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半農在新文化運動之前並無太大的影響，而在新文化運動中卻成了一位令人矚目的人物。魯迅甚至給了他非常高的評價，稱他“很打了幾次大仗”，是一位“戰士”，還稱他是一位“驍將”。

劉半農從上海黃浦灘邊的一個小文士，一下子就走進了北京大學的講堂。這個變化，是誰“導演”出來的呢？人們總是在想，在當時有名望的人群當中，只有北大校長蔡元培有這個能力，因為他能慧眼識珠，不在乎什麼學歷，什麼出身，只要有才就行。劉半農就是由蔡元培這樣請來的。

人們實在不能理解，蔡元培是前清的進士，而劉半農根本就沒有入過科場，說不上有師生關係；蔡元培是浙江紹興人，而劉半農是江蘇江陰人，也攀不上同鄉關係；蔡元培大劉半農24歲，更沒有同學之說。此外，能引起蔡元培一點目光的，也許是劉半農譯過許多的外國文學的作品。可是，這些外國文學的書，在當時，只不過是供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而已。

那麼，劉半農到底是怎樣走進新文化運動的行列呢？讓我們把幾件破碎的歷史畫面試著連綴起來。

要講劉半農的奮鬥史，必須從頭講起。劉半農出生在長江南岸的一個小城市江陰。家庭生活本就不富裕，高中還沒有畢業，就被迫離開學校，為家庭的吃穿用度而奔波。他只有當小學教師的本錢，一點點的收入，勉強能維持一家的溫飽。他想，若是到上海去，那是個大地方，也許能多掙點錢。他就和弟弟說了，劉天華聽了，高興得真是要跳起來了。他早就想去那個地方，那兒有一個演新劇的團體，叫開明劇社，他們有從外國新買來的洋鼓洋號，好玩極了。從小就喜歡音樂的劉天華，說起它的時候，顯得那麼高興。

1912年的春天，劉氏兄弟身揹著一個行李捲兒，走進了熱鬧的大世界上海，找到了一個僅可棲身的小出租屋住下。第二天一大早，迫不及待的劉天華就要出門。劉天華好像很熟悉上海的街道，一下子就找到了開明劇社的地點。並且每天都去，一連好幾天，天天都不停，他把各種樂器都看了個夠。這可把每天都困在家裡等候訊息的劉半農急得了不得了。第四天晚上，劉天華回來的時候，興沖沖地說：“好訊息！明天你也和我一起去玩吧！”

“玩兒？開玩笑！你不吃飯了？”劉半農生氣了。

“明天你也和我一起去。我給你也找到了一點活幹！”

開明劇社的演員們正忙著排練新劇，可是，導演卻在犯嘀咕，下一次要演出的劇本就捏在手裡，英文的，還沒找到翻譯的人。劉天華知道了，心想：這可是個好機會！連忙湊上前去，要過來說：“我來”，接過劇本以後才說：“我來給你找一個人，一定能弄下來！”

晚上，劉半農攤開劇本一看：題目大約是《好事多磨》，內容上也有些難度。憑自己高中的時候學過那點英文基礎，肯定是有些困難。不過，為了吃飯，為了不用天天往外跑，也為了不用出門去求人，就在家裡，弄上了一兩個月也值得。很快就把劇本交了上去。

謀生成功了。開明劇社使劉半農有了安身之處，衣食無虞。但是未來的生活又在哪裡？

二、伯樂徐傅霖

《好事多磨》劇本交出之後，劉半農不時到劇社來看看，跟劇組的朋友混得都很熟，特別是導演。有一天，導演把他叫到一個人的面前，說了一句：“就是他，給他化上裝吧。”那人看了他一眼，說：“你就是劉半農？”

“是。”

“你懂英文？”

“是。”

從舞臺下來之後，那人拿來兩篇文章，對他說：“你看看，能不能翻譯一下？”“能！”劉半農看也沒看，就插在了兜裡面。第二天，劉半農來到劇社送稿，要找昨天給他畫花臉的人，導演說：“啊，徐卓呆先生！”“誰？誰是徐卓呆？”劉半農愣了一下。“那是個大人物，有名的翻譯家！”過了幾天，劉半農收到了寄來的一份《時事新報》，上面有一篇翻譯的文章《西笑譯叢四則》，正是自己的手筆。劉半農高興地了不得。他寫信給徐卓呆先生，又收到了幾篇文章；他去拜訪了徐先生，又帶回來幾篇文稿。不斷的來往，不斷的翻譯，不斷的刊出。劉半農的人生道路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他不再去寄人籬下，依靠別人打發過日子，他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筆，為自己勾畫未來的藍圖。

1914年，由於徐先生的介紹，劉半農進了正在缺人的中華書局，擔任了翻譯員，每天為上司提供國外有關的文化資訊。由此，劉半農有機會接觸大量的外國的文學作品。他認為好的，有價值的，有新鮮內容的，就隨時翻譯下來，放在手邊，插進抽屜裡，隨時備用。日積月累，倒也有了不少。

1914年初，由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中華小說界》創刊了，還是做編輯的徐卓呆先生，首先想到了劉半農，問他：“可有些作品要發表？”劉半農笑著從抽屜裡拿出一卷子文稿，“有！有！有！”。就這樣，劉半農三個字就出現在《中華小說界》的作者名單裡。有意思的是，《中華小說界》是月刊，一共辦了三年，出了三十六期，而劉半農的小說竟然出現了三十三篇。更為有趣的是，當時中華書局辦有八大雜誌，劉半農的名字在其中的五種雜誌上曾經露過面。劉半農幾年來翻譯的小說印成單行本出版的有五種，其中有四種都被收入到中華書局創辦的大型小說庫《小說彙刊》之中。另外一種《英使覲見乾隆記》也被列為《海外清史叢刊》之一，而後出版。發表了這麼多的小說，出版了這麼多的書，劉半農的名聲越來越大，傳播也越來越廣。上海出版的許多小說雜誌，都向劉半農發出了特別邀請，《小說海》《小說大觀》《小說畫報》《小說時報》《小說名畫大觀》《禮拜六》等小說雜誌上，都能找到劉半農的名字。最後把劉半農擁上高壇的是《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作為主編的劉半農，麾下集中了當時上海有名的翻譯界的傑出人才，如陳蝶仙、包天笑、周瘦鵑、嚴獨鶴、程小青、常覺、天侔等。全書收集了柯南·道爾的四十四篇作品，在當時來看是數量最多的一套書，所以言全集，名固不虛也。此書出版之後，傳播之廣、影響之大，在當時無與比肩。至於遠播後世，幾乎每年都要再版一次，版次最後達到二十多次。一書風行天下，萬人捧讀不輟，給中華書局帶來的滾滾財源且不說，劉半農的名聲也可以說洋溢在上海的知識人的層面上了。

從1912年春天到1915年年末，劉半農在上海打拼了四年。四年的打拼，有辛酸，有艱苦，有成就，有歡樂。四年的時光，把劉半農造就成了一個小有名氣的文士。這首先是劉半農的個人的努力，拼搏，奮鬥，堅持，追求，向上。從客觀環境的不利，到通向坦途，以致獲得成功。但是，千萬不能忘記的是，在他背後有一個人，時時指點他，處處提攜他。這個人就是徐傅霖。徐傅霖名築巖，號卓呆，別號半梅。是留日學生。他在日本留學時，學的是體育。可是歸國以後所從事的卻是文學和戲劇。他從日文翻譯過來許多文學作品，在民初很有些影響。他知道劉半農懂英文，就主動提供一些英國的文章給劉半農，供他練習翻譯之用。他知道劉半農的翻譯水平還可以，就把它放在自己擔任編輯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介紹劉半農進中華書局當翻譯員，並把這些小說在自己當編輯的《中華小說界》上發表。劉半農每前進一步，每提高一步，都有徐卓呆的幫助在內。我們常常說的伯樂，就有這樣的密切的關係和說不盡的作用。

三、陳獨秀的賞識

在高點上，一下子就落下來，有時也可能落到深深的低谷之中。

劉半農就面臨著這種情況：1915年，中華書局因為門面操持過大，內部空虛，一時財政週轉不靈。解決燃眉之急的辦法，只好在員工身上打主意，大家出錢，合力抗債，分擔困難，共渡難關。劉半農的微薄工資，只能養家餬口，實在無力幫忙，只好從容退出。

當年怎樣扛著行李捲兒從家門走出，四年以後，還是照樣，扛著行李捲兒，走回了家門。少了一個人，弟弟天華，跟著開明社到外地演出去了。多了一個人，劉半農結婚了。家庭生活的擔子是更加重了。一家人的生活，都得他來籌劃。他總是用兩個肩膀硬扛著也不行。他得出門去找工作，去掙錢。這一天，他拿著三篇小說去了上海。聽說最近有一份新創刊的《中華新報》，他就進了門去。幾位年輕的編輯王新命（無為）、成舍我、向愷然一下子就認出了，這是位新名人。簡單的寒暄過後，連忙把自己新寫的小說拿出來，請劉半農看一看，幫助修改一下，找個地方發表。劉半農倒是痛快地答應下來。拿回家去後，讀了幾遍，改了一些不順當的地方。三天後，再訪《中華新報》。剛剛坐下，進來了一個客人，大家都上前去，忙著握手，寒暄起來。接著就是“陳先生長”“陳先生短”的說個不停。被晾在一邊的劉半農有些納悶，“這又是哪位大人物，這麼有震撼性？”王新命轉身向半農走過來，介紹說：“陳老師，獨秀先生！”劉半農一聽，“呀！”的一聲，怪不得大家這麼熱情，原來這就是心中景仰已久的大人物，《敬告青年》的作者，現在就在眼前。連忙上去介紹說：“劉半農！”“劉半農！”陳獨秀也想起來了：“你翻譯過幾本英國方面的書？”

“是！”

“你手裡有關於外國方面的文章嗎？”

“現在沒有。手裡有幾篇英國的詩！”

“好好好！你就拿給我看看吧！”

就這樣說定了。回到家裡的劉半農興奮極了，左翻右翻，扯出來好幾篇，順手寫出了《靈霞館筆記》幾個字。

劉半農手裡拿著地址，總算敲開了陳府的門。站在門旁的人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那個人，待說出“半農”兩個字，那人也說出“曼殊”兩個字，這才像久別的老朋友一樣，哈哈地笑了起來。坐在客廳裡談詩，談《哀希臘》，談《馬賽曲》，談《縫衣曲》，半農越談越興奮，好句子總是不斷地從口中流了出來。蘇曼殊則有點心不在焉，沒等半農說到最後，就有點頗不耐煩地打斷了他的話，說：“半農！在這個時候，你還談什麼詩！”劉半農有些茫然。正好這個時候陳獨秀回來了，才衝開了剛才的那個僵持的尷尬局面。

陳獨秀翻了翻半農帶來的詩，只給了一個字的評價：“好！”天南地北的扯了一會兒，話題轉向了《青年》雜誌。“缺錢，缺人，缺地方，最主要的是，缺文章。”望著曼殊離開的背影，陳獨秀頗有感慨地說：“曼殊是不行了！——他無心於此。他還在弄他的那些小說。”劉半農也在思考著，陳獨秀慢慢地說：“你，有時間嗎？”劉半農似乎瞭解了陳獨秀，他一定有什麼心事，也慢慢地說：“可以呀！”陳獨秀站起身來，在客廳裡緩緩地踱步，回過頭來，對劉半農說：“你，能和我，站在一個起點嗎？”半農沒有用理性來回答，只說了一句：“可以呀！”陳獨秀對劉半農的賞識，開啟了劉半農的進步之路。

秋天來臨了。劉半農的《靈霞館筆記》在《新青年》上一期接一期的刊出。

秋天過去了。劉半農遠赴北京，為的是再多掙一份口糧。那是一個鐵路學校。要他教的是，他自己也有點外行的一門新課：應用文。

從中華書局退了下來，劉半農在家裡閒居。身子是閒了，可腦子卻不能閒。他回想著，這幾年都幹過什麼事：東跑西顛，四處奔波。給報館當校對，寫稿；給劇社打雜，寫劇本；寫小說，到處投稿；翻譯外國文學，越積越多。他想通了：他讀，他翻譯，他現在已經走向了研究。那篇《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跋》就是自己用盡了心思寫成的一篇外國文學的論文。直到最近，他完成的《靈霞館筆記》也是一組研究外國文學的系統的論著。除了文學，他的社會經歷十分豐富了。他這幾年讀過的外華人研究中國的書約六十餘種，（《乾隆英使覲見記·序》）他進劇場看過的戲劇也有五六十種，他收集的民歌，他看過的所謂下等的小說就更多了。他創作的新詩更多了：《遊香山記事詩》《相隔一層紙》《學徒苦》等更貼近了下層人民的生活。他寫的小說《歇浦陸沉記》，概括了上海自開埠以來60年間的變化。這些成果，都是在他這幾年不斷地積累，不斷的研究和不斷地思考之中完成的。

1917年初，蔡元培把陳獨秀接到了北京大學。“你給我一個條件：文科學長。我給你一個條件：一間屋子，辦《新青年》”。

陳獨秀和別人不同，白天設計著北京大學的文科：要開的院系門類、課程，要聘任的教授、教師。晚上要寫稿，要編稿，要回答來信，要校對，明天還要跑印刷廠，還要發賣，還要徵求訂戶。他才發現，自己只有一雙手，要是再有一雙手該多好。他想到了胡適，胡適爽快地答應了，可條件是，暑假畢業以後才能來。胡適的《文學革命論》已經發表過了。自己來的時候，是四缺：缺錢、缺地、缺人、缺稿。現在是，有了錢，也有了地。可是人呢，稿呢。《新青年》要一期一期的接著出版，總不能等著作者的文章到了，才能編輯出版。還有誰能和自己再呼應一次呢？陳獨秀從身邊找起。北大的人才倒是不少，可是屬於新派的，卻寥寥無幾。只有一個錢玄同，倒是可為接近的人。他口頭上已經答應了，寫文章還是以後的事。

最近收到了一篇稿，使陳獨秀眼前一亮，《我之文學改良觀》，“呀！好文章！‘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讀到文章的末尾一看：“劉半農”呀！又是老朋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正是在這個時候送上門來，何其難哉！想到了劉半農，那個聰明能幹而又有朝氣的小夥子，那個願意和自己站在同一起跑線的小青年。他寫的《靈霞館筆記》就很好嘛！巧的是，他最近又郵來的這篇文章《我之文學改良觀》。最缺的就是這樣的文章，一定要把他收到自己身邊來。陳獨秀對劉半農的賞識，決定了劉半農今後的大發展。

調劉半農進北京，進《新青年》，既解決了人的問題，又解決了稿的問題，一舉兩得。可是，他住的問題，薪水的問題，也不好解決。總不能漂流在外頭吧。想來想去，想出了一個辦法，如果劉半農是北京大學的人，那就什麼都好辦了：白天是老師，給北京大學的學生上課，晚間是《新青年》的人，幹《新青年》的事。一身二任，兩全其美，什麼都好說了。可是，劉半農連高中畢業文憑都沒有，要他進北京大學，論資歷，論學歷，劉半農都沒有份兒。再說，他來了，讓他教什麼呢？最後，陳獨秀去找蔡元培商量，蔡元培笑了，“文科的事，你學長說了算，我還管得了那麼多嗎？”

劉半農來北京的事，好像問題不大。他來教什麼課，又成了大問題。陳獨秀苦苦地思索著，細心地梳理著腦縫裡的事情細節。這一天，他忽然想起了劉半農曾經到過北京，曾經在一個什麼學校，教過應用文。應用文？陳獨秀一聽，猛然一拍大腿，呵呵一笑說：“得來全不費功夫！那正好！什麼都不用愁了！——進北大的課堂，吃北大的皇糧！住北大的官房。我就起用劉半農！北京大學法學部預科教員，主講科目：應用文。”陳獨秀對劉半農的賞識，造就了劉半農此後的光輝業績。

1917年的7月，劉半農拿著陳獨秀的信，找到了箭桿兒衚衕九號。陳獨秀張開了兩手，說了一句：“你可來了！”很快，劉半農就住進了北大第四號學齋。

就是在這裡，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也就是在這裡，開始了他們戰鬥的新生活。劉半農從上海灘的一個小文士，變成了文化戰線上的一名戰士，成了的一位“驍將”。

劉半農（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江蘇江陰人，原名壽彭，後名復，初字半儂，後改半農，晚號曲庵，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

清宣統三年（1911年）曾參加辛亥革命，民國元年（1912年）後在上海以向鴛鴦蝴蝶派報刊投稿為生。民國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法科預科教授，並參與《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積極投身文學革命，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民國九年（1920年）到英國倫敦大學的大學院學習實驗語音學，民國十年（1921年）夏轉入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5年獲得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所著《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法國康士坦丁·伏爾內語言學專獎。民國十四年（1925年）秋回國，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講授語音學。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在北京病逝。主要作品有詩集《揚鞭集》、《瓦釜集》和《半農雜文》。

說起我的父親劉半農，人們首先就會想到當年他在《新青年》雜誌上化名王敬軒和錢玄同表演的雙簧戲，另外則就是他創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了。這第一個事發生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他創作“叫我如何不想她”是在1920年，那時我剛剛出生，自然是一點也不記得。

1920年2月，父親被北京大學派到英國去留學。因為他走了之後家中無人照顧，所以父親就決定把母親和姐姐一起帶到英國。當時我和我的妹妹，還在母親懷孕的肚子裡。

到了英國之後，父親在倫敦大學上課，在那裡呆了大約有一年的樣子。在英國的1920年8月，我和妹妹出生了，是龍鳳胎。在這裡我多插一句，我和妹妹現在都活到了84歲，我覺得在國內也算是少有的。我們的降臨自然給家庭帶來了歡快和驚喜，但也增加家庭的負擔。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經濟拮据，父親不得不考慮換個地方留學。他聽說法國的生活水平比較低，需要的錢少。父親就又帶著我們一家五口人，飄洋過海從英國到了法國。在法國繼續從事他的研究工作。到了1925年，他拿到了博士學位，就回國了。

當時實在是太小了，對英國和法國竟然都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姐姐比我大四歲，她對於那裡是有很多記憶的。

從法國回國之後，我們先是回到了老家江陰，沒有幾個月，就又到北京大學去報到了。我們離開江陰到北京的時候，是在夜裡上船，做夜船第二天早上到無錫，然後在無錫上火車，陸陸續續地走上幾天，也還沒有到北京，而是到了天津。當時還趕上了軍閥們在打仗，我也記不清是誰和誰了。就這樣，我們從天津，又陸陸續續走了幾天，才到了北京。前不久我因為父親的一些事情回到江陰，江陰跟以前真是大不一樣了。

到了北京之後，我們家住在協和醫院旁邊的帥府園。1926年3月18日，母親帶著我和妹妹到二叔家裡，姐姐小蕙那時已經在孔德小學上學了，父親則去了北京大學。不到中午的時候，我們在二叔家裡聽說外面出事了。二叔就和母親商量著去學校接我的姐姐，在這個節骨眼上，姐姐自己回來了。那時我們也鬧不清外面到底出了什麼事。到了後來才知道是發生了“三·一八慘案”。我記不清父親那天時候什麼時候回到二叔家裡的，只記得他匆匆忙忙地來去了幾次，臉色陰沉，忿然。

在二叔家吃完晚飯，父親母親還有我們兄妹幾個做了三輛人力車回家。街上幾乎沒有什麼人，我倚在父親的膝上，感覺到蕭瑟不安。第二天，我們從母親那裡知道父親一夜沒睡。他懷著很悲痛的心情寫下了《嗚呼三月一十八》。教我們在家裡反覆背誦著，我到現在還能記得：“嗚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殺人亂如麻！……死者今已矣，生者肯放他？！”

1931年以後，父親常常練習書法，也就經常有朋友讓他寫字。我那時十幾歲了，他就讓我在一旁幫他研墨，準備紙張。1933年，父親的好朋友李大釗被殺害了，父親心情悲憤極了。

我記得他給李大釗寫墓碑的時候，依然是我給他在旁邊磨墨，一個很簡短的墓碑，他反反覆覆寫了很多次。當他寫到“某年某月死”的時候，父親沉重的給我解釋，寫墓碑一般都不用“死”這個字，而是用“仙逝”、“過世”等等。之所以用“死”，是說明這個人是死於非命。

父親和他的兩個弟弟，在我的家鄉被稱為劉氏三傑。我的二叔劉天華和三叔劉北茂，都是著名的音樂家。在音樂方面，他們兄弟幾個的合作是很默契的。當時父親和二叔劉天華離開家鄉到上海討生活，因為家中比較窮，借了五塊錢一起出了家鄉。你別笑，那時候的五塊錢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夠他們倆吃上幾個月的。後來二叔劉天華要改造琵琶，就給遠在法國的父親寫信，父親就在法國給他蒐集了資料再寄到國內，並且從音韻學的角度給二叔提出意見。二叔去世之後，父親寫了一個輓聯：體力過人，毅力過人，乃缺年壽；為家門哭，為藝術哭，摧我肝腸。這個輓聯生動地體現了他們之間的手足情深。隨後，在父親倡議下，他會同二叔的弟子們編輯了二叔所著的全部二胡和琵琶曲稿，現在依然是音樂界經典的文獻。

二叔去世之後，三叔劉北茂正在燕京大學教英國文學，都已經是副教授了。在父親的建議下，他在三十多歲改學了二胡。後來到音樂學院當了教授。最近我聽說他的全集也快出版了。在二叔的弟子當中，大多數都是演奏家，但是能作曲的人很少。而三叔一生作了一百多首曲子，正好彌補了這個遺憾。

在幾個孩子當中，父親比較鍾愛的是我姐姐。姐姐非常聰慧，她從小在法國生長，在文學上很有天賦。姐姐小時候曾經翻譯過一本《北韓民間童話》，姐姐翻譯完了之後，父親逐字逐句地為她做了訂正，後來還出版了。我小時候，父親曾經教過讀《孟子》，不過我天資不好，父親教了沒多久就意興闌珊了。

那時候我最高興的事情，就是父親教我們攝影了。父親非常喜歡攝影，當時我們家裡有暗室，可以自己沖洗照片。父親曾經自己給我們做過一個照相機。那個照相機不像現在的照相機，是拿硬紙殼做成的，鏡頭也不是玻璃的，而是一個針孔，利用針孔來成像。照相機是怎麼做出來的我已經記得不清除了，只記得我們小孩子晚上早早的就睡覺了，他經常自己一個人在屋子裡搗鼓。那種照相機當然是十分簡陋的，但是也能照出相片來。

那時候我們住在大阮府衚衕，他和我們幾個孩子興高采烈的拿著照相機去到院子裡。對著靜止的事物，拿著照相機對著那個事物放好，開啟快門，過個二三十分鐘關上，照片就算照好了。那時候膠片也不像現在的膠捲，是一張一張往外抽的，我也說不大清楚。後來在照相館裡還用這種照相機，不過像你們這個年紀的人可能沒有見過了。

父親還曾經給我買過一種機械的玩具，法文叫“MECANO”，我想就是現在的積木了。是從法國帶回來的，上面有些螺絲釘啊什麼的，可以任意的組合。經常是我們小孩子睡覺之後，他自己搭出一個大玩具來。

我再長大一些，大概是我十四歲，上初中二年級，父親就去世了。我記得當時他是到內蒙去考察方言。他臨走時，戴著我一起去買東西，然後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孩子一起到車站去送他。從內蒙回來之後就感覺身體不舒服，當時就以為是感冒之類的小病。在我們家當時住的大阮府衚衕請了一箇中醫，看了兩次沒有好轉，又請了一個姓梁的西醫，但是還是沒有看好。於是胡適建議我們到協和去醫治。

當時我們家裡人是很不願意到協和的，因為我的二叔劉天華還有他的一個女兒都是因為得了“猩紅熱”在協和去世的。因為這個顧慮，我們都不願意讓父親住到協和去。但是當時協和醫療條件是最好的，最終我們還是把父親送到那裡去。協和的規定是很嚴格的，病人進取之後，要先洗腳，然後把鬍子頭髮都剃掉，就這樣一折騰，父親上午住進去，下午兩點就去世了。那一天是7月14日。

作為長輩，蔡元培先生對我父親十分愛護的。父親去世之後，蔡先生為他做了三件事，一是為他寫了墓誌銘，一個是寫了兩篇懷念父親的文章，另外一件就是為父親的訃告擬定了標題。父親去世之後，很多人都對父親做了評價，在眾多的評價之後，我以為蔡先生的評價最為精當，他說：自然科學家習慣於機械的實驗、數字的統計，雖有時也大膽的假設，而精神是收斂的；文學家習慣於高尚的理想、菽媯的語言，雖有時也是嚴格的寫實，而精審上是放任的。兩種長技，不易並存。培根以科學者而莎士比亞編劇本，歌德為文學家而於植物學上有所發現，張弛自由，最為難得。我們的劉半農先生就是這一樣的典型人物。（大意）這裡面不免有長輩對於晚輩的溢美之辭，但是也比較全面的概括了父親做為文學家和學者的兩個方面。

劉育倫：劉半農之子，生於1920年，與其妹劉育敦為龍鳳胎。1944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1986年於電力工業部核電局退休。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李大釗、劉半農等人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劉半農、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等常州的傑出人物永遠活在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心中!

下圖陳獨秀(左)，劉半農(中)，張太雷(右)。

劉半農從上海黃浦灘邊的一個小文士，一下子就走進了北京大學的講堂。這個變化，是誰“導演”出來的呢？人們總是在想，在當時有名望的人群當中，只有北大校長蔡元培有這個能力，因為他能慧眼識珠，不在乎什麼學歷，什麼出身，只要有才就行。劉半農就是由蔡元培這樣請來的。

人們實在不能理解，蔡元培是前清的進士，而劉半農根本就沒有入過科場，說不上有師生關係；蔡元培是浙江紹興人，而劉半農是江蘇江陰人，也攀不上同鄉關係；蔡元培大劉半農24歲，更沒有同學之說。此外，能引起蔡元培一點目光的，也許是劉半農譯過許多的外國文學的作品。可是，這些外國文學的書，在當時，只不過是供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而已。

那麼，劉半農到底是怎樣走進新文化運動的行列呢？讓我們把幾件破碎的歷史畫面試著連綴起來。

要講劉半農的奮鬥史，必須從頭講起。劉半農出生在長江南岸的一個小城市江陰。家庭生活本就不富裕，高中還沒有畢業，就被迫離開學校，為家庭的吃穿用度而奔波。他只有當小學教師的本錢，一點點的收入，勉強能維持一家的溫飽。他想，若是到上海去，那是個大地方，也許能多掙點錢。他就和弟弟說了，劉天華聽了，高興得真是要跳起來了。他早就想去那個地方，那兒有一個演新劇的團體，叫開明劇社，他們有從外國新買來的洋鼓洋號，好玩極了。從小就喜歡音樂的劉天華，說起它的時候，顯得那麼高興。

1912年的春天，劉氏兄弟身揹著一個行李捲兒，走進了熱鬧的大世界上海，找到了一個僅可棲身的小出租屋住下。第二天一大早，迫不及待的劉天華就要出門。劉天華好像很熟悉上海的街道，一下子就找到了開明劇社的地點。並且每天都去，一連好幾天，天天都不停，他把各種樂器都看了個夠。這可把每天都困在家裡等候訊息的劉半農急得了不得了。第四天晚上，劉天華回來的時候，興沖沖地說：“好訊息！明天你也和我一起去玩吧！”

“玩兒？開玩笑！你不吃飯了？”劉半農生氣了。

“明天你也和我一起去。我給你也找到了一點活幹！”

開明劇社的演員們正忙著排練新劇，可是，導演卻在犯嘀咕，下一次要演出的劇本就捏在手裡，英文的，還沒找到翻譯的人。劉天華知道了，心想：這可是個好機會！連忙湊上前去，要過來說：“我來”，接過劇本以後才說：“我來給你找一個人，一定能弄下來！”

晚上，劉半農攤開劇本一看：題目大約是《好事多磨》，內容上也有些難度。憑自己高中的時候學過那點英文基礎，肯定是有些困難。不過，為了吃飯，為了不用天天往外跑，也為了不用出門去求人，就在家裡，弄上了一兩個月也值得。很快就把劇本交了上去。

謀生成功了。開明劇社使劉半農有了安身之處，衣食無虞。但是未來的生活又在哪裡？

二、伯樂徐傅霖

《好事多磨》劇本交出之後，劉半農不時到劇社來看看，跟劇組的朋友混得都很熟，特別是導演。有一天，導演把他叫到一個人的面前，說了一句：“就是他，給他化上裝吧。”那人看了他一眼，說：“你就是劉半農？”

“是。”

“你懂英文？”

“是。”

從舞臺下來之後，那人拿來兩篇文章，對他說：“你看看，能不能翻譯一下？”“能！”劉半農看也沒看，就插在了兜裡面。第二天，劉半農來到劇社送稿，要找昨天給他畫花臉的人，導演說：“啊，徐卓呆先生！”“誰？誰是徐卓呆？”劉半農愣了一下。“那是個大人物，有名的翻譯家！”過了幾天，劉半農收到了寄來的一份《時事新報》，上面有一篇翻譯的文章《西笑譯叢四則》，正是自己的手筆。劉半農高興地了不得。他寫信給徐卓呆先生，又收到了幾篇文章；他去拜訪了徐先生，又帶回來幾篇文稿。不斷的來往，不斷的翻譯，不斷的刊出。劉半農的人生道路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他不再去寄人籬下，依靠別人打發過日子，他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筆，為自己勾畫未來的藍圖。

1914年，由於徐先生的介紹，劉半農進了正在缺人的中華書局，擔任了翻譯員，每天為上司提供國外有關的文化資訊。由此，劉半農有機會接觸大量的外國的文學作品。他認為好的，有價值的，有新鮮內容的，就隨時翻譯下來，放在手邊，插進抽屜裡，隨時備用。日積月累，倒也有了不少。

1914年初，由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中華小說界》創刊了，還是做編輯的徐卓呆先生，首先想到了劉半農，問他：“可有些作品要發表？”劉半農笑著從抽屜裡拿出一卷子文稿，“有！有！有！”。就這樣，劉半農三個字就出現在《中華小說界》的作者名單裡。有意思的是，《中華小說界》是月刊，一共辦了三年，出了三十六期，而劉半農的小說竟然出現了三十三篇。更為有趣的是，當時中華書局辦有八大雜誌，劉半農的名字在其中的五種雜誌上曾經露過面。劉半農幾年來翻譯的小說印成單行本出版的有五種，其中有四種都被收入到中華書局創辦的大型小說庫《小說彙刊》之中。另外一種《英使覲見乾隆記》也被列為《海外清史叢刊》之一，而後出版。發表了這麼多的小說，出版了這麼多的書，劉半農的名聲越來越大，傳播也越來越廣。上海出版的許多小說雜誌，都向劉半農發出了特別邀請，《小說海》《小說大觀》《小說畫報》《小說時報》《小說名畫大觀》《禮拜六》等小說雜誌上，都能找到劉半農的名字。最後把劉半農擁上高壇的是《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作為主編的劉半農，麾下集中了當時上海有名的翻譯界的傑出人才，如陳蝶仙、包天笑、周瘦鵑、嚴獨鶴、程小青、常覺、天侔等。全書收集了柯南·道爾的四十四篇作品，在當時來看是數量最多的一套書，所以言全集，名固不虛也。此書出版之後，傳播之廣、影響之大，在當時無與比肩。至於遠播後世，幾乎每年都要再版一次，版次最後達到二十多次。一書風行天下，萬人捧讀不輟，給中華書局帶來的滾滾財源且不說，劉半農的名聲也可以說洋溢在上海的知識人的層面上了。

從1912年春天到1915年年末，劉半農在上海打拼了四年。四年的打拼，有辛酸，有艱苦，有成就，有歡樂。四年的時光，把劉半農造就成了一個小有名氣的文士。這首先是劉半農的個人的努力，拼搏，奮鬥，堅持，追求，向上。從客觀環境的不利，到通向坦途，以致獲得成功。但是，千萬不能忘記的是，在他背後有一個人，時時指點他，處處提攜他。這個人就是徐傅霖。徐傅霖名築巖，號卓呆，別號半梅。是留日學生。他在日本留學時，學的是體育。可是歸國以後所從事的卻是文學和戲劇。他從日文翻譯過來許多文學作品，在民初很有些影響。他知道劉半農懂英文，就主動提供一些英國的文章給劉半農，供他練習翻譯之用。他知道劉半農的翻譯水平還可以，就把它放在自己擔任編輯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介紹劉半農進中華書局當翻譯員，並把這些小說在自己當編輯的《中華小說界》上發表。劉半農每前進一步，每提高一步，都有徐卓呆的幫助在內。我們常常說的伯樂，就有這樣的密切的關係和說不盡的作用。

三、陳獨秀的賞識

在高點上，一下子就落下來，有時也可能落到深深的低谷之中。

劉半農就面臨著這種情況：1915年，中華書局因為門面操持過大，內部空虛，一時財政週轉不靈。解決燃眉之急的辦法，只好在員工身上打主意，大家出錢，合力抗債，分擔困難，共渡難關。劉半農的微薄工資，只能養家餬口，實在無力幫忙，只好從容退出。

當年怎樣扛著行李捲兒從家門走出，四年以後，還是照樣，扛著行李捲兒，走回了家門。少了一個人，弟弟天華，跟著開明社到外地演出去了。多了一個人，劉半農結婚了。家庭生活的擔子是更加重了。一家人的生活，都得他來籌劃。他總是用兩個肩膀硬扛著也不行。他得出門去找工作，去掙錢。這一天，他拿著三篇小說去了上海。聽說最近有一份新創刊的《中華新報》，他就進了門去。幾位年輕的編輯王新命（無為）、成舍我、向愷然一下子就認出了，這是位新名人。簡單的寒暄過後，連忙把自己新寫的小說拿出來，請劉半農看一看，幫助修改一下，找個地方發表。劉半農倒是痛快地答應下來。拿回家去後，讀了幾遍，改了一些不順當的地方。三天後，再訪《中華新報》。剛剛坐下，進來了一個客人，大家都上前去，忙著握手，寒暄起來。接著就是“陳先生長”“陳先生短”的說個不停。被晾在一邊的劉半農有些納悶，“這又是哪位大人物，這麼有震撼性？”王新命轉身向半農走過來，介紹說：“陳老師，獨秀先生！”劉半農一聽，“呀！”的一聲，怪不得大家這麼熱情，原來這就是心中景仰已久的大人物，《敬告青年》的作者，現在就在眼前。連忙上去介紹說：“劉半農！”“劉半農！”陳獨秀也想起來了：“你翻譯過幾本英國方面的書？”

“是！”

“你手裡有關於外國方面的文章嗎？”

“現在沒有。手裡有幾篇英國的詩！”

“好好好！你就拿給我看看吧！”

就這樣說定了。回到家裡的劉半農興奮極了，左翻右翻，扯出來好幾篇，順手寫出了《靈霞館筆記》幾個字。

劉半農手裡拿著地址，總算敲開了陳府的門。站在門旁的人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那個人，待說出“半農”兩個字，那人也說出“曼殊”兩個字，這才像久別的老朋友一樣，哈哈地笑了起來。坐在客廳裡談詩，談《哀希臘》，談《馬賽曲》，談《縫衣曲》，半農越談越興奮，好句子總是不斷地從口中流了出來。蘇曼殊則有點心不在焉，沒等半農說到最後，就有點頗不耐煩地打斷了他的話，說：“半農！在這個時候，你還談什麼詩！”劉半農有些茫然。正好這個時候陳獨秀回來了，才衝開了剛才的那個僵持的尷尬局面。

陳獨秀翻了翻半農帶來的詩，只給了一個字的評價：“好！”天南地北的扯了一會兒，話題轉向了《青年》雜誌。“缺錢，缺人，缺地方，最主要的是，缺文章。”望著曼殊離開的背影，陳獨秀頗有感慨地說：“曼殊是不行了！——他無心於此。他還在弄他的那些小說。”劉半農也在思考著，陳獨秀慢慢地說：“你，有時間嗎？”劉半農似乎瞭解了陳獨秀，他一定有什麼心事，也慢慢地說：“可以呀！”陳獨秀站起身來，在客廳裡緩緩地踱步，回過頭來，對劉半農說：“你，能和我，站在一個起點嗎？”半農沒有用理性來回答，只說了一句：“可以呀！”陳獨秀對劉半農的賞識，開啟了劉半農的進步之路。

秋天來臨了。劉半農的《靈霞館筆記》在《新青年》上一期接一期的刊出。

秋天過去了。劉半農遠赴北京，為的是再多掙一份口糧。那是一個鐵路學校。要他教的是，他自己也有點外行的一門新課：應用文。

從中華書局退了下來，劉半農在家裡閒居。身子是閒了，可腦子卻不能閒。他回想著，這幾年都幹過什麼事：東跑西顛，四處奔波。給報館當校對，寫稿；給劇社打雜，寫劇本；寫小說，到處投稿；翻譯外國文學，越積越多。他想通了：他讀，他翻譯，他現在已經走向了研究。那篇《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跋》就是自己用盡了心思寫成的一篇外國文學的論文。直到最近，他完成的《靈霞館筆記》也是一組研究外國文學的系統的論著。除了文學，他的社會經歷十分豐富了。他這幾年讀過的外華人研究中國的書約六十餘種，（《乾隆英使覲見記·序》）他進劇場看過的戲劇也有五六十種，他收集的民歌，他看過的所謂下等的小說就更多了。他創作的新詩更多了：《遊香山記事詩》《相隔一層紙》《學徒苦》等更貼近了下層人民的生活。他寫的小說《歇浦陸沉記》，概括了上海自開埠以來60年間的變化。這些成果，都是在他這幾年不斷地積累，不斷的研究和不斷地思考之中完成的。

1917年初，蔡元培把陳獨秀接到了北京大學。“你給我一個條件：文科學長。我給你一個條件：一間屋子，辦《新青年》”。

陳獨秀和別人不同，白天設計著北京大學的文科：要開的院系門類、課程，要聘任的教授、教師。晚上要寫稿，要編稿，要回答來信，要校對，明天還要跑印刷廠，還要發賣，還要徵求訂戶。他才發現，自己只有一雙手，要是再有一雙手該多好。他想到了胡適，胡適爽快地答應了，可條件是，暑假畢業以後才能來。胡適的《文學革命論》已經發表過了。自己來的時候，是四缺：缺錢、缺地、缺人、缺稿。現在是，有了錢，也有了地。可是人呢，稿呢。《新青年》要一期一期的接著出版，總不能等著作者的文章到了，才能編輯出版。還有誰能和自己再呼應一次呢？陳獨秀從身邊找起。北大的人才倒是不少，可是屬於新派的，卻寥寥無幾。只有一個錢玄同，倒是可為接近的人。他口頭上已經答應了，寫文章還是以後的事。

最近收到了一篇稿，使陳獨秀眼前一亮，《我之文學改良觀》，“呀！好文章！‘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讀到文章的末尾一看：“劉半農”呀！又是老朋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正是在這個時候送上門來，何其難哉！想到了劉半農，那個聰明能幹而又有朝氣的小夥子，那個願意和自己站在同一起跑線的小青年。他寫的《靈霞館筆記》就很好嘛！巧的是，他最近又郵來的這篇文章《我之文學改良觀》。最缺的就是這樣的文章，一定要把他收到自己身邊來。陳獨秀對劉半農的賞識，決定了劉半農今後的大發展。

調劉半農進北京，進《新青年》，既解決了人的問題，又解決了稿的問題，一舉兩得。可是，他住的問題，薪水的問題，也不好解決。總不能漂流在外頭吧。想來想去，想出了一個辦法，如果劉半農是北京大學的人，那就什麼都好辦了：白天是老師，給北京大學的學生上課，晚間是《新青年》的人，幹《新青年》的事。一身二任，兩全其美，什麼都好說了。可是，劉半農連高中畢業文憑都沒有，要他進北京大學，論資歷，論學歷，劉半農都沒有份兒。再說，他來了，讓他教什麼呢？最後，陳獨秀去找蔡元培商量，蔡元培笑了，“文科的事，你學長說了算，我還管得了那麼多嗎？”

劉半農來北京的事，好像問題不大。他來教什麼課，又成了大問題。陳獨秀苦苦地思索著，細心地梳理著腦縫裡的事情細節。這一天，他忽然想起了劉半農曾經到過北京，曾經在一個什麼學校，教過應用文。應用文？陳獨秀一聽，猛然一拍大腿，呵呵一笑說：“得來全不費功夫！那正好！什麼都不用愁了！——進北大的課堂，吃北大的皇糧！住北大的官房。我就起用劉半農！北京大學法學部預科教員，主講科目：應用文。”陳獨秀對劉半農的賞識，造就了劉半農此後的光輝業績。

1917年的7月，劉半農拿著陳獨秀的信，找到了箭桿兒衚衕九號。陳獨秀張開了兩手，說了一句：“你可來了！”很快，劉半農就住進了北大第四號學齋。

就是在這裡，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也就是在這裡，開始了他們戰鬥的新生活。劉半農從上海灘的一個小文士，變成了文化戰線上的一名戰士，成了的一位“驍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