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解答的就是為什麼有“弱宋”之稱。個人認為之所以會有“弱宋”的稱呼主要是因為以下的幾個原因吧。第一，就是梁啟超先生在其大作《王安石傳》中有過這樣一段話，為了便於大家的理解我就直接使用譯文了“宋太祖奪得天下，開創了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一種模式。為什麼會這樣說呢？之前得到天下的，有的是由於割據一方而最終得到，也有揭竿而起奪得，有以徵 伐殺戮為手段的，也有以篡位或逼迫禪讓為手段的。周代以前，成為天子的，當初都治理著某一方，與前代的天子一同治理天下有數百年了。這些人我們就不再說 了。至於漢朝和唐朝的興起，都是趁天下大亂，歷經百戰剪除群雄而得到的，可以說得到天下是非常艱難，付出是巨大的。再就是曹操和劉裕這些人，他們先是有大 功於天下，深得民心。不如他們的還有蕭道成和蕭衍等人，他們當初也在朝中有著重要的位置，多少年處心積慮地努力著，等羽翼豐滿後一舉而得到天下。只有宋不 是這樣，宋太祖當初只不過是一個殿前都尉檢點這樣的小官，而且自始至終沒有什麼赫赫的戰功。他本人根本沒敢有奪得天下的想法。誰知陳橋兵變一起，他還在醉 夢中，黃袍已被披在了身上，已從孤兒寡母手裡奪得了天下，太陽還沒有落山而江山已定。後來他大宴這些有功之臣時說：“你們這些人貪圖富貴，把我立為天子， 如果我有號令，你們會聽命嗎？”那種心虛害怕的心情溢於言表。從這些可以看出，前面那些得到天下的，都是靠自己的實力而得來的，只有宋，是靠別人的力量而 得到天下。人家能從別人那裡奪來給我，當然也就能從我這裡奪去給別人，宋太祖一生所惴惴不安的，只有這一件事。而宋代一天天地弱下去，這可以說是根源。”因為梁啟超先生是史學大師，所以他的這一觀點就成為了歷史的一個主流觀點。

第二個原因，應該是源自於宋太祖本人的一段話，“石晉（後晉石敬瑭）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值。”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石敬瑭把幽燕之地給了契丹，等我有了錢，我就把幽燕之地贖回來。這句話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宋太祖建立封樁庫，攢錢買回幽州之地的出處。

第三個原因是一個很直觀的問題，相對於唐而比，宋朝的版圖面積確實有所縮減，因為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的緣故，宋王朝始終沒有真正的對這些地方掌控。即便在戰爭中有時候會奪回一些地方但很快又失去了，而且無論是同遼、西夏的作戰，還是同金、元的作戰，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也確實沒有什麼出彩的地方。

以上幾個原因其實就是現在人們說“弱宋”的依據，那麼如果想探討宋朝戰鬥力的強弱這幾個問題是無法迴避的。接下來咱們探討一下以上這三個原因的可靠性和真實性。

首先說第一個問題，就是梁啟超先生著作中所提的這個觀點。如果說這個，我們必須要從《王安石傳》的成書說起。《王安石傳》是梁啟超先生於1908年開始著作，截稿日期並沒有確切的資料。而梁啟超先生為什麼要著作《王安石傳》呢？其根本原因就是用王安石的遭遇來寄託自己的遭遇。眾所眾知王安石是北宋變法的倡導者和主要推動者，同比，梁啟超先生也是戊戌變法的重要參與者。可見再變法一事上兩個人是有著相同看法的。從結果而言，王安石的變法有過短暫的成功，而戊戌變法卻只有百日維新那麼曇花一現，在實際意義上根本毫無成功可言。這麼一來，梁啟超自然是能夠比旁人更理解王安石的痛苦，也更尊敬王安石變法的魄力與付出。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眼睛往另一個人的身上看一下，就是當時賦閒在家的袁世凱，雖說袁世凱已經賦閒在家，但他對清政府軍隊的掌控力卻是無人可比的。清政府所倚靠的北洋集團在此時恐怕除了袁世凱沒有人可以調換的動了，這一點像極了趙匡胤當時在後周的位置。出於對袁世凱的不信任與對戊戌變法失敗的憤恨，梁啟超著作了這本《王安石傳》，所以這部書梁啟超先生帶有了極強的個人情感：對王安石變法的深深敬緬，和對趙匡胤從孤兒寡母手中得到江山的鄙視。這也就導致了梁啟超在著述的時候並不能完全客觀的依據史實資料來寫，對於一些人與事上的著述自然會有些偏頗。

那麼咱們再來看最後一個問題。這個的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宋朝的版圖確實相對較小，而且四周強敵環繞，但這真的能說明宋朝弱麼？首先我們得看看他的對手，在經歷了五代十國的一次民族大融合後，契丹已經吸收了大量的漢文化，從對官員的管理到對人才的重視，都已經絕非唐朝的對手突厥、吐蕃可以相比的了。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獨立的文化體系，而且對於民族的自尊心也遠遠高於突厥，吐蕃。所以，我們很少聽說有從遼國叛逃至大宋的遼國重臣。這一點就說明了一個問題北宋的重要對手之一的遼國，其實力要強於唐的重要對手突厥。再看看另一個對手西夏，雖說西夏的實力不能和遼國相比，但這個國家也出了不少人才，而且還擅於玩朝秦暮楚、首鼠兩端這種高智商、低品質的遊戲，這樣一來也使得北宋在對西夏的戰略上無法形成統一性。除此之外我們看看北宋的內部，從宋太祖時期，一直到北宋滅亡，南方的起義就沒有停止過，大量的消耗了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其實北宋與契丹的境況，倒是有點既生瑜何生亮的情形。不是北宋弱與唐，而是契丹的實力高過突厥太多。

接下來咱們再說說宋朝的作戰狀況。這裡我們不可能做到一一列舉出來。用戰例來簡單說一下。上面所舉過的例子就不再詳細的描述了，三千打六萬，這個資料足以證明宋兵戰鬥力之強了。我們先舉例說一個北宋另一次和遼國的作戰，把目光挪到澶淵之盟上來，雖說這對於北宋並不光彩，但這裡面卻有著一些插曲，能讓我們看看北宋的作戰情況：這個插曲是我們所熟知的楊家將中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楊延昭身上發生的事情，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下令增加楊延昭軍隊的人數到一萬人，作為助守邊關重鎮的楊延昭當時手下不過兩千人。其目的在於，如果遼國騎兵入侵，就屯軍於靜安軍的東邊。同時下令莫州部署石普屯軍於馬村西邊用以保護屯田。用來黑盧口、萬年橋敵人騎兵奔擊的道路，會集各路軍隊互為掎角追襲敵軍，並下令魏能、張凝、田敏等將用奇兵牽制敵軍。當時的都部署王超，對這件事置之不理。楊延昭進言說：“契丹駐軍澶淵，距北邊境千里，人馬都很疲乏，雖兵眾但易被擊敗，凡是搶劫掠奪的物品，都放在馬上。希望誡勉諸路軍，扼守各自的險要道路，敵兵就可殲滅在此，那麼幽、易數州就可襲擊而奪取。”（解釋一下，就是契丹率軍遠征，人困馬乏，只要各軍鎮守好自己的管轄地盤，就可以把他們殲滅，其實這個思想已經違背皇帝本身求和的意思了）這一番話上奏給皇帝后並沒有得到答覆。楊延昭於是率兵直抵遼境，攻破古城（今山西廣靈西南），俘獲敵人甚多。這個是北宋戰場的一個很小的一角，當時楊延昭很沒有等到增兵，就是帶著自己的兩千人，就可以深入遼境，獲得作戰勝利，可見北宋戰力並不弱（這裡我們要對比的是相對平衡時代的對比，我們不能拿北宋最弱的部隊和唐朝最強部隊去對比，不客觀）。

而到了南宋，天縱奇才，軍事天才岳飛，在北伐戰爭中以少勝多，多次擊敗金兵的事情，大家也是熟知的，雖說最後岳飛被害而死，北伐夭折，但那是屬於君臣不和導致的，絕對不能歸結為宋軍隊的戰鬥力。雖然只說了很少的例子，但是大家應該能看出來，即便是版圖較唐朝有所不如，但戰鬥力絕不能用弱來形容。

從上面大家可以看出，我的觀點是宋朝的戰鬥力並不弱，不僅不弱，其實還很強，只不過是處在了歷史時代的問題，並沒有其他朝代那樣遼闊的疆土。

宋王朝兩度亡於北方少數民族入侵，“ 弱宋” 幾成歷史定論。但兩宋長達三百一十九年，以文治立國， 在國家治理、制度文化、文學藝術等領域取得了輝煌成就； 北宋皇帝大都是有作之君， 三度推行變法， 王安石變法影響尤為深遠； 宋代名士輩出， 將星閃耀， 士人風骨最盛， 成就了我們民族精神發展史上的史詩般的記憶。

在殺伐、武力、開疆拓土方面， 宋人留給後人引為自矜的功業甚少， 但在國家治理， 以及精神與文化之域， 宋人留下了濃墨重彩。所謂的“ 弱宋” ， 其實堪稱“ 盛宋” ：她創造了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高峰。

宋建基於後周，只是當時幾個小國裡實力較大的一個，遼已經是中國北方的主要強國，西北的西夏國建國已久，表面對遼宋金稱臣，實則對內獨立稱帝。宋朝建國伊始就註定了它不同於秦漢隋唐的局面，天下分裂已形成互不統建屬的獨立國家。宋朝更不具備進行長期戰爭統一全國的實力，失去了北方長城的保護，先被遼國侵犯，後被金人威逼，最後被蒙古所滅，這期間不得不委曲求全而自保，“弱宋”，由於地緣關係、政治環境、國際環境、氣候因素、外強環伺等歷史客觀因素下，從宋朝建國就被註定了。

當時的實際情況：

1、失去長城的保護，石敬瑭於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與契丹，也就是以後的遼國，遼國可以不受任何阻礙，長驅直入中原腹地，已經成為中原王朝的主要敵人，而且基本上遼國往往是進攻的一方。

2、遼國和西夏壟斷當時最重要的戰爭資源：馬匹貿易。造成宋朝裝備上先天不足，極大的削弱了宋朝的戰鬥力。

3、遼國逐漸由遊牧民族轉變成為農耕民族，宋遼之間的戰爭已經不是簡單的搶奪食物的戰鬥，而是生存資源和生存空間的爭奪。一旦涉及這方面的爭奪，就是寸土必爭的問題了。這種性質是由農業文明的特性決定的。

4、自漢以後，北方自然環境每況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趨嚴重，逼迫北方民族向土地肥沃南方遷徙，這也是生存環境壓力和追求財富雙重原因造成的必然結果。

5、在冷兵器時代，先進文明往往佔據了生存環境較好的地域，遊牧民族生存空間不斷惡化，迫使他們軍事組織上全民皆兵，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方式在戰略上更具優勢。知識與文化有時不如莽力更有效。遼國最終卻亡於比它更落後與野蠻的女真人。同樣，金國又亡於比其更野蠻的蒙古人。宋朝的悲劇是中華文明近世的衰落，也是人類文明的重大悲劇。

身處其中，不是一兩場戰爭或一兩次改革就能使宋朝走出如此尷尬的困境，宋朝的許多看似懦弱的行為，讓這個王朝能夠有了苟延殘喘的時間，造就了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野蠻戰勝了文明，這是對文明的踐踏，也是文明的悲歌，真心希望這不是文明最終的宿命。

：宋朝的軍事力量非常強大，大家都知道唐朝非常的強大，對外戰爭的次數也非常多，但唐朝的對外戰爭勝率才只有百分之三、四十，而被大家灌有弱宋帽子的宋朝，它的對外戰爭的勝率卻高達百分之七十，這個勝率與各個朝代相比也是首屈一指的。

很多人把澶淵之盟看作是喪權辱國的條約，但其實每年給遼國的歲幣還不如一個小縣城一年的財政收入。而宋朝對遼發動戰爭每年所需的軍餉比給遼國的歲幣百倍還要多，一個條約換來國家幾十年的和平，你說值不值？其次：宋朝的經濟前所未有的繁榮，尤其是南宋時期。宋朝時各個行業都得到蓬勃發展，宋朝的海外貿易也非常發達，與多達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通商，當時的周邊國家都使用宋錢作為本國的貨幣，可見經濟影響力之大。據說宋朝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全球的百分之六十，可謂空前絕後。既然這麼有經濟實力，為什麼南宋要偏安一隅，不收復失地呢？那是因為當時的官員和老百姓極力反對，他們怕收復失地後會加重對江南一帶的賦稅。

在各個朝代中，宋朝人民的幸福指數是最高的。在宋朝一個技術熟練的僱工的工資也比官員的工資還要高，宋朝的文學造就也是空前絕後，試想，如果大家連飯都吃不飽還有心思寫詩詞嗎？所以不管在軍事還是經濟上，宋朝都算不上弱。

“弱宋”的由來是因為宋朝的軍事行動，很多時候都是無功而返，甚至看起來是敗多勝少，沒有“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豪氣，也沒有“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決心，似乎一直處在被動挨打的局面下，但實際情況國運卻又十分昌隆。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複雜的朝代，期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人們總是希望宋朝能像漢唐那樣，展現漢人的威風，人都會有這樣的心態，來源於我們競爭的人性，即使在現代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依然如此激烈，每個人都期待自己會是最強大的那個，呼風喚雨，為所欲為，從這樣的感情出發，自然也希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是最強大的。

宋朝軍事為什麼弱

宋太祖透過陳橋兵變建立的大宋，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五代十國時期，後晉高祖石敬瑭，把燕雲十六州割讓給了遼國，北方防線頓時門戶洞開，失去了山川的天然屏障之後，千里坦蕩華北大平原任由北方遊牧民族馳騁，只有退守到黃河勉強能夠擋一下，可以這麼說，只要遼國從北方出兵，騎上快馬，三五就能兵臨開封府，面對這種情況，其實宋朝所有君主及大臣都在極力改善，他們做了所有的努力，只是有很多努力都是白費功夫，但是也不能說他們沒有努力。

在西北，本來是節度使的臣子建立了西夏，也就徹底封閉了絲綢之路，宋朝沒有出兵去收復嗎，出兵了，只是沒有收復，“楊無敵”的無上功勳就是從西北獲取的，但是要明白一點的是，不是宋朝一直輸，其實是勝多敗少，那為什麼又不能收復失地呢，這其中的原因就是大宋缺馬，大宋勝了，你不敢去追，因為人跑不過馬，人跑累了怕被反打，只能固守城池，如果敗了一次，後果就是十分的嚴重，比勝利十次百次都更加嚴重。

這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朝代，有人說，這是宋太祖趙匡胤開國之後制定的方略有關，如果不是先掃平南方，而是先與契丹作戰，收復北方失地的話，可能就不會埋下後來的禍根。

但是這個問題需要想一下，趙匡胤在建國之初與契丹作戰是沒有穩定的後方的，一旦戰事不利，就會兵敗如山倒，如果趙匡胤失敗了，中華大地上還有誰能力挽狂瀾阻擋北方異族入侵。而且還要防止南方割據勢力，五代十國混亂的局面延續了百年的時間，不管是誰都不希望在繼續混亂下去了，文明的火種需要傳承下去，所以大一統是迫切需要的，所以不能苛責太多。

宋朝開國之初三次北伐，一次比一次輸得慘，也就事實證明了一個問題，用步兵去對抗騎兵在冷兵器時代並不是一個好方法，大家都知道，開國之初的時候，武力是最為強盛的，但是依然沒有辦法勝利，這也導致後期一次不如一次，“弱宋”由此而來。

宋朝除了軍事弱，難道就一無是處了嗎？

宋朝還是很不錯的，很多人說宋朝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其實對於商人和農民，宋代也是顯著的黃金時代，知識分子就不必說，整個宋朝都有不殺士的傳統，讀書人的地位作為制度性地被確立起來，而不是取決於當時的皇帝是否寬厚大度。

對於商人而言，宋朝把商人的地位抬高了。商人的子弟在以前是不能參加科舉的，但宋朝可以，而且在制度上也不限制商業的發展，商業的發展使得宋朝成為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的時代，商業促進交易，也釋放了農民參與手工業的熱情，也極大地提升了底層人民的經濟收入。

經濟水平的提高也帶動了文化的繁榮，文化向來是經濟的對映，只有當經濟水平形成大量生活閒暇的時間，人才能擁有從事文化、藝術等非生存活動的基礎條件，宋朝自建立開始就選擇了“興文教，抑武事”的國策，建立了國子學、太學、州郡學、縣學的四級官學體系，而且極為重視蒙學，編撰了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學教材。除了官方辦學，各地的書院層出不窮，成為集教學、學術研究為一體的教育機構。

而科技方面，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導論提到：“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詢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有人說宋朝是中國古代雜稅最重的國家，《朱子語類》就曾記載：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但是稅收重不代表人民的生活水平差，也不代表那是一個殘暴的政府，政府收稅要看所用何處，宋朝的高稅收一方面體現了人民的高收入，另一方面社會公共支出佔用的稅收比重也很大。

當然，宋朝之所以稅收重，是因為有“冗官、冗兵、冗費”等現象，這也是軍事能力不足帶來的負面。

總之，宋朝是一個飽受爭議的朝代，也是一個及其複雜的朝代，人們讚揚他經濟文化所帶來的榮耀，卻又痛恨他軍事力量上的“孱弱”。

世人凡提及宋朝，腦中浮現的必然是“國富軍弱”。確實，宋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可多得的經濟強國，同時也是一個在軍事上留下敗筆的王朝。對於宋朝的相關歷史我也有進行過專門的研究，曾對宋朝的軍事腐敗原因及影響進行過專門的研究，從宋朝的夜市發展和《清明上河圖》的展現，也看過宋朝的經濟繁華。

那麼接下來，讓我們一同走進宋朝的歷史，看看宋朝的“弱”究竟從何而來，它的實際情況到底是否真如傳言那般。

宋朝的“弱”主要表現在其軍事方面。其經濟的繁榮與軍事方面的無能，不得不讓人對其進行深究。一般而言，國家富貴繁榮，軍事是差不到哪裡去的，為何宋朝卻恰恰相反，在軍事上可謂是屢戰屢敗。深入總結後，我發現導致宋朝“弱”歸根有如下幾個原因：

一、宋朝統治階級的重文輕武

當時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統治，怕武將功高蓋主，便實行以文治武的策略來限制武將的權利。宋朝的統治階級也一度視當時的武將為禍亂的根源，不僅強行干預軍政,還對武將實施高壓政策,這也最終致使武將無心致力於軍事。

除此之外，宋朝統治者也專門設立了樞密院，以此來削弱武將的兵權，並實行將從中御的政策，這樣的做法簡直是大大的違背了作戰的原則。如此看來，宋軍要是能戰爭中取得決勝那才是怪事了。

二、統治階級執法不嚴

所謂法不嚴，軍政懈怠。宋朝在法律方面的不嚴謹導致軍政日益腐敗，而徇私枉法之事也時有發生，如此一來，剛好軍中大臣認為自己權利也被削弱的形同虛設，那麼對於軍中之事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能撈到好處也不賴。這樣鬆散懈怠的軍隊，又如何能在戰場上戰勝敵軍呢？

三、統治階級的消極預敵決策

武將的權利都被統治階級收的七七八八了，此時的武將實質是有名無實。在許多軍事決策上都受到統治階級的干擾。面對敵軍的步步緊逼，統治階級一意孤行的實行了以和緩戰的決策方針，後來慢慢的，人們的強國強軍思想被削弱，追求文治和穩定的思想倒是日益盛行。

四、宋朝的軍隊組織結構僵硬，管理不嚴謹

對於一個經濟實力雄厚的國家而言，養一個像樣而又龐大的軍隊並不是什麼難度。因為有錢，養的起。但是軍隊實力弱卻與軍隊內部管理有極大的關係。武將不被重視，又處於有名無實的境地。因此，這也就直接影響了他們對於軍事管理的積極性。如此一來，一個組織結構僵硬落後的軍隊，就算是投入再大的財政支助也是挽救不了軍隊實力弱的局面的。

總結:

總而言之，宋朝在軍事方面的弱是實至名歸的。但放眼宋朝歷史，其實它也創造了許多輝煌，它在文化發展方面，在軍事科技的發明方面，都有著相當的成就。不得不說，宋朝確實是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唏噓和思考，我們需要從多重角度去論述和看待這個朝代。

單單從軍事上來看的可以稱呼為弱宋，因為當時對北宋虎視眈眈、威脅最大的都是兇猛的遊牧民族，它們的騎兵日益強大。

當時北宋最強的反而是弩和船，一個是防禦的強有力的武器，一個是海上霸主。所以南宋當時的長江防線那麼堅固，若是在大航海時代，北宋無疑可以成為像大英帝國一樣的海上霸主。但是遇上機動靈活的遊牧民族這些武器相對就沒有那麼優勢了。

但是宋朝的經濟是非常的繁榮，人民之富裕國庫之充盈，當宋朝丟了半壁江山後，卻還能堅持三百餘年才亡，這不光是軍事防禦上的，還有就是經濟繁榮，就是非常有錢！宋朝時每年的財政收入大約6500萬緡，宋朝的富裕程度在中國的歷史上也算得上一位超級富翁了。其實宋朝不僅國富，而且宋朝的子民們也非常富有。宋朝財政收入的構成很有特點，其他王朝的絕大部分財政收入來源於農業稅，而宋朝卻來源於工商稅，工商稅佔了百分之七十擺佈。宋朝之所以有錢，首要是因為商業興旺，商業興旺了百姓日子興旺，國家的錢包天然也是鼓鼓的。

宋朝並沒有像歷史上一些暴發戶式的皇帝哪樣荒淫無度，他首先將官員的福利待遇提高，大宋的宰相年薪百萬，不僅如此國家還變著把戲的發錢，一年下來各種獎金和補助比年薪高的多。官員拿著高工資，其他啥不說，至少不會為生計憂愁，放在工作上的心思也就能多一點。官員的福利給足了，老百姓的福利待遇也是不錯的，我都覺的和現在的阿聯酋一樣，對於本國的國民福利那是相當的不錯了。趙匡胤一上臺就公佈了一條法令：從此以後被政府徵用服勞役的人員，每人每天兩升大米。這還不算完，到了宋太宗那一代服勞役的人不光有米還有工錢。幹活拿工錢不移至理，這在今日看起來很正常，但在北宋之前，服勞役的人員不光沒有一分薪酬，就連口糧也要自帶。北宋政府完全告別了以往白吃白拿的蛀蟲形象，一躍成了一個講道理的政府。

所以宋朝在軍事上發展方向的錯的，沒有有效的軍事單位。但是在經濟上是非常成功的。

弱宋說的不是經濟是軍事。為什麼北宋那麼富裕，而軍事那麼弱呢？主要我們看看大宋是怎麼來的？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逼迫柴氏退位，自己登基當上皇帝。趙匡胤知道自己是怎麼當上這個皇帝的，所以他很害怕以後其他的武將會重演自己的那場自導自演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那一幕，所以宋朝著意提倡重文輕武，以文制武，和平時期文官執掌兵權，在外駐守。宋朝王室對將帥的防範和猜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趙宋家規，不敢委以全權，授以重兵，而是透過各種制度和辦法，削弱將帥的指揮許可權，限制了將帥的臨危應變，軍隊相互調動頻繁，致使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軍隊缺乏凝聚力、戰鬥力。

宋朝幾次對外戰爭的失利，導致宋朝改變政策，以金錢換和平的方式保持雙方的和平相處。宋朝向遼國以及後來的金和蒙古，還有西夏都是年年送錢保平安。在兩宋時期，北面有遼國後來的金國，西北有西夏，西南有吐蕃，南面有大理等政權並立。宋朝沒有那個軍事實力對幾個政權的統一，誰都統一不了誰，只能並存。宋朝在歷史上不能算是一個大一統朝代，只能算區域性統一的朝代。反觀上一個大一統時期的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對外戰爭大部分都是打勝了的，沒有這個基礎那個國家會心甘情願的拜他為“天可汗”，都是大唐的附屬國，對大唐稱臣。而宋朝打輸了就送錢保平安，稱兄道弟。從這點來看，宋朝雖然經濟上富裕，但是軍事上屢屢戰敗，年年送歲幣，給後世的感覺就是很軟弱。

金滅遼後，大軍南下侵宋，攻佔宋都，這就是歷史有名的靖康之恥。靖康之恥無疑是漢民族歷史上的一場大劫，也給當時的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更是大宋這個王朝的百年國恥，深深刺痛漢人的內心！更讓後世對弱宋的這一看法更加認同。

由於北宋建立除實施重文輕武，在北宋湧現出了不少的名相，如寇準、李剛、司馬光等。到了南宋初期，為了抵抗金人繼續南侵，南宋改變了政策，加強了軍隊的管理，出現了岳飛、韓世忠等抗金名將。這就是北宋出相南宋出將。如不是政治因素，我個人相信南宋收回北方失地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也應該能改變宋朝對外一直積弱的印象。可惜南宋皇帝趙構的十二道金牌召回岳家軍，以莫須有罪名殺掉岳飛，導致再也沒有能收復北方山河的將領。南宋第二個皇帝空有一腔收復山河的熱血而武將可用。

兩宋的積弱是軍事上的積弱，而非經濟上的積弱。宋朝從960年建朝開始到1279年滅亡結束，前後總共經歷了十八位皇帝。由北宋和南宋兩個階段組成，而宋朝經濟最發達的時期則出現在北宋時期。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以及科技最繁榮富裕的時代。公元1000年的時候，中國的GDP在世界上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記載，宋朝當時的GDP總價值比例佔世界總量的22.7%，一個國家的GDP在世界中就能佔有如此高的份額，其財力可見一斑。其中人均GDP為450美元，而當時的西歐也才400美元。

題主你好！

宋代是國外很多漢學家極力推崇的時代。美國學者費正清和史景遷稱之為“中國最偉大的時代”， 法國學者謝和耐認為它是“ 當時最先進的國家”。然而，在多數華人眼中，宋朝的形象卻是“弱宋”。這與外國學者的評價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影視作品中的宋朝）

華人心目中的“弱宋”形象從何而來？

個人認為，產生“弱宋”形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宋朝重文抑武的傳統，長期壓抑和束縛了整個民族尤其是軍隊的鐵血精神，致使宋朝軍事力量極端孱弱，乃至於從始至終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

想想吧，除了前兩任皇帝宋太祖、宋太宗之外，其他皇帝統治時期，對外戰爭都“敵人追趕我逃跑”，保地盤的手段基本靠錢買，它能強到哪裡？給宋朝貼上“軍事弱宋”的標籤，非常符合歷史真實的。

然而，除了“軍事弱宋”，宋朝在其他方面又是怎樣一番面貌？實際情況可能會令所有人大吃一驚！

一、宋朝的經濟空前繁榮

宋朝經濟的繁榮，在宋人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清明上河圖》反映了宋時汴京商業的繁榮景象：商店形形色色，賣藥賣布、茶坊酒肆，各行各業，無所不有；店招懸旗迎風，顧客絡繹不絕；河上商船搖擺，橋頭販夫走卒......倘若把這些人的穿戴換成現代服飾，你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幅充滿現代氣息的商業畫卷。

《清明上河圖》雖然反映的宋朝汴京的繁榮景象，但也是宋朝商業繁榮的一個“濃縮版”。

（《清明上河圖》區域性）

基於這種“重商主義”，宋朝的經濟可謂空前繁榮：宋前，中國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行政中心；到了宋代，大城市基本上形成商業中心了。城市人口比重遠遠高於其他朝代，達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北宋首都東京開封人口超過一百萬人，著名史學家史景遷稱它是“世界最先進最繁榮最龐大的城市”。

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時曾達到16000萬貫文，而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我們就拿南宋年財政收入10000萬貫來與唐朝對比一下：唐朝最為極盛的玄宗時期，一年鑄幣也只有32萬貫；也就是說，南宋一年的財政收入最高是唐朝最極盛時期的312倍！

（影視作品中的宋朝）

那麼，宋朝的財政收入10000萬貫相當於現在什麼水平？

筆者查了一點資料：當時一個普通家庭一個月生活費大概就是五貫錢左右，比如一大餅一文錢，一貫是一千文就是我們通常說的一吊；所以，以購買力來算，以前的一貫決不會少於現在的一千。我們就以一千來計算，南宋最高財政收入100000萬貫，就相當於現在人民幣100000000萬。當時南宋人口大約8060萬，人均財政收入達到12406元。2019年，中國1—10月累計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67704億元，按目前華人口14億計算，當年全華人均財政收入11978元。也就是說，宋朝的人均財政收入比我們現在還高近1000元！

小時候，看過一場川劇叫《十五貫》，大概是說為了十五貫錢謀財害命的故事。想想看，當時的十五貫，就相當於現在的15000元，這麼多的錢，難免要被人眼紅啊！這從一個側面也體現了宋朝經濟的繁榮吧！

（戲劇《十五貫》）

因此，在宋代，因為國家非常重視工商業的發展，傳統的農業已經不再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體構成。即使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其GDP水平遠超同時代的其他國家，那確確實實是人人眼紅的肥肉！

當然，宋代經濟的繁榮還不僅僅體現在工商業上面。在這個時候，金融業也開始出現了。

比如，這個時候出現了“交子”。“交子”顧名思義，用於商品交換的紙幣。請同學們注意，“交子”可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為什麼要出現交子？因為商業大發展、商品大流通，金屬貨幣太不方便了！買大件的物什，不可能專門用車船拉銀子去交換吧？紙幣隨身攜帶，小巧輕便，用於交易才方便啊。

“交子”出現六百年之後，歐洲才出現紙幣。因此，美國學者坦普爾說:“最早的歐洲紙幣是受中國的影響，在1661年由瑞典發行。”

（交子）

宋朝不僅出現了“交子”，還產生了現代意義上的金融業務了。比如王安石變法中，有一款叫“青苗法”，其實就是由政府二分利息貸款給農民。再比如，“市易法”，政府設“市易務”以平抑物價，商人們也可以向市易務抵押貸款或賒貸貨物，這也是採用金融手段維持市場穩定。這不得不說，王安石的許多經濟思想是非常超前的。只是太超前了，最後一執行就變調了。比如執行“青苗法”時，地方官吏以各種名目擅自提高利息，就加重了農民負擔；執行“市易法”時，原本是要打破商人的壟斷，最後卻成了政府壟斷。因此，“好法”變成了反對派眼中的“惡法”了。這是題外話，不深說。

當然，除了商業繁榮程度很高，宋代的農業工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

農業方面，實行精耕細作與擴大複種制，水稻由過去一年一熟實現一年兩熟，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土地耕種面積也大大增加，梯田、圩田、淤田、架田陸續出現；水利工程，擴大了水田的灌溉面積。據估算，從11世紀到12世紀的一百多年時間裡，宋朝的水稻產量增長了一倍。工業方面，採用煤進行冶煉的技術，宋朝冶金業實現了一次革命，比歐洲要早了七百年。美國史學家墨菲在《亞洲史》一書中寫道:“中國在11世紀生產的鐵、鋼和其他金屬製品，可能比歐洲直到18世紀中葉生產的還多。”

隨著農業、工業的發展，宋朝人口也逐漸增加。唐朝最高峰人口8050萬，宋朝最高峰人口，1123年8060萬；1124年達1.26億。人口的增加，也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城市的發展，更促進了商業的繁榮。於是，宋朝在這樣一個良性迴圈中，經濟實現了空前的繁榮。

二、宋朝的科技到達巔峰

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在其《中國大歷史》書中這樣寫:“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

而事實上，宋朝的科技，也的確處於中國古代的巔峰時代，而且呈現全方位發展的態勢。

（沈括）

科學家方面，沈括和李誡為代表人物。

沈括是宋代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他1031年，出身於仕宦之家，字存中，號夢溪丈人。幼年隨父宦遊各地；宋神宗時參與王安石變法，歷任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史館檢討、三司使等職；1080年，出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經略安撫使。晚年移居潤州（今江蘇鎮江），隱居夢溪園；1095年，因病辭世。沈括一生致志於科學研究，在眾多學科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在天文、地理、物理、數學等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其作品《夢溪筆談》一書包羅永珍，成為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被稱為“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著名科技史學家李約瑟稱沈括是“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李誡則是宋代偉大的建築學家。他1035年出生於鄭州管城縣人（今河南新鄭），曾主持修建了開封府廨、太廟及欽慈太后佛寺等大規模建築，編寫了中國第一本詳細論述建築工程做法的著作《營造法式》，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建築學鉅著，受到現代建築大師梁思成先生的鼎力推崇。除主要從事建築工作外，李誡還任職虢州知州，在地方甚有政績。李誡1110年逝世，葬於新鄭梅山。

（李誡）

科學發明方面，人所熟知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除造紙術由東漢蔡倫發明，其他三種發明出現在宋朝或為宋朝人向前推進。

印刷術方面。在唐朝時，人們印刷書籍用的是雕版：用一張木板或金屬板，根據印刷書籍的需要在上面將字一個個反刻出來，再行印製書籍。不用說，印一頁書要刻一張版子，效率太低。到了北宋，畢昇經研究改進，創造了“活字印刷術”——一個一個字是活動的、可替換的，印製書籍時，需要哪一個字就選哪一個字放在版子上。這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活字印刷版）

指南針的前身是戰國時候的“司南”：主要組成部分是一根裝在軸上可以自由轉動的磁針；最早的理論理論是建立在陰陽五行學說基礎上的“感應說”；到了南宋，人們雖然仍認為“指南針之所指，即陽氣之所在”，只是圍繞磁偏角現象，但立論的依據更多轉向地理方位的座標系統：南宋人曾三異等認為，地是平的、大小有限，這樣地表面必然有個中心，過該中心的那條子午線就是唯一的南北方向，一旦測量地點不在這條南北線上，指南針所指向自然“少偏”（稍偏）在此理論認識上，結合航海技術，改進和發明了指南針。

（司南）

火藥源於煉丹術，發明於隋唐時期，在唐末用於軍事上，主要用途是將黑火藥綁在的火箭上，透過火藥的燃燒產生加力，使箭能飛得更遠，但仍然需要藉助於弓弩等機械力發射。到了南宋理宗時代，發明了突火槍：以巨竹筒為槍身，內部裝填火藥與子彈，點燃引線後，火藥噴發，將子彈射出，射程遠達150步（約230米），是世界第一種發射子彈的步槍。

（突火槍）

此外，宋代在機械、紡織、造船、冶金、採礦、數學、天文、醫學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略舉三個方面的例子。

數學方面。除開針對工業與經濟學的應用數學,當時的理論數學也空前發達。如楊輝所著《詳解九章演算法》、秦九昭的《數書九章》、李冶的《測圓海鏡》等等，能完成四次以上開方和高次方程求解。

（測圓海鏡）

天文學方面，有一個叫蘇頌的天文學家，在1092年寫出的一篇文章，詳細描述了他在開封建造的液壓動力12米（39英尺）高的天文鐘塔：鐘樓上有大型天文儀器的渾天儀和天球儀，兩者都是由早期間歇工作的擒縱機構驅動的（類似於中世紀鐘錶機構中出現的真正機械鐘的西部邊緣擒縱機構，源自古代古典鐘錶機構）。 宋朝人還觀察到了超新星。1193年，宋朝還應用“東吳天文圖” ，指導王儲的天文發現。

（東吳天文圖）

醫學方面，1057年，在大臣韓琦的主張下，宋朝編纂了藥典——《嘉佑補註神農本草》。在這本書中，在《神農本草》基礎上，除了增加了近百種藥材之外，且標註了各種藥材的生長情況和用途，並還配以繪圖。除了有系統的醫書之外，宋代也多有各種奇妙的藥方發現。如全身麻醉藥“睡聖散”，採用風茄花和火麻花製成。

（韓琦）

可以說，宋代出現的科學發現、發明，極大刺激經濟的發展。難怪李約瑟先生如此評論宋代的科技:“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詢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顛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

三、宋朝的開放遠超明清

論及開放程度，可能宋朝與漢唐時代是無法比擬的。

主要原因就是，宋代的疆域遠遠不及漢唐，因為對河西走廊、西域等廣闊地帶缺乏控制，被北方少數民族壓縮在黃河以南，在對外開放上缺乏轉圜騰挪的空間。

但也許正是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強勢壓制的緣故，在金滅北宋後，南宋朝廷被迫遠離中原。基於往西、北的陸路通道被阻斷，極度富有創造力的北宋人轉而開拓海上航線，海上貿易也由此而興盛起來。

史料記載，宋神宗在位時，北宋的對外貿易港口已有20餘處，設有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5個市舶司，有的市舶司還設有市舶務、市舶場等下屬機構。

（南宋泉州港）

宋朝海上交往與貿易，大都是透過廣州、泉州等港口和中國開展海上貿易的。南宋末年，泉州港已成為當時的世界第一大港口：有著世界上最大、最先進的商船，可以同時裝載1000多人同時出行。據猶太商人雅各記載，這些商船不僅擁有精確到近乎奇蹟的航海圖，而且還有幾何學家和星象師，他們會用一些磁塊巧妙地找對通往其他大陸的航線。就是這些大船，把產自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等寶物透過海上絲綢之路運送到世界各地，將華人喜愛的香料、檀木、玉石珠寶運回中國。

自然，興盛的海上貿易，也有力地促進了造船業的發展。

宋代造船業十分發達，為中國古代造船業大發展的時代。

當時，造船的數量很多，全國有二十幾處船場，年造船數量在三千艘以上。用於海上貿易的大海船，載重可達萬石。同時，造船技術也突飛猛進。據《萍洲可談》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舟師”在海上航行時，“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惟視星斗前邁”，說明此時的人們已經開始利用天文知識來辨別方向，而且北宋時期就已經將指南針應用到航海上了。

（南宋航海圖）

科技的發展為兩宋時期進行海外貿易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由於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處於世界先進地位。在東南沿海地區，有許多製造“船舶”、“海舶”的作坊。官營作坊以造綱船、戰船、座船為主；民營作坊則以造商船和遊船為主。這個時期所造的船隻，其體積和載重量都較前代有明顯的增加。在今天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大廳內，陳列著一隻出土的宋代大船，整個船殘長24.2米，殘寬9.15米，經過初步估計，這隻船的載重量約為200噸。宋徽宗時，造了兩艘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為“神舟”，據估計，這艘“神舟”的載重量大約為1100噸，其結構非常複雜，吃水深，抗風浪的能力強，還具備了隔艙防水這一技術，處於當時世界造船業的尖端。

（宋代大船復原圖）

當時華人的海上航線包括東南亞、南亞、西亞以及非洲東海岸。也就是說，後來鄭和下西洋時所到過的地方，宋人基本上都去過了，只是船隊規模不如鄭和的寶船隊大。南宋地理學家趙汝適編纂的《諸蕃志》中，詳細描寫了58個國家的地理和風土人情，其中不僅包括了我們早已熟知的越南、印度等周邊國家，而且還包括一些非洲國家， 如層拔國、中理國、木蘭皮國、麻嘉國、勿斯里國等等。宋與傳統的鄰居高麗、日本等國的來往也比前更為密切。

對外商品貿易首先帶來鉅額利潤，據史學家估算，光是朝廷從海上貿易徵收的稅，約相當於政府總收入的五分之一。與此同時，大量的華人湧入東南亞，有的經濟史學家估計有一百萬人僑居於國外，而中國東南沿海的港口也迅速繁榮起來。

（宋代航海圖）

中國海上貿易最繁榮的朝代是宋代與明代。但宋朝在開放性上要遠遠超過明清兩朝：明代除了早期鄭和下西洋值得稱道外，多數時間都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明代海禁政策的後果，是海上商人們奮起反抗，海盜之禍與明朝歷史相始終。反觀宋代，朝廷的政策顯然比後世更為開放與靈活。

四、宋朝的政治清明敦厚

醉罷君山（鄭文州）在《宋朝原來是這樣》一書中寫到：“從大宋開國始，物質文明的進步如影隨行。為什麼會這樣呢？政治清明顯然是一個前提，我們很難想象在一個惡政、暴政之中，人的創造力會被無限制地激發出來。”

宋朝的清明，表現之一為比歷朝歷代都溫柔、厚道得多。

且看宋朝皇帝對待功臣的態度。

在漢唐時代，帝國的政治可謂殘酷。韓信為建立大漢立下了不朽功勳，但始終為劉邦所忌，最終為呂后殺害；李世民為了爭奪皇位，發動玄武門之變，逼父親李淵下臺，殺死了自己的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到了宋代，這種誅殺功臣的手法被摒棄，皇帝轉而用一種溫柔文明的方式對待功臣，讓所有功臣都得善終。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解除石守信等大將的實權，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體現。

（杯酒釋兵權）

說宋朝厚道，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公元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北宋王朝後，對後周柴榮的幼子、太后等人，進行了妥善的安置，使得他們大體保持了生前的身份。對於柴榮在洛陽的67歲的生父柴守禮，趙匡胤還將其加封為太子太傅。很多官員們看見柴守禮這麼受到尊敬，於是想方設法的巴結他，把洛陽城搞得烏煙瘴氣，當時的平民百姓將柴守禮和其他9個為非作歹的高官合稱為“十阿父”，洛陽御史也向趙匡胤進行過彙報，但是趙匡胤聽後卻是一笑了之。最後，柴守禮得到善終，公元967年73歲才去世。南唐後主李煜被宋朝俘虜後，趙匡胤也沒有難為他，讓他仍然過著悠哉享樂的詞人生活，只不過後來惹毛了接手皇帝的趙光義才被殺了。

（柴榮）

宋朝的厚道，還體現對待文人的態度上。

據說，宋太祖趙匡胤生前立下了“勒石三誡”，只有皇帝才知道；太子只有在登基的時候，才有資格到太廟中去看這一祖訓。其中第二條是“不殺士大夫”。

“勒石三誡”究竟存不存在，難以考證，但有宋一代，被皇帝殺的文人確實少之又少。

當然，也不是說宋代沒有文人被殺。但真正由皇帝下令殺的就只有6個人，而這6人中，前4人都屬罪大惡極，只有另2人有點冤枉：

其一叫王黼，被殺原因是禍亂朝綱、搞得國庫空虛，插手“聯金滅遼”，導致局勢失控；後又拿錢買“燕雲十六州”，虛報功勞。

其二叫朱勔，“北宋六賊”之一，宋欽宗所殺。如果不是他，就不會引發“方臘起義”，童貫就不會“聯金滅遼”失期，宋朝就能收復“燕雲十六州”。

其三叫張邦昌，他做了金人的傀儡政權“偽楚”皇帝，其罪當誅，但皇帝只殺了他一人，沒有誅他九族。

（張邦昌）

其四叫王時雍，此人即使殺一千遍都不為過，靖康之難中，他充當金人走狗，搜刮婦女和錢財，因此得了一個“金人外公”的稱號。

其五叫陳東，這個人是一個滿負報國熱情的太學生。宋高宗趙構被金人逼得南渡以後，陳東上書罷免投降派宰相黃潛善和汪伯彥，力挺李綱（時已罷相），他的主張違背了趙構龜縮江南的意圖，被直接斬首。

其六叫歐陽澈，和陳東一樣忠心為國的熱血青年，在趙構眼裡，他膽大妄為、只會吹牛，將其和陳東一併處斬。

因為宋朝總體清明、溫柔、厚道，宋代朝政基本上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殺戮現象。即便是岳飛冤案，也只限於少數幾人，不要說殺戮幾百幾千幾萬人，就是殺幾十人也十分少見。而像漢武帝時的巫蠱事件，死了數萬人；明初殺戮，動輒上萬人。

宋代朝政一大弊病是黨爭朝廷黨爭，但黨爭手段是溫和的，絕少從肉體上消滅對手。因此，鄭文州在《宋朝原來是這樣》這樣認為：“但比較東漢的黨錮之獄與明代的東林黨之獄，那只是互吐口水而已，頂多立個黨人碑”。

（黨人碑）

宋朝清明的另一方面，是對下層百姓的統治相對比較仁厚。

比如說宋徽宗時期的“方臘大起義”。事實上，激發農民起義的原因，本不是皇帝的問題，而是下面的人把經念歪了的緣故。

前面說過，被稱為“北宋六賊”之一的朱勔，就是引發方臘起義的罪魁禍首。因為宋徽宗喜歡玩石頭，朱勔就以此為藉口，大肆搜刮民財，搞得民怨沸騰，歷史上稱為“花石綱”。1120年十月初九，方臘假託“得天符牒”，率領農民，殺死方有常一家，以幫源峒為據點，聚集貧苦農民，號召起義，最後於1121年被鎮壓失敗。

（花石綱）

因此，總的來說，多數時間裡，大宋朝廷還是比較寬厚的，就這給民眾有了施展才智的空間：銅錢鐵幣不好使，交子便應運而生；絲綢之路斷絕，便開闢海上貿易等。這些創新，都始自民間，得到了朝廷的支援與推廣。倘若不是政治清明，在遼、夏、金、蒙的步步緊逼之中，宋朝的民間創造創新能力怎麼能空前迸發？宋朝的經濟怎麼能呈現出相比歷朝歷代都要繁榮的景象？

綜上所述：宋朝“弱宋”的形象，其實僅僅指在軍事方面。除開軍事貧弱，宋朝其實是一個經濟空前繁榮、科技高度發達、開放意識強烈、政治清明敦厚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