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筆記中的庚子拳匪之亂剪影上篇
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是中國農曆的庚子年，也是鼠年。
此時，清王朝治下的中國，社會大背景可以簡要概括如下：
一、西方列強正積極劃分他們在中國的勢力範圍；
二、因為外華人傳教的後遺症爆發，中國華北地區頻繁發生教案；
三、天災不斷出現，民眾的生活非常艱難；
四、清王朝的宮廷權力鬥爭被內外交困的局面所激化。
這一年的春季，直隸成千上萬習練義和拳、後來被清政府賦予“義和團”的農民動用私刑，屠殺了大量信教的群眾，縱火燒燬了教堂和信教徒眾的房屋。這一年的六月，清慈禧太后允許“義和團”進駐北京。“義和團”又先於清軍進攻了外國在天津的租界，最終引發了八國聯軍的入侵。這一事件，在清人的記載中，多稱之為“庚子拳匪之亂”。
庚子拳匪之亂的過程中，發生了徐用儀等多位大臣被清廷誅殺的的事件。關於此事，清人朱彭壽在他所撰著的筆記——《安樂康平室隨筆》卷四中，有詳細的記載。
讀到這一段筆記的時候，歷史事件引發思潮翻滾，同時，也有良多的感觸。於是，我就想著，可以根據筆記原文，把這件事寫出來，讓大家看看當時的各種社會狀況，看看真實的歷史場景，也看看親歷事件者對時事的態度。
至於各位讀者看完本篇之後，會生髮出什麼樣的情感與思緒來，也只能各人隨緣了。
庚子拳匪之亂的時候，《安樂康平室隨筆》的作者、清人朱彭壽的同鄉徐用儀，因為在朝廷任職的過程中，意見與當權派相左，得罪了權力至尊與皇親貴胄，所以，在這一場變亂之中，他竟然被極刑處死。說來，真是可悲可嘆！
既然本文是在講徐用儀遇害的始末，那麼，有必要先來介紹一下徐用儀其人。
徐用儀，生於清宣宗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10月22日），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8月11日）被清廷處斬，終年75歲。字吉甫，號筱雲，浙江海鹽人，晚清名臣。
清文宗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舉人。
清穆宗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為軍機章京，次年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清德宗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為太僕寺少卿，遷大理寺卿，曾上《整頓圜法疏》，提出整頓錢法的建議，並奉旨議行。清德宗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任軍機大臣；本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和李鴻章、孫毓汶等相結納，為主和派代表，與主戰派的翁同龢等人相牴觸，被彈劾為“朋比誤國”，而退出軍機處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奉命再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並任會典館副Quattroporte。後擢升兵部尚書。因與主張利用“義和團”排外的愛新覺羅·載漪等人意見相悖，招致清慈禧太后等人更大的忌恨。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與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一起，被處斬於北京菜市口。這三人與先前被殺的袁昶、許景澄一起，合稱“庚子被禍五大臣”。
辛丑條約簽訂後，清德宗光緒帝下詔為其平反。
清遜帝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追諡忠愍，厚葬於澉浦邵灣（今浙江省海鹽縣六里鄉）。浙江人為他設立祠堂於西湖，與許景澄、袁昶並稱“三忠”。
曾纂成《海鹽縣誌》刊行，另著有《竹隱廬詩存》等。
徐用儀的生平概況介紹完畢。
繼續庚子拳匪之亂中徐用儀的遭際。
徐用儀被清廷處斬，當日的情景，為《安樂康平室隨筆》的作者清人朱彭壽親眼所見。
因為與徐用儀有鄉人之誼，有親戚之緣，所以，徐用儀罹難之日，他身後事的料理和處置，也是朱彭壽主要參與並親手操辦。
但是，當日的情景，並非朱彭壽當時所記。
等到朱彭壽記述徐用儀遇難這件事情的時候，已經是十多年之後了。有一天，朱彭壽夜坐江樓之上，不知因為何事，觸動了對往昔的記憶，庚子拳匪之亂時發生的一切，又浮上了朱彭壽的心頭。回首前塵，對朱彭壽而言，真是如煙霧、似夢境一般。朱彭壽稍稍穩定了一下思緒，緩緩整理了一下思路，輕輕拿起筆，懷著複雜的心情，將當年所親歷的一切，記述了下來。
前文已稍有提及，徐用儀與朱彭壽不僅僅是浙江海鹽的同鄉，他們在親戚關係上還有中表之親緣。
徐用儀的母親是朱彭壽的父親的堂姐。
這裡，還需要詳細解釋一下：
徐用儀的母親與朱彭壽的父親是同一個曾祖父。從曾祖父算起，徐用儀的母親與朱彭壽的父親是第四代的堂姐弟。
（在我們家鄉，聽我的父親說，以前，人們比較重視家族，所以，五服以內，都算是近親，關係都是比較密切的。所謂五服，我後來讀書才略知，在中國的禮儀之中，五服是根據親緣關係的疏密，對孝服禮儀的定義和規範。當日，我問父親關於五服的概念，父親的解釋是：同一高祖父開始、曾祖父、祖父、父親以至兒子，總共五代人，算是在五服之內。）
從稱呼上來說，朱彭壽要叫徐用儀的母親為姑母。從關係上來說，徐用儀的母親是朱彭壽的再從[zòng]姑母。
所以，徐用儀與朱彭壽為姑表兄弟，只是血緣關係上稍遠一些。
徐用儀是由舉人任清廷刑部主事的。之後，他又考取了軍機章京，後經推薦拔擢，升任至兵部尚書（即所謂的大司馬一職），並加封太子少保（虛銜，以示恩寵）之銜。
徐用儀居官四十多年（從其公元1859年34歲中舉至公元1900年75歲被殺，前後計42年），完全做到了戮力奉公，恪盡職守。
徐用儀一向行事恭謹、恭敬。徐用儀的為官之道，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一定要在三個字上下功夫，這三個字分別是：清、慎、勤。“清、慎、勤”三字，既是徐用儀為官的原則，也是他自我惕厲的準則。
官事之外，在待人接物、人事關係上，徐用儀性格和善，脾氣耿直，他嚴守官場的規則，所以，雖然身居高位，徐用儀的家裡從來沒有閒雜人等出現，徐用儀的門前也沒有各類交通徇情的車馬停留。
庚子拳匪之亂前，徐用儀擔任清廷的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相當於政府的外交首長）。在此任上，處理相關外交事務，與外華人交涉時，只要是遇到對清廷不公平的待遇、遇到有傷國家大體的事項，徐用儀都一定會據理力爭、持續交涉、往復辯駁，他從來都不會因為外華人的勢力和氣焰而有所屈服，他也不曾被外華人的威脅所嚇倒。甚至在情況危急的時候，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朝廷的體面，徐用儀還曾拍案而起，和外華人極力爭辯。
因為有親戚關係，並且相交甚篤，徐用儀曾經把自己在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任上發生過的幾件與外華人交涉的真實事體，一件一件地詳細講給朱彭壽聽過。徐用儀在講述的過程中，即便是對往事的回放、儘管事情過去已有時日，他仍然會憤憤不已、心緒難平。這些事情，在朱彭壽聽來，也是感慨萬千、深深敬佩。從當事人對這些事情的講述中，朱彭壽也親切感受到，當時以及後來社會上那些不明就裡的人的傳言，是多麼地不靠譜！局外人都說，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人，在處理與外國相關的事務時，除了一昧的退讓順從外，別無作為。其實，這實在是有些誇張，大多數都不過是道聽途說、未曾思索、輕信所聞的結果。
農曆戊戌年【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之後，徐用儀再次奉清廷之命，以兵部尚書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再次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職，對徐用儀而言，已經是駕輕就熟了。所以，這個時候，總理衙門裡的各項事務，他完全能夠自如應對、遊刃有餘了。
農曆庚子年【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的春季和夏季，靠近京城的那些不肖之徒，聚眾習練拳法。那些習練拳法的人受到蠱惑，自稱聯絡這種拳法之後，就會有神助。他們在宣傳鼓吹的煽動下，非常堅定的認為：這種神助的拳術非常厲害，可以躲避槍炮的襲擊，有槍不入的奇異功能。這種拳術活動在各處遍地開花式地習練以及對這種拳術神乎其神的各種傳播，一下子就鬧得沸沸揚揚，突然間就變得聲勢十分浩大。
當然，這個時候，清王朝雖然開放不足、人們的思想還未脫離迷信，但是，對於所謂的習練拳法可以躲避槍炮、可以刀槍不入的傳言，很多有頭腦的人還是完全不相信的。
習練拳術風行之後，清王朝的那些個昏聵無知、剛愎自用的親王、大臣，那些個一直以來對外華人深深仇視的官員，聽到拳術習練的傳聞之後，心中非常高興。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覺得，如果把這些個可以躲避槍炮、可以刀槍不入的亂民組織起來，利用這股子民間勢力，讓他們去對付外華人，不但可以抵禦外華人的予取予求，可能的話，還可以洗刷以前外華人給朝廷造成的屈辱。同時，這也可以為他們的政治意圖服務和利用，如果事情有成，完全可以藉此對政見不同者、權力爭鬥者以鬥爭和打擊。
這一撥希望利用習練拳術者抵禦外敵的清朝官員，在徵得朝廷實際掌權者點頭同意之後，他們就把那些習練拳術的徒眾徵召進了京城裡面，對他們大加褒獎，給予他們優厚待遇。為了名正言順，在徵得朝廷許可後，還給那些習練拳術的團體一個褒揚性質的稱號——“義和團”。
“義和團”是一個以迷信拳術為主要支柱的鬆散組織，其人員構成相當複雜。這樣的特徵，決定了其活動的盲目性和不可控性。義和團雖然也有他們自己行事的旗號，但是，在組織鬆散、人員混雜的情況下，旗號只是遮人耳目的標籤，旗號下面的人心是不統一、是各懷心思的、是四分五裂的。因此，“義和團”前期雖被清廷正名賜號，在他們生出許多禍端之後，便又被清廷被打成了十惡不赦的亂民、匪眾。這既是很多受蠱惑的單純民眾的悲哀，當然，這也可以看出當權者無恥、無義、兇殘的本質。
本年農曆五月中旬，“義和團”在京城的大柵欄一帶肆意縱火。這一場大火燃燒起來之後，因沒法控制，以致於延燒了街面上的很多店鋪，受災害的店鋪數量有好幾百家之多。那些無辜的店家，沒有招誰、沒有惹誰，平白遭了這人為的災殃。因為“義和團”背後有朝廷的支援，他們有人多勢眾，所以，那些無辜被焚燒了店鋪的民眾，哭告無門，只能默默忍痛。
縱火焚燒大柵欄一帶的時候，“義和團”還處於清廷的保護之下。所以，如此嚴重縱火案件，本該查明事情原委，追究相關人士的法律責任。可是，對於此案，朝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無事人一般。大柵欄縱火兇案發生之後，清廷並沒有任何的懲治措施，也沒有逮辦任何一人。
“義和團”大柵欄縱火案發生之後，清廷不聞不問的結果，就是大大助漲了“義和團”徒眾的囂張氣焰。自此以後，他們自以為可以凌駕於清廷的法令之上，所以，對於清廷的命官，他們也完全視作土人木偶，待之形同無物一般。“義和團”開始呼號召集他們的同黨徒眾，光天化日之下，攜帶兵器利刃，在大街上橫行無忌，多有胡作非為之事上演。
接下來，“義和團”開始大規模焚燒搗毀教堂，開始圍攻各國駐清廷的使館。
焚燬教堂、圍攻使館的事情發聲之後，作為兵部尚書的徐用儀坐不住了。
徐用儀的著急，主要原因之一，還是因為他對外交事務的熟稔。徐用儀深知，就其時清廷的狀況，依實力而言，外華人聯合起來的力量，與清廷對比，他們還是有很大優勢的。如果“義和團”挑釁釀禍，導致戰端一開，這肯定對大清的江山不利、對朝廷有傷。另外，作為一名清楚瞭解時事、清醒認知社會的開明官員，徐用儀對“義和團”的行事作為也深懷憂慮。他認為，“義和團”眾之中，有很多混混、無賴，這些人，基本上屬於匪徒一列，這是“義和團”人員構成讓人擔心的地方；另外，那些所謂的能夠躲避槍炮、可以刀槍不入的假話，根本就是胡說八道、根本不能相信，這是“義和團”真實實力讓人懷疑的地方。
在清廷朝會時，徐用儀正直，他根本沒有考慮實際掌權者的意圖，他就事論事，真實地表達了自己對時事的擔憂，誠懇地說明“義和團”無法無天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並且，對於利用“義和團”焚燒教堂、攻擊外國使館的事情，徐用儀也完全持反對態度。這期間，前前後後，多次朝會，徐用儀都始終如一，堅決地堅持著自己的看法。
——清人筆記中的庚子拳匪之亂剪影中篇
前文已提及，那個時候，因為內部權力鬥爭的需要，清廷的實質掌權派人物傾向於重用“義和團”，並且，他們希望藉助“義和團”的力量，達到自己的政治意圖。
每次朝會，徐用儀的陳說都與當權派背離，這就使得當權派要推行他們的意志時，受到了牽絆和阻礙。因此，當權派對徐用儀及與徐用儀意見一致的人都非常不滿，並且懷恨在心，他們視徐用儀等人為眼中釘、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後快。
這裡，您或許會說，既然是當權派，那麼，直接下手就好了，哪裡用得著那麼麻煩啊？
其實不然！
政治是各種派別的角力場，當權派雖然手握實權，但是，他們也必須顧及其他派別的感受，也要考慮社會的觀感，也要避免輿論的壓力。
當然，中國歷史上，也不乏無恥到什麼都不顧的當權派。就歷史長河總體而言，無恥到什麼都不顧的當權派還算是少數。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並不會赤裸裸地蠻幹。因為，政治在很多時候是必須要耍手腕的，政治在很多時候是必須要表演的……
不能野蠻處置，那麼，肯定就不可以野蠻行事！
於是，當權派及其爪牙尋找各種機會，羅織各種罪名，對徐用儀加以陷害。他們在外面散佈謠言，說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中的官員，通常和外華人交流往來很多，這些人，肯定都是受了外華人的好處，所以，他們害怕外華人，處處袒護外華人，時時為外華人講話，說白了，這些人全都是漢奸。他們還說，這些人，留著終是禍害，一定要把他們殺掉，才能對得起天下人。
當權派所指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中的官員”，當然是以徐用儀為代表的，不用說，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更何況，這個時候，徐用儀還是兵部尚書，佔著個非常重要的大位子。
本年農曆七月初三，與徐用儀為浙江同鄉的吏部侍郎嘉興許竹垞（景澄）、與徐用儀為浙江同鄉的太常寺卿桐廬袁爽秋（昶）兩人因為直言，在鬧市之中被當眾處以極刑。
無論當時的清廷官場有沒有地方派別，就籍貫判斷，這幾個浙江人，在當時朝廷中身居高位，按照權謀論的推測，他們完全是可以成幫、成派的。因此，別人可以把他們看成是浙派；加害他們的人，也可以給他們扣上浙派的帽子來鬥爭。
這兩位浙江籍官員被處以極刑，這件事肯定對徐用儀的觸動非常大：一則，最明顯的是被處決者籍貫與徐用儀相同，都是浙江同鄉，就鄉誼上，他肯定會心裡難以接受；二則，被處決者和徐用儀一樣，也都是喜歡直言，他肯定也想到了此前自己在朝會上的直言極諫。看來，說真話並不是簡單的事，也不是容易的事，說真話是要用生命來負責的！
眼見同僚、同鄉、同直言的兩位大臣被朝廷處決，徐用儀已經感覺到了自己處境的危急。同時，因“義和團”焚燒教堂、攻擊外國使館的事情發酵，外華人已經集結軍隊，開始侵略了。雖然內外交迫，但是，徐用儀不是那貪生怕死的人。
在許景澄、袁昶被處死的第二天，也就是農曆七月初四，徐用儀給《安樂康平室隨筆》作者朱彭壽的父親寫了一封信。
徐用儀的信中談到，自己的兩個兒媳與幾個孫子，他已經派三兒子送回浙江原籍了；信中還問朱彭壽的父親，在形勢如此不穩的情況下，朱家的狀況如何？朱家做了什麼樣的安排？
這封書信結束之後，徐用儀又另提一行，其中寫到：
昨天發生的事情（許景澄、袁昶被斬事件），真是令人驚心動魄，這真可以說是千古不遇的奇冤啊！
朱彭壽的父親看完這封信，因為文後那一行另提的語句，用詞激烈，涉嫌議論朝廷、流露了對政事處置的個人意見，在時勢如此波詭雲譎的情況下，很可能會召來禍端。於是，朱彭壽的父親對書信做了處理，他小心翼翼地將另提的那一行字裁割下來，當即焚燒掉。
接下來，京師內城城門被全部封閉了起來，內外訊息完全隔絕。
當時，朱彭壽家就住在上斜街，也就在宣武門的邊上。
本年農曆七月十七日午後，城門忽然開啟。路人議論紛紛，說是今天又要出大差了。當時京城裡的人都把行刑稱為差使。所謂的大差，就是有人要被斬首示眾了。
這一天，老天含悲，小雨過後，天色稍稍放晴，但是，陰暗悽慘之氣充斥空氣之中。下午五點左右，義和團眾和清廷的步兵押著幾輛囚車、從城門蜂擁而出。
此前，因有浙江同鄉被朝廷處死的事情發生，朱彭壽很不放心，所以，這一天，城門一開，聽說又要行刑，朱彭壽就站在路邊觀看，但是，因為不敢靠近，押解人犯的人又很多，圍觀的人也不少，所以，朱彭壽不知道那囚車上押的是什麼人。
看了半天，也沒有結果。朱彭壽馬上派僕人前往行刑的菜市去打聽訊息。
一直等到傍晚，朱彭壽派去的僕人才回來報告菜市行刑的訊息。說是當日行刑的人分別是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楊立山）、內閣學士聯元。三人同時被處斬。
當時形勢混亂，傳發朝政文書和政治情報的新聞文抄——邸報已經停發多時了。所以，無法得知這三人獲罪的詳細情況。原本可以在邸報上所登載的朝廷諭旨中看到的、對處斬者開列的罪狀，這個時候，也無從獲知了。
自從朝廷有制度以來，按照通常的慣例，一般有人受刑時，家屬都會事先知道訊息，官方也容許家屬隨同前往，等行刑結束，家屬可以即時對受刑人裝棺入殮。
朱彭壽聽當日打探訊息的僕人回來講述行刑現場的情況說：立山、聯元兩家，在二人受刑之後，都有親友收屍，且入殮後已抬棺而去。
徐用儀被逮捕的同時，他的住家、官邸已經被拳匪洗劫搶掠一空，徐家的家人在拳匪打劫時，已經四散逃亡，不知行止所蹤。故而，徐用儀受刑時，並沒有家人、親友跟隨，當然，就沒有人料理後事了。
當日，三人受刑，兩人被親友收殮，可憐徐用儀一人，橫屍法場，無人收埋。
朱彭壽聽僕人講完刑場的情況之後，趕緊張羅徐用儀的後事。這不論在親戚關係上、同鄉之誼上，都是必須做的，這也是為人的道義。
受此極刑之後，受刑人都會身首異處。按照通行的處理方式，作為曾經在朝廷擔任要職的官員，他們在受刑之後，都先要把頭和身體縫合起來，才能收殮入棺。這種縫合的事情，一般人根本做不了，一般人也沒有那個膽子和勇氣去做。所以，縫合的事情，按照以往的規矩，都是劊子手操持的。但是，劊子手的縫合身首，並不是義務，而是要收費的。
這天下，古今一樣，沒有銀錢，根本就辦不了事。
這世間，內外同理，只要有錢，沒有辦不了的事。
當然，劊子手縫合所要的銀錢數量，也沒有常數。收多收少，全都是劊子手根據個人判斷，視受刑人的家庭情況、官爵地位而定。
當天，朱彭壽派人去詢問，徐用儀的身首縫合費用需要多少，劊子手也不客氣，竟然直接大開口，要了四百兩銀子。
這個時候，徐用儀的家人已不知去向，所以，銀子的事情，徐家是指望不上了。
此前，前門外街市被拳眾縱火焚燒之後，銀號、商房基本上全都歇業了，也沒法到這些地方去找主意。
事出緊急，倉促之間，四百兩銀子，這要從哪裡去借貸呢？這還真是讓朱彭壽頭疼、這還真讓他作難啊！
這個時候，是農曆七月中旬，正是可以熱死人的季節，也是東西容易腐敗變質的季節。徐用儀橫屍法場，身首異處，不趕緊處理，恐怕後面會難以收拾。
要劊子手縫合身首後，徐用儀才能入殮，可是，四百兩銀子又一時無法湊齊。實在沒有辦法，朱彭壽暫且派僕人買了幾個大冰塊過來，並把冰塊擺在徐用儀屍體的邊上，防止腐爛。
在處理的過程中，朱彭壽又安排僕人允諾劊子手，一定會湊錢，請他不要離開，幫忙看守屍體。還對劊子手說：已經派人去這家報信了，這家人得了訊息，一定會攜帶銀錢，前來收屍。
這個時候，有一江西某人前來探望，因當日事情繁雜、或者不便通問、或者寫此文時時日過去太久，所以，朱彭壽沒有明示那位江西某人的名姓。
這位江西某人來到刑場，說自己是徐用儀的親戚，得到訊息後，急忙趕過來探望。朱彭壽急著籌錢，留僕人在這裡，擔心守護的力量不夠，遇事沒法處理，他只好請求江西某人幫忙，與僕人一同照看徐用儀的遺體。
徐用儀等人被朝廷處決之後，大的形勢和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此前，天津已經失守，外國聯軍（後正式組建為八國聯軍）已經逼近大清王朝的首都。就在清廷處境如此窘迫的形勢下，清朝的提督董福祥率領的軍隊，還打著抵禦侵略的旗號，說是需要車輛支援戰爭，進行著搜刮民眾的事實侵擾。在這種內外交迫情況下，一般天還沒有黑，民眾都已經把家門嚴嚴實實地關閉起來了，路上，要見個人影，都十分困難。
在此艱難的景況下，湊錢，而且要湊一大筆錢，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
當天晚上，朱彭壽一家人坐立難安，彷徨無助，晚飯也沒吃，也沒人能夠睡得下去。這一時刻，親戚徐用儀的遺體還暴露在法場上，身首異處；周圍的形勢危殆，外國聯軍重兵壓境，頃刻之間，就可能攻破京城，也不知道下一刻，這一家人要如何活命？
好不容易，捱到清晨，天才露出那麼一絲亮光，朱彭壽就同自己的哥哥朱旭辰走訪了時為刑部司官的浙江同鄉嘉善錢幹臣（能訓），並且邀請錢能訓一起前往住在賈家衚衕的浙江同鄉、時為兵部陸軍長官的周鏡漁（儒臣）家中，商量徐用儀的身後事宜。周儒臣是徐用儀的女婿，徐用儀昨日被處死的事情，周儒臣還不知道。朱彭壽、旭辰兄弟，錢能訓等到周家時，周還沒有起床，眾人急忙把他叫起來。這個時候，徐用儀夫人的侄兒、身為縣令的查慕周（維楨）也趕到了周儒臣家。於是，大家一起商量如何料理徐用儀的後事。
——清人筆記中的庚子拳匪之亂剪影下篇
最後，由查維楨出面，向他的一位軍官好友告貸，借來了朱提銀四百兩。這四百兩朱提銀，是查維楨的軍官朋友新領的軍餉，總共有八枚，是每枚五十兩的大元寶。
銀錢有了著落之後，大家分頭購置棺木、壽衣、衾枕等物事。
另外，還派人一再叮囑劊子手不要走，讓他守在遺體的旁邊。同時，還不斷和劊子手商量，說是徐家已被洗劫一空，家人生死不明，音訊難覓，不知所在，現在，料理徐大人後事的都是些親戚朋友，希望劊子手慈悲憐念，能否將縫合身首的費用減少一些。
大家一直從天麻麻亮忙到了日頭近午，才把一切該預備的東西基本置辦齊備。這個時候，經過百般溝通，劊子手也答應降低收費，將縫合錢從四百兩減到了一百兩。
這一天，徐用儀家以前的一個婢女，聽說徐用儀被處斬，也和她的丈夫趕來刑場。這位婢女的丈夫，渾身打扮，和拳匪一模一樣。他過來問了相關情況後，說是：這個事情，如果由他經手處理的話，劊子手一定還會再讓價的。
這個時候，一則和劊子手最終的價格也講好了，再則大家看見婢女丈夫的拳匪打扮，內心可能也會有些複雜。於是，就對他說：事情已經處理好了，就不要再生出什麼別的事端來了。
聽大家這麼說，那位婢女的丈夫非常生氣地瞪大眼睛看著眾人，質問這事是誰管的，怎麼會成這個樣子？後經旁邊人的勸解，他才怨恨之中夾雜著失落，不情願地離開了。
哎，當時的情況十分艱險，眾人擔心，那個婢女的丈夫是拳匪中人，如果稍稍違揹他的意願的話，他都可能強加一些流言蜚語，把這些不相干的人全部抓捕到莊王的府中，也未可知啊！
為避免再生枝節，大家快速將徐用儀的遺體處理清楚，穿好入殮的衣服，鋪蓋好之後，入棺。裝棺之後，立刻派人將棺木送到浙江人的廣誼園停放。
沒有辦法，在徐用儀的管材從菜市刑場送到廣誼園的整個過程中，也就買了一點點紙錢，沿路焚燒了一下，就算是對亡靈的慰藉了。
嗚呼哀哉！
想想當日情景，真是悲慘啊！
想想當日情景，讓人不勝唏噓！
等到朱彭壽和大家一起處理完徐用儀的後事，回到家中的時候，恰巧徐用儀家看門的老僕人王某，奉了徐用儀太太查夫人的命，帶了徐用儀生前所用的衣服、頂戴，來到了朱彭壽家，說是預備給徐用儀入殮時用。
這個時候，徐用儀已經入殮封棺，棺木已移到了廣誼園，一切都來不及了！
等到李文忠公（鴻章）後來進入京師以後，他很關切此前發生的事情，還特意問到徐用儀、許景澄、袁昶三人後事的料理情況。當時，浙江同鄉烏程徐次舟（賡陛，後官至觀察使）在李文忠公的幕府當中，他對當時三位的後事處理非常清楚，向李文忠公詳細講述了處理過程的艱辛和始末。
李文忠公對此事非常重視，他還派徐次舟給了朱彭壽三百兩銀子，讓他用來對三位大人的棺槨進行後續處理。李文忠公之所以這樣做，主要還是因為有錯誤的傳言，說是三人後事料理倉促，許景澄的靈柩上甚至有漏洞。事實並非如此！
李文忠公還特意囑咐，交辦徐次舟的這些銀子，一定要交給三位大人的兒子：毓臣（徐公次子士鍾）、雪梅（許公子燮鈞）、仲默（袁公子允肅）等，讓他們一定要給靈柩加漆多次。
其實，徐用儀的靈柩，朱彭壽之前已經囑託江西某君，在料理後事的過程中，讓他隨時前往探視，並特意安排，已經加漆很多次了。
這一次祭奠，有清楚的賬目在冊，還存在朱彭壽處。
後來，徐用儀的二兒子毓臣等護送父親的靈柩返回浙江原籍安葬的時候，因為形勢已經基本緩和了，所以，這個時候，徐家才請了鼓樂，作為送喪回鄉的儀仗。這個鼓樂從京城開始，將靈柩送到了通州。到達通州之後，靈柩改用船隻運送到天津，然後，再從天津南返至浙江老家。
徐用儀靈柩準備南返故鄉時，出殯當天，又在虎坊橋東邊設了蓆棚，以供京中的舊僚、故知、親友等路祭。這一次，各國公使聞訊，也都前來弔唁
李文忠公還特地派副都統【清代駐紮於各地的“駐防八旗”之長官稱都統（滿語：固山額真），“掌鎮守險要、綏和軍民、均齊政刑、修舉武備”。在不設駐防將軍之處，如察哈爾，都統即為該地方的行政長官。在設有駐防將軍之處，一般設有專城副都統（滿語：梅勒章京），為正二品，受將軍節制。】蔭午樓（昌）在蓆棚之中招待國內外的官方人員。
這一次，圍觀徐用儀路祭的人很多，道路上都給擠滿了。朱彭壽聽見人群中有人大聲說到：
“按照今天的形勢看，這位徐大人應該不是真正的二毛子吧！”
所謂的二毛子，是當時京城裡的人對那些與洋人靠得很近，或者入了洋教的華人的稱呼。
由此可知，當時的社會輿論對於前此庚子拳匪之亂中被朝廷處決的幾位大臣的看法：人們大概都是認為，這些大臣就是所謂的“二毛子”吧！
是非不明，黑白顛倒，竟然到了這個地步，真是讓人覺得十分可恨，又讓人覺得非常地可笑啊！
三位大人的後事料理完畢，之前李文忠公差徐次舟交付的銀子，朱彭壽處還剩餘了幾十兩，他又將餘款交給了徐次舟，讓他繳還給李文忠公。
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徐用儀赴難時，已經七十五歲了。他一生為人小心謹慎，誰能想到，晚年竟遭受如此奇冤。
這要到哪裡去問天理呢？
但是，仔細想一想，徐用儀蒙難的事情，事先多少還是有些徵兆的。
不過，被殺之後不久，徐用儀的耿直中正、他對國家的滿腔忠誠，還是被認知，他的冤屈，也被昭雪了。
徐用儀死後，清遜帝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他被朝廷封贈的諡號為“忠愍”，這既是對他認可，也是莫大的容光與恩典。就此而言，徐用儀完全可以和明朝的沈煉（諡號忠愍）、楊繼盛（（諡號忠愍））媲美了！
他們雖然都受屈遇害而死，但是，他們的浩然正氣、烈烈英風常留天地之間，永垂於千古。
另外，需要補充的是，庚子拳匪之亂前，當時朝野人心惶惶，因預計戰事不遠，禍亂將近，清廷各部曹的官員，請假離開京城的人很多。
據說，有一天，清廷的相國徐桐忽然來到內閣，然後，開始一一點名。點名完畢，他還威脅大家說，如果此後還有人再請假出京，那麼，本部將採取嚴厲的制裁措施：誰請假，誰的資歷就清零；誰請假，誰的薪俸就拿掉。而且，徐桐講話的時候，聲色俱厲。
同樣，也是這個時候，在兵部任尚書的徐用儀就比較寬鬆。兵部人員，和往日一樣，可以按照制度請假，來去和平時沒有兩樣。他並沒有特異苛求下屬。因為他覺得，時事已經這樣了，京城已經亂到朝廷暗地裡縱容肆意縱火了，完全沒有必要強迫壓制下屬，讓他們提心吊膽地留在京城，不知道命在誰手、命在何方、命存幾時。
這些事，也不是傳言的。
這都是庚子之變當年的農曆六月，徐用儀到朱彭壽家去看望朱彭壽的父親時，親口說的。而那一次，朱彭壽就在旁邊。
同樣的事，就其處理態度和方法來看，人與人之間見識的明與暗，人與人之間氣量的廣與狹，真是相差太大了！
全文結束。
文中有很多地方，是我所不明瞭的。所以，我在文後做了一個長長的附記材料，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繼續閱讀！
附本文相關資料：
【朱彭壽】清穆宗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公元1950年，別名小汀，又作筱汀，號述庵，又號述叟、壽鑫齋主人，浙江海鹽人，金慧珠夫。清德宗光緒戊子（公元1888年）舉人；授內閣中書。清德宗光緒甲午（公元1894年），蒙恩以侍讀遇缺即補。清德宗光緒戊戌（公元1898年）進士，曾任職典禮院直學士、練兵處文案委員；官至陸軍部右丞、清遜帝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陸軍部左丞；北洋政府湖南長沙關監督、湖北宜昌關監督等。
應徐世昌之聘，總纂《清儒學案》；著有《舊典備徴》5卷、《國朝人物考略》32卷、《皇清記事五表》32卷、《古今人生日考》12卷、《三華人生卒年月表》2卷、《述庵詩草》6卷、《古近緘範》8卷、《壽鑫齋叢記》六種、《安樂康平室隨筆》6卷。
【軍機章京】俗稱“小軍機”，早期也稱為“司員”。最初，章京無一定額數，在內閣中書等官員中選調。清乾隆初，改由內閣、各部、理藩院等衙門調派。
自清仁宗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始，定軍機章京分滿、漢各兩班，每班8人，共32人。各班設領班、幫領班章京各1員，由軍機大臣於章京中選資深望重者擔任。
軍機章京的選任，據《樞恆紀略》卷七記載：
“漢軍機章京由內閣中書、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七品小京官由進士、舉人出身者兼充；滿軍機章京以內閣中書、六部、理藩院郎中、員外郎、主事、筆帖式兼充”。
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確定漢章京額缺為20人。
軍機章京是兼差，凡承旨入值軍機處的官員，仍為原衙門的實缺，並照例升轉。軍機章京一般為五、六品，領班章京為從三品或正四品。軍機章京按例不參加京察，其獎敘升轉由軍機大臣酌情保奏，平時每屆三年奏保，凡遇修補檔案，編修方略等事結束時，均照例特保，故章京的提升較快，當時人視之為升官的捷徑。
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十二月初十日，奏定變通軍機章京升補章程，定軍機章京為實缺，其領班章京秩視三品，幫領班章京秩視四品，以下各章京俱按原品實授。並規定了三年遞升一級的升補辦法。
軍機章京辦理軍機處的日常工作，處理文書，記注檔冊，撰擬文稿等。自乾隆時傅恆任領班軍機大臣始，軍機章京亦同時負撰擬諭旨之責；還參預軍機處新承辦案件之審理；跟隨軍機大臣或單獨奉派往各省查辦和處理政務。
【許景澄】生於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卒於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世稱許公，原名癸身，字竹筠，生於浙江嘉興，清同治年間進士。清德宗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開始外交生涯，曾被清政府任命為駐法、德、奧、荷4國公使。清德宗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改任駐俄、德、奧、荷4國公使。曾寫《外國師船表》，疏清廷，建議加強海防。清德宗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沙俄出兵侵佔中國新疆帕米爾地區，曾作為中方談判代表，據理駁斥沙俄侵略行徑，俄軍拒不撤退。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代表清政府與沙俄議定，在邊界未劃定前雙方軍隊維持現狀。
清德宗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兼工部左侍郎，併兼任中東鐵路公司督辦。中東鐵路由沙俄興建，公司設在哈爾濱。往來於彼得堡、哈爾濱之間，為簽訂協議奔波。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8月28日，參加了中東鐵路開工典禮。
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當時清政府利用“義和團”力量，並派出官兵同時攻打外國使館，對外宣戰。許景澄極力反對，上書慈禧太后有云：“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慈禧太后大為震怒，被慈禧定為“任意妄奏，語多離間”的罪名，於同年7月28日在北京處死，時年55歲。著有《許文肅公遺稿》、《許文肅公外集》、《出使函稿》。
【袁昶】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原名振蟾，字爽秋，一字重黎，號浙西村人，浙江桐廬人，清末大臣、學者。清德宗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進士，歷官戶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辦理外交事務，後任江寧布政使，遷光祿寺卿，官至太常寺卿。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直諫反對用“義和團”排外而被清廷處死，同一時期受刑的還有許景澄、徐用儀等人，史稱“庚子五大臣”。《辛丑條約》簽訂後，清廷為其平反，諡“忠節”。
袁昶也是同光體浙派詩人的代表。遺著有《漸西村人日記》等。清德宗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蕪湖人建“袁太常祠”於中江書院。汪畸撰《袁太常祠記》刻石傳世。
【楊立山】字豫甫，土默特氏，清朝大臣，庚子拳匪之亂中被禍五大臣之一，內務府蒙古正黃旗人。清德宗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以員外郎出監蘇州織造，歷四任乃得代。論修南苑工，賜二品服。累遷奉宸苑卿、總管內務府大臣、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戶部侍郎。清德宗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加太子少保。有人盜竊寧壽宮物，坐失察，鐫職留任。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擢戶部尚書，同年被殺。
【聯元】清宣宗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滿洲鑲紅旗人，崔佳氏，字仙蘅。清穆宗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累遷侍講。大考，左遷中允，再陟侍講。清德宗光緒八年（公元1822年）以京察，出任安徽太平府知府，後調安慶府。清德宗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以兩江總督曾國荃薦，署安徽安廬滁和道。次年（公元1895年），任廣東惠潮嘉道。汕頭為通商要衢，奸人倚仗英國領事生亂，聯元以法裁製，良善獲以全安。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擢升安徽按察使，入覲，改三品京堂，在總理衙門行走。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授太常寺卿，旋改為內閣學士，禮部侍郎銜。“義和團”運動興起，在朝廷御前大臣會議上，反對圍攻各國使館，與慈禧太后旨意相忤。不久，以“任意妄奏，語涉離間”罪名，與徐用儀、立山等同時被殺於北京。和議成，復原官，宣統間追諡文節。
【錢能訓】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內務總長，字幹丞，浙江嘉善人。，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進士，時年29歲。翌年，留館為翰林，散館後授編修，轉員外郎。先後任監察御史，廣西副主考，湖北、廣東鄉試主考官，廣西學政，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調任巡警部左參議，後任刑部主事、奉天右參贊、順天府尹、陝西布政使。清遜帝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以布政使護理陝西巡撫職，辛亥革命爆發，西安民眾響應，在西安大捕革命黨人。公元1911年10月22日民軍光復西安，與西安將軍出兵鎮壓，為民軍擊潰，自戕未遂，經革命軍醫治後出走潼關。北洋政府前期，憑藉與徐世昌等人的關係，多次出任政府要職。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10月任北洋政府內務次長、約法會議議員。翌年，徐世昌出任國務卿，襄助徐世昌處理政務。民國四年（公元1915年）1月，袁世凱授為中卿。後歷任禮制館副Quattroporte、平政院院長兼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張勳復辟時被任命為農工部左侍郎。曾任段祺瑞內閣內務總長。民國六年（公元1917年）12月任王士珍內閣內務總長。民國七年（公元1918年）10月徐世昌任北洋政府總統，段祺瑞辭總理職，自兼代國務總理；11月，經參眾兩院同意，任國務總理；12月20日起，任北京政府第13屆國務總理；是年，曾盡力促成南京政府與北洋政府議和；東北等地流行肺炎，批准建立國家傳染病防治處。翌年春，五四運動爆發，免去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局Quattroporte陸宗輿三人職務後，引咎辭國務總理職。此後，曾任督辦蘇浙太湖水利工程事宜，籌辦溥益糖業公司，組織中華懋業銀行。參與浙江18名士紳聯名呈請北洋政府減免田賦，經核准，嘉興六縣減賦，尤以嘉善最多，減免糧米達30601石。民國九年（公元1920年）8月，應聘為外交部顧問。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夏，與熊希齡等發起組織華盛頓會議中國後援會，任主席，主張山東應無條件歸還中國等。民國十三年（公元1924年）6月5日病卒於北京寓所；是年7月，移柩嘉善，葬在今惠民鄉小橋村卞家橋錢氏故塋，徐世昌賦詩哀悼，並撰寫了墓誌銘。
1986年，其墓經嘉善縣人民政府撥款重修，定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徐賡陛】字次舟，浙江省烏程縣人，附貢出身，清德宗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九月，任陸豐知縣，清德宗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四月離任。在任期間，著有關陸豐史料的文章67篇。留有《不謙齋漫存》一書。
【廕昌】清文宗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民國十七年（公元1928年），字五樓，後改字午樓，滿洲正白旗人，姓氏不詳，清末民初軍事政治人物，清末陸軍大臣。早年畢業於同文館。後留學德國，習陸軍。歸國後歷任武備堂總辦、出使德國大臣、江北提督、陸軍部侍郎、尚書等職。武昌起義時，奉命率軍赴武漢鎮壓，屢敗。民國成立後，曾被袁世凱任命為總統府高等顧問、侍從武官長、參政院參政和參謀總長等職。袁世凱死後，廕昌在北洋政府仍任高職。民國十七年（公元1928年）病逝，終年69歲。
【沈煉】明武宗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字純甫，號青霞，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明世宗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進士，除溧陽知縣。因事左遷為錦衣衛經歷，其長官陸炳與嚴嵩友好。為人剛直，嫉惡如仇，每飲酒輒箕踞笑傲。以“十罪疏”彈劾嚴嵩，被處以杖刑，謫居保安州為民。貶謫塞外，仍以詈罵嚴嵩父子為樂，嚴嵩得知大怒。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嚴世蕃遣巡按御史路楷與宣大總督楊順設計，謀害沈煉，恰逢白蓮教徒眾閻浩等人被捕，招供多名教眾，沈煉的名字被陰謀列入，終因被誣為謀反而被殺，兩子同時遇害。明穆宗隆慶（公元1567年～公元1572年）初年，朝廷下詔，褒獎敢於言事者，特追贈沈煉光祿寺少卿，任用一子為官。明熹宗天啟（公元1621年～公元1627年）初年，追諡忠愍。天下士人推崇其德，將他的作品彙編成《青霞集》。《明史》有傳。
【楊繼盛】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著名諫臣，字仲芳，號椒山，直隸容城（今河北容城縣北河照村）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登進士第，初任南京吏部主事，師從南京吏部尚書韓邦奇學習律呂。後官兵部員外郎。因上疏彈劾仇鸞開馬市之議，被貶為狄道典史。後被起用為諸城知縣，遷南京戶部主事、刑部員外郎，調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上疏力劾嚴嵩“五奸十大罪”，遭誣陷下獄。在獄中備經拷打，於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遇害，年四十。明穆宗即位後，以楊繼盛為直諫諸臣之首，追贈太常少卿，諡號“忠愍”，世稱“楊忠愍”。後人以其故宅改廟以奉，尊為城隍。有《楊忠愍文集》。
【徐桐】清仁宗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戶部尚書徐澤醇之子，清朝大臣，理學家，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字豫如，號蔭軒，漢軍正藍旗人，道光進士。清文宗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以前任翰林院檢討，實錄館協修等職。清同治帝登位後為其師傅。清穆宗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以後，先後任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職。思想守舊，嫉惡西學。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戊戌政變後，因攻擊新黨，得慈禧信任。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支援慈禧力舉立溥儁為大阿哥(即皇儲)，廢光緒帝，遂被任命為溥儁的師傅。“義和團”運動興起後，主張藉助“義和團”排外，支援慈禧太后對外宣戰。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後，自縊身亡。著有《治平寶鑑》。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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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筆記中的庚子拳匪之亂剪影上篇
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是中國農曆的庚子年，也是鼠年。
此時，清王朝治下的中國，社會大背景可以簡要概括如下：
一、西方列強正積極劃分他們在中國的勢力範圍；
二、因為外華人傳教的後遺症爆發，中國華北地區頻繁發生教案；
三、天災不斷出現，民眾的生活非常艱難；
四、清王朝的宮廷權力鬥爭被內外交困的局面所激化。
這一年的春季，直隸成千上萬習練義和拳、後來被清政府賦予“義和團”的農民動用私刑，屠殺了大量信教的群眾，縱火燒燬了教堂和信教徒眾的房屋。這一年的六月，清慈禧太后允許“義和團”進駐北京。“義和團”又先於清軍進攻了外國在天津的租界，最終引發了八國聯軍的入侵。這一事件，在清人的記載中，多稱之為“庚子拳匪之亂”。
庚子拳匪之亂的過程中，發生了徐用儀等多位大臣被清廷誅殺的的事件。關於此事，清人朱彭壽在他所撰著的筆記——《安樂康平室隨筆》卷四中，有詳細的記載。
讀到這一段筆記的時候，歷史事件引發思潮翻滾，同時，也有良多的感觸。於是，我就想著，可以根據筆記原文，把這件事寫出來，讓大家看看當時的各種社會狀況，看看真實的歷史場景，也看看親歷事件者對時事的態度。
至於各位讀者看完本篇之後，會生髮出什麼樣的情感與思緒來，也只能各人隨緣了。
庚子拳匪之亂的時候，《安樂康平室隨筆》的作者、清人朱彭壽的同鄉徐用儀，因為在朝廷任職的過程中，意見與當權派相左，得罪了權力至尊與皇親貴胄，所以，在這一場變亂之中，他竟然被極刑處死。說來，真是可悲可嘆！
既然本文是在講徐用儀遇害的始末，那麼，有必要先來介紹一下徐用儀其人。
徐用儀，生於清宣宗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10月22日），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8月11日）被清廷處斬，終年75歲。字吉甫，號筱雲，浙江海鹽人，晚清名臣。
清文宗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舉人。
清穆宗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為軍機章京，次年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清德宗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為太僕寺少卿，遷大理寺卿，曾上《整頓圜法疏》，提出整頓錢法的建議，並奉旨議行。清德宗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任軍機大臣；本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和李鴻章、孫毓汶等相結納，為主和派代表，與主戰派的翁同龢等人相牴觸，被彈劾為“朋比誤國”，而退出軍機處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奉命再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並任會典館副Quattroporte。後擢升兵部尚書。因與主張利用“義和團”排外的愛新覺羅·載漪等人意見相悖，招致清慈禧太后等人更大的忌恨。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與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一起，被處斬於北京菜市口。這三人與先前被殺的袁昶、許景澄一起，合稱“庚子被禍五大臣”。
辛丑條約簽訂後，清德宗光緒帝下詔為其平反。
清遜帝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追諡忠愍，厚葬於澉浦邵灣（今浙江省海鹽縣六里鄉）。浙江人為他設立祠堂於西湖，與許景澄、袁昶並稱“三忠”。
曾纂成《海鹽縣誌》刊行，另著有《竹隱廬詩存》等。
徐用儀的生平概況介紹完畢。
繼續庚子拳匪之亂中徐用儀的遭際。
徐用儀被清廷處斬，當日的情景，為《安樂康平室隨筆》的作者清人朱彭壽親眼所見。
因為與徐用儀有鄉人之誼，有親戚之緣，所以，徐用儀罹難之日，他身後事的料理和處置，也是朱彭壽主要參與並親手操辦。
但是，當日的情景，並非朱彭壽當時所記。
等到朱彭壽記述徐用儀遇難這件事情的時候，已經是十多年之後了。有一天，朱彭壽夜坐江樓之上，不知因為何事，觸動了對往昔的記憶，庚子拳匪之亂時發生的一切，又浮上了朱彭壽的心頭。回首前塵，對朱彭壽而言，真是如煙霧、似夢境一般。朱彭壽稍稍穩定了一下思緒，緩緩整理了一下思路，輕輕拿起筆，懷著複雜的心情，將當年所親歷的一切，記述了下來。
前文已稍有提及，徐用儀與朱彭壽不僅僅是浙江海鹽的同鄉，他們在親戚關係上還有中表之親緣。
徐用儀的母親是朱彭壽的父親的堂姐。
這裡，還需要詳細解釋一下：
徐用儀的母親與朱彭壽的父親是同一個曾祖父。從曾祖父算起，徐用儀的母親與朱彭壽的父親是第四代的堂姐弟。
（在我們家鄉，聽我的父親說，以前，人們比較重視家族，所以，五服以內，都算是近親，關係都是比較密切的。所謂五服，我後來讀書才略知，在中國的禮儀之中，五服是根據親緣關係的疏密，對孝服禮儀的定義和規範。當日，我問父親關於五服的概念，父親的解釋是：同一高祖父開始、曾祖父、祖父、父親以至兒子，總共五代人，算是在五服之內。）
從稱呼上來說，朱彭壽要叫徐用儀的母親為姑母。從關係上來說，徐用儀的母親是朱彭壽的再從[zòng]姑母。
所以，徐用儀與朱彭壽為姑表兄弟，只是血緣關係上稍遠一些。
徐用儀是由舉人任清廷刑部主事的。之後，他又考取了軍機章京，後經推薦拔擢，升任至兵部尚書（即所謂的大司馬一職），並加封太子少保（虛銜，以示恩寵）之銜。
徐用儀居官四十多年（從其公元1859年34歲中舉至公元1900年75歲被殺，前後計42年），完全做到了戮力奉公，恪盡職守。
徐用儀一向行事恭謹、恭敬。徐用儀的為官之道，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一定要在三個字上下功夫，這三個字分別是：清、慎、勤。“清、慎、勤”三字，既是徐用儀為官的原則，也是他自我惕厲的準則。
官事之外，在待人接物、人事關係上，徐用儀性格和善，脾氣耿直，他嚴守官場的規則，所以，雖然身居高位，徐用儀的家裡從來沒有閒雜人等出現，徐用儀的門前也沒有各類交通徇情的車馬停留。
庚子拳匪之亂前，徐用儀擔任清廷的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相當於政府的外交首長）。在此任上，處理相關外交事務，與外華人交涉時，只要是遇到對清廷不公平的待遇、遇到有傷國家大體的事項，徐用儀都一定會據理力爭、持續交涉、往復辯駁，他從來都不會因為外華人的勢力和氣焰而有所屈服，他也不曾被外華人的威脅所嚇倒。甚至在情況危急的時候，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朝廷的體面，徐用儀還曾拍案而起，和外華人極力爭辯。
因為有親戚關係，並且相交甚篤，徐用儀曾經把自己在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任上發生過的幾件與外華人交涉的真實事體，一件一件地詳細講給朱彭壽聽過。徐用儀在講述的過程中，即便是對往事的回放、儘管事情過去已有時日，他仍然會憤憤不已、心緒難平。這些事情，在朱彭壽聽來，也是感慨萬千、深深敬佩。從當事人對這些事情的講述中，朱彭壽也親切感受到，當時以及後來社會上那些不明就裡的人的傳言，是多麼地不靠譜！局外人都說，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人，在處理與外國相關的事務時，除了一昧的退讓順從外，別無作為。其實，這實在是有些誇張，大多數都不過是道聽途說、未曾思索、輕信所聞的結果。
農曆戊戌年【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之後，徐用儀再次奉清廷之命，以兵部尚書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再次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職，對徐用儀而言，已經是駕輕就熟了。所以，這個時候，總理衙門裡的各項事務，他完全能夠自如應對、遊刃有餘了。
農曆庚子年【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的春季和夏季，靠近京城的那些不肖之徒，聚眾習練拳法。那些習練拳法的人受到蠱惑，自稱聯絡這種拳法之後，就會有神助。他們在宣傳鼓吹的煽動下，非常堅定的認為：這種神助的拳術非常厲害，可以躲避槍炮的襲擊，有槍不入的奇異功能。這種拳術活動在各處遍地開花式地習練以及對這種拳術神乎其神的各種傳播，一下子就鬧得沸沸揚揚，突然間就變得聲勢十分浩大。
當然，這個時候，清王朝雖然開放不足、人們的思想還未脫離迷信，但是，對於所謂的習練拳法可以躲避槍炮、可以刀槍不入的傳言，很多有頭腦的人還是完全不相信的。
習練拳術風行之後，清王朝的那些個昏聵無知、剛愎自用的親王、大臣，那些個一直以來對外華人深深仇視的官員，聽到拳術習練的傳聞之後，心中非常高興。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覺得，如果把這些個可以躲避槍炮、可以刀槍不入的亂民組織起來，利用這股子民間勢力，讓他們去對付外華人，不但可以抵禦外華人的予取予求，可能的話，還可以洗刷以前外華人給朝廷造成的屈辱。同時，這也可以為他們的政治意圖服務和利用，如果事情有成，完全可以藉此對政見不同者、權力爭鬥者以鬥爭和打擊。
這一撥希望利用習練拳術者抵禦外敵的清朝官員，在徵得朝廷實際掌權者點頭同意之後，他們就把那些習練拳術的徒眾徵召進了京城裡面，對他們大加褒獎，給予他們優厚待遇。為了名正言順，在徵得朝廷許可後，還給那些習練拳術的團體一個褒揚性質的稱號——“義和團”。
“義和團”是一個以迷信拳術為主要支柱的鬆散組織，其人員構成相當複雜。這樣的特徵，決定了其活動的盲目性和不可控性。義和團雖然也有他們自己行事的旗號，但是，在組織鬆散、人員混雜的情況下，旗號只是遮人耳目的標籤，旗號下面的人心是不統一、是各懷心思的、是四分五裂的。因此，“義和團”前期雖被清廷正名賜號，在他們生出許多禍端之後，便又被清廷被打成了十惡不赦的亂民、匪眾。這既是很多受蠱惑的單純民眾的悲哀，當然，這也可以看出當權者無恥、無義、兇殘的本質。
本年農曆五月中旬，“義和團”在京城的大柵欄一帶肆意縱火。這一場大火燃燒起來之後，因沒法控制，以致於延燒了街面上的很多店鋪，受災害的店鋪數量有好幾百家之多。那些無辜的店家，沒有招誰、沒有惹誰，平白遭了這人為的災殃。因為“義和團”背後有朝廷的支援，他們有人多勢眾，所以，那些無辜被焚燒了店鋪的民眾，哭告無門，只能默默忍痛。
縱火焚燒大柵欄一帶的時候，“義和團”還處於清廷的保護之下。所以，如此嚴重縱火案件，本該查明事情原委，追究相關人士的法律責任。可是，對於此案，朝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無事人一般。大柵欄縱火兇案發生之後，清廷並沒有任何的懲治措施，也沒有逮辦任何一人。
“義和團”大柵欄縱火案發生之後，清廷不聞不問的結果，就是大大助漲了“義和團”徒眾的囂張氣焰。自此以後，他們自以為可以凌駕於清廷的法令之上，所以，對於清廷的命官，他們也完全視作土人木偶，待之形同無物一般。“義和團”開始呼號召集他們的同黨徒眾，光天化日之下，攜帶兵器利刃，在大街上橫行無忌，多有胡作非為之事上演。
接下來，“義和團”開始大規模焚燒搗毀教堂，開始圍攻各國駐清廷的使館。
焚燬教堂、圍攻使館的事情發聲之後，作為兵部尚書的徐用儀坐不住了。
徐用儀的著急，主要原因之一，還是因為他對外交事務的熟稔。徐用儀深知，就其時清廷的狀況，依實力而言，外華人聯合起來的力量，與清廷對比，他們還是有很大優勢的。如果“義和團”挑釁釀禍，導致戰端一開，這肯定對大清的江山不利、對朝廷有傷。另外，作為一名清楚瞭解時事、清醒認知社會的開明官員，徐用儀對“義和團”的行事作為也深懷憂慮。他認為，“義和團”眾之中，有很多混混、無賴，這些人，基本上屬於匪徒一列，這是“義和團”人員構成讓人擔心的地方；另外，那些所謂的能夠躲避槍炮、可以刀槍不入的假話，根本就是胡說八道、根本不能相信，這是“義和團”真實實力讓人懷疑的地方。
在清廷朝會時，徐用儀正直，他根本沒有考慮實際掌權者的意圖，他就事論事，真實地表達了自己對時事的擔憂，誠懇地說明“義和團”無法無天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並且，對於利用“義和團”焚燒教堂、攻擊外國使館的事情，徐用儀也完全持反對態度。這期間，前前後後，多次朝會，徐用儀都始終如一，堅決地堅持著自己的看法。
——清人筆記中的庚子拳匪之亂剪影中篇
前文已提及，那個時候，因為內部權力鬥爭的需要，清廷的實質掌權派人物傾向於重用“義和團”，並且，他們希望藉助“義和團”的力量，達到自己的政治意圖。
每次朝會，徐用儀的陳說都與當權派背離，這就使得當權派要推行他們的意志時，受到了牽絆和阻礙。因此，當權派對徐用儀及與徐用儀意見一致的人都非常不滿，並且懷恨在心，他們視徐用儀等人為眼中釘、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後快。
這裡，您或許會說，既然是當權派，那麼，直接下手就好了，哪裡用得著那麼麻煩啊？
其實不然！
政治是各種派別的角力場，當權派雖然手握實權，但是，他們也必須顧及其他派別的感受，也要考慮社會的觀感，也要避免輿論的壓力。
當然，中國歷史上，也不乏無恥到什麼都不顧的當權派。就歷史長河總體而言，無恥到什麼都不顧的當權派還算是少數。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並不會赤裸裸地蠻幹。因為，政治在很多時候是必須要耍手腕的，政治在很多時候是必須要表演的……
不能野蠻處置，那麼，肯定就不可以野蠻行事！
於是，當權派及其爪牙尋找各種機會，羅織各種罪名，對徐用儀加以陷害。他們在外面散佈謠言，說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中的官員，通常和外華人交流往來很多，這些人，肯定都是受了外華人的好處，所以，他們害怕外華人，處處袒護外華人，時時為外華人講話，說白了，這些人全都是漢奸。他們還說，這些人，留著終是禍害，一定要把他們殺掉，才能對得起天下人。
當權派所指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中的官員”，當然是以徐用儀為代表的，不用說，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更何況，這個時候，徐用儀還是兵部尚書，佔著個非常重要的大位子。
本年農曆七月初三，與徐用儀為浙江同鄉的吏部侍郎嘉興許竹垞（景澄）、與徐用儀為浙江同鄉的太常寺卿桐廬袁爽秋（昶）兩人因為直言，在鬧市之中被當眾處以極刑。
無論當時的清廷官場有沒有地方派別，就籍貫判斷，這幾個浙江人，在當時朝廷中身居高位，按照權謀論的推測，他們完全是可以成幫、成派的。因此，別人可以把他們看成是浙派；加害他們的人，也可以給他們扣上浙派的帽子來鬥爭。
這兩位浙江籍官員被處以極刑，這件事肯定對徐用儀的觸動非常大：一則，最明顯的是被處決者籍貫與徐用儀相同，都是浙江同鄉，就鄉誼上，他肯定會心裡難以接受；二則，被處決者和徐用儀一樣，也都是喜歡直言，他肯定也想到了此前自己在朝會上的直言極諫。看來，說真話並不是簡單的事，也不是容易的事，說真話是要用生命來負責的！
眼見同僚、同鄉、同直言的兩位大臣被朝廷處決，徐用儀已經感覺到了自己處境的危急。同時，因“義和團”焚燒教堂、攻擊外國使館的事情發酵，外華人已經集結軍隊，開始侵略了。雖然內外交迫，但是，徐用儀不是那貪生怕死的人。
在許景澄、袁昶被處死的第二天，也就是農曆七月初四，徐用儀給《安樂康平室隨筆》作者朱彭壽的父親寫了一封信。
徐用儀的信中談到，自己的兩個兒媳與幾個孫子，他已經派三兒子送回浙江原籍了；信中還問朱彭壽的父親，在形勢如此不穩的情況下，朱家的狀況如何？朱家做了什麼樣的安排？
這封書信結束之後，徐用儀又另提一行，其中寫到：
昨天發生的事情（許景澄、袁昶被斬事件），真是令人驚心動魄，這真可以說是千古不遇的奇冤啊！
朱彭壽的父親看完這封信，因為文後那一行另提的語句，用詞激烈，涉嫌議論朝廷、流露了對政事處置的個人意見，在時勢如此波詭雲譎的情況下，很可能會召來禍端。於是，朱彭壽的父親對書信做了處理，他小心翼翼地將另提的那一行字裁割下來，當即焚燒掉。
接下來，京師內城城門被全部封閉了起來，內外訊息完全隔絕。
當時，朱彭壽家就住在上斜街，也就在宣武門的邊上。
本年農曆七月十七日午後，城門忽然開啟。路人議論紛紛，說是今天又要出大差了。當時京城裡的人都把行刑稱為差使。所謂的大差，就是有人要被斬首示眾了。
這一天，老天含悲，小雨過後，天色稍稍放晴，但是，陰暗悽慘之氣充斥空氣之中。下午五點左右，義和團眾和清廷的步兵押著幾輛囚車、從城門蜂擁而出。
此前，因有浙江同鄉被朝廷處死的事情發生，朱彭壽很不放心，所以，這一天，城門一開，聽說又要行刑，朱彭壽就站在路邊觀看，但是，因為不敢靠近，押解人犯的人又很多，圍觀的人也不少，所以，朱彭壽不知道那囚車上押的是什麼人。
看了半天，也沒有結果。朱彭壽馬上派僕人前往行刑的菜市去打聽訊息。
一直等到傍晚，朱彭壽派去的僕人才回來報告菜市行刑的訊息。說是當日行刑的人分別是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楊立山）、內閣學士聯元。三人同時被處斬。
當時形勢混亂，傳發朝政文書和政治情報的新聞文抄——邸報已經停發多時了。所以，無法得知這三人獲罪的詳細情況。原本可以在邸報上所登載的朝廷諭旨中看到的、對處斬者開列的罪狀，這個時候，也無從獲知了。
自從朝廷有制度以來，按照通常的慣例，一般有人受刑時，家屬都會事先知道訊息，官方也容許家屬隨同前往，等行刑結束，家屬可以即時對受刑人裝棺入殮。
朱彭壽聽當日打探訊息的僕人回來講述行刑現場的情況說：立山、聯元兩家，在二人受刑之後，都有親友收屍，且入殮後已抬棺而去。
徐用儀被逮捕的同時，他的住家、官邸已經被拳匪洗劫搶掠一空，徐家的家人在拳匪打劫時，已經四散逃亡，不知行止所蹤。故而，徐用儀受刑時，並沒有家人、親友跟隨，當然，就沒有人料理後事了。
當日，三人受刑，兩人被親友收殮，可憐徐用儀一人，橫屍法場，無人收埋。
朱彭壽聽僕人講完刑場的情況之後，趕緊張羅徐用儀的後事。這不論在親戚關係上、同鄉之誼上，都是必須做的，這也是為人的道義。
受此極刑之後，受刑人都會身首異處。按照通行的處理方式，作為曾經在朝廷擔任要職的官員，他們在受刑之後，都先要把頭和身體縫合起來，才能收殮入棺。這種縫合的事情，一般人根本做不了，一般人也沒有那個膽子和勇氣去做。所以，縫合的事情，按照以往的規矩，都是劊子手操持的。但是，劊子手的縫合身首，並不是義務，而是要收費的。
這天下，古今一樣，沒有銀錢，根本就辦不了事。
這世間，內外同理，只要有錢，沒有辦不了的事。
當然，劊子手縫合所要的銀錢數量，也沒有常數。收多收少，全都是劊子手根據個人判斷，視受刑人的家庭情況、官爵地位而定。
當天，朱彭壽派人去詢問，徐用儀的身首縫合費用需要多少，劊子手也不客氣，竟然直接大開口，要了四百兩銀子。
這個時候，徐用儀的家人已不知去向，所以，銀子的事情，徐家是指望不上了。
此前，前門外街市被拳眾縱火焚燒之後，銀號、商房基本上全都歇業了，也沒法到這些地方去找主意。
事出緊急，倉促之間，四百兩銀子，這要從哪裡去借貸呢？這還真是讓朱彭壽頭疼、這還真讓他作難啊！
這個時候，是農曆七月中旬，正是可以熱死人的季節，也是東西容易腐敗變質的季節。徐用儀橫屍法場，身首異處，不趕緊處理，恐怕後面會難以收拾。
要劊子手縫合身首後，徐用儀才能入殮，可是，四百兩銀子又一時無法湊齊。實在沒有辦法，朱彭壽暫且派僕人買了幾個大冰塊過來，並把冰塊擺在徐用儀屍體的邊上，防止腐爛。
在處理的過程中，朱彭壽又安排僕人允諾劊子手，一定會湊錢，請他不要離開，幫忙看守屍體。還對劊子手說：已經派人去這家報信了，這家人得了訊息，一定會攜帶銀錢，前來收屍。
這個時候，有一江西某人前來探望，因當日事情繁雜、或者不便通問、或者寫此文時時日過去太久，所以，朱彭壽沒有明示那位江西某人的名姓。
這位江西某人來到刑場，說自己是徐用儀的親戚，得到訊息後，急忙趕過來探望。朱彭壽急著籌錢，留僕人在這裡，擔心守護的力量不夠，遇事沒法處理，他只好請求江西某人幫忙，與僕人一同照看徐用儀的遺體。
徐用儀等人被朝廷處決之後，大的形勢和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此前，天津已經失守，外國聯軍（後正式組建為八國聯軍）已經逼近大清王朝的首都。就在清廷處境如此窘迫的形勢下，清朝的提督董福祥率領的軍隊，還打著抵禦侵略的旗號，說是需要車輛支援戰爭，進行著搜刮民眾的事實侵擾。在這種內外交迫情況下，一般天還沒有黑，民眾都已經把家門嚴嚴實實地關閉起來了，路上，要見個人影，都十分困難。
在此艱難的景況下，湊錢，而且要湊一大筆錢，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
當天晚上，朱彭壽一家人坐立難安，彷徨無助，晚飯也沒吃，也沒人能夠睡得下去。這一時刻，親戚徐用儀的遺體還暴露在法場上，身首異處；周圍的形勢危殆，外國聯軍重兵壓境，頃刻之間，就可能攻破京城，也不知道下一刻，這一家人要如何活命？
好不容易，捱到清晨，天才露出那麼一絲亮光，朱彭壽就同自己的哥哥朱旭辰走訪了時為刑部司官的浙江同鄉嘉善錢幹臣（能訓），並且邀請錢能訓一起前往住在賈家衚衕的浙江同鄉、時為兵部陸軍長官的周鏡漁（儒臣）家中，商量徐用儀的身後事宜。周儒臣是徐用儀的女婿，徐用儀昨日被處死的事情，周儒臣還不知道。朱彭壽、旭辰兄弟，錢能訓等到周家時，周還沒有起床，眾人急忙把他叫起來。這個時候，徐用儀夫人的侄兒、身為縣令的查慕周（維楨）也趕到了周儒臣家。於是，大家一起商量如何料理徐用儀的後事。
——清人筆記中的庚子拳匪之亂剪影下篇
最後，由查維楨出面，向他的一位軍官好友告貸，借來了朱提銀四百兩。這四百兩朱提銀，是查維楨的軍官朋友新領的軍餉，總共有八枚，是每枚五十兩的大元寶。
銀錢有了著落之後，大家分頭購置棺木、壽衣、衾枕等物事。
另外，還派人一再叮囑劊子手不要走，讓他守在遺體的旁邊。同時，還不斷和劊子手商量，說是徐家已被洗劫一空，家人生死不明，音訊難覓，不知所在，現在，料理徐大人後事的都是些親戚朋友，希望劊子手慈悲憐念，能否將縫合身首的費用減少一些。
大家一直從天麻麻亮忙到了日頭近午，才把一切該預備的東西基本置辦齊備。這個時候，經過百般溝通，劊子手也答應降低收費，將縫合錢從四百兩減到了一百兩。
這一天，徐用儀家以前的一個婢女，聽說徐用儀被處斬，也和她的丈夫趕來刑場。這位婢女的丈夫，渾身打扮，和拳匪一模一樣。他過來問了相關情況後，說是：這個事情，如果由他經手處理的話，劊子手一定還會再讓價的。
這個時候，一則和劊子手最終的價格也講好了，再則大家看見婢女丈夫的拳匪打扮，內心可能也會有些複雜。於是，就對他說：事情已經處理好了，就不要再生出什麼別的事端來了。
聽大家這麼說，那位婢女的丈夫非常生氣地瞪大眼睛看著眾人，質問這事是誰管的，怎麼會成這個樣子？後經旁邊人的勸解，他才怨恨之中夾雜著失落，不情願地離開了。
哎，當時的情況十分艱險，眾人擔心，那個婢女的丈夫是拳匪中人，如果稍稍違揹他的意願的話，他都可能強加一些流言蜚語，把這些不相干的人全部抓捕到莊王的府中，也未可知啊！
為避免再生枝節，大家快速將徐用儀的遺體處理清楚，穿好入殮的衣服，鋪蓋好之後，入棺。裝棺之後，立刻派人將棺木送到浙江人的廣誼園停放。
沒有辦法，在徐用儀的管材從菜市刑場送到廣誼園的整個過程中，也就買了一點點紙錢，沿路焚燒了一下，就算是對亡靈的慰藉了。
嗚呼哀哉！
想想當日情景，真是悲慘啊！
想想當日情景，讓人不勝唏噓！
等到朱彭壽和大家一起處理完徐用儀的後事，回到家中的時候，恰巧徐用儀家看門的老僕人王某，奉了徐用儀太太查夫人的命，帶了徐用儀生前所用的衣服、頂戴，來到了朱彭壽家，說是預備給徐用儀入殮時用。
這個時候，徐用儀已經入殮封棺，棺木已移到了廣誼園，一切都來不及了！
等到李文忠公（鴻章）後來進入京師以後，他很關切此前發生的事情，還特意問到徐用儀、許景澄、袁昶三人後事的料理情況。當時，浙江同鄉烏程徐次舟（賡陛，後官至觀察使）在李文忠公的幕府當中，他對當時三位的後事處理非常清楚，向李文忠公詳細講述了處理過程的艱辛和始末。
李文忠公對此事非常重視，他還派徐次舟給了朱彭壽三百兩銀子，讓他用來對三位大人的棺槨進行後續處理。李文忠公之所以這樣做，主要還是因為有錯誤的傳言，說是三人後事料理倉促，許景澄的靈柩上甚至有漏洞。事實並非如此！
李文忠公還特意囑咐，交辦徐次舟的這些銀子，一定要交給三位大人的兒子：毓臣（徐公次子士鍾）、雪梅（許公子燮鈞）、仲默（袁公子允肅）等，讓他們一定要給靈柩加漆多次。
其實，徐用儀的靈柩，朱彭壽之前已經囑託江西某君，在料理後事的過程中，讓他隨時前往探視，並特意安排，已經加漆很多次了。
這一次祭奠，有清楚的賬目在冊，還存在朱彭壽處。
後來，徐用儀的二兒子毓臣等護送父親的靈柩返回浙江原籍安葬的時候，因為形勢已經基本緩和了，所以，這個時候，徐家才請了鼓樂，作為送喪回鄉的儀仗。這個鼓樂從京城開始，將靈柩送到了通州。到達通州之後，靈柩改用船隻運送到天津，然後，再從天津南返至浙江老家。
徐用儀靈柩準備南返故鄉時，出殯當天，又在虎坊橋東邊設了蓆棚，以供京中的舊僚、故知、親友等路祭。這一次，各國公使聞訊，也都前來弔唁
李文忠公還特地派副都統【清代駐紮於各地的“駐防八旗”之長官稱都統（滿語：固山額真），“掌鎮守險要、綏和軍民、均齊政刑、修舉武備”。在不設駐防將軍之處，如察哈爾，都統即為該地方的行政長官。在設有駐防將軍之處，一般設有專城副都統（滿語：梅勒章京），為正二品，受將軍節制。】蔭午樓（昌）在蓆棚之中招待國內外的官方人員。
這一次，圍觀徐用儀路祭的人很多，道路上都給擠滿了。朱彭壽聽見人群中有人大聲說到：
“按照今天的形勢看，這位徐大人應該不是真正的二毛子吧！”
所謂的二毛子，是當時京城裡的人對那些與洋人靠得很近，或者入了洋教的華人的稱呼。
由此可知，當時的社會輿論對於前此庚子拳匪之亂中被朝廷處決的幾位大臣的看法：人們大概都是認為，這些大臣就是所謂的“二毛子”吧！
嗚呼哀哉！
是非不明，黑白顛倒，竟然到了這個地步，真是讓人覺得十分可恨，又讓人覺得非常地可笑啊！
三位大人的後事料理完畢，之前李文忠公差徐次舟交付的銀子，朱彭壽處還剩餘了幾十兩，他又將餘款交給了徐次舟，讓他繳還給李文忠公。
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嗚呼哀哉！
徐用儀赴難時，已經七十五歲了。他一生為人小心謹慎，誰能想到，晚年竟遭受如此奇冤。
這要到哪裡去問天理呢？
但是，仔細想一想，徐用儀蒙難的事情，事先多少還是有些徵兆的。
不過，被殺之後不久，徐用儀的耿直中正、他對國家的滿腔忠誠，還是被認知，他的冤屈，也被昭雪了。
徐用儀死後，清遜帝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他被朝廷封贈的諡號為“忠愍”，這既是對他認可，也是莫大的容光與恩典。就此而言，徐用儀完全可以和明朝的沈煉（諡號忠愍）、楊繼盛（（諡號忠愍））媲美了！
他們雖然都受屈遇害而死，但是，他們的浩然正氣、烈烈英風常留天地之間，永垂於千古。
另外，需要補充的是，庚子拳匪之亂前，當時朝野人心惶惶，因預計戰事不遠，禍亂將近，清廷各部曹的官員，請假離開京城的人很多。
據說，有一天，清廷的相國徐桐忽然來到內閣，然後，開始一一點名。點名完畢，他還威脅大家說，如果此後還有人再請假出京，那麼，本部將採取嚴厲的制裁措施：誰請假，誰的資歷就清零；誰請假，誰的薪俸就拿掉。而且，徐桐講話的時候，聲色俱厲。
同樣，也是這個時候，在兵部任尚書的徐用儀就比較寬鬆。兵部人員，和往日一樣，可以按照制度請假，來去和平時沒有兩樣。他並沒有特異苛求下屬。因為他覺得，時事已經這樣了，京城已經亂到朝廷暗地裡縱容肆意縱火了，完全沒有必要強迫壓制下屬，讓他們提心吊膽地留在京城，不知道命在誰手、命在何方、命存幾時。
這些事，也不是傳言的。
這都是庚子之變當年的農曆六月，徐用儀到朱彭壽家去看望朱彭壽的父親時，親口說的。而那一次，朱彭壽就在旁邊。
同樣的事，就其處理態度和方法來看，人與人之間見識的明與暗，人與人之間氣量的廣與狹，真是相差太大了！
全文結束。
文中有很多地方，是我所不明瞭的。所以，我在文後做了一個長長的附記材料，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繼續閱讀！
附本文相關資料：
【朱彭壽】清穆宗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公元1950年，別名小汀，又作筱汀，號述庵，又號述叟、壽鑫齋主人，浙江海鹽人，金慧珠夫。清德宗光緒戊子（公元1888年）舉人；授內閣中書。清德宗光緒甲午（公元1894年），蒙恩以侍讀遇缺即補。清德宗光緒戊戌（公元1898年）進士，曾任職典禮院直學士、練兵處文案委員；官至陸軍部右丞、清遜帝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陸軍部左丞；北洋政府湖南長沙關監督、湖北宜昌關監督等。
應徐世昌之聘，總纂《清儒學案》；著有《舊典備徴》5卷、《國朝人物考略》32卷、《皇清記事五表》32卷、《古今人生日考》12卷、《三華人生卒年月表》2卷、《述庵詩草》6卷、《古近緘範》8卷、《壽鑫齋叢記》六種、《安樂康平室隨筆》6卷。
【軍機章京】俗稱“小軍機”，早期也稱為“司員”。最初，章京無一定額數，在內閣中書等官員中選調。清乾隆初，改由內閣、各部、理藩院等衙門調派。
自清仁宗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始，定軍機章京分滿、漢各兩班，每班8人，共32人。各班設領班、幫領班章京各1員，由軍機大臣於章京中選資深望重者擔任。
軍機章京的選任，據《樞恆紀略》卷七記載：
“漢軍機章京由內閣中書、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七品小京官由進士、舉人出身者兼充；滿軍機章京以內閣中書、六部、理藩院郎中、員外郎、主事、筆帖式兼充”。
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確定漢章京額缺為20人。
軍機章京是兼差，凡承旨入值軍機處的官員，仍為原衙門的實缺，並照例升轉。軍機章京一般為五、六品，領班章京為從三品或正四品。軍機章京按例不參加京察，其獎敘升轉由軍機大臣酌情保奏，平時每屆三年奏保，凡遇修補檔案，編修方略等事結束時，均照例特保，故章京的提升較快，當時人視之為升官的捷徑。
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十二月初十日，奏定變通軍機章京升補章程，定軍機章京為實缺，其領班章京秩視三品，幫領班章京秩視四品，以下各章京俱按原品實授。並規定了三年遞升一級的升補辦法。
軍機章京辦理軍機處的日常工作，處理文書，記注檔冊，撰擬文稿等。自乾隆時傅恆任領班軍機大臣始，軍機章京亦同時負撰擬諭旨之責；還參預軍機處新承辦案件之審理；跟隨軍機大臣或單獨奉派往各省查辦和處理政務。
【許景澄】生於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卒於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世稱許公，原名癸身，字竹筠，生於浙江嘉興，清同治年間進士。清德宗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開始外交生涯，曾被清政府任命為駐法、德、奧、荷4國公使。清德宗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改任駐俄、德、奧、荷4國公使。曾寫《外國師船表》，疏清廷，建議加強海防。清德宗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沙俄出兵侵佔中國新疆帕米爾地區，曾作為中方談判代表，據理駁斥沙俄侵略行徑，俄軍拒不撤退。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代表清政府與沙俄議定，在邊界未劃定前雙方軍隊維持現狀。
清德宗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兼工部左侍郎，併兼任中東鐵路公司督辦。中東鐵路由沙俄興建，公司設在哈爾濱。往來於彼得堡、哈爾濱之間，為簽訂協議奔波。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8月28日，參加了中東鐵路開工典禮。
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當時清政府利用“義和團”力量，並派出官兵同時攻打外國使館，對外宣戰。許景澄極力反對，上書慈禧太后有云：“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慈禧太后大為震怒，被慈禧定為“任意妄奏，語多離間”的罪名，於同年7月28日在北京處死，時年55歲。著有《許文肅公遺稿》、《許文肅公外集》、《出使函稿》。
【袁昶】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原名振蟾，字爽秋，一字重黎，號浙西村人，浙江桐廬人，清末大臣、學者。清德宗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進士，歷官戶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辦理外交事務，後任江寧布政使，遷光祿寺卿，官至太常寺卿。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直諫反對用“義和團”排外而被清廷處死，同一時期受刑的還有許景澄、徐用儀等人，史稱“庚子五大臣”。《辛丑條約》簽訂後，清廷為其平反，諡“忠節”。
袁昶也是同光體浙派詩人的代表。遺著有《漸西村人日記》等。清德宗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蕪湖人建“袁太常祠”於中江書院。汪畸撰《袁太常祠記》刻石傳世。
【楊立山】字豫甫，土默特氏，清朝大臣，庚子拳匪之亂中被禍五大臣之一，內務府蒙古正黃旗人。清德宗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以員外郎出監蘇州織造，歷四任乃得代。論修南苑工，賜二品服。累遷奉宸苑卿、總管內務府大臣、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戶部侍郎。清德宗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加太子少保。有人盜竊寧壽宮物，坐失察，鐫職留任。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擢戶部尚書，同年被殺。
【聯元】清宣宗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滿洲鑲紅旗人，崔佳氏，字仙蘅。清穆宗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累遷侍講。大考，左遷中允，再陟侍講。清德宗光緒八年（公元1822年）以京察，出任安徽太平府知府，後調安慶府。清德宗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以兩江總督曾國荃薦，署安徽安廬滁和道。次年（公元1895年），任廣東惠潮嘉道。汕頭為通商要衢，奸人倚仗英國領事生亂，聯元以法裁製，良善獲以全安。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擢升安徽按察使，入覲，改三品京堂，在總理衙門行走。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授太常寺卿，旋改為內閣學士，禮部侍郎銜。“義和團”運動興起，在朝廷御前大臣會議上，反對圍攻各國使館，與慈禧太后旨意相忤。不久，以“任意妄奏，語涉離間”罪名，與徐用儀、立山等同時被殺於北京。和議成，復原官，宣統間追諡文節。
【錢能訓】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內務總長，字幹丞，浙江嘉善人。，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進士，時年29歲。翌年，留館為翰林，散館後授編修，轉員外郎。先後任監察御史，廣西副主考，湖北、廣東鄉試主考官，廣西學政，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調任巡警部左參議，後任刑部主事、奉天右參贊、順天府尹、陝西布政使。清遜帝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以布政使護理陝西巡撫職，辛亥革命爆發，西安民眾響應，在西安大捕革命黨人。公元1911年10月22日民軍光復西安，與西安將軍出兵鎮壓，為民軍擊潰，自戕未遂，經革命軍醫治後出走潼關。北洋政府前期，憑藉與徐世昌等人的關係，多次出任政府要職。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10月任北洋政府內務次長、約法會議議員。翌年，徐世昌出任國務卿，襄助徐世昌處理政務。民國四年（公元1915年）1月，袁世凱授為中卿。後歷任禮制館副Quattroporte、平政院院長兼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張勳復辟時被任命為農工部左侍郎。曾任段祺瑞內閣內務總長。民國六年（公元1917年）12月任王士珍內閣內務總長。民國七年（公元1918年）10月徐世昌任北洋政府總統，段祺瑞辭總理職，自兼代國務總理；11月，經參眾兩院同意，任國務總理；12月20日起，任北京政府第13屆國務總理；是年，曾盡力促成南京政府與北洋政府議和；東北等地流行肺炎，批准建立國家傳染病防治處。翌年春，五四運動爆發，免去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局Quattroporte陸宗輿三人職務後，引咎辭國務總理職。此後，曾任督辦蘇浙太湖水利工程事宜，籌辦溥益糖業公司，組織中華懋業銀行。參與浙江18名士紳聯名呈請北洋政府減免田賦，經核准，嘉興六縣減賦，尤以嘉善最多，減免糧米達30601石。民國九年（公元1920年）8月，應聘為外交部顧問。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夏，與熊希齡等發起組織華盛頓會議中國後援會，任主席，主張山東應無條件歸還中國等。民國十三年（公元1924年）6月5日病卒於北京寓所；是年7月，移柩嘉善，葬在今惠民鄉小橋村卞家橋錢氏故塋，徐世昌賦詩哀悼，並撰寫了墓誌銘。
1986年，其墓經嘉善縣人民政府撥款重修，定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徐賡陛】字次舟，浙江省烏程縣人，附貢出身，清德宗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九月，任陸豐知縣，清德宗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四月離任。在任期間，著有關陸豐史料的文章67篇。留有《不謙齋漫存》一書。
【廕昌】清文宗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民國十七年（公元1928年），字五樓，後改字午樓，滿洲正白旗人，姓氏不詳，清末民初軍事政治人物，清末陸軍大臣。早年畢業於同文館。後留學德國，習陸軍。歸國後歷任武備堂總辦、出使德國大臣、江北提督、陸軍部侍郎、尚書等職。武昌起義時，奉命率軍赴武漢鎮壓，屢敗。民國成立後，曾被袁世凱任命為總統府高等顧問、侍從武官長、參政院參政和參謀總長等職。袁世凱死後，廕昌在北洋政府仍任高職。民國十七年（公元1928年）病逝，終年69歲。
【沈煉】明武宗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字純甫，號青霞，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明世宗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進士，除溧陽知縣。因事左遷為錦衣衛經歷，其長官陸炳與嚴嵩友好。為人剛直，嫉惡如仇，每飲酒輒箕踞笑傲。以“十罪疏”彈劾嚴嵩，被處以杖刑，謫居保安州為民。貶謫塞外，仍以詈罵嚴嵩父子為樂，嚴嵩得知大怒。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嚴世蕃遣巡按御史路楷與宣大總督楊順設計，謀害沈煉，恰逢白蓮教徒眾閻浩等人被捕，招供多名教眾，沈煉的名字被陰謀列入，終因被誣為謀反而被殺，兩子同時遇害。明穆宗隆慶（公元1567年～公元1572年）初年，朝廷下詔，褒獎敢於言事者，特追贈沈煉光祿寺少卿，任用一子為官。明熹宗天啟（公元1621年～公元1627年）初年，追諡忠愍。天下士人推崇其德，將他的作品彙編成《青霞集》。《明史》有傳。
【楊繼盛】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著名諫臣，字仲芳，號椒山，直隸容城（今河北容城縣北河照村）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登進士第，初任南京吏部主事，師從南京吏部尚書韓邦奇學習律呂。後官兵部員外郎。因上疏彈劾仇鸞開馬市之議，被貶為狄道典史。後被起用為諸城知縣，遷南京戶部主事、刑部員外郎，調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上疏力劾嚴嵩“五奸十大罪”，遭誣陷下獄。在獄中備經拷打，於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遇害，年四十。明穆宗即位後，以楊繼盛為直諫諸臣之首，追贈太常少卿，諡號“忠愍”，世稱“楊忠愍”。後人以其故宅改廟以奉，尊為城隍。有《楊忠愍文集》。
【徐桐】清仁宗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戶部尚書徐澤醇之子，清朝大臣，理學家，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字豫如，號蔭軒，漢軍正藍旗人，道光進士。清文宗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以前任翰林院檢討，實錄館協修等職。清同治帝登位後為其師傅。清穆宗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以後，先後任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職。思想守舊，嫉惡西學。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戊戌政變後，因攻擊新黨，得慈禧信任。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支援慈禧力舉立溥儁為大阿哥(即皇儲)，廢光緒帝，遂被任命為溥儁的師傅。“義和團”運動興起後，主張藉助“義和團”排外，支援慈禧太后對外宣戰。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後，自縊身亡。著有《治平寶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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