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清政府調動了全國的綠營主力對太平軍圍追堵截，然而屢遭失敗。太平軍佔領南京後，以綠營組成的江南大營、江北大營據守在南京旁邊，幾年內對太平軍無可奈何，任其來往出入。這時，清政府已經意識到不能再指望綠營來戰勝太平軍，便開始動員各地編練地主武裝。為適應這種形勢，曾國藩積極活動，在地主團練的基礎上開始組建湘軍。曾國藩，字伯涵，道光年間考中進士，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後升任到禮部侍郎兼兵部侍郎。

咸豐二年（1852年）因為母親病故返回老家湖南湘鄉。第二年，奉朝廷之命在湖南幫辦團練。曾國藩苦思冥想，最後採取了與其它團練大臣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把團與練分開，團的招募方法是將居民編成保甲，委派當地豪紳主持；練，是在城鄉集中訓練鄉兵。曾國藩讓各地普遍辦團，但不許地方紳士辦練，而是自己親自在省城集中募勇辦練。

不久之後，他乘羅澤南、王鑫等湘勇一千多人調省城防守之機，把他們改組、擴編，開始編練湘軍。為了加強控制，曾國藩大量任用其親朋密友、門生故舊擔任各級將領。士兵全部來自湖南，其中以湘鄉人為多。實行勇丁由將官親自招募制度，各軍各營彼此獨立，互不統屬，全軍皆歸曾國藩統帥。經過一番精心周密的經營，湘軍已經成為曾國藩的私人軍隊。咸豐三年（1853年）初，湘軍組成。次年二月，曾國藩親自率領湘軍，自衡州（今湖南衡陽）起程，會師湘潭（今湖南湘潭）。隨後他用自己的名義釋出《討粵檄文》，開始與太平軍作戰。靖巷一戰，湘軍水師被全部殲滅，曾國藩痛不欲生，投水尋死，被隨從救起。四月，嶽州一戰，湘軍又遭受敗績。曾國藩率部與太平軍又會戰湘潭，雙方激戰數日，傷亡都很大。十月，湘軍和湖北清軍相互配合，攻陷武昌、漢陽。經過一年多的反覆激戰，湘軍乘天京變亂之機對太平軍進行反攻。咸豐四年（1854年）十二月又攻佔了曾被太平軍奪去的武漢。兩年以後，湘軍又進入江西，與太平軍爭奪九江，激戰一年多，終於在咸豐八年（1858年）攻克九江。湘軍在湖南、湖北戰場雖然屢遭挫折，但畢竟取得了幾場像樣的勝利，扼制住太平軍西征計劃的實施。清政府獲悉訊息後，不得不承認湘軍的戰鬥力已超過原有的綠營。然而，隨著與太平軍的戰鬥不斷進行，湘軍的勢力也隨之越來越大，湘軍將領的聲望也越來越高，這就引起了清廷的疑慮。早在湘軍最初組建之時，軍機大臣祁巂藻就向皇帝說過：“曾國藩一在籍侍郎，猶匹夫也。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者萬人，恐非國家之福。”正因為如此，清廷對湘軍總是放心不下，對湘軍將領很少提拔重用。最初幾年裡，湘軍中只有胡林翼當上了湖北巡撫，而曾國藩自己長期以來只是以侍郎的空銜統領湘軍，沒有任何地方實權。這樣，各省總督、巡撫常常在兵餉和後勤方面與曾國藩的湘軍為難，致使曾國藩心緒一直不好，多次向皇帝上書大發牢騷，甚至產生不想再幹下去的念頭。咸豐七年（1857年），曾國藩曾明確提出了權位的要求，但清廷依舊沒有給予滿足。

咸豐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軍徹底摧毀了清軍的江南大營，綠營軍幾乎全部崩潰。與此同時，英、法軍隊北上的危機又迫在眉捷，清廷為了攏絡曾國藩和湘軍，便任命曾國藩為署理兩江總督。同年六月，實授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並授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節制大江南北水陸各軍。次年四月，湘軍與太平軍在安慶展開激戰，經過五個月的戰鬥，湘軍以地雷轟塌城牆之法攻人城內。接著曾國藩又命兵分二路攻擊太平軍。次年，湘軍主力由曾國荃率領，由皖北沿長江東下進攻天京；次年，左宗棠率領另一支湘軍，由江西進攻浙江；李鴻章率淮軍進攻上海附近一帶。曾國藩自己則坐陣安慶指揮全域性。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湘軍攻陷天京，太平軍失敗。八月，曾國藩裁撤兵勇25000人。留下一萬人鎮守南京，又派15000人為皖南、皖北遊擊之師。後繼續在皖、鄂、豫、魯等地進攻捻軍，又分兵進攻陝甘回民軍和貴州苗民軍。在與太平軍作戰後期，隨著曾國藩實權的驟增，其湘軍系統的將領多有升遷。其弟曾國荃被賞頭品頂戴，任浙江按察使。由曾國藩舉薦的李續宜、沈葆楨、李鴻章、左宗棠分任安徽、江西、江蘇、浙江巡撫。此外廣西巡撫劉長佑、河南巡撫嚴樹森、貴州巡撫江忠義，也都屬湘軍系統的人。湘軍成為清政府中一支重要武裝，也是一個佔據重要位置的政治集團。

曾國藩注意利用宗族、同鄉、同學、師生、親友的關係加強聯絡紐帶。湘軍將領主要是湘鄉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農民。湘軍計程車兵由營官自招，並只服從營官，上下層層隸屬，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 曾國藩治軍重在思想紀律而不在技術性的訓練。他制定“辨等明威”的軍禮，以儒家三綱五常的禮教、尊卑上下的等級制度與同鄉共裡的鄉土觀念維繫官兵，使湘軍成為一支有力地維護封建統治的軍隊。 硬體上曾國藩注意吸收採用西方的先進軍事技術，大量裝備西洋槍炮，是中國第一支成規模的近代化軍隊。 戰術上曾國藩不崇尚奇謀妙計，喜歡“結硬寨、打呆仗”。依靠穩妥與實力逐步碾壓。這種打法讓太平軍束手無策，一直推進到天京城下。

本人法律專業出身，給大家講個令人心痛的案例吧！清朝鎮壓太平天國以後湖南突然鬧匪患，大量的土匪出現於是地方就鎮壓土匪結果某縣令果然抓住了一匪首，可是匪首卻在公堂上河池縣令對他捆綁是無禮僭越，並且撕開外衣而露出裡面由皇上御賜的黃馬褂，不僅僅是匪首有黃馬褂，他手下的幾十個人都有御賜的黃馬褂，按照大清律例見黃馬褂要下跪磕頭，縣令茫然無措，後來才知道這些匪徒竟然是被遣散的湘軍！因為生計無路只能如此淪落了！古語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事實上當時滿清已經沒有金錢來維持八旗，綠營的軍費開支以鎮壓太平軍，所以只能放權於地方上鄉紳官僚組織團練武裝進行鎮壓，至於他們的軍費只能自籌而籌措的軍費的辦法無非三種第一厘金，就是在道路上設立關卡對往來商人按比例徵稅，至於多少錢就是他們自己制定了，第二劫掠，事實上曾國荃就是其中的典型，幾乎每攻破一座城池就允許湘軍士兵肆意劫掠屠殺（殺人滅口），所以當時上書彈劾他以及湘軍的摺子堆積如山，第三就是強行攤派，向某些地方直接勒索錢財，物資，人力，如不答應就會被冠以通匪的罪名進行屠殺！其實說白了，曾國藩的湘軍就是一支披著合法外衣的土匪，強盜，而為了給自己的行為找個正當理由就打著所謂的綱常名教，維護正統（夷狄是正統?）的旗號，再汙衊太平軍，洪秀全進而讓自己的行為更合理，合法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

曾國藩出生於1811年11月26日，於1872年3月12日去世，曾國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奮好學習，曾國藩道光十八年中進士，入瀚林院，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擔任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暑理兵.工.刑.吏部侍郎。曾國藩的一生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後來，在曾國藩的提議下，清政府決定成立湘軍，以對付太平天國的起義。在湘軍的管理上曾國藩利用宗族.同鄉.同學.師生.親友的關係，加強聯絡，形成關係的紐帶。湘軍的將領主要是湘鄉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的農民，湘軍計程車兵由營官自招，並只服從營官的管理，上下層層隸屬，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個人，曾國藩治軍重在思想紀律，而不在軍事技術的訓練，他制定了“辯等神威”的軍禮，以儒家的三綱五常的禮教.尊重上下級關係的等級制度，與同鄉共裡的鄉土觀念維繫官兵，使湘軍成為一支有力的維護封建統治的武裝。

曾國藩在制軍方面注意吸收採用西方的先進軍事技術，大量裝備西洋槍炮，是中國第一支成規模的近代化軍隊。戰術上曾國藩不崇尚奇思妙計，喜歡“結硬寨，打呆仗”。依靠穩妥與實力逐步打壓，這種打法讓太平軍束手無策，湘軍一推進到天京城下。

湘軍的招募有個特點：將必親選，兵必自募，餉必自籌。曾國藩當然有一套自己理論，在《清史稿·鄉兵》裡，曾國藩說得很清楚，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

在《曾文正公奏稿·複議練軍事宜折》這樣記載，“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所以，湘軍的這一特點，改正了綠營“軍興調發，而將帥莫知營制，將與將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知，勝則相妒，敗不相救”的缺點，戰場上，湘軍一敗再敗，都能迅速聚攏再戰，不像八旗綠營一打就散了。

《湘軍志》記載湘軍募兵的另一個特點，“須擇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民土氣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農民，尤其是山區農民，為人誠實，能吃苦耐勞，易於培養出服從命令，奮發勇敢的軍人作風，所以入伍後，在營則恪守營規，臨陣則稟遵號令，較之隨營招募遊手無賴之徒以充勇丁者稍為可恃，當年曾國藩每打一座城，基本都採用土攻用業，深挖戰壕，士兵主要工作就是挖溝，這正是農民所擅長的。

另外《曾文正公雜著·營規》記載，湘軍招募的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裡、居、父母、兄弟、妻子、名性、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這樣做的好處是“勇丁均系土著生長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戀，故在營則什長、百長、營官、將領得而治之，散遣歸籍則知縣、團總、戶長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則營官，將領稟知本省，得按籍捕之”。所以，湘軍的兵籍都掌握在將官手裡，調兵作戰之權也在各督撫手中，最終形成了晚清兵為將有的地方武裝。

在席捲大半個中國的天平天國起義中，各省其實都有地主鄉紳組建團練對抗太平軍。但是為什麼湘軍會成為前中期對抗太平天國的主要力量？乃至於湘軍勢力最後成為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的呢？

一、 湖南民心士風與眾不同

湖南古為三苗、九黎故地，明清之際戰亂頻發，經濟文化較為落後。後來經過百年休養生息到了乾隆朝終於成了文明全國的魚米之鄉，洞庭湖沿湖地區每年有大量稻米外銷，就連祁陽這樣的丘陵地帶每年也可以外銷稻米10餘萬多石。茶葉、煤鐵、鉛礦等產業也有長足發展。

經濟上富裕起來的湖南文教方面也日益繁榮，嶽麓書院大門兩旁的對聯上至今仍寫著“惟楚有才，於斯為盛”八個大字。在全國的政治影響力也逐漸增加，乾隆朝60年，共27榜，湖南每榜大概5人左右。到了嘉道兩朝55年間，也是共27榜，平均每榜卻8人左右。可謂“嘉道以後，才彥輩出，始洗蠻風”。（王闓運語）

而儒家文化的薰陶和九黎古風的結合讓湖湘文化偏重經世濟用，不喜空談論道。儒者千萬人吾往矣的“勇”在湖南變成了“血勇”，這正是那個時代湖湘士子的精神印記。

二、士紳階層有尚武傳統

湖南民風彪悍，有屬於多民族聚居地區，少數民族起事多發，更兼北有白蓮教滲透，南有道門林立。導致湖南士紳很早開始就有組建團練的習慣。太平天國軍興時，早在曾國藩之前湖南人江忠源便依靠團練在蓑衣渡之戰伏擊了太平軍，致使南王馮雲山傷重不治，併為長沙的防衛贏得了寶貴時間。

後來太平天國越演越烈湖南的讀書人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羅澤南等人紛紛被推舉出來參與到了對抗太平天國的行動中。其中37歲便已官居二品的曾國藩當仁不讓的成為了領袖人物。

三、 湘軍組建的凝聚核心及特點

曾國藩雖得到朝廷及地方鄉紳的支援編練新軍，但是遇到了不少挫折。其中王錱（音同珍）擅自擴軍並且不聽曾國藩的節制是湘軍組建中初期一個大波折。

王錱本是一秀才，也是和江忠源差不多同時期就開始辦團練的人。到了湘軍組建時期更是“老三營”的三個營官之一，並且有突出表現。而正是這些資歷讓王錱不甘於在曾國藩之下，他趁著曾國藩回湘鄉招募新兵的時機與湖南巡撫駱秉章結交，想另立新軍直屬省城管轄。

曾國藩反對未果後與與王錱斷交，並且想盡一切辦法限制王錱所部發展。此後王錱所統的湘軍被稱為“老湘軍”以區別於曾系湘軍。

經過這次打擊，曾國藩在之後的組建過程中特別強調湘軍統帥和營官間的人身依附關係，真正做到了“任人唯親”。而各營營官在招募兵勇的過程中也秉持了這種做法，親眷、同鄉、同年等等。所以湘軍的組建特點就是“關係”二字。1853-1854年湘軍錄用的軍政骨幹為79人，湖南人有59人，佔四分之三，而兵勇幾乎都是湖南人。這樣讓湘軍這支武裝極具地方色彩。

提拔晉升方面高階將領都是由大帥親自提拔，各級將校則逐級遞選。大帥即位恩主，並且曾國藩倡導師生、親友、同族、兄弟通入一軍甚至一營。也有不是關係圈的人才，加入湘軍後透過拜師、結金蘭也成了關係網中的一員。這樣湘軍在打仗時既有可能出現死一個憤怒一大片的情況。而這個關係網的核心正是曾國藩這樣的大帥。

曾國藩為何會建立其強大的湘軍？這個問題實際上和“太平天國為何會失敗？”是息息相關的。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寫得明白，他能夠號召民眾的最有力武器：第一是鄉梓，第二是名教。

太平軍在成立早期制定了許多似是而非，引人咋舌的政策，本來的目的是借神化吸引聚攏民眾，但是卻實際造成了重大的百姓損失，特別是聖庫政策和男女營政策。曾國藩明言他出山的原因就是為了保護桑梓不受到太平軍的危害。他在檄文中列舉了：“（粵匪）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蒐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浚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這些太平軍的所作所為在一些書籍記載中確實存在。而且，武漢市太平軍較早攻克的地區，武漢與湖南一衣帶水，所以曾國藩這樣寫應該是有證據的。以保衛家園為口號自然能夠招攬人眾，特別是基層民眾。太平天國的聖庫政策，男女營政策確實是不得人心的。

第二，名教。儒家思想統治中國兩千年，徒子徒孫何止千萬，哪裡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檄文中說：“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這樣就把兩湖地區的讀書人和縉紳階層團結了起來。湘軍之所以可以戰勝太平軍，主要的一點就是湘軍的耐久力比太平軍好。由於鄉紳的支援，曾國藩才可以屢敗屢戰，最終拖垮了太平軍。

對於基層老百姓曾國藩則是利用信仰來團結。“雖亂臣賊子窮兇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官，毀宣聖之木主。......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從民間信仰角度，武神關羽，文聖孔子即使是升斗小民也都加以敬重，特別是將其奉為冥冥之中的神祇加以崇拜，曾國藩此舉就是將自己的隊伍打造成替天行道的仁義之師，外披一層神化的外衣，藉此來吸引更多的百姓支援。也正是因為這樣，曾國藩的湘軍才可以擊敗太平軍，並在晚清舞臺上留下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廣西發動金田起義，建立太平天國，史稱太平天國起義。

開始清朝統治者還不以為然，認為是普通教亂，咸豐帝只是讓廣西地方官員加緊剿滅罷了。誰知太平軍聲勢漸起，而且還攻入湖南境內。

廣西、湖南兩省警報頻傳，引起了初登大位的咸豐帝警覺，他聽從軍機處大臣文慶的建議，採用“以漢人制漢人”的策略，急調前雲南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率領前雲南提督張必祿前往平叛。誰知林、張二人由於路途遙遠，再加上年事已高，竟然先後在赴任的路上病亡。

隨後咸豐帝又趕緊派兩江總督李星沅為欽差大臣前去鎮壓，結果吃了敗仗。又派蒙古族軍機大臣賽尚阿為帥統兵出戰，結果又吃敗仗。

與此同時，清庭委派數十名團練大臣前往各地訓練團練以保各地治安秩序。命在家丁憂（回家奔喪）的曾國藩以在藉侍郎的身份，襄辦團練，協助地方官防匪剿亂。原本準備墾辭的曾國藩，在好友郭嵩濤的勸說和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力邀下來到長沙，襄辦團練之事。

下面就曾國藩襄辦團練之事以及湘軍形成，分階段來敘說一下湘軍發展史。

一、曾國藩襄辦團練之初

曾國藩出身文臣，原本對訓兵打仗之事一竅不通，但其在京兼暑兵部侍郎之時，也讀了好些兵法典籍。於是他效仿明代戚繼光“束伍”之法，再加上嘉慶初年率鄉勇平苗的傅鼎，訓練湘勇，效果不錯。

融匯貫通，經世致用，是曾國藩一生的特長。他於是效法戚、傅的練兵之法，再加上自己的練兵感悟，制定出了一套訓練章程，將張亮基交給自己的江忠源“楚勇”，羅澤南“湘勇”，編練成三營，採用自己的新式訓練方法訓練。這就是湘軍的起點，可謂是湘軍的“黃埔軍校”，為湘軍日後的發展壯大培養了一批幹部。

咸豐二年底（1852年），曾國藩上疏咸豐帝，痛斥綠營兵缺乏訓練，軍紀渙散，膽怯等弊病，他訓練湘勇力求改革綠營弊端，同時向咸豐帝表奏，自己訓練團練，只是一時應急之舉。團練訓練成形後，自己要回家繼續守孝。

此時的曾國藩一方面認為自己只是一名在籍侍郎，卻要過問家鄉的軍政大事，無權但又責任重大，簡直是費力不討好。另一方面他在京時就因為上疏一事差點被咸豐帝革職查辦，心有餘悸。而且自己只是一名文職官員，帶兵打仗之事自己從沒幹過。萬一吃了敗仗，可能要掉了自己的腦袋並且禍及整個家庭。這時的曾國藩確實沒有從軍功上要如何怎樣的想法，更不會想到自己會走出湖南，去攻打太平軍。可這一天確實是發生了，曾國藩以一名文臣的角色一步步轉變成一名軍事統帥，以軍功達到了人生的高峰。

二、曾國藩湘軍初成

曾國藩一面襄辦團練，一面肅清湖南民眾的反抗。在此其間他信奉“亂世用重典”的治理方法，針對湖南會黨眾多，民風刁悍，貧民反抗不斷的局勢，大開殺戒。大肆製造湖南境內白色恐怖，殺一儆百，為鄉紳土豪撐腰，穩定住了湖南混亂的局面。三湘大地沒有成為一個新的造反基地，反而成了曾國藩消滅太平天國的大後方。此後太平軍雖數次進入湖南境內，但始終無法立足，只能成襲擾之勢。

曾國藩以霹靂手段，獲得了眾多士紳百姓的支援，同時也獲得了“曾剃頭”的惡名。隨著曾國藩在湖南境內的聲名鵲起，前來參加團練的湘中子弟是越來越多。曾國藩以自己堅韌不拔的意志，憑著自己多年讀書、修養的“明理”功底，硬是把這支湘勇訓練成軍，成為挽大清於即倒的主力軍。

曾國藩首先在治兵中倡導：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即所謂欲立立人，俗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唉！禮者即所謂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也。

曾國藩用仁和禮來教育兵卒，符合當時的儒家理法，更容易被深受儒家理法馭化的世人所接受，效果顯著。

治兵如此，曾國藩對帶兵官的要求也更高，他選將的標準有四：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心勞。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缺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勇。

在訓練上，曾國藩仿戚繼光、傅鼎治兵方法，每日訓練陣法技擊，無不演習。新兵訓練至少叄個月，凡體弱者，技低者，油滑者，都陸續淘汰。

光有精神，品德，技擊還不夠，曾國藩還為他手下的條供了充分物質條件，而且賞罰分明，條例規範。訓練、出征本省、徵外省“粵匪”；傷情大小、陣亡憮恤皆有所依，比同時的綠營軍餉高出了一倍。

由於曾國藩用父兄教導子弟的帶兵方法，誠信感動，恩禮有加，湘軍士兵自然視長官為父兄，視袍澤為一家，具有了上下一心，同仇敵愾的戰鬥精神，一支澎勃朝氣的新式軍隊呼之欲出。

三、曾國藩湘軍戰鬥裡成長

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在湖北、江西、安微、山東、河南等省與清軍展開激戰，雙方雖然互有勝員，但總體上太平軍佔有上風，清朝的總督、巡撫之類的高官死了好幾個；司、道、提、鎮以下的文臣武將陣亡、被俘的更不知道有多小。

清庭得知曾國藩所練湘軍已成，而且戰鬥力強悍，便多次催促他率軍出湘作戰。此時太平軍已控制長江中下游水域，水軍勢力強大。

在江忠源的建議下，曾國藩充分認識到水師在江南地域作戰的重要性，於是抓緊時間，不斷摸索，籌建水師。終於訓練出一支具有作戰能力的水師，來對付太平軍。

咸豐三年十二月（1853年），在清庭多次催促，咸豐帝震怒之下，曾國藩統率水軍十營，五千人，戰船二百四，坐船二百三；陸軍十五營（留二營在湘），水陸二軍，合官兵伕役在內，共計一萬七千餘人，水陸並進，浩浩蕩蕩殺奔湖北武昌。

從此太平軍遇上了自金田起兵以來最強勁的對手，雖然最初曾國藩所率湘軍敗多勝少，但經過最初幾年的苦戰，湘軍在戰鬥裡不斷成長，在太平天國的中後期，湘軍具有了壓倒性的優勢。

1864年7月，湘軍攻克天京，湘軍達到了全盛時期。人數也發展到十二萬之多，成為一支能左右清朝走向的新式地方武裝。湘軍的首領曾國藩也從一名文臣成長為統領三十萬大軍的路、海軍統帥，名震天下。

曾國藩能夠建立一支強大的“新軍”，與他早年在京當官分不開。

咸豐元年三月九日，曾國藩就向皇帝上奏了一篇《議汰兵疏》，對當時軍隊冗員耗餉進行抨擊，他指出，鴉片戰爭，退不能守，廣西太平軍作亂，十幾萬清軍援軍，竟然抵擋不住。無非表明：朝廷養了些廢物兵，最後他總結“汰兵十萬，仍變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

裁兵自古是個老大難問題，咸豐才上臺，哪敢輕易去碰這個釘子，再加上，若真把兵給裁了，用什麼來代替綠營，這些問題。曾國藩也沒有一個完整的思路。

問題終於有了轉機，是在咸豐二年六月，曾奉旨出差去江西當考官，七月二十五日，他到達安徽太湖，誰知道這天，他收到母親去世的噩耗，璇即回鄉辦喪事。

在這年的十二月，他收到咸豐要他幫辦團練的聖旨，這時，曾國藩靈光一閃，腦中浮現建立一支新軍的大體思路。

他要改變過去清軍綠營那種鬆散的上下級關係，每個營官可以挑選自己的哨官，同樣哨官可以挑選自己中意的什長，約10人一個什，這10人通常由什長親自挑選。由於挑選的人都來自同一個地方——湘陰，同一個圈子。他們會形成一股強大的向心力。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

從此這支湘軍將為曾國藩帶來無上榮耀，但同時曾國藩也要比其它將領忍受更多的痛苦。他們都是他的老鄉，有些甚至和他來自同一個村，是熟人也是鄰居，祖輩可能就是一家。每有傷亡，曾國藩能感同身，他只有更堅強。

清軍在入關後，保留了原有的部落世襲兵制，又招撫明朝降軍和地方豪紳，逐步形成了兵、勇、丁三級體制。“兵”（八旗兵、綠營兵）是由朝廷餉銀供養的國家軍隊，且父老子繼；“勇”是戰時由官府招募從軍，但不被國家承認軍籍且只有臨時薪餉；“丁”是不吃國家財政而靠地方豪紳供養的團練一類。按舊制，在戰時“勇”要輔助“兵”，但實際上，八旗、綠營在清朝中期時就已經腐朽不堪，在打白蓮教和鴉片戰爭時就以募勇打先鋒，相當於讓臨時工在一線出苦力。

在長期忽視工商業的作用下，清朝時期社會較為貧困，“康乾盛世”時政府年收入也不過4000萬兩白銀，只相當於北宋王朝最高年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維持25萬八旗和65萬綠營的固定兵額都很吃力。朝廷因此不肯養“勇”，一旦戰事結束就將其遣散。然而，這些吃過皇糧且已習得武藝的人卻不願再回農田幹苦活，許多人聚眾為匪。官府往往又要花錢“招安”其中一部為勇來打另一部，就此形成惡性迴圈。

1851年，太平天國從廣西金田聚集1萬人造反，兩年後就攻下南京。八旗、綠營兵屢戰屢潰，各省臨時募勇和鄉間聚丁也僅能守住本地。此時正在湖南家鄉服喪的清朝侍郎（相當於副部長）曾國藩接咸豐皇帝指令協助朝廷辦團練，他認為原有之兵積弊太重，就算是孫武再世、諸葛復生也難以整頓，必須從團練選“丁”並上升為“勇”，進而取代“兵”而建新軍。清廷病急亂投醫，不顧漢人在家鄉建軍的大忌，允許曾國藩自己籌餉募勇組織武裝。

曾國藩建立湘軍的辦法，被概括為“以儒生領山農”。其所用軍官多屬曾國藩自己的學生、鄉親和親戚中堅持封建“義理”的知識分子，招募的勇卒多系“深山寒谷貧苦之民”，標準是“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土氣者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簡言之，就是在農民中挑選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作為士兵。每營官兵都是同縣同鄉，只聽命於營官，而各營又都只聽命於曾國藩，從而形成了一支以人身依附為紐帶的私人軍隊。

在組建湘軍時，曾國藩首先面臨的難題是，要向勇卒發高於綠營兵一倍的餉銀，還要買洋炮和制械。曾國藩以保衛家鄉的名義向鄉紳攤派，但所得不多。於是，曾國藩向咸豐帝求了幾千張清朝最高學歷“監生”的文憑和虛銜官職的空白任命狀，然後明碼標價出售。南方几省計程車紳出錢就能買到真文憑和空頭官職。靠這種出售功名、賣官鬻爵的辦法，曾國藩在1854年建成了一支人數達1.7萬並裝備有幾百門洋炮的湘軍。這支組織嚴密的軍閥部隊一經出師，就連連擊敗太平軍，沿長江從武昌、九江、安慶直攻到南京，至1864年其兵力已發展至12萬人。

湘軍雖然很快就成為討伐太平天國的主力，但軍費卻成為曾國藩最焦慮之事。在入不敷出的清廷撥不出錢時，湘軍的主要財源是靠武力在各地設卡，向過往商旅乃至行人所攜物品徵收“厘金”以充軍餉，其他各派軍閥也照此辦理。此舉雖然勉強保障了軍需，卻形成了近代中國阻礙商品流通和經濟發展的惡稅。

曾國藩在湘軍攻下南京後，曾為避免清廷猜忌，同朝廷商談按過去對待“勇”的慣例來發放遣散費，讓手下官兵回鄉。然而，朝廷已無可用之兵，淮軍和其他一些省的私人所建軍隊被保留下來作為國家軍隊，自此，中國進入了近代軍閥蜂起和割據的時代。回鄉湘勇出於怨憤，紛紛參加哥老會，這支會黨隊伍後來又成為辛亥革命時期推翻清朝的一支重要力量。曾國藩為挽救朝廷所作的努力最後卻埋下了將其顛覆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