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周作人與周建人之間的關係，魯迅之子周海嬰在《直面與正視——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有兩段描寫。

一切都要從羽太信子說起。周作人討了這個日本老婆竟“樂不思蜀”，不想回來了。還是父親費了許多口舌，還親自到日本“接駕”，他們才全家回到紹興定居。從此父親一個人在北平掙錢，每月寄去所得，以供養紹興一家人的生活，包括周作人和他的老婆。為了讓信子在家中有穩定感，便把經濟大權交到她手裡，讓其主持家務。也許她自知出身平民，起初還有自卑感（她原是父親和周作人東京留學時寄宿房東的女兒，專事打掃一類雜務。這是父親同學告訴我母親的）。但隨著看到家中老太太（祖母）和朱安都放權，又不以尊長的身份約束她，那種要完全主宰周家的野心就此逐漸膨脹起來。

那麼，周作人在家中扮演的又是什麼角色呢？這從一個例子可以看出。當時家裡有一個男管家齊坤，他採購家庭日用品，往往報虛賬，連買雙週作人穿的布鞋都加了不少碼，從中“揩油”。日長時久此事洩露出來了，要向周作人討個主意是否該辭退他。周作人沉思了一會兒，竟答覆說：“辭退他對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沒人能替代得了，還是留著吧。”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家裡是百事不管的，他只要自己過得舒適安逸和書齋的寧靜。為此他對羽太信子聽之任之，處處姑息遷就。

不過羽太信子雖然有心控制一切，她在周家畢竟勢孤力單，於是想到身邊需要有自己貼心的人。待她懷了孕，便提出要讓她的妹妹芳子來華照料。芳子小她姐姐九歲，還是個不懂世事的小姑娘。據熟悉內情的俞芳告訴我，其實芳子起初並不願意到中國來。因為她知道自己姐姐的脾氣，任性、自私、跋扈，還有“歇斯底里”症，常常無端發作，難以服侍。可是考慮到家境困難，姐姐又連連去信催促，還匯去了旅費，這樣，在猶豫拖延了兩年之後，才由胞兄羽太重久陪同來到紹興。沒想到這裡的生活起居大大優裕於日本的家，這自然使她樂於在中國生活了。從此，羽太信子得到妹妹無微不至的照顧，芳子對她的任性和跋扈也總是逆來順受。與此同時，芳子的性格也漸漸起了變化。她本是無知軟弱的人，但在信子日長時久的薰陶之下，思想行為漸漸有了姐姐的影子，這也許就是她後來那樣無情對待建人叔叔的根由吧。

羽太信子在生活上再也離不開這個妹妹了。為了讓妹妹能夠永遠留在身邊給自己做伴，像使女那樣服侍自己，並使她對自己有所依賴，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周家內部解決芳子的終身大事。家裡恰好有個尚未成家小叔。雖然在她看來這個小叔子性格軟弱又沒學歷，不能掙大錢，但總比嫁給陌生人進入陌生的家庭好得多。開頭，信子的謀劃未能實現。那時建人叔叔正與小表妹（舅舅的女兒）感情頗篤。可悲的是這個小表妹後來患病不治而逝。建人叔叔非常悲痛，親自為她料理喪事。這就給了信子實現計劃的機會。終於有一天，她先用酒灌醉了建人叔叔，再把芳子推入他的房間，造成既成事實。因此，後來父親對母親談起叔叔的這樁婚事，說是“逼迫加詐騙成局”的。這事對於周作人，若說他沒有參與，從事理推想應該是否定的。因為哪怕他對此有過些許異議，原是很容易被阻止的。但最終老實的叔叔還是被引入了信子的圈套，並從後來周作人對自己親弟的所作所為可以看出，他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應該實事求是說，建人叔叔與芳子不能說絲毫沒有感情，結合以後生活上相互慢慢磨合，又互教漢語日語，並且很快有了孩子，應該說婚姻還是美滿的。但信子並不把妹妹成家放在眼裡，仍要她像下女那樣守在身邊。直到晚上，仍不讓她回房去照料自己的孩子，而要建人叔叔去抱去哄。信子甚至把建人叔叔也當用人看待，支使他去燒茶水，動作稍慢就信口訓斥：“慢得像蟲爬”“木乎乎，木手木腳的華人！”

叔叔老實，看在和芳子的夫妻情分上，總是忍耐著。不料到後來，由於信子的不斷的挑唆，連他們夫妻之間的關係也出現了裂縫。有關這方面的情況，除了嬸嬸王蘊如，很多是俞芳告訴我的。如前面介紹的，俞芳長時間陪伴我祖母，又是鄰居，所見所聞，應當是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再說祖母是一位和藹、寬容、大度的老人，她的看法應該被認為是客觀可信的。俞芳和我透過多封信，時間在一九八七年，那年月還比較有顧慮，不曉得披露的時間是否成熟，就此擱置下來。現在我就將它公之於眾吧。

那是全家從紹興遷到北平八道灣後的事，已屬而立之年的建人叔叔由於沒有相當的學歷，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為了提高自己，他到大學去旁聽社會哲學方面的課，一邊閱讀各種進步書籍。但他在八道灣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在信子的心目中，他只是個吃閒飯的“嘸作頭”，整天指桑罵槐，她還大聲告誡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指父親和朱安），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煞”。連建人叔叔去北大聽課也冷言冷語，說什麼“這麼大年紀還要去上課，多丟人……”，甚至自己的妻子也當面侮辱叔叔。這是俞芳親眼看見的。她這樣告訴我：有一天周作人夫婦和芳子要出去郊遊，三先生（指建人叔叔）要同行，當他剛要邁入汽車，芳子竟然斜著眼冷冷地說：“你也想去嗎？錢呢？” 在旁的周作人竟不置一詞。對此建人叔叔實在忍無可忍。

父親支援弟弟在北大進修，感到弟弟在這種家庭難以熬下去了。他們夫婦之間，已喪失了共同生活的基礎，也許讓弟弟外出尋職業會好些。為此他向蔡元培先生寫了求職信。巧得很，前一時，臺灣陽明書屋發現了魯迅一九二三年致蔡元培的兩封信，內容正是關於替叔叔介紹工作的，好在篇幅不長，抄錄如下：

其一：

……舍弟建人，從去年來京在大學聽講，本系研究生物學，現在哲學系。日願留學國外而為經濟牽連無可設法。比聞里昂華法大學成立在邇，想來當用若干辦事之人，因此不揣冒昧，擬請先生量予設法，俾得藉此略求學問，副其素懷，實為至幸。專此布達。敬請道安。

周樹人 謹上

八月十六日

其二：

孑民先生左右適蒙，書扺悉。舍弟建人，未入學校。初治小學，後習英文，現在可看頗深之專門書籍。其所研究者為生物學，曾在紹興為師範學校及女子師範學校博物學教員三年。此次志願專在赴中法大學留學，以備繼續研究。弟以經費為難，故私願即在該校任一教科以外之事務，足以自足也。專此布達。敬請道安。

周樹人 謹狀

八月廿一日

就這樣，叔叔只在北京待了一年半，便孤身一人南下了。他先是在杭州教了幾年書，後來父親給蔡元培先生的信有了著落，被安排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編輯。

一九六九年，母親去世後不久，我因患肝炎去杭州休養，住在建人叔叔家裡。有時叔叔去上班，嬸嬸王蘊如得空，陪我聊天，談起叔叔離京後的艱辛生活和她沉積於心頭的委屈，這樣，我又知道了更多的情況。

嬸嬸告訴我，叔叔離京前，父親囑咐他，你這次出去，不要想家，不要想那麼容易再進這個家門，你在外謀生，自己存些錢，不必寄錢回來（那時全家的生活開支都由父親和周作人兩人承擔著）。

叔叔進的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王雲五向以嚴厲管轄下屬著稱，他用國外進口的打卡機考勤，這在當時的出版界還是首例。上班不準遲到，違者以累進法罰扣薪金，直至開除。叔叔為了保住這個飯碗兢兢業業埋頭苦幹，不敢稍有懈怠，還經常帶稿子回家加班熬夜。

在上海的生活稍為安定之後，叔叔就給妻子芳子去信，讓她攜帶子女來上海共同生活。但這事卻遭到信子的百般阻攔。她嚇唬芳子：你們幾口子住在八道灣，有大伯二伯養活你們，吃喝不愁，住得又寬敞，又有院子可供孩子玩耍，如果你們去了上海，建人一個小職員，不會有多少收入，上海的物價又比北京高，你們的日子一定不會好過……諸如此類。信子竟然還這樣說，你替他生了兒子，已經盡到做妻子的責任，沒必要再去跟著一起吃苦了。總之，她要把芳子扣在身邊，永遠做她的貼身使女。而芳子本是個沒有主見的人，竟聽從了姐姐這些“知心”的話，決計留在北京，甚至去上海探望一下丈夫也不肯，即使祖母出面幾次三番地勸說，她也不從。祖母對此深為不滿，不止一次在親友面前說：“女人出嫁，理應和丈夫一道過日子。哪有像三太太（芳子）不跟丈夫卻和姊姊在一起的道理。”

這些話是俞芳親耳聽到的。 信子不但教唆芳子拒絕去上海與丈夫團聚，反而又策動向叔叔要錢。當時叔叔在商務印書館資歷尚淺，工薪菲薄，每月只有八十元的收入，他就按月寄回三十元。芳子尚嫌不夠，仍不斷地催逼。叔叔無奈，只得匯去月收入的大部分——五十元。他總希望妻子能夠回心轉意，帶領子女來與自己一起生活，因此他在信中一次次提出這個要求，而芳子始終不予理會。後來，叔叔積勞成疾得了肺結核，但他還得硬撐著每天去上班。即使到了這種時候，芳子的態度還是那樣冷酷，堅決不肯去上海照料丈夫，甚至也不讓丈夫回北平休養，哪怕斷絕關係也在所不惜。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他們之間這種名存實亡的婚姻關係就這樣拖了整整五年。

在無奈的情況之下，叔叔與王蘊如結合了。雖然這樣的結合沒有“名分”，嬸嬸卻心甘情願，並且勇敢地與叔叔一起承擔起生活的艱辛。由於叔叔每月還要向北平寄錢，兩口子的生活甚為拮据。嬸嬸告訴我；當她懷的第一個孩子將要臨產時，為了省錢，她獨自一人返回家鄉去坐月子。在那個年代，回孃家生孩子是件不體面的事，會招致鄰居親友的議論，她也只得硬著頭皮回去。

不料，他倆出發才幾天就匆匆返滬，顯得非常氣憤。母親告訴我，叔叔、嬸嬸到了北平，住在西三條祖母那裡，壽席卻設在八道灣。這樣嬸嬸未去赴席。誰知當建人叔叔向祖母祝壽致禮時，他與芳子生的長子周豐二突然從內屋衝出來，手持一把軍刀，口稱為母親抱不平，向生身父親砍去，被眾親友奮力奪下兇器，制止了這場“血案”。幸虧嬸嬸當時不在場，否則真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事呢。但周豐二仍不肯就此罷休，又打電話到日本駐北平的領事館，要他們派員來扣留叔叔，給以“法辦”。幸虧正遇領事館的值班人員喝醉酒了，答覆說不能前往，這事才不了了之。但叔叔嬸嬸已不能再在北平逗留下去了，只得告別祖母，提早返滬。

這一重要事實，不知何故，在《周建人評傳》及有關年表年譜中大多被“遺漏”和“迴避”了。須知，這件事給叔叔心靈留下的創傷是終生難忘的。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還心有餘悸地對嬸嬸說：“一旦我不在了，或許他（豐二）還會來殺你的。”

也就從這個事件之後，叔叔才下決心不再給八道灣寄錢。只有長女馬理沒有參與逼迫生父，叔叔仍每月寄給她二十元，透過祖母轉交，直到她跟周作人去了日本為止。

到了日偽時期，叔叔與王蘊如嬸嬸已有三個孩子，是個五口之家了。但當時市面上商品奇缺，物價飛漲，尤其是糧食必須花幾倍的錢買黑市的大米來補充，才得以勉強填飽一家大小的肚子。而這一切，全靠叔叔那有限的工薪來維持，其艱難可知。不想，就在此時，作為同胞兄長的周作人竟然使出兇辣的一手：他依仗日寇勢力，讓北平的日本使館通知上海領事館向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王雲五下令，由會計科從建人叔叔的每月工資里扣出一半，直接付匯給周作人。這無異是釜底抽薪，使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但他只能接受這一事實。因為在那個年代，以叔叔的性格和所從事的專業，想要另找職業是不容易的。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唯有忍氣吞聲保住“商務”這隻飯碗。

當時叔叔的肺病尚未痊癒，好在他意志堅強，很有自持力；也幸虧病情未再發展，使他能夠支撐著去上班。本來他還抽菸，喝點酒，此後抽菸說戒就戒，酒也自我限量，並不要嬸嬸勸說。他們的孩子遇到生病，若非重症，決不去醫院診治。常用的對策便是臥床。對孩子說：“生病睡兩天寒熱退了就會好！” 因此我經常看到小妹周蕖臥床。她扁桃腺經常發炎，因感冒而引起，久而久之累及心臟，又得了風溼性心臟病。一九四四年，周蕖腹痛嘔吐，叔叔嬸嬸採取慣用的臥床休息療法。正碰上方行、姚臻兩位熟友來訪，他們看出病情不輕，竭力幫助送醫院救治，入了紅十字醫院，才發現闌尾即將破潰穿孔，及時開了刀。二姐周瑾，後頸部長了很大一個瘡，有如小酒盅，正對著嘴，老一輩人都叫做“對口疔”，這種瘡很兇險，有可能引起併發症，但也沒有送醫院，是我母親自己動手治療的。有一天，膿頭腫脹得要穿破，又頂不出，二姐非常痛楚。母親將一把剪刀用酒精消過毒，鉸開瘡的頂端，挑出膿頭，才擠出許多膿液來。嬸嬸嚇得不敢在旁邊看，也怕聽到女兒的呼痛聲，躲到弄堂外面去了。但二姐很堅強，咬緊牙始終不出聲。這件事她自己至今還記得。（二姐於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去世。）

就在這艱難的日子裡，我發現叔叔房間裡書櫃頂上那臺玻璃罩的德國顯微鏡突然不在其位了。這臺顯微鏡是父親買了送給叔叔的。他專研生物，沒有這工具真如砍掉他的手臂、挖掉他的眼睛。若非無奈到了借貸無門，我想他是絕不願捧出去變賣的，我不禁想起他平時談論生物學，話題總離不開顯微鏡，講得眉飛色舞，連蒼白的臉色也變得紅潤起來。自從賣了顯微鏡，他再也不提這個話題了。

周作人對胞弟的逼迫，甚至直到解放後仍不肯罷休。他唆使羽太芳子向法院狀告建人叔叔“重婚”。為什麼說這是周作人唆使的呢？因為羽太芳子的狀子，內行人看了都覺得文筆犀利，功力非同一般；而幾位知堂（周作人筆名）的老友，更明確無誤地判定，這捉刀人就是周作人本人。大家都不免為之嘆息：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周作人自己向外承認僅“改了幾個字”）。這件官司出面的是周豐二，他以北平家族代表自居，氣勢洶洶，擺出一副非把建人叔叔扳倒不可的架勢。

然而，出乎周作人意料，他認定穩操勝券的這場官司，竟然以敗訴而告終。不必諱言，官司開始時對建人叔叔頗為不利。狀子寫得滴水不漏，“情、理” 俱全：周建人在北平已有子女，竟又在上海結婚生女。這使被告方建人叔叔顯得勢弱理虧。待開庭後，法庭發現了許多疑點，感到這個案件不單純是個“重婚”問題，需要進一步取證。因此，在休庭之後，法院做了大量的調查訪問，又向婦聯諮詢，取得許多人證和書面證明，使案情得以真相大白。最後，法庭判決叔叔與羽太芳子的實際離婚成立。並宣判周豐二與父親脫離父子關係，周作人的如意計謀就這樣打了“水漂”。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一切，除了我，嬸嬸從未向她的女兒、女婿提起過。也許往事太過悲苦，她不願以此刺激女兒的心吧。這樣，我成了唯一的“孤證”。嬸嬸當時是含著眼淚跟我說的，如今我也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我有責任將之公諸於眾，供史家去研究。

關於周作人和周建人，這兩位兄弟的恩怨糾葛，我已將自己所知悉如上述。在我這個後輩人看來，建人叔叔和周作人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終其一生的。這有事實為證，那是解放不久，新中國的政府部門成立，建人叔叔被委任為出版總署副署長，署裡有兩位老友，即擔任正副領導的葉聖陶和胡愈之，他們出於良好的願望，曾想促成這對兄弟的和解，於是在某一天，他們一人一邊，用雙手緊緊把住建人叔叔的手臂，硬拉進一輛小臥車，開到了一個地方，這時周作人已經坐在那裡。這兩位老友竭力為雙方撮合，要他們互相表態願意和好。而兩人始終坐在那裡不說話。僵持了一會兒，兩位老友無奈，只得訕訕地一起離去。

兄弟失和的主要原因就是羽太信子做人太毒，以及周作人的沒腦子。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後來可能是有些後悔，並想起昔日兄弟的情誼，於1925年10月12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傷逝》的短文，並借用羅馬詩人的一首詩表達對不可再得兄弟之情的懷念。 魯迅也不是木石心腸，10月21日，他寫了一篇並未立即發表的小說，題目就是《傷逝》。周作人看後評論道：“《傷逝》不是普通的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斷絕的”，“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總只有人的力量”。這也可以算得上週作人的悔過書吧。 在紹興人的眼裡，周家盡出稀罕事兒。老大樟壽，好好的一個華人竟然跑去了日本，還學外華人的怪模樣剪了辮子；還是老大樟壽，娶了個老婆扔了不管，既不同房更不生小仔子；然後是老二櫆壽，放著多得像池塘裡的蝌蚪像天空的星星一樣的中國姑娘紹興丫頭不要，居然討回個日本婆娘。

周作人不僅跟大哥老死不相往來跟三弟也是感情不和，不和的原因很簡單，都是日本娘們兒惹出來的，後期鬧到周建人連生活費也給她們母子斷了，這件事讓周作人大動肝火，後來周建人投身革命，兩兄弟最終成了陌路！

除去早夭的小弟，周氏三兄弟幼年時期，雖然大哥魯迅有些如父如兄的家長式霸道，除去應當還是關係不錯的。

周建人小大哥七歲小二哥四歲，相比之下幼年時，不如周作人與大哥關係更為密切。在周作人晚年回憶所作中，曾提及諸多趣事。

魯迅曾和作人引經據典，也取個帶"人"的名字，倆人嘰裡咕嚕地咬文嚼字，背誦一些古文，最後說“侃”字好，什麼“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尚書公，投紱理石。”意思是剛直和樂、從容不迫。

可是過了一天，老大樟壽對三弟說，這“侃人”二字，讀起來有點拗口，不如改為“建人”吧，於是松壽就叫周建人了。

建人尚小不理解大哥，因家變而少年老成起來，有時抱怨他家長式的專橫。作為仕宦之家中的長子，魯迅被寄託了更多振興門楣的希望，壓力山大，性格也變得早熟了。

在《風箏》文中，魯迅就17歲時故意弄壞小弟的風箏感到愧疚，而對建人舊事從提時，他淡淡地說不記得有這事了。

而二哥周樹人性格不那麼激烈，和三弟建人的關係更溫和些。當年祖父入獄，父親病重，建人和作人去大舅家寄住。在周建人的回憶中，大哥有事心中藏，二哥則更溢於言表，比如對小弟病亡，周建人寫了好幾首詩和多篇懷念之文。

因當說在北京八道灣宅兄弟失和前，周建人和大哥關係更為親密，為新文化運動共同出力，兩人文風各異，但打仗親兄弟，無論總角之情還是事業交集，都勝過與三弟建人的。只是他們後來到了上海，又加上留京周作人的道不同不相與謀，從此徹底絕裂了。

此後魯迅與三弟建人的關係除了同在滬地，加上無政見之分外，還有一點同病相憐的味道，畢意他們都有過不幸福的婚姻。

1912年周作人的妻子生了兒子後，她的妹妹羽田芳子也來到紹興。十五歲的芳子天真活潑，又學會說簡單的紹興話，成為信子與周家之間的橋樑，與二十四歲的周建人也產生了感情。大家認為親上加親，是好事，於是由大哥說合母親主持下，1914年建人和芳子結了婚。

第二年他們的第一個男孩出生，不幸於一歲餘夭折。這對芳子刺激很大，患上了類似瘋癲的病症。兩年後先後生了女兒鞠子和兒子豐二。1919周建人一家隨同全家，住進魯迅購買的北京八道灣住宅。

周建人到京後沒有工作，1920在北京大學旁聽攻讀哲學，間或寫些生物學和民俗學方面的文字，在《新青年》等處發表，但稿酬甚微。這樣生活了將近兩年，周建人不甘於寄人籬下的生活，芳子又常埋怨丈夫沒有掙錢的本領，從冷言冷語發展到大吵大鬧，使周建人受盡苦處。

他只得由魯迅託蔡元培、周作人託胡適幫助，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找到了一個校對工作，每月工資六十元。工作辛苦而收入很少。後來芳子生下兒子豐三。工資微薄的周建人每月拿出幾十元錢寄給芳子，可這點兒錢根本不夠芳子花銷，非常羨慕闊綽的信子，越來越依賴姐姐了。

周建人多次寫信給芳子，有次甚至回北京親自去說服芳子，要她帶著孩子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但芳子聽姐姐的話，捨不得離開家人，也捨不得八道灣富裕的生活不肯去上海。周建人和昔日學生王蘊如也產生了感情有意同居。

從1931年以後，周作人和周建人兩兄弟，雖為一母同胞兼連襟，不僅因羽田信子的關係而鬧僵，更由於周作人對日偽的投懷送抱而決裂。

但相對而言，二人私下的交集要多點。周作人投敵後，魯迅還是禁不住寫了封言辭懇切的信，讓建人較交，雖無效也算仁至義盡了。

周作人和周建人兄弟二人 的關係很親厚，但後來也是鬧掰了。下面就由清水婉婉到來。周氏三兄弟裡，魯迅老大，周作人老二，周建人老三。魯迅生於1881年，周作人比魯迅小4歲，周建人比作人小3歲。周作人，是翻譯家、近代中國散文第一人，就文學成就而言 不遜於魯迅，但他是一個可恥的漢奸，周建人。社會活動家、生物學家、曾任全華人大副委員長。周建人是兄弟三人里名聲最不顯的一個，但卻是政治地位最高一個，也是最後去世的一個。

魯迅在北京安定以後，就買下了八道灣的房子，母親和妻子朱安首先就住進八道灣，二哥周作人帶著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國也住了進來。第二年羽太信子的15歲妹妹也來到中國周家居住。同時23歲周建人也住進了八道灣。二嫂羽太信子一眼就喜歡上這個小叔子，就希望把小妹許配給周建人，（也有人說羽太信子為了獨霸八道灣的房子，這應該不會）。在1914年2月結婚。周建人時年26歲。羽太芳子時年17歲。無論是出於什麼目的和企圖，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芳子很愛周建人，二人有四個孩子，長子周衝（一歲餘夭折）女兒：周鞠子，又名：馬理，第二個兒子叫周沛，第三個兒子叫周豐三。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二人是有感情基礎的。

周建人到京後沒有工作，後在胡適幫助，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找到了工作，每月工資六十銀元。已經屬於高收入了，後來周建人不顧已經懷孕的芳子的苦苦哀求於1921年去上海，在上海的周建人曾多次寫信給芳子，希望她去上海生活，但芳子已經習慣了北京的生活，（應該也有她姐姐的反對）堅決不去海。而在上海的周建人和她是學生王蘊如同居了，在周母80壽辰的時候（這時候魯迅已經去世）周建人攜王蘊如及兩個女兒周瑾，周蕖們去北京，為母親拜壽。在此期間，周建人讓芳子給王蘊如讓位，要和芳子離婚、但這個行為，卻讓周母，芳子，信子包括周作人都強烈反對。他們和周建人蘊如二人大吵一場。周建人和周作人經過這場大吵，徹底鬧掰了，周建人徹底離開北京，放棄芳子，就相當於“離婚”在在法律上說，周建人和魯迅一樣，第二任妻子一輩子不合法。在私生活上，周作人很嚴謹。和妻子羽太芳子恩愛了一輩子。

周建人和王蘊如及兩個女兒返回上海，和北京周作人斷絕了一切往來。周作人寫信給周建人，指責他遺棄羽太芳子而和王蘊如同居，並且說“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別人自只能作妾看。周建人就此勃然大怒，覺得這是二哥對他和王蘊如巨大侮辱，隨即公開宣告和芳子脫離關係。不再向八道灣寄錢。而周作人則開始撫養起羽太芳子和她的四個孩子。但在周建人的兒子周豐三1941毫無預兆地自殺了，周建人在上上海數十年沒有盡過一個父親的責任。周豐三徹底的永遠失去了父親。伯父當漢奸，而他們全家的生活又得不依靠伯父周作人的接濟。巨大的壓力之下，19歲的週三豐只有自殺了，也就是說，他的父親周建人是兇手。

解放以後，羽太芳子在1951年向法院起訴周建人重婚問題，結果敗訴了。周建人說,當年是周作人對他的逼迫，真是翻臉不認人啊。羽太芳子就此徹底死心，在1964年去世。周建人在1984年去世。可以說，周作人和哥哥魯迅弟弟周作人全部失和。

關於魯迅三兄弟的感情糾葛經過如下:

在中國現當代史上，有這麼一母所生的弟兄三人，可謂是大名鼎鼎！尤其是大哥，曾經在全國上下盡人皆知！知名度比現在的大牌明星還要高出一籌，三弟是副國級高幹。 這弟兄三人就是：大哥魯迅(周樹人)，二哥周作人，三弟周建人。

魯迅，文學家、思想家、民主戰士，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周作人，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客座教授。他還是著名的漢奸文人。 周建人，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之一，現代著名社會活動家、生物學家、魯迅研究專家和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全華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這弟兄三人太厲害了！也許因為都太優秀了，三個大師級的人物，互不相讓，互不相容，弟兄三人感情糾葛了一輩子。尤其是魯迅和周作人的矛盾起因，至今一直是一個謎？

其實，開始魯迅一家子很和睦，熱熱鬧鬧過日子，都住在北京八道灣一個大院子裡，僱了七八個傭人，魯迅和周作人的工資稿費都交到家裡面，大家掙錢一齊花。不知為何後來兄弟反目了。 下面是一些他們兄弟失和的文字史料，及相關人員的評議。 1923年7月14日，魯迅日記記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17日，周作人的日記曾記載有關他與魯迅矛盾的內容，但後來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將一封絕交信送給魯迅，信中寫道："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這日，魯迅日記記載："上午啟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8月2日，魯迅與朱安搬出八道灣。 次年6月11日，魯迅回八道灣取東西，與周作人夫婦發生衝突，魯迅日記記載："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

當時住在八道灣的川島（章廷謙）回憶，當時周作人拿起一個尺把高的獅形銅香爐就要向魯迅砸去，被他勸下。而周建人聽母親說，魯迅則在西廂隨手拿起一個陶瓦枕，向周作人擲去，周才退下。 親兄弟鬧到這個份上，太讓人心痛了。 關於失和的原因，魯迅從未在文章中提及，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他在《知堂回想錄》中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磣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流傳有許多說法，既然是傳言，可信度太低了，有人說魯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發現。與魯迅、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川島反駁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主要是經濟問題。她（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說："我以為，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的那個年代，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迴避。……直到臨近世紀末這風俗似乎還保持著……70年代，我去日本訪問，有一回上廁所，看見裡面有女工在打掃，她對男士進來小解並不迴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間有門的馬桶去方便。據上所述，再聯絡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麼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踏在花草雜陳的"窗臺外"吧？" 千家駒認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魯迅的妻子，證據是魯迅在1912年7月10日的日記記載："午前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東京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千認為，這裡的"羽太"即信子，魯迅將給信子的信稱為"家信"，可知他們是夫妻關係。還有人說，魯迅的"迅"字與"信"字在南方是諧音，係指羽太信子。但大多數學者認為此種說法太過牽強。1912年5月，信子生下兒子周豐一，其弟重久送妹妹芳子來紹興照顧信子。7月10日，魯迅寄"羽太家信"，並不是寄給信子的，而是寄給日本的羽太家的。魯迅日記中也有給信子寫信的記載，寫明是"與二弟婦信"，而非"羽太家信"。

也有人認為，魯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一方面是長期一起生活造成的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大概與羽太信子的佔有慾太強有關。魯迅、周作人兄弟感情深厚，信子對此可能有所不滿，信子希望丈夫只圍繞自己打轉，不希望丈夫與其兄長關係太過密切。這也可以從信子之妹芳子與周建人最後仳離之事中得到印證。 1964年，周作人在寫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信中說，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中"關於我與魯迅的問題，亦與事實不遠，因為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隻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裡就是了。"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談及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了引證魯迅日記外，僅有如下幾句："許壽裳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願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斷，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願同魯迅一道住。"

周建人認為兩位兄長失和的原因是當家的羽太信子揮金如土。周家僱有許多僕傭，管家、燒飯司務、東洋車伕、打雜採購的男僕人七八人，還有打掃、洗衣、看孩子的女僕二三人，比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時請的傭工還要多。信子經常心血來潮，花樣百出，有時飯做好了，卻說想吃餃子，將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師趕緊另包餃子；被褥才用一兩年，便不要了，賞給僕人，全部換新的。魯迅不僅每月薪金交公，多年積蓄賠進去，有時還要四處借貸，窮得連夜間寫文章吸香菸都沒錢買。魯迅到上海後，對周建人談及八道灣時的生活，說："我已經涓滴歸公了，可是他們還不滿足。" 周建人還提及，一次，周作人說要將岳父母接到中國來同住，魯迅很不贊成，認為多年來寄錢供養他們，已經情至義盡，今後可以繼續養老送終，他們還有別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國來了。

許廣平回憶，魯迅談及八道灣時的生活說，羽太信子花錢大手大腳，什麼都要買日本貨，一有錢就到日本商店買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無論大病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診治。錢花光了，便由魯迅去借，有時魯迅借了錢急忙回家，到門口看見日本醫生的汽車，便感慨："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的呢？" 許廣平說，因為後來北洋政府欠薪，魯迅工資不能上交，於是就變得討厭起來了。魯迅對他說，管家徐坤很會討周作人夫婦的喜歡，連周買雙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從外面叫人回來試樣子。徐的家眷與八道灣比鄰而居，徐常將食品從牆頭送過去。魯迅看見後告訴信子，信子狠狠責罵了徐，但並不是罵他偷東西，而是責怪徐"為什麼給他（魯迅）看見了"。而周作人則說："辭退他對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沒人能代替得了，還是留著吧。"

俞芳在《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魯老太太曾對人說："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魯迅）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 (俞芳，紹興人，北師大畢業，魯迅與周作人失和後，搬到另一個地方住時的鄰居) 1925年，周作人翻譯了羅馬詩人喀都路斯的第一百首詩《傷逝》，中有"兄弟，只囑咐你一聲珍重"之句。不久，魯迅發表同名小說《傷逝》，開篇便說："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寫道："《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總只有人的力量。" 發表小說《傷逝》後兩週，魯迅又發表小說《弟兄》，此文完全是描寫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驚慌失措、悉心照料之事。他在文中向弟弟表達了"鶺鴒在原"（鶺鴒亦作脊令，一種生活在水邊的小鳥，當它困處高原時，就悲鳴向同伴求救，《詩經》中有云："脊令在原，兄弟難急"）的意思。

魯迅收藏的現代作家的譯著中，以周作人的譯著種類最多。二人失和後，魯迅仍蒐集弟弟的作品。 《語絲》被查封后，魯迅擔心周作人的安危，給川島寫信說："他之在北，自不如來南之安全，但我對於此事，殊不敢贊一辭，因我覺八道灣之天威莫測，正不下於張作霖，倘一搭嘴，也許罪戾反而極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當能相助耳。" 1936年10月，平津地區的104位教授聯名發表《平津文化界對時局的意見書》，周作人沒有參與此事。魯迅逝世後，周建人給周作人寫信說："（魯迅）又說到關於救國宣言這一類的事情，謂連錢玄同、顧頡剛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見，以為遇到此等重大問題時，亦不可過於退後云云。" 周作人對魯迅和許廣平的結合亦有微詞，他說魯迅好色、納妾，晚年，他的日記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語。 雖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卻沒有斷了聯絡，他們都在《語絲》寫文章；有共同的朋友，這些朋友經常在同一天先後拜訪二人，周建人、川島不止一次充當了二人溝通的橋樑。二人還一致對外，在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中，周作人在魯迅起草的《關於女師大風潮的宣言》上籤了字；在魯迅與陳源的比戰中，周作人毫不猶豫站在了長兄一邊。

荊有麟回憶，二人失和後，還常在北大教員休息室見面，一接觸便起爭執。可一旦有人攻擊周作人，魯迅便用各種筆名代弟弟應戰。成仿吾和魯迅論戰時，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為魯迅幫腔。"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魯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緝捕名單，周作人知道後，馬上託人通知魯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發表後，友人們紛紛唱和，引發一場風波。魯迅卻能理解二弟，他在給楊霽雲的信中說："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許多年後，周作人談及魯迅對他的上述評價時說："當時胡風輩鬧得滿城風雨，獨他一個人在答曹聚仁楊霽雲的書簡中，能夠主持公論，胸中沒有絲毫芥蒂，這不是尋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課，他沒有請假，而是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走進教室。在長達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周作人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隻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課下課前幾分鐘，周揮一揮袖子，撣了撣粉筆灰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裡去。"這個時候，大家發現周的臉色非常難看。柳存仁回憶："他並沒有哭，也沒有流淚，可是眼圈有點紅熱，臉上青白的一層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塊硬鉛似的。這一點鐘的時間，真是一分鐘一秒鐘的慢慢的捱過，沒有一個上課的人不是望著他的臉，安靜地聽講的。這個時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晉之間的阮籍喪母的故事。" 新中國成立後，周作人寫了《魯迅的故事》、《魯迅小說裡的人物》等作品，在談及魯迅時，也會稱"家兄"。陳邇冬回憶，他在周作人屋中見到過魯迅拓的漢碑，一次，周送他出門時，指著外院的丁香樹說："這是家兄種的。" 1958年，周作人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談及上海魯迅墓前的塑像說："死後隨人擺佈，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我從照片看見上海墳頭所設塑像，那實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豈非是頭戴紙冠之形象乎？假使陳西瀅輩畫這樣一張相，作為諷刺，也很適當了。" 徐淦回憶，他在與周作人日常閒談中常提到魯迅，"知堂很坦率，從他的口吻中，我聽出他對傑出的兄長之愛和敬，始終如一，像兩人兒時、少時、青壯年、中年時的莫逆有增無減"。羽太信子一次給徐送茶時，也提到魯迅，周作人當時翻譯信子的話說："內人告訴足下，自從足下來後，院子裡的左鄰右舍，都對她說，她們覺得又像過去大先生住在這裡的時候，看到通宵在燈下幹夜活的情形了，她們對大先生都是很敬愛、挺懷念的。" 對於長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我很自幸能夠不俗，對於魯迅研究供給了兩種資料，也可以說對得起他了。關於魯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對許季茀一個人，有要訂正的地方，如上邊所說的，至於其他無論什麼樣人要怎麼說，便全由他們說去好了。"言下之意，當年他有對不起魯迅之處。

周建人說，魯迅逝世前幾天，身邊還放著周作人的書，閒來時常翻閱。而1966年7月2日，周作人開始閱讀魯迅的雜文。這對兄弟在即將離世之際，都不約而同閱讀對方的文章，實在讓人感慨萬千。 血濃於水的親情，是人世間最美好最寶貴的感情啊！

周作人不僅與長兄魯迅失和，與三弟周建人的關係亦不睦。 據周海嬰記載，羽太信子懷孕後，其妹妹芳子從日本到紹興照顧信子。信子得到芳子無微不至的照顧後，漸漸離不開芳子了。為了把芳子長久留在身邊，她便準備撮合芳子和小叔周建人。周建人時正因青梅竹馬的表妹病逝而十分悲痛。信子便乘機灌醉了周建人，將芳子推進周建人的房間。魯迅談及三弟的婚姻時，說是"逼迫加詐騙成局"。 據俞芳記載，在紹興時，周建人與芳子關係尚好。周家遷到北京後，芳子看到姐姐大肆揮霍，十分羨慕，對信子言聽計從，效仿信子，貪圖享樂，常埋怨丈夫無能，不會賺錢。一次，周作人夫婦、芳子帶著孩子去遊玩，周建人準備同往，沒想到，他走到車子旁邊時，芳子一臉不屑地說："你也去嗎？"周建人看著妻子冰冷的表情，十分難受。

周建人到上海後，希望妻兒也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讓妹妹離開，芳子也不願離開，反而經常寫信向周建人要錢。後來，周建人積勞成疾，患了肺結核，芳子仍拒絕到上海照顧丈夫。五年後，心灰意冷的周建人與王蘊如結合。 魯迅去世的1936年冬天，魯老太太八十壽辰，周建人、王蘊如到北京為母親祝壽。結果，信子、芳子大鬧壽宴，周建人與芳子的長子周豐二更是手持軍刀從屋內衝出，要砍周建人，被親友攔下。此後，周豐二打電話到日本領事館，要求他們扣留周建人，將其"法辦"。周、王二人無奈，只能提前回到上海。魯老太太傷心地對俞芳說："如果大先生還在，八道灣不敢如此囂張……" 好端端的一個家，亂到這種程度，竟然兵戎相見！可悲啊可悲。 抗戰爆發前，馮雪峰認為，要讓周作人接觸進步勢力，他隱約表示讓周建人去接近周作人。也有人對周建人說，生物學家秉志由上海一家書局供養著，周作人只要願意來上海，生活完全不成問題，商務印書館或其他書局可以供養。周建人想起魯迅生前說過的周作人不如南來安全的話，於是致信周作人，懇請其來上海，但周作人未作復。 壽宴之後，周建人不再給八道灣寄錢，唯獨透過母親給大女兒馬理（周鞠子）每月20元。抗戰時期，周作人透過日本使館，要求商務印書館直接將周建人的一半工資，匯給周作人。兄弟關係更加惡化。

新中國成立後，羽太芳子向法院起訴，狀告周建人"重婚"。一些老友發現芳子的訴狀出自周作人之手（周作人只承認他改了幾個字），嘆道："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法院經過調查，判決周建人與芳子實際離婚成立，周豐二與周建人脫離父子關係。 劉哲民記載，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茅盾、葉聖陶（周海嬰記載為葉聖陶、胡愈之）三人試圖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調解。他們拉著周建人到八道灣做客，周作人很客氣地招待了他們，但兄弟二人卻互相不搭理對方。面對此僵局，三人不知該如何勸說，只好無功而返。 周建人回憶，全國解放後不久，他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碰到周作人，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腳步。二人都老了，周作人頗為淒涼地說："你曾寫信勸我到上海。"周建人回答："是的。我曾經這樣希望過。"周作人頗為淒涼地說："我豢養了他們，他們卻這樣對待我。"聽了這話，周建人覺得他還不明白，還以為自己是八道灣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實他早已是一名奴隸。這次意外相遇，成為這對兄弟的永訣。 最後關於周作人再說幾句。 兄弟失和後，周作人竟然稱呼母親為"魯迅的母親"、"魯迅的老太太"或"魯老太太"，無論是公開場合或私下與友人談話。1936年10月，北大召開悼念魯迅大會，會上，周作人稱呼母親為"他（魯迅）的母親"，與會的老舍聽到後極為反感。後來老舍在一次紀念魯迅逝世的會議上提到周作人時說，這種人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肯承認，何況國家。 但是，周作人也有多彩的一面，在任日偽督辦期間，周作人曾多方照顧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幫助李星華、李光華姐弟辦"良民證"，協助他們從北平轉移至延安，掩護李大釗次女李炎華及其夫侯輔庭。他還曾營救中共地下黨員高炎。 這就是魯迅弟兄三人感情糾葛的簡單經過，這裡面，有讓人嘆息的地方，有讓人痛心的地方，也有永遠是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