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形的演化

【篆書·大篆】 大篆：廣義的大篆指小篆之前的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或稱“鐘鼎文”)與籀文(金文之繁化)。狹義指籀文(石刻石鼓文)

【篆書·小篆】小篆：秦統一後，由丞相李斯負責，在秦國原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礎上，進行簡化，而創制的統一的文字。趙高創造了中國的小篆，而且能背下來當時的秦律。

【隸書·古隸】古隸：也稱秦隸。是小篆走向今隸的過渡字型，其特點是把小篆的均勻線條變成平直有稜角的橫、豎、撇、捺、挑、勾等筆劃。

【楷書】楷書也叫正楷、真書、正書。由鍾繇(yao)所創，是由隸書逐漸演變而來的。因其“形體方正，筆畫平直，可作楷模”故稱楷書。

【草書】草書：在隸書基礎上為書寫簡便而演變出來的。分為隸書演化來的叫章草和楷書演化來的叫今草。

【行書】行書：是在楷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介於楷書與草書之間的字型，它彌補了楷書的寫速慢和草書的難辨認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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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經過了6000多年的變化，其演變過程是：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隸書 → 楷書 → 行書

（商） （周） （秦） （漢） （魏晉） 草書

以上的“甲金篆隸草楷行”七種字型稱為 “漢字七體”

中國文字——漢字的產生，有據可查的，是在約公元前14世紀的殷商後期，這時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漢字中仍有一些和圖畫一樣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動。

到了西周後期，漢字發展演變為大篆。大篆的發展結果產生了兩個特點：一是線條化，早期粗細不勻的線條變得均勻柔和了，它們隨實物畫出的線條十分簡練生動；二是規範化，字形結構趨向整齊，逐漸離開了圖畫的原形，奠定了方塊字的基礎。

後來秦朝丞相李斯對大篆加以去繁就簡，改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體簡化之外，並把線條化和規範化達到了完善的程度，幾乎完全脫離了圖畫文字，成為整齊和諧、十分美觀的基本上是長方形的方塊字型。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點，那就是它的線條用筆書寫起來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幾乎在同時也產生了形體向兩邊撐開成為扁方形的隸書。

至漢代，隸書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漢字的易讀性和書寫速度都大大提高。隸書之後又演變為章草，而後今草，至唐朝有了抒發書者胸臆，寄情於筆端表現的狂草。隨後，糅和了隸書和草書而自成一體的楷書（又稱真書）在唐朝開始盛行。我們今天所用的印刷體，即由楷書變化而來。介於楷書與草書之間的是行書，它書寫流暢，用筆靈活，據傳是漢代劉德升所制，傳至今日，仍是我們日常書寫所習慣使用的字型。

到了宋代，隨著印刷術的發展，雕版印刷被廣泛使用，漢字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產生了一種新型書體——宋體印刷字型。印刷術發明後，刻字用的雕刻刀對漢字的形體發生了深刻的影響，產生了一種橫細豎粗、醒目易讀的印刷字型，後世稱為宋體。當時所刻的字型有肥瘦兩種，肥的仿顏體、柳體，瘦的仿歐體、虞體。其中顏體和柳體的筆頓高聳，已經略具橫細豎粗的一些特徵。到了明代隆慶、萬曆年間，又從宋體演變為筆畫橫細豎粗、字形方正的明體。原來那時民間流行一種橫劃很細而豎劃特別粗壯、字形扁扁的洪武體，像職官的銜牌、燈籠、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裡的神主牌等都採用這種字型。以後，一些刻書工人在模仿洪武體刻書的過程中創造出一種非顏非歐的膚廓體。特別是由於這種字型的筆形橫平豎直，雕刻起來的確感到容易，它與篆、隸、真、草四體有所不同，別創一格，讀起來清新悅目，因此被日益廣泛地使用，成為16世紀以來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型，仍稱宋體，也叫鉛字型。

在中國文字中，各個歷史時期所形成的各種字型，有著各自鮮明的藝術特徵。如篆書古樸典雅，隸書靜中有動，富有裝飾性，草書風馳電掣、結構緊湊，楷書工整秀麗，行書易識好寫，實用性強，且風格多樣，個性各異。

漢字的演變是從象形的圖畫到線條的符號和適應毛筆書寫的筆畫以及便於雕刻的印刷字型，它的演進歷史為我們進行中文字型設計提供了豐富的靈感。在文字設計中，如能充分發揮漢字各種字型的特點及風采，運用巧妙，構思獨到，定能設計出精美的作品來。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文字才逐漸走上了發展的道路，各個時代的中國文字都有著與眾不同獨特的民族、民風的內涵，中國的文字史裡處處深深地刻著中華兒女的智慧與勤勞。然而，現今有些人對本國文字瞭解甚少，而對於其他國家的語言文字投入極大的熱情，卻依然是個半調子。文字是國家的靈魂，為了瞭解祖國文字的變遷，祖國的歷史，祖國的靈魂，我們選擇了這個課題。

中國文字的發展，經過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連續對漢字進行簡化、整理，使漢字逐漸走向規範化。漢字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古文、篆書、隸書、楷書等四個階段的演變過程。其中，篆書又有大篆、小篆之分；隸書則有秦隸、漢隸之別。由此可知，歷史上任何一種新的字型，都是經過長期演變逐漸形成的。總體來說，楷書形成後，中國文字已基本定型。

1甲骨文

秦統一文字前，中國的漢字，不論從字型、應用角度而言，還是混亂的。古文廣義而言，其包括大篆在內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狹義的講，指中國文字史上大篆以前的文字。這裡採用狹義的古文概念。古文包含甲骨文與金文；其中，前者被人們視為中國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為商朝後期用寫或刻的方式，在龜甲、獸骨上所留下的文字，其內容多為"卜辭"，也有少數為"記事辭"。甲骨文大部分符合象形、會意的造字原則，形聲字只佔20％。其文字有刀刻的，有的填滿硃砂，也有直接朱書墨書的。因文字多為圖畫文字中演變而成的，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體，筆畫不定。這說明中國的文字在殷商時期尚未統一。

殷代影象金文：先秦稱銅為金，故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鐘鼎文、彝器款識。與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程度更高，顯示了更古的文字面貌。金文填實的寫法，使形象生動逼真，渾厚自然。

甲骨文是商代書寫的俗體，金文才是正體，顯示了正體多繁，俗體趨簡的印跡。

甲骨文因多為刀刻在龜甲獸骨上，故其文字帶有堅硬的筆法。這種如刀刻的筆法，亦有被運用在現代平面設計上。

2大篆

在中國文字史上，夏、商、週三代，就其對文字學的貢獻而言，以史籀為最。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別創新體，以趨簡便。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書、史書之稱。因其為史籀所作，故世稱"籀文"。大篆散見於《說文解字》和後人所收集的各種鐘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時所作石鼓文最為著名。

3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為秦朝丞相李斯等人所整理出的標準字型。由大篆簡化而成。又名玉筋篆，因其具有筆力遒勁之意。小篆之形體結構規正協調，筆勢勻圓整齊，偏旁也作了改換歸併。與大篆相比較無象形性。從大篆到小篆的文字變革，其在中國文字史上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4隸書

從小篆向隸書演變的第一步，最顯著的變化是從婉曲的錢條變為平直的筆畫，從無 角變成有 角。 一般人認為隸書是指有波磔的、一橫一捺都拖著像刻刀一樣的長長尾巴的隸書，這只是其中的一種。隸書主要有秦隸和漢隸，秦隸是隸書的早期形式；漢隸則為隸書之成熟字型。通常所說的隸書是指漢隸中的"八分"而言（圖6）。"八分"是在秦隸之後，漸生波磔。隸書發展到八分，已經是姿致成熟。隸書因其字較方正、厚實，故帶有剛正不阿的嚴肅感。

5楷書

“楷書“又名真書、正書、今隸。如歐陽詢、柳公權等碑帖之字屬之。包含了古隸之方正、八分之遒美及章草之簡捷等。這種字型一直沿用至今，被視為標準字型且為世人所喜愛。楷書有一種穩重而衍生出寧靜之感；文字因個人書寫的方式、性格之異，而有不同風格的同一字型。

6行書

“行書”，是介於楷書與草書之間的，運筆自由的一種書（字）體。行書不同於隸、楷，其流動程度可以由書寫者自由運用。行書表現出浪漫唯美的氣息。

7草書

“草書”，又稱破草、今草，由篆書、八分、章草，沿襲多種古文字變化而成。草書本於章草，而章草又帶有比較濃厚的隸書味道，因其多用於奏章而得名。章草進一步發展而成為"今草"，即通常人們習稱的"一筆書"。今草大部分較章草及行書更趨於簡捷。草書給予觀者豪放不羈、流暢之感。

8印刷字型

印刷術發明後，為適應印刷，尤其是書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漸向適於印刷的方向發展，出現了橫平豎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型—宋體。其發端於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宋朝，定型於明朝，故日本人稱其為"明朝體"。由於宋體字適於印刷刻版，又適合人們在閱讀時的視覺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型。

9電腦字型

隨看文化事業的發展、科技的發展，在西方文字型的影響下，又出現了黑體、美術字體等多種新的字型，如海報（POP）體、綜藝體、勘亭流、少女字型等，及更多的宋體之變形，如仿宋、扁宋等。並將各類漢字電腦化，運用的範圍更加廣泛。

漢字的起源是一個未解之謎。說到漢字，不得不提甲骨文，得到考古支援的商代甲骨文最早出現在3300年前，這比古埃及的文字及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字都要晚近2000年。至今共發現了5000個以上的甲骨文單字，其中可以認識的約有1700字。從一定程度上講，同樣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沒有理由落於人後那麼多！思索的同時，我們發現最早的甲骨文就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會意和形聲成分，在這些甲骨文中，“會意字”不到80％，形聲字佔20％多。這與古代埃及人、蘇美爾人等其他早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水平，遠遠不如古埃及、古希臘文明。在古埃及人早已經用巨大的石塊建造宏大的金字塔時，中國卻只有夯土建築。在古埃及人已經在堅硬的石頭上刻下精美的象形文字圖案時，中國卻只能在獸骨或龜甲上刻出粗糙的劃痕。但是看看中國的甲骨文的抽象程度，卻又遠遠高於古埃及那些具象的圖形。似乎漢字直接跨越了早期象形文字的早期階段，直接進入了一種更抽象的較高階階段。漢字發展經歷的象形階段：表意—形聲的途徑中，象形階段幾乎沒有，所謂的象形字在甲骨文階段就已經被高度抽象了。後來，隨著漢字的演變，漢字更不再是純粹的表意文字了，當希臘人建造帕臺儂神廟的精美雕塑，羅馬人建立萬神廟的巨大穹頂時，中國還只有秦漢時期夯土的長城，和陶製的殉葬兵馬俑，但是秦朝的小篆已經是一種全國統一的規範文字了，漢朝的隸書與今天的漢字已很接近。無論是跳躍著前進的文字文化，還是中國漢字這一龐大的複雜語言文字元號系統，都可以說是一個奇蹟。

在文字出現的早期，象形文字可以工作得不錯。可是隨著語言的不斷豐富，有些語言不能用形象表達了。古埃及人和蘇美爾人開始創造一些僅代表發音的符號來記錄這些語言。華人卻選擇了另外一種解決辦法：

會意字，如“日＋月＝明，女＋子＝好”；

表音字，如“阿”，沒有任何意義，只表示一個音節；

通假字，如“說－悅”；開始出現於漢字中。

提及漢語，免不了令人聯想到同樣佔文化課很大分量的英語。同時，我們也想了很多。學習一種語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這種語言思考，就想用母語思考一樣。但是，最能發揮個人思想創造性的還是母語，更何況要學好“外語”需要耗費極大的精力。古羅馬人並不因為羨慕希臘文明，而改用希臘語——儘管兩種語言十分接近。阿拉伯人同樣要把拉丁文、希臘文翻譯成阿拉伯文，而不是改用拉丁文或希臘文。同樣，文藝復興時的歐洲人也不是自己改用阿拉伯文，而是把阿拉伯文翻譯成拉丁文。到了啟蒙運動時期，更進一步地翻譯成本民族的語言並加以普及。

對於外語好的個人而言，直接看外文原文根本不費勁。但要他翻譯出來，效率就要低很多。但是對於整個社會來講，如果人人都化大量精力學外文，那效率就很低了。最極端的情況就是——像歷史上那些失去了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民族一樣，徹底消失了。最好的選擇就是象阿拉伯人、或文藝復興時的歐洲人那樣，以少數擅長語言的人進行大量的翻譯工作之後，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傳播、普及。只有這樣，本民族中才能更多的人用母語進行高效率的思考、創新。

漢語現在在英語面前面臨的困境是：基於這個語言的文明正處於高峰期——並不象阿拉伯人面對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那樣，是處於經失落的靜態文明；也不象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人面對的是正走向衰落的伊斯蘭文明。現在，大量新的科技成果、新知識、新思想依然在英語世界產生，英語，作為當今世界事實上的國際社交語言，它取得的成功是史無前例的。從使用它的人口來說，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數僅次於漢語而居世界第二位，大約有4億多人。然而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語的人數，要遠比這多得多，可以說分佈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各個民族。所以，現在並不能簡單地因為學習英語消耗了學生大量時間，就不該學英語了。光學好英語是不夠的，全民學英語也不表明就能提高素質，但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

如果從利馬竇、徐光啟向中國傳播西方文藝復興思想算起，已經幾百年了；如果從鴉片戰爭，從林則徐翻譯西方書籍、報紙算起，也有160多年了；即便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算起，到現在也有近百年的時間了。當代的中國，應該正處於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轉折關頭。現在的中國，應該是學習英語，與翻譯並重；最重要的是要開始用母語思考、創新。提高科研、新聞等行業從業者的英語水平，與普及基礎教育，普及先進科學文化思想並重。不應該在中國把英語變成象歐洲中世紀或文藝復興時期的拉丁文那樣的“貴族語言”。

文字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歷史的痕跡，中國文字的演變是跳躍式的，是華麗的，是耐人尋味的，就如同中國的歷史一樣。華人創造中國文字，中國文字也同樣引導著華人前進。

六書一詞出於《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然而，《周禮》只記述了“六書”這個名詞，卻沒加以闡釋。

中國東漢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記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武’、‘信’是也。五曰轉註：轉註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許慎的解說，是歷史上首次對六書定義的正式記載。後世對六書的解說，仍以許義為核心。

六種構造條例解說

象形

屬於“獨體造字法”。用文字的線條或筆畫，把要表達物體的外形特徵，具體地勾畫出來。例如“月”字像一彎月亮的形狀，“龜”字像一隻龜的側面形狀，“馬”字就是一匹有馬鬣、有四腿的馬，“魚”是一尾有魚頭、魚身、魚尾的游魚，“艸”（草的本字）是兩束草，“門”字就是左右兩扇門的形狀。而“日”字就像一個圓形，中間有一點，很像我們在直視太陽時，所看到的形態。

指事

屬於“獨體造字法”。與象形的主要分別，是指事字含有繪畫較抽像中的東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鋒利處加上一點，以作標示；“兇”字則是在陷阱處加上交叉符號；“上”、“下”二字則是在主體“一”的上方或下方畫上標示符號；“三”則由三橫來表示。這些字的勾畫，都有較抽像的部份。

形聲

屬於“合體造字法”。形聲字由兩部份組成：形旁(又稱“義符”)和聲旁(又稱“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類屬，聲旁則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發音。例如“櫻”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種樹木，聲旁是“嬰”，表示它的發音與“嬰”字一樣；“籃”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製物品，聲旁是“監”，表示它的發音與“監”字相近；“齒”字的下方是形旁，畫出了牙齒的形狀，上方的“止”是聲旁，表示這個字的相近讀音。

會意

屬於“合體造字法”。會意字由兩個或多個獨體字組成，以所組成的字形或字義，合併起來，表達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釀酒的瓦瓶“酉”和液體“水”合起來，表達字義；“解”字的剖拆字義，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開來字達；“鳴”指鳥的叫聲，於是用“口”和“鳥”組成而成。

轉註

屬於“用字法”。不同地區因為發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閡，以至對同樣的事物會有不同的稱呼。當這兩個字是用來表達相同的東西，詞義一樣時，它們會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義都是長者；“顛”、“頂”二字，本義都是頭頂；“竅”、“空”二字，本義都是孔。這些字有著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讀音上也是有音轉的關係。

六書的運用

實際上，古人並不是先有六書才造漢字。因為漢字在商朝時，已經發展得相當有系統，那時還未有關於六書的記載。六書是後來的人把漢字分析而歸納出來的系統。然而，當有了“六書”這系統以後，人們再造新字時，都以這系統為依據。好像“軚”、“鑀”是形聲字，“凹”、“凸”、“氹”是指事字，“畑”、“奀”是會意字。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佔大多數。這是因為畫出事物是一種最直接的造字方法。然而，當文字發展下去，要仔細分工的東西愈來愈多，好像“鯉”、“鯪”、“鯇”、“鰍”等事物，都是魚類，難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細把它們的特徵和區別畫出來。於是，形聲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魚”就可以交代它們的類屬，再用相近發音的聲旁來區分這些字。到了近代，有80%的漢字是形聲的字

漢字是世界上使用時間最久、空間最廣、人數最多的文字之一，漢字的創制和應用不僅推進了中華文化的發展，還對世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大約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遺址等地方，已經出現刻劃符號，共達五十多種。

它們整齊規範，並且有一定的規律性，具備了簡單文字的特徵，學者們認為這可能是漢字的萌芽。漢字的形成為系統的文字是公元前16世紀的商朝。考古證實，在商朝早期，中國文明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其主要特徵之一就是甲骨文的出現。甲骨文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古老文字。在商代，國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卜, 甲骨就是占卜時的用具。甲骨在使用之前，要先經過加工。首先把甲骨上的血肉除淨，接著鋸削磨平。然後，在甲的內面或獸骨的反面用刀具鑽鑿凹缺。這些凹缺的排列是有序的。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師，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問的問題都刻在甲骨上，然後用火炷燒甲骨上的凹缺。這些凹缺受熱出現的裂紋就稱為“兆”。巫師對這些裂紋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結果，並把占卜是否應驗也刻到甲骨上。經過占卜應驗之後，這些刻有卜辭的甲骨就成為一種官方檔案儲存下來。

中華民族是一個很偉大的民族，中華文明也是最獨特的文明。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裡，只有我們中國的文化是始終沒有間斷過的傳承下來，也只有我們的“漢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一直演變過來沒有間斷過的文字形式。從大約是在公元前14世紀，殷商後期的“甲骨文”被認為是“漢字”的第一種形式，直到今天，各種字型紛紛誕生。

在中國文字中，各個歷史時期所形成的各種字型，有著各自鮮明的藝術特徵。如篆書古樸典雅，隸書靜中有動，富有裝飾性，草書風馳電掣、結構緊湊，楷書工整秀麗，行書易識好寫，實用性強，且風格多樣，個性各異。但是在秦統一文字前，中國的漢字，不論從字型、應用角度而言，還是混亂的。古文廣義而言，其包括大篆在內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狹義的講，指中國文字史上大篆以前的文字。這裡採用狹義的古文概念。古文包含甲骨文與金文；其中，前者被人們視為中國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為商朝後期用寫或刻的方式，在龜甲、獸骨上所留下的文字，其內容多為"卜辭"，也有少數為"記事辭"。甲骨文大部分符合象形、會意的造字原則，形聲字只佔20%。其文字有刀刻的，有的填滿硃砂，也有直接朱書墨書的。因文字多為圖畫文字中演變而成的，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體，筆畫不定。這說明中國的文字在殷商時期尚未統一。

殷代影象金文：先秦稱銅為金，故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鐘鼎文、彝器款識。與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程度更高，顯示了更古的文字面貌。金文填實的寫法，使形象生動逼真，渾厚自然。

在中國文字史上，夏、商、週三代，就其對文字學的貢獻而言，以史籀為最。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別創新體，以趨簡便。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書、史書之稱。因其為史籀所作，故世稱"籀文"。大篆散見於《說文解字》和後人所收集的各種鐘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時所作石鼓文最為著名。

漢字的演變過程是漢字字形字型逐步規範化、穩定化的過程。小篆使每個字的筆畫數固定下來；隸書構成了新的筆形系統，字形漸成扁方形；楷書誕生以後，漢字的字形字型就穩定下來，確定了“橫、豎、撇、點、捺、挑、折”的基本筆畫，筆形得到了進一步的規範，各個字的筆畫數和筆順也固定下了。一千多年來，楷書一直是漢字的標準字。 漢字是以象形字為基礎，以形聲字為主體的表意文字體系，總數約有一萬個，其中最常用的是三千個左右。這三千餘個漢字可以組成無窮多的片語，進而組成各種各樣的句子。漢字產生以後，對周邊國家產生了深刻影響。甲骨文是一種成熟而系統的文字，為後世的漢字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後，漢字又經歷了銅銘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等形式，並一直沿用至今。

最早的文字是在約公元前14世紀的殷商後期出現的，這時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漢字中仍有一些和圖畫一樣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動。

表意字是中國漢語形成歷史中最早的一種文字，漢字經歷了表意字，表音兼表意，變音字，三個歷程。其中表意字是指根據所概括內容的意義 所創造的字，在漢字的初始階段，沒有筆畫，沒有字母，從畫圖和實物記事慢慢發展，很自然的把依靠最多的意義首先融入字型。

象形字來自於圖畫文字，但是圖畫性質減弱，象徵性質增強，它是一種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它的侷限性很大，因為有些實體事物和抽象事物是畫不出來的。因此，以象形字為基礎後，漢字發展成表意文字，增加了其他的造字方法。

中國自古就有“書畫同源”一說，這是因為最早的文字來源就是圖畫，書與畫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內在的聯絡。漢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圖畫，原始人在生活中用來表達自己的“圖畫”形式。慢慢的從原始圖畫變成了一種“表意符號”。 它們整齊規範，並且有一定的規律性，具備了簡單文字的特徵，學者們認為這可能是漢字的萌芽。

最初的甲骨文，已經具有很大程度的抽象意義。大約是在公元前14世紀，殷商後期。“表意符號”演變成了比較定型的“甲骨文”。這被認為是“漢字”的第一種形式。被刻在動物的骨頭上和烏龜的龜板上的文字，從殷墟中發現的文字，被認為是“現代漢字”的直系祖先，這一點就可以證明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幾千年以來，中東人都不能解讀他們祖先的象形文，只有中國現代人能讀懂一些殷商時期的“甲骨文”。

漢字形成為系統的文字是公元前16世紀的商朝——甲骨文的出現。甲骨文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古老文字。甲骨在使用之前，要先經過加工。首先把甲骨上的血肉除淨，接著鋸削磨平。然後，在甲的內面或獸骨的反面用刀具鑽鑿凹缺。這些凹缺的排列是有序的。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師，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問的問題都刻在甲骨上，然後用火炷燒甲骨上的凹缺。這些凹缺受熱出現的裂紋就稱為“兆”。巫師對這些裂紋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結果，並把占卜是否應驗也刻到甲骨上。經過占卜應驗之後，這些刻有卜辭的甲骨就成為一種官方檔案儲存下來。

甲骨文是商代書寫的俗體，金文才是正體，顯示了正體多繁，俗體趨簡的印跡。後來如秦時的小篆與秦隸也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青銅器的大量使用，而被刻在青銅的鐘鼎和石鼓上的文字即——“金文”。亦有鐘鼎文和石鼓文之稱。相傳是周宣王時期太史所創寫。至今故宮博物院記憶體有十個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詩文。因為封建割據，四分五裂各自為政，文字也不盡相同。一直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統中國。才把文字統一起來。

到了西周後期，漢字發展演變為大篆。大篆的發展結果產生了兩個特點：一是線條化，早期粗細不勻的線條變得均勻柔和了，它們隨實物畫出的線條十分簡練生動；二是規範化，字形結構趨向整齊，逐漸離開了圖畫的原形，奠定了方塊字的基礎。

後來秦朝丞相李斯對當時的文字進行收集整理然後進行刪繁就簡美化加工後，將文字統一。這種統一後的文字被稱為——“小篆”，亦稱為“秦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體簡化之外，並把線條化和規範化達到了完善的程度，這個時候的文字幾乎已經完全沒有象形文字的痕跡了。成為整齊和諧、十分美觀的基本上是長方形的方塊字型。

但是秦朝時期的“小篆”書寫過於規範，書寫起來速度很慢，所以幾乎在同時也產生了形體向兩邊撐開成為扁方形的隸書民間就出現了許多的簡便字型。這種字型的特點是變“小篆”的圓為方。改“小篆”的曲為直，並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稱之為——“秦隸”。

隸書十分盛行，“秦隸”並沒有完全擺脫“小篆”的結構特點，基本上是方形。至漢代，隸書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字的易讀性和書寫速度都大大提高稱之為——“漢隸。漢隸”就完全發揮了毛筆的特點，出現了“蠶頭雁尾”的波折之筆，書寫起來輕鬆自如。西漢隸書之後又演變為章草，而後今草，至唐朝有了抒發書者胸臆，寄情於筆端表現的狂草。隨後，糅和了隸書和草書而自成一體的楷書（又稱真書）在唐朝開始盛行。我們今天所用的印刷體，即由楷書變化而來。介於楷書與草書之間的是行書漢朝流行“漢隸”的同時，“楷書”正在萌芽階段。到魏晉南北朝的時期已經很盛行，晉代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是楷書的真正創始人，同時吸取了篆書圓轉筆畫，也保留了隸書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蠶頭燕尾”。使漢字的結構大體的固定了下來。當時被稱之為——“真書”，後人因為以這種字型作為學習書法的楷模，即改稱之為——“楷書”。

“楷書”尤為盛行，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等書法家都是當時的佼佼者，他們的書法作品至今仍被人們學習作為範例。

“草書”的起源，亦如行書，或其他書體，無法確指始於何時。史記說：“戰國時，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見而欲奪之，蓋草書之祖起於。”據此故有草書緣起於草稿之話，可見戰國時即已有草書的形成。因為起於草稿的字型，為了發揮速寫功能，較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寫成，顧名思義而為草書。但此種草書，僅能說是古篆(當時使用的字型)的草稿，真正草書的開始發現，則始自漢初，其演變過程，自應是先有“章草”，而後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體了。由於楷書的工整，為了書寫快捷的需要，和書者為了抒發自己的胸臆，寄情於筆端的創造，產生了一種流動順暢，一氣呵成，極具有韻律和藝術感染力的字型——“草書”。

介於楷書和草書之間的就是“行書”， 行書沒有楷書那樣規範嚴肅，也沒有草書那樣奔放和難以識別，而是優雅歡暢的運筆，字型書寫靈活貫通。也是最受大眾喜歡最常用的一種字型。它書寫流暢，用筆靈活，據傳是漢代劉德升所制，傳至今日，仍是我們日常書寫所習慣使用的字型。

中華四大偉大發明之一，雕版印刷被畢昇改進為活字印刷術產生了一種新型書體——宋體印刷字型。印刷術發明後，刻字用的雕刻刀對漢字的形體發生了深刻的影響，產生了一種橫細豎粗、醒目易讀的印刷字型，後世稱為宋體。在雕版印刷繁榮的宋代，雕刻製版大多用木版，也就是說用長方形的木板雕刻製版。木板上都有紋路，製版一般都是橫向，這樣刻制字的橫向線條和木紋一致，比較結實；而刻制字的豎向線條時和木紋交叉，容易斷裂。因此字型的豎向線條較粗，橫向較細。橫向線條即使比較結實，在端點也容易磨損，因此端點也較粗。橫平豎直，當然為為了雕刻製版的刀工方便刻制了。雕刻製版是一個非常費事的工作，如果要表現手寫體的那些特點，則刻字必然比橫平豎直要大得多，這點大家做個簡單的實驗就知道，windows的記事本中輸入或貼上一段漢字，分別把字型設定為宋體9號和楷體9號，看看哪個更容易看就知道了。由於木板的紋路，要雕刻變化多端的曲線難度也會更大。而且每張木板只能印刷兩頁，一本書就要雕刻很多木板。如果字刻得太大，不但雕工費事費力，木板也會用得更多，所以在木板上雕刻的字不會太大。而要在這麼小的反刻字上表現出手寫體那些變化多端，圓潤細膩的特點難度大家可想而知，橫平豎直當然是最好的選擇。由上可以看出，宋體的這些特點無一不是因印刷而產生，適應了印刷的需要，跟毛筆的手寫體是大不相同。當時所刻的字型有肥瘦兩種，肥的仿顏體、柳體，瘦的仿歐體、虞體。可無論肥瘦，都是橫細豎粗，方方正正。顯得古樸端莊。其中顏體和柳體的筆頓高聳，已經略具橫細豎粗的一些特徵。到了明代隆慶、萬曆年間，又從宋體演變為筆畫橫細豎粗、字形方正的明體。原來那時民間流行一種橫劃很細而豎劃特別粗壯、字形扁扁的洪武體，像職官的銜牌、燈籠、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裡的神主牌等都採用這種字型。以後，一些刻書工人在模仿洪武體刻書的過程中創造出一種非顏非歐的膚廓體。特別是由於這種字型的筆形橫平豎直，雕刻起來的確感到容易，它與篆、隸、真、草四體有所不同，別創一格，讀起來清新悅目，因此被日益廣泛地使用，成為16世紀以來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型，仍稱宋體，也叫鉛字型。

後來人們又模仿宋體字的結構、筆意，改成筆畫粗細一致、秀麗狹長的印刷字型，這就是仿宋體“仿宋體”也是模仿“宋體”而產生一種字型，其發展十分迅速。是人們最喜歡使用的一種規範字體，在印刷品還有各種不同場合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與此同時，“黑體”也誕生了，這種字型醒目大方，筆跡全部一樣粗細，結構醒目嚴密，筆劃粗壯有力，撇捺等筆畫不尖，使人易於閱讀。由於其醒目的特點，常用於標題，導語，標誌等等。豐富了漢字的表現形式。黑體字又稱方體或等線體，沒有襯線裝飾，字形端莊，筆畫橫平豎直，筆跡全部一樣粗細。漢字的黑體是在現代印刷術傳入東方後依據西文無襯線體中的黑體所創造的。由於漢字筆劃多，小字黑體清晰度較差，所以一開始主要用於文章標題。但隨著制字技術的精進，已有許多適用於正文的黑體字型。在中文中，沒有襯線的字型通常稱為黑體，這時這個詞的範疇和無襯線字型（Sans-serif)是類似的。所以在中文字型中常用“黑體”，在西文中常用“無襯線體”的稱呼。而宋體就可以被稱作襯線字型。 “黑體”在日文中被稱為Goshikku-tai（直譯即“哥特體”）。漢字的演變：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草書-->行書。

漢字是中華文明的載體，是與時俱進、萬古長宜的文字，有很強的規律性。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漢字已異變為一種艱深古奧的標音框義符號，學漢字被公認為“天下之至難”，造成中華民族最大的精神耗損與智慧浪費。“文字難”的問題嚴重製約中華民族資訊時代的教育發展與科技文化復興。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條。

一是漢字迷失金科玉律。早在兩千八百年前的西周時期，華文就形成簡單明確的文字理論與識字方法——“六書”（象形、象聲、象事、象意、假借、轉註）。“六書”互文見義，不可分割，用於識文斷字，至為簡易，是華文不法二門的金科玉律。舍此，任何文字理論都無法通解漢字。規律可以完善，不能篡改。秦漢之際連年戰亂，華文遭受毀滅性破壞。東漢許慎痛感華文隸變之濫觴，在文字資料極其匱乏的條件下，以篆文為法著《說文解字》以正經典，為華文的發展架起一座偉大的橋樑。但許公篡改了“舊六書”，將“象形”“象聲”歸併為“形聲字”。雖然給識字提供了一些便利，但“形聲字”是個以偏賅全的概念，割斷了華文“形聲相生，音義相轉”的聯絡，打亂了華文的認知體系。漢安帝急於求成，將並不十分規範的《說文解字》欽定為規範。許公之後，華文受易學思想的影響經隸變，楷化為“方塊漢字”。後世學者“衣冠不改許家風”，千百年奉《說文解字》為圭臬而忽視“舊六書”，代聖人立言，述而不作。大家明明知道《說文解字》的疏謬之處甚多，卻都千方百計為其辯解，偶有“右文說”“因聲求義”之類的新觀點，就群起而攻之，致使訓詁學家不敢越雷池一步。由於無公理化定義，滯於繁瑣的文獻考證，甚至對註解、考證再註解，再考證，很多無法迴避而又艱難說清的問題只得採用模糊玄妙的手法自圓其謬，把西周教兒童識文斷字的簡單而明確的理論方法弄得艱深古奧，連當代的文字大家也望而生畏。其直接的結果：一是導致漢字音、形、義分離，從《玉篇》到《康熙字典》《漢語大字典》等所有的楷書字典都回避漢字的形體與讀音分析，不少錯訛代代相傳；學者查字典，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二是導致博大精深的傳統訓詁學沉寂於工業文明的浪潮中，而對現代的教育與思想文化發展未能產生實質性積極影響。

凡事當是中見非，非中見是。傳統訓詁學博大精深，凝結了無數古聖先賢的集體智慧。雖然繁難，但是始終沒有脫離中華思想文化大道，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依然是研究漢字的寶貴財富。不能因為訓詁學繁難就束之高閣，甚至離經叛道。

二是漢字迷失發展方向。每種文字都有其特定的生成規律，這種規律是不能取代的。“五四”前後，國家內憂外患無寧日，文化精英把國家的落後、國民的愚昧歸之於漢字的繁難。大家忙於救亡圖存，國家沒有一張平靜的書桌，傳統訓詁學隨著“章黃學”的式微而淡出歷史舞臺。百年來，無論是“五四”時期的“國語羅馬字運動”，民國間的“注音字母運動”“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還是新中國的“文字改革”，主流文化精英只是作為一種權宜之計，他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廢除漢字，走世界拼音文字的道路”。沒有漢字，中國文化，華人什麼都不是。百年西化實驗最大的收穫：一是在傳統聲韻學基礎上推出了“漢語拼音方案”，推廣普通話；二是確立了漢語的文法；三是較好地簡化了部分漢字。但本質上是“捨己之長就人之短”，把漢字作為一種“標音框義”符號處理，提取少量標識性資訊交流，抹殺了漢字隱含的歷史人文意蘊、思維方式和表達方法等有價值的東西，把漢字異變成一大堆無規律、無公理可言的繁難標音框義符號，造成幾代人對漢字感到無奈與迷惘。由於自己的文字沒有弄清楚，異言相解，輸出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外華人視漢字為天書，只學漢語（實際上是學普通話），不學漢字；引進來消化不良，大量未經消化的外來語彙充斥漢字系統，不倫不類。漢字在古代佛經翻譯中、在早期理化生概念對譯中妙通永珍的功能日趨消失。

三是歷史條件制約。首先是甲骨文發現太晚，字源不清，從許公到“乾嘉學派”對某些文字特別是獨體文只能憑空臆斷，一處錯訛會引發一連串的錯訛，導致漢字越理越亂。其次是古文字研究與現代漢字研究未能有序貫通，實用性差。再次是文字來自生活，字理沒有歸還人民。農、工、商有豐富的生活體驗而無文化，士大夫、學院派有文化而不事農桑，在象牙塔中玩漢字，把漢字神秘化。文字的話語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不受實踐檢驗，導致漢字發展缺乏社會活力推動。

共和國成立已過一個甲子，國家艱難地經歷了“軍事建國”“政治立國”“經濟強國”三個非常時期，即將步入“文化興國”的偉大復興時期。國運興，漢字興。漢字幸遇空前的發展機遇，卻也隱伏著危機。

（一）漢字的發展方向不明確，跟不上國家的發展戰略。突出的問題：一是大陸與港、澳、臺不同文，各行其道，無統一的發展方向。漢字的根在大陸，大陸的崛起能讓新加坡與世界各國接受大陸的文字觀，但大陸至今未能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與根據讓港、澳、臺同胞與漢字文化圈的東南亞各國接受簡化漢字。近年來，大陸與港、澳、臺經濟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兩岸文字交流也已經開始，但僅限於“熊貓”與“貓熊”式的膚淺溝通，看不到“書同文”的大政方針。文字的統一是國家統一的重要標誌，國家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二是文化工作者中有不少人不懂漢字思想文化，文化產業缺乏文化基礎，不少文化單位投入巨資製造文化垃圾。

（二）漢語言文字缺乏權威性規範。歷屆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很重視漢語言文字的規範建設；有關部門也出臺了系列法規、標準，組織出版了系列漢字圖書。但國家領導人不可能親自去研究漢字，只能聽取文字專家的意見。我們的主流文字專家所受的教育，大多是西方的文字理論，因此，這些成果大多是“大合唱”催生的，雖然較好地借鑑了西方的成果，形式相當完美，但對漢字自身的規律缺乏系統研究，自洽性差，文字理論偏離漢字道統，文字解釋膚淺混亂。如：文字憲法性的《新華字典》是一部普及性袖珍小字典，檢索極為方便，對掃除文盲，發展教育功在青史。但從字源、字理的角度審視，雖然修訂了十多次，依然存在上百處明顯的錯訛與不少缺憾。《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作為漢語言文字的標準，應有歷時態的承傳與共時態的約定。字源不清而“約定俗成”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過多使用會製造病毒性的文字元號，擾亂漢字系統，成為漢字發展隱患。字典是文字的典範，寧缺毋濫。可眼下的情況是：為了經濟利益，一些對漢字一知半解的人，一些無資質的出版社也大力編輯出版漢字圖書。漢字的系統性、純潔性受到破壞；各種名目的圖書、影像資料充斥市場，錯訛百出。長此以往，漢字將亂得無法收拾。

（三）全國的中小學語文教學、對外漢語教學只講漢語，不講漢字。不是不願講，而是不會講，不能講，處處是攔路虎，一講就錯。教師很無奈，只得機械地驅使學生去從事無序的、繁難的認知、書寫、死記硬背等低層次的重複、低效勞動，耗費學生的時間與精力。漢字在孩子們眼中成了一大堆繁難的符號，不少學生討厭學漢字，學英文的積極性高於學母文。長此以往，中華民族的子孫有可能淪為“黃皮白心”的無根飄零人！

（四）教育有偏離道統與黨的教育方針之嫌。歷次語文教學改革均艱難曲折收穫甚微，乃至愈改愈糟，恐怕主要原因是“忘本”。文字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只能流於形式上的炒作。為什麼我們的教育很難培養出尖端人才？我們的教育設計、教育方法都出了問題：教育偏離道統，教育的內涵不明確，教育的本質空心化了，教育處於混沌狀態。教育有他的本質屬性、功能和與之相適應的設計要求、實施方法。這些內容都隱含在“教育”與“教學”這幾個漢字中。這幾個字型現了古聖先哲對教育本質內容的深刻理解和教育方法的精妙設計。（詳見《漢字解碼·漢字與素質教育》）教師與教育工作者如果不懂“教學”與“教育”的本真含義，不懂教育的本質要求，實際工作中必然會荒腔走板。教育不是工業產品設計，教學不是流水線，不是知識販賣，更不是傳授考試得分的雕蟲小技。再高明的教育家與教師也不可能設計培養出世界級的思想文化大師和大科學家。教育的本質是啟蒙養正，啟智明道，開發人的有價值潛能。天生命，命生性，性生情，情生意，意生智，智生道。教育應該遵循人的身心發展規律，培養人的優良品質，開發人的有價值潛能：教育是革命——改變個人與國家的命運；教育是養性——培養人的優良品性；教育是陶情——陶冶人的高尚情操；教育是創意——激發人的創新精神與獨創意識；教育是啟智——啟迪人生智慧，昇華人倫原理；教育是明道——明器用之道，制裁萬物，合異類之優質功能為一體而妙用；明人事之道，和諧共處，善意互助，團結協作，共生共榮；明管理之道，公平競爭，科學考評，以競爭求生存，以進取圖發展，以成敗論優劣；明治國安邦之大道，明哲擇機，剛柔相濟，協和萬方，獨化高遠。（見《中華字通·周易六十四卦解析》）唯有昇華文化，才有科學技術創新。漢字是中華文明的載體，凝集著中華民族五千年的集體智慧，蘊含著中華民族的生存觀念、生產生活方式、歷史文化、哲學思想以及思維方式與表達方法，是中華文明之母，中華文化之根。現在懂漢字思想文化的教師與教育工作者越來越少，學生更是無知。教育如同植樹，根深才能葉茂。中國的教育只有深深紮根於中華文明的沃土中，汲收全世界優秀的科技文化，才能生長出參天大樹。縱觀現代史，在各個領域，凡是取得大成就的華人，都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現在，孩子們的主根斷了，只留下鬚根，加之修剪的方法又出了問題，如何能培養出參天大樹與棟樑之才？所以只有開啟漢字思想文化寶庫，與當今科學技術完美結合，改革教育，才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培養和造就各方面的優秀人才。

（五）華人研究漢字的意識淡薄。首先是人們普遍認為：漢字有什麼值得研究的，不懂的問題翻一下字典不就得了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其次是專業人士研究“點”“面”“線”的多，研究“網”“群”“體”的少；研究古文字的多，研究現代漢字的極少，各方面的成果未能融匯貫通，實用性不強。再次是太平盛世，繁華競逐，很少人自願為漢字下煉獄作文化苦旅。越是熟悉的東西越是容易被忽略，大家天天都在使用漢字，很少人意識到漢字在新生代中隱伏著危機，漢字的思想文化正陷入“清水煮蛙式”的沉淪，這是危機中的最大危機。

劉冰泉先生是名農村中學教師，學術上屬草根階層。位卑未敢忘憂國。因痛感語文教學之艱難，受先人之託，數十年孤燈黃卷、摩頂放踵考證漢字的認知規律與公理化定義。所幸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與地方領導給我提供了一張平靜的書桌，使我有條件完成一部文字專著——《中華字通》。這是中國首部能對漢字的音、形、義作有規律通解的字典，有四大特點：一是在西周“六書”的基礎上總結出漢字的認知規律：天人合一，散點透視；構形會意，諧音補義；形聲相生，音義相轉。遵循這一規律，幾乎所有的規範漢字都可以作音、形、義通解，不走樣，不打理論補疤。考之群籍，證之生活，循之則通，悖之則謬。二是發現了漢字“變形增義”的規則，使困擾學界千百年的“漢字變形”難題迎刃而解。三是考察了古今音、方言雅音的流變，疏理了現代漢字的讀音源流，使漢字的形訓、聲訓、義訓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四是對漢字的筆畫作了微觀探究，透過“筆畫拓樸”可通解獨體文。《中華字通》揭示了漢字隱含的歷史文化、哲學思想、思維方式與表達方法等有價值的資訊；基本上解決了“識字難”的問題，用於識字教學，可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大大提高人們的識字效率和識字質量。鄙人才疏學淺，資料有限，《中華字通》中的錯訛在所難免，有待完善。由於長年伏案與野外考察，精力過度透支，身體欠佳，我想倘若身還天地之後，《中華字通》有可能亡佚，只得在有生之年推出來為後人鋪路，並就漢字的有關問題提出幾點不成熟的思考，供有識之士參考：

1.應當藉助漢字弘揚中華思想文化，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漢字是“大一統”的文字。易之象天圓地方，地之道厚德載物。漢字師法地道：字形方正端莊，結構平穩，重心明確，筆勢向心，反映了漢魏以來合而不同的“大一統”思想文化觀念。漢字是中華文明之母，唯有母親的呼喚才能團結中華兒女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統一大業應從“規範漢字”入手。規範漢字，關係重大，牽涉面廣，影響深遠。應由政府領導推動，以民間的形式搭建平臺，召請“兩岸四地”專家學者與全世界知名漢學家共同討論，逐一破解難點，澄清疑點，化解爭論，達成共識；並拿出令人信服的藍本與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廣泛徵求意見，由現在的“識繁用簡”過渡到未來的“書同文”和“語同音”。這一過程本身是在利用漢字思想文化的力量推進祖國的和平統一與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經驗可以借鑑。

2.應當堅持簡化漢字的方針。漢字是與時俱進的，歷史上就進行過不同程度的簡化。用發展的眼光看，規範、簡化漢字是必由之路。文字是社會的公器，深入淺出，以簡馭繁，才易學易行。不是該不該簡化的問題，而是如何簡化的問題。英文的基礎是26個字母，組合理論方法繁難；漢字的基本筆畫只有八畫，構造理論方法只有24個字，較之英文更為簡易。只要弄清漢字筆畫的意蘊與獨體文音、形、義的組合規律，漢字可進一步作系統簡化。如：用古文“”代替俗字“保”，由九畫簡為五畫，絕對不會引起非議。漢字可以發展為一種易學易行，舉重若輕，資訊負載功能無與倫比的世界通用文字。1964年的簡化字方案迫於“掃除文盲”的急需，有點倉猝，但還是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大多數的字簡化得非常好。如：礎（礎）、發（發）、衛（衛）、專（專）等，符合道統與字理。但也留下少量缺憾。如：聖（聖）、聽（聽）等，既違背字理又兼涉重文。我們應當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求大同，存小異。凡事拗不過“道理”二字，只要闡明簡化漢字的大道與字理，相信港、澳、臺同胞會認同簡化字的方向，並逐步接受絕大多數簡化字。

3.應當將漢字的認知規律與漢字思想文化引進課堂。孩子們知道的東西比能夠說出的多得多，能夠說出的比能夠寫出的多得多。所以，語文教學要讓思想與語言接軌，讓語言與文字接軌；以語言促進識字，以識字規範語言。建議：一是提供精神食糧：或歸類，或依聲，或據形編寫圖文並茂的識字教材、字典，製作益智動漫、影像資料等漢字思想文化教育精品供孩子們享用。二是教師、家長引路；在師範院校開設相關課程，對在職教師進行培訓，鼓勵自學。多則兩三年，少則一年半載便可大見成效。三是在幼兒園、中小學進行有規律的識字教學，開展“漢字思想感悟”“漢字禮儀學練”“漢字文化表演”等豐富多采的養性、陶情、創意、啟智、導流活動。讓孩子們在小學階段輕鬆愉快完成四千至六千字的識字任務，中學、大學把時間與精力轉移到閱讀與創作上，跟蹤前沿思想、科學，搶佔科技文化高峰。孩子們從小接受漢字思想文化薰陶，長大了無論走到哪裡都會保持一顆中國心。

4.在全社會弘揚漢字思想文化，使華人的靈魂皈依中華主體文化。漢字是中華民族的集體智慧結晶，漢字為宇宙、自然、社會、人生中的永珍立法宣命，華人相信漢字。所以應讓漢字參加精神文明建設、道德價值昇華，讓漢字參加社會管理、人倫規範。透過漢字思想文化教育公民以“華人的形象”直立天地間：做人有仁愛，常懷家國情；做人有廉恥，保持清白身；做人要明白，好壞是非清；做人有禮貌，彬彬君子心；做人講誠信，一諾值千金。營造良好的生存發展環境，共生共榮，長治久安。

5.大力低調推進漢語文字對外教學。漢字能抵無數蘇秦、張儀，應讓漢字參加外交活動。我們應當以“王道”應“霸道”，修文德睦鄰服遠。一個國家要為人類文明作出貢獻，不僅要輸出價廉物美的商品，更重要的是要輸出優秀的思想文化。中外交流，外華人不一定都去讀中國的經典，但一定會學習漢語言文字。無文字依託的語言是一陣熱風，勢難久遠。對外不能只教漢語，不教文字。外華人重視規律，要有規律地推進漢語言文字對外教學，要讓外華人透過漢字瞭解中華思想文化，透過漢字把華人“天人合一”的生態觀念、“大同世界”的真摯嚮往、“仁者愛人”的人本思想、“和為貴”的和諧原則、“慎獨修身”的自律美德等優秀的思想文化傳達給世界人民，讓世界瞭解華人的生存發展觀念，歡迎中國和平崛起。讓中華文化與全球多元文化相融合，在全世界各個地方綻放新文明花朵。

6.啟動漢字融合性、實用性、前瞻性研究。漢字是世界文字史上唯一跨越“實物交換”“能量交換”“資訊交換”三大文明時空的神奇文字。漢字之所以與時俱進，萬古長宜，是因為漢字的背後有一張無形的手——中華思想文化在控制著漢字有序發展。因為影響漢字的人深受中華思想文化薰陶，自覺或不自覺地憑藉中華思想文化的理念改造漢字。所以研究漢字、發展漢字必須遵循中華思想文化道統。建議：（1）彙集各方研究成果，正本清源，顯真別幻，“兩岸四地”合編一部“識繁用簡”的《大中華字典》，通行於大中華文化圈，作為向“書同文”“語同音”的過渡的實踐藍本。（2）面向未來，開展漢字系統性、科學性簡化研究，並相機公開成熟的研究成果，讓社會公眾欣然接受。（3）組織專家學者過濾外來語彙、網路語言與鮮活的社會流行語，汲其精華，去其糟粕，確保漢字循道發展，萬古長青。

研究漢字，發展教育，弘揚文化，承傳文明是關係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的龐大系統文化工程，需要仰仗政治家的廣闊胸襟，政府實質性鼓勵，專家學者的智慧投入，新聞媒體的大力宣傳，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民族大義，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希望中華兒女擯棄種種偏見，開展包容性合作，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弘揚漢字思想文化，開創中華民族的新輝煌！

從簡到繁，從少到多。現代簡化字，筆畫減少是次要的，其實把原先繁化了的重新簡化回去。但是我們須知漢字繁化的目的為了區別字義，讓一個漢字承擔的義項減少，免去閱讀理解時過多的猜測。

比如說槍，實際上有“槍”、“鎗”這樣不同字型，前者很明顯是用木做的，後者是用金屬做的火藥槍，是後世繁化新造的字，表明了不同的意義，簡化後，我們表達不同的義項，往往需要用片語，其實這多寫的字已經把簡化了的筆畫補回了，甚至多寫筆畫，而且佔空間。

這還不止，我曾經多次舉的例子，“後”和“後”在古代本來就是兩個完全不同意義的字，但簡化字把它們合二為一，那麼“後”就承擔了過多的義項，令我們在閱讀時，需要額外的判斷功夫，它到底是哪個義項？現代漢語的文字，以片語居多，相同的內容，篇幅上比文言文多得多。

所以，有些東西，表面上是簡化了，但實際上反而複雜了，或者表面上複雜了，但其實是簡化了的。光看個別指標是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