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以它傑出的 藝術 描寫手段，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和失敗過程的一些本質方面。《水滸傳》的社會意義首先在於深刻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朽，及統治階級的罪惡，說明造成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開頭寫了一個一向被人厭棄的破落戶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後來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帥府太尉，而這位皇帝也不過是個專會串瓦走舍的浮浪紈絝兒。他的親信大臣還有蔡京、童貫和楊戩等，他們構成了一個最高統治集團，蔡、高等人以他們的親屬門客為黨羽心腹，如梁世傑、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賀太守之流，在他們的下面，則是一些貪官汙吏、土豪惡霸，從上到下，狼狽為奸，殘害忠良，欺壓良善，對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形成了一個統治網。《水滸傳》在揭露這些貪官汙吏、土豪惡霸如何欺壓人民的罪行時，首先敘述了高俅迫害王進的故事，因為王進的父親早年比武時，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帥府太尉後,到任的第一天就官報私仇,無端責罰王進，害得王進連夜奉母逃走。作者還寫了高俅為了讓兒子霸佔林沖的妻子，千方百計謀害林沖。高俅作為那個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體現了兇殘、陰險的權□特點，也體現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醜惡和腐朽的本質。此外，《水滸傳》中還寫了地主惡霸的種種作惡行為，如鄭屠霸佔金翠蓮，西門慶害死武大郎，毛太公勾結官府構陷獵戶解珍、解寶。 【藝術成就】 《水滸傳》在藝術上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寫出複雜的性格內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環境的依據，同時隨生活環境的變化而發展。人物形象帶有理想色彩，同時又深深地紮根於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滸傳》不單以情節的生動緊張取勝，還有較豐富真實的細節描寫。小說在民間口語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通俗、簡練、生動、富於表現力的文學語言。與內容相適應，前70回連環套式的藝術結構也獨具特色。《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對於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謳歌，歌頌了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義行動，也歌頌了他們超群的武藝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層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對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感受最深，因此當他們一旦造反後,他們的反抗性也最強,什麼統治階級的法度條例，對他們毫無約束，象李逵連皇帝也不放在眼裡。他們為了起義的正義事業，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作者對這些英雄人物的讚揚，完全是出自內心的熱愛。作品歌頌這樣一批被統治階級視為所謂“殺人放火”的強盜、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謂“不赦”的罪人，把他們寫得如此光輝動人，可敬可愛，這顯示了作者的膽識和正義感情。與此相反，作者對於統治階級的人物，則將他們寫得醜惡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啟發人們去愛什麼人，恨什麼人。金聖嘆評論《水滸傳》“無美不歸綠林，無惡不歸朝廷。”不管金聖嘆主觀動機如何，這句話卻確實說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傾向和《水滸傳》的深刻社會意義。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的農民起義，中國的農民富有武裝鬥爭的傳統和經驗，但用文學形式來歌頌農民戰爭,並且真實生動地作全面的藝術再現的,只有《水滸傳》。《水滸傳》在記敘歌頌起義軍的武裝鬥爭時，還比較重視戰爭經驗的總結，起義軍戰勝敵人，不僅憑勇敢,還靠智慧。《水滸傳》中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莊”是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毛澤東曾經讚揚“三打祝家莊”是合乎辯證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義軍在這次戰役中能夠重視調查研究,對敵分化瓦解,並採取打入內部裡應外合的辦法，終於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水滸傳》中有關戰爭的描寫，可與《三國志演義》相媲美。清代劉鑾的《五石瓠》裡說：明末農民起義軍的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 《水滸傳》中所描寫的起義軍的政治主張，雖然說得不十分明確,卻可以看到他們有著“八方共域,異姓一家”,不管什麼出身“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的理想。聯絡到他們“殺富濟貧”的行動，表現了人民反對封建經濟的貧富懸殊和政治上的等級貴賤之分，反對封建社會的階級剝削和政治壓迫，這是對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的宣戰，反映了廣大受壓迫人民的願望。《水滸傳》中用以組織群眾和團結群眾的思想基礎是“忠義”。這裡所說的義，它在某種程度上注入了被壓迫階級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觀念，這一點，有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是有所覺察的。明人郎瑛就說過：“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這實際上是說《水滸傳》所說的義不完全同於歷來統治階級所說的義。在中國封建社會里，下層人民也常講義，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產生一種團結禦侮的願望，這種願望，在為生活所迫、流落他鄉異地的一些遊民身上，反映得尤為強烈，他們最講朋友之間的義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進而至於“濟困扶危”、“殺富濟貧”，都是“義”的表現。因此，《水滸傳》中所寫的義，在特定的環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壓迫的性質,而不同於儒家的綱常倫理中的“義”。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滸傳》裡的“義”，還不能取代舊的倫常觀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滸傳》裡的“忠”,有忠於梁山事業的內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許多場合裡，“忠孝”這種封建倫理大節被放在首位，而把“義”置於次要地位，這就是江湖義氣沒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現，梁山泊一些鬥爭性最強、革命最堅決的人物，最終也不免在講義氣的情況下跟著宋江接受招安,義氣服從了忠君,就是《水滸傳》所寫的“義”本身存在嚴重缺陷的證明。《水滸傳》作者歌頌梁山義軍，卻又反對方臘起義，實際說明他同情、歌頌的是一種不徹底的農民起義，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義，不“僭號稱王”的起義。所以，《水滸傳》中出現了“替天行道”的口號。“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義，但是由於遵奉天命，這就不能突破君主觀念，因為在封建社會里，正是統治階級借天命來欺騙人民,所謂“奉天承運”,“天命所歸”，歷來帝王正是借天命來統治萬民的。《水滸傳》中“替天行道”的意義,說的是朝廷無道時,由這些好漢來“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則是“□臣矇蔽了聖聰”，因而他們造反便是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終又不得不歸服天子腳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終於換成“順天”、“保國”了。這也是《水滸》英雄們最終走上悲劇結局的原因之一。在《水滸傳》的描寫中，可以看出作為梁山泊領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動，關係著整個梁山事業的興衰和存亡。宋江出身於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經史”,養成 “忠孝”觀念，後來在縣裡作了押司,“刀筆精通,吏道純熟”,對於衙門裡公事和官府的應酬,十分熟悉。他雖為官府中人,卻又喜歡結交江湖上好漢,對下層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濟人貧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時雨”的美名。這樣的一種特殊經歷，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兩面性,一方面他要作個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觸中，使他較多地瞭解下層人民的苦難和願望，又成為仗義扶危、同情勞動人民對官府的反抗行為的人物。總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對人民的造反，只是抱著同情態度，或在某種情況下在行動上作一點有限的支援。從他思想上說，他是不願投身到造反行列裡去，他後來上梁山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他是一個廣有謀略的人物,決不甘心長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著他的才能將來能夠“為國立功”，作出一番事業來。“博得個封妻廕子”，以圖日後 “名垂青史”。而當時朝政黑暗，□臣當道，一些才能之士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恰在這時宋江又犯了殺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後題了反詩，被江州知府拿住，問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漢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這時，宋江才上了梁山。宋江有組織才能，善於團結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聲譽，前後有大批好漢隨他上山,壯大了山寨力量,給山寨事業帶來了一番興旺發達的氣象。梁山起義軍在他的領導和指揮之下，接連打了許多勝仗，給予一些貪官汙吏以嚴重的打擊和懲罰,並且震動了朝廷,這些勝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勞分不開的。但由於他忠孝觀念根深柢固，雖造了反而這種觀念並未改變，這就伏下了他日後接受招安的契機。他上了梁山後口口聲聲說皇帝是“至聖至明”,只是“□臣當道,讒佞專權。”他反覆申言：“小可宋江怎敢揹負朝廷”，“只被濫官汙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權借水泊棲身”，“專等朝廷招安”。他在與官軍對陣中，總是想到如何為日後的招安預留地步。這樣，梁山起義軍的力量越強大,梁山的事業越興旺,也就越為宋江的受招安積累資本。他終於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打得朝廷軍隊大敗虧輸之後，光榮體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義事業斷送。宋江投降之後，又奉朝廷之命去鎮壓方臘起義軍,正如魯迅說的:“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這是對《水滸》的最尖銳的批評，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嚴重侷限。火燒草料場 選自明代崇禎袁無涯刻本《水滸全傳》插圖《水滸傳》全書可分前後兩大部分，前半寫各路英雄紛紛上梁山大聚義，打官軍，受招安。後半有五個部分組成，即徵遼、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及結局。其中田虎、王慶兩部分是後來加的，今所見較早的百回本，徵遼之後緊接平方臘。但有的研究者認為，徵遼也可能是插增的，因為第一，徵遼的事不同於受招安和平方臘，歷史上無跡可尋。其次，和平田虎、王慶一樣，徵遼中梁山一百單八人無一死亡。這個看法尚有爭論。從思想內容來說，《水滸傳》前半是寫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階級矛盾的,後半則是寫忠臣反□臣,是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的忠□矛盾。作者寫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現出嚴重的思想侷限,但也反映了民族愛國思想,魯迅說： “其中招安之說,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為當時社會擾亂，官兵壓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離而為盜……但一到外寇進來,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時候,人民因為仇視外族，便想用較勝於官兵的盜來抵抗他。”這話是有根據的，水滸故事流傳的時間正是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水滸傳》的後半部分寫宋江等人受招安,和這一背景不無關係。而徵遼部分的出現，則是這一思想的繼續和發展。至於忠臣反□臣，也是和這一思想有關的。在小說結尾寫“史官有唐律二首哀輓” 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說：“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水滸傳》的作者是把宋江作為忠臣來描寫的。第85回遼國歐陽侍郎招降宋江，吳用向宋江獻策：要富貴，投降遼國；要忠義,報效宋朝。宋江說：“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後已。”這裡的“盡忠報國”實際上就是具體歷史條件下的民族立場。宋江投降之後，“水滸”英雄始終受□臣排擠、打擊和陷害,最後宋江等被□臣害死。這樣的悲劇結局,對於揭露統治者的罪惡,和作者對受招安者的鑑戒來說,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總之，《水滸傳》透過藝術形象表現的“官逼民反”的現象，深刻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本質，它所表現的梁山泊英雄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有力地衝擊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它描寫的梁山義軍受招安後儘管講忠義，打外敵，平內亂，還是不見容於當權執政者，還是落得悲慘的結局，也深刻地傳達了一種歷史教訓。《水滸傳》的藝術特色《水滸傳》作者以其高度的藝術表現力，生動豐富的文學語言，敘述了許多引人入勝的故事，塑造了眾多可愛的個性鮮明的英雄形象。《水滸傳》繼承與發展了中國古代小說與講史話本的傳統特色。故事極富傳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變化莫測。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緊扣讀者的心絃。如“拳打鎮關西”、“智取生辰綱”、“宋江殺惜”、“武松打虎”、“血濺鴛鴦樓”、“江州劫法場”、“三打祝家莊”等等,數百年來一直膾炙人口。但《水滸傳》並不是單純為了追求故事情節的離奇而迎合群眾的，而是緊緊圍繞著“官逼民反”這一思想，把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沖、盧俊義三人都武藝高強，是梁山第一等好漢，三人都受過官府的陷害，被充過軍，而武松和林沖、盧俊義的表現卻大不相同。林沖、盧俊義在充軍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擺佈，忍氣吞聲，有時還向差人乞憐哀告。兩人又都是受騙被捆在樹上低頭受死。武松則相反，第一次充軍孟州，一路上反而是兩個差人服侍他。二次充軍恩州，押解他的兩個差人被人收買，再加蔣門神的兩個徒弟，合謀在半路上害死他，四個帶刀的兇手，對付他一個帶枷的犯人，反被他輕而易舉地給收拾了。他還不解恨,一口氣奔回孟州,殺了張都監、張團練和蔣門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惡氣。林沖、盧俊義不是武藝不精，原因在於,他們一個是北京首富,一個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滿,重振家聲。兩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懷怒未發，忍一口氣。而武松，無家室之累，久走江湖，養成強悍的性格，無所顧忌，也就無所畏懼，加上他受欺被誣,不斷被人暗算,所以報復心強，手段也狠。林沖、盧俊義和武松,表現截然不同,但他們二人也有些不同，林沖的反抗性還較盧俊義為強。 又如魯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們都是性情剛直，好打不平，不畏強暴，不避危難；但他們又各有其特點，魯智深是軍官出身，閱歷較深，富有正義感，痛惡社會的不平，他雖然性格急躁，行動莽撞，但在鬥爭中有時又很細心機智。拳打鎮關西，沒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單身一人無人送飯，於是假裝氣忿，“指著鄭屠屍道：‘你詐死，灑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這樣便脫身而去了。在大相國寺菜園子裡，幾個潑皮要算計他，故意跪在糞窖邊不起來，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沒等潑皮上身，一腳一個把兩個為頭的踢到糞坑裡去了。這些都說明他是個粗中有細的人。武松性情剛強，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動上有時表現得粗魯蠻橫，象是有意的尋釁生事，如快活林對蔣門神；有時是裝出假象迷惑與麻痺對手，如十字坡對孫二孃。他為了替兄報仇,考慮得極為周密,從調查情況入手,到殺嫂逼取口供,殺西門慶，自首縣衙，一步步按著他的安排都作到了。這又說明他很有心計。而李逵則和兩人大不相同，憨直、剛強、粗心、大膽，極忠於梁山事業，反抗性最強，打起仗來，赤膊上陣，勇猛無比。他是個真正的粗人，一味蠻幹，不計後果，又有幾分天真，好管閒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奪魚和張順撕打，被張順騙到水裡，淹得他兩眼發白；去薊州搬取公孫勝，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懲治；斧劈羅真人,被真人罰到薊州大牢裡受苦；打死殷天錫,連累柴進坐牢，差點送了性命。

施耐庵的《水滸傳》似乎是在告訴人們，不論你是官還是匪，要想在社會上有立足之地，要想過上你想要的生活就要去算計，去爭、去搶。但是，不論你怎樣算計，怎麼去爭去搶，有個大前題是，你不能讓皇帝老兒感覺到你威脅到了他的統治地位才行。

施耐庵的《水滸傳》告訴我們，封建君主專制必然導致“官逼民反”。

水滸的歷史背景

水滸是以歷史上北宋末年的宋江起義為藍本，作者結合自身的一些經歷，又總結了一些道聽途說和軼聞野史編撰而成。

北宋後期，皇帝昏庸，朝野混亂。朝堂之上，政治革新派和守舊黨一直爭鬥不休，後期守舊黨佔了上風，政治局面驟然失衡並日趨紊亂，封建專制主義的暴政，使階級矛盾更加尖銳，也激化了沉默的社會矛盾。

與此同時，宋和遼經過多年的戰爭，彼此都很疲乏，隨著金的崛起強大，北宋實行聯金滅遼的驅狼吞虎之計，但卻又陷入引狼入室的尷尬境地，大宋王朝命運岌岌可危。

朝堂政局不穩，王朝命運堪憂，最終遭殃的還是底層老百姓。在重重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下的勞動人民，為了活命而不得不奮起反抗，這就是所謂的“官逼民反”。

眾多梁山好漢都是被官逼民反落草為寇的典型

書中很多好漢都是“官逼民反”活生生的例子。如林沖，被權勢無情傾軋，妻子受辱，自身被陷害入獄，最後刀架脖子上逼得沒活路了，這才反抗殺人落草為寇。

如阮氏三兄弟，本就是本分的漁民，因為王倫佔領了梁山不讓他們在梁山泊裡打魚，導致他們生活沒著落。如果朝野清明，百姓安居樂業，王倫自然不會霸佔梁山，三阮自然也就當個快樂的漁民。

如此被逼上梁山的人物還有很多，他們都是封建社會權利傾軋下的政治犧牲品。

從作者施耐庵本身的經歷看他書中想要告訴我們什麼

作者施耐庵本人也是政治的犧牲品。他35歲中進士後，在擔任錢塘縣事的時候，因受不了達魯花赤（官名）驕橫專斷，一年後頗受排擠的施耐庵憤而辭官歸裡。而據民間口碑，施耐庵曾給張士誠當過軍師，後來政治意見不合，施耐庵從容而去，舉家隱於興化。

所以從作者施耐庵的自身經歷也能看出，他在水滸中想要表達的“官逼民反”思想。

綜上所述，水滸中作者施耐庵想要告訴我們的就是封建專制制度下，老百姓被“官逼民反”的血淚真相。從書中人物看，是時代的錯誤導致了人性的扭曲，而人性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誤。

本文參考文獻：《水滸傳》、《宋史》《中國通史》

施耐庵在《水滸傳》的開始寫了一個為人所不屑的浪蕩公子高俅，不諳農事，不學無術，不思進取，遊手好閒，以踢球成為殿帥太尉的飛昇過程，暗示了大宋朝的腐敗與黑暗，為揭示"官逼民反"，水能載舟，亦能復舟"的道理而埋下.伏筆。

接下來以武松殺嫂替兄報仇伸怨體現"情逼"，一母所生的親兄弟被惡人所殺，身為血氣男兒，此仇不得不報。"勢逼"，親情被害，狀告無門，冤屈無處申，只能是"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

林沖身為八十萬禁軍教頭，連自已的妻子都保護不了，至使妻子被性侵受辱屈死，自已被髮配，險遭被殺。處處以"忍"人生哲學，在官府的淫威逼迫下，也至忍無可忍，逼上梁山…。

一個沒有公正，公平，的王朝，民不潦生，饑荒遍野，使得天下志士群雄四起，義旗高舉，紛紛結隊，建立大塊吃肉，按稱分金銀的公平，快意豪爽的"聚義社會"！

任何一個王朝，糜爛腐敗到民以無計生活的地步，必然會出現物極必反，新的社會力量的萌生，這就是歷史，也是人類程序的必然。這也是《水滸傳》的主旨所在。

《水滸傳》是中國封建時代農民起義的偉大史詩。它真實的表現了農民起義發生、發展、和失敗的全過程，揭示了起義的原因，描寫了怎樣由零星的個人反抗發展成為大規模的農民暴動，熱情地歌頌了在起義中湧現出來的英雄，併發掘了起義失敗的內部的和外部歷史原因為以後的農民革命戰爭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北宋未年，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超劇烈，到宋徽宗年間，統治集團更加腐朽無能，昏瞶糜爛，廣大人民過著飢寒交迫、朝不保夕的痛苦生活。《水滸傳》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揭露非常深刻，它勾勒出封建統治階級中各種各樣的醜惡人物。從皇帝、大官吏到地主、悪霸、獄吏、都躲不開作者的犀利筆鋒。梁中書貪婪無厭，搜刮民脂民膏，兩次用十萬貫錢財給岳父蔡京慶壽;鄭屠欺壓侮辱金氏父女;毛太公訛取解珍、解寶打死的老虎向官府領賞;西門慶勾結官府，為非作歹;賀太守“為官貪濫，非理害民”，又強奪王義的女兒;獄卒向犯人勒索賄賂，，，，，，。

高俅是《水滸傳》中一切悪勢力的集中代表。高俅本是破落戶的浮浪子弟，因踢得一踋鴛鴦球，得到徽宗皇帝的賞識，做了殿師府的太尉(相當於軍委)成為最高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他上有皇帝作靠山，下有爪牙為虎作倀，他在朝中和蔡京狼狽為奸，作威作福，“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許多善良無辜的人都遭到高俅的陷害。他逼走王進，誣陷林沖，與梁山好漢為敵到底。

官逼民反，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封建統治階級拼命壓迫，剝削人民，使人民巔沛流離，無以為生。為了話命，人民不得不起來反抗，進行革命，所謂的“官逼民反”就是這個意思。“逼上梁山”的“逼”字，逼字在林沖身上表現的最為突出、深刻。堂堂原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委屈他妻子被人調戲;高俅幫助其乾兒子霸佔林沖妻子，設計林沖白虎堂獻刀，被誣行剌，發配滄洲;路上險遭高俅差人毒手;滄州又險遭高俅差人毒手。在步步緊逼、無處容身的情況下，林沖終於認清了敵人，變忍耐為憤怒的反抗，殺死高衙內的走狗陸虞侯，終於走上粱山。

林沖的被逼上梁山，不是單純的個人問題，而是普遍的社會問題。在搭救林沖的過程中，魯智深自已被逼上了二龍山;社會的各個階層，包農民、漁民、城市貧民、獵人、樵夫、小商人，還有從統治階級分化出來的軍官，中小地主、中小官吏，他們都挺而走險，起來反抗。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都成為革命的力量，如萬股小溪匯成江河，洶湧澎湃，猛烈地衝擊著封建統治階級。

封建統治階級奉行的唯護地主階級利益的孔子的“仁、義、禮、智、信”，把人分為“君子與小人”，封建統治階級為“君子”，貧苦農民為“小人”，“小人”應服從於“君子”。由此可見，“人性”是具體的，有內容的。封建統治階級對廣大貧苦農民的“人性”是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人性”的問題實質是階級性的問題。在《水滸傳》裡，農民起義的情感的融合是透過封建社會的“義”來勾通和聚合的。“義”是使梁山好漢聚在一起的精神支柱，也是他們被利用而走向失敗的重要因素。

俗話說，老不讀三國，少不讀水滸。水滸傳作為一部家戶喻曉的四大名著之一，留下了眾多精彩的好漢故事，帶給我們對人性與社會的洞察，以及反應北宋末年時代的動盪困苦。

那麼，其實水滸傳所傳達給我們的，就是以上筆者總結的兩點，一是表達了人性與社會的洞察，二是反應當時北宋末年時代的困難與動盪。

一.人性的洞察

人性即是勇敢的，也是脆弱的，也是令人難以捉摸的。小說通篇貫穿的是108位好漢各自的故事，全篇所圍繞的，都在闡述這108位好漢如何被壓迫，被逼上梁山，但歸根結底，都在圍繞著一個騙字所展開，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這是一幫真性情，為了是江湖兄弟情誼所義結金蘭的感動故事，其實不然。通篇所講的，也只是一幫集團派系為了利益所驅使的腹黑故事。

典型的例子數不勝數，以宋江為首的新興派，以李俊為首的江洲派，還有以關勝為首的軍官派，以及林沖為首的晁蓋舊派等等。大大小小的派系勾連，為了各自的集團利益，在兄弟情誼的外衣下，相互排擠勾結，最大的牽連人，莫屬吳用這位總軍師，透過他的努力，用計截生辰綱讓楊志差點被砍頭，騙朱仝上山，讓李逵抱走小衙內，導致小衙內被悶死，為了讓盧俊義上山，讓其妻離子散，自詡軍師，計策全部用在了小陰謀上，到了後期更是與宋江一唱一和吹捧宋徽宗是個好皇帝，讓部下接受招安，連魯智深，武松這種糙漢子都能看得出來朝廷不是個好東西，為了成全老大宋江派系的利益，只能無奈接受，受盡鳥氣。

更具經典的還是愣頭青史進，被朱武耍的團團轉，原本是史家莊的富二代，被朱武一出負荊請罪，搞的熱血沸騰，連史家莊都被官府抄了，只能淪落個亡命徒。

就連最後征討方臘途中，也因集團利益而相互侵軋，作為宋江徒弟的孔亮在跟隨最會水性阮氏三雄打常熟的時候，竟然還能落水淹死，實屬離奇。

其實，在上梁山這一初始階段中，眾多好漢確實是很好的展現江湖道義的快意恩仇與兄弟情誼，這一初衷，是人性中最美好而樸實的，但一旦完成了初衷目的，團體形成時，人性的弱點，就不再是單純而美好了。就像現如今的企業，創業之初的那批初始員工永遠是最拼命有幹勁的，一旦團隊起步形成，就不再需要那批有幹勁的人，而是需要一批有經驗的人來代替，以更好的維持運轉，水滸好漢也是這個道理，實屬可歌可嘆。

二.時代的動盪

熟悉歷史的夥伴，都知道北宋末年堪稱是漢族歷史的一大恥辱，靖康之變，北宋一數皇族全部被金兵俘獲，只留一個趙構逃脫。

水滸好漢所處的時代，正是靖康之變的前期，懦弱皇帝宋徽宗的時代，一個本不該成為皇帝的文人，機緣巧合的成為了大宋帝國的皇帝，治理國家不敢評價，舞詩弄詞，蹴鞠把玩倒是大師級別。

因為高俅的一腳好球法，直接被宋徽宗一手提成當今太尉，堪稱屌絲逆襲典範，並開始了當屌絲前受屈辱的復仇之路。

同作為八十萬禁軍教頭的王進與林沖的慘狀就可看出官場多麼的黑暗，王進也算是名好漢，武功不低，就因為王進的父親打過沒得勢之前的高俅，高俅得勢後就開始了一系列動作，逼得王進帶著老母親投奔老種經略相公，還有貫穿篇章的重要人物林沖林教頭也是受高俅迫害而終身幽怨。

朝廷大權掌握在了這樣幾個小人手裡，社會不動盪才怪，況且當時的時代環境下，北宋也已經到了積重難返，民生哀怨，官與民的社會矛盾激化境界。

最關鍵的，還是北宋政府與地方大官僚集團的矛盾，徽宗的前幾任，神宗與熙宗都想透過變法中興，改變集團矛盾糾紛，特別是神宗，試圖抑制官僚地主，並加強賦稅來增加軍備，試圖在多年來被幾個周圍兄弟暴錘的情況改變，然而兩次對西夏用兵都以失敗結尾，還導致神宗氣的一命嗚呼。

歸根結底，到了宋徽宗時代，北宋已是貧弱不堪，宋徽宗甚至還搞了西城括田所，來搜刮民財，這也是真實歷史上，宋江與方臘等人起義造反的真實原因。

感悟與警醒

通過歷史，可看今朝。施耐庵的水滸傳稱得上是一部傳奇佳作，對人性的刻畫與人物的描述都非常的經典，施老先生所表達的，也是人性在惡劣大時代環境下的卑微與無奈，作為現如今的生活裡，我們每個人，不管是在企業或者生活環境中，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警醒，稍有不慎，很有可能也會成為企業裡或生活裡的淘汰品。

希望在生活裡，我們每個人，都能是自己的心目中的英雄好漢。

END

施耐庵生年不詳，原名耳，後名子安，字耐庵，祖藉蘇州，也說揚州。三十五歲時中進士，出仕錢塘兩年，因與當權者不合，棄官還鄉，閉門著述。

又說曾參加過蘇州起義軍張士誠的軍隊，曾為張幕僚。明朝建立後，倍受冷落，鬱郁不得其志。遂作《水滸傳》以抒發心中的憤懣之情。

因親眼目睹了元明之際，朝庭的腐敗，社會的不公。在《水滸傳》中以真實的深刻的生動的具體的筆墨書寫，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具有鮮明個性的好漢形象。透過他們的人生遭際，愛恨情仇，不逼不上梁山的無奈，嘯聚山林，對抗朝庭，而後又接受招安有鼎盛到哀敗的全部過程。

無情的揭露了封建社會統治集團的黑暗與腐朽，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奸相弄權，殘害忠良，官商勾結，無惡不作的種種罪惡行徑。熱情的頌揚了梁山英雄們的反抗精神與正義之舉。

同時也顛覆了亂世未年的法理人倫，世事綱常。以及人心躁動，醜惡畢現，走投無路，以暴制暴，以求自保的快意恩仇，善惡難分的世態永珍。

然而，在我看來這些雖然在作者筆下，極盡書寫，漓漓暢意。但這都不是其抒寫《水滸傳》真正含義。在忠義之間，作者偏重與忠字，並找到了自己的代理人物宋江，以宋江的忠義之舉，更以無數好漢的殉命鮮血與自身死亡，完成了這部名著的理想結局。

人性是什麼？是善惡的結合體。從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到招安受命，洗卻賊寇之名。報效國家，封官加爵，封妻廕子，青史留名，再一次完成人性的完美蛻變。

這正是這本書要告訴我們的真正寓意，也是讀書人施耐庵，以及宋江心中不滅的封建的正統的忠孝的思想基石，更是時代歷史的侷限性之所在！

題主，您想多了，施耐庵什麼也沒有想。

當時的施耐庵只是為了“因應市場”掙上一筆銀子而操作此書。

在當時，這種話本小說很多，都是為了討好聽眾的文化市場產品。

只是《水滸傳》廣收聽眾喜愛，流傳了下來而已，成為了四大名著之一。

所有的高大上都是後人的附會，當然了，這些高大上都是正確的。

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文藝作品就是這樣，偉大的作家寫書的時候，他只是寫些他想寫的，寫他看見的，寫他聽說的，寫與他同時代的人們想看的，想聽的。

在這個過程中，筆尖帶進了時代的痕跡，帶進了時代的氣息。

一千個觀眾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莎士比亞

就看你怎麼去讀了，就看你是什麼樣的人去讀了，一本《水滸》大傳，強盜讀之會擊節讚歎，君子良民讀之會心中暗罵，無知小兒讀之會羨而學之，人群中的“宋江”讀了會冷汗直流。

還有中國的格言：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宋·陸游·《文章》

這些故事一直在民間流傳著，施耐庵從新組織了一下而已。

以施耐庵的時代侷限性來說，他肯定意識不到所謂的時代的錯和人性善惡問題。

他是儒家教徒，他考慮這種大問題，去解答這種註定沒有答案的個人命運問題的時候，標準答案是：

一切都是命運，時也，命也，天註定也！

開篇就告訴讀者了：

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

一百單八將禍亂人間，都怪洪太尉無知亂動放走了妖魔，但是，洪太尉的“無知放走妖魔”也是天註定。

沒有辦法！

照那碑後時，卻有回個真字大書，鑿著“遇洪而開”。卻不是一來天罡星合當出世，二來宋朝必顯忠良，三來湊巧遇著洪信。豈不是天數！——《水滸傳·第一回》

在第二回，說的更詳細：

此殿內鎮鎖著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 百單八個魔君在裡面。上立石碑，鑿著龍章鳳篆天符，鎮住在此。若還放他出世， 必惱下方生靈。’——《水滸傳·第二回》

在中國四大名著裡，除了《西遊記》，最好看的就屬《水滸傳》了。因為《三國演義》的文言文味道太重，一般人看起來比較費勁，《紅樓夢》故事性比較弱，多是家長裡短的瑣事。而《水滸傳》是白話文小說，通俗易懂，故事性強，人物性格鮮明，一百單八將，個個性格鮮明，故事精彩，充滿傳奇色彩，更適合於普通讀者閱讀。

《水滸傳》描寫了北宋末年以宋江為首的108位社會各階層的英雄好漢，被逼上梁山，聚眾起義的故事。整部小說以逼上梁山為主線，描寫了108位好漢的個人命運，同時也描繪出整個宋朝末年腐朽沒落的社會景象。

全書描寫了被逼上梁山的最底層的農民和各階層的好漢們反抗統治階級的欺壓，水泊梁山發展壯大，以及最後在宋江的帶領下受朝庭招安，成為朝庭的鎮壓農民起義的鷹犬，受招安後為宋朝征討其他農民起義隊伍，最終消亡的故事。藝術地反映了中國歷史上一次農民起義從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深刻揭示了起義的社會根源，滿腔熱情地歌頌了起義英雄們的反抗鬥爭和他們的社會理想，也具體揭示了起義失敗的內在歷史原因。

施耐庵在這部作品裡，透過描述梁山一百單八將以及眾英雄好漢的命運故事，透過他們最終悲慘的結局，告訴我們，自己的命運需要自己掌握，只有推翻統治者，才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才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

從小說中可以看到，作者施耐庵對梁山聚義的英雄好漢們充滿了敬意和讚賞，對宋江最終接受朝庭招安，征戰方臘，造成最後的悲慘結局，感覺到是無可奈何的。小說中，在接受招安前，梁山幾乎每次戰役都是勝利的，三打祝家莊雖然受到了挫折，最終也獲得了勝利。但是在投降朝庭後，宋朝庭讓梁山農民起義軍去打另一支農民起義軍，與方臘的軍隊拼死一戰，折兵損將，損失慘重。梁山好漢們意識到了悲劇的起因就是因為投降朝庭，到最後宋江因為怕李逵造反，甚至親手毒死了李逵，造成了非常令人痛心的悲劇。梁山好漢死的死，殘的殘，出家的出家，潰不成軍，已失去了往日的輝煌，也失去了反抗的實力。這樣的結局。讓作者施耐庵也唏噓不已。

宋江力主投降朝庭，一方面是受到正統封建思想意識的影響，以天子為天，朝庭為正道，以落草為寇為恥辱，認為接受招安才是梁山起義軍最終的出路，最好的結局，一方面也有他個人的小算盤，人性中有貪婪的成份，一心想要為自己的身後留下一條光明大道，為自己的謀個一官半職，將來可以入得宗廟，光宗耀祖。

所以，宋江個人的錯誤，造成了梁山的錯誤，個人的悲劇，造成了梁山的悲劇，最終葬送了梁山的前途，葬送了108位梁山好漢的人生，釀成歷史性的大悲劇。

《水滸傳》，想告訴我們什麼？也就是在問《水滸傳》的主題是什麼？這也是很多學者關心的話題，“《水滸傳》的主題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大批學者們的“飯碗問題 ”，透過這個假設的問題 ，一大批的人解決了自己的飯碗問題，位子問題 ，車子和房子問題。如今在這裡也嘗試回答一下，妄圖搶一下學者們的飯碗。

很多學者看後都會在“農民起義”這方面做文章，但這都是後人給其加的牽強之意，我猜當時施耐奄並非有這麼種想法，最起碼在那個環境裡做為一個儒生，應該是不允許有的吧。

金聖嘆曾經說過：施耐奄，只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閒，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繡口。

不過這種說法又太純藝術了，

鮑鵬山教授說：“《水滸傳》作者定有一肚子的仇，一肚子的恨，一肚子的無可奈何，一肚子的沒分曉和沒辦法。”

雖然書中都是一些快意恩仇、生龍活虎的好漢，但總是透著一種悲涼之意。而這種悲涼更襯托出了好漢們的英雄氣，面對如山的邪惡憑藉一己之力想去撼動這個無正義的世界。

就像黑雲壓頂的一道閃電在空中閃過，那光芒足以照亮整個星空，水滸的好漢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想除去世間不平之事，但畢境是一些草莽英雄，雖有一腔的正氣，但最終還是被淹沒在歷史的河流裡。

當正義只能以這樣的魯莽的方式展現的時候，是一個朝代悲哀，一個個伸張正義的好漢，被逼到一塊從正義的星星之火，聚整合燎原之勢 ，這不就是時代造就的這樣的一群人一件事嗎？這雖是時代的錯，但也是時代為了彌補過錯而形成的順理成章的事，黑暗處只要有人總會有光亮。

108個好漢都來自市井，有的出身也很低微，有的出身仕途，有的性格直爽，有的精於心計，但能走到一起稱兄道弟，肝膽相照，都是因為一個"義"字使然。施耐奄的心中是不是有一個大同的世界我們不知道，但他能把這樣的一群人聚到一起同生共死，確實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作家。

關於書裡的人性問題 ，我覺得人性不是問題 ，好和壞都是人之共性。大奸大惡之徒也只存在於小說裡面，現實世界人性都是很複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