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術的角度說，《太史公書》和《資治通鑑》都是正史，都具備基本的可信度，你沒法籠統比較誰的可信度更大，只能具體去考證那件事兒有不可信的可能。

為什麼？

因為兩部書都是正史。

並不是說正史就一定是可信的，正史裡被後世篡改的例證多的很。多數正史是後代人修撰前代的史，但依據的檔案資料可能在前代就經過了篡改。

但是，相比起野史、八卦、道聽途說等，正史又是相對最為可信的。這是因為：

修史很難，但越是修的粗疏的史，有時候反而更可信，因為保留的原始資料多，比如《舊唐書》就比《新唐書》更可信一點，因為《舊唐書》修的很糙，把很多唐朝的官方檔案直接拿來抄了很多；而《新唐書》是偶研修主持的，他會根據自己的意圖對一些事件提出保留還是刪改的意見。

修撰正史，早期是個人行為多，比如司馬遷、班固，他們其實是私撰，只是後代把《史記》《漢書》提到了正史的地位。像司馬遷、班固等人，都是把修史作為自己一生中最宏大的事業來經營的，寄託了自己的理想，因此態度是極為嚴肅的。中晚期以後，官方主導、集體修撰的就多了起來。但集體修撰下的史書，也都是找當時的大儒碩學，或是前朝遺老，他們不是那種賣弄自己的小說家，因此態度也是基本可信的。

當然，不論是司馬遷還是後來的修《明史》的萬斯同兄弟等，他們肯定會將自己的主觀看法揉到史書裡，但是，但凡是人寫的史書，就肯定有人的主觀看法，這並不能說明這些史書就不可信的。歷史的複雜性，遠不是一個可信、不可信就能概括的。

很多人會小看古代人，會學著二三十年代的人說話，說古代的修史水平不高啦，不懂得現代的方法啦，不科學啦，是“一家一姓”之史啦，等等。說實話，這些作為論戰是可以的，但倘若抱定了這樣的念頭去讀史，怕是隻會把自己讀成一個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大傻瓜。古人修撰是很講究方法的，或是親臨古戰場做調研，或是訪問耆舊做口述史，或是在採用大量官方檔案的同時也注意採擷可信度高的補充史料，如筆記、墓碑等。這些方法可能不像現代史學所表述的那樣成體系、完備，但夠用了。我們只要細心檢視，就能發現古人確實一點不比現代人差。

《史記》，必須要放到經學的視野下，才能看清楚其本質。《史記》是後人取的名字，原名是《太史公書》，可以理解為司馬遷作為中書令、自詡“太史公”而寫的一部“子書”，而不是史書。司馬遷是透過著史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觀念，“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大家要好好想想為什麼要“究天人之際”。

司馬遷聽過董仲舒的課，對《春秋》很有研究，還幫助漢武帝搞過歷法，這些都是一些意識形態的關鍵性因素，司馬遷在經學史裡是被看做靠近公羊學一邊的人。

《資治通鑑》，就更不必說了，是宰相整理歷史，來幫助皇帝治理國家的，本身就是一部以政治為目的的書。因此，書中有些地方，司馬光可能故意採用了一些不夠嚴謹的材料，比如，關於漢武帝的晚年行為，他居然使用了《漢武春秋》這樣一部野史，來勾畫一個晚年轉變為“守文”的漢武帝。在後代多位學者的考證下，證明這個做法扭曲了漢武帝的形象。

僅舉此一例，只是證明一點：對正史要相信其基本的可信度，你如果不信，就去考證具體哪個事兒不可信，而不是籠統的鸚鵡學舌的去說“古人都是主觀的”、“正史都是帝王史”，這不是謙虛不謙虛的問題，而是成熟不成熟的問題。

這兩部書涉及的歷史時間段不完全重合，重合部分硬要比的話，《資治通鑑》略靠譜一些吧。

特別是從秦末到漢武帝這段的史料。這段時間史家只能以《史記》為藍本，包括《漢書》撰寫的時候，這一部分內容也幾乎就是照搬《史記》。

對於民間傳說，司馬遷採取了折中的態度，適當保留了一些。很多傳說有不同版本，他也選取了自己認為可信的。比如荊軻刺秦，秦國史料裡只有幾句話的記載。但在《刺客列傳》裡卻有非常詳細的情節，包括醫官用藥囊砸荊軻的細節。這個醫官一直活到了漢代，極有可能這段故事的很多內容來自於他的傳播。但是，在考古發現的東漢石磚畫上，也有荊軻刺秦的故事，裡面又不一樣了。畫上秦王不但沒有佩劍，反而手上拿了一塊圓形的玉璧。而秦王的近侍都有佩劍，和司馬遷所說“殿上不準帶武器”又不一樣。可見各地流傳的版本都有出入，這也符合民間傳說的傳播特點。司馬遷應該是選擇了他認為相對合理的。

但是司馬遷畢竟是個人修撰體量巨大的史書，難免會出現疏漏，《史記》裡也有許多矛盾之處，包括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傳記裡說法不一樣，以及事情發生的年代有誤等等。比如秦始皇的父親究竟是誰。這些問題，後世的修史者發現之後，都會進行考異和適當的修訂。

《資治通鑑》就是如此，不僅修訂了一些錯誤，還對一些一看就知道是虛構的神話傳說進行了捨棄。所以在涉及到《史記》相同內容的部分，《通鑑》佔了時間和人力上的優勢，要更靠譜一些。

《史記》之外的部分，《資治通鑑》在引用時也有取捨，這裡也可以舉個例子。

《三國志》裡說到魯肅把荊州借給劉備時，特意提到曹操，說他當時正在寫字，聽到這一訊息，震驚得筆都掉在地上。這一細節《資治通鑑》就沒有采用，認為過於誇張，曹操不至於這樣。

現存的史書中，《左傳》是中國歷史上可信度最高的史書。而《史記》是秦朝之後，可信度最高的史書。

先說《史記》。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黃帝軒轅，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的歷史。她既是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又是一部經典的文學著作。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從司馬談開始，就蒐集史料。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與漢武帝太初元年，正式作《史記》。 天漢二年，司馬遷因為李陵辯解，被漢武帝判處死刑。司馬遷為完成《史記》。忍辱負重，申請改判為宮刑。在徵和二年，《史記》基本完成。

《史記》與原本及歷史不符之處。

一、被漢武帝削去十篇。

《史記·孝武本紀》原名《今上本紀》，是《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者之一。原篇中書漢武帝之惡甚多。武帝怒而削之。致使原著的《今上本紀》逸失。今本《孝武本紀》是錄自《封禪書》。對於漢武帝的事蹟，除了藉助《史記》中的《封禪書》和《平準書》外，還需參閱《漢書·武帝本紀》。 除了《今上本紀》外，還有《孝景本紀》等九篇被漢武帝所毀。

二、《史記》中唯一個不符合歷史的事件——趙氏孤兒案。

據《左傳》記載，趙莊姬與小叔子通姦。以後，小叔子被趙氏流放。趙莊姬遷怒趙氏。便在哥哥晉國國君面前詆譭趙氏。趙莊姬、晉君、郤氏、欒氏聯合誅滅趙氏。而屠岸賈並非元兇，僅僅是個馬前卒而已。

司馬談收集歷史資料，應當有人讀過趙國史書。在趙國史書中，掩飾了祖奶奶趙莊姬之罪行。把罪責全部推卸給馬前卒屠岸賈。

《史記》中所記載的趙氏孤兒的故事，雖不符合歷史。應當於趙國史書一致。

三、六國年代錯亂嚴重。

《史記》中六國年代錯亂嚴重，這是焚書坑儒所致。六國史書被焚燬。故事卻大致流傳可下來。口耳相傳的故事，最容易出錯的就是年代。 四、傳抄過程中產生的錯誤。 例如：把燕簡公寫成燕惠公。鄭桓公並非宣王庶弟，而是同母胞弟。 這些司馬遷應當沒有出錯。而是後人傳遍過程中出現了紕漏。 即便如此，《史記》也秦朝之後，可信度最高的史書。

再說《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編年體史書，共294卷，三百萬字，耗時19年。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至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計跨16個朝代，包括秦、漢、晉、隋、唐統一王朝和戰國七雄、魏蜀吳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其他政權，共1362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它是中國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資治通鑑》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透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教訓進行總結，來驚醒後人吸取教訓。 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欽賜此名的。

《資治通鑑》雖然是一部可信度很高的史學著作。但歷朝歷代都有‘修史’。例如，唐朝建立後，得到隋朝的官方史書，在大致保留隋朝史書真實的情況下，對其稍微做修飾。可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對其有所隱瞞的，不符合歷史之處，進行修訂。使其更符合歷史。

二是對其君主，尤其是亡國之君進行黑化。這一點要看史官的史德和開國君主的度量。既有像司馬遷那樣不以個人好惡篡改歷史的良史，也有對君主唯命是從的庸官。

這使得歷史司馬光想編訂一部最符合歷史真相的史書，但也無能為力。

所以，《資治通鑑》的可信度稍遜於《史記》。

司馬光對飛將軍李廣的遭遇深表同情。司馬光與李廣後人交情甚篤，依然書其殺已降和殺霸陵尉的誤點。

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走狗，法家酷吏張湯深惡痛絕——以腹誹罪處死顏回十世孫，儒家大師顏異【腹誹罪，就是肚子裡罵漢武帝】。依然書其廉，沒有貪腐行為。

司馬遷一方面，用史筆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懲惡揚善。另一方面，不以個人情感篡改歷史，最大限度的記錄真實的歷史。才能是《史記》成為世界名著。

兩本書都有可取之處，至於可信度哪個更大一些，恐怕歷史學家都不敢輕易的下判斷。

兩部書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紀傳體通史，內容上至黃帝時代下達漢武帝時期，在編撰這部書的時候，司馬遷曾多次實地探訪，儘可能的獲取第一手資料，回來之後又嚴謹細緻編撰，所以歷史價值還是很大的，但又因是個人編撰的，難免會摻雜一些個人感情在裡面，是以有些歷史的真實性有待懷疑，亦或者說之前的歷史出於為尊者諱考慮的角度已經人為的被人篡改，司馬遷獲取的也不一定真實，這一點司馬遷在編撰的時候也會遇到（至於歷史的本來面目只能寄希望於實物考古的發掘了）。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內容上至周威烈王下達後周世宗，在編撰這部書的時候司馬光是依據之前的史書再加上一些雜史整合而成，當然在編撰的過程中作者也藉此表達了自己的歷史觀和政治觀，然後司馬光編撰這部書的目的是總結歷史經驗，供統治者借鑑，為統治者服務。是以和他歷史觀政治觀相同的歷史，司馬光可能存在美化，相左的可能有意識的忽略或者篡改，因此有部分歷史的真實性也是值得懷疑的，但總的來說史料價值極高。

最最後這兩部書後人對它們評價都很高，常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古人也沒非說它倆誰是第一誰是第二，一般都把這兩部鉅著並列，還有一句話我們應該也聽過史學兩司馬，說的就是司馬遷和司馬光。至於可信度就看你怎麼理解了，這個答案竊以為只能說是待定亦或是無解。

資治通鑑可信度更大一些，因為資治通鑑是史書，而史記是小說只不過是用史書格式寫的小說，所以神神怪怪的有很多，真真的漢朝史書是漢書。

司馬遷所寫的紀傳體小說《史記》的影響力高到了讓後世文人膜拜的地步，乃至到了堂而皇之改變歷史的地步。

在史記的影響下，項羽從魯王變成了西楚霸王。商朝最後一任人王帝子辛成了從功過參半好大喜功的有為之君變成了酒池肉林，剖開比干之心的荒淫暴虐之君。在史記之中真正的歷史被篡改的面目全非，以至於後世人往往據此非議司馬遷，說司馬遷瞎幾把亂寫欺騙了後世人。

但是這確實是冤枉了太史公了，因為他老人家雖然擔任的是史官，但是他寫的根本就不是什麼正史，而是一本小說而已。

沒錯《史記》實際上是一本小說，只不過是採取了史書的格式來書寫。即便是在現在，類似的野史小說也已經多到天下人見怪不怪的程度。

作為一本小說，史記自然記載了諸多荒誕不經的傳聞軼事，畢竟小說家言自然要以驚悚和吸引眼球為要，要讓人看的好奇，聽的驚奇，要充滿浪漫的想象力。

偏偏傳到了後世，《史記》在某些因素的影響下竟然變成了所謂‘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被很多人當成了正史。司馬遷也從一介小說家變成了鼎鼎大名的太史公，成了後來史官的精神偶像。

太史公要是有幸活到那個時候，只怕也是要嘖嘖稱奇的。

有些人自己把小說當成正史看，知道了真相之後又要責怪太史公欺騙後世人。若是太史公地下有靈，只怕要爬起來在史記前面添上“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的字樣。

只能說政治這玩意確實有讓人弱智的作用，最開始的時候誰都知道史記只是一本小說，整個漢朝從來都不把史記當成真事，頂天了也就是無聊的時候看看解悶。但是漢朝之後，史記莫名其妙的從小說變成了史書，又莫名其妙的變成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根子還是出在曹丕身上。

其目的無非是為項羽平反，從而建立曹魏代漢的所謂正確性。

從統治階級的立場上來說，這無可厚非。

司馬氏篡魏之後，為了最大限度的抹消漢室剩餘的影響力，繼承了曹丕的這一政策，幾百年洗腦下來史記就從小說徹底變成了正史。

於是項羽變成了西楚霸王，帝辛變成了荒淫暴虐的商紂，舜也真的成了他老孃一腳踩在天地的大腳印上生下來的，中國遠古時期的歷史從此變成了神話故事。就好像有人把說岳全傳當宋史，把荷馬史詩當歷史一樣。

1、《資治通鑑》的可信度應該比《史記》大。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史記》寫的從黃帝到漢武帝大約2500年左右的事情，其中的70%的時間是沒有準確準確紀年的；《資治通鑑》寫的是三家分晉到五代十國結束大約1400年的事情，都是有準確紀年的。第二、《史記》的參考材料比較少，很多是司馬遷自己發揮或根據文學作品來發揮的；《資治通鑑》是嚴格依據正史來書寫的，即使有作者發揮的成分，也屬於細枝末節的補充。第三、史記所記載的很多內容都屬於唯一來源，沒有另外的佐證。

2、但從貢獻這個角度來說，《史記》更為偉大。雖然存在可信度問題，但司馬遷寫《史記》時，材料確實很匱乏，換成任何一個人也不可能寫得更好；另外，沒有《資治通鑑》不影響很多歷史研究，沒有《史記》那影響就大了；最後《史記》是個人著作，最多是一個家庭的著作，《資治通籤》是宰相領導的一個團隊的工作，而且《史記》的文學水平明顯較高。

《資治通鑑》的可信度大，但《史記》和《資治通鑑》體例不太一樣，其實沒有可比性。因為《史記》是紀傳體通史，從上古寫到漢武帝，這就決定了三個問題：第一，太史公的時候還沒有造紙術，記錄文字的主要是竹簡，而竹簡很容易就腐朽了，所以造成上古史更多隻能靠口耳相傳的傳說；第二，既然是紀傳體，每篇文章其實是相對獨立的，所以存在一些矛盾之處，雖然是太史公有意留下來存而不論的，但肯定有不可靠。

反觀《資治通鑑》，寫的是戰國到五代的歷史，因為是編年體，所以整體是一致的，不存在自相矛盾的問題。另外一方面，司馬光為什麼要從戰國開始寫？因為春秋歷史有《左傳》，春秋之前又難寫，所以就從春秋之後的戰國開始寫。戰國開始實際上資料就比較完備了，特別是東漢發明了造紙術，所以《資治通鑑》是更可靠的。當然戰國部分仍然比較粗疏，這部分可以參考楊寬先生《戰國史料編年輯證》。

總體來說，史書寫成越晚，可以參考的史料越多，一般也就會更可靠。

當然是資治通鑑可信度大，從時間上來說，肯定是約往後可信度越大，從體裁來說，編年體比紀傳體可信度大，司馬遷其實是個小說家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寫到漢武帝，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司馬遷出生於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就是太史令，從小耳濡目染，他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修史目標！在身受宮刑的情況下，忍辱負重，秉筆直書，造成史記的創作。

書中儘量還原事件的真相，對有爭議的事件，司馬遷親自拜訪耳聞或者目睹過的人，親自對事發地點去考察，詢問。對統治者和權貴絕無趨炎附勢，對出身底層的歷史英雄也能正確評價！比如他把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寫進世家，把功敗垂成的項羽寫進本紀，給遊俠和刺客列傳，表明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出身論地位的客觀精神，這是官家修史所不能達到的！

《資治通鑑》是北宋宰相司馬光領導的一次大規模的官家修史，這本書的體裁是編年體通史，它嚴格按照時間為順序，記載當年發生的大事件，從戰國寫到五代末，共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資質通簽寫作的目的是：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也就是說，是給統治者提供借鑑的。這次大規模修史，動用了上千人來收集資料，所以內容比較詳實，但是司馬遷最後對彙集的資料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刪減，審批，讀起來仍然覺得如出一人之手！

從我本人使用這兩本工具書來說，《史記》查閱起來更加方便，讓人信服。《資治通鑑》因為嚴格按照時間順序記事，在查閱某一事件的時候，因為時間跨度大，需要翻幾處，才能查完一個事件。這兩本書是有交集的，可以相互印證，也可以相互補充，史學價值都很高，沒有哪個更高一點的說法。

如果說到文學價值，就閱讀體驗來說，那一定是《史記》藝術性更高，司馬遷寫作手法非常高超，讀起來朗朗上口，敘述事件前後鋪墊，首尾相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不是白得的！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此外，它還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正因為《史記》能夠匯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於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並一直影響著中國曆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在傳記體例傳承方面，由於《史記》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但《史記》也有其不足處；

一：記載年代過長，諸多周早期以前歷史出入較大，恐與史實不符。

二：個人主觀感情色彩過多。導致部分歷史人物形象有標籤化嫌疑。

三：因作者個人因素造成修史立場不中立，留下一定的史學遺憾。並且文學性過於強烈，影響史實真象。

《資治通鑑》是由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開創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徵淮南停筆，共計16朝1362年的歷史。分三部分將年表、帝紀、等目錄、及索引集於一部，開創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以歷代興衰得失作為治國安邦鑑誡。作者奉‘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主旨修史：因此定名為《資治通鑑》。作為君王治世的教科書， 自成書以來，為歷代帝王及王公貴胄必讀之書。也是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相鑑讀之書。

但《資治通鑑》也有其缺憾：

一：以帝王治國為要務基點修史，必定完全站在統治階級立場給歷代民眾起義定性。有其嚴重的立場侷限。

二：編纂者人格過去保守自負，對歷代進步及改革者，執懷疑否定態度。阻礙歷史發展的動力。致使中華文明開疆拓土能力嚴重衰減！

三：由於宋皇自身原因，重文抑武，更加強化中央集權，加之《通鑑》的保守策略。導致民族尚武精神缺失和進取心衰落。間接導致宋王朝發展更加畸形和政治軍事懦弱。既讓宋王朝走向毀滅，也導致華夏文明嚴重衰落！

司馬遷的《史記》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鉅著，既所謂“史學兩司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