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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秦朝人和漢朝人寫的書,秦漢以後的人寫的關於秦漢時期的書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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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人物官

    秦代和兩漢文學,由於秦代歷時短促,文學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兩漢文學的成就。從文學樣式看,秦漢文學主要在辭賦、史傳文、政論文和樂府詩歌等四個方面。

    辭賦有:如江淹《恨賦》,司馬相如《上林賦》等;

    史傳: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

    政論文:賈誼的《過秦論》

    樂府詩歌就很多了:《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等。

    儒家著作《羊子》四篇,名家著作《黃公》四篇、《成公生》五篇,縱橫家著作《零陵令信》一篇。李斯的奏章如《論統一書》、《論督責》、《獄中上秦二世書》等。《呂氏春秋》和李斯《諫逐客書》等。

  • 2 # 趣談歷史King

    秦漢時期的著作:

    1.《史記》——全書包括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勳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蹟,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曆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

    2.《漢書》——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

    由中國東漢歷史學家班固編撰,前後歷時二十餘年,於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後唐朝顏師古為之釋注。《漢書》是繼《史記》之後中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並稱為“前四史”。 《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全書共八十萬字。

    3.《鹽鐵論》——中國西漢桓寬根據漢昭帝時所召開的鹽鐵會議記錄“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書中記述了當時對漢武帝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的一場大辯論。該書共分六十篇,標有題目,內容是前後相連的。

    4.《春秋》——魯國史官把當時各國報導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記錄下來,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記錄,簡括起來就把這部編年史名為《春秋》。

    5.《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原名《左氏春秋》, 漢朝時又名《春秋左氏》 《春秋內傳》《左氏》,漢朝以後才多稱《左傳》。 《左傳》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的左丘明為《春秋》做註解的一部史書,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也是中國第一部敘事詳細的 編年體 史書,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經典之一且為十三經中篇幅最長的,在 四庫全書中列為經部。

    6.《公羊傳》——儒家經典之一。上起 魯隱公元年,止於魯哀公十四年,與《 春秋》起訖時間相同。

    7.《穀梁傳》——是《穀梁春秋》《春秋穀梁傳》的簡稱。《春秋穀梁傳》為儒家經典之一。與《左傳》《公羊傳》同為解說《春秋》的三傳之一。

    8.《國語》——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體著作。記錄範圍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約前947年),下至智伯被滅(前453年)。包括各國貴族間朝聘、宴饗、諷諫、辯說、應對之辭以及部分歷史事件與傳說。

    9.《戰國策》——國別體史學著作,又稱《國策》。記載了西周、東周及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各國之事,記事年代起於戰國初年,止於秦滅六國,約有240年的歷史。

    10.《世本》——又稱作世、世系、世紀、世牒、牒記、譜牒等。“世”是指世系;本則表示起源。據說是由先秦時期(亦有說漢代)史官修撰的, 記載從黃帝到春秋時期的“帝王”、“諸侯”、“卿大夫”的世系和氏姓,也記載帝王的都邑、製作、諡法等。全書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及《諡法》等十五篇。

    11.《山海經》——山海經是一部內容豐富、風貌獨特的古代著作,包含歷史、地理、民族、神話、宗教、生物、水利、礦產、醫學等諸方面。 《山海經》的性質,歷代說法不盡相同。《漢書·藝文志》把它列入形法類,東漢班固則列入術數類,而劉秀歆則認為《山海經》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

  • 3 # 海納百川366

    秦漢時期主要的文獻資料

    一、基本史籍

    《史記》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司馬遷(約前145 或前135—?),本卷丁編別有傳。

    《史記》全書五十二萬言,上起傳說中的五帝,下迄漢武帝末年。記述了三千餘年的歷史。全書略於先秦,詳於秦漢,所述秦商鞅變法至漢武帝晚年的歷史,約佔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

    《史記》的史料來源十分廣泛,既有取自先秦文獻和政府檔案,也有作者司馬遷自己遊歷的所見所聞。書中有些漢代人物的事蹟,甚至是司馬遷親身交往所瞭解的。司馬遷在此基礎上,考信擇善,當書則書,秉正不阿,疑則存疑,或缺略不論。劉向、揚雄等漢代知名學者都服其有良史之才,以為“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作為一部規模宏大的通史,《史記》的內容非常豐富。舉凡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以及天文地理、風俗民情、民族關係,乃至東亞、東南亞、中亞諸鄰國的社會情狀,都在書中得到了反映。其所記載的歷史人物,上自帝王將相,下及遊俠、商賈、醫卜、俳優等等,大都栩栩如生,構成了色彩斑斕的社會生活的圖景。

    《史記》在流傳過程中,有亡缺也有續補。最先提出《史記》有缺的是東漢衛宏。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謂《史記》“十篇缺,有錄無書”。三國時張晏臚舉亡缺十篇的篇目,即《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按:當即《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等篇。他還指出《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是元、成間博士褚少孫補作。後人對張晏的說法有不同意見。一般認為,十篇並非全佚,褚少孫所補也並非四篇,凡今本中標“褚先生曰”者皆是,其所補雖缺乏史識及文采。其他續補者尚有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所補內容,已無從稽考。

    最早為《史記》作注的,是東漢人延篤,撰《史記音義》一卷,早亡。

    此後,晉徐廣,劉宋裴駰,梁鄒誕生,唐許子儒、王元感、陳伯宣、徐堅、李鎮、劉伯莊、竇群、裴安時、司馬貞、張守節等人都曾為《史記》作注,而能留傳至今的唯有裴駰《史記集解》八十卷,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號稱“三家注”。裴注重於釋義,司馬注音義並重而長於音,張注則最為精審,尤詳於地理。三家注本各自單行,至北宋時始分隸於《史記》正文之下,形成今本模樣,為研讀者帶來不少的方便。然而在此過程中,誤引誤刪而失原貌的也不少,尤以張守節《正義》最為嚴重。

    有關《史記》的考訂校補之作甚多,詳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編的《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也可參閱載於《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陳乃乾《二十四史注補表譜考證書籍簡目》。他們所舉較為重要的有: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和《考史拾遺》。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有關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繩《史記志疑》,清郭嵩燾《史記札記》,清沈家本《史記瑣言》,近人陳直《史記新證》。

    上述諸書中,清人之作以錢大昕、梁玉繩、郭嵩燾之作最為特出。近人陳直之作,則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漢權量、石刻、竹簡、銅器、陶器之銘文印證《史記》,獨闢蹊徑,創穫尤多。因所著《漢書新證》成書在前,《史記新證》稿中關於漢武帝以前西漢史之考證與之重複者,均已刪去。

    彙集《史記》各家註釋考訂之作,有近人張森楷《史記新校注稿》,成書於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楊家駱編纂整理,交由臺灣中國學典館籌備處印行,但文有殘缺。南京圖書館收藏有張森楷《史記新斠注》稿本。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引三家注外中國有關考訂之作一百餘種,日人之作二十餘種,匯為一編,考校得失,頗有便於讀者。其後水澤利忠又作《史記會注考證校補》,集世所罕見的宋本和日本古抄本、古校本,作為校記,為洞悉《史記》古本原貌,作出了貢獻。《考證》輯錄《正義》一千多條,省略出處,《校補》為之一一註明,又增輯《正義》佚文二百多條。雖二書中出於己者而“堅壁不可撼”之精說不多,有些註文過於繁瑣,對考古資料的利用也不足,但不失為研究《史記》的重要參考書。

    又《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對讀《史記》諸表有較高參考價值,其中以汪越、徐克範《讀史記十表》和盧文弨《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校補》較為重要。

    《史記》的版本,現存最早的善本是南宋黃善夫刻本,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華書局標點校勘本以同治金陵書局刻本為底本,兼取百衲本。二本在傳目編排和文字上均有差異,互有短長。

    有關《史記》的工具書,以前述《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最為有用。索引內容,包括版本、目錄、題解、關於《史記》全書及各個部分的研究、司馬遷生平事蹟及其學術貢獻的研究、稿本和未見傳本目錄、有關《史記》的非專門著作日錄、唐宋元明筆記中有關《史記》的文字條目、外國研究論文和專著目錄等,甚為詳備。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的《史記及註釋綜合引得》,黃福鑾《史記索引》、鍾華《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史記三家注引書索引》等書。其中黃福鑾《史記索引》對查索《史記》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詞彙及習俗語,最為有用。

    在紀傳體史書中,《史記》是研究秦史的最基本的典籍。有關秦史,還應注意下列諸書:清孫楷的《秦會要》,從先秦諸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太平御覽》諸書中摘取有關秦典章制度的資料,分入世系、禮、樂、輿服、學校、歷數、職官、選舉、民政、食貨、兵、刑法、方域、四裔等十四門,使零散的材料條理清晰地整理出來,頗有益於學人。近人徐復又鉤稽群籍,逐條予以斠正,並續有增補,成《秦會要訂補》一書,也頗利於用。

    近人馬非百之《秦集史》,略仿紀傳體史書成例,材料豐富,兼有考證,既可補二十四史無“秦史”之憾,又可省卻讀者許多翻檢之勞。惜與作者原計劃相較,尚有漏略。涉及秦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也欠完備。

    此外,有關秦漢典章制度的材料,還應參閱唐杜佑《通典》,其中《食貨》、《選舉》、《職官》三典尤為重要,不可不讀。

    《漢書》

    《漢書》,一百二十卷,東漢班固撰。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班固(32—92),本卷丁編別有傳。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上,糾偏補缺。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蹟從《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立專傳。此外,於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班固於志書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顯示其博學貫通的特點。如《百官公卿表》是現存最早的秦漢官制大綱,雖事略不詳,但極為精要。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藝文》、《食貨》五志,獨具匠心,是探討秦漢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氣象和生物變異、先秦秦漢典籍源流、財政經濟狀況的必讀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對漢武帝以後的歷史,班固除參據班彪所著《史記後傳》外,也利用了劉向、劉歆、揚雄、馮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高祖紀》徑用劉向《高祖頌》,《藝文志》脫胎於劉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襲用揚雄補作的《封禪書》,《張湯傳贊》則引用了馮商的案語。內容豐富,敘事極具條理。《王莽傳》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對照《東觀漢記》和《後漢書》有意無意地美化劉秀貶斥王莽的情況,《漢書》此傳,客觀翔實,愈發顯得可貴。班固深受正統儒學的薰陶,恪守封建禮教的規範,又崇信天命圖讖,不能像司馬遷那樣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諱。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書的傳統影響,因而不敢輕改《史記》已著的史實,並能曲折地反映西漢社會的種種腐敗現象。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為,是閱讀中必須留意的。

    《漢書》多古字古訓,較為難讀。為此作注者甚多。據《漢書》注中引延篤說推測,延篤在撰《史記音義》時,同時撰有《漢書音義》。而現確知最早的《漢書》注,當推應劭、服虔兩家。他們所作《漢書音義》雖均亡佚,但在唐顏師古注中頗多徵引,可略窺其概。顏師古以其叔父遊秦的《漢書決疑》為基礎,集東漢以來二十三家之說,總為《漢書》注,較為精核,成為歷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漢書》諸本,均採用顏注。

    有關《漢書》的重要考訂之作,有如下數種:清王念孫《讀漢書雜誌》,清沈欽韓《漢書疏證》,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清錢大昭《漢書辨疑》,清朱一新《漢書管見》,清沈家本《漢書瑣言》,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近人陳直《漢書新證》。

    王、周之作,長於音訓文義。二沈、錢、朱諸氏精於考證。楊樹達之訓詁校勘也頗有可取。惟陳直別開生面,系統利用居延和敦煌漢簡、漢碑、秦漢銅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漢印璽、封泥和瓦當等文字,以作新證,多所發明。其中對《百官公卿表》的發伏疏證,尤為精當。

    此外,金少英《漢書食貨志集釋》是研究漢代經濟的重要參考書。岑仲勉的《漢書西域傳地裡校釋》則是研討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讀書。

    清末王先謙集六十七家考訂之作的精華,撰《漢書補註》。其個人發明雖不多,但綜合抉擇能力極強,成就斐然,至今無可替代,是閱讀《漢書》最基本的參考書。其缺點是對錢大昭、周壽昌諸人之精說,採摭均有未備。所以清代學者的考訂之書仍不可輕廢,而近現代學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視。

    清人有關《漢書》表志的校補之作甚多,成就亦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及《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二書中。其中夏燮《校書八表》、梁玉繩《人表考》、楊守敬《漢書地理志補校》、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最為重要。

    《漢書》版本,可看中華書局點校本,也應參考百衲本。

    工具書首推黃福鑾《漢書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所編《漢書及補註綜合引得》、魏連科《漢書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漢會要》七十卷,取資《史》、《漢》,將西漢典章制度的有關資料,分隸於帝系、禮、樂、輿服、學校、運歷、祥異、職官、選舉、民政、食貨、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門凡三百六十七事。雖便於翻檢,但取材狹隘,重要資料仍有遺漏,引文節略過甚,時有錯誤,使用時皆當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後漢書》

    《後漢書》,九十卷,南朝宋范曄(398—445)撰。《續漢志》,三十卷,西晉司馬彪(?—約306)撰。范曄、司馬彪,本書第五卷丁編別有傳。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 年),范曄已完成《後漢書》紀傳的寫作,並同謝儼撰成《禮樂》、《輿服》、《五行》、《天文》、《州郡》五志。《州郡志》實包括百官於內。南齊檀超作十志,其《百官》即依范曄而合於《州郡》。范曄下獄那天,謝儼怕受牽連,毀掉了志稿,使範書殘而不全。

    在範書之前,有關東漢的史作不下十部,即《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薛瑩《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書》、謝沈《後漢書》、張瑩《後漢南記》、袁山松《後漢書》、袁宏《後漢紀》、張璠《後漢紀》等。范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採擷諸家書之長,刪繁補缺,整齊故事,後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範書取代《東觀漢記》殘本,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而東觀諸史除袁宏紀外相繼散亡。於是範書成為研究東漢史最主要的史籍。

    范曄《後漢書》以“正一代之得失”為宗旨,多用合傳形成,以明褒貶。如列王充、王符、仲長統為一傳,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針貶朝政的事蹟。又列郭泰、符融、許劭為一傳,以突出三名士的識人之鑑。又並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為一傳,以譏刺這五位庸碌圓滑官僚的苟合因循。又別立《孝義》、《黨錮》、《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宦者》諸類傳,分述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型別的代表人物,從不同角度刻畫了東漢社會的面貌。由於範書重文采,求簡要,也造成一些歷史事件和典章制度具體事實隱而未彰,這些欠缺需從《後漢紀》和東觀諸佚史的佚文來作些訂補。

    司馬彪的《續漢書》,是在譙周《東觀漢記》刪改稿的基礎上,重加整理,特別對安順二帝以下東漢史事,補闕尤多。永嘉亂後,《續漢書》紀傳部分陸續散亡,唯八志比較完整地儲存了下來,成為今後《後漢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續漢志》中,以《百官》、《輿服》、《郡國》三志最為重要。《百官志》可補《漢書·百官公卿表》略而不詳之弊,以劉秀定製為準,以上公、將軍、諸卿、郡國官屬為序,將各級主吏、屬吏的員數、職掌和源流,條理爬梳,並附百官受俸例,是研究秦漢官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唯略於秦官之沿革,可取沈約《宋書·百官志》以為彌補。《郡國志》則可與《漢書·地理志》相對照,以明地理沿革。《輿服志》為《史》、《漢》所無,源出於《東觀漢記·車服意》,是研究秦漢服飾、車輿制度的主要依據,對於研究秦漢文化史和社會史具有特殊的意義。但是司馬彪未志《食貨》及《藝文》,使一代經濟制度和文史典籍都未能得到反映。

    自範書問世後不久,南朝梁人劉昭為之作注,並選取《續漢書》八志,析為三十卷,注以並行。至唐代,章懷太子李賢再為範書作注,因《續漢志》非范曄所作,棄而不注,一時風行天下。於是範書又單行於世,而劉注則隨之大部散亡。到了北宋乾興元年(公元1022 年),孫奭建議把李賢所注範書紀傳和劉昭所注《續漢志》(佚《天文志》卷下注及《五行志》卷四注)合併成書。此後,《後漢書》就形成今天通行的一百二十卷的本子。

    李賢注,重於詮釋文句,疏於史實考辨,又成於眾人之手,匆匆成書後復無暇整理,繁複錯訛之處時有所見,以至《南匈奴傳》等注令人不可卒讀。劉昭注詳於史實的訂補和考辨,廣徵博引,多為今日亡佚之書,史料價值較高。清代惠棟作《後漢書補註》,多正李、劉二注之失,又引《後漢紀》和諸舊史佚文以訂補範史。王先謙在惠氏《補註》基礎上,綜合清人數十家之成說,以作《後漢書集解》,頗有益於學者。但王氏不僅對錢大昕、錢大昭、沈欽韓、周壽昌等人之精說脫遺甚多,而且如李慈銘《後漢書札記》竟被忽略不用。所以此書遠不及《後漢書補註》精審。《集解》書未完成,王氏去世。後門人黃山等代為總校,延請柳從辰、馬與龍、李祖楺等人以助其役,始成完書。黃山等別作《校補》,附於各卷之後。其說時有可取,然終不賅博。因此,閱讀《後漢書》除參考《集解》外,還應參考下列諸書:宋劉攽《東漢書刊誤》,清沈欽韓《後漢書疏證》,清李慈銘《後漢書札記》,清沈家本《後漢書瑣言》、《續漢志瑣言》,近人劉盼遂《後漢書校箋》,近人楊樹達《讀後漢書札記》,近人張森楷《後漢書校勘記》,今人施之勉《後漢書集解補》,諸書中又以李慈銘、張森楷、施之勉之作創穫較多。

    範書無表,清人補作較多。其主要著作分見《二十五史補編》及《後漢書三國志補表三十種》。其中錢大昭《後漢書補表》、萬斯同所補七表、徐紹楨《後漢書朔閏考》、黃大華《漢志郡國沿革考》、姚振宗《後漢藝文志》較為特出。又近人蘇誠鑑之《後漢食貨志長編》,可補《續漢志》之缺。關於《後漢書》的工具書,有哈佛燕京學社編《後漢書》及註釋綜合引得、李裕民《後漢書人名索引》、王天良《後漢書地名索引》三種。

    關於《後漢書》的版本,可選用中華書局點校本。

    徐天麟《東漢會要》四十卷,為《西漢會要》的姊妹篇,體例大體一致,分十五門三百八十四事,唯《學校》、《運歷》、《祥異》三門,被《文學》、《歷數》、《封建》三門所取代。取材以《後漢書》為主,兼及《東觀漢記》、《續漢書》、《漢舊儀》、《漢官儀》等。書有殘缺。其第三十七、三十八兩卷全佚,第三十六、三十九兩卷各佚半卷。清蔣光煦《斠補偶錄》(見《涉聞梓舊》)為書校誤補殘之作,可資參考。

    《三國志》

    《三國志》,六十五卷,西晉陳壽(233—297)撰。陳壽,本書第五卷丁編別有傳。

    《三國志》包括《魏書》(有帝紀,以示正統)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對漢末史事有不少記載,而大量記載三國時史事。本書第五卷甲編別有題解。

    《漢紀》《漢紀》,三十卷,東漢荀悅(148—209)撰,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斷代史。

    荀悅字仲豫,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於建安三年(公元198 年)

    奉漢獻帝之命,按《左傳》體例,刪略《漢書》,歷時二年而成書。時稱此書“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又“省約易習,有便於用”。唐人開科取士,一度以《史記》、《漢書》、《漢紀》為一科。自《資治通鑑》問世後,其影響日小,幾致消亡。

    《漢紀》共十八萬字,所用史料,《漢書》以外採錄極少,故史料價值不高。但《漢紀》將《漢書》的精華大體吸收進來,以年系事,條理清晰,頭尾連貫,重點突出,不失為一部西漢歷史的簡明大事記,可作研討西漢史的入門書來讀。此外,荀悅立意“勸善懲惡”,於《漢紀》中撰寫了大量的論贊,約佔全書二十分之一的篇幅,其中不乏佳論。如對漢文帝十三年詔除民田租一事的評論,尖銳指出當時“豪強富人佔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的嚴酷事實。這一史論至今仍為史家所重視。因此利用《漢紀》應以研究荀悅史論為重點,並與其所著《申鑑》相聯絡。同時對《漢紀》補正個別史實之處,予以留意,以盡其用。

    此書以《四部叢刊》本為佳。

    《後漢紀》《後漢紀》,三十卷,東晉袁宏(328—376)撰。袁宏,本書第五卷丁編別有傳。

    與《漢紀》刪節《漢書》不同,袁紀成書早於範書,所紀有不少材料更接近原始資料,所以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袁紀精實之語,也有不少範書尚未吸取之處,往往可以訂補範書的錯誤和不足。如岑宏《樂成王萇罪議》、張酺《薦太子侍從疏》、張衡和馬融的陽嘉二年(公元133 年)京師地震對策、魯丕的《舉賢良方正對策》、尚敏的《陳興廣學校疏》,都不見於範書。以上諸奏疏,對了解東漢中後期政治混亂、經學墮廢的情況,頗有助益。即使是同一奏疏,袁、範二書引用時,取捨也有不同,可互為補充。如袁紀卷二十八載朱穆上樑冀奏記所說河內橫徵暴斂的情況及其惡果,就較範書所載詳而具體。

    《後漢紀》論贊之多,幾佔全書十二分之一,為歷代史書所僅見。有些內容雖然也可供治史者參考,但袁宏務飾玄言,不乏迂腐的說教,其價值低於荀紀。

    閱讀此書,可用周天遊《後漢紀校注》本。

    除上述二紀外,司馬光《資治通鑑》的秦漢部分,亦不可忽視,其史料雖基本出自前四史及兩漢紀,但簡明扼要,是初學者提綱絜領地熟悉秦漢史的入門之書。而胡三省注,音義兼備,考辨精當,地理尤詳,兼有史評,是研究者的重要參考資料。

    《三輔黃圖》

    《三輔黃圖》,作者佚名。《隋志》稱其為一卷,《郡齋讀書志》作三卷,《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今本為六卷,疑南宋苗昌言校刻時所分析,且有後人所增補。作者一般指為六朝人,而陳直以為是中唐以後人。

    本書載秦漢時期咸陽、長安地區的地理沿革、城市佈局、宮廷苑囿、離宮別館、漢陵面貌、祭祀禮儀等內容,是研究秦漢咸陽、長安地區歷史地理的寶貴資料。

    此書以陳直《三輔黃圖校證》本為佳。

    《華陽國志》

    《華陽國志》,十二卷,東晉常璩撰。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地方誌。

    此書一至四卷,總述梁、益、寧三州歷史地理的沿革,以地理為主。五至九卷以編年體形式分述公孫述、劉焉劉璋父子、蜀漢、成漢四個割據政權的歷史,以及西晉統一時期巴蜀的歷史。十至十二卷為三州由西漢至東晉初的“賢士列女”傳。書中有關秦漢的部分,多為紀傳體史書所不載。如卷一《巴志》所載劉邦為漢王時,納範目之策,募發賨民,共定秦地,奠定統一天下的基礎一事,即不見於《史記》、《漢書》。所以此書是研究秦漢歷史地理和巴蜀地方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典籍。

    此書整理本有二: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前者校勘、補佚、考辨、註釋,頗見功力,且配有大量插圖,體現舊學“左圖右史”的傳統,價值較高。後者以史實的註釋和考證為主,言簡意賅,於疑義多有論斷。書後附示意圖五幅,另《華陽國志梁益寧三州地名族名索引》,頗便於用。

    《水經注》

    《水經注》,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撰。

    此書在漢桑欽《水經》記載的基礎上,廣為訂補,詳述了河流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條,兼論水道流經地區的山川、城邑、關津的地理狀況和歷史沿革,以及古代建築、碑刻石闕、人物故事、民間歌謠、神話傳說,內容十分豐富。其中不乏有關秦漢歷史、地理、民俗的記述,可與紀傳體史書相參照,訂謬補遺。酈道元注中引書多達四百餘種,包括一批秦漢佚史,為研究秦漢史儲存了珍貴的史料。

    本書以王先謙《合校水經注》成就較高。王國維《水經注校》用力甚深,惜點校質量較差,用時不得不慎。注中所載秦漢碑刻,可利用《水經注研究二集》所載陳橋驛《水經注·金石錄》。

    二、史籍佚文的輯本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約一百四十三篇,東漢班固、劉珍、蔡邑等撰。是中國第一部官修當代史。

    《漢記》之作始於漢明帝時,班固與陳宗、尹敏、孟異共同撰作《世祖本紀》及功臣列傳,新市、平林、公孫述、隗囂等載記凡二十八篇。安帝時,劉珍兩度奉詔著作東觀,始有《漢記》之名。其所撰為光武至永初初諸紀、表、名臣傳、節士傳、儒林傳、外戚傳等。桓帝時,邊韶領銜作穆、崇二皇傳、《順烈皇后傳》、《安思閻後傳》、《儒林傳》、《百官表》、《宦者傳》。此時,《漢記》已有一百十四篇之數。後又由伏無忌主持,補修《諸王表》、《王子表》、《功臣表》、《恩澤侯表》、《南單于傳》、《西羌傳》、《地理志》,於是諸體始全。靈帝時,蔡邕兩度主持撰作《朝會》、《車服》、《律歷》諸志,並續作紀傳。漢末喪亂,蔡邕被誅,《漢記》修撰之事,遂告終結。

    此書自劉珍起,以東觀為主要撰作場所,所以劉昭稱其書為《東觀書》。後酈道元《水經注》始稱其為《東觀漢記》,《隋志》沿用此稱,並流傳至今。

    《東觀漢記》是東漢歷史比較原始的材料。至隋唐時已有不少散亡,入宋後殘存無幾,元明之際亡失殆盡。史注和類書中,仍有一些佚文。此書可以訂補範書,如張順組織王莽末年南陽起事,範書無載;也可證範書之言有徵,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此書乃史臣撰述時人事蹟,難免有曲筆之嫌。書又成於眾手,質量參差不齊。繁簡失當,選材不精,在所難免。而自安、順二帝以下,亡缺尤多。此書輯本以清姚之駰《後漢書補逸》為最早。其篳路藍縷之功不可沒。

    但書脫漏甚多,連《太平御覽》都未曾取資,其所用《北堂書鈔》乃明陳禹謨本,文多妄增誤改。姚氏又頗沿明儒舊習,讀書不精,考辨乏力,訛謬之處,時有所見。再則輯文一律無出處,使讀者無從考索。清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在姚輯的基礎上,利用《永樂大典》予以訂補,輯為二十四卷。其編目依原書體例,分紀、表、志、傳、載記五體,較有條理。輯文也較姚輯豐富可靠。末附《東觀漢記範書異同》,可供參校,有較高的使用價值。惜漏輯仍多,且無出處。今人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的問世,彌補了前兩輯的不足,是目前較好的輯本。

    八家《後漢書》

    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謝書紀、志、傳諸體俱全,且有所創新。如《兵志》、《風教傳》為其所獨有。從佚文推斷,《獨行》、《方術》、《逸民》、《列女》諸傳當創始於謝書,併為范曄所吸取。謝書表彰忠義隱逸,不以名位為限。且謝書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為範書及其他諸家後漢書所不及。現存謝書佚文數量較多,其中又半為範書所失載。但此書地方色彩較濃,京洛事缺於三吳,不能全面反映東漢一代歷史。

    薛瑩《後漢記》,一百卷。此書佚文所存數量甚少,僅光武、明、章、安、桓、靈六帝紀論及少數人物傳散句。其論贊褒貶抑揚,發自胸臆,直道而陳,有一定的史識。

    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其八志併入范曄《後漢書》,已見前述。紀傳佚文數量僅次於謝承書。書名《續漢書》顯系接續《漢書》而作。

    範書刪改諸史時,重於文采,有的史實節略過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諸家後漢佚史訂補,而《續漢書》最受重視。以李賢注為例,引司馬彪書多達一百四十九條,遠在他書之上。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引用《續漢書》釋漢末之事也最多。

    華嶠《後漢書》,九十七卷。嶠改稱志為典,計劃寫十篇,惜未竟而卒。復由其子華徹、華暢相繼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時,劉勰於《文心雕龍》中稱其書“準當”,與司馬彪書之“詳實”等駕齊觀。所以范曄撰《後漢書》,除以《東觀漢記》史料為基礎外,華嶠書成為其主要藍本。直接襲用華嶠論贊可知者達十處之多,佔范曄論贊的十分之一。

    謝沈《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所存僅《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五志佚文,對《續漢志》略有助益。列傳佚文甚少,且與範書雷同,用處不大。

    袁少松《後漢書》,一百卷。袁書紀傳質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書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國志》、《五行志》佚文對訂補《續漢志》較有助益。

    張璠《後漢紀》,三十卷。《後漢紀》似為未完之作,流傳不廣,散亡亦早。但所記漢末之事頗詳,為袁宏所吸取。從佚文看,四庫館臣以為皆以袁紀文意為佳。故璠紀利用價值不大。

    張瑩《後漢南記》,五十五卷。書早亡,佚文數量也最少。唯安帝見銅人條,為其所獨載。

    以上,前七書的輯本,以清姚之駟的《後漢書補逸》為最早。清人輯本中質量最精的,當推汪文臺的《七家後漢書》。

    汪氏留意於諸家後漢書,以稽古餘力,重為搜補。於所藏姚輯本,隨見條記,丹黃殆遍。弟子汪學惇復有增益,輯稿遂成。其取輯廣博,輯文豐富,考辨精審,出處周詳,編目有序,末附無名氏《後漢書》佚文一卷,頗便於用。不過,汪氏僻居遠縣,觀覓善本以資校助,脫漏衍訛,在所難免。汪氏歿後,書稿售於他人,雖經湯球手錄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緒八年(公元1882 年)趙 叔、林粲英刊行時,校刻未精,復增舛■。加上未輯張瑩記,其功未畢,有待訂補。最近周天遊《八家後漢書輯往》的出版,彌補了汪輯的不足,是目前較好的輯本。

    《漢官六種》

    《漢官六種》,十卷,清孫星衍輯,收入《平津館叢書》。其所輯諸書情況如下。

    《漢官》,一卷,作者及成書年代亦不詳。《隋志》作五卷,宋時僅存一卷,旋即亡佚。今所見佚文唯存《續漢書·百官志》注中,內容側重於公卿員吏的人數和品秩,並附記諸郡郡治距京師的里程數。

    《漢官解詁》,一卷。原名《小學漢官篇》,計三篇,建武年間新汲令王隆撰。其書以童蒙書之形式出現,“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①,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比較廣泛。東漢中後期重臣胡廣深諳官制儀式,有“萬事不理問伯始”之譽。他看中《小學漢官篇》,並親自為其作注。胡注補正《漢官篇》雖稱精要,難言其詳之弊,故書名隨之易為今名。這也是為什麼原文較少儲存,而胡注傳世較多的原因。

    《漢舊儀》,二卷,《補遺》二卷。原書四卷,東漢議郎衛宏撰。此書不僅言及官制,而且大量涉及禮制,如籍田、宗廟、春桑、酎、祭天等禮儀。所以隋唐史志多將其列入儀注類。又因其所載官制較詳備,故自《直齋書錄解題》始,稱其書為《漢官舊儀》,清四庫館臣輯本亦據以為目。此書是《漢官六種》中有較高史料價值的一種。

    《漢官儀》,二卷。原為十卷,東漢軍謀校尉應劭撰。時獻帝遷都於許,舊章湮滅,書記罕存,應劭於是綴集舊聞,而作此書。漢官諸書中,此作最為系統,佚文史料價值亦最高。其書在史注和類書中或稱《漢官鹵簿圖》,或稱《漢官名秩》,又作《狀人紀》,疑皆為其書之篇名。

    《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一卷。簡稱《漢官典職》,或《漢官典儀》。

    原為二卷,東漢衛尉蔡質撰。雜記官制及上書謁見儀式。

    《漢儀》,一卷,吳太史令丁孚撰。因《新唐志》稱其作《漢官儀式選用》,所以有人以為與蔡質之作本為一書,但據《續漢志·百官志》所引,當自為一書,僅較他書簡略,流傳不廣,鮮為人知。

    這六書是漢代官制儀式最原始、最豐富的系統記述,可補《漢書·百官公卿表》和《續漢書·百官志》的不足,應予以足夠重視。

    除孫輯外,元陶宗儀曾輯應劭《漢官儀》一卷,僅十六條,且無出處。

    清四庫館臣輯衛宏《漢官舊儀》及《補遺》共四卷。輯本體例較為嚴謹,輯文也較豐富。然其據《永樂大典》所輯二卷,與史注及其他類書參校考訂,未免不足。而《補遺》部分草率收兵,脫漏較多。又清王仁俊輯《漢舊儀》、《漢官儀》各一條。而黃奭之《黃氏逸書考》則全取孫輯,唯增案語一句,它無所發明,刊刻疏略,復增舛訛,最不足取。相比之下,孫輯優點有四:一為輯書全,二為輯文多,三曰出處詳,四乃考辨較為審慎。而漏引、誤引,亦屢有發生,用之不可不慎。

    此外,孫星衍還輯有漢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一卷,可明漢初禮儀之概貌。

    與上述諸佚史相聯絡,研究漢代禮制儀式,可參閱蔡邕《獨斷》。此書今存,二卷。其所載有天子稱謂及其所用、所居、所行、所駐之名稱和儀制,群臣上書諸類別及程式,以及漢宗廟、祭祀、爵制、樂舞、五德說、漢世系、冠冕輿服之制和諡法等方面的情況。其中冠冕輿服之制尤為詳細。全書條理貫通,簡明扼要,雖略有後人補竄,記述也有小疵,仍不失為漢代禮制的重要參考書。

    其他逸史的輯本

    《楚漢春秋》,九卷,西漢陸賈撰。所記從劉邦、項羽起事起,至漢文帝初期止,為一部雜史。司馬遷撰《史記》時,曾採擷此書。唐以後散佚。清人輯本有三:一、洪頤煊所輯,見《問經堂叢書》。二、茆泮林所輯,見① 《續漢書·百官志》注。

    《十種古逸書》,亦見《後知不足齋叢書》和《龍溪精舍叢書》。三、黃奭輯本,見《黃氏逸書考》。其中以茆輯最佳。但佚文數量不多,史料價值亦有限。

    《三輔決錄》,二卷,東漢趙岐撰。這是一部漢代關中地方人物誌。所述漢代三輔名人事蹟,可作訂補紀傳體史書之用。與之相類的有佚名氏所作《三輔舊事》、《三輔故事》,均已亡佚。清張澍《二酉堂叢書》輯有此三書,雖未完善,可供參考。

    此外,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輯有《漢晉春秋》、《會稽典錄》、《鍾離意別傳》、《鄭君別傳》等。《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又輯有《後漢抄》、《蜀王本紀》、《陳留風俗傳》、《汝南先賢傳》、《益部耆舊傳》、《襄陽耆舊傳》、《海內先賢傳》、《青州先賢傳》、《魯國先賢傳》等。每種書僅數條,脫漏甚多,與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所言應輯秦漢史籍相較,差距甚大。但儘管每種佚史的佚文數量有限,可是集中起來,就十分可觀。在秦漢文獻資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越發顯得寶貴。這一領域尚有待全面開發,作一次較為徹底的總結。

    三、經緯及有關傳注的史料價值

    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以傳授五經,於是屬於今文經系統的《今文尚書》、《易經》、《詩經》、《儀禮》、《禮記》、《公羊傳》、《穀梁傳》等先後成為漢代官私諸學的基本讀物,同時也成為兩漢制定國策的重要理論依據。尤其經漢宣帝石渠閣會議和漢章帝白虎觀會議,皇帝親自“稱制臨決”,欽定經解教義,大大加強了今文經的神學化。官學的思想滲透到漢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俗等各個領域。作為古文經系統的《古文尚書》、《周禮》、《左傳》,除在王莽改制和光武帝中興之初,一度列於學官外,一直受到今文學派的排擠,只能在民間流傳。後來在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的大力提倡下,古文經逐漸在學術上取得優勢,其影響也超出了學術研究的範圍。其間,《論語》、《孝經》二經,也被列為官學,形成“七經”。由於漢代經學和史學有密切的關係,經今古文學之爭又涉及當時的政治鬥爭。因此,研習上述諸經,特別是研習《尚書》、《易經》、《周禮》、《禮記》、《公羊傳》、《穀梁傳》、《左傳》七經,對於探討秦漢史,尤其探討秦漢政治史、學術史和教育史,具有重要意義。

    《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傳》、《論語》、《孟子》八經的經解中儲存有大量的漢人傳注。特別是鄭玄的“三禮”注,常用漢事解經,成為我們瞭解漢代典章制度、宮廷和民間禮俗等情況的寶貴資料。宋王應麟為了研究漢制,曾從上述八經注及《國語》、《說文》中,剔取有關材料,編為《漢制考》一書,計四卷,可省卻部分翻檢之勞。可惜書非定稿,材料也未經分類,且有所脫漏,有待進一步整理。

    與經學相配合,從西漢中葉起,讖緯之說興起。讖是預告將來吉凶禍福的隱語,緯是對經書神秘化的解說和推衍,以附會人事。它們是漢代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的情況下,統治階級企圖欺騙輿論,擺脫困境,尋求福祐的唯心主義謬說。劉秀認為自己應讖言而定天下,對之深信不疑,因而讖緯一度成為官方的顯學。但是讖緯具有神秘的色彩,各階級、階層的人士都可以從中尋找思想武器。東漢中後期,它曾是豪族世家對抗皇權和宦官的武器。甚至黃巾起義也加以利用。“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以讖言形式發出起義的訊號。加上讖緯之學講“革命”、“革政”、“五德更替”,這些都是封建專制主義所忌諱的,因而它不久就為統治階級厭棄。三國兩晉以後,讖緯之學迅速退出歷史舞臺,眾多的讖緯之書隨之也陸續消亡。

    緯書中不但包含有大量的今文經說,以及天文、地理、醫學、農學、數學等內容,而且與兩漢政治制度、階級鬥爭、學術思想和社會生活也有著密切的聯絡,所以也是研究秦漢史的必讀資料。明孫瑴的《古微書》和清趙在翰的《七緯》是較好的輯本。又唐劉賡的《稽瑞》,作為有關讖緯學的小型類書,也可供參考。此外,有關陰陽五行學說,可參閱秦漢《日書》簡文。第四節小學書的史料價值小學著作是研讀諸經的工具書,同時也程度不同地具備一定的史料價值。

    《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三十卷,東漢許慎撰。這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分析字形和考定字源的字書,對研究古代文獻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其釋語中不時留下一些可資利用的秦漢史料。如《說文·敘》就言及尉律;《貝部》引律令曰:“民不徭,貲錢二十二。”又釋“鹽”、“祆”、“僧’、“塔”等,對了解河東鹽池的規模,以及拜火教和佛教的東漸,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使用此書,應利用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方言》、《釋名》、《急就篇》

    《方言》,十五卷,西漢揚雄撰。是中國第一部方言詞典。今傳晉郭璞注本,唯十三卷,略有後人增補。書中在以漢代通行語解釋方言時,也片斷地反映了漢代的衣食住行和風俗民情等社會生活的史實。清錢繹《方言箋疏》,可用以參考。

    《釋名》,八卷,東漢劉熙撰。這是中國第一部用聲訓釋字義的訓詁書。全書共二十七篇,分釋天、地、山、水、丘、道、州國、形體、姿容、長幼、親屬、言語、飲食、採帛、首飾、衣服、宮室、床帳、書契、典藝、用器、樂器、兵、車、船、疾病、喪制等類字義,對研究兩漢社會史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讀時可用王先謙《釋名疏證補》。

    《急就篇》,凡三十一章,西漢史游編。這是一部童蒙之書。首章為開篇,後六章敘姓字,列姓一百一十三個;下接“諸物”部分十八章,言及工具和日用器皿、武器及車馬具、衣履服飾、建築和室內陳設、人體生理和疾病、藥物、農作物名稱、花鳥蟲魚獸等名詞;又有三章敘刑法;二章敘職官及地理;末章以頌揚漢德而告終。這書反映社會面極廣,從中可以瞭解許多漢代社會史的有用資料。《四部叢刊》本有唐顏師古注,較便於用。

    五、諸子書的史料價值

    在秦漢文獻中,子部書的重要性僅次於史部。子部書不只表述了各家的思想,而且大致在政治、經濟、宗教、風俗、科技等方面,都為研究秦漢史提供了十分豐富的史料。

    《新語》和《新書》

    西漢建國之初,總結秦亡、楚敗、漢興的經驗教訓是主要議題。《新語》和《新書》是其代表作。

    《新語》,上下二卷,共十二篇,陸賈撰。全書以黃老思想為核心,吸取儒學的部分主張,強調無為而治,政令統一,選賢用能,崇尚仁德。今本有後人改竄,以致有人疑其為偽書,未免失於偏頗。今人王利器《新語校注》是較好的讀本。

    《新書》,又名《賈子》,賈誼撰。今本十五卷,計五十八篇(缺《問孝》和《禮容語》上)。書中提出以民為本,合理分攤賦役,重農抑商,加強對諸侯王國的限制,以及相關的治安之策,是研究漢初歷史和賈誼思想的重要資料。原書亦經改竄,真偽錯雜,應予以注意。《賈誼集》把《新書》與賈誼的其他奏疏、文賦匯為一編,頗便於用。

    《淮南子》和《春秋繁露》

    文景時期,諸侯王坐大,國家的統一受到威脅。是維護大一統的政治局面,還是鼓吹分裂割據,成為思想領域爭論的焦點。賈誼《新書》已開其端,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應推《淮南子》和武帝時問世的《春秋繁露》。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漢書·藝文志》言有內篇二十一篇,外篇二十三篇。今本唯存內篇。這書由淮南王劉安延請學人共同撰集,以道家思想為主幹,兼取儒、法、陰陽五行諸家學說,為文景時期劉姓諸侯王企圖保持封建割據的思想代表作,對了解朝廷與地方的政治鬥爭有較高參考價值。讀這書時可用近人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並參考其《三餘札記》。《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董仲舒撰。今本與《漢書》本傳及《藝文志》所言篇數、篇名均不大相符。可見經後人重新整理,已非本貌。但其主要內容當仍是董仲舒的思想。董仲舒以春秋公羊說為指導思想,提出一系列維護“大一統”的思想觀點,又糅合陰陽五行學說,建立“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三綱五常”的新體系,以迎合封建統治者的需要,在當時產生較為深刻的影響。這書是瞭解西漢中期思想和政治狀況的重要資料。讀時應用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

    《白虎通義》

    《白虎通義》,簡稱《白虎通》,又稱《白虎通德論》,四卷,東漢班固等整理編纂。章帝為了統一思想,協調對儒學經典主要內容的理解,仿效宣帝時召開的石渠閣會議,於建初四年(公元79 年)在白虎觀會集天下今、古文名儒與有關政府官員,討論五經異同,最後由章帝親自裁定是非。《白虎通義》就是此次會議的總結,它把儒家學說與讖緯迷信緊密結合起來,使儒家思想進一步神學化。這是研究東漢思想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清陳立《白虎通義疏證》是主要參考書。

    《論衡》和《新論》

    《論衡》,三十卷,王充撰。全書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有錄無文。王充博學多聞,勤於著述,是東漢初期著名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家。他對當時盛行的讖緯迷信及唯心主義的神學思想體系,進行了無情的抨擊。王充精通漢史,常據以闡發其主張,同時也提到了當時社會的不同風尚,因而此書是研究漢代社會史的有用資料。近人黃暉的《論衡校釋》,引證豐富,註釋精當,成就較大。北京大學歷史系《論衡》註釋小組的《論衡註釋》,釋文簡明,便於初學。

    《新論》,二十九篇,桓譚撰。桓譚反對讖緯,其主張與王充有不少共通之處。原書久佚,清嚴可均輯本較為完備,見《全後漢文》。王充、桓譚,本卷丁編都別有傳。

    政論書

    東漢中晚期,政治腐敗,階級矛盾尖銳,為拯世救俗,政論之作大興。

    《潛夫論》,三十六篇,王符撰。王符因不滿東漢後期的黑暗統治,隱居著書,痛譏時弊,不欲彰顯其名,故名書曰《潛夫論》。這書強調民本思想,要求改變世家豪門壟斷政治的局面,以達到重興漢室的目的。這是瞭解東漢後期政治與社會狀況的重要史料。清汪繼培撰,今人彭鐸校證的《潛夫論箋》,頗便於用。

    《政論》,一卷,崔寔撰。這書以揭露東漢末年統治集團的腐朽奢靡生活為主要內容。原書早佚,輯本以清嚴可均所輯為佳,見《全後漢文》。《昌言》,仲長統撰,三十四篇。其性質與《政論》相類,仲長統對漢朝已不抱多大希望,也能較多擺脫傳統經學的羈絆,冷靜剖析漢朝衰敗的歷史原因,所以史料價值較大。對探討玄學的起源,也有所幫助。原書亦佚,亦以嚴可均輯本為佳。

    《申鑑》,五卷,荀悅撰。這書恪守傳統儒學,但反對讖緯迷信,又主張德刑並用,限制兼併,以緩和社會矛盾。書中還極力主張抑制權臣,維護封建等級秩序,以強化皇權。這是研究漢末思想的又一重要材料。版本以《四部叢刊》本為佳。

    《鹽鐵論》和農事書

    反映漢代經濟思想和農業經濟的史料有《鹽鐵論》和《汜勝之書》、《四民月令》等農事書。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西漢桓寬編。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 年),召開鹽鐵會議,以賢良文學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另一方,圍繞鹽鐵專營、酒類專賣和平準均輸等經濟政策,展開激烈辯論。桓寬根據當時的會議記錄,並經與會儒生朱子伯的介紹,將其整理改編,撰成此書。其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記述了會議正式辯論的經過及雙方的主要觀點。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寫會後雙方對匈奴政策、法制等問題的爭論要點。最後一篇是後序。全書真實生動、全面而扼要地介紹了漢武帝的主要經濟政策及相關的政治、軍事、文化思想諸問題,是研究西漢經濟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另外,《史記》對桑弘羊的記述不夠完備,《漢書》又未立專傳。此書可以說是半部《桑弘羊傳》,為研究這一重要人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書中不少篇章,文字晦澀難懂。近人郭沫若《鹽鐵論讀本》,今人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二書,對讀者可有較大幫助。

    《氾勝之書》,十八篇,西漢氾勝之撰。勝之,成帝時人,曾為議郎。

    這是他指導關中農民耕作的生產經驗的總結,為中國農學史上劃時代的著作。書中除記述主要作物的一般栽培技術外,還介紹了區種法、溲種法、耕田法、穗選法、稻田水溫調節法、桑苗截幹法等先進生產技術,是瞭解漢代農業史的寶貴史料。原書早佚,近人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和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是可供閱讀的最佳輯本。

    《四民月令》,一卷,東漢崔寔撰。這書仿《禮記·月令》,按月記述地主莊園的生產和生活情況,反映了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的面貌,是研究漢代社會生活史不可多得的材料。原書早佚,近人石聲漢《四民月令校注》和繆君愉《四民月令輯釋》均可利用。

    《太平經》和《牟子理惑論》

    兩漢時期,佛學東漸和早期道教初創,在社會上都有一定的影響。這時,有關宗教思想的著作主要有《太平經》和《牟子理惑論》。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今存五十七卷,是中國道教主要經典之一。

    此書源於東漢宮崇獻給順帝的《太平清領書》,以陰陽五行之說為基調,雜以巫覡之語。東漢統治者以為妖妄不經,藏而不用,因而只能在民間流傳。其中神秘的五行說和樸素的平均思想,成為張角組織群眾,發動黃巾起義的思想武器。以後,經歷代信徒的推廣和增衍,才形成一百七十卷的龐大規模。《太平經》對於探討東漢早期道教的形成,及其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和作用,具有較高參考價值。今人王明《太平經合校》是較好的讀本。《道藏》中的唐閭、丘方遠的《太平經鈔》,儲存了舊本的部分面貌。而佚名《太平聖君秘旨》,又有今本《太平經》所失載的內容,可以參考。

    《牟子理惑論》,或稱《牟子》,或作《理惑論》,凡三十七篇,是中國最早的佛學經典之一。舊題東漢太尉牟融撰,或雲蒼梧太守牟子博撰,均不可信。此書當成於漢獻帝建安年間,所述為佛教初入中國時,世人對佛教的不同看法,並進而主張佛學與儒家、道家之說相融合,以適應中國的政治需要和風俗民情。這是研究早期佛學史的寶貴資料。書早佚,《弘明集》中儲存佚文較多,可資利用。

    《風俗通義》

    子書中的風俗書以《風俗通義》為代表。該書三十卷,今存十卷,東漢應劭撰。應劭博聞強識,著述甚豐。此書反映東漢社會的不同風俗,為研究兩漢社會生活和文化思想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其中多為紀傳體史書所失載,因而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今人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和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是便於閱讀的本子。

    天文數學書

    漢代自然科學類的存世之作,涉及天文、數學、醫學等三個學科。

    《靈憲》、《渾天儀》,均為東漢張衡所撰,是漢代天文學中渾天說的代表作。二書均佚,清嚴可均《全後漢文》中有輯本。

    《周髀算經》,二卷,至遲成書於漢武帝時期,是先秦以來天文算學經驗的總結。其天文學方面主張蓋天說。數學方面的貢獻,則表現在分數演算法、開平方演算法的運用,以及總結出勾股的定理。書存《算經十書》和《四部叢刊》中,有漢趙君卿注和唐李淳風注。

    《九章算術》,九卷,當成書於東漢和帝時。作者無考。這是世界古代數學名著之一。其中分數計算法、負數計算法、比例計算法,以及開平方、開立方、二次方程和聯立一次方程解法,都達到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是瞭解漢代數學成就的重要資料。同時在算題中,還可以瞭解漢代經濟政策、物價、農業生產水平等方面的情況,史料價值較高。魏劉徽和唐李淳風為之作注。書亦見《算經十書》和《四部叢刊》。

    醫藥書

    《神農本草經》,秦漢間人偽託神農撰。收載藥物達三百六十五種,是中國較早的有關藥物學、植物學的分類學專著。書佚。清孫星衍輯本較佳,見《問經堂叢書》。

    《傷寒雜病論》,十六卷,東漢張機撰。原書散佚,西晉王叔和得其殘稿,加工後,編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是瞭解漢代醫藥學水平的基本參考書。前者以任應秋《傷寒論語釋》最便於用。後者可用《四部叢刊》本。

    六、文集及古小說的史料價值

    《蔡中郎集》、《揚子云集》、《孔北海集》

    漢人文集基本散佚,故傳世之作多以輯本為主。較重要的是《蔡中郎集》,《四部叢刊》影明華氏活字本為十卷,較佳。《四庫全書》翻明陳留本為六卷,張溥《漢魏六朝百三集》本止二卷,可備參考。這書是研究漢代歷史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參考書。

    《揚子云集》六卷,《孔北海集》一卷,均見於《漢魏六朝百三集》和《四庫全書》。其中揚雄的《法言》和《太玄經》價值較大。

    此外,重要的參考書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嚴可均輯。其中收有《全秦文》一卷,《全漢文》六十三卷,《全後漢文》一百卷,對了解秦漢歷史,有很大參考價值。嚴氏匯眾多單篇於一編,便於翻檢,且出處周詳,也易於核對,因此可作工具書使用。以中華書局影印清王毓藻刻本為佳。又《文選》,六十卷,南朝梁蕭統編集。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文學總集。其中所錄秦漢人之作,皆可為研史之助。《文選》李善注,廣徵博引,多為秦漢佚書,也可訂補正史之偽脫。閱讀時可用中華書局影印清胡克家本,同時應參考《六臣註文選》。又《古謠諺》,一百卷,清杜文瀾輯。此輯引用秦漢古謠諺達三百餘首之多,還逐首引述本事,註明出處,考辨疑義,具有較高史料價值。又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有關秦漢部分,也可供參考。其輯詩偏雅,與較能反映民間呼聲的古謠諺相比,有所遜色。

    《西京雜記》、《博物志》

    《西京雜記》,今本六卷,晉葛洪編。或題漢劉歆撰,或以為南朝梁吳均撰,均非。此書,歷代指為偽書,但從語氣及內容看,當是雜抄漢魏六朝佚史而成。所述西漢之事,怪誕不經,多不足信。但有關南越趙佗獻寶於漢朝、昭君出塞前後漢宮畫師事蹟、劉邦築新豐以迎太公、漢俗五月五日生子不舉、鄧通得蜀山以鑄銅錢、茂陵富人袁廣漢莊園之奇、司馬遷有怨言下獄死、劉子駿作《漢書》諸事,均可開闊思路,有裨研史。中華書局《古小說叢刊》本較佳。

    晉張華《博物志》、晉崔豹《古今注》、五代馬縞《中古古今注》等,性質皆與《西京雜記》同,可聊備參考。它如《太平廣記》、《筆記小說大觀》等,均可瀏覽。只要稔熟基本史料,思路敏捷,鉤沉探隱,從中總能得到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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