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龍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中日千年歷史上的首次戰爭在白江口（今南韓錦江入海口）打響：在這場戰爭中唐軍面對兵力幾乎四倍於己的日軍四戰皆捷，焚燒倭國戰船四百艘。此時的日軍還沒後世的所謂武士道精神，戰敗後的日軍兵將通通跪伏於泥淖之中，聽憑唐軍與新羅軍發落。這應該是中日曆次戰爭中日軍最大規模的投降，也是歷次中日戰爭中贏得最為乾淨利落的一仗——之後無論是萬曆援朝戰爭、甲午戰爭，還是抗日戰爭，無論最終誰贏了，對雙方而言都是打得異常艱苦，而在白江口之戰中劉仁軌作為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第一位抗日將領徹底完勝日軍，之後800餘年日本再不敢窺視中華。

白江口之戰的確是把日本方面打服了、打怕了——其中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白江口之戰後日本遣唐使的頻率、規模和影響力甚至更勝戰前：公元630年日本向大唐帝國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前他們已派出三次遣隋使。白江口之戰後的第七至第十次遣唐使（669~733年）的規模一般為四條船、五六百人，這一資料大約是戰前的兩三倍。在兩國的使者隊伍中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群體——唐日“混血兒”：在兩百多年的交往中日本人在唐結婚生子和唐人在日本結婚生子的現象並不是什麼稀奇之事——公元734年作為第十次遣唐使的護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樂家袁晉卿、皇甫東朝及其女兒皇甫升女後來都留居日本，他們的“混血”後代一直熱衷傳播大唐文化。公元717年（開元五年）日本第九批遣唐使入唐，日後成為李白好友的晁衡（當時還叫日語名字阿倍仲麻呂）就在這批遣唐使中。天寶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鑑真大師在經歷五次東渡失敗的經歷後率弟子40餘人從揚州（今瓜洲鎮入江口處）出發第六次啟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薩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兒島大字秋月浦）登岸，經太宰府、大阪等地，於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歡迎。此時鑑真大師已然雙目失明，可還是經過不懈努力開創了日本佛教的南山律宗。第九批遣唐使歸國後的718年（日本養老二年）大和朝廷進一步完善舊律令，形成《養老律令》。

公元894年是中日關係史乃至整個東亞朝貢冊封體系的轉折之年——這年八月日本朝廷任命菅原道真為遣唐大使，準備組織第20次遣唐使。然而這支使團尚未出發就半途而廢，緊接著日本朝廷更是宣佈從此終止近三百年來一直延續的向中華隋唐帝國派遣朝貢使節的既定國策。要說清日本停止遣唐使的原因就得先了解日本當初派遣使節的原因。縱觀兩千餘年的中日關係史中日本遣使來華無非兩個目的：其一中華帝國的強大令日本感覺到威脅時日本就會主動遣使來華；其二借中華帝國之威名壓服周邊的新羅、百濟等國以及日本國內不服朝廷管束的部族。日本最早通使中國是在漢光武帝時期——當時日本列島上的倭奴國和鄰國狗奴國爆發衝突，於是想借漢帝國的名號壓狗奴國一頭。倭國對漢帝國的朝貢因黃巾起義而中斷，曹魏建國後日本列島上的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才再次遣使朝貢並接受魏明帝冊封的“親魏倭王”稱號。在經過三國和五胡亂華的混亂時代後日本不再前來朝貢，這主要是因為這一時期的中原大地皇帝輪流做、城頭變幻大王旗，沒哪個政權能對日本構成威脅，另一方面日本就算想抱中原王朝的大腿以壓服鄰國和部族也不知道該抱誰。直到5世紀初北魏和南朝宋分別統一了北中國和南中國，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區域性統一，於是相繼有五代倭王先後遣使朝貢，而日本使團無一例外朝貢的是南朝。隋朝完成南北統一後又用兵北韓半島，這令日本感覺有必要和這個新興的強大帝國保持良好的關係，然而聖德太子領導下的日本朝廷卻向當時的隋煬帝楊廣遞交了一份寫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的國書，很明顯聖德太子將日本置於和大隋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也是在這一時期日本朝廷的最高統治者的稱號由大王改稱天皇（事實上在此之前的日本歷代天皇都是後世追封），這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事——按東亞傳統的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只有中國天子才可以自稱皇帝，周邊藩屬國只能稱王，而不能稱皇稱帝，由大王改稱天皇標誌著日本實際自此時起就以遊離於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之外了。

大唐帝國取代隋王朝後日本持續派出遣唐使，不斷學習先進的大唐文明。尤其是在白江口之戰被只有自己四分之一兵力的唐軍所敗後日本連續派出第五次和第六次遣唐使，其實這兩次遣唐使的主要目的就兩點：其一因為白江口戰敗而向大唐請降；其二打探唐朝的動靜虛實以證實唐朝是否會乘勝進攻日本本土。當日本知道唐朝並無遠征日本之意後就開啟了進一步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改革，恰恰因為白江口之敗反而令日本更加謙虛地學習大唐文明。與此同時國力蒸蒸日上的大唐帝國也希望打造萬國來朝的盛世景象，所以要求日本必須每15~20年左右遣使來唐一次。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叛亂持續了8年，本來在此期間日本應該按和大唐的約定派出一次遣唐使，可日本的小算盤是：日後中原大地究竟姓李或是姓安都是未知數，自己這時遣使萬一拜錯了廟門......於是日本在外交和軍事上開始了新動作：早在713年唐朝在東北地區設立渤海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和大唐其他羈縻州府一樣是冊封當地部族首領而實現羈縻統治的，實際上渤海都督府同時又是接受大唐冊封的渤海郡國，這是一個具有半獨立性的國中之國。渤海郡國從727年起曾多次遣使日本，日本一開始的應對比較冷淡，安史之亂後日本開始積極和渤海展開互動外交：759年日本甚至計劃與渤海南北夾擊新羅。不過日本在國書中以上國自居，稱渤海為孤懸海外的彈丸小國——日本天皇應該是把地圖拿倒了：究竟誰孤懸海外呀？

862年日本真如親王隨唐朝商人張支信的商船來唐併到達長安。按大約20年左右朝貢大唐一次的慣例而言：此時的日本也到了該遣使入貢之時了，唐朝方面就真如親王一行當成是日本朝廷官方委派的朝貢使節。然而這次日本玩了一個小花招：這次日本並未以官方名義派出正式使團，而是由真如親王帶著自己的隨從乘坐唐朝來日貿易的商船前往大唐，可真如親王畢竟是日本皇族，因此也可以將真如親王之行視為朝貢。日本方面之所以安排這樣一次曖昧不清的派遣可謂一石二鳥：對唐朝方面將其解釋為朝貢以搪塞唐朝；留下轉圜的餘地——在適當的時機拒不承認這是一次朝貢行為，以滿足日本日益膨脹的民族自信。唐朝方面並不瞭解日本這些小心思，在唐朝方面的邏輯認識中這就是一次朝貢行為，那麼按慣例到880年前後就該準備新的遣唐使派遣工作了，但876年前後唐朝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起義波及大半個中國，到880年前後東都洛陽和西都長安都成了戰場，一向善於投機取巧的日本像安史之亂時一樣選擇暫時觀望。與此同時日本國內打算和東亞傳統的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冊封體系徹底決裂的意向也越來越清晰，於是自真如親王來唐後三十年左右大唐朝廷與州府再沒見日本使節來華“朝貢”，唐朝廷和管理相關事務的地方官不是傻子、瞎子，自然注意到了這點，但因忙於鎮壓國內的農民起義而無暇顧及此事。

大約在892~894年隨著起義的日漸平息時任溫州刺史的朱褒派人送信到日本要求日方遣使朝貢。在接連遭受安史之亂和農民起義的打擊後唐朝出現了嚴重的藩鎮割據現象：朱誕、朱褒兄弟利用這樣的時機割據溫州，成為一方土皇帝。長期割據溫州的朱氏家族對朝廷有很大的建議權和影響力，朱褒之所以會關注中日交通這一問題原因主要有二：其一營造敦促外國來朝的盛景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威望；其二朱褒治下的溫州是唐日貿易的重要港口，而口岸貿易抽解所得是州府財政的主要來源之一。儘管此時的大唐王朝已然行將就木，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打日本還是不成問題的。雖然朱褒不是唐朝皇帝，但畢竟也是一方實力派，是能對大唐朝廷施加影響的，這令日本方面不敢輕視朱褒的來信。所以收到朱褒來信的日本朝廷當即決定組織第20次遣唐使，然而被任命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卻明確加以反對。菅原道真的反對理由是大唐凋敝——這其實是菅原道真冠冕堂皇用來反對出使的理由，其實他還打著自己的小算盤：隨著大唐帝國的凋敝，對遣唐使的招待也大不如前，自己冒著生命危險跨洋越海，結果卻一無所獲，這樣的傻事怎能幹？最奇葩的是菅原道真在給天皇的回覆中居然特意寫道：國之大事不獨為身——此乃為國家大事考慮，不只是為了我菅原道真個人的身家性命，這倒真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菅原道真的反對固然有他自己的小算盤，不過日本朝廷最終採納他的意見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隨著大唐帝國的日漸凋敝，日本自覺可以向大唐學習的地方越來越少。而兩國之間發達的民間貿易完全能滿足日本對“唐物”的需求，已不再需要透過朝貢貿易來獲得。與此同時原本就對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冊封體系始終沒打心裡認同的日本在經過長期效法大唐的改革後民族自尊心乃至自大心理日益膨脹——894年前後正是日本由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唐風文化向將大唐文明本土化的國風文化轉型時期，這時的日本具有越來越強的本位意識，於是決心脫離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傳統的朝貢冊封體系。

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13年後的907年大唐帝國被朱溫篡奪，朱溫開創了梁朝（由於此前已有以“梁”為國號的王朝，所以史稱後梁），此後後梁與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前後更替，戰亂不休。自安史之亂以來形成的藩鎮割據現象延續了下來：朱溫篡唐後各割據政權趁機先後取得獨立地位，在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朝之外，又先後湧現出前蜀、後蜀、楚、荊南、吳、南唐、吳越、閔、南漢、北漢十個割據政權，後世稱這段歷史為五代十國。大唐滅亡後的50年間東亞朝貢冊封體系中的渤海、新羅也相繼滅亡，這令日本感覺自己一國獨大，不免沾沾自喜起來。與此同時在大唐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各個割據政權一心逐鹿中原，無暇顧及海外邦交，只有割據江浙一帶的吳越國才有這方面的自信和需要——吳越一方面和其他割據政權之間合縱連橫，另一方面遣使海外列國。同光中（923~926）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這標誌著吳越實際上已是一個獨立王國。與此同時錢鏐“加封爵於新羅、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冊焉”。這段《舊五代史》中記載的“海中夷落”自然是包括日本的，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錢鏐並不安於割據一方的現狀，他還想一統中華並進而恢復華夷秩序。從這段記載也能看出：儘管大唐帝國滅亡了，儘管中華大地四分五裂了，但在這些割據政權眼中依然視日本為島夷。

935年吳越王錢元瓘曾派遣商人蔣承勳出使日本並辛辛苦苦帶著若干只綿羊。已經閉關鎖國的日本朝廷不僅沒遣使回訪，而且在朱雀天皇承平六年（936）由左大臣藤原忠平出面給吳越王寫了一封要求與吳越國平等交往的書信。953年蔣承勳又以吳越王錢弘俶的使者身份帶著信件和絲綢、粗絹等貴重禮物前來日本。日本朝廷由右大臣藤原朝臣師輔出面讓蔣承勳給吳越王帶去這樣一封回信：蔣承勳來，投傳花札，蒼波萬里，素意一封，重以嘉惠，歡惕集懷。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錦絝珍貨，奈國憲何，然而志緒或織叢竹之色，德磐或引沈檀之燻，受之則雖忘玉條，辭之恐謂嫌蘭契，強以容納，蓋只感君子親仁之義也。今抽微情，聊寄答信......這封信相比以往更進一步了：以往只是要求和吳越國作為平起平坐的主體交往，至此則更進一步——已不願和割據一方的吳越國平起平坐了，反而自視上國，只是看吳越國獻上的錦絝珍貨還算稱心才勉強與之交往。日本學者木宮泰彥就認為：吳越王的書信並非贈日本朝廷，而是贈日本國領班大臣——屬於大臣之間的私交，而非兩國國交：蓋吳越國僅保一隅之地，僭稱王號，故不得不謙讓而執此態度。日本答書也就不用朝廷之名義——儘管事實上有國際之交涉，形式上仍執私交之體裁。當時的日本政府對海外的態度頗為消極——不想主動尋求交際，只是作出因他人請求而不得已應之的態度。

當中華大唐帝國覆滅，五代相繼交替之際日本也進入了多事之秋：日本皇室在歷史上曾有相當漫長一段時間是不和臣民之女聯姻的，這造成皇室堂兄妹乃至親兄妹之間世代亂倫。隨著遣唐使不斷向日本傳播中華大唐文明，這種野蠻風俗日益受到詬病。而日本皇室想出的解決應對之道居然是和國內最大的貴族世家世代通婚，儘管用今天的醫學觀念看：這屬於表兄妹通婚，不過在那個年代已經算是很大的進步了，要知道即使在中國上個世紀80年代在一些邊遠山區依然存在姑表結親的現象。事實上當時的日本天皇誰也沒考慮到表兄妹通婚對後代基因的影響，他們所操心是另一件事——世代聯姻意味著歷代天皇的舅舅、外公出自同一家族。那麼這是怎樣一個家族呢？這個家族姓藤原。藤原家族不僅世代與皇室聯姻，更是長期把持朝政——天皇年幼藤原家就為攝政，天皇成年後就為關白成為定製，日本歷史上稱這種政治模式為攝關政治。一時間天皇廢立、國政大事無不出自藤原家，地方領主也紛紛寄進。藤原家被世人直接稱呼為攝關家。攝關對天皇來說等於將政權拱手相讓，天皇自然不甘心此種局面，於是天皇發明了院政與之抗衡：院政始於白河天皇時期——白河天皇在位13年，他於1086年主動退位，傳位給太子崛河天皇，新天皇當時只有8歲，白河天皇退位後就出家為僧，成為法皇。法皇以太上皇的身份設立院廳繼續執政——白河天皇此舉實際上是皇室和寺院僧侶勢力結盟對抗以藤原家為首的世家貴族。由法皇親自輔佐新天皇也避免了藤原家利用天皇年幼之機專擅朝政。此後鳥羽和後白河天皇也仿效此舉，於是日本政壇出現了攝關和院政博弈的局面。這一時期日本國內攝關和院政的競爭也折射到此時的中日關係中：從10世紀開始日本的國風文化興起，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以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制自豪，視東亞大陸上的改朝換代為亂象。然而“萬世一系”的日本皇族此時正在其國內被藤原家的攝關政治日益架空，當然天皇是不甘心自己的權力被人分割的——除了發明院政來和藤原家在國內朝政上鬥爭外，在外交上皇族特別重視維護日本的上國形象以顯示強硬態度，並希望藉助這種強硬姿態贏得那些對藤原家不滿的世家貴族的尊重，以結成反對藤原家攝關政治的聯盟。

公元960年正月當春節的喜慶尚未散去時當時的後周朝廷就收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訊息：北漢和遼國聯軍南犯，就在前一年後周的世宗皇帝柴榮剛剛駕崩，年幼的恭帝柴宗訓繼位不足一年，還無法親理朝政。太后和輔政宰相商量後匆匆派出禁軍前去抗敵，當軍隊行進至距離京師二十里外的陳橋驛時突然發生譁變：軍士們給他們的統領——當時的後周禁軍殿前都點檢趙匡胤披上了黃袍，隨即大軍掉頭返回京師。在這場不流血的政變後趙匡胤在沒殺害後周柴家一人的基礎上開創了屬於他自己的大宋王朝。成為一國之君後的趙匡胤透過先後兩次“杯酒釋兵權”罷去禁軍將領及地方藩鎮的兵權，解決了自唐朝中葉以來地方節度使擁兵自擅的局面，也從而避免了他的大宋王朝成為繼五代之後第六個短命王朝。穩定了內部後趙匡胤又依據宰相趙普的“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策略致力於統一全國，先後滅亡荊南、武平、後蜀、南漢及南唐等南方割據政權，完成了全國大部的統一。開寶九年（976年）宋太祖趙匡胤駕崩，其弟趙光義繼位。趙光義即位後使用政治壓力迫使吳越王錢俶和割據漳、泉二州的陳洪進於太平興國三年（978年）納土歸附。至此五代十國中的南方割據政權被宋朝悉數統一，只剩山西太原一帶的受遼國庇護的北漢還沒被宋朝削平。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正月趙光義先派大將潘美等揮師北上，圍攻北漢都城太原，趙光義於二月率軍親征，宋軍擊退遼國援兵，滅亡北漢，終於結束了自唐末黃巢之亂以來近九十年藩鎮割據混戰的局面，再次形式上一統全國。兵不血刃迫降吳越，又成功滅亡了有遼國保護的北漢，這令趙光義自信心爆棚——他希望在自己手中重新恢復漢唐時期的華夷秩序，於是就在滅北漢的當年五月趙光義不顧眾臣反對，趁伐取北漢之勢從太原出發北伐遼國。北伐初期一度收復河北易州和涿州。趙光義下令圍攻燕京，宋軍與遼人在高粱河畔展開激戰。趙光義親臨戰場，結果受傷中箭，乘驢車倉惶撤離，北伐失敗。高粱河之敗標誌著宋朝試圖恢復傳統的華夷秩序的努力歸於失敗，此後東亞地區傳統的中原王朝一家獨大的朝貢冊封體系被多極爭雄的格局取代：契丹人建立的遼帝國佔據著戰略要地——燕雲十六州；西北的定難軍節度使表現出強烈的獨立傾向，日後這個割據政權從宋朝正式獨立出去建立了西夏國；太平興國六年（981年）宋軍在征討交趾的白藤江之戰中先勝後敗，統一交趾的計劃最終成為泡影，此後交趾由中原王朝管轄的郡縣演變成後來的越南；孤懸海外的島國日本正努力打造自己的國風文化，強烈的本位意識使其一再拒絕宋朝對其遣使入貢的要求。唯一令趙光義感覺安慰的是：太平興國四年正月丁亥命太子中允張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麗，敦促高麗前來朝貢宋朝。這是趙光義的遣使入貢要求得到的唯一回應，還是因為此時高麗和遼國關係緊張，所以才打算聯合宋朝制衡遼國，不然和宋朝隔著遼國的偌大疆域的高麗才沒閒工夫搭理趙光義。

這就令宋王朝異常尷尬了：畢竟這個王朝統一傳統意義上的中原漢地，統一之後的宋朝很自然地繼承了中華正統王朝的華夷秩序理念，構建以宋朝為中心的同心圓式的新的冊封朝貢體系。然而作為中國有史以來最文弱的王朝卻不得不面對理想和現實的巨大落差，面對這種落差宋朝皇帝想出的對策是“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這本是中華帝國數千年來處理中外關係的傳統策略，然而過去的王朝大力弘揚自己的文德背後是有武功支撐的，偏偏宋朝天生武略不足，因而不得不採取以經濟文化手段來構建以宋朝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太平興國六年（981）十月丙戌“雜取歷代醫方同加研校”，次年十月癸卯《乾元歷》成。整個大宋王朝瀰漫著一番盛世修典崇文的景象。宋朝大體統一了中原漢地不僅大大促進了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貿易發展，也為發展文化事業，進而促進國內不同地區文化的交流和繁榮提供了條件。隨著宋朝和平接收吳越、武力剿滅北漢，南北兩大佛教聖地——天台山河五臺山已處於宋王朝的控制之下，同一時期一直遊離於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朝貢冊封體系的日本的天台山、五臺山信仰正越來越強烈。乾德三年（965）遊歷五天竺18年的滄州僧人道圓歸國並偕于闐使者共赴京師陛見，此舉大大激發了宋太祖開展文化外交的宗教熱情——966年他模仿唐太宗遣玄奘西天取經的做法（此乃民間誤傳，其實玄奘西行一開始未獲唐太宗批准）選僧人行勤等157人赴天竺求法，每人賜錢三萬。這次大規模的官費留學活動是宋太祖對外“修文德以來之”的羈縻做法且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開寶年間（968~975）就有印度高僧法天等來宋，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3）更有印度高僧天息災（又名法賢）、施護相繼攜帶大批梵文經籍和佛舍利來華。太平興國八年（983年）日本僧人奝然來華，受到比遣唐使更高的禮遇。《宋史》雲：“太宗召見奝然，存撫之甚，厚賜紫衣。於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嘆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宇縣分裂，梁、週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

開國之初的宋朝也曾極力希望恢復傳統的華夷秩序，在敗於遼國之手後宋廷依然沒放棄這一打算，於是屢屢遣使高麗、日本等海外諸國。與此同時自認為以全面吸收大唐文明的日本形成了越來越強烈的本位意識：此時的日本甚至以小中華自居，希望構建以自己為核心的朝貢冊封體系以代替歷史上傳統的以中國為核心的華夷秩序。如果昔日的大唐在日本眼中還是天朝上國，那麼後來的宋王朝在日本眼中的地位就比較尷尬了：日本人開始稱來自宋朝的人為番客。不過日本其實一直關注著東亞大陸上的一舉一動——一旦大陸上形成一個像昔日的大唐一樣強大的國家，如何應對便成為島華人討論的熱點話題。儘管宋朝的武功沒強大到令日本恐慌的地步，但與此同時東亞大陸進入多極爭雄的格局：就連其中最為弱小的北韓半島政權都曾一度對日本構成威脅。說起北韓半島和日本的關係傳統的觀點一直認為：北韓半島上的政權長期以來就是被日本欺負的，多虧有中國這個宗主國的幫助才得以生存下來。翻看北韓、南韓的史書很多都有記載：某年某月某日倭寇來襲。殊不知日本歷史上也有“韓寇”一詞——原來棒子也曾將鬼子按在地上各種蹂躪。

事實上第一次韓寇侵襲日本時中華大地還在大唐王朝統治之下，當時北韓半島上的政權是新羅——《日本紀略》如此記載道：弘仁四年（西元813年）二月二十九日一百一十名新羅人駕五艘船登上小近島，與當地人作戰，殺九人，擄一百人。作為事後的對策：日本在對馬設定新羅語翻譯，以便審查每年大量渡至日本的商人、漂流者、移民、難民等新羅人集團。弘仁十一年（820年）二月二十六日居住於遠江、駿河的七百餘歸化人（定居日本的新羅人）發動暴亂。亂民“殺人焚屋”，搶劫伊豆國穀倉及船隻。二國軍人開始未能捕捉，後來從關東等地七國請求援兵，最終捕獲亂民。關於動機，據推測：歸化人雖分得口分田與一定生活費用，但因被認為圖謀在博多等地從事與本國從事非法交易，而被勒令移居日本東部，故產生怨恨。869年五月二十二日夜新羅海盜乘船二艘來至博多港，搶奪豐前年貢絹綿後立即逃竄。雖發兵追擊但最終未能捕獲。對此政府加強沿海諸郡的防備，並逮捕且放逐了作內應的新羅商人潤清等三十人，賞賜了勇射海盜的百姓五六人。之後，在新羅被捕的對馬獵人卜部乙屎麻呂通報了當地的嚴重情況，最終大宰府決定將治下所有的新羅人遷至陸奧，給予口分田使其定居。當時新羅建造大船鳴號進行軍事演習，據說是為了“伐取對馬島（870年二月十二日條目）”。當地的書記官獲得了“新羅國文書”，告發了潛伏於大宰少弐藤原元利萬侶附近的內應。日本朝廷加強弩師與守兵的配置，命對馬守小野春風等守衛當地，另一方面前往八幡、香椎、神功陵等神社祭祀上供，祈求神靈保佑，“日本乃神國，敵國之船不戰即沉沒”。893年五月十一日大宰府發現新羅海盜。“新羅海盜於肥後國飽田郡殺人焚屋，由肥前國松浦郡遁去”。次年四月接到對馬島的受襲報告。九月五日對馬守文屋善友率數百郡兵以弩迎擊四十五艘船的海盜，據說射死二百餘人，捕獲一人。從俘虜口中得知新羅發生饑荒，都城亦不例外，故來搶奪谷絹。總共有船一百艘，約二千五百人。

公元935年高麗滅新羅，並於翌年統一北韓半島南部。高麗為謀求恢復朝日國交在公元937年至公元1051年的百餘年間曾多次遣使，終未能達到目的，但高麗私商一如從前頻繁到九州貿易，日商去高麗的也絡繹不絕：僅公元1073年至公元1093年的20年間日商去高麗的就有28次。9世紀下半期北九州沿海一帶開始遭到來自新羅的小股海盜騷擾。公元977年10月來自高麗方向的海盜（根據東北亞大陸各民族的社會狀況以及對馬海岸周邊的地理條件，很可能也是由東北亞大陸經北韓半島週轉的狩獵民族領導的 ）入侵， 筑前、筑後、薩摩等沿海地帶皆受其害，奄美島受害尤重。繼高麗海盜之後刀伊人也大舉來襲。“刀伊”系北韓語“外藩”之意。據說刀伊人是散佈在中國東北地方和北韓半島東北部的女真人的一支，同高麗有貿易往來，自11世紀開始在半島東海岸一帶進行海盜活動。寬仁三年（1019）刀伊駕駛50餘艘船隻入侵對馬、壹岐、筑前等地。當時只以搜刮農民為能事而無抵禦外侮能力的中央權貴們聞訊大駭，毫無辦法。這支刀伊海盜最後還是被日本地方武裝擊退了。日本居民被殺463人，擄走1280人，後來高麗海軍在海上擊敗了這支海盜，送回被擄日人259名。就在此前不久的長德三年（997）奄美島人從南面襲擊九州各地，甚至燒燬日本”海夫“們的住宅，搶奪財物、擄掠男女。就在這次刀伊入侵前後還有一件讓日本朝野緊張、猜疑的外交事件——長德三年（997）有高麗國牒三通送達日本，日本公卿朝議認為其內容“有令恥日本國之文”，決定遣返高麗使節。日本方面甚至進一步懷疑此事背後有宋朝的陰謀並下令讓居住在鎮西及越前國的宋人儘快歸國。

自918年王建滅新羅建立高麗王朝以來日本朝廷一直拒絕回覆高麗要求建交的國書，對高麗與吳越之間的交往也是冷眼旁觀。宋朝的建立令東亞局勢發生了新變化：宋朝是要恢復漢唐以來的華夷秩序——以冊封朝貢體制來發展國際關係，這是具有強烈本位意識的日本所無法接受的。高麗一再就建交事宜催促，刀伊又自海外來襲，這些事件進一步促使日本採取更加孤立的外交政策——此後日本對東亞大陸各政權一概視之為番夷，在政治上拒絕建立官方外交關係，經濟上嚴格控制來日本貿易的宋人和高麗人，在文化上採取對外競爭的態勢。這一時期日本的軍事實力並不強大——從當時的日本一再被新羅人、高麗人、刀伊人各種蹂躪的情況可以證明。白江口之戰慘敗的陰影仍令日本記憶猶新，即使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出名的文弱王朝，但宋朝當時在世界上文化與經濟的繁榮程度仍令日本豔羨不已。以日本當時面對新羅人、高麗人、刀伊人尚且吃力的軍事實力自然會對宋朝這個龐然大物心存畏懼。與此同時這時日本國內又正值攝關與院政激烈交鋒的時期，也無心參與海外事務，這一時期日本是一個較為傾向於自我封閉的國家：自918年王建滅新羅建立高麗王朝以來日本朝廷一直拒絕回覆高麗要求建交的國書，對高麗與吳越之間的交往也是冷眼旁觀。宋朝的建立令東亞局勢發生了新變化：宋朝是要恢復漢唐以來的華夷秩序——以冊封朝貢體制來發展國際關係，這是具有強烈本位意識的日本所無法接受的。高麗一再就建交事宜催促，刀伊又自海外來襲，這些事件進一步促使日本採取更加孤立的外交政策——此後日本對東亞大陸各政權一概視之為番夷，在政治上拒絕建立官方外交關係，經濟上嚴格控制來日本貿易的宋人和高麗人，在文化上採取對外競爭的態勢。宋朝方面在屢屢提出建交要求而遭日本拒絕後也一度不再去關注這個蕞爾島國，直到北宋倒數第二位皇帝宋徽宗時又想起了這個桀驁不馴的始終不願臣服於大宋的島國——這時正值宋徽宗聯金滅遼，收復了宋朝歷代先君心心念唸的燕雲十六州。其實燕雲十六州的收復完全是因為遼國在金國的打擊下已無法自保的結果，以宋朝的實力收復燕雲十六州無異於痴人說夢。宋徽宗自己卻不這麼想，恰恰相反他認為自己實現了歷代祖宗的遺志，興奮之餘的他向包括日本在內的海外諸國傳達了要求遣使朝貢的國書。日本方面還是一如既往地置之不理，其實宋徽宗自己也沒把這當回事，很快就忘了此事，退一步講：就算他記得也沒啥意義，因為沒多久在靖康之變中他就成為了金人的俘虜。

這些遣唐使都是間諜，從文化，科技，地理，經濟與管理全面竊取，到今天我們還在沾沾自喜說什麼中日友好。只有強大，才有臣服;只有強大，才有朋友。

唐朝開始往後，除了宋朝之外，唐元明清都和日本打過仗，民國就更不用說了。

其中，唐朝和明朝，清朝，實際上都是抗日援朝，也就是在日本入侵北韓半島的時候，中國出兵幫助北韓半島上的政權抗擊日本。元朝則是主動出擊，企圖征服日本，但兩次都沒有成功。清朝並且因為援朝，和日本發生戰爭，戰火一直燒到國內本土。

日本是個島國，從傳統的中國角度來看，都可以算得上地小民貧，所以中國王朝一般不會花比較大的代價去征服日本。而且，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基本上也沒有能力威脅中國，所以中國傳統上的王朝也不會特別在意日本。

日本歷史的基本狀態就是，窮則回家內戰，達則登陸北韓半島。國力衰弱的時候，就回到日本本土去打內戰，從內戰中崛起一個比較強勢的政權之後，大體上完成日本國內統一，就要開始謀求登陸北韓半島，向大陸擴張。這是日本作為一個島國的宿命。

而對日本來說，向北韓半島擴張的意義和中國出征北韓也不同。中國的統一王朝出征北韓，並不會完全與國內發展前途掛鉤，所以並不需要用全力。而日本不同，日本必須在大陸謀求發展空間，所以必須進攻北韓，然後以此為跳板，向中國延伸。

從中國的角度看，隋唐時期確實曾試圖重新把北韓半島拿回來，因為在當時人的意識裡，這是漢朝故土，所以必須拿回來，才是真正的完成了漢末以來大一統的歷史任務。所以，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只要控制了遼東，就必然會與北韓半島發生聯絡，要麼是主動進攻北韓，要麼是在北韓面對外來威脅時必須出兵支援。

從這個角度，就不難理解唐朝和明朝為什麼要出兵援助北韓抗擊日本侵略。就是因為唐朝和明朝都控制了遼東，和北韓直接接觸，而且，唐朝曾多次出兵試圖將北韓重新納入版圖。雖然唐朝未能成功征服北韓半島，但最後基本上確立了北韓半島的藩屬國地位。明朝雖然沒有進攻北韓，但是北韓在明朝完成統一之後就馬上延續元朝的慣例，遣使入貢，成為明朝的藩屬國。

在入關之前，清朝就因為北韓一直威脅清朝後背，隨時有可能與明朝夾攻清朝，所以，清朝主動出擊，征服了北韓，將北韓變成了藩屬國。也就是說，北韓被清朝征服，要比中原地區還早。實際上，不僅是清朝，此前的遼國、金國和元朝，也都是如此，在進攻中原地區之前，就已經控制了北韓半島。

相比唐朝和明朝，清朝同樣是北韓的宗主國，在日本入侵時也出兵了，但是被日本擊敗，並且被日本打進了中國本土。日本這一戰就是賭國運的，因為輸了，就要和唐朝和明朝那兩次一樣，回到日本本土去打內戰去了。就是因為對日本來說，這是輸不起的戰爭，而中國輸得起。

由此就不難理解宋朝為什麼沒和日本打仗了。因為遼東地區從安史之亂後就已經失守了，並且後來在這一地區形成了一個渤海國政權，一直到五代時期，遼國才消滅了渤海國。之後，就是遼國控制東北，北韓半島成為遼國的附屬國。也就是說，宋朝不和北韓半島接壤，也就沒有必要特別注意日本。

從日本的角度看，宋朝時期日本內部也不穩定，正處於分裂和內戰時期，所以也沒有能力入侵北韓半島，更無意於進攻中國。反而是這時候日本延續唐朝時期的做法，曾向宋朝派遣使者。所以說，宋朝時中國和日本兩不相干，各忙各的。反而是在忽必烈下決心徹底消滅南宋的時候，同時也派兵先發動了第一次對日本的進攻。

中日在長達近2000年的交往過程中，共發生過五次國家之間的戰爭，其中三次戰爭與北韓半島有關，中國以三勝兩負的戰績稍處上風。唐、宋、元、明、清及民國，除了宋朝之外，其它五朝均與日本爆發過戰爭。

我們先看一下南宋崖山海戰之中後的日本是何反映，據宋末《心史》記載：古倭地在海東，先朝嘗入貢。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意思是：地處東海的日本，一直向大宋朝貢，在聽到宋國滅亡後，舉國穿白衣，為南宋守孝。我個人認為此說法應該是杜撰的訊息，有待考證。日本與大宋之間沒有發生戰爭可能有以下原因。

首先，大唐打下了安寧的基礎，日本已徹底放棄了與唐宋作對的想法。由於唐朝打下的良好的基礎，再加上此時的日本也進入平安時代，所以到了宋朝後，兩國是保持比較友好的外交關係。特別是東南沿海，由於安史之亂後的“衣冠南渡”，使得東南沿海直接承載了之前中原所有發達的文化、經濟及技藝，以至日本使用的高階瓷器、絲綢等皆需要大宋沿海供應。

如果不是牽扯到北韓半島主導權的問題，其實大唐與日本根本不會直接爆發戰爭。白江口之戰使日本深刻的意識到其實力與大唐差的不是一星半點，其後便加強了向大唐的各種學習與模仿。到了宋朝，兩國的關係更加密切，尤其雙方民間的往來更甚。據日本史料記載，雙方官方的往來其實並不多，主要是民間商貿之間的來往。

其次，宋朝對日本在文化和經濟上影響太深。唐朝時期，日本不斷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中國文化與經濟。而到了宋代，日本的遣宋使的人數更多，已超越大唐。宋朝的重文輕武國策，使文化業極度繁盛。隨著活字印刷術的出現，文化、藝術典籍大量問世，使得這些大宋文化瑰寶大量傳播變為可能，大量的遣宋使、僧人等將大宋文化傳到日本。日本向來對強者有崇拜的傳統，在文化上，大宋就成為日本最崇拜的王朝。

大宋的經濟實力是代表世界的最強實力。據統計，宋朝在巔峰期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佔到了全球經濟總量的75%，這也是大宋國力的超強體現。大宋對外貿易的支柱產業，如茶葉、書籍、瓷器等基本壟斷市場，使得大宋一直保持貿易順差的狀態，國庫的黃金白銀儲備非常充足。這種穩定且體量大的繁榮經濟，使宋朝的紙幣交子成為當時通用的貨幣。宋朝自己鑄造的銅錢已作為日本主要的流通貨幣，相當於宋朝已經掌握了日本的經濟命脈。

最後，宋朝時期的日本主要出於平安時代（794年-1192年），社會經濟相對穩定，沒有客觀上對外擴張的條件。南宋末年的日本是進入了幕府時期，此時期屬於日本的特殊時期，是分裂並非統一的時代，更不具備對外擴張侵略的條件。

白江口之戰，是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大唐軍隊與日本在百濟白江口發生的一次海戰。唐軍170艘戰船共1.3萬人大敗擁有1000艘戰船4.2萬人的倭軍，是一次以少勝多的經典海戰。白江口之戰是中日兩國間進行的第一次戰爭，此戰打出了中國近千年的安寧，其結果使百濟滅國，奠定了此後近千餘年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格局。

元日戰爭，是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拒絕朝貢，在1274年和1281年兩次派軍攻打日本而引發的戰爭。這兩次侵略在日本合稱為“蒙古襲來”。日本頑強的抵抗和“神風”葬送了忽必烈的艦隊和他征服日本的夢想。

萬曆北韓戰爭，是大明萬曆年間（1592年—1598年）中朝人民抗擊日本侵略北韓的戰爭。這是日本自認為羽翼豐滿後的第一次實力展示，也是豐臣秀吉的末次表演。最後的露梁海戰，中朝軍隊重創日本海軍，將日軍完全逐出北韓，豐臣秀吉鬱鬱而終。此戰使後來的德川幕府意識到日本與中國開戰的時機根本不成熟，於是又採取對中國表面上睦鄰友好的政策。

中日甲午戰爭，是1894年清朝抗擊日本侵略中國和北韓的戰爭。此戰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的首次武力展示，中日雙方實力相當，但戰爭卻形成一邊倒之勢。大清早已腐朽不堪的陸軍一敗再敗，丟失北韓、遼東半島後，連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也基本被被全殲。戰後簽訂的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是華人民永遠的痛。

抗日戰爭，是華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14年戰爭。由於中日雙方在工業實力和軍事機器上的巨大差距使得中國軍隊在戰爭中一敗再敗，被迫進入長期抗戰模式。隨著中國戰場的消耗及國際形勢的變化，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者。

這裡頭原因有很多，而最客觀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宋朝比較弱，始終無法將勢力延伸至遼東和北韓半島地區。這就使得宋朝和日本之間並沒有產生勢力的“交匯點”。

除了元朝是主動進攻日本本土之外，唐朝、明朝和清朝時期與日本之間的戰爭，都是日本自己挑起的。因為，日本群島地震等災害頻發，國土狹小，資源貧乏。所以，日本人自古舊有大陸情節。而要想入侵大陸，直接渡海進犯中國的東南沿海，是很困難的。這樣一來，毗鄰日本的北韓半島就成了最理想的跳板。

而北韓半島自古一來就是中國大一統王朝的勢力範圍，北韓半島上的政權都視中國為宗主國。一旦日本想染指北韓，勢必觸動到中國。因此，中日雙方就產生了勢力的“交匯點”。因此，唐明清三代與日本的戰爭，其實都禍起北韓。

而這在宋朝就不存在了，因為兩宋自始至終都沒能力越過燕雲地區，其勢力範圍和日本之間有一定距離。

除此之外，日本自身也不想找宋朝麻煩，原因有三：

他們是不願意，也不希望和宋朝開戰。

1、首先，兩宋的經濟文化對日本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宋朝雖然軍事不行，但在經濟文化上卻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燦爛的時代。著名的唐宋八大家當中，就六個是宋朝的；而海上絲綢之路也正是在宋代繁榮起來的。

而燦爛的兩宋文化，也對當時的日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唐代，日本有著名的遣唐使，但其實日本遣宋使的頻率和人數更多。開放的宋朝，讓日本得以獲得文明的雨露和商貿的滋潤，這使得日本對宋朝抱有很大的好感。而宋代的程朱理學、商品貿易等經濟文化和科技，都對日本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2、其次，日本當時社會發展穩定；

兩宋時期，正好是日本的平安時代。唐朝時期，日本已經透過學習中國，完成了大化改新。發展到平安時代，日本已形成了相當穩定的社會制度，並開始逐漸形成自己的文化。

平安時代，日本國內文學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誕生了如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世界上最古老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隨筆《枕草子》等一批優秀的文藝作品。

文學領域的發展，可以折射出當時日本國內的穩定。因此，當時的日本本來就沒必要遠渡重洋來找宋遼這樣的大國開戰。

3、最後，就是日本武士集團在宋代還沒正式形成；

日本的武士集團是日本平安時代長時間穩定後，逐漸發展起來的一股力量。後來，隨著武士集團的日益強大，這些武人最終左右了國家的走向把日本帶進來戰國時代，而日本民族也從此變得好戰起來，變得更加具備侵略性。

尤其是自戰國時代以來，日本武士過度崇尚武力，推崇侵略與殺戮。而激烈的混戰和廝殺，也產生了很多落敗的武士。他們在日本混不下去，就與中國的海盜和不法商人勾結在一起，成了倭寇劫掠中國東南沿海。

但所有這些，在兩宋時期還不存在呢。

笑話！挫宋敢和日本發生戰爭嗎契丹，女真，西夏，蒙古都打不過來還去惹日本！挫宋找死還差不多！蒙古打不過日本，挫宋能行嗎？我尚武之大漢也沒和日本發生過戰爭以威名讓日本臣服於大漢！比你無能之挫宋強多了！

北宋連燕雲十六州都收不回，還能有心思打日本？

歷史上中國和日本共有6次戰爭，中國宣戰的有3次，日本主動宣戰的有3次。分佈是：

1、663年，唐朝、新羅VS百濟、日本的白江口之戰；

2、1274年、1281年元朝兩次遠征日本戰爭；

3、1592年——1598年的北韓之戰（萬曆北韓之戰）；

4、1994年——1895年的甲午戰爭；

5、1900年日本參與的八國聯軍之戰；

6、1931年——1945年的十四年抗日戰爭。

北宋初想要多契丹奪回燕雲十六州但失敗，之後在契丹的進攻下，雙方達成兄弟聯盟；北宋後期透過海上之盟，利用金國短暫的奪回了燕地，但金和北宋雙方的互補信任，加上投降金國的遼臣們出於利益和報仇目的，極力鼓動金國進攻北宋，致使北宋滅亡。

不要說日本，就是高麗，北宋也是鞭長莫及。

至於南宋，因為靖康之變和失去北部土地，力不能敵，只能一心的休養以等待收復北部土地的時機。更加沒有精力和能力去進行攻打日本這種過於荒謬的事情。

1、白江口之戰，是唐朝和新羅滅百濟、日本要保百濟的戰爭。唐朝滅新羅，是為了南北攻擊高句麗。日本要保百濟的原因是北韓半島三國形勢對日本最為有利。

原本北韓半島的局勢是：高句麗和新羅聯盟VS百濟和日本。新羅從百濟奪走原高句麗的漢江流域後，新羅和高句麗就翻臉了。新羅改為和唐朝結盟共同對付高句麗和百濟。

李世民攻打高句麗的直接原因就是新羅說高句麗、百濟要聯合攻打它。

為了救助百濟，日本齊明天皇親自率軍援助，只是中途病死；即位的天智天皇繼續率軍援助百濟。

在662年6月，日本前將軍上毛野稚子以2.7萬人佔領新羅的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斷新羅和唐軍的聯絡後，局勢優勢轉為日本和百濟方面。

但就因為從日本回國即位的百濟王扶余豐處死百濟棟樑大將鬼室福信，導致百濟人心浮動無心作戰，最終讓百濟被滅，日本撤軍回國。

白江口之戰日本的失敗，一方面讓日本接納了很多不甘於被新羅統治的百濟難民，另一方面讓日本從隋唐時開始的友好關係，變為對立關係，天智天皇加速了日本向律令制國家的發展。

2、元朝忽必烈2次遠征日本，主要的導火線是日本拒絕和元朝同好，因為當時的日本鎌倉幕府聽信了南宋來的僧人帶來元軍在江南暴行的訊息，認為忽必烈所謂的派史通好，不過是想偵察日本國內情況，為攻打日本做準備。

日本獲勝的原因，一般認為是因為颱風。但日本水下考古學家林田憲三研究團隊對元朝艦隊的沉船進行研究後認為：元朝艦隊之所以被颱風摧毀，原因是使用當時流行的水密隔艙設定，是用於內河航行的平底船，而不是用於海航的海船。

另外一個原因是日本在白江口之戰失敗後就一直重視日本的防禦體系，於是原本用於對付唐朝的防禦體系，用到了對付元朝艦隊。

之後的萬曆北韓之戰、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之戰、抗日戰爭等，大家都熟悉， 就不多說了。

白江口水城遺蹟

北宋時期（960年——1127年）的日本情況：

960年是日本村上天皇天德四年，日本出於平安時代時期。

在北宋時期日本的主要大事有：

968年的安和之變；

996年的長德之變；

1016年藤原道長攝政，攝政政治達到全盛；

1019年女真海盜入侵日本的刀伊入寇；

1028年的平忠常之亂；

1051-1062年的前九年之戰；

1086-1089年的後三年之戰；

1086年白河天皇開啟院政；

1108年源義親之亂；

1111年設定莊園券契所（土地登記以收稅？）

鎌倉幕府時的國徽

南宋時期的日本情況：

1156年保元之亂；

1159年平治之亂；

1167年平清盛執政，開啟平氏政權；

1177年鹿谷陰謀；

1179年平清盛被幽禁；

1180年源平合戰；

1183年，源義仲趕跑平氏，掌握東部；

1184年源義仲被源義經擊敗；

1185年，壇之浦之戰，平氏被滅；

1189年奧州藤原氏滅亡；

1192年源賴朝成為徵夷大將軍，結束平安時期，開創鎌倉幕府；

1221年，以北條氏為主力的鎌倉軍在承久之亂中擊敗鳥羽上皇的朝廷軍，掌控了朝廷和西部。

宋朝時由於契丹、女真、党項、越南、大理等國的崛起，無力對外擴張，也無興趣對外控制，文化上出於收縮防禦。

同時，日本經歷了被藤原氏和平氏攝政的平安時代、源賴朝開啟的幕府時代。簡單的說就是，日本國內各個諸侯相互爭奪執政權力和天皇和執政之間的控制權爭奪。

一句話：宋朝自己失去的土地都收不回來，哪有心思向外擴張；日本同樣有著自己內部的爭權奪利，也無心對外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