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之前的漢朝政府推崇的是黃老無為和法家，秦朝時期也基本如此，因為在戰亂時代，沒法玩仁義。我玩仁義，他玩狠的來打我，我就被滅了。漢朝天下和平之後，為政者關鍵在於治理而不是打打殺殺，要積極治理就不能再用黃老無為那一套，總不能縱容各地藩王招兵買馬覬覦大位而皇帝無所作為。嚴刑酷法也不得人心，在本來就不平等的時代，豪強欺凌百姓又受官府酷法，那是沒法活的。在這種情況下，英明的漢武帝便廢除了黃老無為而採用了董仲舒的儒學，以仁義為本積極有為的進行治理，立即解決了當時的嚴重社會問題。此時的儒學，實際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孔孟之說，而是經過荀子董仲舒為代表的學者的融匯各家，儒學已經成為融合陰陽家道家法家等各家的體系，成為佛學傳入中國之前，中國本土思想文化之大成。之後，又經過一千多年發展，終於產生了更高階的程朱理學。

相同：董仲舒改造後的新儒學與傳統儒學都主張統治者應實施“仁政”，都有民本思想。

不同：

傳統儒學不帶任何神學色彩，並不認為上天安排人類生活，而是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受人類自由意志的支配。

董仲舒改造後的新儒學以《公羊春秋》為基礎，融合了陰陽家、黃老之學以及法家思想。

2、政治主張不同

傳統的“仁政”建立在民本思想上；而新儒學“仁政”建立在“天人感應”學說上，認為“君權神授”，並以天來限制君主的權力過度膨脹。

3、天人觀不同

傳統儒學對鬼神持懷疑態度，主張敬而遠之；新儒學持肯定態度，提出“天人感應”學說。

4、地位不同

傳統儒學在春秋戰國時期並未被統治者採納，儘管孔子耗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周遊列國，但當時的統治者為了自己的野心和利益，均拒絕了他。

新儒學的仁政建立在天人觀上，認為如果君王濫用權力、禍國殃民，那麼上天就會約束他。也就是說新儒學的仁政依賴於上天的安排。

擴充套件資料：

董仲舒的新儒學“新”的表現：

2、新內容：董仲舒在繼承和發展儒家仁政、民本思想的同時，又大力宣揚“大一統”、“君權神授”等思想主張。

3、新地位：董仲舒新儒學一改儒學不受重視的局面，適應了西漢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

在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統的建議之後，施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將儒學作為正統思想，從此漢代思想界樹起了儒學的權威，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經學以及經學傳統。漢代立五經博士，明經取士，形成經學思潮，董仲舒被視為"儒者宗"。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會影響在於它為封建統治階級創造了整套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理論思想體系，並讓中國的統治階級成功的應用於中國的社會國家治理實踐獲得了封建社會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光輝人類發展社會史，這在全世界範圍內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於其治國理論學說，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外殼，儒家思想精髓在於它的社會倫理思想，而這種封建倫理觀作為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建築社會意識中的最廣泛影響治理社會群眾基礎的核心，從而完成對國家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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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思想內涵來看，漢儒將陰陽家、黃老之學、法家的思想納入自己的理論體系，發展與改造了傳統儒學； 從與當政者的關係而言，傳統儒學批判暴政而致力於建立理想化的社會政治秩序；漢儒則退而求其次，承認現實社會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如皇權專制），即從批判時政轉為維護現實統

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士透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範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吸收這些文化要素並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

儒家思想是中國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後，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週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東周時期，中國社會處於劃時代的歷史變革中，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於動盪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臺，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社會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並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衝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未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並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英者雲集，皆為顯學。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兵家等等學派，可謂學派林立，學術與言論的開明為儒家思想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而漢朝在漢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加之漢字尚處於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三百餘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十分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和鞏固儒家思想，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核心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傢俱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透過“正名”，”恢復“已一去不復返的“周禮”所代表的時代，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

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讚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於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盪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盪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執行軌道之後，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採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並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採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漢武帝設定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漢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漢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當時儒道兩家學派有個明顯的共同趨勢就是道家往下層社會發展成民間道教；而儒家則在上層社會發展成了廟堂儒教

漢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後其它思想學派並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正規化。但從本質上看，這仍是一種封建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干預思想學術，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悖了思想統一於真理的規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漢朝以後，儒學地位下降，在魏晉南北朝時玄學盛行。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後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直到五四運動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1）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2）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3）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採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於《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5）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6）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安定先生）、孫復（泰山先生）、石介（徂徠先生），是宋朝理學承范仲淹，開張載兩宋理學的過渡人物。[4] 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後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慾”對立起來，認為人慾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7）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8）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9）明末清初：

①黃宗羲：在明亡後，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

②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於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捨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

（10）清末民初：儒家學派的法脈傳人何子淵以“敢誇才依馬 唯驥道南吾”、“同人於野 仁者樂也”、“求真、尚善、包容”等教育思想和理念，作為其哲學旨歸，創導新學，摒棄科舉。但，又以弘揚儒家文化，振奮民族精神為己任，“師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與孫中山先生一起，致力驅逐韃虜，振興中華。

對於中華民族寶貴的傳統文化，中國現有的一切都是以傳統為基礎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當代很多外國思想家正在反思社會的執行模式和走向，並感覺到了其中的潛在危機。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結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國，而他們關注的焦點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價值和重要性必將日益顯現出來，這一點已經有所表現。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連續性的文化，也是中國眾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價值的核心精神和觀念。

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領導哲學從闡釋世界與人生最本源的規律出發，得到了對領導理論最精闢的闡述和分析，並且對領導的內涵做出了最為本質和精準的界定。“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明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當代發展儒學思想主要用於企業的管理，應用儒學思想延伸出的領導力智慧是當代企業領導者的必修課，在企業管理方面的應用已經成了當代管理者核心理念。

儒家文化的精髓，主要在仁、禮和中庸這三個方面，一直綿延至今。其具體意義如下：

1.“仁” 儒家文化中“仁”就是愛人。禮就是社會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會各階層的人們對自身社會地位有穩定的道德認可和道德定位。仁的作用是使民無造反之必要，禮的作用是使民無造反之意識。

2.“禮” 儒學的真諦是仁禮一體。不講究仁，只講究禮，人民就會反抗其統治。不講究禮，只講究仁，人民就會輕慢其統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約束，就會由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引發現實中的無政府狀態。

3.“中庸” 中庸開篇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遵循人的本性是自然的道理，對於處在社會中的人，我們需要依據人性來進行修養。所以才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可見，儒家不是壓抑人性，而是承認人性、順應人性、以人性為根本的並要根據人性來進行修養，體現了儒學思想的社會性。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締造的儒學，自春秋起就開始書寫他源遠流長的歷史。從先秦時期以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學，到漢初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儒家正統地位，再到宋代的程朱理學（程顥、程頤和朱熹），以及清末康有為等近現代新儒學，至今已有2500餘年的歷史了。在這漫長的歲月裡，隨著社會的發展的歷史的演進，儒家學說從內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斷地豐富與發展，其社會功能也在與時俱進，並逐步形成了自己別具一格的文化內涵。面對全球化文化浪潮的衝擊與融匯，對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的探討與思索也越發激烈和深入。

道德價值

百善孝為先。“孝”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和特徵之一，同時也是儒家倫理思想中基本行為規範和重要道德範疇。在儒家道德體系中，孝敬是仁德的開始和基礎。也是家庭和諧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個人最基本的倫理道德準則。一個不“孝”的人，談何為人，談何做人，談何道德品質？因此，儒家的孝道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當今社會更應該代代傳承，發揚光大。

孟子的性善論提出四種心，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信義”作為它的重要體現，是儒家文化的又一種重要價值。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生取義者也”（出自《孟子·告子上》）。這裡生命與道義是合理存在的，但當二者發生衝突時，對道義的追求要高於對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犧牲生命才能堅持道義時，要捨生取義。“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在當今物慾橫流的社會中，“信”與“義”將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價值

孔子無疑是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他興辦私學，推動平民教育的發展，其“有教無類”的思想可以說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張。“學而時習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等思想已影響無數教育活動的參與者。在孔子的一生中，從15歲“志於學”開始，到70歲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斷提升，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正是其終生“學而不厭”的結果。孔子透過其經歷以及理論為後世的教育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其後，宋代理學家朱熹對儒學文化的教育思想進行了繼承與發展，不僅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性與終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如他所說：“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不僅要認識，更應該去實踐。這種思想對於解決今天的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相矛盾、學校教育與社會需求相脫節的問題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政治價值

儒家的思想文化，不僅是道德的哲學，教育的哲學，生活的哲學，也是政治的哲學。重要的體現就是“仁政”主張和民本思想，主張“輕刑薄稅”“聽政於華人”“與民同樂”等。眾所周知，“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文化的精髓，“和”不僅是一種政治手段，還是一種政治目的。儒家理想中的社會至少是一個和諧、團結、和平的社會，這與時下建設和諧社會很有相似之處。對於當今以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時代，儒家“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張可以起到抵制作用，這也正是儒家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因素。 儒家文化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禮，已經不是幾句話、幾段文字能夠說清表明的，其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我們要批判地繼承加以吸收，並與社會實踐相結合使其發揚光大，實現儒家文化應有的現代價值。

要說明這個問題，就要先談一談儒學的發展過程

儒家思想，是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之一。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從事喪葬行業的司儀，後來以此為基礎逐漸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它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

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儒學”、“儒家”、“儒教”這些概念要分清。儒學作為一種學說，儒家作為一個階層，儒教作為一種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區分開來。

儒家思想是中國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後，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週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東周時期，中國社會處於劃時代的歷史變革中，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於動盪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臺，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而漢朝在漢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加之漢字尚處於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

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三百餘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政治因素：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十分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和鞏固儒家思想，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核心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

時代因素：儒傢俱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透過“正名”，”恢復“已一去不復返的“周禮”所代表的時代，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

作用影響：在漢代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維持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思想融合：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採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這時的儒家思想，實際上已經融合了部分法家與道家的思想內涵在其中。

賢人治國的進一步推進：儒家強調人的自身修養，即“內聖”，只要誠心修身，既可成聖成仁，無往而不勝。董仲舒對儒家學說的進一步發揮使其符合了當時的統治需要。董仲舒把君主神化為“天子”，統治者鼓勵民眾加強道德修養，修回善性。從而加強了君主的至上權威。董仲舒思想的核心目的在於強化君主統治地位，在民眾都有“善性”的基礎上推行“仁政”。

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建元五年（前136年），漢武帝設定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後漢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漢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漢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當時儒道兩家學派有個明顯的共同趨勢就是道家往下層社會發展成民間道教；而儒家則在上層社會發展成了廟堂儒教。

以上就是對於問題的一些見解，但因儒學博大精深，我一人之言微薄淺陋，望更多的朋友對這個問題進行解讀，我們一起學習，進步。

最主要的不同就是思想的內容有些不同和儒學地位也有所不同。

西漢以前的儒學主要是孔孟思想為主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的儒學是把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形成了新的儒學體系。西漢以前的儒家思想較為單一，孔孟思想的影響更為重要。但是秦末戰火紛飛，百姓無法安居樂業。所以漢代初期就吸取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採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這樣可以達到撫慰民眾的目的。但是隨著經濟的恢復與發展，道家“無為”思想不適宜發展。也是為了適應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因為儒家思想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也可以穩固民心。所以董仲舒就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並形成了新的儒學體系。這是思想內容上的不同。

然後是思想地位上的不同。儒家思想在孔子時期，並沒有得到統治者的賞識。那是因為那時的儒家思想本身存在一些缺陷。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注重倫理。但是在想要一統國家的統治者眼中並沒有特別大的作用，所以孔子的思想並沒有被統治者賞識。後來又遭到了秦始皇時期毀滅性的打擊，秦始皇“焚書坑儒”差點導致儒學再無天日。之後就是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之後，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包括“三綱五常”等，這些都適用於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所以，在之後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儒學的地位與以前儒學截然不同。

董仲舒是儒學第三位變革者，將儒家學說推上了獨尊地位。

孔子受制於環境，希望諸侯王走稱霸路線，所以孔子的儒家講求“尊王攘夷”。這一方法被春秋時期的霸主們證明了可行性。

尊王是取得大義名分的手段，攘夷是利益開源的方法。說白了就是大家內部別打了，團結起來，推薦一位帶頭大哥一起去打戎狄。

孔子所提出的“仁”、“禮”就是要恢復春秋霸主的地位，而不是恢復周天子的權威，建立的秩序是在周王室名義扶持下的霸主統治。

孟子進一步瞭解諸侯野心，所以教他們如何成為像商湯、周文王一類新的天下共主。他深刻意識到分封制下的農業社會，人口就是最根本的生產力。

於是提出“仁政”思想，透過對上層社會的整頓，出臺對百姓有切身利益的政策，吸引別華人口來投奔本國，強大自身的同時再削弱敵國。此消彼長，國力強盛的同時還有著仁愛的名聲，自然就會被天下人擁護為天下共主。

董仲舒整合後的學說，使用了儒家的整體框架，以其為主體吸納各家學說。法家、道家、名家、陰陽五行家等等，都開始在儒這一面旗幟下共事。儒家是名利雙收，其他諸家是暗地裡得到實惠。

董仲舒給了君主以極大的權利，符合了大一統國家的需求；同時也給了君權以極大的限制，約束了權利的過分膨脹。其主要的精力還是放在對統治者的約束上，因為普天之下再沒有了他國之民，自然也就不用像孟子一樣去極力吸引人口了

所以，董仲舒其實是對諸子百家做了總結，儒是主體，但已經吸納了各家之長，成為了一種與時俱進的思想。

孔、孟與董仲舒的儒學就像法家勢、術、法三派一樣，都是在同一個框架內解決問題的辦法。根本目的相同，只是手段上的差異。

漢武帝之前儒家思想是儒教的平民學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升格為儒教教主，儒家也成為了儒教的新貴族，居於領導地位。

秦始皇之前也有儒教，但被秦始皇“焚書坑儒”強行給滅了，此時的儒教是道家作主，道家屬於貴族祭司階層，他們的助手是平民的儒家。

儒家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就是說人上三人，必有一個道家地位的老師居於核心地位，才能夠保持起碼的團結走到一起。

儒家的理念是“中庸之道”，按照中國的造字特點，實際上就是說儒家獲得了道家的教誨，核心仍然是“道”。

秦始皇的尚父呂不韋首先滅掉了上古儒教的教主周天子（當時是政教合一的國家管理體系），秦始皇又焚燬了儒教的《道經》（相當於西方的《聖經》）、《樂經》（相當於宗教音樂）、《詩經》（相當於宗教讚美詩）、《書經》（相當於宗教歷史書），只有《易經》懂得運用的人少且普通人難以使用得以保全，由於儒教的人心懷不滿，秦始皇又坑殺了懂得應用《道家》、《樂經》、《易經》的道家專業貴族人士，而儒教大量懂得《詩經》、《書經》的儒家人士卻逃過一劫，同時這些書籍因為學問相對低端得以透過背誦保全大部，為儒學思想留下火種。

上古儒教的神，實際上就是部落聯盟的首領，也就是後世的“王”、“帝”、“皇帝”，“王”是神，“帝”是大神，“皇帝”則是大神當中的大神，宇宙主宰的意思，在遠古，“神”就是“大巫”。

上古儒教的道家，實際上就是部落酋長或酋長繼承人群體，由於被覆滅的部落（西周稱諸侯國）越來越多，道家的人物也就越來越多，在遠古，他們被稱之為“巫”。

上古儒教的儒家，實際上協助部落酋長及其繼承人群體開展工作的平民助手，在遠古，他們被稱之為“祝”，他們的工作性質主要就是“溝通天地”，溝通部落聯盟首領及部落酋長的“天”與普通華人及平民的“地”，跟西方吃飯前稱頌“感謝主，賜我食”有差不多的意味，儒家就是專門引導老百姓形成類似信仰的群體，按照西方的叫法，可以叫傳教士，但中國有區別，由於政教合一的關係，儒家人物選擇了當“官”。

秦始皇“焚書坑儒”後，法家作為道家的旁支取得了國家領導權，這時他們不再“君權神授”做帝王的“老師”了，而是“神權君授”做了帝王的“官”，儒家人物只得退變為“吏”。

法家這就是相當於作為老師和上級，奪取了助手及下屬儒家的飯碗，所以儒家後來翻了身，絕口不提法家屬於道家的話，而是生生創造了“法家”這個詞語，並使用至今。

到漢武帝時期，由於儒家的鼓動，也由於帝王控制道家勢力的客觀需要，不論道家正統，還是道家旁支法家，一股腦被從國家的朝堂趕下神壇，走入民間成為道教。

此時的儒家祖師爺孔子被封為至聖先師，儒教教主，儒家也搖身一變，成為國家的新貴族。

以前的儒學，很多都保留有革命的內容，而漢武帝之後，由於既有體系能夠給儒家以好處，儒學則以保衛皇權為己任，儒家也基本成為了舊有規則的“衛道士”。

西漢以前的儒學和董仲舒以後的儒學之爭，在當時主要體現在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之爭。

古文經學主要指的是秦始皇統一以前的儒家經典經書，因為秦始皇當時的“焚書令”導致民間的藏書遲遲未能面世，而官方留存的那些書籍又在項羽進城以後，咸陽大火燒了個乾淨。所以，在漢初所開始流行的才是今文經學。

原來，在當時，雖然秦始皇下了“焚書令”，書都“隱藏”起來了，但是學儒家經典的還是大有人在的。（不要被焚書坑儒所矇蔽，“坑儒”只坑了460餘人，而且這些人中大部分也並不是儒生，而是包括方士、術士、儒生等等在內的學諸子百家的書生）雖然這些人在秦朝在的時候不敢發聲，但是漢朝建立以後，便開始逐漸走了出來，使儒家經典能夠口耳相傳的流傳下來。

但是這種今文經學是口耳相傳的，便免不了會出現一些偏差，或主觀或客觀的改變了儒家經典的原貌。正因為這些不同角度的“解讀”後來才更容易被統治階級所採用，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一統”、“守禮儀”等等更利於統治的思想逐漸成為統治者的最愛。

一方面，儒家思想在民間開始有了一定的基礎，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中這些有利於維護中央集權統治的理論可以利用。正是在這種時代的發展潮流下，漢武帝接受了“尊儒術”的建議。

漢武帝劉徹有一個二哥，河間獻王劉德，酷愛儒學，不但好讀書，而且特別重視收集民間藏書。但凡看到一本好書，馬上借過來抄寫一本好的還給人家，然後留下真跡。當然，如果有不願意給的，他就拿金錢財寶之類的作為交換。慢慢地，他的名聲也就傳出去了，一時之間，河間國的藏書，已經可以和漢朝官方收集的書籍相提並論了。

不過，河間王作為一個學術工作者，他更偏好的是學術研究，而不是政治。所以，在他那裡，收集有大量的民間古文經學。其中就有《毛詩》，詩經的一種，當時流傳比較廣的《詩經》版本有《齊詩》、《魯詩》、《韓詩》和《毛詩》四種，唯獨《毛詩》採用的是古文，其餘三種都是口耳相傳下來的今文經學。

後來，河間王聽說了國家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出來了，他本著為國家排憂解難的態度，便興致勃勃地帶著他的收藏去向他的皇帝弟弟“獻寶”去了。

漢武帝看見哥哥來了，也很重視，一共問了三十多個關於儒家經典的問題，河間王都對答如流。後來河間王還留在長安，跟長安的這些儒臣進行學術交流。

受此鼓勵，河間王后來還數次向漢武帝獻書，可是他也慢慢地發現了一個問題，他獻的書更多的都是被“扔”到了倉庫裡，儲存了起來，而並不是真正的發揚光大了。朝廷所要尊崇的是“今文經學”，而不是他所研究的“古文經學”。

也就是說，曾經的儒家經典，在此時，已經遠遠不如口耳相傳下來的儒學了。此時的儒學已經變味兒了。

西漢以前的儒家學說和漢以後的有很大的區別，也是從這個時期儒家思想基本都被曲解和政治化，神話，我們今天瞭解的和西漢以前的可以說差之千里。一，孔子以仁為修養的最高境界，仁人是個人修為的最終目的，他說的仁是從本心裡自然流露出來的直覺和真心。其次是君子，然後是德，有次第的，本意是讓我們活的像個人，不要麻木不仁，不要忍心，審視自己，看清當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像個鮮活的生命。二，孟子主要是貴民，君為輕，這個比孔子更直接。個人修為孟子在仁後加了個義，這個也意義非凡，然後培養個人的浩然之氣，我們今天真缺乏這個。三，董仲舒的，是神化儒學，天人感應，君權神授，讖緯神學，完全違背了孔子和孟子的儒學思想，孔子從不語怪力亂神，孔子的神就是我們祖先。什麼天人感應，算命神學。孟子民貴君輕，怎麼會君權神授，貴民與民同樂才是孟子要的，所以到處去辯論，也是希望君主能還一個真實的社會本質。所以董後期的儒學基本都沿著神化方面做文章，從而讓儒學走上了曲解的路，後人也慢慢看不到真正意義上的儒家思想，宋朱熹也是把佛儒道併為一個什麼理學，王陽明的心學同樣佛儒道分不清，所以清朝才有提倡學習漢以前的儒學，反對當下的儒學。個人理解，希望對你有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