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經濟其實很好，在當時世界也是發達國家，不過發展經濟的同時卻忽視了軍事建設，也許是因為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黃袍加身的緣故，宋朝皇帝都比較排斥武將也對軍事建設不是很重視，形成重文輕武的局面，到後來的亡國，宋朝的軍事實力一直不好，但是經濟卻很發達。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顛峰、當時世界各國無論GDP、還是經濟增長率，穩居“頭把交椅川。不過軍事方面，實在不敢令人恭維。

一城門小吏可穿戴絲襪，財政收入六千萬至一億貫，貨幣戰爭拖垮遼金兩朝與夏一戰，陣亡五萬，內地毫無所知，可見財力，同是明朝，卻要逼得皇帝問大臣要錢

宋朝外貿給今天貿易大戰的啟示

1、漢唐時代，外貿是“茶馬古道”。

我賣茶，賣絲綢，買馬，也買玉石（玉門關因此得名）。

鐵器，匈奴突厥都想買，我要限制出口。

2、宋朝

國土小，耕地少，所以：

宋：我不賣農產品，要賣工業品：陶瓷，金銀首飾，等。絲綢，由於發明了“桑蠶魚稻迴圈經濟體”，也可以無窮無盡供應了。我買馬。

北方：遊牧民族用不了多少陶瓷；馬也不能賣。我要農產品，糧食，茶葉。

於是，買賣沒法做。需要對方的東西，就只能搶。戰爭開始。

宋：我賣陶瓷、金銀首飾。我買紅木、香料、象牙、翡翠、玉石。

東南亞：我買陶瓷。我賣紅木香料象牙～

於是，海上絲綢興起，取代陸上。阿拉伯商人集中於廣州泉州。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較為突出的一個朝代，但經濟上卻有較大發展，南方生產繁盛，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科學技術都居於當時世界先進水平。

農業方面：

1.南方出現龍骨翻車和筒車用於灌溉。鐵製農具，如犁、耬、耙、鋤、鐮都已經出現。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紛紛出現。

2.農作物有棉花，稻穀，茶葉，桑麻，甘蔗，而且已經推廣種植。南宋時。

3.政府注重水利工程。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處。等水利促進農業發展。

4.耕地面積增加。開墾了很多荒地。

手工業方面：

1.制瓷業成就突出。

1北宋的瓷器，景德鎮，官窯（河南開封）、鈞窯（河南禹州）、汝窯（河南汝州）、定窯（河北曲陽）和哥窯（浙江龍泉），是北宋五大名窯。

2.礦冶業的發達。

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採冶煉規模都相當大。

3.宋朝的造船業居世界首位。

真宗時，商船年產量達2900多艘。北宋船隻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為“神舟”，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載重量約為1100噸。

4.雕板印刷和造紙業迅速發展。

5.絲織業。

出現了中國四大名繡，蘇繡、湘繡、蜀繡、粵繡。

商業方面：

1.出現金銀鋪和兌房。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

2.店鋪林立如潘樓南街（鷹鶻一條街，專門販賣稀有飛禽走獸的）、茶湯巷（茶坊一條街）、馬行北街（醫藥一條街）、和樂樓（馬市）等等。

貿易方面：

1.宋朝首次開闢了“海上陶瓷之路”，宋代的“五大名瓷”譽滿全球。而其商船的噸位之大，數量之多，皆為世界之首。也把宋代的印刷、火藥、指南針這三大發明，傳入歐洲。

2.政府設定市舶司於廣州。以後，北宋政府又陸續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橋鎮（山東膠縣境）、秀州的華亭縣（上海市松江一帶）設定市舶司或市舶務。

3.有專門交易的榷場。

相當有錢，GDP閱讀佔世界的70%左右。這是什麼概念，就相當於把美國中國加一塊這種感念。不過宋朝打仗是真的弱啊。也能理解都發財去了，誰去打什麼仗，虧本買賣。

宋朝“積弱”說再認識

2014年04月30日 來源：《文史哲》2013年6期 作者：李華瑞

內容提要：宋朝“積弱”之說本自宋人，也是元明清乃至民國和改革開放以前較為一致的看法，並非因20世紀初中國受帝國主義國家欺凌才被特別提出。宋朝“積弱”也不意味著宋人不能打仗，實際上從戰爭的防禦戰角度來說，宋人反擊遼西夏金元的“侵略”還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為什麼宋以後歷代都說宋“積弱”呢？究其原因有三點：一是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時間內滅亡。二是在所謂“和平”對峙年代與遼、西夏、金和蒙元的交往中(特別是南宋)又常常扮演乞求、賠款、苟且、退讓等屈辱的角色。三是雖然宋打防禦戰頗有戰鬥力，但是宋的防禦戰都是對侵略者深入國境之內的頑強抵抗，也就是說在第一時間並不能阻擊侵略者於國境防線之外。一個常在國境縱深地區進行頑強抵抗侵略的國家，不論抵抗有多麼的卓越，也不能不是“積弱”的反映。宋朝“積弱”不能簡單地歸咎為軍事能力的強大與否，而是統治者主觀運用客觀實力水平較為低下的一種反映。

　　關 鍵 詞：宋朝 積弱 源流 防禦 攻防戰

　　作者簡介：李華瑞，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積貧積弱”是20世紀初以來對宋朝歷史的一個基本評價，近一二十年來學界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筆者亦有所迴應①。對於積貧，筆者認為不能簡單地把“由國家政策和政治體制導致的積貧問題與衡量經濟文化發展簡單的等同起來”。也就是說，“積貧”實質上是財政入不敷出的表現，雖然宋人未有直言“積貧”，但是宋人所言的“財匱”、“財困”與“積貧”可以看作是同義詞。對此學界已作了較為深入的探索②，無需多言，下面僅就“積弱”問題再談幾點看法。

　　一、宋代“積弱”說的源流

　　有學者認為“積貧積弱”成說的出現，與晚清以來中國備受帝國主義欺凌之時代背景有關③。其實，這種說法並不確切。因為“積弱”一說本自宋人，宋人所言的“積弱”又往往包涵著現今指稱“積貧積弱”的意義(詳見後論)，而且“積弱”也是元明清歷代對宋朝的基本看法。

　　宋人的說法，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始於南宋人對北宋歷史的反思。呂中說：“元昊所以敢於憑陵者，人皆以為寶元、康定積弱之故。”④方鳳說：“國家懲鑑五季，一意儒臣，尾大之弊雖除，然釀成積弱。”⑤

林亦有相似說法：“國朝立國之勢，自建隆立極以來，臣民習於寬厚，風俗狃於治安。天下之勢，近於委靡而不振；朝廷之制，幾於廢弛而不舉。兵驕士弛，吏玩財困，積弱之弊，識者痛之”⑥，“嘉祐以來失因循，嘉祐、治平以來積寬之弊，轉為舒緩積弱之弊，流為安靡。天下之務，幾於柔軟而不振；朝廷之制，幾於廢弛而不舉。皆因循之過也”⑦。

　　二是南宋人對自身所處時代的認知。王炎在與洪适的信中論及南宋的國勢說：“炎以為天下之事，強則易振，弱則難立，積弱則難立也滋甚，何者？勢不便而氣先索也。”⑧魏了翁說，南宋以來由於權臣以和戎之名“操持國柄，士大夫靡然從之，墮黨崇讎，損威納侮，卒之國勢積弱，士氣剝喪”⑨。真德秀在宋理宗初期上奏疏強武備時說：“聖明在上，躬履節儉，無橫恩，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武備乎？況以國勢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⑩

　　另外，宋人雖然並不一定使用“積弱”一詞，但在與遼夏金(蒙)元相比較中體認宋朝處於弱勢。宋仁宗時期，韓琦慨嘆宋軍“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中夏之弱，自古未有”(11)。富弼在向宋仁宗《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中比較了遼與宋的國勢後痛心地說：“北敵之強既如此，中國之弱又如此。”(12)宋神宗時期欲變法有為，王安石雖然一再用“四夷皆衰弱”(13)來安慰宋神宗，但他也體認到：“累世以來，夷狄人眾地大，未有如今契丹。”(14)北宋末期金滅遼、進攻宋之後，大多數士大夫都切身感到宋的兵弱，有的大臣對金軍產生了極大的畏懼，《靖康前錄》載“李鄴歸自賊壘，盛談賊強我弱，以濟和議，謂賊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時人號為‘六如給事’”(15)。宋欽宗“遣宇文虛中往敵營報書”則直陳：“彼此強弱之勢，則本朝兵力寡薄，難以迎敵。”(16)建炎三年(1129)，大臣慨嘆：“今夷虜日以盛強，中國漸致衰弱。”(17)南宋中後期宋的弱勢，更是士大夫們的共識，黃震參加修撰宋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時，指出當時的四大弊政“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18)。開慶元年(1259)，忽必烈“南伐”，召見宋降將杜瑛“問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為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19)文天祥《御試策》中分析南宋國勢時指出：“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20)

　　至於金元明清人對宋的看法，金朝在與宋共謀海上之盟的過程中，已深知宋朝“兵弱”(21)，金哀宗在其臨滅亡之時還輕蔑地說：“北兵(指蒙古)所以常取全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22)

　　元朝劉嶽申說：“宋視漢唐，內無女色、閹寺之禍，外無強藩、外戚之變，經學不為無功，而國勢不免積弱。”(23)元朝史臣《進宋史表》雲：“大概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24)對此評價，明人陸深以為：“宋之國是，實符斯言。”(25)

　　明朝人唐順之在《宋神宗皇帝九軍新陣辯》中雲：“神宗為九軍似矣，……可知操縱開闔，進退出入，決善政也，積弱累敗，至於喪亡，宜哉。”(26)明萬曆年間魏學曾在接受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時向執政上書說：“虜自欵貢來，疆吏相襲苟安，懼開邊釁，而武備日不競，此宋人積弱之漸也。”(27)

　　明清之際，王夫之在《宋論》中批評宋的軍政時說：“岐溝一蹶，終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與否，藉其教之，亦士戲於伍，將戲於幕，主戲於國，相率以嬉而已。嗚呼！斯其所以為弱宋也歟！”“若夫仁宗之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28)

　　清朝乾隆時期君臣對宋朝的積弱有較多評議。編纂《續文獻通考》的大臣雲：“馬端臨作刑考，其序略曰：‘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則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蓋見宋承積弱之餘，法不振而人多玩，故為此論也。”(29)其後四庫館臣在為宋人數部著作的提要中使用積弱來形容宋的國勢，如王安石《周官新義》提要雲：“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30)《何博士〈備論〉》提要雲：“夫宋之釁，由於用兵，而致釁之由，則起於狃習晏安，廢弛武備，驅不可用之兵而戰之，故一試而敗，再試而亡。南渡以後，卒積弱以至不振。”(31)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提要雲：“珂處南渡積弱之餘，又當家難流離之後。”(32)乾隆皇帝更是多次言及宋的積弱。他對宋仁宗慶曆年間富弼出使契丹議歲幣事件有如下一段評議：

　　富弼至契丹議增幣，拒稱“獻納”二字，契丹遣使與弼偕來，帝用晏殊議，以納字許之，目貢獻義同，納亦貢獻之謂。富弼爭執再三，稍有丈夫氣，而其時宰相畏懦，務為苟安，仁宗又急圖了事，遂至名實俱虧。積弱之勢既成，益見其懨懨不振，誠可笑耳。(33)又在《南城》一詩中評議宋金海上之盟道：

　　道旁古南城，城廢存土阜。雲米(宋)拒契丹，築此夾河守。和金計滅遼，唇齒患互受，外夷尚知此(謂高麗對宋使言)，小利目前取。詎惟失河北，汴亦不能有。國勢成積弱，況復政多咎。方士及權奸，豈堪僂指數(葉)。虛內乃貪外，屋豐家蔀。五國固其宜，炯戒傳不朽。(34)

　　近代以來，錢穆先生《國史大綱》第六編兩宋之部第31章標題即為“貧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細目則為“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其結論是“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35)。漆俠先生對積弱是這樣界定的：“這就是封建統治對內日益不能控制農民的暴動，對外日益無力抗拒遼夏的侵擾，從這兩者所包含的實際內容中，可以看到它們之間的聯絡。因之，積貧、積弱不僅是封建國家的外部標記，而且透過積貧、積弱的現象，還可以看到整個政治經濟當中的複雜關係。”(36)1963年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三冊(鄧廣銘先生執筆)存敘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變法內容時亦云：“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港臺學者對此也有所論列，如1989年林瑞翰在《宋代政治史》的結論中說：“世或以宋代先則見欺於遼，繼則見欺於金，終為蒙古所滅，而謂宋代兵力之積弱不振，蓋肇自集權政策之弊。”(37)

　　當然，對於宋朝的整體估價，從北宋中期以降也多有讚譽，程顥所言“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38)，就比較有代表性。明人陳邦瞻在《宋史紀事本末》中盛讚兩宋文治超過漢唐：“大抵宋三百年間，其家法嚴，故呂、武之變，不生於肘腋；其國體順，故莽、卓之禍，不作於朝廷。吏以仁為治，而蒼鷹乳虎之暴，無所施於郡國；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結駟之俠，無所容於閭巷。其制世定俗，蓋有漢、唐之所不能臻者。獨其弱勢宜矯，而煩議當黜，事權惡其過奪，而文法惡其太拘。”(39)則是舊史家較為客觀的評價。20世紀初以來，學界頗推重宋代研究，“以宋為制高點研治整個中國歷史文化提出的各項重大問題，如‘宋學’淵源、宋代史學和新宋學等，引起各科學人的長期討論”(40)。而口美學者從宋代為中國近世開始的角度，對宋代經濟文化給以高度評價(41)。

　　但是正如前揭，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討論宋代積弱，是從北宋中期至清歷代對宋的評價，並不完全與晚清以來中國備受帝國主義欺凌之時代背景有關。也就是說，宋朝積弱和宋朝經濟文化發達是評價宋朝歷史地位的兩個方面，筆者曾說過：“不論從哪個角度討論宋代的歷史地位，都不應以一個方面掩蓋另一個方面，也就是說既不能以‘積貧積弱’來概括宋代的全部歷史特徵，也不能僅從宋代社會經濟、文化取得巨大進步而忽略宋代歷史存在的‘民窮’‘財匱’和積弱不振的基本事實，偏廢任何一面都不是對歷史的客觀評價，更不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42)

二、宋與遼、西夏、金、蒙元的攻防戰

　　根據上述，對於宋朝的積弱，一般有兩種認知：一種是指宋朝在軍事能力上的積弱，一種則是指宋朝國勢的積弱。目前討論宋朝積弱問題，對這兩種看法都有學者提出質疑，特別是對於宋朝國勢積弱的說法。道理很簡單，宋朝的經濟、科技整體發展水平遠非遼西夏金蒙元所能比擬。至於對宋朝軍事能力的積弱，過去人們往往嘆惋其不武，而近年有學者以為就國防而言，宋代不見得“積弱”，但似未有專題的討論。

　　其實宋人不是不能打仗，過去論者在論及宋與遼、西夏、金、蒙元戰爭時，往往多注意雙方的進攻戰，而對雙方的防禦戰，特別是在遼金蒙古深入南北宋境內後宋軍反擊侵略的防禦戰，則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縱觀兩宋與遼、西夏、金、蒙元戰爭的重要戰役，若以進攻和防守這兩種戰爭基本形式和雙方進行戰爭的目的來衡量，宋的軍事失敗基本上都發生在宋發動的進攻戰役方面，而宋在境內抵抗來自遼、西夏、金、蒙元進攻的防禦戰，則宋軍多能取得頗為不俗的戰績。

　　先看宋遼戰爭(43)。從979年宋發動收復燕雲地區的高梁河戰役到1004年遼進攻宋，在澶州城下訂立和約，長達25年，其間北宋主動進攻的高梁河之戰(979)、雍熙北伐(986)包括岐溝關之戰、陳家谷之戰、君子館之戰三大戰役均以宋方大敗告終(44)。

　　防禦性戰役有：滿城會戰(979)遼大敗，瓦橋關—雄州之戰(980)遼軍小勝但未攻破宋軍雄州城，遼軍亦受創。遼在河北、河東先後三路南侵(981)，皆敗。徐河之戰(989)遼敗，裴村之戰等(999－1000)宋敗，遂城之戰(1001)宋勝，望都之戰(1003)宋敗(45)。

　　澶淵之役(1004)，遼深入宋境，宋在軍事有利局面下與遼簽訂“澶淵之盟”。其後直到宣和二年(1121)宋徽宗欲謀復燕雲之地與金訂立海上之盟，宋遼間未發生直接戰役。宣和四年(1123)，宋軍兩度由南向北進攻遼軍把守的幽州城，大敗而歸(46)。

　　其次，宋與西夏的戰爭。自公元982年李繼遷反宋至北宋滅亡、金佔領宋陝西諸路、宋夏脫離直接聯絡為止，在近150年的時間裡，雙方處在交戰和敵對狀態的時間約佔四分之三以上。但李繼遷時期對宋的進攻，因其自身力量很有限，宋夏之間的戰爭尚沒有明顯的戰略意義上的進攻和防禦。及至元昊反宋，宋夏戰爭全面爆發，宋夏間三次大的戰役：三川口之戰(1040)、好水川之戰(1040)、定川寨之戰(1042)，雖都因西夏侵宋而爆發，但具體戰役則是宋軍主動出擊迎戰西夏，元昊則採取誘敵深入的戰術加以各個擊破，宋軍慘敗。

　　宋神宗時期實施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變法運動，對西夏展開積極進攻。綏州囉兀城之戰(1070－1071)、靈州之戰(1081)、永樂城之戰(1082)均以宋軍失敗而告終。其後西夏挾永樂城大勝的餘威，數次圍攻北宋邊城蘭州，蘭州城堅，西夏不能克。宋哲宗紹聖至宋徽宗政和時期對西夏依然採取進攻的態勢，但不是採取大規模征伐主動進攻的形式，而是採取在宋夏邊境西夏一側進築堡寨，步步為營，蠶食西夏。西夏力圖阻擾宋的蠶食，遂爆發具有戰略決戰性質的爭奪平夏城戰役(1098)，西夏是主動進攻一方，宋取得平夏城保衛戰大捷(47)。

　　再次，宋金戰爭。從靖康元年(1126)金髮動第一次滅北宋戰爭至1234年金滅亡，在近110年間，可以1141年訂立紹興和議為中軸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宋金戰爭經歷了一個由宋軍全面潰敗望風而逃到逐漸砥礪抗衡金軍的過程。“自金虜入中原，將帥皆望風奔潰，未嘗有敢抗之者”(48)，“挾勁騎，直越燕趙，躐齊魯，遂至句吳以觀南海。中有大河、江流、孟門、太行之險而不能為之限，所過城邑，無不開門迎勞，行留自恣，莫敢襲逐”(49)。其間金兩次南下攻取東京，南宋建炎年間兩次渡江以及富平之戰(1126)，是兩宋遭遇擊潰戰的典型戰役。建炎以後，南宋軍抗擊金軍值得一提的戰役，據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八月立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格目(50)，其中紹興和議前被列為戰功的有五處：“張俊明州城下(1129－1130)、韓世忠大儀鎮(1134)、吳玠殺金平、和尚原(1130、1133)、劉錡順昌府(1140)五處，依紹興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指揮。”(51)由於紹興十年(1140)九月秦檜當政，這五處戰功沒有包括已被關押的岳飛指揮的郾城之戰、潁昌之戰(1040)兩次戰役。有研究者以為：“南宋紹興時，宋軍五次大捷，即和尚原之戰、仙人關之戰、紹興十年(1140)劉錡指揮的順昌之戰、岳家軍進行的郾城之戰和潁昌之戰。都是大敗完顏兀朮親率的金軍主力，而吳玠指揮的則屬前兩次。”(52)前一階段除了宋軍防禦反擊取勝戰役外，靖康元年宋金太原之戰異常慘烈，宋軍在王稟率領下阻擊金軍西路軍於太原城下250多天(53)。

　　後一階段，紹興三十一年(1161)至隆興二年(1164)，爆發第二次金宋戰爭。此次戰爭有四次重要戰役，即膠西海戰(1161)、采石之戰(1161)、德順之戰(1162)和符離之戰(1164)。前兩戰是完顏亮打著混一天下的旗號進攻南宋，以金軍的失敗而告終；後兩戰是宋孝宗欲恢復故土北上攻金，以宋軍的失敗而告終，雙方簽訂隆興和議(54)。其後宋寧宗時韓侂冑主政，積極北伐，開禧二年(1206)南宋在宿州和唐、鄧一帶向金髮動進攻。金亦分兵六路侵宋，宋軍慘敗。宋理宗紹定六年至端平元年(1233－1234)，南宋與蒙古聯合滅金。

　　最後看宋與蒙元的戰爭。從金朝滅亡的第二年即1235年，蒙古軍以宋軍收復三京，破壞宋蒙同盟關係為導火索，向南宋大舉進攻，至1279年南宋滅亡，在長達45年的宋蒙戰爭期間，可以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60年)和宋理宗趙昀病逝(1264年)為標誌分作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雖然蒙古軍向南宋發動一波又一波的進攻，開闢了全面對宋作戰的戰場，摧殘了長江中上游地區若干大中城市，但總的說來，蒙軍建樹不大，南宋軍隊在巴蜀、荊襄、江淮三大戰場有效地阻擊和重創了蒙古軍的進攻，其中孟珙指揮的江陵之戰(1236)、鄧穰之戰(1240)、黃州保衛戰(1237－1238)，杜杲杜庶父子死守安豐之役(1237)，王安指揮的壽春爭奪戰(1244)，餘玠領導的嘉定會戰(1252)都是宋軍取勝的重要戰役，特別是1259年王堅和張珏指揮的釣魚城之戰大捷，重創蒙古軍，蒙哥汗死於是役。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以後經過幾年的準備，又開始進攻南宋，1269－1273年的襄樊戰役宋軍戰敗，同時宋金對峙以來，南宋藉以為國的巴蜀、荊襄、江淮三邊守備也被蒙元軍切割，至此南宋的防禦體系潰亂不堪。1273年，元軍發動全面滅宋戰爭，在兩淮郢州、沙洋之役，湖北陽邏堡之役，江淮蕪湖丁家洲之役，荊湖南北之役等重要戰役中以摧枯拉朽之勢擊敗宋軍，1275年迫近臨安，宋軍又在焦山之戰中大敗於元，“宋軍大潰，數十萬眾，死亡幾盡”(55)，“自是宋人不復能軍矣”(56)。翌年二月，宋帝出降。其後，雖有一二忠良起兵勤王，為宋堅守，但猶如大廈將傾，已非一木所能支撐的了(57)。

　　從以上史實來說，宋朝在戰爭進攻和防禦兩個戰略方面，其防禦戰在大多數情況下具有相當強的作戰能力，因而在觀察宋朝“積弱”問題時，應當充分估計宋朝在防禦戰策略中取得的不俗戰績。

　 三、宋與遼西夏金元攻防戰優劣評析

　　以上簡要敘述，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宋與遼西夏金元的戰爭總體上說，宋大多處於守勢，但也有多次積極進攻的情況發生：北宋太宗、徽宗對於燕雲地區的經略，北宋仁宗、神宗對西夏的戰略進攻，南宋欲復北方故土而展開對金的數次北伐戰爭：岳飛四次北伐、宋孝宗隆興北伐、宋寧宗開禧北伐、宋理宗端平入洛。宋的進攻戰多以失敗甚或被擊潰而告終(58)。

　　那麼，宋進攻戰敗多勝少的原因何在？以往學界已多有討論，除去從軍政角度總結的有“招刺太濫，揀選不實，訓練很差，軍法的廢弛，軍政的腐朽，軍紀的敗壞，官員對軍士的役使和刻剝，軍隊的贏利性經營，對騎兵建設的輕視，實行以文制武，兵權的分散”等原因外(59)，還從宋朝立國的形勢加以探討。南宋理宗時人呂中在《宋大事記講義》卷一《國勢論》中集浙東學派、朱熹等人的議論，早有深刻的分析：

　　漢唐多內難而無外患，本朝無內患而有外憂者，國勢之有強弱也。……而國勢之所以不若漢唐者，則有由矣。蓋我朝北不得幽冀，則河北不可都，西不得靈夏，則關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為強，通漕以為利，此國勢之弱一也。這個分析，即是20世紀學界所強調的，宋朝立國缺少與草原民族一爭雄長的兩個條件：一是以長城天險為依託阻御草原民族牧騎南下，以保障中原地區的安全；二是據有一片草原，繁衍馬匹，編組為騎兵，主動出擊，以機動對機動，以能夠支援長期戰爭的國力為基礎，終於戰勝對手，成為國勢強大之王朝。學界也大多認為：“北宋與邊疆民族在兵種上，特別是騎兵力量上的差異，是其在軍事上不能取得較大成就的原因。作為宋遼戰爭主要戰場的河北平原的地理環境，又強化了這種觀點。確實，這兩種理解模式均有高瞻遠矚，與事實若合符節之處，其影響力歷久不衰，本身就是對這點一個很好的說明。”(60)

　　宋朝所處的時代正是北方遊牧民族充當著戰爭舞臺主角的時期，雖然北宋初年就發明並使用了火器，中國古代戰爭從此進入了冷兵器和火器並用的時代，但在仍以冷兵器為主的戰場上，騎兵以其行程遠、速度快、機動性強，適宜於平原曠野的遠端作戰等優勢，充當著主要突擊力量。這也是因為，就力量而言，騎兵是人力和馬力之合(61)。對此宋人早有深刻的認識：“馬者，兵之用，國之所恃以為險者也。有國以來，未嘗無馬，國多馬則強，少馬則弱。”(62)由此審視上述宋與周邊政權的戰爭，恰恰說明了進攻戰非宋之所長，受其所限，失敗也在情理之中。

　　對於這些討論，有一個問題值得重新思考，即雖然宋初失去長城天險，但西部廣大地區在西夏崛起之前，党項、吐蕃等族分散而居，尚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或者說沒有形成直接讓中原王朝感到威脅的力量，河湟、河西、河套、銀川平原，乃至鄂爾多斯高原都有豐美遼闊的牧場，如果著力經營，完全可以組建與契丹抗衡的騎兵武裝，“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63)。但自宋太祖至宋神宗朝，對西部基本採取的是放棄政策(64)。張方平在回答宋神宗“問祖宗御戎之要”時說：“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65)是故，明清之際的顧祖禹說：“宋關中戍守不越秦、鳳，熙寧以後始務遠略。”(66)

　　在河北一線，宋太祖對契丹境內的燕雲地區也是採取了一種防禦為主，而不是如學界一般認為必欲收復的積極進攻政策，實際上，後周世宗進行統一戰爭時是把吳、蜀、幽、並，並列為統一物件，而宋太祖則是把北敵分成兩個明確的概念，即河東北漢是臥榻之側必欲消除的“他人家”，而燕雲則屬於如何處置的邊患問題。筆者在討論宋初先南後北統一方針時曾指出：“以往武斷地說‘宋初置燕雲於不顧’，固然是有悖於歷史事實的，但若說宋太祖君臣制定的先南後北統一戰略方針包括兵取燕雲也是缺乏事實基礎的。實際上宋初的先南後北只是針對太祖不滿‘小天下’而言，太祖其所以汲汲於南北用兵，主要是削平割據，而不能容忍一之側有他人鼾睡。這與他對內實行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措施、藉以強化皇權，強化唯我獨尊的專制主義是內外照應、一脈相承的。而幽燕之地則不能與之同日而語，太祖其所以念念不忘幽燕，主要是看重幽燕的軍事地理，幽燕之失，北部門戶洞開。來自契丹的威脅成為心頭之患。但是幽燕歸屬契丹幾二十年，收復幽燕之舉牽一髮而動全身，故幽燕問題實質上是如何對待蠻夷之國造成的邊患的問題，因而解決邊患的辦法，誠如趙普所言自古有上中下三策：即據險而守、和戎和以兵鋒相見一爭雄長。從宋初太祖和趙普的看法，顯然傾向於‘和戎’之策，而上述事實也是如此。”(67)

　　在西南宋與大理以大渡河為界，亦是宋太祖“不暇遠略”(68)的結果。後世有“宋揮玉斧”的故事流佈。周煇《清波別志》卷一引《西南備邊錄》記載：“藝祖既平蜀，議者欲因兵威以復越巂，上命取地圖視之，親以玉斧劃大渡，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河濱舊有劃玉亭，今猶在。”周煇所引的這個故事對後世影響甚大，《方輿勝覽》、《蜀中廣記》、《明史》、《滇史》等文獻均有類似的記載(69)。南宋初，翰林學士朱震言：“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中、鹹通間，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騷動，藝祖皇帝鑑唐之禍，乃棄越嶲諸郡，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70)可見宋在西南邊區也採取以防禦為主的策略，則是無疑的。

　　由此可見，宋朝自太祖朝伊始，較漢唐統治者缺乏一種開拓進取的精神。1978年由傑弗裡·巴勒克拉夫主編、八十位西方歷史學家執筆編撰的《世界歷史地圖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義為少，對外部世界經常採取防範和猜疑的態度。”(71)這種防範和猜疑有多方面的內容，表現在國防建設上則是奉行以防禦為主的戰略思想。故其軍事設施、軍隊建制、兵種配置、戰爭手段、作戰方式等無不貫穿著防禦的思想。雖然，宋神宗時起用王安石進行富國強兵的變法，在改變宋與西夏戰略地位上有明顯收效，但是就宋的以防禦為主的國防性質而言，基本上沒有大的改觀。

　　以防禦為主的軍隊去進行進攻戰，與擅長進攻戰而擁有強大騎兵的對手交戰，其勝少敗多是不難想見的。宋的軍隊雖號有百萬之眾，但是散佈在陝西、河東、河北沿線數千公里之上，難以集中優勢兵力，比如，慶曆年間，宋在陝西約有兵近二十萬，但是分散在鄜延、環慶、涇原等路，都只有五六萬人，而西夏則可以集中十萬兵力擊破宋之一路。所以遼西夏金蒙元軍隊數量雖比宋少許多，但往往可以集中絕對優勢之兵力，以行區域性之殲滅戰，使得宋軍疲於奔命。宋即使為了所謂北伐聲張正義，所集中的軍隊缺乏靈活機動的配合，加之由不熟悉進攻戰的文臣和低素質的武將統領，宋之失敗在所難免。

　　第二，雖然在進攻戰方面兩宋明顯居於劣勢，敗多勝少，但是在防禦戰中宋抵敵住遼、西夏、金和蒙元的強大攻勢，則勝多敗少。從戰爭是由進攻和防禦兩部分組成、缺一不可的角度來而言，北宋及南宋在防禦遼西夏金乃至蒙古的入侵上還是很有值得稱道之處。首先，北宋為防止遼和西夏的入侵，國防建設十分艱鉅，故以軍旅事務為頭等大事，“國曰軍國，州曰軍州”，以兵立國是其基本國策。張方平說：“今朝廷所言大事必曰軍國，是知兵者，時之大務，邦之重柄。”(72)王明清也曾說：“至於一郡，則盡行軍制：守臣、通判名銜必帶軍州，其佐曰籤書軍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判官之名，雖曹掾悉曰參軍。一州稅賦民財出納之所，獨曰軍資庫者，蓋稅賦本以贍軍，著其實於一州官吏與帑庫者，使知一州以兵為本，鹹知所先也。置轉運使於逐路，專一飛挽芻糧，餉軍為職。”(73)林亦云：“況國朝之制，庫曰軍資，官曰參軍，務曰贍軍，而為守悴者亦先軍而後州，其于軍事重矣。”(74)可見，以兵立國的基本策略貫穿於宋的各種制度。其次，從北宋到南宋實行“將從中御”軍事制度，為後世所詬病，這種制度在進攻戰中無疑是致敗的重要原因，如宋神宗“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寢，邊奏絡繹，手札處畫，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算。雖千里外，上自節制”(75)，結果卻招致靈州和永樂兩次大敗。但是從防禦的角度來看皇帝制頒、使用“陣圖”，結果會是另一種狀態，事實上《武經總要》所載常陣制、本朝平戎萬全陣法、本朝八陣法以及宋神宗九軍新陣(76)，基本上都是在吸納前代已有經驗基礎上，根據宋朝所處的時代特點加以改進，成為以步制騎的防禦陣法，而且取得不菲的效果(77)。

　　第三，為抵禦遊牧民族鐵騎的突襲，兩宋多采用築城防禦的戰術，進而發展到利用河流和山地等自然地形，結合完備的城邑防禦設施，以步兵的積極防禦抵抗騎兵的迅猛進攻，使這一時期步兵抗擊騎兵作戰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新特點(78)。宋夏戰爭之初，宋總是力圖用大兵團剿滅西夏，但屢戰屢敗，西夏“在戰略方面，利用廣漠原野，敵進則退，敵退則進。敵駐戍不出，則窺破良機，集中絕對優勢之兵，以行區域性之殲滅戰。戰術方面，則以設伏誘敵為慣技。宋之所以屢敗，即此故也”(79)。宋哲宗以後，北宋改變大兵團進剿的戰略，而改為防禦反擊戰略或稱為積極防禦，在宋仁宗以來的牽制策應之法的基礎上發展為淺攻進築或淺攻擾耕，也就是說，北宋花費很大的氣力在宋夏邊界西夏一側沿河流、山崖和平原之地修築集軍事、經濟、居地等功能於一身的堡寨和城池，用作抵禦西夏入侵的手段，且把戰區由本土轉向西夏一方，變被動挨打為防守反擊，蠶食一地，進築一地，蠶食是進攻，進築是下一次蠶食的依託和保障，諸路並進，西夏首尾難顧，這正是宋哲宗紹聖以後西夏難以應付，並節節敗退的原因，從而從根本上解除了西夏對宋的威脅(80)。

　　北宋末年的太原之戰、南宋初年的和尚原之戰、順昌之戰等都是依據城邑和山地的著名防禦戰。吳玠說：“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賊雖驍勇，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嵯峨之險，佔關輔之勢，賊雖強捍，不能據我尺寸地。”(81)宋蒙戰爭期間，宋軍在守城方面，又創造了以“串樓”對付蒙古軍的火炮，以山城寨堡對付蒙古鐵騎的戰術，取得了戰爭前一階段黃州、安豐大捷和釣魚城保衛戰的勝利(82)。後人總結宋蒙釣魚城之戰蒙軍失利原因時就指出：“棄野戰之長，違北族之性。聚數十萬之眾，冒盛暑而攻合州，頓兵堅城，累月不下，情見勢絀，以身殉之。所謂千金之弩，為鼷鼠而發。甚矣，其不知兵也。”(83)南宋不僅發揮擅長守城的優點，而且大大提升了水戰的優勢(84)。宋軍的水戰優勢主要體現在利用舟師從水路增援受困城市上。例如1237年史嵩之從鄂州援光州、陳從建康遏和州、趙葵從揚州趨淮西之役，1240年孟珙從荊襄援夔之役，1244年呂文德增援壽春之役，1259年呂文德自長江中游增援重慶、合州之役等等。劉整說，蒙古的“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是故他建議：“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85)宋蒙元戰爭的第二階段，元軍連克宋軍防禦陣地，使宋軍節節敗退，即與採納劉整建議，組建強大的水軍密不可分(86)。

　　由以上三點可知，宋朝在主觀上選擇以防禦戰為主思想的指導之下，在軍事國防建設及戰略戰術的運用，也是頗有建樹的，不能全盤否定。

　 四、結語

　　對於宋朝的積弱問題，自北宋中期以降，學者、士大夫、史家均有論列。宋人多從反思過度集權的角度討論國勢不振來指稱“積弱”，而元明清人指稱的“積弱”則更多的是從宋朝文治有餘而武備不足來論列宋朝的“兵弱”。但不論如何，北宋中期以來迄改革開放前，認為宋朝“積弱”則是史乘、學界的公論，並不因20世紀初中國受帝國主義國家欺凌才被特別關注。

　　那麼，如何看待上述所言的宋朝“積弱”呢？顯然從反擊侵略的防禦作戰能力來說，宋朝軍隊不能完全說不能打仗，即不能完全是弱，上面的討論已有較為充分的說明。這可能驗證了近年有些學者認為宋的國防並不一定“積弱”的觀點。其實不然，本文的目的不是為此張目，而是站在客觀表述宋的實際軍事能力的基礎上，來說明既然宋有不菲的軍事能力，但是為什麼宋以後歷代都說宋“積弱”呢？筆者認為大致有三點原因：一是金滅北宋和宋蒙元戰爭的第二階段特別是1273年後的元滅南宋戰役，基本同屬於擊潰戰，也就是說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時間內滅亡，這就是積弱的表現。二是在所謂“和平”對峙年代與遼、西夏、金和蒙元的交往中(特別是南宋)又常常扮演乞求、賠款、苟且、退讓等屈辱的角色(87)。這又是不折不扣的“積弱”。三是雖然宋打防禦戰頗有戰鬥力，但是必須指出宋的防禦戰都是對侵略者深入國境之內的頑強抵抗，也就是說在第一時間並不能阻擊侵略者於國境防線之外。一個常在國境縱深地區進行頑強抵抗侵略的國家，不論其抵抗有多麼的卓越，也不能不是“積弱”的反映。

　　所以有學者說：“軍事無非是客觀的實力加之以主觀的實力運用。宋朝的綜合國力無疑強於遼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種因素，實力的運用水平卻是劣等的，這就是積弱。”(88)這是有其道理的。

　　註釋：

　　②詳見汪聖鐸：《兩宋財政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③李裕民：《宋代“積貧積弱”說商榷》，《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破除偏見，還宋代歷史以本來面目》，《求是學刊》2009年第5期；葛金芳：《兩宋歷史地位的重新審視(筆談)》，《求是學刊》2009年第5期；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6頁；鄧小南：《宋朝歷史再認識》，《河北學刊》2008年第4期。

　　④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方鳳：《存雅堂遺稿》卷三《上書·上陳丞相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⑥林：《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四《國勢》，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⑦(不著撰人)《群書會元截江網》卷十九《法度·事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⑨魏了翁：《鶴山集》卷三十三《代南叔兄上費參政(壬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⑩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十四《對越乙稿奏札·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己見札子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一“慶曆元年二月丙戌”，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099頁。

　　(12)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慶曆四年六月戊午”，第3655頁。

　　(13)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二“熙寧五年四月壬子”，第5628頁。

　　(14)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六“熙寧五年閏七月戊申”，第5726頁。

　　(15)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八“靖康中帙三·起靖康元年正月六日壬辰盡七日癸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9頁。

　　(16)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三“靖康中帙八·起靖康元年二月一日丁酉盡四日庚子，朝廷報書”，第245頁。

　　(17)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四“炎興下帙二四·起建炎三年三月二日庚辰盡其日，周紫芝上書”，第910頁。

　　(18)脫脫等：《宋史》卷四三八《黃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2992頁。

　　(19)宋濂等：《元史》卷一九九《杜瑛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4474頁。

　　(20)文天祥：《文山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1)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起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庚子盡二十八日辛亥”引《秀水閒居錄》，第116頁。

　　(22)脫脫等：《金史》卷一一九《完顏婁室三人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2599頁。

　　(23)劉嶽申：《申齋集》卷十五《雜著·策問三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4)脫脫等：《宋史》附錄《進〈宋史〉表》，第14255頁。

　　(25)陸深：《儼山外集》卷二十六《史通會要》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6)唐順之：《武編》前集卷四《宋神宗皇帝九軍新陣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7)沈鯉：《亦玉堂稿》卷十《明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確庵魏公墓誌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8)王夫之：《宋論》卷二《太宗》、卷六《神宗》，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35、119頁。

　　(29)《欽定續文獻通考》卷十三《五刑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0)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周官新義〉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31)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何博士備論〉提要》。

　　(32)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寶真齋法書贊〉提要》。

　　(33)劉統勳等編：《評鑑闡要》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4)乾隆：《御製詩二集》卷二十一《因取丙辰以迄丁卯所作略加編定都為四十四卷古今體計四千一百五十首有奇·乾隆己巳夏六月望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5)李裕民：《宋代“積貧積弱”說商榷》，《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

　　(36)漆俠：《王安石變法》第一章《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第一節《積貧積弱局面的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4、25頁。

　　(37)林瑞翰：《宋代政治史》，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第520頁。

　　(38)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59頁。

　　(39)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敘》，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191頁。

　　(40)桑兵：《民國學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糾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41)參見李華瑞：《“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河北學刊》2010年第4、5期。

　　(42)李華瑞：《改革開放以來宋史研究若干熱點問題述評》，《史學月刊》2010年第3期。

　　(43)這裡所講宋與遼西夏金蒙元戰爭攻防戰，主要是指具有較大規模或具有戰略性質的戰爭，一般邊區之間較小規模，或擾邊性質的戰爭不包括在內。以下同。

　　(44)詳見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第254－257頁。《中國曆代戰爭史》認為“君子館之戰”是遼南侵，曾瑞龍據當時的戰略形勢分析認為是宋方主動進攻，今從之。

　　(45)三軍大學編著：《中國曆代戰爭史》第11冊，第十四卷《宋、遼、夏、金(上)》，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83年。

　　(46)陳樂素：《宋徽宗謀復燕雲之失敗》，《輔仁學志》第4卷第1期，1933年，收入氏著《求是集》第一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

　　(47)詳見李華瑞：《宋夏關係史》第六章《宋夏戰爭論(中)——宋夏戰爭重要戰役概述》，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4－200頁。

　　(48)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九《十三處戰功》，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449頁。

　　(49)葉適：《葉適集·水心別集》卷一《治勢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641頁。

　　(50)脫脫等：《宋史》卷三十三《孝宗紀》，第635頁。

　　(51)王應麟：《玉海》卷一三五《乾道定十三戰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兵十九之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52)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關之戰述評》，《西南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第2期，收入氏著《凝意齋集》，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42頁。

　　(53)李華瑞：《宋金太原之戰》，《西北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6期，收入氏著《宋史論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

　　(54)王曾瑜：《南宋對金第二次戰爭的重要戰役述評》，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收入氏著《點滴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

　　(55)宋濂等：《元史》卷一二七《伯顏傳》，第3103頁。

　　(56)宋濂等：《元史》卷一二八《阿術傳》，第3123頁。

　　(57)詳見陳世松等：《宋元戰爭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8－368頁。

　　(58)宋的進攻戰也有少數很成功的範例，如南宋初岳飛的四次北伐。參見王曾瑜：《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03－147頁。

　　(59)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21頁。

　　(60)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第一章，第1－2頁。

　　(61)華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中國戰爭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8頁。

　　(62)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七四“元祐元年四月辛卯”，第9067頁。

　　(63)歐陽修、宋祁：《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913頁。

　　(64)參見李華瑞：《論宋初的西部邊疆政策》，《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收入氏著《宋夏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65)脫脫等：《宋史》卷三一八《張方平傳》，第10357頁。

　　(66)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四《陝西十三·西寧鎮》，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3006頁。

　　(68)陶宗儀：《說郛》卷六十二上李京《雲南志略》。

　　(69)詳見段玉明：《大理國史》，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13－316頁。

　　(70)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紹興六年九月癸巳”，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713頁。

　　(71)［英］倫敦泰晤士圖書公司：《世界歷史地圖集》，北京：三聯書店，1982年，第126頁。

　　(72)張方平：《樂全集》卷十三《武備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3)王明清：《揮麈錄餘話》卷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221頁。

　　(74)林：《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一《州兵》。

　　(75)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五三“元豐八年三月戊戌”，第8485頁。

　　(76)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前集》卷七；唐順之：《武編》前集卷四《宋神宗皇帝九軍新陣辯》。

　　(77)黃繁光：《論宋真宗對遼作戰與陣圖使用的關係》，《澶淵之盟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78)華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中國戰爭發展史》，第276頁。

　　(79)華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中國戰爭發展史》，第266頁。

　　(80)詳見李華瑞：《宋夏關係史》第七章第三節《北宋防禦戰的特點和抵抗方式的改進》，第213－220頁。

　　(81)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六“炎興下帙九十六·起紹興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盡其日”引《吳武安公功績記》，第1410頁。

　　(82)陳世松等：《宋元戰爭史》，第380頁。

　　(83)屠寄：《蒙兀兒史記》卷六《蒙格可汗本紀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84)詳見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增訂本)，第212－226頁。

　　(85)宋濂等：《元史》卷一六一《劉整傳》，第3787頁。

　　(86)陳世松等：《宋元戰爭史》，第381、383頁。

　　(87)參見朱瑞熙：《宋朝的歲幣》，岳飛研究會編；《岳飛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收入氏著《疁城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吳曉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之《緒論：宋代地域外交環境和外交途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

　　(88)王曾瑜：《正確評價宋朝的歷史地位》，《北京日報》2007年12月11日，收入氏著《點滴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

宋朝的經濟中國曆朝之最！

中國的第一張紙幣交子就是宋朝出的。

宋朝的官員工資也是歷朝最高的。

一張清明上河圖已經將汴京城的繁華場景描繪的有聲有色。

由於經濟發達，所以從宋朝開始了一天三頓飯飲食習慣。

不能把宋朝對外的軍事的孱弱來偏激的概括宋朝！即使有靖康之恥也不能抹殺宋朝經濟文化發達這一歷史的事實。

宋朝時期出現四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也廣泛應用於戰爭中，

1、城市商業繁榮。城市突破了市坊的界限。北宋的都城汴梁城還出現了早市和夜市，呈現出了全面繁榮局面。到了南宋時期，當時的臨安城在商業繁榮呈上來講，與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2、形成了三級市場網路體系。宋代的商業繁榮不但體現在城市，而且表現在農村市場。在農村市場上，小販、貨郎走街竄巷，活躍了農村市場，豐富了農民的生活，

3、貨幣領域裡，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最後，兩宋時期的海外貿易十分發達

4、“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對外貿易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這些足見宋朝的經濟是相當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