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所謂新的國策，就是調整各階層矛盾的關係，這個關係在一段穩定時期之後，在發展過程中一定會產生新的矛盾。宋仁宗就是面臨這樣一個問題，“慶曆新政”就是試圖解決這一矛盾，但結果失敗了。宋神宗不甘心這個失敗，才有了至今還在熱議的“王安石變法”。隨著這一最後努力的失敗，北宋也走進了尾聲。

所以宋仁宗時期是宋朝最鼎盛的時期，但是內部關係矛盾調整的失敗，就註定了宋朝的衰落已不可避免。

宋仁宗趙禎在位四十二年真正掌握實權的只有三十一年，在位期間為什麼說是由強轉弱有幾下幾點。

第一點自太宗末年以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三冗（冗兵、冗官、冗費）現象不斷加重，官多人多，不幹實事事、機構臃腫常成為社會沉的負擔。在太宗時期的十八萬人，真宗時的四十萬人，到了仁宗增加到八十萬之多。如冗官真宗景德中為七千九百八十五員，至仁宗皇祐元年（1049）增加到一萬七千三百餘員。 由於土地兼併嚴重，這一年的稅收入只有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比上一代皇帝時的收入大大減少，發一發各位官員的工資所剩無幾。這樣慢慢就沒有存錢，國庫的錢就慢慢的變少。

第二點國庫的錢少了就發不下工資了，這讓主管財政的三司頗感困難，不得不多次向皇帝掌管的內庫借錢支用。有時，仁宗下詔不許三司借用，三司只好向民間索取，引起社會的種種矛盾，民怨慢慢的激起。

第三點由於北宋長期的只守內不防外，邊防守禦能力慢慢變弱，西夏日益強大，與宋的矛盾公開透明化，寶元二年（1039）夏王李元昊稱帝，要與宋仁宗平起平坐，宋仁宗大怒加以拒絕，引起夏王的不滿，向宋開戰，三次大戰（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之戰）均以宋軍大敗而告終。由於夏國較小，沒有進一步的攻擊能力，才使夏與宋訂立和約，每年宋要以賜予的形式給夏國銀、絹、茶等二十五萬五千（兩、疋、斤），稱為“歲賜”。 正當宋夏戰爭激烈進行的時候，契丹趁機向宋施加壓力，慶曆二年（1042）遣使至宋，又要索取“關南地”，經過幾番交涉，這年九月，宋仁宗遣富弼出使遼國，答應每年增加歲幣絹十萬匹，銀十萬兩，與契丹再次和好。這次的歲幣定名為“納”，其實與“獻”“貢”無大差別，意在表示宋弱遼強的一種不平等關係。國庫進一步的空虛。

第四點在遼夏進逼之下，宋廷加重了對百姓的剝削，內部矛盾公開爆發，士兵與貧民發動多次起義。如慶曆三年（1043）的京東地區有王倫起義，京西有張海、郭邈山起義。次年有保州（河北保定）士兵暴動。慶曆七年（1047）又有貝州（河北清河）王則的起義，等等。北宋社會這種劇烈的陣痛，不時發作，表明了社會矛盾已到了相當尖銳的程度，逼迫宋仁宗不得不表示要進行改革。雷厲風行的改革最後沒有成功宋朝慢慢的走向衰弱 。

凡事有利皆有弊，從漢武帝開始到民國時期，中國古代朝廷一直都是儒家士大夫在掌握著天下，尤其是宋朝一直文官在壓制武官，文官的地位尤其突出，然而仁宗皇帝又是千古仁君，心腸實在是太好了。總所周知，吏治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在沒有了法律的支撐，所謂“仁”不過是婦人之仁，久而久之，吏治就會越來越腐敗。康熙往年亦是如此，才會有了“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

實際關鍵在於宋朝的“重文輕武”，唐末時期各家勢力瓜分嚴重，而作為厲害的能有一席之地的莫過於守望者一大批軍隊糧倉以及兵馬，宋朝的開國黃帝趙匡胤就是憑藉禁軍統領的威望，從而傭兵自重，不斷擴大。

自己是怎麼發展起來的，自然就會規避缺點，前期來講重文確實帶來不少有利的地方，大宋文人才子眾多，由於武將得不到重用一定意義上分散兵權特別是 “將從中御”“儒臣統兵”，更像是紙上談兵，臨時抱佛腳，一打仗就去結盟，結盟過後，又將大量對金銀、布匹送往盟國，一定意義上給其他國家類似於遼帶來休養生息時間，又幫助人家壯大。

宋仁宗那時候重文輕武已經進入中後期，所以會有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蘇轍、蘇洵這些。但武將卻屈指可數，甚至很難受到重任。特別是對於軍隊裁減、官員任免、百姓賦稅，三冗刻不容緩。宋仁宗選中范仲淹想要實行新政，卻不想其中牽扯太多，遭到大部分官員反對，也就沒能實行下去。

後期問題積攢嚴重，遼國已經不屑於宋朝的進貢，宋朝當時軍隊人數居多，可對於行軍打仗的本領卻是捉襟見肘，有時候甚至一個西夏的小國都可以讓宋朝連連敗退。可以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到宋仁宗這裡起碼有改革心意，但一代接一代，這種意識逐漸弱化，也將宋朝正式推入一個滅亡的階段。

北宋時期，作為一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宋仁宗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把北宋帶到顛峰時期。

宋仁宗趙禎，初名受益。他降生以後，舉宮歡慶。

真宗更是喜悅非常，把兒子視為掌上明珠。真宗三十歲即皇帝位，多年來，東封西祀，屈己睦鄰，期致天下太平。直到晚年，雖未達到天下大治，卻還算政通民安。只是蒼天不佑，他先後出生的五個兒子，相繼夭折。他為此曾憂心似焚，寢食不安。真宗寵愛的後宮劉修儀，在皇后郭氏死後，恃寵專橫，勢動後宮。她覬覦皇后之位，傾身待上，滿心期望能為真宗生一兒子，心安理得地做皇后。怎奈秀而不實，誕育無期，便心生一計，選擇了一直跟在自己身邊的侍兒李氏，作為真宗的“司寢”御侍，讓李氏替自己生兒固位。

李氏是杭州人，出身官宦之家。李氏被選入宮後，分給了劉修儀做侍兒。她莊重寡言，品貌端正，很快為真宗所喜歡。不久，召幸有娠，愈得真宗疼愛。真宗把生育皇子的期望寄託在李氏身上。

不久，李氏臨產，果生一子。真宗心花怒放，親自為兒子取名受益。

受益出生後，劉修儀即將他抱入自己宮中，作為己子，親選乳母加以撫養。受益的生母李氏以劉修儀當時正為真宗寵愛，懾於劉氏的威勢，也不敢多說什麼。不久，劉修儀進位德妃，尋立為皇后。而李氏並沒因為真宗生了兒子而得顯貴，直到大中祥符九年(1016)受益七歲時，才被定為才人。以後即默默無聞的與其他大多數嬪妃一樣，在寂寞的皇宮中，度過了淒涼的一生。晚年病重臨死前，由劉皇后加恩，進位宸妃，死時年僅四十六歲。而受益作為真宗的唯一繼承人，被優待，被寵愛。從其懂事起，他就知道劉皇后是自己的母親。當然，他更對乳母許氏、林氏等有感情，直到他後來做了皇帝，為報答乳母的扶養之恩，對她們先後加封。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真宗命在皇城內元符觀以南，專為受益建造了讀書學習的學宮“資善堂”。受益開始接受正規而嚴格的儒學教育。

受益開始的學習內容，是先念《孝經》，繼續《論語》，兼習書法、詩賦。大概是遺傳了其母李氏性格的緣故，受益稟性敦厚，為人較深沉，喜怒不形於色，又天資聰慧，刻苦好學。初為詩，即自成章，真宗曾親自筆錄受益的詩篇賞賜諸臣，親作《恤黎民歌》等詩篇交受益誦讀。

天禧二年(1018)二月

真宗又採納宰輔向敏中、王欽若等人的建言，以升州(治今南京市)為江寧府，設建康軍，作為受益的封地。同時授受益為建康軍節度使，加官太保，封升王。命直昭文館張士遜、直史館崔遵度為升王府諮議參軍，直史館晏殊為記室參軍。

當時，真宗年事已高，體弱多病。受益雖被封王，卻沒有被明確確定為皇位的繼承人。在朝大臣以國是為憂，但懾於真宗的喜怒無常，無人敢言早立皇儲之事。倒是知梧州陳執中首先發議，他以《演要》三篇上奏真宗，以早定天下根本為說。天禧二年八月，真宗在崇政殿召見宰相向敏中等人，出示陳執中的《演要》，決定立皇太子。八月十五日，真宗下詔，立升王受益為皇太子，賜名禎，增月俸為二千貫。同時任命了張士遜、崔遵度等東宮官吏。九月，又舉行了隆重的皇太子冊封禮，趙禎被正式確立為帝位繼承人，這年，他才九歲。

天禧四年(1020)六月

真宗病重，不能御殿視事。復任宰相寇準力請皇太子監國，以系人望。引起真宗的猜忌，罷寇準相，並欲罷黜皇太子趙禎。最後在宰相李迪的勸諫下，真宗始有所感悟，趙禎的皇太子地位才獲保全。到這年冬天，真宗大概自知快不久於人世了，於是詔命趙禎監國，兩府大臣就資善堂議政處事。不過趙禎當時年僅11歲，自然處理不了國家大事，真宗遂又召見宰臣，諭令皇后劉氏與太子同蒞國政。形式上趙禎位居於外，實際上則由劉皇后居中決斷，開了宋代太后垂簾聽政的先例。

乾興元年(1022)二月

真宗在延慶殿病逝，趙禎奉遺詔即皇帝位，年僅十三歲。趙禎即位後，奉遺詔尊劉皇后為皇太后，楊淑妃為皇太妃，軍國大事則與皇太后一起聽奏處理，實際上，軍政大權已完全掌握在劉太后手中。宰相丁謂等人對劉太后也極盡奉承之能事。第二年正月改元，丁謂為取悅劉太后，議改“天聖”(取“天”字析為二人，二聖人同執政之意)，得太后贊同。丁謂既得劉太后歡心，在朝中也更飛揚跋扈。為了達到固位專權的目的，他進一步排斥異己，把先已被排擠出朝的前相寇準再貶為雷州(今廣東湛江)司戶參軍，前相、知鄆州李迪再謫為衡州(今湖南衡陽)團練副使，必欲置其死地，以防他們重被起用。知青州周起責、知杭州王隨、知海州(今江蘇連雲港)王曙等地方官因激憤而直斥丁謂的專擅，也被目為“寇黨”，先後被貶黜、流放到邊遠州郡。甚至連鎮州都部署曹瑋因被懷疑不聽丁謂調遣，也被解除兵權，謫為容州(今廣西容縣)觀察使。內侍雷允恭更與丁謂內外勾結，日益驕恣，無所憚懼。丁謂的所作所為很快激起朝野的憤慨。當時京城流傳一句話說：“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丁謂)；欲要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此話傳到劉太后的耳中，開始對丁謂有所不滿。不久，王曾借雷允恭擅移真宗陵穴一事，奏明劉太后，說是丁謂與雷允恭相互勾結，包藏禍心，欲為不軌。太后聽後大怒，杖殺雷允恭，貶丁謂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又貶崖州(今海南崖縣)。丁謂所親信的參知政事任中正、刑部尚書林特等人，也先後被貶。王曾被擢與馮拯為相，權知開封府呂夷簡、龍圖閣直學士魯宗道被擢為參知政事，任副相。趙禎也改為每逢三、五與太后一起御承明殿聽政。

對當時朝廷中發生的變動，年幼的趙禎既不過問，也無興趣，除了陪太后例定的坐朝聽政外，仍專心於練他的書法，致使他後來的飛白書，體勢遒勁，頗有功力，在宋代皇帝中，勘稱首屬。劉太后雖然擅權，卻比較注重趙禎的文化學習，規定在不聽政的日子裡，由近臣入宮為趙禎講讀經史。王曾也很關心年幼皇帝的成長，奏明太后，擇名儒孫、馮元為翰林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為趙禎進講儒家典籍。

劉太后雖然專權，但在宰相王曾等人的盡心匡翼下，政局倒也相安無事。劉太后曾問參知政事魯宗道：“唐武后是什麼樣的人?”魯宗道正色回答說：“武氏幽斃嗣主，擅改國號，幾危社稷，是唐朝罪人。”太后聽後默然無語。最初御殿處政，太后欲穿帝服，參知政事夏竦上疏力諫，乃止。劉太后曾為自己專門製造了名為“大安輦”的轎輿，親定出入儀仗人員八百人。有一回與趙禎同往慈孝寺燒香，要大安輦排在趙禎的鑾駕之前，為大臣們所反對，只好作罷。因此，劉太后的納諫和任賢黜邪、抑制皇親國戚，為時人稱道。後人也評價她為“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

隨著日月的流逝，年齡的增長，趙禎逐漸成熟，處事有了自己的主見和思想。從乾興元年(1022)起，他開始練習處理政事。開始逐漸擺脫太后的約束和管制。十五歲時，由太后作主，為他立前勳戚郭崇的孫女郭氏為皇后，他十分不滿。因他此時正熱戀著與郭氏一起入宮的張才人。他以疏遠郭氏，進張氏為才人，又進為美人的辦法，來表示對太后專擅的不平。尤其是劉太后掌權既久，百官群臣懾於太后的獨斷，多不敢言朝政得失，言路閉塞。趙禎借唐代設匭函的故事，與參知政事共商，稟明太后，特詔設定了理檢使，由御史中丞兼任，職掌上訴朝廷的冤枉之獄及有關諫奏朝政得失的上書。明道元年(1032)，又詔設定諫院，知院官規定由皇帝親自任命差遣。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用不當、三省至各官署事有違失等，都可以上書諫正。

劉太后對趙禎的變化也有所察覺。她命侍臣加強對趙禎“孝養”的教導，讓人選錄了儒家經典如《孝經》、《論語》中有關孝道敬上的言辭，又親選了唐代謝偃所撰《惟皇誡德賦》以及唐太宗所撰《帝範》等文章，讓趙禎反覆誦讀，與此同時，朝臣中力請太后撤簾還政的呼聲也越來越多。

天聖七年(1029)

秘閣校理范仲淹上書，請太后撤簾歸政，觸及太后忌諱，被出判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濟蒲州鎮)。次年，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宋綬上書，建議除軍國大事外，餘皆由趙禎獨自處理，又忤太后意，被貶知應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接著再有林獻可、劉渙等人先後上書，力請太后還政，引動劉太后肝火，把他們遠貶嶺南。對發生的這一切，趙禎雖沒有明確表示，但心中更增加了對太后專擅的不滿。兩宮間的矛盾日漸加劇，但卻很快隨著太后的去世不解自消。

〖HTH〗明道二年(1033)三月〖HT〗〓劉太后病卒，趙禎結束了他的兒皇帝生活，獨立主政。

劉太后死後，由參知政事晏殊奉命撰太后志文，寫了“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一語，使趙禎看後大惑不解，認為晏殊疏忽至極，自己明明是太后的兒子，怎說“無子”呢!即欲詔罪晏殊。這時，閉門謝客十餘年的荊王元儼進見趙禎，始把趙禎生母李氏的前前後後講了出來，而李氏已在前一年二月病逝。當時，劉太后要按照一般宮人禮儀悄悄將李氏埋葬，宰相呂夷簡進宮力爭，才許為李氏穿後服、用水銀棺、按一品禮，把李氏權殯於洪福院。趙禎聞聽生母本末，慟哭不已。下詔追尊其母為皇太后，追諡莊懿，親到洪福院祭告，改易梓宮，重新治喪，把李氏陪葬於真宗永定陵。朝中一些人為速求進用，這時紛紛上書，指斥劉太后垂簾聽政。一時人言紛紜，流語佈道。被太后貶黜、又被趙禎首先召回任為右司諫的范仲淹對此上書勸諫說：“太后受遺先命，保陛下十餘年，應該掩其小過而全其大德。”趙禎以范仲淹之言為是，詔告群臣，對太后垂簾時的政事，從此以後都不要再妄加評議。宰相呂夷簡在趙禎親政後，也手疏條陳八政，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辯佞妄，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為趙禎所採納。然後大規模地進行人事調整，首先罷黜內侍羅崇勳等人，接著把被劉太后所親信的人如樞密使張耆、樞密副使夏竦和範雍、參知政事陳堯佐和晏殊等人，全都貶為外官。宰相呂夷簡雖力助趙禎，也因被懷疑曾阿附太后，罷相，貶出判陳州。重新起用張士遜、李迪為相，任用翰林侍讀學士王隨、權三司使李諮共參國政。因勸太后撤簾歸政而被貶的宋綬、孫祖德等人，也先後被擢重用。

趙禎對由劉太后作主，為他立郭皇后一事，始終耿耿於懷。趙禎親政前，畏於太后的管教，不敢多親近女色。但太后死後，便無所顧忌，開始放縱色慾。他仍極力疏遠郭皇后，寵愛迷戀後宮尚氏、楊氏等人。為此，郭皇后心懷憤懣，有一次當著趙禎的面，竟與尚氏打罵起來。趙禎袒護尚氏，捱了郭皇后一巴掌。趙禎不禁大怒，立即要廢郭後。右司諫范仲淹上疏奏諫，以為郭皇后無大過，不可輕易廢立。宰相呂夷簡卻因與郭後有隙(呂夷簡前罷相即是郭皇后首先提出的)，支援趙禎，故趙禎最後還是以郭後無子為藉口，廢郭氏為尼，幽居長寧宮。范仲淹也因諫被貶為外官。

郭後既廢，趙禎專寵尚氏、楊氏等人，酒色度日，鐘鼓絃樂之聲，晝夜不斷，聞於宮外，政事漸疏。百官群臣以國是為憂，紛紛上書，要求整肅後宮，楊太后也親勸趙禎。迫不得已，趙禎令尚氏、楊氏等出宮。一個月後，趙禎病癒，又寵幸壽州茶商陳氏女，並要立之為後，為呂夷簡、宋綬極諫而罷。後宮空虛，趙禎復思郭氏，派內侍閻文應去把她接回，遭到郭氏拒絕。趙禎慍惱，把閻文應斥責一頓，說他辦事不力。閻文應本與郭氏有隙，被責罵後遷怒於郭氏，尋以郭氏有病，他奉趙禎之命賜藥之機，將郭氏毒死。聞郭氏暴卒，趙禎憫悼不已，命以大禮斂葬，把閻文應貶死嶺南。景元年(1034)九月，詔立剛剛入宮的前勳臣曹彬的孫女曹氏為皇后，後宮之爭暫時平息。

不料“內憂”剛平，“外患”踵至。這時，宋朝的西鄰党項政權迅速發展起來。党項首領、宋封西平王德明死後，其子元昊繼位，開始謀求擺脫宋朝的控制。對內，推行党項傳統的禿髮方式，禁用漢人風俗結髮；廢除唐宋兩朝所賜李、趙姓氏，改用党項姓“嵬名”；廢用宋朝年號紀年，自立年號；升興州為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市)，擴建宮城殿宇。對外，連續向吐蕃、回鶻等族用兵，領土擴至“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佔有銀、夏等十餘州在內的廣大區域。景五年(1038)十月，元昊正式稱帝，建國號大夏，改年號“天授禮法延祚”，設官立職，創制文字、禮儀制度等，完成了建立西夏國的事業，成為宋朝西鄰的強大競爭對手。

元昊已開始派兵入侵宋朝邊地，並把數十萬軍隊佈置在宋夏邊界，使趙禎感到是一個威脅，元昊的稱帝，更使他震驚。遂急忙作部署，重新起用前相王曾(時判河南府)為樞密使，專典軍政。詔令陝西、河東整飭邊備，任命知延州範雍、知永興軍夏竦為西面最高軍事長官，並斷絕與西夏的互市和榷場貿易。

寶元二年(1039)四月

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認夏國，冊封帝號，打探宋朝動靜。趙禎與諸朝中大臣久議不決，直到六月，才決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備兵對夏征討。十一月，元昊卻先發制人，率兵入侵保安軍(今陝西志丹縣)，分兵三萬圍攻承平寨(今陝西延安西北)，並聲言攻延州(今陝西延安)。延州是宋朝西部的邊防重鎮，阻擋夏軍出入之衝。但宋朝在此地的防守卻很薄弱，既無重兵，又無宿將。元昊為了出其不意，攻之不備，派人來宋，表示願改過歸命，與宋講和。趙禎信以為真，厚賞夏使，不再認真備戰。次年二月，元昊親率十餘萬大軍大舉侵宋，仍首攻保安軍。因宋方鬆懈不備，措手不及，使擁兵十萬、號稱“鐵壁相公”的宋將李士彬不敵夏軍的猛烈攻勢，戰敗被擒。夏軍乘勝攻陷安遠、塞門、永平等塞堡，直抵延州城下。延州守將範雍見夏軍兵臨城下，恐懼異常，急忙檄令屯駐於慶州(今甘肅慶陽)的宋軍救援。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西河口)一帶，宋軍與夏軍決戰。鏖戰中，宋將黃德畏敵遁逃，宋軍陣腳大亂，一潰而不可止。宋將劉平等人被擒。時值天降大雪，夏軍撤退，延州城才賴以儲存。

延州之戰，宋軍損失嚴重，關輔震動。趙禎憂心忡忡，召諸臣商議對策。參知政事宋庠，以陝西形勢危急，建議重兵把守潼關，確保京城。知諫院富弼反對這一棄陝西於不顧、消極防守的主張，但趙禎還是採納了宋庠的意見。元昊卻趁機繼續對延州以北的廣大地區發動攻掠，各寨堡相繼被攻破。不得已，趙禎起用主戰的韓琦為陝西方面的統帥。韓琦又舉薦了范仲淹。范仲淹奉命知延州，率兵攻打西夏，才得以收復失地。

康定元年(1040)九月

元昊在延州遭到挫折後，轉兵攻打秦風路，在三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與宋軍交戰。雙方激戰三日，宋軍損失五千餘人，宋將楊保吉戰死。面對西夏的強硬攻勢，趙禎再派翰林學士晁宗愨去陝西，與夏竦、韓琦、范仲淹等人商議進討攻守之策。有人主和，有人主戰，久爭不決。正當趙禎君臣進兵之議未決之時，元昊卻再次傾兵入侵，以主力攻打涇原一路。韓琦急忙部署抵抗，命宋將任福領兵拒敵。慶曆元年(1041)二月十一日，宋夏雙方戰於張家堡(今寧夏隆德縣境)，戰至傍晚，宋軍收兵屯駐於好水川，(今隆德縣東二里)。次日，夏軍丟棄羊馬橐駝，佯作北撤。任福不知是敵誘兵之計，領兵猛追，直至六盤山下(今隆德與固原交界處)。夏軍伏兵四起，圍攻宋軍。任福自知中計，退兵已晚，揮軍與戰。怎奈宋軍人馬三日乏食，疲憊不堪，抵不住夏軍的強大攻勢，宋軍大敗，任福等將領陣亡。好水川之戰導致了宋夏交戰以來最大的一次慘敗。趙禎以韓琦指揮有誤，罷其陝西經略安撫使之職，貶知秦州(今甘肅天水)。以范仲淹擁兵不進，貶知耀州(今陝西耀縣)。其餘陝西方面的將帥也逐一貶降。元昊則乘好水川之勝，舉兵攻打麟州(今陝西神木以北)。麟州依山建城，頗為險固，夏軍攻之不克，轉攻豐州(今陝西府谷西北)。這年八月，豐州陷落，知州王餘慶等戰死。元昊復派騎兵圍攻麟州、府州(今陝西府谷)。兩州守將嬰城自守，堅壁不出，但很快斷糧缺水，到了黃金一兩、易水一杯的境地。朝廷中有人主張放棄麟州，而趙

禎以麟州為河東地區的戰略橋頭堡，決不能放棄，命鹿阝延都鈴轄張亢、知幷州楊偕先後率軍救援麟、府，宋軍在琉璃堡(今陝西府谷西北)敗夏軍，元昊西退。

宋軍稍獲勝利，趙禎以為元昊懼宋，又派人潛入西夏，挑動西夏自相殘殺，希求坐獲漁人之利。此舉使元昊惱怒非常，於慶曆二年九月，又一次大規模出兵侵宋。趙禎命鎮戎軍守將葛懷敏率軍抵禦，在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被夏軍圍攻，部伍相失，陣亂潰敗，死傷兵士九千四百餘人，損失戰馬六百餘匹。夏軍乘勝直驅渭州(今甘肅平涼)，幅員數百里，廬舍焚蕩，居民遭擄。

經定川一戰，夏軍聲勢日振，宋軍益衰，趙禎不得不謀求與夏議和，密詔知延州寵籍諭意元昊，說西夏只要息戰稱臣，其帝號、國號儘可保留。頻年的征戰，元昊雖屢屢獲勝，但國力消耗也很大，軍士死亡、創傷過半，境內又發生鼠疫旱災，處境亦日益困難，便答應議和，可但堅不稱臣。幾經往來，趙禎退讓，欲答應其條件議和。樞密副使韓琦、范仲淹等力爭元昊不稱臣，不可與和。諫官歐陽修也力諫不可負辱而和。趙禎猶豫未決。直到慶曆四年(1044)，元昊迫於遼朝的進攻，急於和宋抗遼，始答應稱臣，同時提出鉅額“歲賜”。趙禎滿足於西夏稱臣，連忙回書元昊說：“俯閱來誓，一皆如約。”答應了元昊的求和條件。這年十月，宋夏和約達成，夏對宋保持名義上稱臣，宋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每年“賜”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另加節日“賞賜”。

在宋夏膠著困戰的同時，北方契丹政權也對宋朝虎視眈眈，抱有覬覦之心。趙禎親政後，曾採納知成德軍劉平的建議，密敕河北沿邊復建水田、廣植樹木，以備遼騎突入。景元年(1034)，契丹以祭天為名，在宋遼邊境屯結軍隊，作出兵侵宋的準備。趙禎聞報，命河北整飭軍備，調伕役修治河北沿邊城池、關河壕塹。慶曆二年(1042)初，契丹大軍壓境，派人面見趙禎，質問宋朝出兵伐夏和增修邊防，要挾宋朝把後周時收復的瓦橋關以南的十縣之地割讓於契丹。趙禎派右正言富弼出使契丹，提出或和親或增“歲幣”議和。幾經交涉，契丹方面答應不割地，只增納歲幣重訂和好。富弼力爭不可言“納”，契丹方面則堅持或稱獻，或稱貢，或稱納。趙禎最後屈從契丹之意，許稱“納”字而和。這年十月，雙方締結和約，宋朝以後每年增納契丹銀絹二十萬兩匹。契丹竟趁宋朝困於西夏之際，不費一兵一卒，憑空取得了鉅額貢納，這對宋朝來說，無異又一次“澶淵之盟”。

與契丹議和之後，趙禎欲擢富弼為翰林學士。富弼以增歲幣與敵和為恥，卒不受遷擢，他向趙禎上書說：“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趙禎竟不以“國恥”為恥，反覺得北盟契丹，西和党項，大功告成，沉浸在所謂“勝利”之中。朝中一些有識之士，卻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所面臨的日益嚴重的政治危機，他們圖謀改革、富民強國的呼聲越來越高。在這種形勢下，出現了震動一時的“慶曆新政”。其中的突出人物就是范仲淹。

趙禎親政後，擢范仲淹任諫職。當時范仲淹就上疏，力請裁抑冗濫，提倡節儉，主張變法圖強。趙禎欣賞范仲淹的為人和膽識，又遷任他為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景三年，范仲淹針對呂夷簡任人唯親的作法，上書論用人之道，條上《百官圖》，為呂夷簡所忌恨。繼之，趙禎畏懼契丹南侵，要修建陪都，以備緩急所用。范仲淹因上疏論洛陽為帝王之都，負關、河之固，可漸廣儲蓄、修繕宮室，據險固以守中原。趙禎以此詢問呂夷簡，呂夷簡回答說：“范仲淹迂闊，務名無實。”范仲淹聞說，覆上疏力辯，反被呂夷簡指斥為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特別是“朋黨”一說，為趙禎之大忌，又不辨黑白，將范仲淹貶知饒州(今江西波陽縣)。

呂夷簡的專橫，趙禎的顢頇，引起眾臣的不滿，紛紛上書趙禎，為范仲淹鳴不平、作辯護，更使趙禎相信呂夷簡的“朋黨”之說。集賢校理餘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等人均因此獲貶。趙禎還採納阿附呂夷簡的御史範鎮的建議，把指為范仲淹朋黨的名單榜列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這樣一來，朝野為之咋舌，無人敢議朝政。身居亞相之職的王曾，對呂夷簡的擅權專橫越來越不滿，兩人論政日益不合。當時朝野多傳呂夷簡納賂市恩，王曾以此密奏趙禎。趙禎召呂夷簡詰問，並讓王曾與之對質。呂夷簡極力託辭開脫，王曾再不能剋制，當著趙禎的面與呂夷簡爭吵起來。一怒之下，趙禎把王曾和呂夷簡同罷相職，貶為外官。參知政事宋綬和蔡齊也被認為各自黨附呂、王，同時俱貶。趙禎任命知樞密院事王隨、知鄭州陳堯佐同為相職，同知樞密院事韓億、龍圖閣學士石中立、吏部侍郎程琳併為參知政事，共參國政。

豈不料趙禎此次人事大變動，擢任失當，用非所才。王、陳、韓、石、程之間矛盾重重，互相傾

奪，凡有政事，多爭議不決。王隨上任幾個月，便以病告假，陳堯佐年事已高，事多不舉。當時朝野把宋朝政府稱為“養病坊”。右司諫韓琦上疏趙禎，極論王隨等執政大臣平庸無能，不足以當國政。趙禎於是再把王、陳、韓、石等俱罷，第二次起用張士遜為相，以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平章事，為次相，權知開封府李若谷、同知樞密院事王錡為參知政事，並同時重申朋黨之禁。這時正值西夏頻繁進攻宋境，張士遜居相位不久，即被諫官彈劾庸碌無為，不能為國消除外侮。在此後一次上朝中，張士遜又因馬驚墜地受傷，便乞求致仕。在無可奈何之下，趙禎第三次起用呂夷簡為相。呂夷簡復居相職，大權在握，更加專決。同列論事不敢持反對意見，只能唯唯諾諾簽名畫押而已。慶曆二年(1042)年底，呂夷簡因病罷相，趙禎再相章得象和晏殊。頻繁的上層人事變動，加劇了原有矛盾的發展。嚴酷的現實使趙禎也隱約地感到了統治危機，開始有意更張政事，革除弊端。他想到了主張變法革新的范仲淹、歐陽修、餘靖等人。於是慶曆三年(1043年)三月，增加諫官人額，選拔素負眾望的集賢校理歐陽修、餘靖以及職方員外郎王素等人，供職諫院。四月，又擢任長期被貶外官的范仲淹、韓琦為樞密副使。七月，復遷范仲淹參知政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富弼為樞密副使。親賜范仲淹等人手詔，讓他們條奏當世急務，並詔諭各地守臣，凡民間疾苦，有利國家之事，務公心諮訪奏聞。九月三日，還在天章閣召見范仲淹、富弼諸臣，賜坐和筆札，令他們疏奏革新政事。

范仲淹隨即上了《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奏疏，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一曰明黜陟。改變文官

三年一遷的磨勘法，功高才大的人可破格任用，老弱愚昧之人可另行安排，有過失甚至有罪

之人按情節輕重加以處分。二曰抑僥亻幸。改變貴族官員子弟“恩蔭”做官的舊法，嚴加限制此類人物的入仕額，以減冗濫。三曰精貢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著重策論和經學。同時大力發展學校教育。四曰擇官長。嚴加選擇轉運使、提點刑獄及各州縣地方長官，任用其才。五曰均公田。各級官員按等級高低給以多少不等的職田，用以養廉。嚴懲貪汙。六曰厚農桑。每年秋天，提倡各地開河渠、修陂塘，築堤堰，發展農業生產。七曰修武備。京師召募禁兵五萬人，以捍衛朝廷。八曰減徭役。裁併州縣建置，使地方徭役負擔相對減輕。九曰覃恩信。朝廷每有敕令，各地必須認真執行。

十曰重命令。各地法令、政策，由朝廷統一，嚴禁各行其是。與范仲淹上書的同時，富弼、歐陽修、餘靖、韓琦等人也相繼提出一些改革建議。趙禎一一採納，然後頒發詔令，推行這些主張和建議，號稱“新政”。

九月二十二日，趙禎採納富弼嚴明法制的建議，命史館檢討王洙、集賢校理餘靖、歐陽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諸司所行可用的條例文字彙編成冊，以為法典綱紀。最後成書《祖宗故實》二十卷。

十月十二日，採納范仲淹、富弼通選轉運使的建議，首批任命以工部郎中張之、知諫院王素等精幹廉明的官員為河北、淮南諸路都轉運按察使。又復置諸路轉運判官。在這之前，趙禎還採納歐陽修設立按察之法的建議，明令各路轉運使副交兼按察使副，負責巡察各路官員賢愚善惡，督察吏政。十月二十八日，詔令實行范仲淹所提“明黜陟”的主張，更定磨勘法。十一月二十三日，詔令實行范仲淹所提“抑僥亻幸”的主張，更定蔭子法。十一月二十八日，頒行范仲淹提出“均公田”的主張，限定職田。慶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頒行范仲淹提出的“精貢舉”、“興學校”的主張，令州縣皆立學，興辦太學、醫學，實行科舉新法。五月，採納范仲淹“減徭役”的主張，詔令並省河南府潁陽等縣為鎮。

但是，新政的實施從開始之日起，就遇到朝廷中保守勢力的反對。還在諫官王素、歐陽修等人上疏建議改革弊政之時，翰林學士蘇紳就指斥他們是“虛譁潰亂”、“謀而僭上者”。當時因趙禎正欲重用歐、範等人，力行新政，便罷黜蘇紳為外官。採納范仲淹“修武備”的建議，趙禎曾令設武學，又令翰林院、史館共同編修兵書，引起一些人的非議。武學僅立學三個月，就又廢置。大理寺丞郭諮等人創立千步方田法，以均田賦。趙禎採納這個做法，派郭諮等人再行試點推廣，遭到抵制和反對，推廣工作受阻。尤其是反對派為抵制新法的實施，借趙禎最忌諱、幾次下令申禁的“朋黨”一事，掀起波瀾。“汗臭漢”。同時，“新政”也觸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如實行“明黜陟”、“抑僥亻幸”便使一大批貪官汙吏和高官貴勳的利益受到損害，致其首先發難，毀謗新政，且愈演愈烈。加之朝中“朋黨”之論更如雷灌耳，使趙禎對新政由疑慮進而為動搖。而這時京東地區又發生了以王倫為首的兵變起義，陝西地區發生了以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還有不少地方發生蝗旱之災，趙禎都與實施新政聯絡起來，更失去了推行新政的信心，最後竟決意犧牲革新派，妥協反對派。

慶曆四年(1044)六月

趙禎以陝西備邊為藉口，命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八月，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以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按察吏。九月，先前任命的各路轉運按察使張之等人也先後被撤職、貶官、罷黜。宰相晏殊罷知潁州(今安徽阜陽)。十月，諫官餘靖改判國子監。慶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再被貶知頒州(今陝西彬縣)，富弼貶知鄆州(今山東東平)。晏殊罷相後，樞密使杜衍被擢為相，上任僅四個月，就被人指斥為“黨顧範富”，也被貶知兗州。三月，樞密副使韓琦上疏為富弼辯護，不料自己卻被貶知揚州。四月，章得象也罷相，出判陳州(今河南淮陽)。歐陽修上書為范仲淹辯誣，貶知滁州(今安徽滁縣)。各項實施著的新政，趙禎也先後下詔罷行。范仲淹提出的新政，前後僅一年左右，便因守舊官僚的反對、趙禎的動搖而失敗。皇四年(1052)五月，範仲

淹在由青州改官穎州的途中病卒，詔贈兵部尚書，諡曰文政，趙禎還親書其碑額“褒賢之碑”。

“慶曆新政”似曇花一現，趙禎勵志圖強的信念也旋踵即逝。宋王朝仍沿著老路子繼續走下去。

趙禎雖深明“朝廷得失在任人，得人則政治，失人則政墮”的道理，卻不能用於實際。

正當趙禎為朝廷內部矛盾所困擾的時候，又傳來使他更為震驚的訊息：慶曆七年(1047)十一月二十八日，貝州(今河北清河)宣毅軍發生了王則領導的起義。王則本是涿州(今河北涿縣)人，逃荒到了貝州，自賣給地主家放羊，後應募參軍，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州一帶歷來有彌勒教秘密流行，民間盛傳“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王則入教，利用彌勒佛的傳說，宣傳變革世道，組織起義。他離家來貝州時，他的母親曾在其背刺有一個“福”字為記，眾信徒便推他為教首，成為起義的領導人。王則以州吏張巒、卜吉為謀士，先後聯絡了德州、齊州等地的駐軍和群眾。起義發動以後，王則率領起義士兵開啟兵庫，奪得了武器，攻下監獄，釋放囚犯，佔領了貝州城。王則自稱東平郡王，建國號安陽，改元得聖，以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起義士兵和群眾都在臉上刺上了“義軍破趙得勝”的字樣，表示他們推翻宋朝統治的決心。趙禎聞變以後，遂急令兩府大臣選擇將領，調集各道禁軍兵馬連夜趕赴貝州。詔河北各州縣皆作守備，預防起義的擴大。又委派權知開封府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主持鎮壓起義。宋軍在貝州城下遭到起義軍的頑強抵抗，損兵折將。趙禎又派宦官攜帶敕榜招安義軍，也為王則拒絕。慶曆八年(1048)正月初，趙禎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為副，打緊攻打貝州城。文彥博採納軍校劉遵的建議，以大軍急攻北城，乘義軍不備，在南城牆下，挖鑿地道，選精銳士卒潛入城內，打開了城門，宋大軍紛湧入城。王則先用火牛衝擊宋軍，欲乘機突圍，怎奈寡不敵眾，突圍中大部義軍戰死，王則、張巒、吉卜被俘，押解京城被殺，堅持了兩個多月的起義失敗。趙禎下令州郡大索“妖黨”，被逮者不可勝數。

驚恐之餘，趙禎大興獄事。皇城司和入內內侍省的官員人等，以失職罪多遭貶謫。後閣侍女和宦官中被懷疑與顏秀之變有聯絡的，也一一被處死。仍不放心，每到夜晚就心悸的趙禎又命人把宮中臨近屋簷的大樹統統伐倒，重新繕治牆垣，整修門關。前宮後殿也令養起了狗。

統治腐敗，民不聊生。天災人禍致使數以萬計的人民流離失所。流民盈道，哀鴻遍野，沿途屍骨可見。當時京東尤為嚴重，知青州富弼曾命人把流民經過所拋下的屍體埋葬，建起了一個個大墳墓，稱為“叢冢”。本來已經很尖銳的階級矛盾再趨激化，生存的饑民多鋌而走險，發動武裝反抗，致各地“盜賊”蜂起，迫使趙禎不得不從京師抽調禁軍十指揮，移駐京東地區，加強對起義軍的鎮壓。南方地區，在皇初年便發生了廣西儂智高領導的少數民族起義，最後派了樞密使狄青率軍南下，到皇五年(1053)年底，才把起義鎮壓。

政荒民敝，使趙禎已感困憂不堪，而更令他心焦的則還是他的皇位繼承人。從十五歲，劉太后就為趙禎立皇后郭氏，又選美女充盈後宮，可是此後十幾年中，無一嬪妃為他生出皇子。為此趙禎曾設赤帝像於宮中，日祈夜禱，以求皇嗣，直到景祐四年(1037)，後宮俞美人始生子，卻不育。寶元二年(1039)，苗美人又為他生子，滿朝喜悅，趙禎親為兒子起名昕，封爵加官，不料趙昕只活了一年半便夭折。慶曆元年(1041)。朱才人再為趙禎生子，賜名曦，封鄂王，但是也不到三歲即夭亡。皇嗣成為當時朝廷內外最關注的大事之一，因而此後就發生了有人冒充皇子的事件。後冒充者雖然被處死，但更加重了仁宗的心事。

與此同時，朝臣百官中，請趙禎早立皇嗣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皇末年，太常博士張述即先後七次上書，請早立繼嗣。嘉初年，宰相文彥博、劉沆、富弼等人亦以此為勸，趙禎含糊答應，尋因其患病而中輟。待趙禎病情好轉以後，翰林學士歐陽修又以立皇儲為言，疏凡几上，皆留中不出。隨後知制誥吳奎、殿中侍御史呂景初、趙扌卞、知諫院範鎮、幷州通判司馬光等也先後上書，竟忤趙禎之意，趙扌卞和範鎮被罷免諫職，一出知睦州，一充集賢殿修撰。

嘉祐六年(1061)閏八月

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復以早定繼嗣為國家至大至急之務陳言，繼之面見趙禎力請。聞聽司馬光所言，趙禎沉思不語：幾年來群臣百官密請建儲的奏疏接連不斷地送進宮來，不能不慎重對待了。這才問司馬光道：“卿所言是不是讓朕選宗室為嗣?”司馬光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臣言此自認為該死，但還望陛下虛懷聽納。”趙禎裝作漫不經心地說：“這沒有什麼，這樣的事古來就有。”九月，司馬光、殿中侍御史裡行陳洙、知江州呂誨等人再連章固請，乞選宗室之賢立以為後。已入“知天命”之年的趙禎，大概覺得“天命”不可違，自己生子繼嗣已完全無望，這才召見宰相韓琦等人，並宣示司馬光、呂誨等人的奏疏，說：“立嗣之事，朕已有意多時了，只是一直未得其人。”然後環顧左右問道：“究竟誰可為嗣?”韓琦上前奏道：“此事非臣等敢私議，還請陛下自擇。”趙禎這才緩緩地說：“朕在宮中嘗養二子，小的雖純不慧，就立大的吧!”韓琦請趙禎指名。趙禎說：“就是宗實。”立嗣之議遂定。

宗實是太宗的孫子趙允讓的第十三子，還在景初年，保慶皇太后楊氏見趙禎體質贏弱，恐他無嗣，便密啟趙禎，取年方四歲的宗實入後宮撫養，至時已近三十歲了。嘉七年(1062)八月，趙禎詔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宋英宗)。

嘉祐七年十二月

趙禎以皇子既立，困擾多年的又一心頭之事總算放下，心情稍得寬慰。十二月二十三日，召輔臣近侍、臺諫百官、皇子宗室等，遊幸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等，並即興揮毫為書，分賜從臣。趙禎自幼習書，精通書學，凡宮殿門觀，多飛白題榜。當朝大臣卒後碑額賜篆，即始於趙禎。二十七日，趙禎又再召群臣於天章閣，然後大宴群玉殿，他顯得異常亢奮，對眾臣說：“如今天下太平無事，朕欲與眾卿共享今日之樂，一醉方休。”眾臣盡情飲宴，至暮而罷。

殊不料樂極生悲。轉過年頭，趙禎舊病復發。御醫宋安道等人盡心診治，終未見效，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晚，趙禎病患加劇，忽急起索藥，並召皇后。等曹皇后等人趕到，趙禎已不能說話，僅用手指了指心窩。隨之醫官入宮，診脈、投藥、灼艾，已無濟於事。至夜，趙禎崩於福寧殿，終年五十四歲。十月，葬永昭陵(在今河南鞏縣境)，諡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