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意識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和寫照，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心態領域的一種，它必定與當時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時代主題聯絡在一塊，而不能脫離文學產生的那個時代廣闊的文化背景。《三國演義》中的“擁劉反曹”情感傾向的形成便是社會存在在文學意識形態領域的體現。

一、總的概述

在討論之前，必須注意的是，三國故事流傳於民間，成書於文人之手，其擁劉反曹的傾向，經歷了漸次發展、多方面補充到《三國演義》最終彙集百家優秀創作成果定型的過程。這說明這一傾向對廣大人民大眾而言，意義不僅在於歷朝歷代以來出於倫理道德以及政治需要而得出的政權是否符合正統，更主要的是，它積澱了人民千百年來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同時由於它在流傳過程中逐步經歷了文人的加工和創造，並最終由文人完成，所以其中又融入了文人對自身所處時代的憂患意識，以及他本人文學創作的審美取向。

筆者以為《三國演義》中自始至終渲染的“擁劉反曹”是個大主題，在這個大主題下，牽涉到方方面面，因此包含了許多小主題，它幾乎涵蓋了《三國演義》在流傳至最終成書過程中吸收了各個階層、各種思想學說的願望主張，尤其整個民族的生活願望和審美理想——歌頌本民族古代英雄豪傑們的豐功偉業；寄予人民對弱小者的同情和支援；讚美智慧和美德；尊仁政，貶霸政；宣揚忠義精神等等。

同時任何社會意識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和寫照，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心態領域的一種，它必定與當時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時代主題聯絡在一塊，而不能脫離文學產生的那個時代廣闊的文化背景。

作者羅貫中生活的時代為元代，根據歷史事實，從整體上把握，可以看到終元一代，漢族及當時治下廣大兄弟民族受盡蒙古的欺壓，渴望本民族的強盛與復興，是每一個漢族人的願望；而當這種願望不能實現時，其強烈的外在情感則轉化為追慕祖先們的曾開創過的宏圖偉業，以此彌補精神上的巨大失落和痛苦。而作為生於亂世的知識分子，他們身上的憂患意識更加突出。同時希望在精神世界有所寄託，所以在自己的小說中注入自己的願望和要求是順理成章的事；為了捕獲廣大讀者的心，必定採用了反映廣大民眾普遍心裡的情感取向。加上作者本身就處於這一情感氛圍影響下，這種傾向尤為明顯，當作者的創作心理需要和那個時代讀者的閱讀情感的需要最終契合時，便構成了《三國演義》感人肺腑的情感主題。

僅以作者一方而論，在敘述三國往事時，即是在探討古代英雄們建立豐功偉業的過程，也是在為探尋民族最終獲得解放、以及能否過上理想中生活的可能，可惜由於時代的侷限，及作者自身思想的侷限，他沒能為自己苦悶的思想、民族的未來找到一條解脫的光明大道。只能讓悲憤中長嘯低嘆的情緒，瀰漫在人們的心頭，飄香久遠。從而構成了一幕幕傷情的悲劇：諸葛亮雖是我們民族智慧的化身，但他卻無力改變“呼喇喇似大廈將傾”的蜀漢王朝；關羽雖為義士和勇者的完美結合，最終仍不免敗走麥城，落得身首兩異，悲慘收場；曹操奸雄一世，到頭來不能阻擋他所開創的曹魏天下“再受禪依樣畫葫蘆”，不得不拱手交給了另一個奸雄司馬家族。可見，歷史不只是英雄的歷史，英雄人物各領風騷幾十年，亦只能在滄海橫流、白雲蒼狗之變中抽到斷水，擊波斬浪，一時與命運搏擊，卻不能改變大江東去的方向。

二、封建正統觀念說

《三國演義》中“擁劉反曹”歷來最多的表述為——以蜀漢為正統，以曹魏為非正統；正統問題一向是儒家傳統核心理念之一，每一個朝代的建立都得有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不然則“言不正名不順”，這一點作為漢民族中上層階級的集體意識經過數千年的傳承，不但沒有隨這漫漫歷史時間消磨掉，反而獲得了進一步發展；即使到封建社會後期，滿洲人以蠻夷身份入住中原，順治帝進入北京後第一件事是登上天壇，祭告天地神明，表明自己已經是中國的君主；待統治稍微穩固更積極為明代立史，把明朝顛覆的責任推到了李自成所率領的農民軍身上，而借始祖努爾哈赤曾是明朝治下遼東的一員，表明自己一方是名正言順繼得的帝位。

之前歷史上對待“魏”與“蜀”誰為“正統”這個問題更體現了這點。

中國古代的正統觀念，除著眼於宗法血緣而外，在新舊朝更迭時，倘似有道伐無道，新王朝仍視為繼承了政治的道統。因為如此，歷史上的新政權，都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前代的正統問題加以辨析。兩晉以來，關於蜀、魏孰為正統的爭論，最為典型。《三國志》以魏為正統，不僅是因為晉承魏祚，也因為陳壽“身為晉武之臣“。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則是因為“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說者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到了北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以魏為正統，則是因為趙匡胤篡後周而自立，近乎曹魏之篡漢。南宋朱熹等人力爭以蜀為正統，又是因為南宋“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同上），“唯恐中原之爭正統也”（《文史文通·文德》）。由此可見三國之孰為正統，中說紛紜，皆與時代特點和政治需要有關。①

許多人認為，尊“曹”或尊“劉”誰為正統的問題，反映了當時漢人朝代受外族侵入不得不到處遷都，並面臨著異族入住中原後，日益漢化且與原來所謂“正統”的漢族朝廷爭“正統”的尷尬。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審視歷史，處於弱勢地位的漢族朝廷便不得不搬出劉備這尊神，以西蜀為正統。但是按三國時代鼎立的局面，東吳與西蜀可謂同病相憐，卻沒有人尊東吳為正統。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裡。

當然事情遠非這麼簡單，現在學術界獲得了普遍共識，如果僅僅以“正統”解釋不免以偏蓋全，作為功名未就，或沉落與社會下層，或一直生活於下層、經濟上一塌糊塗的底層知識分子和同樣一無所有的勞苦大眾，正統與否、誰是誰非，與他們生活現狀關聯並不大，因為無論是哪個民族，哪個皇帝建立的朝代，處於無權無勢階層的下層知識分子與民眾始終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對他們來說無所謂正統與否，而且歷史向來都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無論是誰奪得了帝位，都有一套說辭掩蓋。因此促使人民大眾接受三國故事，以及其從東晉以來就秉承的“擁劉反曹”的情感傾向，必定有除封建維護者倡導的“正統”以外，更能吸引他們的東西

三、廣大人民政治和道德理想

反映廣大民眾渴望明主賢相的出現、尊仁政而抑霸政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

持這種觀點的人也很多。他們也認為《三國演義》的主題是“尊劉抑曹”，或者叫做“擁劉反曹”，但不同意說羅貫中是從封建正統觀念出發來寫作的。他們認為，羅貫中是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時代背景下，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的歷史條件下，站在當時思想水平的高度，從浩瀚紛繁的三國曆史題材中，提煉出“擁劉反曹”的主題。這個主題，表達了人民中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願望，寄託了人民的愛和理想。同時，羅貫中是一位獻身於通俗文學的藝術大師，接受了唐、宋、元以來流傳於民間的“擁劉反曹”歷史故事的影響。他在歷代群眾創作的基礎上，參考各種正史、野史、傳說、佚聞，塑造了人民喜愛的栩栩如生的傳奇英雄的典型，刻劃了人民憎惡的反面人物形象。所以，《三國演義》“擁劉反曹”主題的形成，既有它的現實基礎和時代需要，又是植根於人民群眾創作的肥沃土壤之中。②

作者創作都有一個立場，這個立場可以是作者自覺遵守的，也可以是無意識間遵循的，因此文字的完成必定隨著作者主觀意識的介入帶入一定的情感取向。羅貫中在創作《三國演義》中的情感傾向則是很明顯的，因此敘述幾個針鋒相對的國家的故事中，情感更有所依倚。

關四平先生在其論文中認為最終在《三國演義》中形成的“擁劉反曹”主題傾向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追求“真、善、美”的心路歷程，而不僅僅是“正統”二字就能說明得了的。“據此我們認為, 陳壽、裴松之乃至司馬光的以曹魏為正統只是外在的形式與紀年的方法, 並不能代表其道德評價與感情傾向, 其深層心理結構中對善與美的追求與人民大眾有著共通之處, 其褒劉貶曹的傾向雖暗含於字裡行間, 卻是如地下岩漿, 熾熱而濃烈。”③

這個觀點值得贊同，因為作者在構思一部書的時候，總帶有個人情感立場，這是不能避免的。

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三國故事的主要傳承者和欣賞者是長久以來處於社會下層的勞動人民，其擁劉反曹傾向對廣大人民群眾而言，其意義在於它積澱了他們千百年來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三國的故事在羅貫中著書之前已出現，並且情感傾向到元代已基本確定，接受群體長期養成的閱讀審美期待視野對原是三國故事接受者之一的羅貫中必定形成一定影響，而羅貫中對此加以接受也不過是順應了這種情感傾向。

因此“擁劉反曹”情感形成，其實質來說與三國故事在歷史長河中由民間演變來決定的，在封建社會廣大人民長期處於被欺壓、被剝削的境地，促使他們在與統治者作抗爭的鬥爭中逐步發展了一種群體性的憎惡無義暴力，同情支援弱小者的道德情感取向；以及渴望遇上一個賢明的君王和一個廣施仁義的朝廷，從此過上輕徭薄賦、平靜安樂的生活。

而從接受心理角度來說，民眾接受三國故事必然以自己的道德情感為準繩加以取捨。劉備前半生經常打敗仗，到處東奔西跑，狼狽逃竄，這與歷朝歷代廣大民眾的處境及其相似，這便促使他們與劉備產生了息息相惜的感覺，似乎找到了隔代知音。

在小說情節的構思上，劉備也確實沒有令他的這類接受群體失望。他寬厚愛民，非常重視爭取民心，認為“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寧可自己遭受危難，也不願拋棄跟隨他的百姓。因而深得人心。表現了他的民本思想。他三顧茅廬，禮賢下士；又慧眼識英雄，對趙雲在長坂坡衝殺回去，必定重新歸來，深信不疑。而筆下另一個人物曹操是一個政治野心家和陰謀家的典型。作者在他身上概括了奸詐、兇殘、多以、機變等性格特徵。儘管他有雄才大略，他的實力很快發展，迅速掃平你給了群雄，統一了整個中國北方，然而他仍不過是一個奸雄，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懷有篡逆野心的“亂臣賊子”。與劉備一正一反，涇渭分明，對比強烈。因此劉備獲得了這以後無數文人墨客、黎民百姓的全體認同和支援。最主要的是劉備的西蜀的出現，象徵著他們理想中的賢明君主以及他所建立的仁政王朝，恰好滿足了他們渴望過上美好生活的懵懂希望。

當然藉此來為自己的朝政造勢，製造一個仁政愛民的形象，更利於自己的統治，也是統治階層樂意奉承它的願意。明代的有四大奇書，、、、《三國演義》。除因採取魔幻形式隱晦的對映現實，而少遭非難外，其他兩部大都歷經許多波折。被統治者斥為“盜賊草寇”幾次三番遭到查禁；以“寫淫”當作色情小說遭到長時間的貶損，而唯獨《三國演義》不但毫髮無損流傳下來，還得到了許多溢美之詞，被抬到無比崇高的地位。

自古以來，封建統治階級與民間普通老百姓立場與看法背離的時候較多，而好合的時候確少，但《三國演義》之後，“擁劉反曹”卻博得了官方與民間的一致好感，自此成為後世定論。

四、反映當時作者及人民的民族情感

除此之外，這其中還包括了渴望本民族興旺強盛的願望，這個願望由廣大的下層人民群眾來寄予的。

《三國演義》一開始介紹劉備就開門見山的說，劉備是漢朝皇帝的遠方宗室，漢景帝兒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劉備本人也三番五次向別人推銷自己“乃中山靖王之後”，除了表明劉備當時別無一物，只餘下一個高貴的身份，似乎還別有用意。劉備為什麼要特別留心向別人介紹自己那些出身於漢代皇室的遠祖呢？

這個情節重複出現的次數很多，以至於讓人閱讀起來感覺劉備有些造作的偽善，不似一個寬厚老實的長者。然而仔細咀嚼，這顯然是作者別有用意的一筆，隨著情節發展， “漢室苗裔” 這個潛含的政治號召力慢慢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赤壁大戰之前，劉備一沒固定的根據地、又沒多少可呼叫的兵馬；反觀曹操和孫權，一個擁有了統一北方後雄厚的軍事實力，士氣旺盛，得到了天時；另一個佔據長江天險，有地利可守，並累積兩世，實力也不可小覷。劉備後來能聚攏人馬，由弱到強，逐漸成為其中一雄，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漢室苗裔”這個身份功不可沒，使他隨處佔了不少便宜。

再者很顯然表明了作者對劉備的尊重和愛戴，劉備的老對手是曹操，作者在個人門第出身上做文章，採用比較對照的手法給曹操一個不光彩的身份來歷，兩者在作者心目中尊卑貴賤一目瞭然。推究其實質，除了以上所說劉備這個人物形象蘊含了人民的仁政愛民理想外，不過外乎他的的確確是根紅苗正的“漢室苗裔”，後世愛屋及烏，他沾到了祖宗的光彩。而作者透過對劉備的仰慕，最終要表明的是自己仰慕漢時那個民族威武的時代，藉以向自己所處的時代驚醒，宣揚民族曾有的輝煌，凝聚民族的向心力，攢足足夠的力量一致對外，獲得本民族原有的自由和尊嚴，以及表達希望本民族長久的強盛美好願望。

只要聯絡一下當時作者所處的時代就可以知道，自漢朝的強盛覆滅之後，漢民族迅速衰弱，國力江河日下，經常被北方來的民族伺機毆打。經歷四百多年被外族蹂躪，不斷廝殺混戰，到隋唐兩代好不容易再次統一，過上百多年安穩日子，接著又是重複三國老路，自己內部先混戰起來，然後國力衰弱，很快又被北方外族打垮，驅趕到淮河以南地區，把原本屬於本民族一半以上土地的黃河以北地區丟失得一乾二淨。到羅貫中寫《三國演義》，當時的情況是這樣，元代正是異族蒙古人統治之時，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人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漢人，第四等是南人。元朝統治者對各個等級在政治、法律、科舉、經濟負擔等方面做出不同的規定。

無數次的歷史事實反覆驗證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民族壓迫越嚴重，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意識便越強，渴望民族解放的願望便愈發強烈。在這種情形下，當時的民族意識迅速凝聚，民族情感傾向分明。

而劉備的祖先們則創造了漢民族史上的輝煌。三國時代作為漢民族遭受恥辱之前最後一個時代受到後代漢族人格外關注。而曹操的兒子最終篡漢而立，繼立的晉朝又不堪它族重擊，導致了後世幾百年漢族窩縮東南一隅的孱弱局面，自然受到後人非議。而唐代中晚期以後出現的分裂和混戰又是重蹈三國覆轍，不能不說曹魏篡漢給後世叛亂者樹立了忤逆的榜樣。後人重新審視歷史，歸咎起來其肇事者曹操便無可爭議的成了眾人之的，也就導致了後世三國故事流傳間，同為鼎足而立者，曹操比東吳孫權遭受了更多責難。這種傾向在東晉時便已經開始流傳了。

遼、金、宋、元時期,民族矛盾加劇,漢族政權失敗,異族入主中原,人心思漢,這對“擁劉反曹”思想傾向的形成不無關係。尤其是元代，漢民族與作為統治者的蒙古人之間的矛盾更加深化，因此元人三國戲逐漸多起來，並且形成了以謳歌蜀漢人物“漢家節”和讚頌蜀漢人物威武雄健為主旨的總體傾向。

據、《續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等書記載，現存的元雜劇三國戲有關漢卿《關大王獨赴單刀會》和《關張雙赴西蜀夢》、《高文秀《劉玄德獨赴襄陽會》、鄭光祖《虎牢關三戰呂布》和《醉思鄉王粲登樓》、無名氏《劉玄德醉走黃鶴樓》、《諸葛亮博望燒屯》、《錦雲堂美女連環計》、《關雲長千里走單騎》和《兩軍師隔江鬥智》等10中。除《醉思鄉王粲登樓》和《近熨燙美女連環計》外，其餘8種劇作一個最突出最鮮明的特色，就是擁劉興漢和反對曹孫。④

這對作者“擁劉反曹”思想形成不無關聯，現在從留下來的劇作內容中可以看出，諸如：各種劇中幾乎都以劉備集團為正面主角人物；歌頌劉備“寬仁厚德”，鞭撻曹操奸詐毒辣和孫權父子的昏庸無能；宣揚漢劉為一家，為劉備統一天下造勢等。裡面包含的《三國演義》裡“擁劉反曹”思想已逐步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

再者羅貫中中壯年時期, 正是中華民族各族人民反對蒙古族貴族統治集團殘酷的民族壓迫而進行地波瀾壯闊的農民大起義的年代。尤其是韓山童、劉福通領導的“ 紅巾軍” , 他們高擎恢復宋朝漢族政權的大旗, 發號施令, 應者雲集, 馳騁於中原大地, 元軍望風披靡。於元至正十五年公元一三五五年三月, 改元為龍風元年, 建都毫州今安徽省毫縣, 立韓林兒為大宋皇帝, 軍旗上大書“ 虎責三千, 直掃幽燕之地, 龍風九五, 重開大宋之天” 陶崇義《招耕錄》。併發出討元檄文“ 概念生民, 久陷於胡, 倡義舉兵, 恢復中原” 胡麟趾《高麗史》卷三十九。大軍殺向北宋的京城汁京, 於至正十八年公元一三五七年光復汁京。這是自宋高宗趙構南渡以來, 漢族人民經過了整整二百三十年的不屈不撓的鬥爭, 終於破天荒地取得了是偉大的勝利。

這對當時長期處在蒙古族貴族統治集團殘酷壓迫下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來說, 是一件盛事；對羅貫中來說, 不能不使他感到無比的振奮。羅貫中的《趙太祖龍虎風雲會》就寫在劉福通收復汁京之後不久。羅貫中在這個雜劇中寫了宋太祖趙匡胤當了皇帝之後, 在一個風雪漫天的夜晚, 親訪丞相趙普, 商討統一中國的大業。他禮賢下士, 平等待人, 關心人民的疾苦。顯然, 這不是歷史上的趙匡胤, 而是作者羅貫中理想中的趙匡胤, 這是他對龍風皇帝韓林兒所寄託的殷切灼希望。希望龍鳳皇帝韓林兒不要辜負全華人民的重扦, 趕走蒙古貴族統治集團, 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⑤

然而，這些軍閥之間相互之間征伐，兵戈無休，導致土地荒蕪、遍地災荒、流民四起，社會越來越動盪。種種後果似乎又不是自己理想中所想要的，這便又導致了作者主觀臆想中的美好幻想破滅。作者一方面在書中竭力讚揚諸葛亮五出岐山，九伐中原鞠躬盡瘁的忠義精神。但是有一個事實是他無法迴避的，蜀國由於連年征戰，不僅導致了魏蜀邊境生民塗炭，而且最終掏空了蜀國的多年辛苦積攢下來的底子，雖經諸葛亮苦苦支援，其死後，蜀國終於難以為繼，很快被蜀國打敗了。這裡表明強大的軍事實力並不是維持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長久強盛的萬能靈藥。

而且即使是一開始賢明如蜀國，強盛過後，明主謝世，到最後仍不免重蹈漢朝末年消亡的故事，君主寵信宦官，昏庸無能，即使再多名臣良將的輔佐也無能為力。

從這層關係上推論，《三國演義》顯示了作者在努力探索民族以及國家興盛富強的道路上的心路歷程，以及種種可能性。但是在如何保持這種理想局面，以及怎樣擺脫歷史舊事的輪迴往復上卻陷入了深深的困惑，無法得出完美的答案。

當作者把這種“是非成敗轉頭空”無奈歸結為一切為“宿命”，也就顯示著《三國演義》一開始顯露出來積極探討歷史成敗、以史為鑑的進取心化為了虛幻泡影的虛無歷史觀。進而暗示這作者對民族和國家所寄予的一切可能的希望前途暗淡，只能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作為歷史興亡規律了。

當時代社會變化風起雲湧，對羅貫中這樣一個關注社會，憂心時事的文人來說，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注入“擁劉反曹”思想曲折的反映那個時代主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無疑《三國演義》“擁劉反曹”情感意識蘊含了作者的希望民族統一強盛、驅逐外族、並祈求兵戈止息、國泰民安的民族情感因素。

參考書目：

①郭預衡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第四冊》 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第1版

② 王東明 著《建國以來<三國演義>主題研究綜述》 《理論月刊》1995年03期

④ 謝文學 著《<三國演義>“擁劉反曹”別論》 《天中學刊 ·第10卷 ·第四期》 1995年11月 第42頁

⑤ 謝文學 著《<三國演義>“擁劉反曹”別論》 《天中學刊 ·第10卷 ·第四期》 1995年11月 第43頁

任何社會意識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和寫照，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心態領域的一種，它必定與當時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時代主題聯絡在一塊，而不能脫離文學產生的那個時代廣闊的文化背景。《三國演義》中的“擁劉反曹”情感傾向的形成便是社會存在在文學意識形態領域的體現。

一、總的概述

在討論之前，必須注意的是，三國故事流傳於民間，成書於文人之手，其擁劉反曹的傾向，經歷了漸次發展、多方面補充到《三國演義》最終彙集百家優秀創作成果定型的過程。這說明這一傾向對廣大人民大眾而言，意義不僅在於歷朝歷代以來出於倫理道德以及政治需要而得出的政權是否符合正統，更主要的是，它積澱了人民千百年來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同時由於它在流傳過程中逐步經歷了文人的加工和創造，並最終由文人完成，所以其中又融入了文人對自身所處時代的憂患意識，以及他本人文學創作的審美取向。

筆者以為《三國演義》中自始至終渲染的“擁劉反曹”是個大主題，在這個大主題下，牽涉到方方面面，因此包含了許多小主題，它幾乎涵蓋了《三國演義》在流傳至最終成書過程中吸收了各個階層、各種思想學說的願望主張，尤其整個民族的生活願望和審美理想——歌頌本民族古代英雄豪傑們的豐功偉業；寄予人民對弱小者的同情和支援；讚美智慧和美德；尊仁政，貶霸政；宣揚忠義精神等等。

同時任何社會意識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和寫照，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心態領域的一種，它必定與當時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時代主題聯絡在一塊，而不能脫離文學產生的那個時代廣闊的文化背景。

作者羅貫中生活的時代為元代，根據歷史事實，從整體上把握，可以看到終元一代，漢族及當時治下廣大兄弟民族受盡蒙古的欺壓，渴望本民族的強盛與復興，是每一個漢族人的願望；而當這種願望不能實現時，其強烈的外在情感則轉化為追慕祖先們的曾開創過的宏圖偉業，以此彌補精神上的巨大失落和痛苦。而作為生於亂世的知識分子，他們身上的憂患意識更加突出。同時希望在精神世界有所寄託，所以在自己的小說中注入自己的願望和要求是順理成章的事；為了捕獲廣大讀者的心，必定採用了反映廣大民眾普遍心裡的情感取向。加上作者本身就處於這一情感氛圍影響下，這種傾向尤為明顯，當作者的創作心理需要和那個時代讀者的閱讀情感的需要最終契合時，便構成了《三國演義》感人肺腑的情感主題。

僅以作者一方而論，在敘述三國往事時，即是在探討古代英雄們建立豐功偉業的過程，也是在為探尋民族最終獲得解放、以及能否過上理想中生活的可能，可惜由於時代的侷限，及作者自身思想的侷限，他沒能為自己苦悶的思想、民族的未來找到一條解脫的光明大道。只能讓悲憤中長嘯低嘆的情緒，瀰漫在人們的心頭，飄香久遠。從而構成了一幕幕傷情的悲劇：諸葛亮雖是我們民族智慧的化身，但他卻無力改變“呼喇喇似大廈將傾”的蜀漢王朝；關羽雖為義士和勇者的完美結合，最終仍不免敗走麥城，落得身首兩異，悲慘收場；曹操奸雄一世，到頭來不能阻擋他所開創的曹魏天下“再受禪依樣畫葫蘆”，不得不拱手交給了另一個奸雄司馬家族。可見，歷史不只是英雄的歷史，英雄人物各領風騷幾十年，亦只能在滄海橫流、白雲蒼狗之變中抽到斷水，擊波斬浪，一時與命運搏擊，卻不能改變大江東去的方向。

二、封建正統觀念說

《三國演義》中“擁劉反曹”歷來最多的表述為——以蜀漢為正統，以曹魏為非正統；正統問題一向是儒家傳統核心理念之一，每一個朝代的建立都得有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不然則“言不正名不順”，這一點作為漢民族中上層階級的集體意識經過數千年的傳承，不但沒有隨這漫漫歷史時間消磨掉，反而獲得了進一步發展；即使到封建社會後期，滿洲人以蠻夷身份入住中原，順治帝進入北京後第一件事是登上天壇，祭告天地神明，表明自己已經是中國的君主；待統治稍微穩固更積極為明代立史，把明朝顛覆的責任推到了李自成所率領的農民軍身上，而借始祖努爾哈赤曾是明朝治下遼東的一員，表明自己一方是名正言順繼得的帝位。

之前歷史上對待“魏”與“蜀”誰為“正統”這個問題更體現了這點。

中國古代的正統觀念，除著眼於宗法血緣而外，在新舊朝更迭時，倘似有道伐無道，新王朝仍視為繼承了政治的道統。因為如此，歷史上的新政權，都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前代的正統問題加以辨析。兩晉以來，關於蜀、魏孰為正統的爭論，最為典型。《三國志》以魏為正統，不僅是因為晉承魏祚，也因為陳壽“身為晉武之臣“。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則是因為“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說者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到了北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以魏為正統，則是因為趙匡胤篡後周而自立，近乎曹魏之篡漢。南宋朱熹等人力爭以蜀為正統，又是因為南宋“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同上），“唯恐中原之爭正統也”（《文史文通·文德》）。由此可見三國之孰為正統，中說紛紜，皆與時代特點和政治需要有關。①

許多人認為，尊“曹”或尊“劉”誰為正統的問題，反映了當時漢人朝代受外族侵入不得不到處遷都，並面臨著異族入住中原後，日益漢化且與原來所謂“正統”的漢族朝廷爭“正統”的尷尬。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審視歷史，處於弱勢地位的漢族朝廷便不得不搬出劉備這尊神，以西蜀為正統。但是按三國時代鼎立的局面，東吳與西蜀可謂同病相憐，卻沒有人尊東吳為正統。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裡。

當然事情遠非這麼簡單，現在學術界獲得了普遍共識，如果僅僅以“正統”解釋不免以偏蓋全，作為功名未就，或沉落與社會下層，或一直生活於下層、經濟上一塌糊塗的底層知識分子和同樣一無所有的勞苦大眾，正統與否、誰是誰非，與他們生活現狀關聯並不大，因為無論是哪個民族，哪個皇帝建立的朝代，處於無權無勢階層的下層知識分子與民眾始終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對他們來說無所謂正統與否，而且歷史向來都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無論是誰奪得了帝位，都有一套說辭掩蓋。因此促使人民大眾接受三國故事，以及其從東晉以來就秉承的“擁劉反曹”的情感傾向，必定有除封建維護者倡導的“正統”以外，更能吸引他們的東西

三、廣大人民政治和道德理想

反映廣大民眾渴望明主賢相的出現、尊仁政而抑霸政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

持這種觀點的人也很多。他們也認為《三國演義》的主題是“尊劉抑曹”，或者叫做“擁劉反曹”，但不同意說羅貫中是從封建正統觀念出發來寫作的。他們認為，羅貫中是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時代背景下，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的歷史條件下，站在當時思想水平的高度，從浩瀚紛繁的三國曆史題材中，提煉出“擁劉反曹”的主題。這個主題，表達了人民中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願望，寄託了人民的愛和理想。同時，羅貫中是一位獻身於通俗文學的藝術大師，接受了唐、宋、元以來流傳於民間的“擁劉反曹”歷史故事的影響。他在歷代群眾創作的基礎上，參考各種正史、野史、傳說、佚聞，塑造了人民喜愛的栩栩如生的傳奇英雄的典型，刻劃了人民憎惡的反面人物形象。所以，《三國演義》“擁劉反曹”主題的形成，既有它的現實基礎和時代需要，又是植根於人民群眾創作的肥沃土壤之中。②

作者創作都有一個立場，這個立場可以是作者自覺遵守的，也可以是無意識間遵循的，因此文字的完成必定隨著作者主觀意識的介入帶入一定的情感取向。羅貫中在創作《三國演義》中的情感傾向則是很明顯的，因此敘述幾個針鋒相對的國家的故事中，情感更有所依倚。

關四平先生在其論文中認為最終在《三國演義》中形成的“擁劉反曹”主題傾向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追求“真、善、美”的心路歷程，而不僅僅是“正統”二字就能說明得了的。“據此我們認為, 陳壽、裴松之乃至司馬光的以曹魏為正統只是外在的形式與紀年的方法, 並不能代表其道德評價與感情傾向, 其深層心理結構中對善與美的追求與人民大眾有著共通之處, 其褒劉貶曹的傾向雖暗含於字裡行間, 卻是如地下岩漿, 熾熱而濃烈。”③

這個觀點值得贊同，因為作者在構思一部書的時候，總帶有個人情感立場，這是不能避免的。

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三國故事的主要傳承者和欣賞者是長久以來處於社會下層的勞動人民，其擁劉反曹傾向對廣大人民群眾而言，其意義在於它積澱了他們千百年來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三國的故事在羅貫中著書之前已出現，並且情感傾向到元代已基本確定，接受群體長期養成的閱讀審美期待視野對原是三國故事接受者之一的羅貫中必定形成一定影響，而羅貫中對此加以接受也不過是順應了這種情感傾向。

因此“擁劉反曹”情感形成，其實質來說與三國故事在歷史長河中由民間演變來決定的，在封建社會廣大人民長期處於被欺壓、被剝削的境地，促使他們在與統治者作抗爭的鬥爭中逐步發展了一種群體性的憎惡無義暴力，同情支援弱小者的道德情感取向；以及渴望遇上一個賢明的君王和一個廣施仁義的朝廷，從此過上輕徭薄賦、平靜安樂的生活。

而從接受心理角度來說，民眾接受三國故事必然以自己的道德情感為準繩加以取捨。劉備前半生經常打敗仗，到處東奔西跑，狼狽逃竄，這與歷朝歷代廣大民眾的處境及其相似，這便促使他們與劉備產生了息息相惜的感覺，似乎找到了隔代知音。

在小說情節的構思上，劉備也確實沒有令他的這類接受群體失望。他寬厚愛民，非常重視爭取民心，認為“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寧可自己遭受危難，也不願拋棄跟隨他的百姓。因而深得人心。表現了他的民本思想。他三顧茅廬，禮賢下士；又慧眼識英雄，對趙雲在長坂坡衝殺回去，必定重新歸來，深信不疑。而筆下另一個人物曹操是一個政治野心家和陰謀家的典型。作者在他身上概括了奸詐、兇殘、多以、機變等性格特徵。儘管他有雄才大略，他的實力很快發展，迅速掃平你給了群雄，統一了整個中國北方，然而他仍不過是一個奸雄，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懷有篡逆野心的“亂臣賊子”。與劉備一正一反，涇渭分明，對比強烈。因此劉備獲得了這以後無數文人墨客、黎民百姓的全體認同和支援。最主要的是劉備的西蜀的出現，象徵著他們理想中的賢明君主以及他所建立的仁政王朝，恰好滿足了他們渴望過上美好生活的懵懂希望。

當然藉此來為自己的朝政造勢，製造一個仁政愛民的形象，更利於自己的統治，也是統治階層樂意奉承它的願意。明代的有四大奇書，《水滸傳》、《金瓶梅》、《西遊記》、《三國演義》。除《西遊記》因採取魔幻形式隱晦的對映現實，而少遭非難外，其他兩部大都歷經許多波折。《水滸傳》被統治者斥為“盜賊草寇”幾次三番遭到查禁；《金瓶梅》以“寫淫”當作色情小說遭到長時間的貶損，而唯獨《三國演義》不但毫髮無損流傳下來，還得到了許多溢美之詞，被抬到無比崇高的地位。

自古以來，封建統治階級與民間普通老百姓立場與看法背離的時候較多，而好合的時候確少，但《三國演義》之後，“擁劉反曹”卻博得了官方與民間的一致好感，自此成為後世定論。

四、反映當時作者及人民的民族情感

除此之外，這其中還包括了渴望本民族興旺強盛的願望，這個願望由廣大的下層人民群眾來寄予的。

《三國演義》一開始介紹劉備就開門見山的說，劉備是漢朝皇帝的遠方宗室，漢景帝兒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劉備本人也三番五次向別人推銷自己“乃中山靖王之後”，除了表明劉備當時別無一物，只餘下一個高貴的身份，似乎還別有用意。劉備為什麼要特別留心向別人介紹自己那些出身於漢代皇室的遠祖呢？

這個情節重複出現的次數很多，以至於讓人閱讀起來感覺劉備有些造作的偽善，不似一個寬厚老實的長者。然而仔細咀嚼，這顯然是作者別有用意的一筆，隨著情節發展， “漢室苗裔” 這個潛含的政治號召力慢慢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赤壁大戰之前，劉備一沒固定的根據地、又沒多少可呼叫的兵馬；反觀曹操和孫權，一個擁有了統一北方後雄厚的軍事實力，士氣旺盛，得到了天時；另一個佔據長江天險，有地利可守，並累積兩世，實力也不可小覷。劉備後來能聚攏人馬，由弱到強，逐漸成為其中一雄，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漢室苗裔”這個身份功不可沒，使他隨處佔了不少便宜。

再者很顯然表明了作者對劉備的尊重和愛戴，劉備的老對手是曹操，作者在個人門第出身上做文章，採用比較對照的手法給曹操一個不光彩的身份來歷，兩者在作者心目中尊卑貴賤一目瞭然。推究其實質，除了以上所說劉備這個人物形象蘊含了人民的仁政愛民理想外，不過外乎他的的確確是根紅苗正的“漢室苗裔”，後世愛屋及烏，他沾到了祖宗的光彩。而作者透過對劉備的仰慕，最終要表明的是自己仰慕漢時那個民族威武的時代，藉以向自己所處的時代驚醒，宣揚民族曾有的輝煌，凝聚民族的向心力，攢足足夠的力量一致對外，獲得本民族原有的自由和尊嚴，以及表達希望本民族長久的強盛美好願望。

只要聯絡一下當時作者所處的時代就可以知道，自漢朝的強盛覆滅之後，漢民族迅速衰弱，國力江河日下，經常被北方來的民族伺機毆打。經歷四百多年被外族蹂躪，不斷廝殺混戰，到隋唐兩代好不容易再次統一，過上百多年安穩日子，接著又是重複三國老路，自己內部先混戰起來，然後國力衰弱，很快又被北方外族打垮，驅趕到淮河以南地區，把原本屬於本民族一半以上土地的黃河以北地區丟失得一乾二淨。到羅貫中寫《三國演義》，當時的情況是這樣，元代正是異族蒙古人統治之時，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人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漢人，第四等是南人。元朝統治者對各個等級在政治、法律、科舉、經濟負擔等方面做出不同的規定。

無數次的歷史事實反覆驗證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民族壓迫越嚴重，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意識便越強，渴望民族解放的願望便愈發強烈。在這種情形下，當時的民族意識迅速凝聚，民族情感傾向分明。

而劉備的祖先們則創造了漢民族史上的輝煌。三國時代作為漢民族遭受恥辱之前最後一個時代受到後代漢族人格外關注。而曹操的兒子最終篡漢而立，繼立的晉朝又不堪它族重擊，導致了後世幾百年漢族窩縮東南一隅的孱弱局面，自然受到後人非議。而唐代中晚期以後出現的分裂和混戰又是重蹈三國覆轍，不能不說曹魏篡漢給後世叛亂者樹立了忤逆的榜樣。後人重新審視歷史，歸咎起來其肇事者曹操便無可爭議的成了眾人之的，也就導致了後世三國故事流傳間，同為鼎足而立者，曹操比東吳孫權遭受了更多責難。這種傾向在東晉時便已經開始流傳了。

遼、金、宋、元時期,民族矛盾加劇,漢族政權失敗,異族入主中原,人心思漢,這對“擁劉反曹”思想傾向的形成不無關係。尤其是元代，漢民族與作為統治者的蒙古人之間的矛盾更加深化，因此元人三國戲逐漸多起來，並且形成了以謳歌蜀漢人物“漢家節”和讚頌蜀漢人物威武雄健為主旨的總體傾向。

據《錄鬼簿》、《續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等書記載，現存的元雜劇三國戲有關漢卿《關大王獨赴單刀會》和《關張雙赴西蜀夢》、《高文秀《劉玄德獨赴襄陽會》、鄭光祖《虎牢關三戰呂布》和《醉思鄉王粲登樓》、無名氏《劉玄德醉走黃鶴樓》、《諸葛亮博望燒屯》、《錦雲堂美女連環計》、《關雲長千里走單騎》和《兩軍師隔江鬥智》等10中。除《醉思鄉王粲登樓》和《近熨燙美女連環計》外，其餘8種劇作一個最突出最鮮明的特色，就是擁劉興漢和反對曹孫。④

這對作者“擁劉反曹”思想形成不無關聯，現在從留下來的劇作內容中可以看出，諸如：各種劇中幾乎都以劉備集團為正面主角人物；歌頌劉備“寬仁厚德”，鞭撻曹操奸詐毒辣和孫權父子的昏庸無能；宣揚漢劉為一家，為劉備統一天下造勢等。裡面包含的《三國演義》裡“擁劉反曹”思想已逐步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

再者羅貫中中壯年時期, 正是中華民族各族人民反對蒙古族貴族統治集團殘酷的民族壓迫而進行地波瀾壯闊的農民大起義的年代。尤其是韓山童、劉福通領導的“ 紅巾軍” , 他們高擎恢復宋朝漢族政權的大旗, 發號施令, 應者雲集, 馳騁於中原大地, 元軍望風披靡。於元至正十五年公元一三五五年三月, 改元為龍風元年, 建都毫州今安徽省毫縣, 立韓林兒為大宋皇帝, 軍旗上大書“ 虎責三千, 直掃幽燕之地, 龍風九五, 重開大宋之天” 陶崇義《招耕錄》。併發出討元檄文“ 概念生民, 久陷於胡, 倡義舉兵, 恢復中原” 胡麟趾《高麗史》卷三十九。大軍殺向北宋的京城汁京, 於至正十八年公元一三五七年光復汁京。這是自宋高宗趙構南渡以來, 漢族人民經過了整整二百三十年的不屈不撓的鬥爭, 終於破天荒地取得了是偉大的勝利。

這對當時長期處在蒙古族貴族統治集團殘酷壓迫下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來說, 是一件盛事；對羅貫中來說, 不能不使他感到無比的振奮。羅貫中的《趙太祖龍虎風雲會》就寫在劉福通收復汁京之後不久。羅貫中在這個雜劇中寫了宋太祖趙匡胤當了皇帝之後, 在一個風雪漫天的夜晚, 親訪丞相趙普, 商討統一中國的大業。他禮賢下士, 平等待人, 關心人民的疾苦。顯然, 這不是歷史上的趙匡胤, 而是作者羅貫中理想中的趙匡胤, 這是他對龍風皇帝韓林兒所寄託的殷切灼希望。希望龍鳳皇帝韓林兒不要辜負全華人民的重扦, 趕走蒙古貴族統治集團, 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⑤

然而，這些軍閥之間相互之間征伐，兵戈無休，導致土地荒蕪、遍地災荒、流民四起，社會越來越動盪。種種後果似乎又不是自己理想中所想要的，這便又導致了作者主觀臆想中的美好幻想破滅。作者一方面在書中竭力讚揚諸葛亮五出岐山，九伐中原鞠躬盡瘁的忠義精神。但是有一個事實是他無法迴避的，蜀國由於連年征戰，不僅導致了魏蜀邊境生民塗炭，而且最終掏空了蜀國的多年辛苦積攢下來的底子，雖經諸葛亮苦苦支援，其死後，蜀國終於難以為繼，很快被蜀國打敗了。這裡表明強大的軍事實力並不是維持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長久強盛的萬能靈藥。

而且即使是一開始賢明如蜀國，強盛過後，明主謝世，到最後仍不免重蹈漢朝末年消亡的故事，君主寵信宦官，昏庸無能，即使再多名臣良將的輔佐也無能為力。

從這層關係上推論，《三國演義》顯示了作者在努力探索民族以及國家興盛富強的道路上的心路歷程，以及種種可能性。但是在如何保持這種理想局面，以及怎樣擺脫歷史舊事的輪迴往復上卻陷入了深深的困惑，無法得出完美的答案。

當作者把這種“是非成敗轉頭空”無奈歸結為一切為“宿命”，也就顯示著《三國演義》一開始顯露出來積極探討歷史成敗、以史為鑑的進取心化為了虛幻泡影的虛無歷史觀。進而暗示這作者對民族和國家所寄予的一切可能的希望前途暗淡，只能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作為歷史興亡規律了。

當時代社會變化風起雲湧，對羅貫中這樣一個關注社會，憂心時事的文人來說，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注入“擁劉反曹”思想曲折的反映那個時代主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無疑《三國演義》“擁劉反曹”情感意識蘊含了作者的希望民族統一強盛、驅逐外族、並祈求兵戈止息、國泰民安的民族情感因素。

參考書目：

①郭預衡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第四冊》 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第1版

② 王東明 著《建國以來<三國演義>主題研究綜述》 《理論月刊》1995年03期

④ 謝文學 著《<三國演義>“擁劉反曹”別論》 《天中學刊 ·第10卷 ·第四期》 1995年11月 第42頁

⑤ 謝文學 著《<三國演義>“擁劉反曹”別論》 《天中學刊 ·第10卷 ·第四期》 1995年11月 第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