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重文抑武，文官很爽，武將鬱悶，直接導致國家戰鬥力不行，所以老受強胡欺侮，最終亡國。但物質生活水平是不錯千年憂傷宋六陵

皇帝腦袋都給別人當了酒杯

紹興富盛鎮,擁有江南獨有的大規模皇陵--宋六陵。這裡埋葬了南宋六位皇帝及北宋徽宗皇帝的棺木，現在，地面遺蹟已蕩然無存，唯有一片莫大的茶園在蒼松點綴下，顯示出與眾不同的壯觀與沉默。

一

　　暮色。蒼松。亂雲。落日。

　　冬日的傍晚，茶原青翠，山巒靜謐。太陽如銅鉦一般，餘輝清冷。高聳的蒼松，因數量稀疏而顯得格外蕭瑟。

　　這樣的描述，一個熟悉紹興山水的人看了，不用說，就知道這是宋六陵的黃昏。

　　沿著紹興城往東，再走十幾公里路程，穿過皋埠，就到了富盛鎮。一入富盛，一片寬闊的茶原映入眼簾。

　　這不是一片平庸的山茶，它有著獨特的氣場，無論你是初次接觸，還是多次觀賞，這片茶原的規模、氣勢，都會讓你發出讚歎。在江南的婉約裡，讓你感到這無盡的綠色直達人的心靈，甚至讓你感到有那麼一點點令人震驚。

　　這就是御茶村茶場。往上推八九百年，這裡是輝煌的南宋皇家陵園，廟宇、宮殿、御河、神道、來來往往的寶馬雕車，曾經一片威嚴。

　　如今，南宋王朝的繁華、飛揚與落寞，一切都煙消雲散了，宋六陵的地面建築，已徹底地蕩然無存。這片土地上，滿眼茶樹，稀疏鬆柏點綴期間，除了風景殊異，已看不出它與皇家有什麼聯絡。只有在地下，還七零八落地埋藏著一些歷史的遺蹟，讓人們猜想。

　　很多次，我穿過這片茶原，感受著這裡的滄桑時，我在想，該用一個什麼樣的詞語，來表述這片土地。我想，這裡沉澱下來的，是千年的憂傷。

六陵松風

二

　　大唐興盛，生龍活虎。元朝粗獷，睥睨天下。

　　相對於二者，宋朝的整體氣質是憂傷的，攜帶著一種軟弱、無奈和哀泣的格調。這種氣質穿透著整個宋王朝，北宋如此，南宋尤然。

　　南宋立國後，一直被動挨打，先被金帝國欺凌，後被蒙古鐵蹄踐踏，直至滅亡。南宋王朝，就像一個先天肌體不壯的孩子，卻要與一幫強盜做鄰居。它始終生活在北方那些強胡的陰影之中，無法與之抗衡，想抱殘守缺苟且偷生都不能，只好不斷地躲啊躲啊。

因為政治軟弱，偏安一隅，所以很容易被歷史小看。在後人的印象中，總以為南宋就是墮落的，是從來沒有傲立過世界、從來沒有像個真正的男人一樣吼叫過的。其實，南宋也有過不斷的抗爭，而且創造了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火藥、羅盤、瓷器、刺繡，這些東西，在當時，是樣樣領先於世界的。南宋在物質上，並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麼寒磣。

　　那麼，在外交和國防上，南宋為什麼卻這麼弱呢？問題出在其比較特殊的軍事制度和政治制度上。

　　宋王朝的創始人趙匡胤是行伍出身，他知道，在唐朝，節度使實力太強，政治、軍事、財務所有權利集於一身，叛亂起來就很有底氣。在軍隊裡，如果將領與士兵關係太好了，像他一樣，黃袍加身也就不是一件難事。所以，為了避免自己身上的故事重演，趙匡胤先是杯酒釋兵權，將與自己南征北戰的武將全部解除兵權，派到各地當地方首長，解除他們對自己皇位的威脅。同時，他新創了不少制度，無論是中央、地方還是軍隊，設立的機構互相牽制，有名的無實，有實的無名，目的只有一個，防止權臣出現，不讓大臣有大權，即使有，也不能太久。

　　宋朝打仗時，最高統帥一般都是臨時委派，而且基本上是用文官。作戰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工作，用文官統領，部隊的戰鬥力首先就要打個五折了。而實際參戰的將領，雖然是職業軍人，但大部分時候，他們對手下計程車兵也是不瞭解的，要打仗了，臨時派他們去領兵。戰爭結束，將領們交出兵權，派往他處，而士兵們就回營地。這就形成“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狀態。這樣的制度，確實解決了將與兵聯合起來威脅皇權的問題，但是，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很大，就是部隊戰鬥力很差，統帥很熊，士氣不足，有時候簡直就像一群烏合之眾。

　　而且，在宋朝，因為尚文輕武，當兵的人地位很低，士兵很多被當勞役使用。地方上誰犯了法，也往往被刺配充軍。“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句口頭禪就是從宋朝開始流傳下來的。這樣的軍隊素質，怎麼能敵慓悍的強胡。因此，碰到打仗時，宋軍往往一觸即潰。南宋立國後，多次組織北伐，但都是遭重挫後無功而返，有時甚至上十萬的軍隊一戰就全軍覆滅。析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對手太強，另一方面與宋朝的軍事制度存在先天缺陷有很大關係。

　　南宋的歷史給我們一個印證：一個國家，強大了才能安寧，落後就要捱打。而要使國家強大，一個良好的制度是多麼重要。

三

第一個葬在宋六陵的皇族是北宋哲宗皇后孟相。

孟相是個值得一書的女性，賢淑而溫婉，是孟子的後代，她很有大局觀念和犧牲精神。但因為她不擅長勾心鬥角，加上哲宗的見異思遷，在後宮爭寵過程中，孟相敗陣，被逐出皇宮，住到了平民家裡。禍兮福之所倚，金兵攻陷汴京的時候，趙宋皇族被一鍋端，孟相因為沒有住在皇宮，倖免於難。同她一樣，成為幸運的漏網之魚的，還有趙構，也就是後來的宋高宗，當時稱為康王。

在趙構稱帝建立南宋的過程中，孟相功勞最大，是她首先出面，書文播告天下，由趙構繼承宋朝大統。1129年，金兵大舉入侵江南，孟相又顧及高宗安危，讓高宗往東逃，從杭州到紹興（當時叫越州），出寧波至溫州，而自己卻走旱路，往江西方向逃，吸引金兵一路追殺，使高宗脫險。所以，高宗對孟相十分敬重，視如親母。1130年，趙構再返紹興，並將這裡作為行宮。趙構派人打聽到了孟相下落，接回紹興。

春天來時，爛漫的櫻花給宋六陵帶來勃勃生機

高宗對孟相很孝道，她的日常起居，小到所用的帳帷，高宗都要親自察看。手下人送來時鮮水果，高宗都要先獻給孟太后，然後自己才吃。孟相重病時，高宗日夜侍疾，衣不解帶。

1131年四月，孟相駕崩，享年59歲。她立下了遺詔說：現在是戰亂時期，不在太注重禮數，就實行薄葬吧，先臨時在附近找個地方，簡單安葬一下就行，也不需要金玉寶貝陪葬，等軍事寧息了，再遷回祖陵。

　　高宗於是派人為孟後尋找墓地。離紹興不遠的寶山，是泰寧寺的地盤，這裡風水很好，形勢天設，吉氣豐盈，被高宗相中。於是，孟相就在此下葬，成為攢殯之始，這裡遂稱為“攢宮”。

　　“攢”是聚集的意思，所謂攢宮，就是攢集梓宮，把皇家的棺柩暫殯一處。宋朝的祖陵在河南鞏義，北宋九帝除了徽宗和欽宗死於漠北外，其餘七帝都葬在那裡。南宋建立後，大家從心裡上還是覺得，自己真正的家是在北方，現在居住在南方，只是暫時的，所以皇帝、皇后的棺柩先簡單地葬在一個地方，待收復中原後，再一齊遷葬祖陵。

《萬曆會稽縣誌》上的南宋陵園圖

1132年，金兵北去，趙構又回到杭州。

1142年，宋金議和，金人將宋徽宗、鄭皇后、高宗皇后邢氏的棺木遣返，也葬在寶山，徽宗陵墓謂之永祐陵。1187年，高宗駕崩，成為第一個葬在寶山的南宋皇帝，是為永思陵。之後百餘年間，南宋又有五個皇帝也相繼葬到這裡，分別為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寧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紹陵。到此，這裡成為了江南獨有的大規模皇家墓葬群。因為埋葬了南宋六位皇帝，後人遂稱之為宋六陵。

據記載，先後在宋六陵下葬的南宋皇族和大臣，共有一百多位。從建陵之始，這裡禁山達三千七百多畝，全陵遍植松樹，歷經百餘年，長得鬱鬱蔥蔥，風一吹，松濤陣陣。

宋六陵佔地約2.25平方公里，這樣的規模，如果是葬某一個大家族，我們能說很大，但作為皇家陵寢，只能說很小。而且，這麼一片面積裡，安葬了一百多座陵墓，堪稱擁擠。

　陵園即使變成茶園，依然有著皇家的氣派，這裡的茶葉也是皇家貢品，這裡故謂之御茶村。

　所以，寧宗下葬的時候，寶山已經非常侷促了。理宗派吏部侍郎楊華去現場踏看，為寧宗選墓地。楊華在泰寧寺住了一晚，覺得泰寧寺的位置十分美好，回去後向理宗報告：這裡東傍青龍山，南接紫雲山，西依五虎嶺，北靠霧連山，構成了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獨特山水景觀，雄壯峻秀，是塊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選此處為皇陵，可保萬載興隆。理宗欣然同意，於是下詔要泰寧寺搬遷，強行拆廟為寧宗建陵。

　　後來，楊璉真珈盜墓時，泰寧寺的僧人出力最勤，可能是有報復洩憤因素在裡面。不過，出家人如此兇暴，真是讓人大跌眼鏡。

自秦始皇營建驪山陵開始，中國的皇帝都崇墳厚葬，累世相沿。唐朝以後的皇陵，都建有上宮、下宮和地宮。上宮就是獻殿，供人朝拜獻祭之用。下宮就是寢宮，是供墓主靈魂居住、遊樂、休息的場所，也是宮女日常供奉起居飲食的地方。地宮則是墓葬所在。宋六陵雖是臨時性陵墓，但也沿襲這一構制。

關於宋六陵的建築規模和具體構造，只有南宋周必大所著的《思陵錄》記載了高宗永思陵的構建情況，其它各陵的模樣，史書中都是隻鱗片爪，但可以推斷，基本上是大同小異。

　　由於南宋朝廷的偏安，慢慢地，已完全無能力收復失地，孟相當初想歸葬北方祖陵的願望，遂成為徹底的夢想，臨時的攢宮變成了永久性陵園。

四

　　1276年，蒙古大軍攻破臨安，南宋大勢已去。

　　因為趙家子孫不努力，宋六陵一片好風水，不久就被外族踐踏得一塌糊塗。1285年，宋六陵遭到了毀滅性打擊，被盜掘一空。

　　幹這缺德事的，是一個叫楊璉真珈的西域僧人。此人在南宋滅亡後，做了江南釋教總攝。江南釋教總攝相當於現在的江南佛教協會會長。但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眼光去衡量當時的佛協會長，因為在元朝時，僧人地位很高，所以楊璉真珈才敢如此猖狂。

　　元世祖忽必烈征服吐蕃（西藏）後，就接受了吐蕃的喇嘛教，將其奉為國教，並冊封當時的喇嘛法王巴思八為國師，對其頂禮膜拜。忽必烈與巴思八關係非同一般，朝廷聚會時，忽必烈會為巴思八特置一座，位重於宰相。

　　八思巴受到如此禮遇，就大肆吹捧忽必烈，歌頌他為宇宙之王，說他等同於智慧佛文殊菩薩。八思巴的吹捧和宣揚，有助於忽必烈的統治，特別是有助於他控制西藏和南方漢人，很討忽必烈歡心。因此，忽必烈對僧侶也就十分厚愛和寬容，記他們享有很高的政治和經濟特權，不僅賜給他們很多土地，還為他們免稅。所以當時的僧人十分富有，寺廟都成為了經濟繁榮的中心。

　　

元政府把帝國的子民分為十級：

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可以看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最受尊敬的儒家，連娼妓都不如，只比乞丐好點。而僧侶卻僅次於蒙古的官吏，力量很大，對地位低下的漢人，他們可以隨便施暴。元朝統治者狂迷喇嘛教時，竟下令：漢人誰敢毆打喇嘛，就砍手；誰敢謾罵喇嘛，就割舌。

　　楊璉真珈是巴思八的弟子，也得寵於忽必烈，他本是個隨軍的僧人，因建有軍功，1278年任職江南佛教總攝。仗著有元朝統治者撐腰，楊璉真珈駐紮在杭州時，至少把南宋250萬人編為寺院的農奴。他當紅時，所過之處，隨從如雲，山呼海嘯，欺男霸女，惡行累累。

　　與楊璉真珈過往很密的，還有一名當時的大人物——桑哥。

　　桑哥是藏族人，很聰明，才華橫溢，通曉漢語、藏語和蒙古語，本是巴思八手下的人，後來多次為元世祖辦事，因為很有理財能力和治政能力，忽必烈就把他留在朝中，委以重任，官至宰相。

　　桑哥很有才能，但也很貪很兇殘。揹著元世祖貪了很多錢財，為了自己的利益罵人打人殺人也是常事，貪多不義必自斃。隨著在元世祖面前舉報的人越來越多，元世祖對桑哥也漸漸失去了信任。

　　案發後，元世祖責問桑哥：“你那麼多珍珠，我向你要兩三顆，你都不給。漢人織的高階毛衣，我只有兩件，你居然有三件。你說你有沒有罪？”說得桑哥很羞愧。1291年，詔誅桑哥。

　　楊璉真珈挖掘宋六陵，以偷盜財寶，就是在桑哥的授意下進行的。有桑哥撐腰，楊璉真珈才有恃無恐。

　　後來桑哥倒臺了，楊璉真珈也差點被判死刑。因有元世祖保護，楊璉真珈只被革職還鄉。從元世祖對楊璉真珈的態度來看，楊璉真珈偷盜宋六陵，元世祖應該是同意過的，要不然，楊璉真珈的命沒這麼容易保住。

　　楊蓮真珈盜墓的時間，一直是個迷團，有多種說法，很多學者認為，最為可靠的時間是1285年。這個時間是因為宋末元初一個叫周密的人確認的。他寫了一本史料筆記《癸辛雜識》，成為後人研究南宋歷史最寶貴的原生態資料。此書中，多次記錄了宋六陵被盜的情況。周密就住在杭州，生活的時代跟宋六陵被盜相差不遠，所以他的記錄最為可信。

　　楊蓮真珈在盜宋六陵之前，已經在杭州盜過墓了。他盜的是杭州天長寺的魏王墓。當時，天長寺的僧人福聞，為了向楊璉真伽獻媚，將天長寺獻給楊璉真珈，併為他出了盜墓的主意。他們私掘王冢，獲得很多金玉。嚐到甜頭後，於是得隴望蜀，想到了偷挖宋六陵。

　　幫助楊璉真伽的還有三個惡僧，一個是演福寺的允澤，另兩個是泰寧寺的宗愷、宗允。當時，宋六陵本來有一百多號守陵人，宗愷、宗允等僧人因盜伐宋六陵的樹木，與這些守陵人吵過架。允澤遂唆使泰寧寺僧宗愷、宗允，假稱當地的楊侍郎、汪安撫侵佔寺院地產，到楊璉真伽處告狀，要求給予保護。楊璉真伽便以處理糾紛為藉口，在1285年八月，帶著一幫元兵、親信和工匠，蜂擁到宋六陵，開始盜掘。

宋六陵出土的瓷器

守陵使羅銑見此，上前阻撓。允澤把羅銑狠打了一頓，並以刀相逼，將他驅逐出陵。羅銑勢單力薄，被打得血流滿面，大哭而去。楊璉真伽他們於是封鎖陵區，瘋狂盜陵。宋六陵是淺葬，只有2米多深，比北宋皇陵平均30米深的尺寸，淺了很多。所以楊璉真伽盜墓時，不用費什麼勁，刨掉薄薄的土層，就露出了石室和棺材。

他們首先挖掘了寧宗、理宗、度宗及楊後四陵，墓中珍寶席捲而空，骸骨扔得四處皆是。其中理宗墓陪葬品最多，當開啟棺蓋時，一道白光衝向天空，理宗屍體面色如生，全身用金絲罩包裹，珠寶滿棺。這批暴徒將全部隨葬珍寶搶掠一空。聽說理宗口內的夜明珠最為珍貴，就又把他的屍體拖出地宮，倒懸樹上，凡三日夜，瀝取水銀和含珠。

　　楊璉真伽還喪心病狂地把理宗的頭顱砍下來，颳去腐肉，作為酒器。西域僧人有個習俗，認為用人的頭骨做器皿，可以祈福去災。

　　楊璉真伽偷盜後，停留了一段時候，看看沒什麼反應，就更加放肆。同年十一月，他們再次來到宋六陵，盜掘了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四帝陵，加上皇后和王公大臣的陵墓，總計一百零一座。攢宮之地，屍骨狼籍，珍寶盡失，陵園毀於一旦。

　　據說，這些陵墓雖是薄葬，但珍寶不少，特別是理宗墓，最為豐富。唯有徽宗陵，幾乎沒什麼陪葬品，開啟棺蓋，裡面僅有一段朽木而已。看來，當年宋金議和，歸還所謂的徽宗靈柩，只是形式而已，並沒有什麼誠意。而高宗也不開棺檢驗，純粹也是形式一下，安撫人心而已。

宋六陵墓道遺蹟

　　明目張膽地進行盜掘，總得有塊遮羞布吧。楊璉真伽想到了一招，把宋六陵裡那些帝王將相的骨頭收集起來，雜以牛馬枯骨，統一埋到南宋故宮中，再築一座白塔，名曰鎮南塔，表示要鎮住江南士氣。當時，南宋故宮已被改為寺院，楊璉真伽這樣做，就為自己的惡行找到了正當理由：掘墓是為了破壞南宋風水，摧垮江南意志，鞏固元朝統治。這座塔在元末農民起義時，於1359年被搗毀。

　　楊璉真伽等人從宋六陵到底盜走多少珍寶，已無法弄清。只知道後來楊璉真伽伏法時，他個人的資鈔有十一萬錠之巨，金玉珠寶更是無數，不過，這一切對他而言，都像南柯一夢，全部被籍沒官府。

　　那些為虎作倀的惡僧，也大抵沒什麼好下場。允澤因為恃憑楊璉真伽，豪奪鄉里，後來被鄉人殺於道旁。宗愷因與楊璉真伽分髒不均而反目，被楊璉真伽活活杖死。宗允得了很多不義之財，豪霸一方，時人怨之刺骨，不知其終，估計也被唾沫淹死了。

五

　　楊璉真伽盜陵，弄得皇家屍骨暴露，引起越人義憤填膺。當地一個私孰先生叫唐珏，他典當家產，私備酒宴，邀請朋友林景熙等人，密謀在夜晚，潛入陵區，收埋屍骨。據傳，他們為了掩人耳目，還特意在山野間撿來其他白骨，散在陵園內，替換帝陵真骨。因理宗顱骨特巨，易之怕事洩，未敢調換。收拾好皇家屍骨後，分箱移葬蘭亭天章寺前，並植冬青樹為標識。

　　唐林義舉，只是野史相傳，真偽難定。但不管如何，這樣的傳說寄託著人們對死者的尊重和對暴力的反抗精神，讓人感到，再黑暗的環境裡，也有正義的光芒存在。後人為紀念唐林義舉，還在陵區建了雙義祠。

　　在元朝統治期間，朝廷對宋六陵不作顧問，盜墓之事經常發生。自楊璉真珈盜墓後，數年時間，宋六陵就完全淪為了一片廢墟，斷瓦殘垣，風雨飄搖，令人目不忍睹。

宋六陵周邊山上密生的竹林

　　

明朝建立後，朱元章聽說了宋六陵的遭遇，唏噓不已。也許也是出於一種安撫性的政治需求吧，朱元章下令修復宋六陵，並且派人找回了理宗的頭骨，連同唐林二人收拾的遺骨，一同再葬回了宋六陵，並樹碑建殿，植松為記，供人祭奠。為了使陵區實現長效管理，還把整個陵區交給了宋朝皇族後裔——紹興華舍趙氏家族來管理。趙氏接管六陵產業後，免交租稅，每年都以歲租進行祭奠，春秋各一次。祭奠時，參加者都要求是公正廉明、德高望重者，那些品行卑鄙為鄉人所不齒的人，都沒有資格參與。這種祭奠儀式，直至解放前，華舍趙氏後裔還在堅持。

雖然在明初，宋六陵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整，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陵園還是無法挽回地走向荒蕪。到明代中後期，又是一片殘敗。當時的文學家袁宏道寫了一篇《遊宋六陵記》，說這裡已是春行如秋，晝行如夜，老松橫道，杜鵑滴血，敗宇其間，令人感慨萬千。

　　在宋六陵南側，現今還存在祭陵神道舊址，據記載，抗日戰爭前，神道兩旁還古柏森森，氣氛莊嚴。紹興淪陷後，日軍在宋六陵屯兵，周邊古木遭到了毀滅性砍伐。

建國初，宋六陵區域被墾荒種地，新闢茶園，建造房舍，使宋六陵又帶上了新的滄桑，連昭示陵寢位置的蒼松，也所剩無幾。

南宋王朝早已遠去，宋六陵已是滄海桑田。那些曾擁有的得意與輝煌，那些曾經歷的悲情與苦難，都在蒼茫的風雨中，悄然淡去。如今，這裡曠茫的茶原在盡情吐綠，若是在春天，更是生機勃發。而宋六陵的歷史文化價值已被認同，一個令人期待的旅遊開發規劃正在富盛進行。

我們已無須為這片土地悲憫了，歷經千年，再躁動的靈魂也該都安息很久了。但落後就要捱打，這歷史照出的教訓，倒是值得後來者深思的。

兩宋時民族矛盾突出，中央政權軟弱。北宋雖有揚家將等忠勇將門出現，但並不多見。加上君王玩物喪志疏於國事，民變不息。北方外侵，父子君王都成對方俘虜。南宋建後雖有岳飛，韓世忠等民族英雄出場收復失地。但岳飛遭奸臣及昏君所害。之後陸游，辛棄疾等愛國將士出現，但孤掌難鳴。所以北宋，南宋在軍事上始終是弱項，最後亡國，改朝換代。

趙匡胤於公元960年，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北宋，定都開封。1127年，金國南下攻破開封，擄走徽、欽二帝，史稱“靖康之難”，北宋滅亡。

公元1127年，徽宗第九子，趙構於南京稱帝，建立南宋。公元1279年，崖山海戰，宋軍全軍覆沒，宋末帝沉海而死，南宋滅亡。

宋，享國319年，共歷18帝

1、重文輕武。

宋朝對軍隊將領管理嚴格，處處設防，行軍打仗都會以文官、太監為監軍，嚴格執行中央指令，並監督主將。兵無常將，將無常兵，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情況。作戰計劃還得受中央審批，經常貽誤戰機。

願為國赴死的武將在朝中地位地下，吟詩作賦的文官卻處處受尊崇，社會整體風氣沉浸在奢靡享樂之中。這種制度下的軍隊，在外作戰要想取得勝利，可想而知有多困難。

2、經濟發達

宋朝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還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江南經濟繁榮，打破了幾千年的經濟格局，實現了南超北的歷史跨越。宋朝成為了當時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

3、古代最後一個開明的封建王朝

不殺士大夫，家天下的情況得到緩解，君主專制遭到削弱。但造成的影響也是極大的，文官逐漸形成一個階級，利益共同體，在加上官位世襲制的制定，逐漸造成了冗官的局面形成。但是宋朝思想開放，理學盛行，科技發展迅速，這些都與“公天下”的局面有關，後面專制的明清無法再現宋的開明與繁榮。

崖山以後無中華，這句話我覺得說的太絕對了，宋亡以後，只是丟失了一些好的傳統，大體的文化傳統還是流傳下來了。

宋朝，分南宋和北宋，宋朝是中國歷史、經濟、文化輝煌的一個朝代。評論趙宋很多以積弱積貧論，但看兩宋三百多年，衣、食、住、行，特別是衣之設計之美已非只滿足遮體防寒之用； 科技、文化、經濟、外貿的發展都是跨時代的，宋詞是唐詩後的又一個文學巔峰，沒有豐富的物質資源，文化怎麼能如此燦爛；因為沒有了燕雲十六州屏障，西域又有西夏吐蕃強鄰，陸路的絲綢之路中斷，所以如此，才宋朝以海立國，更大的開拓了海上的絲綢之路；在軍事上，宋太祖透過弱化軍事，杯酒釋兵權，以資養官等一系列動作，結束了五代十國以來的不斷因為軍事主管造成的政權更迭，這才有了繁榮和穩定的兩宋基礎。

那麼分開兩宋說，北宋可以說有相無將，南宋有將無相，北宋雖然武力不強但也是與遼、西夏三足鼎立多年，南宋也是在抵禦多年蒙古軍後才到崖山之戰。

再從國家榮辱上分開說兩宋，兩宋雖都是朝貢制度，但南北有別，自從靖康之變後，宋高宗建炎南渡，整個南宋都是在一種懷報收復北方，一雪前恥的期望氛圍下建國、抵禦外寇，這也湧現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豪傑，宋詞也由北宋兒女情長的婉約轉為主而到南宋家國情懷的豪放。

最後說下兩宋滅國，北宋宋徽宗、宋欽宗時期，國家相當繁榮富足，根本沒有衰敗的跡象，可惜徽宗非明君，因為一系列的外交和軍事上的戰略失誤，直接導致靖康之恥，整個北宋民眾還沒從繁華的夢中甦醒就做了亡國奴，斷崖式的落差沉重的打擊了北宋人民。南宋經濟發展迅猛，外通東亞、西亞甚至非洲，商貿興盛，文明燦爛，可惜被北方遊牧鐵騎扼殺在搖籃。兩宋都是經濟文化繁榮，卻沒有把富國轉化為強兵，富而不強，終是逃不過被洗劫的命數。

兩宋（960―1279）是中國歷史的轉型期，歷時三百多年。其間，社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中國經濟重心轉移到了南方 ，我們習慣地把秦嶺淮河一線當成南北分界線，向北到長城燕山，向南直抵南海。如果視野再開闊一些，以歷史上的農區和牧區來區分南北，那長城燕山就是大南方和大北方的分界線了。

　　黃河和長江都是中國文明的源頭。進入歷史時期後，黃河流域前進的步伐一度要快一些。秦漢以後，長江流域漸漸趕上來了。到了北宋，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明顯地超過了北方。

　　北宋國土面積南北之比是66∶34，耕地是70∶30，人口是64∶36。農業方面，唐以前，黃河流域主要作物是麥、粟，長江流域則種水稻。唐後期五代以來，北方農業停滯，南方農業發展了。全國農作物成了麥、粟、稻三分天下的局面。耕作制度、農業技術、農業工具方面，南方也有進步。南宋在南方實行水旱輪作，提高了複種指數。有的地方已經實行水稻連作，或用再生稻或再栽雙季稻。在土地利用上，宋代已有畲田和梯田，並闢有築水堤，蓄水的圩田、圍田、湖田，利用水面的葑田、架田和利用淺水或河灘的塗田、沙田。

　　從前當作蔬菜的蕓薹（油菜）已經代替芝麻上升為主要的油料作物。蔗糖代替了過去飴（麥芽糖）的地位。主要種植於亞熱帶低丘淺山的茶更是普遍，成為“國飲”。唐以前主要分佈於北方的絲織業，安史之亂以後在南方尤其是浙江廣為發展，超過了北方。原產於印度中亞的棉花，唐以前，西南已有喬木型的海島棉，新疆一帶則有一年生的草棉。南宋棉花在華南沿海、長江流域北上進入黃河中下游，一年生的海島棉代替了喬木型的木棉。到了元代，一年生的陸地草棉已經進入陝西。棉花加工工具也從南宋的踏車推弓進到元代的趕彈卷紡的工具技術，從此棉花以空前的速度在南北兩方推廣擴充套件開來。

　　中唐以後，手工業重心的南北易位開始形成。重要的方面是紡織業和陶瓷業。隨著造船和航海技術的發展，南方的造船業和航運業大大超過了北方。內河、沿海遠洋幾乎無遠弗屆。至於其他的新興工業如掘煤、冶鐵、造紙和印刷，也是南勝於北。

　　在人文環境上，唐代北方尚優於南方。北宋以後，優劣之勢開始轉移。北宋之亡加速了這個轉移。結果，中國傳統的文化重心與經濟重心重合了，無論是科舉、教育、人才、思想、文風都是如此。

　　南北發展的差異，當時人已經看出來了。南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中說：“今之東南，非昔之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一路，而今之東南，勝過昔之中原。”

　　歷史的軸心由東西方向逐漸

　　偏轉到了南北方向

　　在中國歷史上，由於歷史經濟和文化環境的不同，各個地區一直存在差異。當中國進入農業社會以後，以太行山和函谷關為界限的山東山西或關東關西的差別就凸顯出來。關東經濟比關西發達，人口也較稠密，關西經濟和人口就比較差些，但是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又比關東強大。至於長江及其以南，那時還沒怎麼開發。春秋時，濱海的齊和中原的晉相繼成就了霸業。到了戰國，關西的秦後來居上，以其強大的軍力和商鞅的變法逐漸睥睨山東六國，終於成就統一大業。西漢繼秦定都長安，逐次翦除山東的割據勢力。關西在軍事和政治上控制著關東，關東在經濟文化上支撐著關西。東漢定都洛陽，使關東糧食漕運能避開三門峽運輸瓶頸。以後各朝從曹魏、西晉到北魏、北齊，國都多在太行山南麓，山區平原交界處的洛陽、許昌、鄴城打轉。隋唐繼承西魏北周的餘緒，再次建都長安，但三門峽之險仍是糧食轉輸的一大問題。而運河一線的安全則維繫著唐朝的國運。到了唐末，龐勳、黃巢起義，漕路斷絕，中原藩鎮混戰，建都長安的唐朝也就無力再維持下去了。

　　就在關東關西的政治軍事文化心理上的差別隨時間的推移逐漸泯滅，人文環境逐漸趨同的時候，黃河流域的戰亂和生態環境的人為破壞已經使它的發展漸漸停滯，而此時南方的長江流域悄然興起，到了宋朝完成了全國經濟重心的轉移。歷史運轉的軸心逐漸由東西方向轉為南北方向了。這也從運河線走向的變化可以看出來。

　　中國水系流向是東西方向，關中和關東的物資糧食的轉輸多半也是東西方向。到了隋朝，開通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分別向東北的涿州和東南的杭州延伸，把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流域貫通起來。到了北宋，以開封為中心的汴河更是繁榮，一年輸糧達700萬石。然而經過金和蒙古戰爭，黃河改道，汴河荒廢。到了元朝，運河走向從過去的東北―東南，改為北京到杭州的正南正北走向。前後垂600年，運河始終是溝通南北的大動脈，直到近代海運和鐵路的開通。

　　與此同步，國都的位置也從東移到北上。五代北宋關中長安殘破，國都東移到了開封，而據有黃河流域的金國即把國都建在了北京。蒙古滅金滅宋，元世祖忽必烈把國都從上都開平遷來大都北京，一直到明清民國迄今。北京建都自1153年起，迄今已經864年，在世界歷史上作為國都恐怕是歷時最久遠的了。

　　當歷史軸心朝向東西方向時，一些大戰多在這個方向上發生，南北方向上的大戰只佔少數。至於民族之間的重大戰爭則多在南北方向上展開，那是歷史上民族關係的格局所使然。

　　民族關係上的方向從南―北偏西轉移到南―北偏東

　　以燕山長城為界的“大南北”的格局，大體上也是農區和牧區的劃分。以南是中原王朝的地盤，以北則是草原遊牧民族活動的舞臺。這些形形色色的諸多北方民族，往往因一個機緣勃然崛起。經過吞併或聯合其他草原上小部落統一了北方，形成一個巨大的力量。當南方的中原王朝強大的時候，北方的力量受到扼制，乃至被迫退回到蒙古高原的北緣或者沿其邊緣西遷。一旦遇上中原王朝衰落，它們就大舉南下，征服黃河流域，與退到淮河長江流域的中原王朝形成南北朝對峙的局面。最後如元如清，南下直到南海，成為全國大一統的格局。兩宋以前，這種大南北的民族關係走向是南―北偏西，如興起於阿爾泰山一帶的突厥、回鶻等等。唐末五代以後，東北方向的民族依次崛起，民族關係的走向就轉成南―北偏東了，如興起於大興安嶺山脈的契丹、蒙古，乃至長白山的女真、滿洲等。正因為走向的略有偏轉，中原王朝的國都也從利於攻守的長安東轉到了開封，又北轉到北京。金、元和清這些是少數民族王朝，相繼定都於此，更有背靠民族發源之地，面向控扼大南方的意義，而南北交通幹線的大運河走向，也就從東北―東南拉直到了元明清的正南正北方向了。 　　統一國家的形成

　　中國歷史正適應了《三國演義》開篇的話：“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秦始皇統一六國，一匡天下，兩千多年來中國經歷了兩次大的統一和兩次大的分裂，分裂是中原王朝內部長久存在著割據的因素，以及北方民族的進入。第一次是三國兩晉十六國南北朝，歷時四百年。第二次是唐後期藩鎮割據的半分裂到五代十國的完全分裂，歷時二百多年。到了北宋，內部統一的因素佔了上風，也由於統治者的國策，以後的王朝再也沒有出現過分裂的現象了。但兩宋還夠不上真正的統一，它的周邊還存在著幾個並立的政權，先後有遼、夏、金和蒙古（大理也可以算一個），到了蒙古滅夏、滅金、滅大理和南宋，整個中國又重歸統一，從1279年經過明清民國，直到今天，六百多年間始終維持著統一或基本統一的局面。這說明這時在中國內部統一的大勢已成固然，與邊緣民族的界限也逐漸消融了。

　　不徹底的經濟轉型

　　從隋唐掀起的繼戰國秦漢以後的第二個商品經濟浪潮，在兩宋時達到了高峰。轉型期的確切涵義是指社會性質―社會制度的轉型，是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化。兩宋已經出現轉型期的徵兆。社會呈現了比較明顯的成熟性、商品化和市井化趨向，但與此同時，另一種趨向即凝滯性和僵固化也開始滋長。兩種趨向互相結合，互相補充，互相包容，但也互相對立，互相沖突，始終無法融匯，互相取代，以致終兩宋之世直到明清，中國經濟的轉型迄未

　　完成。

　　土地制度已經擺脫了均田制的羈絆，實現了私有化和自由買賣，地租形態在實物分成租之外，也出現了實物定額租和貨幣代物租，農業和手工業開始從自給自足的家庭經營狀態成為大量商品進入市場。日用品的交易遍及城鄉，出現了大宗糧食、衣料、瓷器、煤鐵、銅器的長途販運，海外貿易也大為繁榮。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開始進入生產領域，出現了紙幣，某些地區的某些行業如紡織、制瓷、製鹽、造紙等，已經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因素，在商品和貨幣經濟浪潮的卷襲下，秦漢以來的坊市制度弛壞了，城市數量增長，城區擴大，居民增加，商業繁榮，新興的城市居民――市人和城市遊民也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城市生活樣式――詞曲、戲劇、瓦舍和市人組織――行會、結社流行起來。

　　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是個體小生產農業，它具有自給自足的特點，雖然離不開作為補充和潤滑劑的商品經濟，但它又有抵制商品經濟的一面。個體小生產農業是細小的、分散的、脆弱的，擴大再生產能力很有限而自己不穩定，積累很少，而農業積累的轉移最終還是要回歸到買田置產，迴歸到農業上去，大部分社會財富往往用於消費和浪費。華人講究讀書做官，官員貪墨所得不是浪費就是買田置產，傳之子孫，再加上中國封建國家力量強，經濟職能突出，對經濟的管理控制嚴苛，而缺少疏導引領，巨大的社會財富不是沉澱，就是浪費掉，中國的商業和商人從根本上講是軟弱的，而且依附於政府，不足以形成一股對抗封建國家的強大的力量。在世界歷史上，中國經濟比歐洲其他國家更為繁榮強大，但也只是量的積累而少見質的變化。有些外國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是內卷式的，只能封閉式迴圈而不易自我擴充套件，這個認識不無道理。

　　如何看待兩宋的歷史地位

　　一直有兩種互相對立的看法，一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一是積貧積弱，保守因循，屈辱投降。這兩種看法各有其事實依據，其實是著眼點不同，看待歷史的角度有別。造極說更多地是從經濟文化著眼，強調的是兩宋經濟繁榮，思想進步，科技發達，社會穩定。貧弱說，更多地是從政治軍事和對外關係著眼，強調的是財政緊張，軍力孱弱，保守拖沓，因循苟且。在歷史上，這種兩種情況同時出現不乏先例，中國的東晉南朝和西方的拜占庭帝國都是繁榮與衰落並存，危機與輝煌同在。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秉承賡續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前代發展的趨向，另一方面也是當前情勢與統治者利益的對應所使然。

　　近來有些學者刻意凸顯美化造極說，改裝與駁斥貧弱論，力陳兩宋真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有的更用玫瑰色的油彩塗去壓迫剝削暴力腐敗，把兩宋的歷史描寫成充滿詩情的田園牧歌式的畫卷。這就不免把一半的歷史顛倒了。真可謂主觀史學、情緒史學的大作。

　　和歷代新朝一樣，新朝北宋的統治者面臨著三個亟待處理的矛盾：第一是地主和農民的矛盾，瓦解了唐朝的黃巢農民大起義雖然過去了近百年，仍然是新朝統治者心頭抹不掉的巨大陰影；第二是統治者階層集團內部的矛盾，從唐中葉開始的藩鎮割據到了六十年前蔓延到了全國；第三是民族矛盾，五十年前強大起來的北方草原民族契丹，奪去了燕雲十六州，滅掉了後晉，而且虎視眈眈，隨時可以南下侵掠。

　　面對著這樣的三個矛盾，新朝的統治者們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內部。為此，必須消弭和防範武裝割據以求統一和穩定。為此，必須盡力滿足官僚地主們的貪慾，以期獲得他們的長久擁戴，即所謂的“與士大夫共天下”。為此，又需盡力榨取和盤剝人民，“恩逮於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古者刻薄之法本朝皆備”。統治者對任何人都不敢信任，需要分化牽制各種力量，因此在政治上的措施是官與職分離，權與責分離。大臣空有高位，卻乏實權。政府機構官員重複冗濫，事權不分，互相牽制。在軍事上則重文輕武，著意貶低軍人地位，而用文臣掌兵。士兵則疏於訓練，以致在對外戰爭中不堪一擊。對內鎮壓也十分軟弱，同時又多養兵以疏導失地農民，消弭起義的因素，“凶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北宋這套求穩防變的思路和做法，非常強調“祖宗成法”，而反對阻撓革新求變，導致了北宋中葉“冗官、冗兵、冗費”的社會危機。由於只注重對內防範，而在對外關係上採用了退讓做法，結果，在對外關係上對遼對夏對金屢戰屢敗，只好貢輸歲幣，屈辱求和。經歷了三百年，終於被一個新起的北方民族蒙古所滅。

總體來說，兩宋時期政治清明、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且民生富足。就連被“貶宋派”詬病最多的軍事實力實際上在整體上還是不錯的，對外作戰的勝率在75%以上，這在很多史料上都是有據可查。只不過像靖康之變這樣的奇恥大辱給人的印象太深、感受太慘痛，很容易給人造成兩宋軍事孱弱、重文輕武的感覺。

還有很多人鄙視兩宋沒有實現大一統。事實上，兩宋的對手不管是遼金還是蒙古，放在其他朝代也是極難對付的強手。況且所謂大一統，也只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相對指標。換句話說，沒有實現大一統並不代表著就很弱小。相反，實現大一統的朝代如秦代和隋朝等，立國都沒有超過40年。而北宋和南宋先後立國167年和152年，共計319年。縱觀中國封建社會，立國超過300年的朝代只有漢朝和宋朝。軍事實力如果真的很孱弱，恐怕早就亡國了。

兩宋是中國歷史上文化藝術的巔峰時期。與其他很多朝代有所不同，兩宋多推行“文治靖國”的國策。正因如此，兩宋造就了范仲淹、王安石等大思想家、大改革家，更成就了兩宋時期文化藝術的空前繁榮。宋詞、戲曲、書法、繪畫（如《清明上河圖》）等水平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處於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如，唐宋八大家中，兩宋就佔據六席。

兩宋也是科學技術發展的黃金時期。舉世公認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三項（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產生於兩宋時期，對全世界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時，陶瓷、天文、遠洋、造紙、印刷、紡織、物理（如《夢溪筆談》）、醫療（如針灸銅人）等諸多領域都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很高水平。

至於兩宋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也是中外史學界早有的共識。兩宋既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一大經濟體，也是公認的經濟最發達的國家。

兩宋從公元960年到公元1279年，國祚319年。開國皇帝趙匡胤之父為後周防禦使，破北漢，徵南唐，屢有戰功，也許是因為趙氏本為官家，其建立的宋朝，成了除唐朝之外，另一鼎盛的朝代。

曾經有人認為，趙宋的文明是中國現代的佛曉，漢唐雖盛，武功更盛，降至明清，風骨盡失，而300年趙宋，是中華古代文明的巔峰。

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更多為大家呈現的是一個被遼金不斷侵犯滋擾的病弱之宋，其實有時候在一些書籍中會發現宋代人最最平和寬容，熱愛一切美的事物，像一個文縐縐的書生，風雅美好到極致，當然，也正因如此，免不了被蠻族的大漢欺負，最終亡了國。但其國祚綿延319年，僅次於武功征伐的漢朝，且在這319年間，締造了讓人歎為觀止的文學高峰，科技成就以及市民生活，這足以證明，寬容文明的社會治理方式優於壓制與奴役，明清的社會文化，就是奴才文化，文人無風骨，百姓無尊嚴，兩宋時培養的那點兒現代因子被糟蹋地一乾二淨。

兩宋時期的文化，在歷史上尤為特殊，它是古代中國封建文化，最為鼎盛的時期，也是自春秋以後，又一個文學盛世。

兩宋的文學經典頻出，詩詞歌文曠古絕今，那些讓人過目不忘的句子，如天上繁星閃爍，照耀著後人的世界，書盡再多筆墨，也不能寫盡他的芳華。

兩宋的文人雅士，身上自帶著一種光環，高光的身份讓人羨慕，自宋太宗時起，北宋便對文人開始了重視，一改五代時期武將的專權，逐漸將權力轉移到皇權與文官之間，這種權力轉移的方法，不僅將武將手中的軍權削弱，也將文官的地位提到了武將之上。

所謂盛世興，文化喜，亂世來，武將狂。自古以來，武將擅權是一個朝代的大忌，尤其以五代時期最為明顯，幾十年間，中原大地五度易主，都是由於武將擁兵自重的原因，自宋以後，經過太祖皇帝大收軍權後，武將的地位一落千丈，文官系統趁機抓住機會，成了皇帝身邊的好幫手。

在有宋一代，直到最後的滅亡，武將也沒有翻出什麼浪花。文官徹底的用好了自己的權利，轄制武將不敢抬頭，他們彪悍的外表下，有著懦弱的心。面對斯斯文文的文官，武將心裡是畏懼的，有文化的太可怕，連戰功赫赫的狄青，也是被欺負的臉面全無，憤憤然的憋屈而死，可見文人超強的殺傷力。

兩宋的施政有很大的問題，過於抬高了文人的地位，而對武將方面，一直沒有應有的重視，從最開始的防備武將專權，到中後期的歧視貶低武將，讓武將徹底的遠離決策圈，使得世人皆不願從軍，考取功名富貴來。

武將最開始的那些雄心壯志，在百年間，讓大宋的皇帝與文臣，消滅的一乾二淨。直到後期北宋滅國，南宋建立，防備武將的想法，也沒有改變，兩宋皇帝的多疑與狹隘，斷送了歷史上最繁榮的盛世。

大宋對文官是優待的，對百姓是仁愛的，但對武人，是極其苛刻的。為了防範逃兵，除身家清白的禁軍外，其餘的兵種均在臉上刻字，這種做法雖起到了防止逃兵的發生，也大大打擊了為兵者的自尊心。

在元朝滅南宋的戰爭中，大多數參與滅宋計程車兵將領，都是原先宋朝的降兵，曾經卑微的活在文臣影子下的武將，成了元朝統一全國的先鋒，這不得不讓人難過和深思。

不得不說，兩宋留給世人太多的遺憾，身為趙宋的皇族，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趙宋皇帝們親自挖坑，將自己埋葬，這不是幾句無力的辯駁，就能將他們洗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