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苑文化

陝西朝邑、大荔交界

約10000多年

8000B.C

沙苑文化是中國科學院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於1955年冬在大荔南部的沙丘地帶發現的,當時僅發現了石器。1973年又組織人員進行了調查,在此發現了人頭骨化石,以後又進行了幾次調查,除發現大量石器外,未見地層關係。這些石器分散在地面上,以石片石器和細石器為主。細石器有石核、石葉、小石片、尖狀器、石鏃、刮削器等。石片石器是它的典型產物,又是細石器文化中所罕見的。

根據已發現的資料,國家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研究認為:石器屬中器時代遺物,人頭頂骨化石屬同時期的遺物。具體時間約在萬年左右。以後把這裡統一稱作“沙苑文化”遺址。現屬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仙人洞文化

江西一帶

約14000-9000年

12000-7000B.C

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年代為距今14000─9000年。遺址位於江西萬年縣大源仙人洞洞內,1962以後作過數次發掘。洞內的上層堆積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石器中既有打製的,也有磨製的。已發現陶器,但數量很少,質地非常疏鬆,胎厚近二釐米,陶泥既夾炭也夾砂,是中國目前所知最原始的陶器。最重要的發現是一些水稻殼,其中既有普通的野生稻,也有栽培稻。

後者集野、,粳稻的特徵,是一種由野稻向人工栽培稻演化的稻種。這一發現將人類栽培水稻的歷史提前到一萬年前。不過,遺址中也發現了多處火堆遺蹟,以及大量的動物碎骨、蚌螺介殼和少量的魚骨等,但未發現飼養家畜和種植穀物的跡象,看來人們還主要依賴於漁獵和採集經濟。

賈湖文化

河南省汝河、洪河、沙河流域

約9000-7800

賈湖遺址位於河南省舞陽縣北舞渡西南1.5公里的賈湖村東,沙河與泥河之間的沖積平原上,平面呈近圓形,面積約55000平方米,1983年至200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科技大學在此發掘7次,計2700平方米,清理

出新石器時代房址53座,窯穴370座,陶窯13座,灰坑336座,墓葬445座,甕棺葬32座,埋狗坑10個,以及濠溝、小坑等。出土陶、石、骨等各種質料的遺物達數千件,特別是七聲音階骨笛,9000年釀酒技術,成組隨葬內裝石子的龜甲及其契刻符號,動物訓化家養,具有原始形態的栽培梗稻尤為引人注意,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反響。經碳14測定,賈湖遺址年代範圍為BC7000—BC5800年。

考古工作者將發掘資料分為三期,其中的第一期文化面貌不同於目前發現的河南省其它同時期遺址,第二、三期與裴李崗、峨溝等大體同進,第一期年代約為

BC7000—BC6600年,第二期為BC6600—BC6200年,第三期為BC6200—BC5800年,文化內涵既與裴李崗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也存在許多差異和獨有特徵,呈現出淮河上游地區的獨特面貌。因之,發掘者將其命名為“賈湖文化”。目前與賈湖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遺址還有舞陽大崗、郭莊、漯河翟莊、郟縣水泉等,主要分佈於汝河、洪河、沙河流域。

賈湖遺址是河南省同時期文化遺存中儲存最好、面積最大、文化面貌最豐富的遺址,具有中心聚落性質,對研究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早期聚落形態、農業尤其是稻作起源、家畜起源、全新世環境氣候變遷、音樂起源、漢字起源、卜筮起源等許多重要學術課題均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尤其是七聲音階骨笛的材料在英國《自然》雜誌發表之後,在國際上

產生了重要反響,具有很高的國際知名度。

甑皮巖文化

廣西一帶

約8950-7450年

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年代為距今8950-7450年。遺址為洞穴,位於廣西桂林獨山。出土的陶器主要是夾砂紅陶、灰陶,燒成溫度較低,紋飾有繩紋、劃紋、席紋和籃紋,器物中以罐類為最多,其他有釜、缽、甕等。石器中打製和磨製者各佔一半,磨製石器以斧、錛為大宗。洞穴內發現有成堆的石塊,其中有不少石器半成品,說明這裡是製造石器的地方。此外還發現有骨魚鏢、骨鏃和石矛等漁獵工具。

居洞內堆積中出土了大量的麂、梅花鹿以及魚、龜和螺蚌殼等。家畜已經出現,僅有豬骨一種,說明當時的經濟仍以漁獵、採集為主。洞穴內也曾作為墓地使用,已清理的墓葬有十八座,均無墓穴,墓主葬式以屈肢蹲葬居多,這可能與布袋裝屍的習俗有關。隨葬品很少,至多有二件蚌刀。

彭頭山文化

長江中游地區

約8200-7800年

彭頭山遺址位於湖南省澧縣澧陽平原中部。主要文化堆

積為彭頭山文化時期遺存,是長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年代距今約8200-7800年。

考古發現遺蹟有地面式、淺地穴式建築遺蹟和以小坑二次葬為主的墓葬。出土遺物中石器大多數都是打製石器,既有大型礫石石器,也有黑色細小隧石器,與本地舊石器時代晚期傳統區別不大。陶器製造古樸簡單,全部為原始的貼塑法制成,胎厚而不勻,大部分陶器的胎泥中夾有炭屑,一般呈紅褐色或灰褐色。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痕跡——稻殼與穀粒,為確立長江中游地區在中國乃至世界稻作農業起源與發展中的歷史地位奠定了基礎。

彭頭山遺址的文化面貌與以往所發掘過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完全不同,已被命名為彭頭山文化。

昂昂溪文化

嫩江中游

約8000年

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以黑龍江齊齊哈爾附近的昂昂溪遺址命名。1930年發現。該文化分佈於齊齊哈爾為中心的嫩江流域地區。其主要特點是細石器發達,古人用壓制法制造了一些個體小、形狀規整的鏃、刮削器、尖狀器。磨製石器也有,但數量很少。

陶器比較原始,多是手製,陶土未經洗滌,含有沙及蚌

殼粉末。燒成火候低,大部分陶器呈褐色。器類簡單,僅有筒形罐、缽、杯和甕等。漁獵工具發現較多,有骨槍頭、骨魚鏢等,遺址也出有不少魚骨、獸骨,說明漁獵經濟在當時佔有重要地位。此外,在滕家崗子遺址,還發現了昂昂溪文化的墓葬、房址與灰坑。

裴李崗文化

河南一帶

約7950年以前

中國黃河中游地區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1977年首先發現於中國河南新鄭裴李崗而命名。年代距今8000~7000年。主要分佈在河南省境內。居民的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種植粟等作物,以磨製帶鋸齒石鐮、石鋤、鞋底形石磨盤與石磨棒等作為農具。製陶業比較原始,採用手製;三足缽、月牙形雙耳壺、三足壺和鼎等陶器在造型上別具風格。住房是方形與圓形的,都是半地穴式建築。有儲藏東西的圓形窖穴。人死後埋入氏族公共墓地,皆長方形土坑墓,多有陶器與石器作隨葬品。該文化與磁山文化關係密切。其發現填補了中國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缺項。

裴李崗文化作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較早遺存,裴李崗文化自七十年代首先在河南新鄭市裴李崗村發現以來,便使人們認識到了仰韶文化之前的中國遠古文化的獨特面貌。

分佈於河南一帶的這種使用紅陶、以壺盛水盛糧、用三足缽燒飯的早期文化,居然還是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之一,在裴李崗文化中發現的種植稻、龜骨上的契刻符號等一系列前所未見的內容,使學術界不得不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水平作出重新的評估。

磁山文化

河北一帶

約7950-7350年

磁山文化遺址位於武安市西南20公里磁山村東南臺地上,北靠紅山,南臨洺河,佔地近14萬平方米,現已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該遺址於1972年興修水利時發現,1976年開始發掘,至今挖掘出面積6000平方米,主要發現有房基、糧窖400多個,出土各種文物、遺物5000餘件,有石器、陶器、骨器和粟的碳化物、野生動物及家禽骨骼標本等。這些文物證明,早在7300多年前,先民們已經居於半地穴式的房子之中,過著以原始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可見,邯鄲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據專家考證,磁山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三項“世界之最”,一是粟的發現,證明中國黃河流域是世界上由人工培植粟類最早的地方;二是家雞骨的發現,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飼養家雞的國家;三是出土的炭化核桃,

糾正了核桃是漢代張騫通西域時傳人中國的說法,將中中國產核桃的記載上推了5000多年。

磁山文化的發現是中國半個世紀以來考古工作的重大

突破,它把新石器仰韶文化考古年代上溯了1000多年,濃縮了新舊石器時代之間的一段距離,為研究原始社會提供了新的重要佐證。

李家村文化

關中地區、甘肅東部

約7950-6950年

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年代距今約7900-6950年。因最早發現於陝西西鄉李家村遺址而得名,分佈於關中地區和甘肅東部。生產工具以磨製石器居多,但也有不少打製石器、細石器。

陶器製造技術還很原始,手工製作,器物胎薄,燒成溫度低,顏色大部分是紅色,其中有些陶器裡面黑色外面紅色,最有特點。紋飾也很簡單,只裝飾一些繩紋、鋸齒紋和剔刺紋。彩陶已經出現,但數量很少,只是在缽的口沿外壁繪一些簡單的寬頻紋。

大地灣文化

黃河中游地區

7800-4800

中國黃河中游地區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在陝西華縣老官臺遺址發現而得名。但該遺址內涵貧乏,後來發掘了規模較大、同類遺存內涵豐富的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一般改稱老官臺文化為大地灣文化。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主要分佈在陝西、甘肅省境內的渭河流域。居民的經濟生活以原始農業為主,種植黍等作物。生產工具有石刀、石鏟和石斧等。製陶業很原始,採用泥片敷貼法。陶器以圈足碗、彩陶缽與筒腹三足罐最具特點。住房是圓形的,為半地穴式建築。儲藏東西的窖穴亦是圓形。居民死後埋入長方形土坑墓,隨葬陶器等物品。該文化的發現,對了解渭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有重要意義。

天水是中華文明的多源生髮地之一,距今7800年前的

大地灣文化遺址所展示的天水遠古文明,時間跨度越3000年,內容異常豐富。其在原始建築、藝術、農業起源、文字和宗教等多方面,均是中華文明悠久、博大和先進的典型代表,是中華文明火花的最初閃現,故而被稱之為“大地灣文化”。由於大地灣1期文化早於中原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文化千年以上,兩者在文化原貌上又有延襲承傳的密切關係,因而,她上開中原仰韶文化之先河,下啟隴右馬家窯,齊家文化之濫觴,對探索中華文明的線索和原生面貌,揭示隴右與天水古代文化的考古編年和文化序列,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價

值。大地灣遺址、師趙村遺址發掘房屋遺址200多座,最早的是深穴窩棚式建築,距今7000至8000年間,這是標誌著人類的居住方式從穴居向半穴居邁進的一個新起點。到晚期,已發現平地起建、居住面多以白灰面塗抹或青灰色料礓石渣和細沙混合築成。屋前有與住室相通的“凸”字形門斗。尤其

編號為F901的房址,是中國目前為止年代最早,規模最大最具中國建築風格的“宮殿式建築”,距今5000多年。代表了仰韶建築的最高成就,其一是建築規模巨大;其二是工藝精良,方法進步;其三是佈局規整,平衡對稱。它由主室、東西兩側室和後室、門前附屬物構成,總面積420平方米,是中國木結構建築的典型代表。並在牆壁、門、灶臺的設計佈局上還增加了防火保護層。是富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宮殿建築雛形,而且開創了後世中國傳統木結構建築的先河,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建築豐碑。

天水史前遺址出土的陶器,不僅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陶器,而且陶器口沿上多繪有紅色寬綵帶,是中國最原始的彩繪圖案。以這一獨特風格為標誌的大地灣一期遺址,在考古學上被稱為“大地灣文化”。這些陶器以生產、生活用器為主,形狀有圓底缽、三足缽、三足罐、圈足碗、小口瓶、尖底瓶、口足鼎、平底釜、條形盤、深腹罐等。大量早期彩陶製品以繪有變體魚紋和鳥紋相結合的花紋為主。大地灣遺址的彩陶是中國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彩陶之一。由此說明包括甘

肅東部、南部的渭河、西漢水等是中國彩陶的故鄉。自此,彩陶在甘肅久盛不衰。加之大地灣晚期F411房屋的大型地畫,距今5000年,更是迄今中國最早且儲存完整的繪畫作品,這對研究中國繪畫的起源和原始社會的繪畫藝術有重要學術價值。

中國的文字,到商朝時期的甲骨文、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但產生的年代不可考。大地灣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發現的10多種刻劃符號,有類似水波紋狀的;有類似植物生長的,還有以直線和曲經相交的形紋等。這些介於圖畫和文字之間的朱彩符號,在年代上早於半坡的刻劃符號千年以上,又與仰韶時代種類逐漸增多的刻劃符號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絡,基至有些刻劃符號與半坡的完全一致,這無疑為中國的文字起源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和線索。郭沫若說“彩陶上的那些刻劃符號,可以肯定地說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

在大地灣一期灰坑中,採集到已碳化的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其中黍的碳測年代距今約7000多年,是中國同類作物中時代最早的標本。說明隴原大地最早的墾荒者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成功地將野生黍培養成裁培黍,糾正了國際農史界通行多年的中國黍源於國外的謬誤,進而確立了中國黍源於隴西黃土高原的說法,證明了以大地灣遺址為中心的清水河谷是中國最早的糧食和油料作物的種植

地,也是中國旱作農業黍、稷的發祥地,這兩種植物距今已有7800年左右,較之於半坡早了1500多年,兩種植物種子的出土毫無疑問地認定以大地灣遺址為中心的河谷是中國農業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以秦安大地灣為代表的天水史前文化,對中國文明起源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許多遺蹟證明了城市發生的前奏及父權制時代。所有這些“對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線索”,“是中華文明的曙光”。大地灣仰韶晚期文化無疑處於文明的前夜。

興隆窪文化

西遼河流域

約7500-6900年

以位於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寶國吐鄉的興隆窪遺址命名。1983年開始發掘,陶器全部呈褐色,大部分的表面有裝飾的字紋,器類簡單,主要是斜壁敞口筒罐和曲腹缽,特點與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相近,但年代要早,距今約7500 -6900年,是西遼河流域與內蒙古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房屋按西北-東南方向排列,井然有序。一般的房子面積為幾十平方米,中心的兩座大房子,面積達一百四十平方米。在許多房子裡還有墓葬。在村落的四周是寬二米、深一

米餘的壕溝。阜新查海遺址出土的直腹罐有蟾蜍、蛇銜蛙泥塑,為中國新石器時代首次發現。出土的玉器也不少,種類有斧、錛、匕形器、管珠等,是中國年代最早的玉器。

仰韶文化

黃河中游

約6950-4950年

是黃河中游地區重要的新石期時代文化。它的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它的分佈在整個黃河中游從今天的甘肅省到河南省之間。今天在中國已發現上千處仰韶文化的遺址,其中以陝西省為最多,是仰韶文化的中心。仰韶文化的名稱來源於其第一個發掘地—河南省澠池仰韶村。

仰韶文化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佈局,周圍有一條圍溝,村落外有墓地和窯場。村落內的房屋主要有圓形或方形兩種,早期的房屋以圓形單間為多,後期以方形多間為多。房屋的牆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裡面的,也有用木頭做骨架的。牆的外部多被裹草後點燃燒過,來加強其堅固度和耐水性。

仰韶文化的農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鏟、磨盤等,除此之外還有骨器。除農耕外仰韶文化的人顯然還進行漁獵。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魚鉤、魚叉、箭頭等。仰韶文化前期的

陶器多是手製的,中期開始出現輪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編織物印下來的紋路,由此可見仰韶文化有編織和織布的手工業。在發掘的動物骨頭中除獵取的野生動物外還有大量狗和豬的骨格,羊比較少。

對仰韶文化墓地的發掘為對它的認識帶來了許多貢獻。墓地的隨葬品和下葬的方式為當時的生活方式、信仰、生活條件帶來了許多啟發。

對於仰韶文化的內部分類、時間上的分類以及各個遺址之間的相互關係在學術界還有爭論。對仰韶文化的社會結構也還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數學者今天認為它主要是一個父系社會,早期的母系社會的論點現在只有比較少的人支援了。仰韶文化向人們展示了中國母系氏族制度繁榮至衰落時期

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成就。

早期有仰韶文化來自西方的論點。1960年左右在陝西的考古發掘對這個論點提出疑義。現在一般認為陝西地區的仰韶文化是繼老官臺文化之後發展起來的,按時代順序可以分為半坡型別、廟底型別和半坡晚期型別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龍山文化被看做它的繼承文化。

半坡文化

黃河中游

約6800-6300年

半坡文化屬黃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位於陝西省西安半坡村。年代距今約6800─6300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是定居的,以氏族或部落為單位,建立村落。半坡是一個沒有貧富差別的原始社會。居住區有壕溝圍繞,以防野獸侵害。房屋為地面和半地下式的,呈方形或圓形。居住區中央有長方形大屋,可能是氏族集體活動的場所。多種農具、魚獵工具的出土,反映半坡居民的經濟生活為農業和漁獵並重。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等。彩陶十分出色,紅地黑彩,花紋簡練樸素,繪人面、魚、鹿、植物枝葉及幾何形紋樣。其中最著名的半坡出土單體魚紋陶盆器紋是用人的臉和魚的身體結合而成的人面魚紋盆,賴以為生的魚被看做氏族部落的保護神,人們栽種穀物,只有需要時才捕魚。

從陶器上發現二十二種符號,可能是一種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後埋入公共墓地,常隨葬陶器及骨珠等裝飾品。遺址有兩座同性合葬墓,分別埋著兩個男子和四個女子,一般認為是母系氏族社會的葬俗。死亡兒童埋在居住區,多采用甕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隨葬品精緻豐富,表明當時對女孩的愛重。

半坡文化屬於黃河中游的原始文化,顯示出北方地理環境的特色。

河姆渡文化

寧紹平原

約6950-5330年

河姆渡遺址位於河姆渡鎮金吾廟村(原羅江鄉浪墅橋村)。它是1973年夏天當地農民建造排澇站時發現的,總面積約4萬平方米,自下而上疊壓著4個文化層,根據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測定,第四文化層距今約7000-6500年,

第三文化層距今約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層距今約6000 -5500年,第一文化層距今約5500-5000年。該遺址於1973年和1977年冬進行過兩次考古發掘,合計面積2630

平方米,出土生產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藝術品等文物6700餘件,還發現豐富的栽培稻穀和大面積的木建築遺蹟、捕獵的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的骨骸、採集的植物果實及少量的墓葬等遺存。所有這些,為研究中國遠古時代的農業、建築、製陶、紡織、藝術和東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氣候、古水文的演變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資料。河姆渡遺址第一、二文化層的出土文物與省內湖州邱城遺址下層及嘉興市郊

馬家濱遺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層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發現,而且它已擁有較為發達的耜耕農業、採用榫卯技術的幹欄式建築,在國內同時代的遺址中它的生產、生活水平處於領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學文化,暫時命名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遺址發現後,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為儘快把它公諸於世,1976年4月,國家文物

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開“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工作座談會”(實際是一次研討會),來自北京、上海、陝西、廣東、福建、安徽、浙江的專家學者和餘姚縣、羅江鄉的代表共60多人參加了這次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認為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證明在7000年前長江流域同樣有著繁榮的原始文化,與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發祥地,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一致同意了對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相關市縣文管會在寧紹平原作了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普查,近年來在基本建設中又陸續發現了一些,至今共發現河姆渡文化型別遺址47處,分佈於錢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區和舟山群島,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計有25處,因此可以說,餘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鄉。

文化內涵、主要特色河姆渡遺址發掘發現的文物遺存具有數量巨大、種類豐富的特點,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榮時期人們的生產、生活情況提供了比較全面的材料。如兩次發掘出土的陶片達40萬片之多,用同樣的發掘面積作比較,是其它新石器時代遺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紡織工具有紡輪、繞紗棒、分徑木、經軸、機刀、梭形器、骨針近10種,根據這些部件,可以復原當時的織機,其它的遺址就沒有這麼具體。它的文化特色主要還在稻作農業、幹欄式建築、紡織和水上交通方面。

耜耕農業河姆渡遺址兩次考古發掘的大多數探坑中

都發現20-50釐米厚的稻穀、穀殼、稻葉、莖杆和木屑、葦編互動混雜的堆積層,最厚處達80釐米。稻穀出土時色澤金黃、穎脈清晰、芒刺挺直,經專家鑑定屬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秈混合種,以秈稻為主(佔60%以上)。伴隨稻穀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農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還留著殘木柄和捆綁的藤條。骨耜的功能類似後世的鏟,是翻土農具,說明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已進入“耜耕階段”。當時的稻田分佈在發掘區的北面和東面,面積約6公頃,最高總產為18.1噸。

農業起源表明人類社會從單一的攫取式經濟開始向生

產式經濟發展,這一轉變拓展了食物來源,為人類發展奠定物質基礎,所以在人類發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的發現糾正了中國栽培水稻的粳稻從印度傳入、秈稻從日本傳入的傳統說法,在學術界樹立了中國栽培水稻是從本土起源的觀點,而且起源地不會只有1個的多元觀點,從而極大地拓寬了農業起源的研究領域。河姆渡遺址人工栽培稻穀的發現說明農業不是哪個聖人發明的,而是人類自身進步的結果,從而有利人們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史觀和群眾觀念。

幹欄式建築河姆渡遺址兩次發掘範圍內發現大量幹

欄式建築遺蹟,特別是在第四文化層底部,分佈面積最大,

數量最多,遠遠望去,密密麻麻,蔚為壯觀。建築專家根據樁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層時至少有6幢建築,其中有幢建築長23米以上,進深6.4米,簷下還有1.3米寬的走廊。這種長屋裡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間,供一個大家庭住宿。清理出來的構件主要有木樁、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構件上帶有榫頭和卯口,約有幾百件,說明當時建房時垂直相交的接點較多地採用了榫卯技術。河姆渡遺址的建築是以大小木樁為基礎,其上架設大小梁,鋪上地板,做成高於地面的基座,然後立柱架樑、構建人字坡屋頂,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築,最後用葦蓆或樹皮做成圍護設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從地面開始,透過與樁木綁紮的辦法樹立的。這種底下架空,帶長廊的長屋建築古人稱為幹欄式建築,它適應南方地區潮溼多雨的地理環境,因此被後世所繼承,今天在中國西南地區和東南亞國家的農村還可以見到此類建築。建造龐大的幹欄式建築遠比同時期黃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築要複雜,數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專人策劃,計算後進行分類加工,建築時需要有人現場指揮,否則七高八低,彎彎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築技術說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現代人一樣較高的智商。

紡織、交通工具和髹漆技術的出現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紡織工具數量之多、種類之豐富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所罕見。數量最多的是紡輪,有300多件,質地以陶為主,還有

石質和木質,形狀以扁圓形最常見,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狀。織的方面有經軸、分經木、繞紗棒、齒狀器、機刀、梭形器等,紡織專家認為這是原始踞織機的部件。縫紉用的是骨針,有90多件,最小的骨針長僅9釐米,徑大0.2釐米,針孔大0.1釐米,與今天大號鋼針差不多。從出土的葦編和器物上精緻的圖案看,當時織品為經緯線數量相同的人字紋和菱紋。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木槳共8支,系用原木製作,形似後世的木槳,只是形體略小一些。有槳一定有船,推測河姆渡人已划著獨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魚採菱,也可能用於氏族間交流時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單純用天然漆漆於木器表面,稍後在天然漆中摻和了紅色礦物質,使器物色彩更加鮮亮,第三文化層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發現以象牙雕刻為代表的原始藝術品河姆渡遺址發

現的原始藝術品可分為獨立存在的純藝術品和施刻於器表

之上集實用和觀賞於一體的裝飾藝術兩大類,而以後一類數量居多,充分表現了河姆渡人的審美興趣和文明程度。藝術品中最為人稱道的是“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件,該器長16釐米、寬5.9釐米、厚約1釐米,形似鳥窩。器物正中陰刻5個同心圓,外圓上部刻火焰紋,兩側各有一隻圓目利喙的鷙鳥向對而視。畫面佈局嚴謹,線條虛實結合,圖畫寓意深刻,有人說它象徵太陽,另有人認為是鳥在孵蛋,象徵對生命、

生殖的崇拜。說明該器物具有強烈的宗教意義,原始先民已有複雜的精神生活。

衣、食、住、行是人類生活4個基本要素,這裡指的是人類憑藉自己智慧所創造的較為高階的生活方式,它們在人類社會中出現和齊全的時間並不早。“衣服”的時間可能早一些,在舊石器時代人類已經穿上樹皮(葉)或獸皮做的“衣服”,考古工作者曾在“北京人”的洞穴中發現1枚距今10萬年前的帶孔骨針。吃上穀類食物則是新石器時代的事,距今約1萬年前。居住房屋又晚一些,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湖南玉蟾巖人、江西萬年仙人洞人還住在山洞之中;在黃河流域舊石器時代末期的河南許昌的“靈井人”和陝西大荔的“沙苑人”則住宿於

露天之中。最早的建築出現在距今8000年前;考古工作者

在陝西華縣老官臺、寶雞北首嶺和甘肅秦安大地灣等遺址中發現一些營造技術比較落後的圓形半地穴式的窩棚,室內面積很小,只有5-7平方米。交通工具是在氏族或社團的人

口擴大,經濟需求增加,對外生產活動需要的情況下出現的,因此首先出現在原始農業比較成熟,手工業發展而河網密佈的江南水鄉。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木槳是國內目前最早的實物資料。據說最近肖山跨湖橋遺址新發現距今8000年前的獨

木舟,但是對跨湖橋遺址的年代省考古文博界還有爭議。牛和馬作為家畜出現還較早,河姆渡遺址中發現好多水牛頭骨,但先民飼養牛、馬主要為了食用,作為畜力運輸要遲得多。

《史記夏本紀》記述大禹出巡時“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撬,山行乘”,在此以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黃帝、炎帝、堯、舜出巡、作戰都無乘車的描述,所以牛、馬作為交通運輸、畜力使用比較遲。衣、食、住、行人類社會生活四大要素在河姆渡遺址中都已齊全,反映河姆渡人對自然萬物的認識和利用已經比較全面。我們雖然不能斷定,河姆渡氏族中已有了社會分工,但是象“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等精美工藝品的創作並不是人人都會的,象“魚藻紋陶盆”、“豬紋陶缽”、陶等極易破碎的東西,發掘出土時,基本保持完整形狀,看來在當時已有專人保管,很可能它們是祭祀專用的貴重物品。從中可以推測,從這個時候開始,人類已擺脫矇昧狀態,開始邁向文明社會的門檻。河姆渡遺址發現發掘,取得的成果是全方位的,文化內涵這樣豐富的遺址在全國1萬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是十分罕見的,從而奠定了它在人類發展史上里程碑式遺址的地位。1982年國務院公佈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6年被編入中學歷史教科書,2001年被評為“中國二十世紀百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在國外,英國劍橋大學編的《百科全書》、日本《考古學事典》都用較大篇幅介紹了它。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把它編入自己《東亞史講義》中。

河姆渡遺址博物館落成開放以來的10年間,已接待了70多萬海內外遊客,許多人看了出土文物陳列以後強烈感到

河姆渡先民的生產、生活狀況與五六十年代偏僻的山區、農村相近,特別是西部地區省分的領導反應尤其強烈,進而提出7000年前河姆渡人為什麼有較高智商的問題,許多外國

遊客也提出過同樣的疑問。眾所周知,人的智商與環境、營養和教育相關,在原始社會決定人的智商水平主要是營養。過去我從河姆渡遺址發現大量的魚、龜鱉類動物殘骸的現象推測這是河姆渡人大量膳食水產品的結果,這恐怕多少受“龜鱉丸”、“腦黃金”等保健品宣傳的影響。但是近幾年閱讀一些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材料後發現,大量膳食魚類、龜鱉類和蚌、螺是先民普遍現象,除了味道鮮美,容易捕撈恐怕是主要原因,象玉蟾巖、仙人洞,甑皮巖等遺址中都發現大量的魚、龜鱉和蚌、螺的殘骸。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先民更是以海產品為主食,以致丟棄的大堆貝殼形成貝丘遺址。從考古資料上看,他們的生產水平還停留在漁獵、採集階段。也就是說以水產品為主食的先民智商並不怎麼樣突出,所以河姆渡人較高智商原因需要重新思考。最近看了美國著名營養學家阿德勒·戴維斯《吃的營養科學觀》、中國營養學會《中國居民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入量》等

著述後,才明白均衡的膳食才是人體包括大腦健康發育的重要條件。所謂均衡的膳食是指人體攝取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質三大類食物的結構達到6:3:1要求。三大類食物在這

個比例下,能夠共同協調,達到最佳的吸收狀態,從而滿足

人體運轉的需要。如果缺乏、缺少某一種,其它二類食物的分解、吸收就會受到影響,造成營養不良,人就會變得遲鈍。象生活在北極圈的愛斯基摩人,長年以魚為食,僅能活到30歲左右。過去寺廟中的尼僧終年食素,脂肪、蛋白質不足,雖然體力消耗較少,但臉色鐵青,弱不禁風。只有少數方丈因為植物油、豆製品吃得多,身體較為健康長壽。碳水化合物含量最豐富的是穀類食物,佔自重的80%,其次是豆類、薯類,約佔自重的50%,水果、蔬菜中含量較少,在10%以下。河姆渡遺址發現迄今為止數量最多的稻穀遺存,根據相關研究,河姆渡人年人均佔有稻穀量已達164公斤,與中國營養學會1992年調查的中國城市成年人年人均消耗食糧164.6公斤的數量十分接近。而後者攝入碳水化合物的能量佔總能量的58.8%。河姆渡人人均佔有稻穀164公斤的數字可能有誤差,但誤差率不會很大,推測河姆渡人的膳食結構已接近或達到6:3:1的科學要求,因此河姆渡人才有強健的身體和較高的智商。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說河姆渡人已懂得了科學膳食的道理,而應該把它看成是一種巧合。

縱觀國內早、中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地理環境,不難發現原始人群總是選擇山水之間的高地、孤丘作為居址。靠近水邊既方便飲用洗涮又有利下水捕撈採集,而居址建在高處就能免除洪澇水害的衝擊,也能使室內保持乾燥和通風的良好環境。與高山峻嶺保持適當距離可以利用高地、孤丘與

高山之間的平地挖掘壕溝,防禦猛獸的騷擾,同時又可以從獨木橋上走出去,上山砍伐、狩獵。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會,人類只能儘可能地選擇優良的環境以有利自己的生存。環繞遺址的濠溝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已經出現,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發展為城牆和護城河,中國已發現20多座這樣的

古城,這就是傳說中的炎黃堯舜時代。

用這個擇居標準對照河姆渡的地理環境,業內人士很自然會對河姆渡遺址的年代發生懷疑。現在的河姆渡一帶是姚江平原地勢最低窪地塊,五六十年代以前這裡更是汙水橫流,洪澇災害不斷的沼澤區,姚東有民謠說,“大水潑,毛蟹爬, 200斤一畝連根拔”。顯然河姆渡的地理環境與7000年前相比已發生很大的變化。為尋找河姆渡高地,破解海內外專家學者的疑問,“河姆渡文化興衰與水環境變化關係的研究”課

題小組開展為期2年的專題研究,終於發現河姆渡一帶具有非常特殊的“工字形”地貌環境。河姆渡南面的四明山,北面

姚江平原中部的慈南山地和東面南北走向的烏石山、羊角尖山、雲山等低山丘陵三組山系構成碩大的工字,這種地貌尤如今天圍海造田工程上拋築的丁壩和順壩,具有很大的促淤成陸功能。距今1萬年前開始的全新世初大規模海侵時,四明山北麓成為一片淺海,從長江口順潮而下的泥砂搬運到這裡後,受工字形地貌的阻擋而沉積下來,使河姆渡一帶的淤積快於其兩翼,當海退開始後,河姆渡一帶自然最先出露成

陸。根據低塘鎮西村地下31米處發現的貝殼層的年代8020年,推測海退發生在距今7500年左右,所以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確實是四明山前的一塊高地。研究過程中委託南京大學所作的河姆渡遺址地質土樣古代微生物、孢粉、土壤粒度和含鹽量的檢測結果印證了課題組的研究結論。

根據河姆渡遺址孢粉資料和考古發掘材料分析,7000

年前河姆渡的氣候比現在溫暖溼熱,平均氣溫比現在高3-4℃,年降雨量比現在多500毫米左右,與現在的廣東、廣

西南部和海南島相似。在地理方面最大的差別就是遺址南面還沒有姚江阻隔,只有芝嶺溪水在遺址的西南流過。遺址的東面是一片平原,西面、北面瀕臨河姆渡——丈亭——二六市大湖,河姆渡處於湖泊沼澤、平原、草地、丘陵、山岡多種地貌的複雜環境,所以這裡的動植物資源特別豐富,非常有利河姆渡先民的生產、生活。值得一提的是,當河姆渡成陸時,“工字形”地貌兩翼,即現在的餘姚城區以西、寧波市

西郊以東地區尚處於淺海之中,海水漲落有規律地推動湖水升、降,為河姆渡人的稻田創造了自灌條件,使河姆渡人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多的稻穀。因此河姆渡人可以騰出更多時間、更多勞力去建造龐大的幹欄式建築,有時間去發展紡織、漆木器生產。良好的自然環境是河姆渡文化繁榮的關鍵因素,而河姆渡人對自然萬物的認識和利用則是決定因素。

文化的定義(1)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

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2)考古學用語,指同一個歷史時期的不依分佈地點為轉移的遺蹟、遺物的綜合體。同樣的工具、用具,同樣的製造技術等,是同一種文化的特徵,如仰韶文化、龍山文化。(3)指運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識:學習文化、文化水平。(《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79年)稻作起源問題1973河姆渡遺址發現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穀的訊息透過媒體,迅速傳遍全世界。因為還有大批農具、加工工具和炊用器共同出土,所以隨即掀起一股水稻起源研究熱。與媒體的熱情相反,少數頂級考古和農業專家認為河姆渡文化的稻作農業已經比較成熟,在它的以前還應有較長的發展階段。1995~2000年考古工作者透過對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連續發掘後,發現上下疊壓的距12000年前的幾粒野生稻穀和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穀。接著又在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的土樣標本中檢測到人工栽培稻穀的孢粉,從而找到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穀和它從野生稻馴化而來的科學依據。玉蟾巖古稻的發現,說明亞洲東部的人工栽培稻、粟和西亞兩河流域的大小麥、南美洲的玉米都是差不多時候出現的,農業的發明是人類共同進步的結果。

河姆渡文化在寧紹平原消失的問題

環境說全新世初大規模海侵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結

束,大沽塘古海岸線形成(今329國道南側),並在海潮作用下不斷淤高。這樣四明山北麓的雨水北排漸漸困難直至堵塞,河姆渡高地的優勢逐漸喪失。姚江平原西部的曹娥江口北伸後,排洩流程增加,導致部分洪水東洩,加重了姚江腹地的內澇,河姆渡終於成為水澇災害頻發地區,當遭遇風、暴、潮結合的天文大潮時,河姆渡難免遭受沒頂之災,從而形成河姆渡遺址四個文化層。我們可以從河姆渡遺址四個文化層主要器物數量對比上發現環境惡化嚴重地影響氏族的

生存。距今5000年前,全球範圍又一次發生嚴重的水澇災害,這就是古籍《尚書·堯典》記載的“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西方的《聖經》上也有諾亞方舟拯救人類的類似傳說。從考古上,河姆渡遺址第一文化層之上覆蓋著厚厚的一層淤泥層,北面最厚處達2.5米。這次特大洪水最後浸蝕了河姆渡——大隱之間的平地,姚江改道東流,河姆渡出露,海水上溯,從四明山下來的河姆渡人不得不退出這個地區,向南遷徙。

太約1萬年前中國己進入新石器時代文明。

我們的先祖在新石期時代的中期，己學會畜養家禽家畜（豬、狗、牛、羊、雞）初級的養殖業，學會水稻蔬菜水果的種植、漁獵牧的農業技術，掌握用土製陶(彩陶）、石器和骨器、玉器的磨製、鑽木取火、鑽孔採礦、皮毛衣的縫製、編織等等先進的生產技術，人類社會首次出現了製陶、種植、捕魚、採獵、家禽養殖、皮衣縫製、麻衣編織等等的社會大分工。

製陶是新石器時代的重要發明，也是中華民族第五大發明創造，它是人類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泥土）＋火燒，並按照自己的需求創造出來的嶄新的器皿，陶器產生滿足了先祖半定居、定居生活的需求，烹煮食物、儲存穀物、肉類，汲水盛水之生活之需，大大改善人類的生活條件和便利，陶器色彩與藝術圖案搭配的出現，是我們先祖智慧的結晶，也標誌著中國新石器時代文明的開端。

中國新石器文明可追溯至公元前約一萬年，到五千年的歷史，是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史的開端，即是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的三皇五帝、堯舜禹民族部落首領母系社會為起點。

據中外考古專家的專古研究發現，在中國黃河、長江、遼海流域的水源豐富，河流密佈的、土地肥沃、地勢開闊、我們祖先過著半定居、定居的生活的平原地帶，是中國新石器時期文明遺址較多地方，中華文明源於黃河流域文明、長江流域文明之大成的地理背景之基石。

一。黃河中下游、遼河、海河流域出現文化遺址。

1.仰韶文化（遺址：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

2.龍山文化（遺址：山東章丘市龍山鎮城子崖）

3.半坡文化（遺址：陝西省西安市半坡村）

4.大汶口文化（遺址：山東省泰安市）

5.馬家窯文化（遺址：甘肅省臨洮縣馬家窖）

6.大溪文化（遺址：四川省巫山縣大溪鎮）

7.磁山文化（遺址：河北省武安縣磁山）

8.斐李崗六化（遺址：河南省新鄭市斐李崗）

二。長江中下游、湘江流域的文化遺址：

1.河姆渡文化（遺址：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村）

2.良渚文化（遺址：浙江省餘杭縣良緒村）

3.馬家汶文化（遺址：浙江省嘉興市馬家汶）

4.上山文化（遺址：浙江省錢塘浦江縣黃宅鎮）

5.屈家嶺文化（遺址：湖北省京山縣屈家嶺）

6.仙人洞文化（遺址：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

新石器時代文化（國外）有：

1。瑪雅文明

2。泥羅河文章

3。地中海文明

4。印度恆河文明。

新石器時代，升始於八九千年己前，這個時代，人類已能磨製石器，能夠製造陶器，開始了農業和畜牧業，比舊石器時代己有很大的進步和發展。文明程度也有極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