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局面形成的主要歷史根源是唐朝各地的藩鎮的實力強大，中央無法控制地方，最終唐朝滅亡出現五代十國。

安史之亂後，唐朝由盛轉衰，在各地的藩鎮乘機做大做強。而黃巢之亂以後的唐朝更是出現了“極目千里、無復煙火”的局面。亂事波及兩淮江南地區，當地群雄紛起抗敵，十國中的吳國與楚國得以建立。 秦宗權之亂直到唐昭宗時才在朱全忠的努力下平定。

朱全忠、李克用與李茂貞這三派藩鎮影響了唐朝後期、五代前期的政治，而李克用的子孫與部屬，更成為五代後唐、後晉、後漢與後周的君主。朱全忠（朱溫）與李克用因故不合， 雙方上至朝廷，下至藩鎮，都鬥爭不斷。

朱全忠（朱溫）利用朝中的勢力打壓李克用，並且趁李克用與李茂貞等人抗衡之際威服河北各藩鎮，併吞河中軍、淄青軍等節度使領地。地盤的擴充使得朱全忠的勢力遠大於李克用。 而關中的鳳翔節度使李茂貞雖然威脅唐廷，但因李克用與朱全忠（朱溫）的干涉而失敗。

而韓全誨強迫唐昭宗投靠李茂貞，朱全忠（朱溫）於是率軍圍困鳳翔。隔年，鳳翔軍糧草耗盡，李茂貞只好殺宦官韓全誨等人，與朱全忠（朱溫）和解。朱全忠（朱溫）趁機掌控朝中大權，還屠殺宦官數百人，派兵控制長安。

崔胤後悔不已，有意擺脫朱全忠（朱溫）的威脅，暗中招募六軍十二衛，被朱全忠（朱溫）在長安的眼線所察覺。904年朱全忠殺崔胤，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同年8月弒唐昭宗，另立昭宗子李柷為帝，即唐哀帝。

朱全忠（朱溫）本想等統一後再奪取帝位，但因徵淮南失利，於907年逼迫唐哀帝禪讓，不久又殺之，唐朝亡，五代十國時期開始。

唐末的藩鎮割據是導致分裂的開始。

唐朝的藩鎮勢力非常大，藩鎮的軍長官擁有當地的軍政大權，而且權力可以世襲，不聽中央政府的指揮。這主要是唐朝的後期府兵制的瓦解，而採取了“募兵制”，軍隊歸地方軍事長官指揮，外重內輕，導致中央實力弱小，無法控制地方。再加上中央政治腐敗，失掉了統馭全國的能力。地方還擁有經濟自主權，最終導致藩鎮割據的形成。

第二個原因是黃巢起義。

黃巢起義大大加速了唐王朝的滅亡。進一步打擊了中央實力和地方門閥大族的勢力，使得一批新軍閥打著鎮壓黃巢、勤王的旗號紛紛崛起，從此開始，地方割據勢力形成。這有點像東漢末年群雄並起的形勢，都是打著維護中央政權的旗號搞地方割據。

907年，朱溫廢掉了唐朝最後一個皇帝——唐哀帝，建立了“梁”政權，史稱“後梁”。五代十國正式開始。

五代十國根源在於唐末年間朝堂鬥爭嚴重，各黨派相互攻擊，最著名的當屬牛李黨爭了，各地節度使的權力不受中央管控，朝堂腐敗導致農民起義頻繁。

公元887年，黃巢起義軍經過碭山，朱溫於是參加了黃巢起義，因朱溫作戰勇猛，又有謀略，所以慢慢的從一名基層士兵做到了將軍，成為黃巢的一員猛將。

唐末年，唐懿宗憑藉著長子的身份，稀裡糊塗的就坐上了皇帝，當政期間昏庸無能，朝堂有宦官專權，地方有藩鎮混戰，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最終只有揭竿而起了，即位之初，浙江就有農民起義，公元868年，戊卒發生兵變，懿宗最終還是鎮壓了起義，但是已經為唐王朝敲響了警鐘，懿宗對政事也沒有什麼興趣，他是宦官擁立的，就把政權交給宦官們打理。懿宗還十分崇拜佛教，他統治期間，寺院，佛像大肆建造，自然就耗費大量的錢財。懿宗死後，兒子僖宗即位。

僖宗當政期間根本沒有什麼執政的能力，宦官們完全掌握了政權。而僖宗自幼便在深宮中長大，他的父親李漼本來也是個喜愛玩樂的昏君，所以對於子女的教育自然不會重視，僖宗當了皇帝后便肆無忌憚的玩了，蹴鞠、鬥雞、騎馬擊球等等。僖宗玩樂的時間沒多久，腐敗的唐王朝就支撐不下去了，公元875年，山東的王仙芝和黃巢揭竿起義了，掀起了唐末農民起義的浪潮。

要了解五代十中國產生的根源，首先，我們要明瞭五代十國這個稱呼的最初由來。

在北宋時期，歐陽修撰寫了一部史書，《五代史記》，後人為了與其他人所修五代史有所區別，就把歐陽修的這部史書稱之為《新五代史》。

正是在這一部書中，把從公元907年至公元960年稱之為五代，而公元891年至公元979年之間則被稱之為十國。

對於這兩個時期則合稱為五代十國。

簡言之，在唐朝覆亡，宋朝建立起，五代即消失了。北宋於公元979年攻滅北漢，宣告十國靖滅。

那麼，瞭解了五代十國的基本概念之後，我們來回答“五代十國的根源是什麼？”這個問題；

一，晚唐時期的藩鎮割據

在中唐時期，也就是安史之亂這一時期，藩鎮割據現象極其嚴重，這表現在不僅僅是擁兵自重的問題，而是政治、經濟、軍事、財政上都不聽唐朝廷的招呼，完全是自行其事了。

在這一時期，藩鎮割據現象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在河朔一帶，及至到了安史之亂初平，這種現象得到了抑制。可是，到了唐朝末期，彷彿一夜間，四處的藩鎮又割據如初，大局不可收拾了。

由於唐朝的藩鎮勢力十分強大，對於唐朝廷的反作用力也就巨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擁有如此重大責任、權利的藩鎮首領，其掌握的權利竟然唐朝廷說了不算，完全由藩鎮首領自行決定繼承人，唐朝廷重鎮一職，成了藩鎮的家事，變成世襲制。

更由於唐朝廷在對付安祿山叛軍之時，不擇手段，採取了“募兵制”，這就給自己留下了隱患，府兵制隨之瓦解，導致了藩鎮各自直接擁有自己的軍隊，唐朝廷軍事實力喪失，藩鎮勢力極端坐大。為後來的凌壓唐朝廷，進而取而代之打下了伏筆。

二，掀天揭地的黃巢起事

在唐朝末年，對唐朝廷摧毀最為得力的就是黃巢起事了。

唐乾符五年到唐中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78年到公元884年，這6年的時間裡，唐朝的大半個江山被黃巢的軍隊瀰漫性掃蕩，長江流域、黃淮下游、兵發中原，軍渡江南，直到攻進長安城。

在黃巢軍隊摧枯拉朽的衝擊下，唐王朝的基礎漸次崩塌，隨之而起的是各地不同面目、各種軍事力量的壯大和登場。

新的武裝勢力以維護唐王朝的名義發展壯大，直到公元907年，新軍閥朱溫搞掉了唐朝最後一個皇帝唐哀帝李柷，自己取而代之，國號“梁”。

也就是從這一時刻起，五代十國時期就算正式開始了。

藩鎮割據埋禍根

五代十國如此混亂局面的形成，由很多複雜的因素導致，然而追根溯源，則是唐代藩鎮割據埋下的禍根。

《舊唐書》記載，藩鎮亦稱方鎮，由節度使掌管軍政大權，是天寶年間唐玄宗為防止異族來犯所設立。玄宗時期共設立了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稱為天寶十節度。

唐朝藩鎮割據形勢圖

然而設立藩鎮固然能抵禦外敵，但從長遠來看卻是弊大於利。因為各個節度使掌管一方軍政大權，若是中央朝廷沒有管制的能力，則是養虎為患，遺禍無窮，導致節度使據地自專各自為政，肆意破壞法度的情形層出不窮。

自唐中期開始，節度使兼管地方民政、財政權，漸漸形成了可以與中央朝廷對抗的割據勢力，甚至威脅中央政府的統治。

譬如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便是最先按捺不住向朝廷叫板，公然發動叛亂。中央政府措手不及，玄宗也只得外逃入蜀地。

安史之亂

即使後來叛亂被平息，皇帝重回寶座，但藩鎮割據的局面依然沒有改變。唐朝後期，各個節度使陽奉陰違，雖然沒有公然發動叛亂，但都在自己轄區內做起了土皇帝。中央政府無力管轄，即便想要削藩，也是有心無力。

若是說藩鎮割據是五代十國局面形成的根本因素，那麼黃巢起義便是這一局面形成的最終導火索。

公元878年，繼王仙芝領導的起義失敗後，黃巢組織農民發動了唐末聲勢最浩大的一場農民起義。雖然這場農民起義以失敗告終，但它成了壓倒腐朽唐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黃巢起義之後，唐王朝再也無力維持名義上的統治，各地藩鎮紛紛自立為王：宣武節度使朱溫廢唐哀帝，自立為帝，建立後梁;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之子李存勖自立為帝，建立後唐……五代十國戰亂不休的局面開始形成。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局面呢？

1、唐朝後期設定的節度使制度。

節度使制度的開端是從唐開元天寶年間所設立的緣邊節度使，逐漸演變成尾大不掉，不聽中央命令的地方軍閥，也是盤踞地方上的獨立小朝廷。他們有獨立的軍隊，可以自行任命將領，就連稅收都可以截留。

2、中央沒有可以呼叫軍隊

經安史之亂、黃巢起義以後，大唐帝國已經沒有了過去的輝煌，除了天子的禁軍，已經沒有了可以拉出去鎮壓叛亂的軍隊，只能依靠地方節度使勢力，但節度使們越鎮壓勢力越大，已經變得不在聽從皇帝的旨意。

五代十國根源是唐朝各地的藩鎮的實力強大，中央無法控制地方，最終唐朝滅亡出現五代十國。

安史之亂後，唐朝由盛轉衰，在各地的藩鎮乘機做大做強。而黃巢之亂以後的唐朝更是出現了“極目千里、無復煙火”的局面。亂事波及兩淮江南地區，當地群雄紛起抗敵，十國中的吳國與楚國得以建立。 秦宗權之亂直到唐昭宗時才在朱全忠的努力下平定。

朱全忠、李克用與李茂貞這三派藩鎮影響了唐朝後期、五代前期的政治，而李克用的子孫與部屬，更成為五代後唐、後晉、後漢與後周的君主。朱全忠（朱溫）與李克用因故不合， 雙方上至朝廷，下至藩鎮，都鬥爭不斷。

朱全忠（朱溫）利用朝中的勢力打壓李克用，並且趁李克用與李茂貞等人抗衡之際威服河北各藩鎮，併吞河中軍、淄青軍等節度使領地。地盤的擴充使得朱全忠的勢力遠大於李克用。 而關中的鳳翔節度使李茂貞雖然威脅唐廷，但因李克用與朱全忠（朱溫）的干涉而失敗。

而韓全誨強迫唐昭宗投靠李茂貞，朱全忠（朱溫）於是率軍圍困鳳翔。隔年，鳳翔軍糧草耗盡，李茂貞只好殺宦官韓全誨等人，與朱全忠（朱溫）和解。朱全忠（朱溫）趁機掌控朝中大權，還屠殺宦官數百人，派兵控制長安。

崔胤後悔不已，有意擺脫朱全忠（朱溫）的威脅，暗中招募六軍十二衛，被朱全忠（朱溫）在長安的眼線所察覺。904年朱全忠殺崔胤，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同年8月弒唐昭宗，另立昭宗子李柷為帝，即唐哀帝。

朱全忠（朱溫）本想等統一後再奪取帝位，但因徵淮南失利，於907年逼迫唐哀帝禪讓，不久又殺之，唐朝亡，五代十國時期開始。

節度使的設定

節度使的設定，追溯於唐初設定的都督府。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高祖在廢除了行臺制度之後，於是重新設定新的行政監察區域——都督府。

當時的都督多由親王遙領，普通的都督則由刺史兼任。

當時將天下分為二十四個都督府，每個都督府分別統領若干個州，其主要職責就是“都督糾察所管州刺史以下官人善惡。”

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每道設定觀風俗大使進行糾察。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改制十五道採訪處置使，以察訪善惡舉其大綱，但是由於事務的日益繁忙，不久又涉及監理各州郡事務，道一級機構逐漸成為類似漢朝的 州刺史，成為掌管地方行政和監察的地方大員，道成為州郡以上的一級地方行政機構。

唐初到唐中期，唐朝政府一直不停的開展對外戰爭，在對外戰爭當中，為了集中力量對付敵人，因此常在邊境地方設定都督、總管或者安撫大使，節制一方執掌地方軍事對付外敵，並取得了非常顯著效果，獲得了一系列的對外戰爭的勝利。

起初這些職務都是差遣性質的，戰爭時設立，戰爭結束就取消。

為了能讓出徵統率的將領在邊境全力作戰，所以對這些都督，會加使持節的稱號，於是逐漸演變成節度使這一職務。

這些節度使，統率大軍駐屯邊境，為了解決軍需和協調地方，逐漸染指地方行政，由執行邊境軍事擴大到管理駐守區域的行政，權力進一步擴大。

節度使身兼採訪使、營田使和支度使，掌管數道或者若干州的監察、屯田、錢糧、行政等大權，儼然成為了一方諸侯。

隨著節度使的權力日益增大，加上唐天寶年間邊疆形勢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以及府兵制度的完全破壞，安祿山這些藩鎮勢力開始有了和中央抗衡的能力。

當時唐朝東北方向契丹和奚人的勢力逐漸強大，為了應對東北的壓力，唐玄宗重用安祿山，任命其為平盧、范陽和河東三鎮節度使，同時身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安祿山大權在握，身為當時最強大的藩鎮。

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爆發了安史之亂，唐朝盛極而衰。

安史之亂的時候，為了平定叛亂，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把在邊疆實行的藩鎮制度推廣到內地，讓更多的刺史和縣令等州縣長官領兵作戰平定叛亂。

安史之亂平定之後，河北等地的藩鎮，名義上是歸順了朝廷，實際上處於獨立或者半獨立的狀態，時不時還會進行叛亂。

為了遏制這些經常叛亂的藩鎮，又不得不扶植一些忠心的藩鎮對付這些叛亂的藩鎮。這一來，導致唐朝的地方藩鎮勢力在全國全面坐大，中央被完全架空。

從此之後唐代的整個後期，方鎮割據跋扈，相互混戰不休，而唐朝中央政府，在經過宦官專權和農民起義叛亂的雙重打擊之下，逐漸完全失去了對抗地方藩鎮的實力，並淪為了藩鎮的傀儡。

唐朝末年，衰敗的唐中央政府岌岌可危，各地藩鎮為了爭奪地盤相互征戰，藩鎮之間相互兼併，天下局勢完全失控。

唐昭宗天祐二年（公元905年），大軍閥朱溫佔據了二十一個藩鎮，盤踞著關中和關東地區，成為當時最強大的軍閥，並且控制著唐朝小朝廷。

又兩年，公元907年，朱溫代唐建梁，史稱後梁，中國歷史進入了五代十國時期。

進入五代十國之後，全國各地那些割據的藩鎮，相互之間的爭鬥你來我往此起彼伏，中原地區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不斷更迭，其餘各地更是互相征戰不斷兼併，整個國家陷入了更加混亂的局面。

五代十國的根源，究其原因就在於藩鎮的崛起，可以說唐朝是因為藩鎮而興，最終也因為藩鎮而亡。

五代十國出現的直接原因，便是唐王朝的衰亡。中央已無力控制地方，使得藩鎮林立且得以逐漸做大。但除此之外，遊牧民族的威脅以及士風的低迷，亦是五代十國得以形成的原因。

唐王朝的衰亡是五代十國得以出現的主因，而這其中，藩鎮的出現是有著最直接的影響。我們從賦稅、兵制、科舉等方面，探討唐朝藩鎮出現的原因。

賦稅的影響。隨著土地兼併的嚴重，許多農民都失去了土地。這就造成了兩個直接的影響。第一，大量農民流亡，戶口失實，朝廷賦稅大量減少，唐朝實行的均田制開始崩潰。第二，隨著流民的增加，農民起義的聲勢越來越大，尤其是唐末黃巢起義，更是給了唐王朝致命一擊。賦稅的減少，使得節度使得以染指稅收以滿足軍糧需求。農民起義使得藩鎮得以普遍出現，因為唐王朝和藩鎮，在對待農民起義上的態度是一樣的。

兵制的影響。唐初的府兵制的基礎是均田制，成為府兵可以租庸調全免。但是隨著土地兼併的嚴重，使得許多失去土地的農民，已經不願意在去當府兵。這樣長期下來，軍隊中剩下的往往是老弱殘兵。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朝廷便不得不開始募兵。這些募兵長期在節度使手下，再加上藩鎮逐漸掌握了稅收，使得募兵成為節度使的私人武裝，不受朝廷管轄。

科舉制度的影響。到了安史之亂前後，科舉制度已經出現偏差 ，進士科只重詩賦。這就導致吟詩作賦大興，而治國安邦之術缺乏。長此以往，官僚隊伍的素質堪憂，無政治作為和政治遠謀。許多有真才實學的人，入仕無門，只好投靠藩鎮。

此外，宦官專權、朋黨之爭，使得藩鎮為了避免被迫害，往往需要獨立才能得以自保。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得唐王朝大廈將崩，藩鎮得以做大做強。

唐玄宗時期的節度使，除了劍南節度使和嶺南節度使外，其餘均在西北、東北邊境，防的就是遊牧民族的威脅。突厥、回紇、契丹、吐蕃等等，都對唐王朝造成了極大的軍事壓力。為了防禦這些遊牧民族可能的威脅，在邊境設立的藩鎮便越來越多，最後尾大不掉。當初平定安史之亂，唐王朝藉助了回紇的力量。到了後面，朝廷需要每年付給回紇大量財物，以換取平安。

回紇憑藉當初的功勞，人口大量居住在長安。他們曾以三百騎攻打宮門，驅逐長安令，掠奪子女，朝廷卻不敢制止。以武力防禦遊牧民族，使得藩鎮林立。以財物賄賂遊牧民族，使得國庫空虛，對於藩鎮更無力控制。更不要說到了五代十國時期，石敬瑭獻燕雲十六州以謀求獨立稱帝。這是遊牧民族造成的軍事威脅，使得中原政權不得不顧忌他們的存在。

這個和當初唐王朝的科舉制度偏離有因果關係。安史之亂之前，唐朝士子都向往在朝廷為官。但安史之亂之後，因為科舉制度的偏離，入仕已經不易。再者朝廷稅收大幅減小，官員的俸祿已不優厚。與此同時，藩鎮逐漸掌握了財權、人事權等，開出的待遇遠遠好於朝廷。在這種環境影響下，大量人才流向藩鎮，使得藩鎮人才冠於一時。“懷抱利器，鬱郁適茲土”，韓愈這篇有名的《送董紹南遊河北序》，反應的就是那時計程車子科舉無成，而不得不投靠藩鎮。黃巢也是科舉落第，而投身農民起義。

等到了五代十國時期，這種風氣更加普遍。馮道歷事四世十君，號稱“官場不倒翁”。但這種行為，在古代是極為人不齒的。歐陽修在修《新五代史》的時候，《死事傳》只有十一個人。歐陽修本人都感嘆道：“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作為領導整個社會風氣計程車人，都已經以保全性命為宗旨，哪裡還有安世濟民的理想呢！士人價值觀的鉅變，也使得這種割據的局面長期存在。

綜上所述，五代十國出現的根源，唐王朝的衰亡是主因，遊牧民族的威脅是外因，士人價值觀的鉅變是輔因，使得割據政權林立的局面得以長期存在。

五代十國（907年—960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時期。這一稱謂出自《新五代史》，是對五代（907年—960年）與十國（902年—979年）的合稱。

唐朝的藩鎮勢力非常大，藩鎮的軍長官擁有當地的軍政大權，而且權力可以世襲，不聽中央政府的指揮。這主要是唐朝的後期府兵制的瓦解，而採取了“募兵制”，軍隊歸地方軍事長官指揮，外重內輕，導致中央實力弱小，無法控制地方。再加上中央政治腐敗，失掉了統馭全國的能力。地方還擁有經濟自主權，最終導致藩鎮割據的形成，導致分裂的開始。

黃巢起義大大加速了唐王朝的滅亡。進一步打擊了中央實力和地方門閥大族的勢力，使得一批新軍閥打著鎮壓黃巢、勤王的旗號紛紛崛起，從此開始，地方割據勢力形成，部分實力雄厚的藩鎮先後被封為王，所建立的封國實際上已是高度自主的王國。

唐朝滅亡後，各地藩鎮紛紛自立，其中地處華北地區、軍力強盛的政權控制中原，形成五代，其中有些是沙陀族所建立的。這五個依次更替的中原政權雖然實力強大，但無力控制整個國家，只是藩鎮型的朝廷。

而其他割據一方的藩鎮，有些自立為帝，有些奉五代為正朔（後梁時期的晉、岐、吳除外）而稱王稱藩，其中十個歷時較長且稱王或稱帝的政權被《新五代史》及後世史學家統稱為十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