之亂中，擁有源源不斷的財稅解決軍事和財政危機，延續了大清帝國的生命。

▲太平天國的崛起，意外促使晉商進入了巔峰時期

儘管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家票號——山西日昇昌一直到道光四年（1824年）才創立，並且協同眾多山西票號鼎力襄助大清帝國，但其實，這並非晉商對清廷的首次助力。

能在全國呼風喚雨、興盛500年，晉商的起家，原本就是因政治而興。

1368年明朝建立後，為了對付逃入草原、仍然不時南下侵擾的蒙古人，大明帝國開始在北部邊疆設立了九座軍事重鎮，號稱“九邊”，由於各座邊鎮駐軍龐大，糧食運輸是個嚴重問題，於是，明朝政府規定商人只要把糧食運送到邊境糧倉，便可以向政府換取販賣食鹽的專利執照——鹽引，然後到指定的鹽場販鹽售賣。

在農業時代，販鹽是一個暴利行業，這就使得各路商人開始紛紛販運糧食到北方各個邊鎮，於是在北方，倚靠著各座邊鎮，開始形成了多個大規模的糧食市場，不僅如此，來自山西等地的商人們，還在做糧食、販鹽買賣的同時，將南方的棉布、草料等各種軍需品運到北方，然後再把皮毛等塞北的商品運回關內售賣，如此一舉多得。

於是，在繁盛的邊境貿易刺激下，一個嶄新的商幫——晉商，開始在大明帝國內部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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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為邊境貿易而興的晉商，對政治並不滿足。

明朝末期，後金（清朝）逐漸崛起，並不斷侵擾明朝邊境，在明清拉鋸戰的過程中，山西商人們嗅到了政治的利益氣息。

當時，部分山西商人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於關內關外之間，並不斷為後金政權運輸物資和傳遞情報，在他們看來，只要誰付的價錢足夠豐厚，他們就為誰服務，至於什麼民族大義對於他們而言只是一句空話而已。

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當時，努爾哈赤就特別給在遼寧撫順經商的山西等16位商人“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不僅如此，山西商人王登庫、靳良玉、範永鬥、王大寧、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等八人還被後金政權封為“八大商人”，開始享受“皇商”的待遇。

1644年滿清入關後，當時，清朝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就向清廷建議說：“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

領兵入關的多爾袞明白山西商人的威力，於是在清廷的大力招撫下，晉商也開始大規模為滿清征討南明政權和各路義軍出人出力，從而為大清帝國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其中，山西富商範永鬥還在順治初年被賜封為內務府皇商，為清廷貿易往來出力甚巨。

▲透過勾結清廷，晉商在明末清初的戰亂中大發橫財，並傍上了清廷的政治大腿

到了康雍乾時期，從販鹽起家的晉商，此時業務已經拓展到了鹽、茶等各種境內外業務，並與徽商、粵商一起，成為當時國內的三大商幫。

與徽商、粵商在鹽業之外，還主打茶葉生意等海上貿易不同，晉商則在歐亞大陸上，開發出了一條內陸商道。

到清代，山西商人開闢出了一條以山西、河北為樞紐，北越長城，貫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再至恰克圖，進而深入俄國境內的西伯利亞，再通往俄國境內的彼得堡、莫斯科和歐洲大陸的國際商路，這也是繼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衰落後，由晉商開闢出的又一條陸上國際商路，其影響非同小可，這也成為了晉商在清代加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道光四年（1824年），由晉商首創的票號山西日昇昌正式設立，由於異地存取款方便、匯兌自由，這就大大促進了商品貿易的發展，而在太平天國和捻軍之亂的助力下，清廷也終於發現了山西票號這個好東西，在與清廷和政治的互動中，山西票號在帝國的危難之中卻飛速發展，太平軍平定後（1864年後），山西票號也開始進入了鼎盛時期，在全國30多個城市設立的票號高達400多家，並形成了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四大票莊中心，而晉商老闆們，則將各家票號的總號設在山西祁縣、太谷、平遙等地遙控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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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晉商因亂而興之時，也是中國各路傳統商幫的沒落之日。

太平軍興起時，同時也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時期（1856-1860），當時，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的衝擊下，中國傳統的出口創匯三寶“茶葉、陶瓷、生絲”已經開始沒落，當時，歐洲開始自產自銷陶瓷，而生絲的貿易中心則轉移到了日本等新興國家，茶葉方面，英華人不僅在印度大量種植茶葉取代中國，而且聯合其他國家洋商直接進入中國各個通商口岸進行買賣。

對於粵商、徽商、閩商、浙商等各路傳統商幫來說，以往他們盈利的最大來源，是源自對進出口貿易的壟斷，但1840年鴉片戰爭後，傳統商幫壟斷對外貿易的優勢已經不復存在，不僅如此，直接進入中國內地的洋商們還享有稅費減半等各種優勢，而國內商人的稅費不僅沒有減免，相反隨著白蓮教起義、太平軍、捻軍、陝甘回亂、平定新疆戰爭、甲午戰爭、庚子事變等一系列晚清時期持續不斷的動亂，清廷還加重了針對國內商人的逼稅和逼捐，因此，與在戰爭中意外崛起的山西票號不同，1840年之後，粵商、徽商、閩商、浙商等各路傳統商幫逐步走上了衰落之路。

而在晉商內部，除了新崛起的金融業山西票號之外，與徽商、粵商等商幫一樣，茶葉等傳統生意，也不好做了。

1860年，是晉商傳統生意的轉折點。

說起來，自從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與俄國政府確定將蒙古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附近的恰克圖作為中俄商人貿易場地後，茶葉就成為了中俄貿易間最重要的商品，而在中俄茶葉貿易中，又以山西商人實力最強，到1860年，設在恰克圖的山西商號高達140多家，成為中俄貿易的壟斷者。

但隨著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束，趁虛而入的俄國逼迫清廷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在掠奪中國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約4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之外，俄華人還取得了特權，直接進入到了中國境內做生意。在1860年以前，俄國商人被規定只允許在恰克圖等邊境口岸才能做買賣，而且做生意還必須透過中國商人來轉接。

但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商人尤其是山西商人的壟斷優勢，消失了。

1860年後，俄國商人不僅取得了進入張家口、天津、上海、漢口等口岸的通商權，而且還相繼獲得了中國海關茶葉免稅權，以及在中國境內進行水路運輸貿易的特惠權。此後，俄華人避開了晉商等中國商幫的壟斷，直接進入到了中國的產茶腹地——長江流域的漢口等地直接購茶、製茶、販茶。

以天津海關為例，咸豐十一年（1861年）以前，湖南、湖北的茶葉貿易一直都由晉商壟斷，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年）開始，俄國商人開始直接進入兩湖地區收購和販運茶葉。

在稅費方面，當時，俄國商人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但與此相對，晉商等中國商人當時從湖北漢口販運茶葉到中俄邊境，中途要經過63個稅收關卡，僅僅稅金就要比俄華人高出10倍左右。

另外在交通運輸上，當時俄國商人先是將從湖南湖北收購的茶葉，用小船運到漢口裝載大船，然後再從漢口沿著長江運到上海，再從上海海運到天津，然後從天津運到蒙古恰克圖，然後進入俄國和歐洲大陸販賣。

與此相對，晉商卻只能從漢口北上走到湖北的老河口，然後再到河南賒店（今社旗縣）上岸，然後手牽駱駝過河南、上太行山、穿過太原、越過雁門關，然後再走出西口，穿過草原，最後才能抵達中俄邊境的蒙古恰克圖，因此運輸成本之高也就不難想象。

由於俄國商人享有特權、稅負成本很低，並且茶葉運輸選擇走水路運輸便捷、運輸量大、成本低廉，這也使得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進入中國市場的俄國商人迅速搶佔了中俄茶葉貿易市場，對此，時任兩廣總督劉坤一就上奏清廷說：

“自（武漢漢口）江海關通商以後，俄商在漢口開設洋行，將紅茶、磚茶裝入輪船，自（長）江（天）津，由（天）津運俄（國），運費儉省，遂將山西商人生意佔去三分之二。”

面對俄國商人的關稅和交通優勢，晉商茶幫緊急向清廷提出，希望也能學習俄華人走水路運輸，但清廷對此的回答是，走水路可以，但厘金等稅收卻一分錢也不能少。

稅收成本要高出俄國商人10倍，運輸又處於劣勢，最終，成本高昂的晉商在中俄茶葉貿易上節節敗退。以1865年為例，當年由俄國商人販運到俄羅斯的茶葉為135萬斤，兩年後的1867年，這個數字飆漲到了710萬斤，至此，在茶葉貿易等中俄傳統貿易商品上，已經基本沒有晉商的什麼事兒了。

在傳統實業生意上，晉商茶幫與粵商、徽商、閩商、浙商一樣，幾乎是全線潰退。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晉商中的茶幫率先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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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茶葉等傳統生意難以為繼，但票號金融業的意外崛起，卻讓晉商們對傳統生意的沒落不以為然。

在晉商們看來，賺取匯兌差價、利用存款放高利貸等金融業務如此暴利，錢來得又輕鬆，金融業這麼好乾，那還要幹實業幹什麼呢？

儘管在1840年之後，中國的洋務運動等近代工業開始大規模興起，但在眼裡只有金融暴利的晉商們看來，當初爬山涉水的中俄貿易等生意賺錢實在太艱辛，而他們對清廷和李鴻章、左宗棠等人興辦近代工業又看不懂，或者說因為金融行業賺錢太輕鬆不想去懂，也因此，晉商在兩次鴉片戰爭之後、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中，開始跟不上時代的節奏了。

但倚靠著滿清朝廷這棵政治的大樹，晉商們還是活得很滋潤。

對於清廷來說，晉商們是最好的提款機和保險櫃：一旦發生戰爭動盪，第一時間就可以讓經濟實力雄厚的晉商們捐錢出銀“支援朝廷”，僅僅在天平天國之亂（1851-1864）期間，晉商們就向清廷“捐納”白銀“數逾千萬”。

而官員們賺了錢，第一個想到的也是存在信用卓著的山西票號。

例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在卸任還鄉時就將自己搜刮得來的10萬兩白銀存到了山西票號蔚豐厚匯回重慶，並約定每年支取1萬兩，分十年取完但不計利息。在當時，官員們存款在山西票號普遍是沒有利息的，對於官員們來說，政治上得來的很多贓款難以對外言說，因此這些鉅款只要能找個安全的地方存放、不損失本金就行；而對山西票號來說，有了各種免去利息的政治贓款來做生意放高利貸，這實在是天大的好事。

在此情況下，除了與清廷官方的匯兌業務往來之外，山西各大票號也成了當時大清帝國上上下下各級官員們心中最為安全的“保險櫃”，只要賺了錢，大家都喜歡往票號裡存款。

當然，晉商們也非常“識做”。當時，晉商們對於清廷上至中央的各部尚書、郎中，下至各個部委的門房、庫房士兵乃至管事的老媽子，不僅在辦事的時候有打點，而且每逢年節必有贈款，把各條門路搞得妥妥的。

對此，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中介紹說：“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更多趣聞······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拉攏王公大臣”，其中最著名者，如蔚盛長票號交好慶親王，百川通票號交好張之洞，協同慶票號交好董福祥，大德通票號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票號交結岑春煊，日升昌票號交結歷任粵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

不僅如此，對於一些可能在政治上有所發展的官員，晉商們還不惜一擲千金，在他們還未顯達時就“給力投資”：

當時，張之洞因為母親去世守制三年，回京後他想謀取更高官位，為了疏通關節，張之洞親自拜訪了當時山西協同慶票號，提出借銀10萬兩，對此協同慶票號的經理隨即應承下來。張之洞後來出任兩廣總督開始“知恩回報”，將兩廣地區的財糧國稅全部交給協同慶解交匯兌，協同慶票號也因此在三四年間，就盈利上百萬兩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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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00年的庚子事變，則讓晉商登上了巔峰之路。

1900年，在義和團之亂後，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慈禧帶著光緒帝倉惶逃竄，在逃入山西境內後，山西祁縣喬致庸家族所屬的大德通票號在得到密報後，立馬設法將“老佛爺”慈禧一行迎入了大德通票號留宿一夜，並且獻上了30萬兩白銀作為“孝敬”，隨後，山西各家票號又集體進貢了10萬兩白銀作為“奉獻”，這讓倉惶逃奔的慈禧非常感動，認為晉商們都是大清帝國的“大忠臣”。

庚子事變平定後，返回北京的慈禧立馬下令，讓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票號，後來，清廷與各國簽下《辛丑條約》，慈禧下令將規定的庚子賠款本息共10億兩白銀也交給了各家山西票號匯兌，此後從1901年開始，各省每年都把應交的庚子賠款先解付給各家山西票號，然後再由各家山西票號匯給匯豐銀行。

擁有了慈禧的諭旨保護這把無上的政治尚方寶劍，晉商們從1901年開始一直到清朝滅亡前，也步入了最後十年的“黃金時代”。

但危機，已經步步逼近。

就在山西票號開始進入“巔峰鼎盛”的同時，一種更為先進的金融機構——銀行，開始進入中國了。

1845年，英國的麗如銀行成為第一家進入中國的外國銀行，到1890年，僅僅英華人就在中國開辦了30多家銀行；另外，日本、法國、德國、俄華人也紛紛在大清帝國境內設立銀行。

外國銀行的到來，使得不僅在華外華人的錢都被吸走了，而且就連華人也開始將錢存入到了外國銀行。這就使得山西票號的業務越來越少。

以天津為例，當時天津對上海每年的棉紗款項匯兌1000萬兩白銀，以往都是由山西票號匯兌，但外國銀行進入天津後，立馬搶去了500萬兩業務，新成立的國內銀行又搶去了300萬兩業務，最終票號的業務只萎縮剩下200萬兩。

在外國銀行的大舉入侵下，以往由山西票號壟斷的中國金融市場開始迅速分解，這就使得晉商繼在茶葉市場失守後、最後一塊殘留的金融業務也節節敗退，市場份額開始急劇縮小。

儘管擁有大清帝國的政治保護，但面對銀行這個新生事物在中國的迅速崛起，晉商卻由於自身的保守，以致多次失去了將票號轉型成為銀行的機會。

光緒三十年（1904年），大清帝國計劃籌備成立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家官辦國家銀行“戶部銀行”，戶部銀行，就是後來中國銀行的前身。當時，清廷鑑於山西票號實力雄厚，以及1900年庚子事變時山西票號對慈禧和清廷的傾力支援，因此特別頒旨由山西票號來舉辦“戶部銀行”。

沒想到當清廷時任戶部尚書鹿仲霖奉旨邀請各家山西票號入股時，山西票號各家蝸居在山西祁縣、太谷、平遙等大本營醉生夢死的財東們卻死活都不同意，財東們的意見是，一旦跟清朝政府合作，他們擔心資金會被清廷控制，自己無利可圖。為此，當時清朝政府經過多番協商，甚至表示如果山西各家票號擔心錢的問題，那就只出人不出錢也可以，只要用管理技術來入股就行，但山西票號的財東們死活就是不願意。

萬般無奈之下，清廷轉而向江浙一帶的綢緞商人募資籌辦戶部銀行，而這，也成為了清末和民國時期，江浙財團最終後來居上，壓倒晉商、成為中國最大財團的根本原因。

因為誰控制了金融，誰就掌握了帝國的命脈。

面對歷史車輪的滾滾向前，明白一旦失去重組銀行機遇，將使晉商陷入萬劫不復之地的山西各家票號的職業經理人們，也憂心如焚。

當時，在一線經營的北京票號經理們已經察覺到銀行對票號的致命衝擊，他們意識到，“現在風氣大開，銀行林立，各處設立甚多，我幫等隱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轍，將有不堪立足之勢，此處時局，非立銀行不可。”

在建議參與組建清廷中央的戶部銀行失敗後，山西票號的職業經理人們退而求其次，1908年，以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為首的各家山西票號的職業經理人們，決定集體向各家山西票號的財東們建議——成立山西人自己的銀行，進而組建晉省匯業銀行和三晉銀行。

但山西各家票號的財東們意見很一致，就是三個字：不同意。

當時，作為山西票號的龍頭老大，蔚豐厚的總經理毛鴻翰不僅不同意，反而還懷疑汙衊李宏齡作為職業經理人另有野心“自謀發財”，最終，此事也是不了了之。

▲各家山西票號的財東們困守大院，最終坐井觀天

而在連續兩次錯失轉型的絕佳機遇後，在思想上遠遠落後於時代的山西票號和晉商們，已經註定將被時代拋棄了。

對此，作為票號職業經理人的李宏齡非常痛心，為了促進票號的財東們轉變思想、出來學習看看外面的世界，李宏齡特地給長期蝸居在山西老家的財東們寫信，對他們說：

“現在時局日新月異，從官方到學界，都在爭相派人出國考察，但是作為商界的我們卻無動於衷，現在你們長期居住在老家，連北京、天津、上海、漢口這些地方也不願意去看看，現在火車、輪船這麼方便，往返也不過就是幾天的事，為什麼不能出來看看呢？”

但是對於已經累代鉅富、作為富N代、完全喪失了奮鬥動力的各家票號的財東們來說，蝸居在山西祁縣、太谷、平遙等老家的日子這麼舒服，他們只知道收錢，才懶得出來外面看看呢，在他們看來，山西就是大清帝國的金融中心、乃至世界和宇宙的金融中心，他們對於外部的世界，早已完全喪失了了解的興趣，更不要說對自己的商業模式做出任何改變了。

不僅如此，在各家票號的財東們看來，他們不僅不放心自己的職業經理人，而且容不得跟別人合股成立銀行，完全不懂得聯合做大的道理，“只能我當老大，別人不允許來染指”，就在這種墨守成規、夜郎自大、狹隘保守的自我感覺良好中，山西票號和晉商們，最終逐漸迎來了晉商商幫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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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坐井觀天中，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槍聲打響了。

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遍及全國的劫亂開始了。當時，以山西日升昌票號為例，該票號在四川、陝西各省，“總計損失白銀 300 萬兩以上”。而山西天成亨票號在漢口、西安、成都3處，即被土匪搶劫現銀100多萬兩，待大局稍定，共計損失200多萬兩。

比被搶劫更慘的，是給清廷的借款成了徹底的死賬。當時，在庚子事變後，清廷的戰爭賠款很多都是先向各家山西票號借錢來還的，以宣統三年（1911年）為例，僅僅這一年清廷就向山西各家票號前後借款達1200萬兩白銀，但是，隨著清廷在1912年初的退位和覆滅，這些借款也都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因政治而興的晉商，最終也迎來了政治的末日。

在各地的兵亂、搶劫、清廷的賴賬不還等疊加打擊下，辛亥革命開始後出現的大規模擠兌風潮，最終將各家山西票號逼入了徹底的絕境。

晚清時，當時國內的達官貴人都喜歡將錢存放在山西票號，由於政治中心在北方、經濟中心在南方，因此就出現了北方存錢比較多、南方貸款比較多的現象，這就是所謂的“北存南放”，但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北京等北方的達官貴人由於擔心清廷要倒臺，紛紛向山西票號擠兌提現，剛開始，山西票號大多照兌不誤，但隨著辛亥革命的迅速擴大，由於擔心清廷倒臺、需要擠兌現銀趕緊逃命的清朝達官貴人也越來越多。

由於山西各家票號的放款遠多於存款，而放款一時半會又收不回來，加上很多人趁著時代動盪故意不還錢，但擠兌提現的人潮又蜂擁而來，最終，晉商徹底走上了末路。

當時，由於各家票號對外的貸款完全沒有抵押物品，這就使得一旦發生壞賬，根本無法進行平賬；另外，與現代銀行實行的是有限責任制不同，票號實行的是無限連帶責任，因此當面對擠兌風潮無法兌現時，票號股東連家底、老本都得被清算掉。

以山西合盛元票號為例，到1920年時，該票號還有放款1170858兩，而需要支付的存款則為1113731兩，兩者相對仍有餘款57127兩，但由於放款收不回來，存款也就支付不了，最終該票號只能歇業倒斃。

而到了1931年，前清甘肅提督董福祥的三夫人，甚至親自從甘肅跑到山西平遙，向當時存錢的協同慶票號討債100多萬兩，眼看無法兌現存款，協同慶號的股東和經理人只能連夜潛逃。

在改朝換代和擠兌風潮的巨大打擊下，依靠政治而生的山西票號的財東和大小掌櫃們，只能紛紛歇業倒斃，並且四處逃匿躲藏。當時，很多經營票號的晉商為此官司纏身、債務纏身，有的被捕入獄，有的倉惶潛逃，有的甚至弄到家破人亡，最終只能淪落成沿街乞討的乞丐。

到1921年，曾經在中國顯赫一時的山西票號只剩下了5家，到1932年，山西票號最終倒斃到只剩下大德通和大德恆兩家在勉力維持經營，而當時，這兩家最後殘存的票號實際上已經改組成了銀號之類的信用機構，早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票號了。

自此，從道光三年（1823年）中國最早的票號平遙日升昌票號創立，歷經百年風雨後，到1932年，曾經顯赫中國的山西票號，終於徹底衰落、轟然倒塌。

▲武昌起義敲響了晉商隕落的喪鐘

而就在改朝換代的辛亥革命之前，1906年，晉商的傑出代表喬致庸也開始了對祖傳的喬家大院進行翻修擴建，1912年清廷覆滅後，喬家大院的擴建仍在進行，但對於早已經放棄實業經營、又失去金融業支撐的喬家子孫來說，家族的沒落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了。

由於賺錢後的資本不能流入實業經營，因此在失去金融業和清廷的政治支撐後，晉商開始轟然倒塌，但晉商子孫後代們的奢侈並沒有因此減弱。

以山西太谷的曹氏家族為例，當時曹家上下光傭人就有300多人，並且曹家上下通行吸食鴉片，平時家中光鴉片儲存就達萬兩以上，1912年後，曹氏家族最終在揮霍無度中，虧空了最後的家財。

而赫赫有名的喬致庸在1907年去世後，他的11個孫子中至少有三人也在吸食鴉片中敗光了家產，其中喬致庸的孫子喬映南不僅和妻子一起吸，而且喬映南的七個子女中也有五個人吸鴉片，到了1939年，風光一時的喬映南最終在窮困潦倒中去世，至此，喬致庸家族也在吞雲吐霧的自甘墮落中，和那個曾經風光無限的晉商群體一起，慢慢被歷史的煙雲所覆沒。

至此，那個曾經在明清兩代、縱橫中國達500多年的晉商商幫，最終悄然隕落。

參考文獻：

龐利民：《晉商與徽商》

容和平 韓芸 王鳴：《官商經濟與晉商興衰》

張麗 駱昭東：《從全球經濟發展看明清商幫興衰》

如今說起商業發達，商人密集的地方應該首推江浙滬一代，繁榮的商業讓這裡成為中國最為富裕的地方之一。但若說從明朝到清朝末年最為興盛的商人，那麼大家一定會想到山西的晉商。的確，如今的平遙古城以及喬家大院都見證了昔日晉商的輝煌，喬致庸富可敵國的事蹟更是頻頻被拿來講述。

曾經的晉商走遍了全國各地，甚至遠涉海外做生意，可謂是聲名遠播，清朝末期的晉商為何走向了沒落呢？

一、清朝末期列強入侵搶奪晉商市場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列強打開了國門，貿易的門戶也被打開了。諸多通商口岸被開啟，內地廣闊的市場也被開啟。而在很多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列強們拿到了很多貿易上的優惠政策，而這些，晉商們是沒有的。

甲午戰爭之後，列強對於中國金融方面干涉越來越多，不少列強開始在中國開設銀行，而大家都知道晉商最大的業務之一就是票號。而票號在銀行的擠壓之下市場份額不斷減少，使得晉商在金融市場上損失嚴重。

另外，茶葉也是晉商經營的主要商品之一，晉商的茶葉曾經可以遠銷俄國，但後來隨著經商口岸的逐漸開放，以及俄國在中國經營茶葉的稅率不斷降低，使得晉商的茶葉出口量越來越少，利潤也越來越低，諸多經營茶葉的晉商破產，對於晉商的打擊是巨大的。

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之時已經進入了工業時代，機器製造的商品大量傾銷到中國，成本要比手工製造的精美且成本低廉，對於本土商業的衝擊非常大。不僅僅是晉商，其他地方的商人群體也遭遇了巨大的挫折。無奈，這就是科學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結果。

二、清廷的沒落使得晉商失去了依靠

晉商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自然少不了依靠朝廷，晉商們為朝廷出錢出力，而朝廷也會給予晉商們許多的特權，大家互惠互利。這樣的朝廷是遭到很多讀書人的排斥的。

但是晉商們卻不這麼認為，無論是滿人還是漢人做皇帝，對於他們來說區別不大，他們都需要牢牢抱住朝廷的大腿來獲得更多的支援。在清朝初期，朝廷出兵平定西北叛亂期間，晉商們可以說是出錢出力，大力支援。

比如說康熙皇帝在平叛準噶爾期間，晉商們在後勤方面給予了很大的幫助，而投桃報李，朝廷給予了晉商不少經營鹽鐵等高回報的生意的機會，使得當時的晉商賺得盆滿缽滿，晉商隊伍也逐漸擴大。

清朝時期有捐官的政策，就是說只要有人拿出足夠的錢來就可以給自己買一個官來做，不必寒窗苦讀十年走科舉之路求取功名。買官的費用自然不小，普通老百姓是負擔不起的，但是晉商中諸多富商巨賈拿得出這筆錢，於是很多晉商都拿錢給自己或者家中的兒孫買官來做，朝廷拿著晉商們買官的錢來負擔各種花銷。

這樣一來，晉商與朝廷的關係就更加親密了。就連慈禧太后西逃的時候，都曾經受到過晉商的幫助，可見朝廷對於晉商還是比較信任的。

到了清朝末期，朝政腐敗，國力衰頹，對內有太平天國這樣的內亂，對外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各種不平定條約。可以說此時的清廷處處需要用錢，而信用度卻大打折扣。所以晉商在朝廷中的貸款無法收回，另外依靠朝廷的業務無法開展，晉商的生意自然難做得多。

三、晉商子孫後代揮霍無度，後繼乏人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富不過三代，晉商中不少人踐行了這句話。不少晉商出身並不富貴，靠著自己多年打拼富甲一方，於是便開始奢靡起來。不斷地蓋房子、娶小老婆，整日花天酒地，這樣的日子怎麼能長久呢？

大家應該都記得喬家大院吧，那樣佔地面積廣大，建造精美的院落可不是喬家一代人建成的，喬家幾代人都在不斷擴建自己的院落，這才有如今富麗堂皇的喬家大院。這也可以看出當時的晉商生活是多麼的奢靡。

另外，有的晉商第一代艱苦創業，但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子孫們便開始揮霍祖上留下的家產了，很多晉商的家底就這麼被敗光了。而且清朝末期，晉商中並沒有出現十分能幹的人，後繼乏人，晉商的沒落真的是在所難免。

相信很多人都曾經看過電視劇《喬家大院》，電視劇中的喬致庸是個商業奇才，他將喬家的商業帝國擴充套件到最大，更是實現了屬於自己的目標“匯通天下”。但這也算是晉商最後的輝煌，之後晉商可以說一直在走下坡路。

如今說到山西，大家想到更多的是那些家財萬貫的煤老闆，他們可不是靠著精明的商業經營而發家致富的，靠的不過是對資源的掠奪。當日晉商們南來北往，熙熙攘攘做生意的場面，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