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和傅堯俞，因為地域差別，本來並不是一個體系的儒士。

北宋仁宗趙禎時期，是宋朝最為穩定的一個時期，他在公元1022年繼位，到1063年去世，在位長達41年，善於納諫，支援范仲淹、富弼等人整頓吏治，實行“慶曆新政”，讓百姓休養生息，使宋朝的經濟發展達到頂峰，被後人稱為"嘉祐之治"。經濟復甦帶來文化繁榮，蘇軾和傅堯俞，都是在這一較為穩定環境裡成長起來的青年俊傑。

看年齡，傅堯俞在公元1024年出生，蘇軾在公元1037年出生，他們之間相差了13歲，這在古代早婚早育的條件下，幾乎就是兩代人。

蘇軾的早期教育，主要來自家學，他的母親程氏是蘇軾、蘇轍兄弟的早教領路人，並且丈夫蘇洵的婚後向學，也和程氏的規勸督促有關。蘇洵雖然文名很大，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其實他一直未能考中進士，嘉祐元年（1056），蘇洵帶著二十一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西蜀沿江東下，遊學數千裡，於嘉祐二年（1057）到達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應試，蘇洵以文章受到主考官歐陽修的稱讚，兩個兒子蘇軾、蘇轍同榜及第，轟動京師,這是“三蘇”揚名之始。

和蘇軾成長在偏僻的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東坡區）不同，傅堯俞則成長在其時京城門戶鄆州治所須城（今山東省東平縣州城街道辦事處），這裡是除汴京之外的繁華城市，經濟發達，文化繁榮。關於傅堯俞的早年為學，可以從元代脫脫主持編寫的《宋史》以及傅堯俞家族墓碑的銘文中尋到蛛絲馬跡。《宋史•傅堯俞傳》中記載：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為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遊戲為娛，何也？”堯俞日：“性不喜囂雜，非有他爾。”介嘆息奇之。

這段文章，清楚告訴了人們傅堯俞早年的學習情況：他10歲就能寫很好的文章了，古禮男子年二十而加冠，這樣看來傅堯俞考中進士的時候還不到20歲，再看他的父親傅立考中的時間為慶曆二年即1042年，宋代科舉考試三年一次，推算公元1024年出生的傅堯俞和父親傅立是同榜進士，都在1042年考中，這在科舉史上算是一個令人稱道的奇蹟。

此段文字中稱讚傅堯俞好學的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兗州奉符(今山東省泰安市岱嶽區徂徠鎮橋溝村)人，此地離須城不到一百公里，他和“泰山先生”孫復(992——1057)一起先後興辦泰山書院和徂徠山書院，開宋朝理學之先河，為此後人尊稱孫復、胡瑗、石介為“宋初三先生”，他們的興學義舉造福了大批泰山附近的子弟，看年齡，石介大傅堯俞19歲，比傅堯俞之父親傅立小11歲，石介是天聖八年（1030）的進士，早傅立、傅堯俞父子考中12年，這樣可推，石介考中後到鄆州須城任從六品的觀察推官，公務之餘，他到傅家拜訪，受訪者不會是八、九歲的書童傅堯俞，甚至也不是還沒有考中的傅立，此時傅堯俞的祖父傅珏(972——1032）“監博州酒稅，以疾罷歸” ②，從這段碑文可推知石介拜訪的應該是歸家田居的傅珏。當然，石介在傅家看到小小年紀一心向學的傅堯俞十分喜歡，於是逗趣地問傅堯俞為啥這麼小就想著讀書科考，傅堯俞的回答一定與眾不同，但《宋史•傅堯俞傳》中傅堯俞的回答，過於有些功利化和成人化了，一定是編著者修飾加工了的。

幼年的蘇軾因為相距泰山數千裡，沒有機會拜見名儒石介，但很巧， 蘇軾八歲即公元1043年在眉州天慶觀讀書，有人從京城帶來石介所作的《慶曆聖德詩》給老師看，老師和客人拍掌讚歎，蘇軾看見後好奇地問先生這詩中寫的是什麼人，先生說小孩子何必問這些，蘇軾認真地說：這是天上的人嗎？那我就不用知道；如果也是地上的人，為什麼不可以問的？老師很是驚奇，於是把詩意和石介都講解給蘇軾，因此，早年的蘇軾因為機緣瞭解到了泰山大儒石介其人其事，把傅堯俞、蘇軾視為石介門人應沒有歧義。

傅堯俞和蘇軾的早期仕途，因為交流文士圈子不同出現了很大差異，總體來說，傅堯俞順達，蘇軾波折，這些均表現在他們同期創作的詩文中，透過閱讀這些作品，可以感知他們各自豐滿的人生。

看《宋史•傅堯俞傳》，可知傅堯俞考中後，他先在西京洛陽作稅院事，盡職盡責，深受留守晏殊、夏竦等人的好評，而晏殊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也是歐陽修、范仲淹等人的老師，還是傅堯俞與父親科考時的主考；傅堯俞離開西京洛陽去當新息知縣（今河南省息縣），官職從八品；又進京任太常博士，升為從八品；宋仁宗嘉祐末年（1063），傅堯俞任監察物史，官職為從七品，他規勸宋仁宗妥善解決公主和駙馬李瑋的生活矛盾以及內侍李允恭、朱晦等人的違法亂紀問題，又建議宋仁宗早立太子穩士心民心，由於傅堯俞審時度勢，一心為公，他的建議多被採納。宋仁宗去世後，宋英宗趙曙在公元1063年繼位，他也十分器重傅堯俞，先任命傅堯俞為正七品的殿中侍御史，又升為從六品的起居舍人，這都是皇帝近臣；不久升他為從四品的右司諫、同知諫院。宋英宗對傅堯俞“每奏事退，多目送之” ③，可見他們之間特殊的君臣關係。公元1066年傅堯俞和趙瞻奉命出使契丹，回來後，在朝議宋英宗的生父稱呼的問題上，傅堯俞和諫官呂誨、呂大防、範純仁等人站在了一起，堅持讓宋英宗重亡帝宋仁宗輕生父濮安懿王，宋英宗惱怒後罷免了幾位反對自己的諫官，又想以降職的辦法單獨留下傅堯俞，但耿直的傅堯俞偏偏認死理，堅決要求和幾位諫官同進退，兩次上疏要求罷免離職，宋英宗無奈之下貶傅堯俞為和州知州（今安徽馬鞍山市和縣），官職降到從七品。雖然傅堯俞早期的仕途偶有波折，但總體來說，在宋仁宗、宋英宗兩朝，他的仕途基本是穩定和呈上升之態的，這種心態表現在詩文上，可見同期他的寫作以公文為主，偶爾涉及詩詞，多是朋友唱和或抒發情懷的言志作品。

在同一時期，蘇軾則因為家庭變故久居眉山，心情憂傷，為文悲切。蘇軾考中後，雖然文名日盛，但命運多舛，使他遭受一系列難料的打擊。蘇軾和弟弟蘇轍於公元1057年考中進士後，突然母親病危，他們只好隨父親還鄉，並守孝三年；嘉祐四年(1059)十月守喪期滿回京，透過“三年京察”，公元1061年， 蘇軾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縣）判官，是一個正八品的屬官；他在公元1064年還朝，在登聞鼓院這個信訪機構負責接待來信來訪，官職為從七品。剛剛開始在京城的平穩仕途，治平二年(1065)，五十八歲的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再守孝三年；公元1067年宋英宗去世，宋神宗於1068年繼位，蘇軾、蘇轍兄弟服喪期結束後，從四川一路東遊前往京師，於1069年抵達汴京開封，蘇軾被任命為為從六品的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兼任開封府推官。透過蘇軾的早期仕途，可知在宋仁宗、英宗兩朝，因父母先後去世他基本是返鄉喪居，他的悲傷，在其同期詩文中處處可見。

由以上兩人經歷可知，宋仁宗、英宗兩朝，傅堯俞和蘇軾兩人在1069年前的人生交集實在很少，偶有相遇的機緣不是很多。傅堯俞是東平學子，他在京城考中任職時，正是孫復、石介等人因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薦被朝廷重用之時，孫復、石介均為傅堯俞老師一輩，對這位品優向學俊才定會鼎力扶持，而孫復的弟子文彥博此時已經位居相位，定會對這位小師弟多有照顧，范仲淹、富弼是晏殊的門生，傅堯俞是他們的同門小師弟，自然對他多有幫襯，這樣早期的傅堯俞在朝中便擁有了龐大的政治資源。然而來自蜀地的蘇軾則不同，他在朝廷沒有多少相依的關係，蘇軾和弟弟蘇轍在公元1057年考中後，唯一力挺“三蘇”的就是主考官歐陽修。在這一時期，傅堯俞和蘇軾的交往，牽線人應該是歐陽修或石介，他們同榜考中，私交甚密，對傅堯俞和蘇軾兩位青年才俊都十分器重，會在不同場合為他們牽線搭橋，總體來看，此時“三蘇”的境遇遠遠不能和傅堯俞相比，孫復、石介的“泰山學派”已經羽翼豐滿，傅堯俞在鄆州體系提攜下得以茁壯成長，仕途順風順水，而蜀地來京的蘇軾缺少政治資源只好隱忍負重，砥礪養性，他的“蘇學”體系尚待時日。

人生的路途時分時合，讓人們不清楚命運之舟會駛向何方。公元1069年，是北宋歷史上重要的一年，宋神宗趙頊為振興北宋王朝，先讓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推行變法，傅堯俞和蘇軾的仕途在這一年均發生重大改變，傅堯俞的坦途變為泥濘，蘇軾還是則命運多舛，譜寫了他們殊途同歸的曲折人生。

改變傅堯俞、蘇軾命運的王安石為公元1021年生，長傅堯俞三歲。王安石和傅堯俞同年考中進士，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晏殊。王安石勤政愛民，治績斐然 ，晏殊的門生歐陽修、孫復的門生文彥博等重臣都曾向宋仁宗舉薦過他，王安石先後為從七品的常州知州、從六品的度支判官等，等宋神宗繼位後，思謀變法，王安石職務得以迅速提升，不到兩年，他先為從正四品的江寧知府、正三品的翰林學士兼侍講，很快跨越為正二品的參知政事、正一品的丞相。透過王安石這段經歷，可見皇帝這位“一把手”對人事任命權的絕對掌控。王、傅二人同年考中，相知相親，王安石極力向宋神宗推薦傅堯俞，並於公元1070年把傅堯俞從廬州知州（今安徽省合肥市）調為京官，盼著傅堯俞在變法實施中助自己一臂之力。

王安石和傅堯俞的友好關係，可以從公元1069年傅堯俞為祖父和父親遷墳立碑一事中找到力證。本來自傅堯俞的曾祖父傅世隆定居東平須城後，他們這個家族開始在這裡繁衍生息，傅世隆死後葬在東平，傅堯俞的祖父傅珏公元1032年去世同樣葬在東平，傅堯俞的父親傅立公元1059年去世後，還是葬在東平。此次傅家遷葬的緣由，在司馬光所寫《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中交代清楚：

己而監博州酒稅，以疾罷歸。明道元年十月十日，終於家，壽六十一。……欽之以夫人嘗至濟源，愛其土風，遂葬焉。④

司馬光比傅堯俞年長五歲，他於公元1038年考中進士，比傅堯俞早一期。司馬光、傅堯俞兩人曾同在“諫省”即御史臺工作，關係十分很好，所以為祖父遷墳之時，他請時任正三品翰林學士的司馬光撰寫了碑文。接受了這個任務後，司馬光煞費苦心，前後潤色數月有餘，在文中，司馬光除了介紹了傅珏的主要經歷，還介紹了傅家自傅世隆開始定居東平須城後的大體情況，指出這次遷墳，主要是傅堯俞的母親王氏於公元1069年春天去世，她生前曾到過濟源，對這裡頗有好感，希望死後葬在這兒，於是傅堯俞和弟弟舜俞、君俞商議後，決定按照母親的遺願把她改葬濟源，同時遷葬祖父、父親的墓塚到這裡，此時傅堯俞已經45歲，離祖父傅珏去世已經過去37個年頭。因此，後世資料把傅堯俞寫為濟源人是十分謬誤的，他既不是在濟源出生，也不是在濟源長大，甚至到今天也找不到傅堯俞去世後埋葬在濟源的證據，說他是濟源人的理由就是他的爺爺和父母遷葬在這裡，或者僅僅憑詩文記載他在濟源建有別業或讀書的草堂，就憑這些，就把傅堯俞定為了鐵板釘釘的濟源人，顯然是蒼白無力和不符合客觀實際的。

傅堯俞請學長司馬光為祖父撰寫了碑文，他父親傅立的碑文，則請同年好友王安石撰寫，即便此時傅家已經開始著手遷祖墳到濟源，王安石在《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仍這樣介紹：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人也。……兵部君以才德為世名人，嘗為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

傅堯俞的父親傅立公元1059年去世，他的墳墓和其父傅珏同年遷濟源，此時離傅立去世也過去了十年。即便此時，已經決定把祖墳遷離須城，王安石還稱傅家為“鄆須城”即東平人，可知在傅堯俞一家人心目中，他們仍是“須城”人，不允許王安石把他們一家當濟源人來寫。王安石在碑文中除了和司馬光一樣介紹傅家身世外，也特別讚揚傅堯俞才德俱佳，和他關係十分要好，可見王安石躊躇滿志進行變法時，對傅堯俞寄予厚望，他想借機拉攏傅堯俞成為自己的左膀右臂，正如《宋史•傅堯俞傳》中所寫，王安石在傅堯俞進京後，曾對他說：

舉朝紛紛，俟尹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

為了讓傅堯俞前來幫助自己，打破朝中反對者雲集的局面，王安石一直盼望傅堯俞儘快進京，想給他安排從四品的待制職務，以此壯大自己的隊伍，這對從七品的傅堯俞簡直就是一次仕途飛越。但是出乎王安石預料，傅堯俞的回答是讓他十分窩火：

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為告。

傅堯俞對信心滿滿的王安石直言自己的觀點：很多人對新法不贊成，硬去實行恐怕達不到預想的結果。不想王安石也是強勢之人，信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權力哲學，於是，被王安石嫉恨的傅堯俞屢被貶職，兩年間，降職六次。從王安石、傅堯俞身上，可見北宋官場之“黨爭”慘烈，假公濟私，過分內耗，派系重重，這都是宋朝經濟、文化發達但仍不敵落後北方金國的一大原因。

不謀而合的是，在對待王安石變法的態度上，身份低微的蘇軾也堅持了和傅堯俞相近的觀點，認為變法不可過激，他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看後十分憤怒，讓御史謝景上書批評蘇軾的過失，於是蘇軾在任京官兩年後於公元1071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1074年調往密州（今山東省諸城市）任知州、熙寧十年（1077）到徐州任知州、元豐二年（1079）調往湖州任知州。在這一時期，傅堯俞和蘇軾命運相同，均因反對新法而遭貶，他們成為王安石新黨打擊的物件，好在二人均意志堅強，在逆境中，他們還是堅持自己的信仰，無論到何地，都幹好本職，熱愛生活，寫詩為文，暢遊山水，以此消解自己內心的苦悶，用真摯的詩文陶冶自我，比如蘇軾在公元1074年，他和同貶杭州任職的楊繪北返，楊繪去京城開封，他則遠去密州，貶途異路，想到自己將途徑名城鄆州須城，想到好友傅堯俞為須城世家，於是他用一首《定風波•送元素》來安慰悽悽慘慘的楊繪：

定風波•送元素

蘇軾

千古風流阮步兵。平生遊宦愛東平。

千里遠來還不住。歸去。空留風韻照人清。

紅粉尊前深懊惱。休道。怎生留得許多情。

記得明年花絮亂。須看。泛西湖是斷腸聲。

蘇軾寫給楊繪的詩詞有多首，此為其一，主旨是透過三國竹林七賢之一阮籍到東平做官的事蹟，來勸慰楊繪不要因遭貶而心生憤懣，是蘇軾達觀性格的最好體現。

在公元1069年前，蘇軾和傅堯俞交往不多，此年後，相同的遭遇，使他們成為同一戰壕的戰友，特別是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至元豐二年（1079）蘇軾在徐州任知州期間，傅堯俞也在徐州附近的河南嵩山崇福宮任職，他們的交往頻繁起來，這可以從《宋史•傅堯俞傳》看到一些端倪：

知不為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坐不即捕，削官職。⑨

“崇福宮”是河南嵩山古代建築中唯一的皇家園林式建築，不單是道教活動場合，而且也是名儒著書講學之地，據《登封縣誌》記載，曾主管過崇福宮的官員名儒有百餘人，比如范仲淹、韓維、司馬光、傅堯俞、程顥、程頤等均曾在此任職。早於此前，傅堯俞在徐州任知州，有人告發徐州有人借談天文現象非議朝政，傅堯俞在場，沒有辯解，談者被斬首，傅堯俞受牽連，再度削官職，被貶至黎陽縣草料場管理倉庫。對於《宋史•傅堯俞傳》中的這段模糊描述，現在山東省微山縣微山東峰的目夷墓尚存，墓前有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徐州知州傅堯俞所立、陰刻篆文“宋賢目夷君墓”七字的石碑，證明傅堯俞公元1072年前後曾在此地為知州。這樣看來，傅堯俞到黎陽縣草料場管理倉庫之前在“崇福宮”任職一段時期後，才又被貶到黎陽縣草料場。傅堯俞從徐州到“崇福宮”任職後，此時蘇軾調任徐州，他們會有到嵩山拜祭會友的機會，因這些雅集，他們交往增多，由文朋結為好友和知己，大體時間，可以從有關史料找尋，《宋史•傅堯俞傳》中說：

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為秘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⑩

宋哲宗趙煦於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後繼位，文中的明州即今浙江省寧波市，傅堯俞任職最低的黎陽縣即今河南省浚縣屬於衛州管轄，在宋朝，明州、衛州兩地之間沒有從屬關係，再結合熙寧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變法以失敗告終後，此後傅堯俞和蘇軾終於擺脫了王安石的權力擊打，他們的際遇開始改善，因此可見，在公元1076年後，傅堯俞就離開了黎陽縣，推算可見他在草料場管理倉庫的期間在三到四年間，根本沒有十年之久。

（山東省濟寧市微山縣東峰傅堯俞書“宋賢目夷君墓”篆文，碑長方形抹角，高2．3米，寬0．9米，厚0．4米。）

蘇軾和傅堯俞的一生交往過程，因為史料遺失，很難有連貫的記載，但尚存史料，如明朝曹臣編《舌華錄》就有關於蘇軾和傅堯俞參加開封文士雅集的記載：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穎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完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

文中的“韓康公”即名相韓琦，公元1008年出生，1075年去世，由這段記述，可推知傅堯俞和蘇軾在開封經常參加文士雅集，且都是韓琦的門生愛徒，大體時間當公元1075年之前，但因為《舌華錄》寫作離北宋滅亡有上百年，其可靠性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不能作為鐵證來硬用。

蘇軾和傅堯俞在公元1069年因反對新法遭王安石貶斥後，聚少離多，見時多歡，離時鴻雁，逐漸成為鐵血聯盟，今存的蘇軾寫給傅堯俞的詩文和書法，佐證著他們曾經的交往和深厚情誼。在《蘇軾全集》中，有一首《傅堯俞濟源草堂》七言詩，在對其人進行讚美的同時，也透露了他們的相識與相知：

傅堯俞濟源草堂

蘇軾

微官共有田園興，老罷方尋隱退廬。

栽種成陰十年事，倉黃求買萬金無。

先生卜築臨清濟⑷，喬木如今似畫圖。

鄰里亦知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

在此詩中，蘇軾對傅堯俞的口氣是謙和的，“微官”自稱，而呼傅堯俞為“先生”，可見他們之間是彬彬有禮的書生交往，這對蘇軾來說，用“先生”稱呼一個年長自己十幾歲的人是合適的，不能看為溜鬚和拍馬。蘇軾不僅為傅堯俞寫詩，還為他寫過書法作品，今臺北故宮博物院珍藏蘇軾的《前赤壁賦》長卷，既是散文名篇，也是傳世書法名作，紙本,豎23.9釐米，橫258釐米,為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時賦篇的自書，因後來他還寫過一篇同題的賦篇，故此篇被人們稱為《前赤壁賦》。蘇軾的《前赤壁賦》透過月夜泛舟、飲酒賦詩引出主客對話，表現了作者弔古傷今的情感，矢志不移的情懷。全賦情韻深致、理意透闢，最感人的是，蘇軾在《前赤壁賦》的跋語自解：

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傅堯偷）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這段跋語，對於瞭解蘇軾和傅堯俞的親密關係至關重要，蘇軾寫完此賦，自己珍藏了很長時間，基本不拿給別人看，甚至他的身邊好友，在長達年餘的時間裡，看過此篇的只有一、二人，蘇軾的“欽之愛我”一句，透露了他們兩人之間可靠的互信關係，真為過命的兄弟情誼。傅堯俞派人到黃州求蘇軾新文之時，是蘇軾最為苦惱之際，蘇軾在元豐二年（1079）被朝廷調到湖州任知州職，他按照慣例向朝廷寫《湖州謝表》，因為文中發表不滿言辭，被新黨抓住小辮子不放，後羈押下獄，好在眾多文士好友解救，就連退隱的政敵王安石也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於是蘇軾被降職到黃州任從八品的團練副使，並且一直幹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從明州到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足有八百多公里，在交通不發達的宋朝來說，簡直是天壤之途，在眾人冷眼裡，千里之外的傅堯俞派人來安慰蘇軾，並提出想要拜讀蘇軾新寫的詩文，對傅堯傅的關懷，蘇軾十分感激，於是親書珍藏的《前赤壁賦》相贈，蘇軾相信，傅堯俞會藏起此文，不會像險惡之人雞蛋裡挑骨頭，再拿此篇去朝廷告密揭發自己，傅堯俞是自己可以信任的朋友。

（蘇軾《前赤壁賦》區域性，紙本,縱23.9 cm ，橫258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蘇軾《前赤壁賦》題跋。）

蘇軾和傅堯俞的境遇再度改善，當在宋哲宗趙煦於元豐八年（1085）登上皇位後，趙煦十歲，高太后垂簾聽政，重用司馬光，廢除新法，把因反對新法而被貶的舊黨劉摯、範純仁、傅堯俞、李常、蘇軾、蘇轍等人招回朝中任職，傅堯俞先後為從五品的秘書少監兼侍講，又升正四品的給事中、從三品的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可見這期間傅堯俞升職很快；此時，蘇軾回朝先為從六品的禮部郎中，又為正四品的中書舍人、又升正三品的翰翰林學士知制誥。這樣可知，此時司馬光對傅堯俞、蘇軾的提拔起到了關鍵作用，看很多史料，對傅堯俞的任職寫到御史中丞便結束，其實是不對的，因為從多位文士的詩文看，傅堯俞曾為“學士”和“中書侍郎”，證明他已經做到丞相的位置，達到了權力的頂峰。

傅堯俞公元1085年後回到京城開封，為“學士”的時候應該和蘇軾交往最多。其時，工作安定，閒時較多，經過仕途風雨，加之他到了六十多歲的花甲知天命之年，自然生出悠然讀書的快事。“濟源草堂”也即“濟源別業”，應該是因為祖墳遷葬在此，這裡離開封不到二百公里，方便往返，所以傅堯俞在此修建此休閒讀書之居，建好後，傅堯俞基本沒有時間前來閒居，為了以詩明志，他邀請多位好友寫詩唱和，今可見的有司馬光、蘇軾、蘇轍、範祖禹、邵雍、秦觀、劉攽等人，形成了北宋有影響的“濟源草堂”文士唱和，這是一個以司馬光為政治核心、以蘇軾為文化核心的京城文士圈子，至此，蘇軾的“蘇黨”基本形成，到公元1086年司馬光去世後，舊黨開始分裂，於是分化為程頤為首的洛黨、蘇軾為首的蜀黨和劉摯為首的朔黨，他們一方面攻擊王安石之後以章惇、蔡確、呂慧卿等人為核心的新黨，一方面洛黨、蜀黨、朔黨之間又互相攻訐，朝政陷入混亂，為北宋衰敗埋下禍根。比較來看，蘇軾的操守在這些文士中境界最高，剛回開封時，蘇軾做事還有幾分考慮，如南宋孫升在其《孫公談圃》中記載：

司馬光執政後，大刀闊斧更改法令。傅堯俞、蘇東坡悄悄提醒司馬光，應該考慮一下後果。司馬光一聽這話，起立拱手，大聲說道：“天若賜福給大宋，必無此事。”傅堯俞、蘇東坡兩人無言以對，訕訕離去。⑭

看到這段文字，對司馬光的公心頓生幾分敬佩。當然，對傅堯俞、蘇軾兩人也不反感，究竟他們剛剛經過十年被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對他們的好意相勸還是能夠理解的。何況，在傅堯俞、蘇軾二人看來，新法有缺點，但不是一無是處，舊法也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不能不左就右，矯枉過正，他們也是從穩定宋廷大局來思考問題的。

在蘇軾、傅堯俞任學士期間，除司馬光、邵雍等傅堯俞的京城舊友寫有贊“濟源草堂”的詩，新的成長起來的蘇軾體系文士蘇轍、秦觀等人也寫有讚美此草堂的詩，可見傅堯俞此時交往圈子在一步步擴大。

傅欽之學士濟源草堂

蘇轍

聞有高居直百金，西山南麓北山陰。

園通濟水池塘好，花近洛川顏色深。

人去節旄分重鎮，客來猿鶴感幽吟。

潩溪雨過西湖漲，歸興蕭然定不任。

蘇轍此詩呼傅堯俞為“學士”， 看蘇轍的生平他在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新法派重新得勢後，他上書反對時政，被貶官外放，此時，蘇軾也因既反對新黨又反對舊黨，堅持取長補短為兩派所不容，被貶為遠寧軍節度副使，按司馬光去世的時間可以推知此詩當寫在公元1086年前後。

蘇軾的門生秦觀，也寫有《寄題傅欽之草堂》一詩，可以和蘇轍詩互證。

寄題傅欽之草堂

秦觀

河陽有洑流，經營太行根。

盛德不終晦，發為清濟源。

斯堂濟源上，太行正當門。

仰視浮雲作，俯窺流水奔。

修竹帶藩籬，百禽鳴朝暾。

相望有盤谷，李願故居存。

主人國之老，實惟商巖孫。

班行昔供奉，亟進逆耳言。

天子色為動，群公聲亦吞。

蕭條冰霜際，不改白玉溫。

出處士所重，其微難具論。

公勿思草堂，朝廷待公尊。

看秦觀的詩，基本可以斷定，他和蘇轍一樣都沒有到過濟源草堂，僅僅根據傅堯俞的描述和所知的濟源風物人情寫下了這首詩，他作為“蘇門四學士”之一，也在公元1094年新黨人士章惇、蔡京上臺後被貶出京，到杭州任通判一職。此時的黨閥爭鬥，簡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在這段黨派鬥爭中，傅堯俞是幸運的，他到朝廷任職不久，就在元祐二年（1087）以正三品龍圖閣待制的身份知陳州，元祐四年（1089）傅堯俞先為吏部侍郎，又為中丞代替李常為兵部尚書，不久，因梁燾、劉安世的推薦任中書侍郎，成為大權在握的丞相。梁燾為鄆須城人，是孫復弟子，劉安世為司馬光門生，均屬於舊黨體系，他們推薦傅堯俞當是看中了其反對新法的旗手作用，可惜傅堯俞此時已經開悟，不太在意新舊黨爭，在《蘇軾全集》中，記有元祐元年（1086）蘇軾為正四品中書舍人時期的奏章，如《議富弼配享狀》，是蘇軾、傅堯俞等人一起建議以舊黨宰相富弼陪祭宋英宗，《薦布衣陳師道狀》，是元祐二年（1087）蘇軾、傅堯俞等人一起推薦陳師道做官，此時，蘇軾代還替朝廷寫了《賜朝散大夫試御使中丞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賜新除吏部侍郎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不允詔》，稍後於元祐三年（1088），蘇軾又寫了《賜新除依前朝散大夫守吏部侍郎充龍圖閣侍制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賜朝散大夫守吏部侍郎充龍圖閣侍制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雖然這幾篇均是朝命公文，仍能讀出蘇軾對傅堯俞的懇切挽留和傅堯俞的去意堅決，對於一個不想捲入黨爭的文士，他是不能擔當一個體系領袖大任的，而想掌舵的人又沒有這樣的威望和資歷，難怪舊黨自司馬光後開始三足鼎立，新黨人士章惇、蔡京於公元1094年掌權，瘋狂對舊黨體系打擊報復，舊黨官員再次被貶官外放，因傅堯俞早在公元1091年去世，新黨的報復手段為“庚辰，追奪趙瞻、傅堯俞諡告。”⑰這一年是公元1100年，宋哲宗駕崩，端王趙佶登基，是為宋徽宗，一位畫家天子掌權，宋朝宮廷的黨爭更為殘酷激烈，傅堯俞去世後9年被追奪封號，估計新黨還有平墳罷墓之舉，這也就使傅堯俞的埋葬地成為不解之謎，雖然清朝乾隆年間的《濟源縣誌》記載今濟源市伯王村為宋代名傅家園，因村南有傅堯俞墓得名，也記載傅堯俞墓在中王村南，這些在沒有找到墓碑或墓誌等鐵證之前，都只能是一個蒼白無力的傳說，可以借鑑，但不足為憑。

蘇軾和傅堯俞比，蘇軾多才，文人氣更濃，傅堯俞則沉穩持重，因此，蘇軾不去明哲保身，豪情四射，才成為千古奇才，永被傳頌。但放到一個時代去看，傅堯俞也是一代名士，正如《宋史•傅堯俞傳》中評價：

哲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⑱

一位臣子被宋哲宗和太皇太后贊為“金玉君子”，傅堯俞應該是得到了極高的讚詞。朝廷看中的是傅堯俞的品德和才能，但僅僅就文名來看，傅堯俞在宋朝也是中堅力量之一，看史料，他寫有《傅獻簡集》七卷，但已佚，存《草堂集》一卷，今藏日本東京大學圖書館，不知道具體內容，但願能有一天能一識其內容，解開一些不解之謎。傅堯俞還善書法，他的傳世書法《蒸燠帖》，今為故宮博物院藏，行楷書，內容為“堯俞再拜，氣候蒸燠，伏惟臺體萬福，來日瞻奉，此不詳盡。堯俞恐悚。”⑲讀後可知是寫他給一位長者夏天問候的簡訊，從此文此墨跡，可見他書法結體秀正方潤、筆法清峻峭拔的風格，想想蘇軾的書風也有方正的特點，或許，他的書法曾經為傅堯俞所影響，為此他們的書作才有這麼明顯的相通之處。

（傅堯俞《蒸燠帖》，紙本，行楷書，縱26.3cm，橫17.3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傅堯俞名刻蔡京所立的《元祐黨人碑》，位在“曾任宰臣執政官”一列，排名遠在蘇軾之前，這在當時禍及子孫，但在之後被人們看為無尚光榮。傅堯俞的一生，可以用他的《讀書詩》作結：

《讀書詩》

傅堯俞

吾屋雖喧卑，頗不甚汙穢。

置席屋中間，坐臥群書內。

橫風吹急雨，入屋灑我背。

展卷殊不知，心與古今會。

有客自外來，笑我苦痴昧。

何致雨浸衣，問我苦不對。

必欲窮所因，起答客亦退。

聊復得此心，沾溼寧足悔。

讀傅堯俞此詩，可見他的人生追尋：每個人的一生，都是在完善自己，哪怕是在破屋中，在風雨侵蝕時，仍能忘情讀書，熱愛生活，如醉如痴，只問耕耘，不問結果，這樣的人生，就是積極的豐富的人生，必被後世牢記和謳歌，雖然傅堯俞很少回到“濟源草堂”閒居，但此詩表現了他的情懷與夢想。

因為傅堯俞是一位有才情的文士，因此後世很多文人牽強附會的寫了很多臆斷的史料：如，自元朝後，有人寫傅堯俞是北宋名臣陳省華的女婿，並且說傅堯俞曾考中過狀元；後世傅姓多地以傅堯俞為始祖，但找不到有說服力的根據；或許傅堯俞的後代過於平凡，才出現《宋史•傅堯俞傳》中只提到傅堯俞的弟弟傅君俞的孫子傅察忠義之事，看傅察傳世詩文，有題為《十五伯以詩見贈因次韻為謝》之詩，可見其父傅見（裕之）的堂兄弟很多，有十幾人之多，傅見在宣和七年（1125）曾擔任從五品的朝請大夫知平定軍，可見傅堯俞的子侄到宋徽宗後期已經擺脫了新黨迫害步入仕途，其《次七兄韻》一詩，也說明到傅察一代傅氏仍是人丁興旺，今可見的清朝《江西傅氏進賢世系族譜》，其中記載有“堯俞公生有六子：旦、亙、宣、明、密英、申。旦、亙、申留山東；宣遷江西進賢洪橋，明遷江西進賢雲橋，密英遷江西進賢板橋” ○21的文字，不知道留在山東三子的具體地址，或許，他們的後代今有在東平居住者，一時難以給出定論。

蘇軾與傅堯俞相比，蘇軾豪放，不計後果，為此多難，傅堯俞沉穩，做事善謀，為此暢達。但生活就是這樣，往往或榮於生前，或榮於身後，誰也無法去左右。人生不易，無論能做蘇軾和傅堯俞都好，但萬千人中，多為草木，芸芸眾生中很難再誕生一個蘇軾或傅堯俞。為此，只好想想罷了。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處，只有像蘇軾或傅堯俞一樣愛著處事與生活，才會有豐滿的人生，即便做不成蘇軾，哪怕做成傅欽之也好呢。

有夢的人，必須做。

蘇軾和傅堯俞，因為地域差別，本來並不是一個體系的儒士。

北宋仁宗趙禎時期，是宋朝最為穩定的一個時期，他在公元1022年繼位，到1063年去世，在位長達41年，善於納諫，支援范仲淹、富弼等人整頓吏治，實行“慶曆新政”，讓百姓休養生息，使宋朝的經濟發展達到頂峰，被後人稱為"嘉祐之治"。經濟復甦帶來文化繁榮，蘇軾和傅堯俞，都是在這一較為穩定環境裡成長起來的青年俊傑。

看年齡，傅堯俞在公元1024年出生，蘇軾在公元1037年出生，他們之間相差了13歲，這在古代早婚早育的條件下，幾乎就是兩代人。

蘇軾的早期教育，主要來自家學，他的母親程氏是蘇軾、蘇轍兄弟的早教領路人，並且丈夫蘇洵的婚後向學，也和程氏的規勸督促有關。蘇洵雖然文名很大，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其實他一直未能考中進士，嘉祐元年（1056），蘇洵帶著二十一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西蜀沿江東下，遊學數千裡，於嘉祐二年（1057）到達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應試，蘇洵以文章受到主考官歐陽修的稱讚，兩個兒子蘇軾、蘇轍同榜及第，轟動京師,這是“三蘇”揚名之始。

和蘇軾成長在偏僻的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東坡區）不同，傅堯俞則成長在其時京城門戶鄆州治所須城（今山東省東平縣州城街道辦事處），這裡是除汴京之外的繁華城市，經濟發達，文化繁榮。關於傅堯俞的早年為學，可以從元代脫脫主持編寫的《宋史》以及傅堯俞家族墓碑的銘文中尋到蛛絲馬跡。《宋史·傅堯俞傳》中記載：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為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遊戲為娛，何也？”堯俞日：“性不喜囂雜，非有他爾。”介嘆息奇之。①

這段文章，清楚告訴了人們傅堯俞早年的學習情況：他10歲就能寫很好的文章了，古禮男子年二十而加冠，這樣看來傅堯俞考中進士的時候還不到20歲，再看他的父親傅立考中的時間為慶曆二年即1042年，宋代科舉考試三年一次，推算公元1024年出生的傅堯俞和父親傅立是同榜進士，都在1042年考中，這在科舉史上算是一個令人稱道的奇蹟。

此段文字中稱讚傅堯俞好學的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兗州奉符(今山東省泰安市岱嶽區徂徠鎮橋溝村)人，此地離須城不到一百公里，他和“泰山先生”孫復(992——1057)一起先後興辦泰山書院和徂徠山書院，開宋朝理學之先河，為此後人尊稱孫復、胡瑗、石介為“宋初三先生”，他們的興學義舉造福了大批泰山附近的子弟，看年齡，石介大傅堯俞19歲，比傅堯俞之父親傅立小11歲，石介是天聖八年（1030）的進士，早傅立、傅堯俞父子考中12年，這樣可推，石介考中後到鄆州須城任從六品的觀察推官，公務之餘，他到傅家拜訪，受訪者不會是八、九歲的書童傅堯俞，甚至也不是還沒有考中的傅立，此時傅堯俞的祖父傅珏(972——1032）“監博州酒稅，以疾罷歸”②，從這段碑文可推知石介拜訪的應該是歸家田居的傅珏。當然，石介在傅家看到小小年紀一心向學的傅堯俞十分喜歡，於是逗趣地問傅堯俞為啥這麼小就想著讀書科考，傅堯俞的回答一定與眾不同，但《宋史·傅堯俞傳》中傅堯俞的回答，過於有些功利化和成人化了，一定是編著者修飾加工了的。

幼年的蘇軾因為相距泰山數千裡，沒有機會拜見名儒石介，但很巧， 蘇軾八歲即公元1043年在眉州天慶觀讀書，有人從京城帶來石介所作的《慶曆聖德詩》給老師看，老師和客人拍掌讚歎，蘇軾看見後好奇地問先生這詩中寫的是什麼人，先生說小孩子何必問這些，蘇軾認真地說：這是天上的人嗎？那我就不用知道；如果也是地上的人，為什麼不可以問的？老師很是驚奇，於是把詩意和石介都講解給蘇軾，因此，早年的蘇軾因為機緣瞭解到了泰山大儒石介其人其事，把傅堯俞、蘇軾視為石介門人應沒有歧義。

傅堯俞和蘇軾的早期仕途，因為交流文士圈子不同出現了很大差異，總體來說，傅堯俞順達，蘇軾波折，這些均表現在他們同期創作的詩文中，透過閱讀這些作品，可以感知他們各自豐滿的人生。

看《宋史·傅堯俞傳》，可知傅堯俞考中後，他先在西京洛陽作稅院事，盡職盡責，深受留守晏殊、夏竦等人的好評，而晏殊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也是歐陽修、范仲淹等人的老師，還是傅堯俞與父親科考時的主考；傅堯俞離開西京洛陽去當新息知縣（今河南省息縣），官職從八品；又進京任太常博士，升為從八品；宋仁宗嘉祐末年（1063），傅堯俞任監察物史，官職為從七品，他規勸宋仁宗妥善解決公主和駙馬李瑋的生活矛盾以及內侍李允恭、朱晦等人的違法亂紀問題，又建議宋仁宗早立太子穩士心民心，由於傅堯俞審時度勢，一心為公，他的建議多被採納。宋仁宗去世後，宋英宗趙曙在公元1063年繼位，他也十分器重傅堯俞，先任命傅堯俞為正七品的殿中侍御史，又升為從六品的起居舍人，這都是皇帝近臣；不久升他為從四品的右司諫、同知諫院。宋英宗對傅堯俞“每奏事退，多目送之”③，可見他們之間特殊的君臣關係。公元1066年傅堯俞和趙瞻奉命出使契丹，回來後，在朝議宋英宗的生父稱呼的問題上，傅堯俞和諫官呂誨、呂大防、範純仁等人站在了一起，堅持讓宋英宗重亡帝宋仁宗輕生父濮安懿王，宋英宗惱怒後罷免了幾位反對自己的諫官，又想以降職的辦法單獨留下傅堯俞，但耿直的傅堯俞偏偏認死理，堅決要求和幾位諫官同進退，兩次上疏要求罷免離職，宋英宗無奈之下貶傅堯俞為和州知州（今安徽馬鞍山市和縣），官職降到從七品。雖然傅堯俞早期的仕途偶有波折，但總體來說，在宋仁宗、宋英宗兩朝，他的仕途基本是穩定和呈上升之態的，這種心態表現在詩文上，可見同期他的寫作以公文為主，偶爾涉及詩詞，多是朋友唱和或抒發情懷的言志作品。

在同一時期，蘇軾則因為家庭變故久居眉山，心情憂傷，為文悲切。蘇軾考中後，雖然文名日盛，但命運多舛，使他遭受一系列難料的打擊。蘇軾和弟弟蘇轍於公元1057年考中進士後，突然母親病危，他們只好隨父親還鄉，並守孝三年；嘉祐四年(1059)十月守喪期滿回京，透過“三年京察”，公元1061年， 蘇軾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縣）判官，是一個正八品的屬官；他在公元1064年還朝，在登聞鼓院這個信訪機構負責接待來信來訪，官職為從七品。剛剛開始在京城的平穩仕途，治平二年(1065)，五十八歲的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再守孝三年；公元1067年宋英宗去世，宋神宗於1068年繼位，蘇軾、蘇轍兄弟服喪期結束後，從四川一路東遊前往京師，於1069年抵達汴京開封，蘇軾被任命為為從六品的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兼任開封府推官。透過蘇軾的早期仕途，可知在宋仁宗、英宗兩朝，因父母先後去世他基本是返鄉喪居，他的悲傷，在其同期詩文中處處可見。

由以上兩人經歷可知，宋仁宗、英宗兩朝，傅堯俞和蘇軾兩人在1069年前的人生交集實在很少，偶有相遇的機緣不是很多。傅堯俞是東平學子，他在京城考中任職時，正是孫復、石介等人因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薦被朝廷重用之時，孫復、石介均為傅堯俞老師一輩，對這位品優向學俊才定會鼎力扶持，而孫復的弟子文彥博此時已經位居相位，定會對這位小師弟多有照顧，范仲淹、富弼是晏殊的門生，傅堯俞是他們的同門小師弟，自然對他多有幫襯，這樣早期的傅堯俞在朝中便擁有了龐大的政治資源。然而來自蜀地的蘇軾則不同，他在朝廷沒有多少相依的關係，蘇軾和弟弟蘇轍在公元1057年考中後，唯一力挺“三蘇”的就是主考官歐陽修。在這一時期，傅堯俞和蘇軾的交往，牽線人應該是歐陽修或石介，他們同榜考中，私交甚密，對傅堯俞和蘇軾兩位青年才俊都十分器重，會在不同場合為他們牽線搭橋，總體來看，此時“三蘇”的境遇遠遠不能和傅堯俞相比，孫復、石介的“泰山學派”已經羽翼豐滿，傅堯俞在鄆州體系提攜下得以茁壯成長，仕途順風順水，而蜀地來京的蘇軾缺少政治資源只好隱忍負重，砥礪養性，他的“蘇學”體系尚待時日。

人生的路途時分時合，讓人們不清楚命運之舟會駛向何方。公元1069年，是北宋歷史上重要的一年，宋神宗趙頊為振興北宋王朝，先讓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推行變法，傅堯俞和蘇軾的仕途在這一年均發生重大改變，傅堯俞的坦途變為泥濘，蘇軾還是則命運多舛，譜寫了他們殊途同歸的曲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