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同樣是重文輕武，但有一類人例外，那就統兵的文官，這些人既可以統兵，也可以當朝廷高官，一般這類人科舉出生，考入進士後在朝為官。在國家需要都時候，派往邊境守備，加上此類文官精通兵法，不論在哪混得如魚得水。

我們在此舉幾個例子，比如嘉靖年間的浙直總督胡宗憲、薊遼總督譚綸，明末的薊遼督師孫承宗等等。這些人不僅精通兵法，還善於權謀，能力超群，於是都成為國家棟梁之才，一方封疆大吏。

上面提到的幾位名氣並不弱於袁崇煥，只是袁崇煥出的風頭太大，而後世對他的評價存在巨大爭議，所以袁崇煥的名氣看起來更大一些。當然論功績來說，袁崇煥也不弱於這些人，是孫承宗和袁崇煥共同打造了關寧錦防線。

也是他們兩人訓練的明末最強武裝關寧鐵騎，如果沒有這兩個人，努爾哈赤早就入關了，崇禎也無法堅持這麼久。史料記載“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邵武知縣。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

袁崇煥一生為了報效國家，在遼東快成為死地之後，只有他袁崇煥主動要求去遼東守衛，其他官員基本都不敢再去。而且袁崇煥是自薦為官，這種甘願為國赴死的精神也不是隨便個人能做到的。袁崇煥曾對朝廷言表：“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

給我糧錢軍兵，我一人足以守衛遼東，後來印證了袁崇煥所言非虛。袁崇煥之所以能被孫承宗看中，也源自他們的軍事主張相同，堅壁清野，土工推進，這是剋制後金騎兵的制勝法門，後來的幾次大捷證明了他們軍事思想的正確性。

天啟六年，努爾哈赤率兵南下，直逼寧遠城。經過長時間的修整，寧遠城早已成為武裝到牙齒的軍事要塞，而這一切都是袁崇煥修建的。他艱苦卓絕地奮鬥，就是為了一舉擊敗後金軍，打破明軍畏敵的僵局。

聽到後金騎兵來襲，除了寧遠城，其他守衛力量全部退歸山海關，於是袁崇煥是孤軍作戰，根本沒有外援。袁崇煥其實已經抱著逼死的決心來戰，城中的2萬明軍也同樣如此，面對數倍的敵人，袁崇煥沒有退縮，他在城頭親自指揮戰鬥，這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嗎？顯然不是。

努爾哈赤可以說罕見的軍事天才，很少吃敗仗，偏偏在小角色袁崇煥手中吃了癟，最後努爾哈赤的死也可能是由於被炮火擊中。袁崇煥擁有極高的軍事才能，當時最先進的紅衣大炮都安裝在了寧遠城上，面對城下的數萬敵軍，炮火咆哮，城下人仰馬翻。

善於野戰的後金騎兵，碰到了堅不可摧的寧遠小城，史料記載“明日，大軍進攻，載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砲，傷城外軍。明日，再攻，覆被卻，圍遂解”。最後在明軍頑強抵抗之下，努爾哈赤留下了大量屍體，逃回了大本營。

於是寧遠大捷名垂千古，袁崇煥的名氣也一飛沖天。單論能力來說，袁崇煥有著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指揮藝術，只是他不善於權謀，不會保護自己，經常成為眾矢之的。加上袁崇煥做事太過囂張，所以最後被殺也在所難免。

參考資料：《明史·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袁崇煥顯然不是明末最好的將領，但為什麼在歷史上名聲最大？個人認為，是因為他自己的一些做法和最終的死因而決定的。

袁崇煥（1584年—1630年），字元素，籍貫廣東東莞石碣，明朝末年薊遼督師。袁崇煥生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卒於崇禎三年（1630年），享年46歲。

個人認為他之所以出名無非是因為以下幾點？一、他以低官階且無任何旨意的情況下私自斬殺毛文龍（當時官階比他高的多）二、他確實打了幾場氣勢如虹的勝仗。擊敗了當時不可一世的努爾哈赤。三、他的行事作風和背殺原因在歷史上存在巨大爭議。縱觀他的一生，既短暫又輝煌。他極富軍事才能，但狂妄自大行事乖張在政治上又像極了白痴。，楊啟超對他大加讚賞，康有為為他提過字。毛主席也對他持有肯定態度金庸先生以他為時代背景，寫下巜碧血劍》所以他想不出名都很難。

轉一篇關於袁崇煥之死來解釋

“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現在也有考證說他是廣西藤縣人，我個人更傾向於後一種說話。此處篇幅有限，日後再撰文詳說。但就是這樣一介書生，卻“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厄塞情形，以邊才自許。”這樣的性格和抱負也就註定了他英雄的一生和悲慘的結局。　　　　天啟初年，袁崇煥受命於危難之際，接手遼東兵事。此時，離明萬曆四十六年“薩爾滸之戰”四路喪師，完全喪失遼東戰事先機不過5年。明朝已盡失遼瀋松錦重地，時人目為“遼事不可為”。當時明能夠扼守的只有寧遠（今遼寧興城）一地，而棄寧遠退守山海關的議論在朝廷中也是不絕於耳。面對這樣的嚴峻形勢，袁崇煥堅持不能棄守寧遠，否則滿洲即可長驅直抵山海。經過幾年的堅守和進擊，不但守住了朝臣認為萬不能守的寧遠，還向東北方向略有推進。袁崇煥在天啟六年的奏章中說：“臣以書生從督師輔臣孫承宗後，力主恢復，不意已奄有寧前，跨及錦右。”（《明史紀事本末·錦寧戰守》）如果沒有袁崇煥這幾年的血戰，也就不會有洪承疇日後在松山、錦右與滿洲的決戰了。當然此次松錦決戰的失利和洪承疇的變節不在這裡討論。　　　　崇禎二年十月，皇太極由“老路”經大安口饒過寧遠、山海關大舉入寇，當時因正面戰場在寧前、錦右，故明朝的重兵全部集中在遼西走廊，而山海關以西“塞垣頹落，軍伍廢弛”，表面上已臣伏的蒙古朵顏三衛更是早已將利益的天平傾向於皇太極。清兵因此一路南下，所向披靡。　　　　當時身在寧遠的袁崇煥聞訊後立刻趨兵榛子嶺調配兵力入援勤王。十一月中旬，清軍前鋒已經接近京師，京師戒嚴。此前，由於袁崇煥曾經在遼東與滿洲有過秘密接觸，也就是所謂的“私自議款”。因此，上到崇禎，下到朝臣都對其心存疑慮，懷疑“崇煥道建州兵入內地”，因此朝廷堅令袁崇煥“不得過薊門（今天津薊縣）一步”。但袁崇煥勤王之心迫切，仍然勒兵疾進……　　　　這就是歷史的巧合，袁崇煥率兵接近京師時，清軍幾乎是先後腳到達。由於當時清軍屯兵於通州北，而朝陽門又是京城城垣和防衛都比較薄弱的地區，袁崇煥在接近京師時已得到清軍已經薄城的情報，袁崇煥分析清軍極有可能從朝陽門攻城，因此立即趕往朝陽門。但清軍卻沒有在朝陽門進攻，而是繞城向西南方向來到左安門。袁崇煥立即尾隨清軍追至左安門城下。雙方的到來前後不到“一盞茶的時間”。這個時間上的巧合註定了袁崇煥的命運即將墮入“萬劫不復之地”。　　　　清軍突遇袁崇煥的遼軍，一軍“相視而駭”。因為清軍此次走“老路”繞道入關，就是不想和袁崇煥的部隊交鋒，卻沒承想突然遭遇袁軍。雙方沒有發生大的衝突，清軍即引軍而東，返回通州駐地。這一天是崇禎二年十一月十六。《崇禎實錄》記載：“袁崇煥抵左安門時，戒嚴，報不即入。漏下始馳奏薄城下。”也就是說，因為京城戒嚴，又遇到清軍，準備交戰。袁崇煥因此沒有及時將清軍已兵臨城下的訊息報告朝廷。而此時“都人競謂崇煥召敵”，而“上心動已”。崇禎雖然在接下來的幾天裡發餉賜酒，但殺心已經萌動了。　　　　四天後的十一月二十，兩軍在廣渠門列陣決戰——袁崇煥的部隊是號稱“關寧鐵騎”的5000遼東野戰軍，皇太極的部隊則是近10萬八旗勇士。　　　　《崇禎實錄》：“崇煥令都司戴承恩擇地廣渠門，祖大壽陣於南，王成胤陣西北，崇煥陣於西待戰。午刻，有騎兵突東南。力戰卻。承胤竟徙南避，遊擊劉應國、羅景榮、千總寶濟等帥兵追虜於運河。虜酋精騎多冰陷，所傷千計，京兵亦傷失數百人。”　　　　此處記載簡略，實際當時的戰鬥異常激烈。據《明季北略》記載：當時，清軍一部由皇太極長子豪格率領，首先攻擊袁軍北側，在擊退袁軍的伏兵後，追到護城河附近，為袁軍所阻。清軍的護軍校臺弼善繼續前進，被袁軍打死。此時，清將阿濟格、阿巴泰、多爾袞全力向袁崇煥的中軍猛撲，想一舉擊潰袁軍。袁崇煥身先士卒，指揮部隊奮戰。戰鬥中，明副總兵周文鬱兩肋中箭如蝟。袁崇煥也被射中幾箭，幸有重鎧護身才沒有受傷。《明史紀史本末·東兵入口》記載，在戰鬥中，清軍已經“刀及崇煥”，幸虧材官袁升“格之”才未受傷。可見當時戰鬥的激烈。為防止士兵爭割首功而誤戰，袁崇煥戰前即令：不許割級，惟盡殲為期。故眾將士此時一心殺敵。戰鬥後期，袁崇煥同祖大壽合兵反擊，再加上原來進軍途中掉隊的4000騎兵此時剛好趕到，進攻金軍後隊莽古爾泰部，八旗鋒芒始卻，最終不支潰退。明軍乘勝追擊，在運河附近，清軍慌忙渡河。渡河時，騎兵陷於冰窟，淹死被殺上千。此戰，自午時起至酉時止，兩軍血戰六個多小時。袁崇煥連夜慰勞負傷將士，直至東方破曉。皇太極曾嘆息道：“十五年來，未曾碰此勁敵也！”崇禎聞廣渠門捷報，十分高興，二十三日召見袁崇煥、祖大壽、滿桂等於平臺，賜貂裘、銀甲等，併發酒肉、麥餅勞軍。袁崇煥千里入京護衛，只帶9000精騎，自是士不傳餐、馬不再秣已值兩旬，本想率軍入城，稍事休整，待步兵趕到再與敵決戰，可是遭到崇禎皇帝的拒絕。甚至袁崇煥請求在城門外甕城屯兵休整的請求也被拒絕。　　　　十一月二十七，清軍進攻左安門。這次戰鬥的規模要遠遠小於廣渠門之戰，更像是皇太極的一次佯攻。雙方騎兵在左安門外的淺沼澤地帶展開激戰，馬陷泥沼，戰鬥異常艱苦。很多士兵乾脆下馬展開肉搏，清軍的步兵趁明軍只有騎兵沒有步兵（步兵還在路上）的機會，架雲梯攻城。袁軍不顧身後清軍騎兵的追殺，冒死進擊，付出巨大代價才將清軍攻城器械破壞，清軍一看沒有便宜可佔，從容退兵南海子。　　　　這兩次大捷在清人編篡的《明史·袁崇煥傳》中都沒有記載，只是簡單地用一句“出與大軍鏖戰，互有殺傷”來掩飾清軍的敗績。　　　　而至此，新版蔣幹盜書的故事就要上演了。　　　　廣渠門大捷後，十一月二十四傍晚，崇禎下旨：“趨督師進兵。”（《崇禎實錄》）但袁崇煥因步兵未到，兵力不足且士馬睏乏而沒有執行。　　　　第二天，崇禎“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及兵部尚書申用懋於平臺。”按照《崇禎實錄》等很多史料的記載，此時，袁已經開始“不自安”，將傳詔的太監留在大營，自己著“青衣玄帽”入宮。而且“至朝中張皇敵勢聳朝臣，冀成款。”（《明史紀事本末·東兵入口》）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袁崇煥平反昭雪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而大多史料均成書於此前。故，當時的人並不知道內情。那麼袁崇煥當時到底是怎麼想的呢？　　　　下面這都是我個人的觀點，謬誤見諒——袁崇煥在二次出山後、崇禎元年七月曾經向崇禎許諾“五年全遼可復”，並提出過“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的策略，努爾哈赤去世時，袁也確曾與後金有過實質性的接觸。也就是說，有跡象表明，袁是心存議和心理的。這又是為什麼——我個人認為是想“以戰求和”，再“以和緩戰”。袁崇煥在和清軍的交戰中不可能不知道對方的戰鬥力有多強，有這種想法天經地義，正所謂“兵者，詭道也。”此外，清軍此次入關也非常蹊蹺，由老路入關，清軍這是第一次，以前蒙古人幹過。而清軍兵鋒已經直指玉田，袁才得到訊息，可見，他對清軍此舉是毫無防備的。因此我認為，清軍此次入寇，明軍疏於防範，袁崇煥作為薊遼督師，肩負整個東北和華北防務的重任，是有責任的。理由如下——　　　　天啟六年十一月，在為努爾哈赤弔孝後，袁崇煥曾經“以書附使者還報”。欲與後金達成暫時的互不侵犯狀態。天啟七年四月，“袁崇煥以議和之事上言，帝優旨答之。”也就是說，袁在此次京師遇警前已經比較公開的表達過自己希望議和的想法。《明史·袁崇煥傳》：“崇煥初議和，中朝不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為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但就在“袁崇煥以議和之事上言”後一個月，就發生了清軍圍錦州，攻寧遠的事件。袁雖取得了“寧錦大捷”，但因受排擠而“乞休”獲允。崇禎元年四月，袁崇煥被任命為兵部尚書、督師薊遼。達到他人生事業的頂峰。而且，崇禎剛剛將所有派出監軍的太監全部招回。袁在對滿清的戰爭中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利。而努爾哈赤剛死，皇太極新敗。袁此時志得意滿，難免有所懈怠，萬沒有想到皇太極在寧錦大敗後一年多的時間內能發動這麼大規模的進攻。而且一定是忽視了這條蒙古人曾經多次利用的“老路”的存在。如果他想到，應該提醒薊門總兵趙率教加強防備，清軍也就不會如此輕易地突破西路大安口防線，長驅直入內地。當然，這是我的個人觀點，絲毫沒有對英雄的不敬。　　　　再把時間拉回到崇禎二年十一月二十九，《崇禎實錄》記載：“袁崇煥遣嚮導任守忠以五百人持攻[炮]潛攻清兵於南海子，清兵稍退。”這是自二十四日崇禎下令進兵5天后，袁首次主動採取的軍事行動。　　　　兩天後的十二月初一，崇禎突然在招袁崇煥等平臺召對時發難——《崇禎實錄》記載：“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臺，崇煥方遣副總兵張洪謨等躡[敵？]，聞召議餉乃入。見上，問以殺毛文龍，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對。命下錦衣獄。”　　　　至此，袁崇煥的死期快到了——　　　　崇禎在宣佈將崇煥下詔獄後，還“賜桂等酒饌。隨[遣]太監車天祥諭慰遼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東兵。”《崇禎實錄》緊接著在這裡突然冒出這樣一段記載：“桂前被流矢，視之，皆袁軍矢也。崇煥按兵不動，物論藉藉。”　　　　上文曾經說到十一月二十五，在平臺召對時，袁崇煥曾“至朝中張皇敵勢聳朝臣”。當時，滿桂“解衣示創，上深憫之。”這裡要插一段，根據《明史·袁崇煥傳》記載：“崇煥既解圍，志漸驕，與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大致意思是，袁在天啟七年五月“寧錦大捷”後，與總兵滿桂發生了矛盾，為了安撫袁崇煥，明廷將滿桂招回關內。《崇禎實錄》此段莫名其妙的記錄大概就是要說，袁崇煥公報私仇，企圖陣前謀害滿桂。不過，這段記錄的真實性實在是值得懷疑。但當時責怪袁崇煥按兵不動、逡巡玩寇的議論應該是滿城風雨了。　　　　《明史紀事本末》記載：“遼兵素感袁崇煥”，祖大壽與袁有著多年血戰遼東的深厚情誼，也與滿桂關係緊張。袁下獄後，祖在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的情況下，私自率遼東部隊踏上了返回寧遠的路。敵軍兵臨城下，而勤王軍的主力突然脫離戰場，祖此舉使得“遠近大駭”！崇煥被下獄時，大學士成基命看到了祖大壽心驚膽戰的樣子，“因頓首請慎重者再”，並告訴崇禎：“敵在城下，非他時比”，但崇禎不為所動。至此，終於釀成遼軍負氣出走的大禍。　　　　事已至此，大學士成基命給崇禎出了一個主意——讓在獄中的袁崇煥給祖大壽寫一封親筆信，再請與袁有師生之誼，對袁有知遇之恩的遼軍老首長孫承宗出山安撫遼軍。　　　　孫承宗命令遊擊將軍石柱國帶著自己和袁崇煥兩人寫給祖大壽的親筆信“飛騎追之”。當時，祖大壽帶走的遼軍有15000人，已經從通州到達了張家灣，石柱國“僅及其尾”。斷後的遼軍對這位使者非常不客氣，“弓刀相向”。“柱國力諭諸將校”，遼軍將士“多有垂泣者”。但是表示，主帥被抓，大家不想死，才“逃遁至此”。石柱國沒有辦法，又向前跑了幾十裡追上祖大壽。當時，祖的母親也在軍中，老人“素忠義，其妻故妾也，亦力勸大壽毋負國家。”但事情到現在，祖大壽堅持回到山海關，僅僅“得不叛去”，而京城頓失勤王勁旅。之後，已經寒心的祖大壽最終還是投降了清軍，那是後話。　　　　《崇禎實錄》記載，孫承宗在給崇禎的奏摺中說：此次遼軍盡潰，不是將士叛逃，實在是形勢“陷人自護”。懇請崇禎“大開生路，以收人心”，此時，崇禎只得“從之”。並在祖大壽抵達山海關後宣聖諭不予追究，且不得將此事寫入“塘報”（政府部門間的來往檔案），以安人心。之後，清軍在京城周邊，華北地區縱橫馳騁，所向披靡，遠攻至山東。一直到第二年五月下旬才帶著劫掠來的無數財貨和十幾萬百姓出關。戰役結束。　　　　崇禎三年八月十六，袁崇煥就戮。從崇禎二年十二月初一下獄，到第二年八月十六被殺，整整八個半月，260多天，但現有史料中都沒有關於袁崇煥受審和定罪的任何記錄。這是為什麼？！　　　　關於袁崇煥如何受審，如何定罪，明代史料中幾乎沒有任何記載。明末清初人餘大成所著《剖肝錄》記載，袁被逮後，祖大壽曾經表示願意以自己官階封贈為其贖命，兵科給事錢家修更是“請以身代”。袁崇煥在獄中的八個多月中，關外將吏士民多次到督輔孫承宗的官邸門前為袁崇煥鳴冤。餘大成是袁崇煥一案主審梁廷棟的屬官，他的記載應該是比較可信的。　　　　袁崇煥的死刑是崇禎三年八月十六舉行的，地點在西四牌樓，明時稱為“西市”，就是現在的西四大街十字路口，明代死刑犯都在那裡受刑，清代才把刑場設在菜市口。關於袁崇煥的死刑，《崇禎實錄》、《明史紀事本末》、《國榷》、《明史》都只有一句話，前三部史料甚至只寫“殺督師袁崇煥”，連凌遲的死法都沒有提到。記錄比較詳細的是《明季北略》和《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後集》：“遂於鎮撫司綁發西市，寸寸臠割之。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噉之。劊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盡。開膛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齧，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止剩一首，傳視九邊。”　　　　《明季北略》：“是時百姓怨恨，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劊子語無錫周無瑕曰：‘吾服事諸老爺多矣，未見如袁爺膽之大者’。”　　　　無論如何，袁崇煥的死狀是極其恐怖殘忍的，而當時京城百姓對他的態度也是極端仇恨的，袁崇煥在臨刑時是非常鎮定的……　　　　《明史·袁崇煥傳》：“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　　　　袁崇煥究竟犯了什麼大罪，以至落得這樣的下場？現在有一種最為流行的說法，是皇太極使反間計，崇禎信以為真，才錯殺了袁崇煥。到了清乾隆朝才被清廷平反。《清高宗實錄》第1170卷，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記載：“昨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闢，深可憫惻。袁崇煥系廣東東莞人，現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著傳諭尚安，詳悉查明，遇便覆奏。”　　　　閻崇年先生的一段文章能集中反映這個說法，現節錄於後：“此前，後金大軍在廣渠門戰敗屯駐南海子時，俘虜了明朝提督大壩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據《崇禎長編》記載：大清兵駐南海子，提督大壩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為大清兵所獲，口稱‘我是萬歲爺養馬的官兒’。第二天，皇太極命將楊春、王成德帶到德勝門外，指派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和巴克什達海等，對他們加以監守。高鴻中、鮑承先等按照皇太極的旨意，夜裡回營，坐在兩個太監臥室的隔壁，故作耳語，秘密談話。他們在談話中明示袁崇煥已經與皇太極有密約，攻取北京，城下之盟，很快可以成功。太監楊春、王成德假裝臥睡，傾耳竊聽。二十九日，高鴻中、鮑承先又受命故意放走了楊太監、王太監。楊太監等回到紫禁城，將竊聽到的高鴻中、鮑承先的密談內容，奏報了崇禎皇帝。崇禎帝既惑於閹黨的蜚語，又誤中後金的反間計，決定在平臺召見袁崇煥‘議餉’。計六奇的《明季北略》記述較詳：‘著錦衣衛拏擲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杻押西長安門外錦衣衛大堂，發南鎮撫司監候。’”　　　　但這是不是事實，我個人的觀點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首先，關於這兩名充當“蔣幹”的太監，在清代史料（《清實錄》和《東華錄》）中連個姓名都沒有，之所以現在有人說是楊春、王成德，完全是臆斷。小弟下面會具體分析。而且，明代史料中也沒有二太監被捉又逃回一事的任何記載。按筆者所查，如《崇禎實錄》、《烈皇小識》、《明季北略》、《國榷》等清初史料中提到袁崇煥下獄一事也都沒“反間”之說。由於崇禎一朝官修正史已無，所以無從窺知。可以這麼說，否定反間計的筆記、私史甚多，而肯定反間計存在的所有清方史料都源自《清太宗實錄》，這雖是正史，但卻是孤證。而且自袁崇煥死至明亡還有十餘年，至清康熙三十年黃宗羲提到反間計之說又是40餘年，前後60年的時間裡，居然沒有一本野史、筆記等提到反間計，這就有點過於奇怪了。　　　　　　此外，清人史料中關於二太監被捉與袁崇煥下獄的時間之間存在極大的漏洞。清初編《明史》，使得普通人有機會接觸到《太宗實錄》、《滿文老檔》等清方史料，反間計之說從此開始流傳。首先比較詳細提到二太監被捉縱回的是《崇禎長編》（乾隆年間為修《明史》，彙集明代檔案、奏書、邸報編輯的史料長編），該書第1611頁至1612頁“十二月甲子”（十四）條目下有“提督大壩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為大清兵所獲，口稱‘我是萬歲爺養馬的官兒，城中並無兵將亦無糧餉，昨日選了一千匹馬去了，還有一二百廢馬。’次日，大清兵挑選百餘匹用。大清兵將春等帶至德勝門鮑姓等人看守，聞大清兵與滿總兵戰，得了馬二百匹，生擒士將一員。次日各給書二封，一令春向德勝門投遞，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門投遞，內言南朝萬曆時節屢次著王喇嘛講和，總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煥殺了我們些人，我們惱恨得緊，又問毛文龍擒了臺土兵，我們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講和要以黃河為界……”等等，但這裡只說命令這兩名太監回去送信，也沒有提到反間計，而且信中明說清軍此次是因袁崇煥“殺了我們些人”而來，這就與“反間計”的說法完全背道而馳了。又按該書第1594頁：袁崇煥下獄於十二月辛亥朔，也就是初一，這一時間上的記載和《崇禎實錄》、《明史紀事本末》、《國榷》、《明史》、《明季北略》等史料都完全吻合。也就是說，袁下獄在十二月初一，而楊春、王成德被放回投書是在第十三天後。這個時間就完全對不上了。而“反間”一說自然不攻自破！　　　　當然，《東華錄》則記載，二太監被放回是在十一月庚戍（二十九），與“反間計”一說的時間能對上，但與同是清官修的《崇禎長編》存在時間差異。另一條記載“反間計”的重要史料是《北韓李朝實錄》，吳晗先生輯錄的《北韓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仁祖大王實錄三八年明崇禎三年”有“則骨大辟左右附耳語曰袁公果與我同心而事洩被逮耳”。但《李朝實錄》入清後曾經重修多次，有被修改掩飾之嫌。切畢竟是北韓人的記錄，只能作為旁證。這裡也只能存疑了。但我個人還是比較相信明代史料對這一時間的記載。而且幾個版本的史料記載如出一轍，只有後出的清人史料《東華錄》記載有異，就難免讓人生疑了。　　　　　　第三，崇禎殺袁崇煥被殺的罪名中，對“反間計”一說之字未提。今天時間不早了，身體也有點不舒服，先寫到這裡。容日後細說，而且從明代史料對崇禎殺袁崇煥被殺的罪名中，我們確實能夠發現袁崇煥被殺的真實原因——　　　　《東華錄》是清蔣良驥摘抄《清實錄》得到的實錄簡本，因《清實錄》多次修改，該書中保留了一些修改前的原文，因此在史料的價值方面有不少可取之處。蔣氏的《東華錄》成書於乾隆中頁，其成書時間，比《崇禎實錄》、《明史紀事本末》、《國榷》，包括《崇禎長編》都晚。剛剛查了《清太宗實錄》卷五天聰三年（崇禎二年）十一月庚戌條下（在清代修定過若干次）對於縱太監回明廷的記載：“高鴻中，鮑承先尊上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縱楊太監歸，後聞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主，明主遂執袁崇煥入城，磔之”。也就是說，《清太宗實錄》和《東華錄》在這一點上的記載一致。縱楊春、王成德回去是十一月二十九。但由於《東華錄》是實錄摘抄，因此，兩書的證據實際是一書，仍然是孤證。　　　　《崇禎長編》雖然成書於乾隆，但依據的是明代奏書、邸報，均為原始檔案。其可信度應該更高。　　　　咱們現在拋開清人史料記載的“反間計”不說，再看看明代史料和《明史》對袁崇煥死因的記載：　　　　《明史·袁崇煥傳》：“擅主和議 專戮大帥。”　　　　《崇禎實錄》崇禎三年八月癸亥（十六）：“殺督師兵部尚書袁崇煥，處以殊死。上御暖閣，輔臣成基命等入對。久之，出御平臺，文武諸臣俱入。諭曰：‘袁崇煥付託不效，專事欺隱，市粟謀款不戰，散遣援兵，潛移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自當依律正法。今特流其妻子、兄弟，餘不問。輔臣頓首謝。崇煥，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素以韜略自詡，迨督師出鎮遼東。其入援時，三日五賜金幣宣勞，親為飲。至而遷延不戰，至擅殺毛文龍，朝議紛紛，以致殺身。”　　　　《崇禎長編》崇禎三年八月癸亥（十六）：“諭以袁崇煥咐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疑則斬帥，縱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又攜潛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令刑部會字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二千里外，餘俱釋不問。”　　　　上文已經說過，明代官方史料中，關於袁的罪狀沒有一條涉及“反間計”，而且自其入獄直到被殺，也沒有太多對其受審定罪的記載。上面兩條記錄都出自崇禎皇帝親口，至少是個官方說法。而崇禎這個說法中確實有一些是事實並促成了袁的被殺。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袁崇煥為什麼被凌遲——　　　　凌遲，依華人民大學法律系編輯的內部資料《中國法制史通考資料長編》：凌遲，原來寫作“陵遲”，本意指山丘的緩延的斜坡。《荀子》：“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車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為有平緩的斜坡，車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頂。後世將陵遲用作刑罰的名稱，僅取其緩慢之義，即是說以很慢的速度把人處死。而要體現這種“慢”的意圖，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盡，才剖腹斷首，使犯人畢命。所以，凌遲也叫臠割、剮、寸磔等，所謂“千刀萬剮”指的就是凌遲。　　　　將凌遲作為正式的刑罰，目前學術界基本認定始於五代。陸游：“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但在五代時，已有人意識到凌遲之刑過於殘酷，主張廢棄不用，如後晉開運三年（946），竇儼奏稱死刑宜只保留斬、絞二種，而“以短刀臠割人肌膚者”，應當禁止。後晉出帝石重貴准奏，不再使用凌遲之刑。北宋開國之初，力糾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遲之刑。宋太祖時頒行的《刑統》，規定重罪應使用斬或絞，沒有凌遲。宋真宗趙恆時，內宦楊守珍巡察陝西，督捕盜賊，捕獲賊首數人，他請示朝廷，擬將他們陵遲處死，用以懲戒兇惡的人。真宗下詔，命令將俘虜轉送有司衙門依法論處，不準使用凌遲。到了神宗熙寧、元豐年間，才正式將凌遲列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說：“凌遲之法，昭陵（宋仁宗陵號）以前，雖兇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熙豐間詔獄繁興，口語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寧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餘姚縣主簿李逢謀反，李逢在被捕後受審時，供詞中又牽連了秀州團練使世居和醫官劉育等，朝廷詔令有司審理此案，結果，李逢、劉育和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都被凌遲處死。到了南宋，《慶元條法事例》更明確地把凌遲和斬、絞同列為死刑名目，這樣的規定一直延續到明清。　　　　明代法律也明確規定凌遲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載：“謀反大逆：凡謀反，謂謀危社稷；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也就是說，依據正律，陰謀顛覆國家，危害國家安全，毀壞當朝皇陵、宗廟和宮殿，危害君王人身安全等罪行，適用凌遲。如，如萬曆三十四（1606），劉天敘等謀反，兵敗被擒，為首的七人被磔死。嘉靖二十一年（1542），宮婢楊金英等人謀害世宗朱厚熜未遂，事發被捕，楊金英、楊蓮香等十六名宮女不分首謀和協從，一律凌遲處死，並且銼屍梟首……　　　　但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明代的凌遲並不僅僅施用於謀反大逆，有時對罪行情節較輕的犯人也加以凌遲。明初朱元璋親自編定的《大誥》就記有不少這樣的案例。如金吾後衛知事靳謙讓妻子擊鼓鳴冤，經審訊所訴不實，便判決靳謙犯了誹謗朝廷的罪，將他凌遲處死。崇德縣民李付一任本縣裡甲時，因擾民而被人告發，縣官傳訊，他不予理採，公差王某前去拘捕他，他設計請王某飲酒，當王某喝醉時，李付一將王某綁縛起來，聲稱王某騙吃騙喝。李付一的行為雖然實屬無賴，但還不至於構成死罪，結果他以誣誑罪被凌遲處死。又有北平道御史柯哲與都御史詹微有隙，於是何哲聯合另外兩名御史任輝、齊肅及四川道御史魏卓等共十八人一同捏造事實，陷害詹微。當時明太祖朱元璋正信任詹微，因而授意有司將何哲等人治罪，結果何、任、齊、魏四人被判為凌遲示眾。像上面三例這樣不該凌遲而被凌遲的案子還有一些，朱元璋一向以用刑峻酷而聞名，從這些事實就可以看出來。　　　　那麼袁崇煥的官方罪名是不是適用凌遲呢？我個人的觀點是，不適用。而且《崇禎實錄》中稱：“殺督師兵部尚書袁崇煥，處以殊死。”所謂殊死，就是說不是按照律條，而是法外施刑了。當然，依據有記載的明代案例，像袁這麼高的官職（包括高階內監，也就是太監），被寸剮的基本都是有謀逆的罪名。為什麼袁的官方罪名中沒有謀逆卻被凌遲確實是個疑點。如果肯定袁沒有遭“反間計”迫害，包括京城百姓對他的仇恨態度都讓人難以理解。　　　　我個人的觀點——無論是在關外，還是在北京城下，袁可能確實有議款的舉動。前幾段文章中已經涉及到袁“以戰求和，以和緩戰”的心態，清軍野戰的實力，袁崇煥自然心知肚明。首先，天啟年間就有過和清議和的實際動作，並在日後正式向朝廷上書求款，受到熹宗的“優詔答之”，但朝廷看到袁的進一步議和舉動後，立即頻頻下嚴旨切責禁止。這裡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終明一世的277年間，無論是外敵（蒙古、滿清），還是內賊（李自成、張獻忠），無論形勢有多麼危急，明中央政府從來沒有與敵人主動議和妥協的先例，正統十四年，英宗被俘，也先圍城，京師已經岌岌可危，但明政府在新登基的景帝、于謙的堅持下死守京城，最後轉危為安。嘉靖二十九年，俺達圍北京，當時形勢也是萬分危急，雖然當時沒有再湧現一個于謙，而是縱敵劫掠、逡巡玩寇的嚴嵩和大將軍仇鸞，但世宗自始至終也沒有與蒙古人議和的任何舉動甚至想法。甚至15年後，李自成兵臨城下，突然提出裂土求和，還可以替朝廷消滅群盜的請求，已經幾乎山窮水盡的崇禎也沒有答應。可見，與外敵或內賊議和，從來不是明君主和明政府的國策，在他們的字典裡沒有這兩個字。　　　　而袁崇煥提出的議和不失為解決問題，延緩敵人進攻的良策，況且當時明面臨內憂外患，早不是80年前的嘉靖二十九年可比。但從皇帝到百姓，還是都不可能接受！也就是說，只要有議和的想法和舉動，就已經無異於是“叛變投敵”了！再加上崇禎多疑好殺的性格，袁被磔死也就順理成章了。　　　　下文將詳述袁官方罪名是否成立的問題。　　　　崇禎說袁崇煥“付託不效 專事欺隱”，這有沒有事實根據呢？　　　　天啟初年，明全國的財政收入不超過330萬兩，再加上賦稅連年拖欠，實際的收入只不過200餘萬兩，但支出卻達到了500餘萬兩！為了填補這一巨大的虧空，尋找更多的軍費，天啟朝幾乎年年加遼餉，到了天啟六年，遼餉已增至7,714,121兩。但到天啟七年，明朝的財政還是有1,646,575兩的虧空。（《明史記事本末·崇禎治亂》）　　　　《明史記事本末·崇禎治亂》記載了戶部給事中黃承昊的上書：“……今出數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過三百二三十萬，即登其數，已為不足，而重以逋負，實計歲入僅二百餘萬耳。”　　　　而黃仁宇也認為明帝國首先是經濟崩潰，其後才是政治崩潰，大家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明朝末年各軍皆欠餉了，其實別說軍隊，就是明朝皇室那些藩王的年俸，明朝政府也是長期拖欠的（見《萬曆十五年》）。所以說，明政府拖欠軍餉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手裡沒錢，又能如何？　　　　但就是在全國缺餉的嚴峻形勢下，崇禎對袁崇煥的支援還是盡了全力的，遼東的軍餉幾乎都是悉數撥給。崇禎元年，遼餉為6,831,133兩；崇禎元年至二年，國家的正常賦稅是250萬，遼餉是6,831,133兩，朝庭的虧空是150萬兩。除此之外，崇禎還有內孥可支配，崇禎元年從內孥抽調了差不多100萬兩填補各地所欠的軍餉。在袁之前，遼東的軍事預算是160萬兩，由於袁崇煥的請求，遼餉增至280萬兩，漲了120萬兩。在當時國庫空虛，全國各地缺餉的嚴峻形勢下，崇禎給予袁崇煥的信任和支援是非常特殊的。　　　　崇禎為什麼對袁崇煥這麼照顧？那是因為袁在崇禎元年“五年平遼”的承諾！但就在這個承諾剛剛許下一年後，後金騎兵就圍困了北京。而北京上一次被敵人圍困是嘉靖二十九年，80年前了。　　　　再加上袁因為知道和後金的戰爭，自己沒有任何優勢可言，因此對議和充滿期待。《熹宗實錄》天啟六年十二月，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奴遣方金納，溫臺什二夷奉書至臣，恭敬和順，三步一叩，如遼東受賞時。書封稱大人，而猶書大金字面，一踵老酋故智，臣即封還之。潛偵其意，則深悔奴之悖逆，來文差誤者。竊念兵連十載，中空外竭，鬼怨神愁，乘此逆夷厭兵之時，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這種期待讓他對皇太極的議和誠意深信不疑。但皇太極在天啟七年突然攻擊北韓，而此時的袁卻誤以為滿人要兵分三路攻擊錦州——《三朝遼事實錄》天啟六年十二月，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奴酋要三路出兵，一往三岔河；一往黃泥窪；一往紅羅山。我兵固守如鐵桶，而以精騎為奇遊，備賊敗歸截擊。”直到北韓向大明求救，朝廷才意識到了局勢的嚴重：“北韓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於是嚴令袁崇煥自西策應，援救北韓。　　　　而此時，袁寵煥犯了一個致命的戰略錯誤——他拒絕出兵自西線攻擊沈陽以救北韓。朝廷再次嚴令袁崇煥出兵，趁滿兵精銳東調，“且令以關寧之師直搗虎穴”。袁上疏抗辯：“聞奴兵十萬掠鮮，十萬居守，何所見而妄揣夷穴之虛乎？我縱傾伍搗之，無論懸軍不能深入，縱深入奚損於逸待之夷？”而事實上，當時滿洲全部正規兵力也只不過8萬餘人，能動員的兵力不會超過10萬。關於當時後金八旗兵力的實數，孟森先生在《八旗制度考略》一文中有詳細的考證。也就是說，當時的瀋陽守軍數量並不多。況且袁所控制的義州距離瀋陽不過300餘里，何來深入？後來迫於朝廷的壓力，袁最終還是出兵了。三月，先派水軍500支援東江，再以“關外三軍營及前鋒三營，撫鎮標下四營，每營選精兵九百”，合兵9000，“進逼三岔河，為搗巢之舉”。此後這九千兵馬便一直滯留在三岔河，沒有進擊的具體動作。一直到四月十八，北韓戰事結束。至此，北韓盡入滿清之手。皇太極沒有了東顧之憂。曾做過遼東經略、兵部尚書的王在晉質疑道：“遼撫援鮮，佈置極其可觀。乃官兵望河而止，此真為紙上之兵也。遼兵果可用耶？”袁崇煥於遼東統兵近7萬，卻只派出區區的9000人，而且到了三岔河又停滯不前。別人懷疑他消極避戰不是沒有理由。　　　　這次北韓戰事暴露了袁崇煥在戰略問題上的短視，而他所津津樂道的議和不但為自己日後的慘死埋下伏筆，還直接讓所有大明的臣蕃屬國心寒。《三朝遼事實錄》卷十六遼東經略王之臣奏疏：“年來奴酋（指滿洲人）求和於西虜（指蒙古人），而西虜不從；屈服於北韓，而北韓不受。一旦議和，彼必離心，是益敵以自孤也！近日，都官過通令處，虜鞭其背雲：‘汝漢人全無腦子，終日只說我等不助兵，汝卻馱帶許多金帛，著喇嘛替他弔孝求和，反倒教別人與他為仇，我等不如也投順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　　　　袁崇煥議和的想法不能說是錯誤的，但他這種議和的想法卻被皇太極利用了——他從來就沒有過誠意與明議和，當第一次由袁崇煥主持議和之時，皇太極悄悄地將矛頭對準了東江北韓；當第二次由袁崇煥主持議和時，皇太極實際上正準備南下徵明。議和只是皇太極的緩兵之計。袁崇煥面對著袍澤和屬國的淪喪，他並非是第一時間出兵策應，而是“遣方金納貽書於奴酋，令其急撒犯鮮之兵。”　　　　當然，袁崇煥對此也有自己的考慮，對於滿人的議和袁並沒有全信或是說姑且信之，在袁的想法裡，加強錦寧一線的防禦才是當務之急。他也想趁滿兵無法東顧之機抓緊時間修繕錦義凌松諸城，這才是袁所希望的。無論袁持何種想法，但只著眼於一地利益而忽視全域性的發展。北韓對滿清的臣伏，在戰略上是對明的沉重打擊。　　　　再說“託付不效”，首先看崇禎二年皇太極的軍事行動，這不是一兩千人的小規模偷襲，而是十萬大軍有詳細計劃的南侵。作為防守後金第一線的最高軍政長官，薊遼督師袁崇煥對此真的一無所知嗎？事實並不是這樣的——《明史記事本末補遺》中記載：“（崇禎）二年三月，朵顏三衛半入於建州。束不的求督師袁崇煥開糴於前屯之南臺堡，互市貂參，邊吏俱不可，獨崇煥許之。蓋是時建州亦飢，束不的為窖米謀攻薊西也。雖有諜報，崇煥不之信”。崇禎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曾密報，指蒙古朵顏部首領束不的“為建虜窖米，謀犯薊西，”“雖有諜報，崇煥不為信！”（《國榷》卷九十）崇禎二年六月，翰林院編修陳仁錫出使遼東，至南臺堡，聞朵顏束不的為賊漢賣婦女，為建州積穀。寧遠武進士王懷達、陳國威入謁仁錫，曰：束不的居關外，陽仇賊漢，其實妮之，為滿州嫻也。部落不滿萬，駐寧遠關外者六七千，此地間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備。可乘夜掩而殺之。……”此外，王懷達和陳國威又說道，寧遠南臺堡一帶“建哨在束不的部內計四百餘人，不持弓矢……”最後，王陳二人又指出了滿人可能準備南下：“……四月間四汗先至，秋冬諸王子盡入，必舍遼而攻薊矣！”陳仁錫聞報大驚，“仁錫言於關內道，甚壯之，竟不果。後建州兵入口，俱如二生言”（《明史記事本末》）　　　　由此可見，袁崇煥不是不知道後金準備南下，而是知道了卻不相信。作為對敵最前線，袁崇煥即使是不相信後金入侵，至少也該派出斥候吧？但現在還沒有發現那個時期的史料中確實找到袁崇煥派出斥候的記錄。　　　　也有一種說法，說袁沒有權利管理薊鎮，他本人曾經上書朝廷希望朝廷加強薊鎮的守備。先不說袁崇煥的頭銜就是薊遼督師，先看袁崇煥到底能不能管薊鎮：崇禎二年五月十六日袁呈至兵部奏摺有其中的內容:“……惟備行關內永平二道，清汰去後，據永平道右佈政鄭國昌呈，稱灤州訓導三員，內多一員，永平盧龍二衛知事二員，俱應減去……”這是關於栽減亢員的奏摺，都是薊鎮境內的，袁根據永平右佈政鄭國昌的報告而上奏朝庭減亢員的，這說明了袁對薊鎮擁有一定程度的管轄權。或者說薊遼總督和薊遼督師在管理薊鎮上權利是有重疊，可是結合袁的地位和受寵信的程度，沒有任何理由說袁根本管不到薊鎮。金庸先生在《袁崇煥評傳》中說：“崇禎二年春，袁崇煥上奏，說山海關一帶防務鞏固，已不足慮，但薊門單弱，須防敵人從西路進攻。這時薊遼總督是劉策，懦弱而不懂軍事。袁崇煥看到了防務弱點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沒有多加理會，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禎下旨交由部科商議辦理，但始終遷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舉從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煥料中。首當其衝的，正是剛剛發生過索餉兵變的遵化……”這封奏摺一直是為袁辯護的鐵證，可是袁這封奏摺的核心內容其實是要舉薦其得力部下林遠為總兵官。之前袁已請奏祖大壽為錦州總兵，何可綱為寧遠總兵，趙率教為山海關總兵，並應袁的要求撒了遼東巡撫和登萊巡撫，如今袁還要再加一個薊鎮裡的總兵，這就意味著畿輔盡在袁一個人的掌握之下，這樣的人事安排其實過了，我覺得崇禎之所以無論如何也不答應，是擔心整個東北、華北地區的軍事長官全部是袁的心腹，有所擔心吧。結合剛才遼東關於後金入侵訊息袁不相信，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袁這封奏摺的實際目的只是希望朝廷任命林遠為總兵官，而所謂“須防敵人從西路進攻……”不過是袁為達到目的的託詞而已。不然很難解釋為什麼蒙古人、自己人關於後金南侵的報告袁不相信。　　　　所以，崇禎說袁“付託不效 專事欺隱”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再說以市米則資盜——　　　　《明史紀事本末補遺》中記載：“（崇禎）二年三月，朵顏三衛半入於建州。束不的求督師袁崇煥開糴於前屯之南臺堡，互市貂參，邊吏俱不可，獨崇煥許之。蓋是時建州亦飢，束不的為窖米謀攻薊西也。雖有諜報，崇煥不之信”。崇禎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曾密報，指蒙古朵顏部首領束不的“為建虜窖米，謀犯薊西，”“雖有諜報，崇煥不為信！”（《國榷》卷九十）　　　　崇禎二年六月，翰林院編修陳仁錫出使遼東，“至南臺堡,聞朵顏束不的為賊漢賣婦女,為建州積穀。寧遠武進士王懷達、陳國威入謁仁錫，曰:束不的居關外，陽仇賊漢，其實暱之，為滿州嫻也。部落不滿萬，駐寧遠關外者六七千，此地間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備。可乘夜掩而殺之……” （《明史紀事本末》）　　　　也就是說，在後金入寇前的半年，朵顏三衛由於之前已經“半入於建州” ，而其首領束不的曾經向袁崇煥請求在南臺堡以貂皮和人參嚮明人交換糧食，邊吏都不允許，只有袁崇煥同意。根據《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束不的部不滿萬人（成年男丁），可是在寧遠邊市內就有2000人，外面有六七千人，甚至在邊市內的2000蒙古人裡有400是滿人的間諜。可以說，束不的是傾巢而出到關市買米，甚至隊伍裡還有滿人。他為誰買米？為自用怎麼可能把全部人馬全部拉過來？他們的日常生活怎麼會需要這麼多米？而束不的部降清，當時已經天下皆知，甚至連遼東計程車紳都知道（上文提到的寧遠武進士王懷達、陳國威）　　　　而談遷在《國榷》中也寫到就此事說道：“秦飢晉閉之糴，同好猶然，況屬夷為異類，狡計叵測，而高臺之粟轉市塞外，我挽輸之難，車殆馬煩，十致其五。彼貂參無限，而又無濟於急緩，罄民脂以誘之，為建虜玩弄於股掌之上。”大致意思是說：秦國遇到饑荒，晉國立即禁止糧食交易，就是害怕這種交易會資助敵人。何況朵顏三衛非我族類，狡猾難測，我朝的糧食要轉運到關外，在運輸上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真正能運到的只有一半。夷人的貂皮人參有的是，但對於國家大政民生沒有什麼急用，敲幹百姓的血汗去討好夷人，卻被滿洲人玩於股掌之間。也明確的說明，朵顏束不的部此次買米是為皇太極囤積糧食！　　　　咱們再來看看清人自己的記載——《清史稿·太宗本紀》：“是歲（天聰三年，也就是崇禎二年），大飢，鬥米值銀八兩，銀賤物貴，盜賊繁興”。而為什麼束不的要為後金“積穀”呢？我們來看文獻記載：已經被被後金征服的北韓也遇到荒年，為了給後金納糧，“八道糧倉全空，傾盡國有”，才向後金上貢獻了二千石。（《北韓李朝實錄中所見之中國史料》）　　　　可見，不管是為了穩定國內局勢還是為南侵籌集軍糧，皇太極當時一定會多方籌糧。而當時袁崇煥手裡有積糧十餘萬石。《三朝遼事實錄》天啟六年六月記載袁的奏摺：“總兵趙率教初守前屯，收未附虜之遼人為兵，關外初復，無多官多人有餘地。率教得以盡力屯種，三年積糧十餘萬石。”《兩朝從信錄》天啟六年八月記錄袁崇煥奏言：“月餉歲銀一百六十餘萬零、米三十五萬一千零石、草料四十七虧四千八百石零。兵馬錢糧駐為定額。”崇禎元年七月十七日的時候，戶部尚書王家貞亦說道：“北直隸糴價遼米遼豆”（《今史》）。崇禎二年袁說有糧食“貯十萬石待支”。　　　　由此可見，袁崇煥當時不缺糧，他缺的是馬。因此，他當時和蒙古人做這筆日後看來並不划算且非常危險的買賣，其目的就是為了籠絡蒙古人，想日後多換取他最缺乏的馬匹！　　　　這筆買賣，袁是上報了朝廷的，但崇禎最初嚴厲指責他“據報西夷市買貨物，明是接應東夷，藉寇資盜。豈容聽許！你部一面行督撫官，加緊提防，仍著袁崇煥俞安性詳加計度奏。”（《三朝遼事實錄》）但在袁的一再堅持下，崇禎還是妥協了，但仍然警告袁崇煥：“西夷通虜，謹防緊要。奏內各夷市買於東，明是接應，何以制奴？著該督撫嚴行禁止！其招來屬夷，其有飢困，查明部落多少，計口量許換米，不得賣與布帛米糧及夾帶禁品。路將等官，倍加偵察，如有疏違，以通夷罪論處！”崇禎的意思是：歸附的蒙古人可以救濟，但必須查明具體人數才能出糧換物，不得不依據其具體人口賣給其布帛米糧及夾帶禁品，如果這些物資落入後金之手，我將如何控制？如果違反這一原則，就以通夷罪論處！也就是說，崇禎在此之前是警告過袁崇煥的。　　　　資敵一罪，按《大明律》，要滅三族！　　　　袁崇煥被殺的另一個主要罪名是誅殺毛文龍。　　　　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知道毛文龍是何許人也——這個問題在《明史·袁崇煥傳》後附的毛文龍傳記中和《明史紀事本末補遺·毛帥東江》中有比較集中的記載，大家有時間可以仔細看一看，我在這裡將依據上述兩個資料和其它史料簡要地說一下，以節省大家的時間。　　　　《明史紀事本末補遺·毛帥東江》記載：為了組織對滿人的進攻，天啟元年五月，“遼東巡撫王化貞遣標下練兵遊擊毛文龍率軍丁二百餘名，赴河東招降叛逆，恢復疆土，許其便宜行事。”這是毛文龍第一次走進明清易代史，而他當時的官職才是個小小的“練兵遊擊”，至多相當於現在一個營長，還不是野戰軍出身，應該說是教官（王化貞給毛文龍的任務本身就是招附已經投靠滿人的漢人，再加以簡單的軍事訓練而為明所用）。毛文龍接受命令後立即率部自三岔河至豬島、禽島、長山、石城、色利等地召撫遼民，發展勢力，並驅逐滿人的勢力。此時，遼東諸生王一寧建議毛文龍向北韓求助，利用北韓的力量為復遼之計。在得到北韓國王的充諾後，毛文龍與王一寧來到北韓彌串堡打探軍情，得知滿人鎮江（今丹東附近）守將佟養真遣兵外出，城中守備空虛。毛文龍遣總下陳忠策反了鎮江中軍漢人陳良策為內應。“文龍與一寧自率新舊家丁屯民……遂薄城下”，與陳良策內外夾攻，生擒鎮江滿將佟養真及其子佟松年，收降兵數千，殺滿兵八百，史稱“鎮江大捷”。　　　　鎮江大捷，使朝野震動，全遼振奮，寬甸、險山等已經降附滿人的城鎮相繼來降，《明史紀事本末補遺·毛帥東江》記載：“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日赴老攜幼至者百餘人”。毛文龍因此升職為參將，駐守義州鎮江。　　　　努爾哈赤得報鎮江失守，大為震怒，令阿敏和皇太極率軍征伐。毛文龍自知“軍勢寡弱，人心頗搖”，根本無法與滿兵對抗，只得率眾退守北韓境內的義州（今北韓新義州）。滿人屯兵中朝邊境，威脅北韓交出毛文龍與陳良策。北韓“恐有日後之患，言其利害於毛將，使捲入海島。”（《李朝實錄中所見之中國史料》）明政府也同意北韓的提議，認為毛文龍入守海島，朝廷尚有“此有用之眾”（《石匱遺書後集》卷十）。天啟二年十一月十一，毛文龍率軍入駐皮島，這便是以後東江軍鎮的由來。　　　　皮島位於明、北韓和後金三方勢力之間，“皮島即東江，在登萊大海中”、“地廣衍，有險可恃”。（《明通鑑》）“南可遮蔽登萊，東可聯絡北韓，北可攻衝遼瀋，為平遼扼要區也！”（《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卷一）毛文龍佔據皮島後，不停地襲擾遼東諸地，並派人潛入後金控制的區域策反降滿漢官，煸動遼民起事。　　　　而出於利用毛文龍對抗、牽制後金的目的，北韓亦對毛文龍大加扶持——在義州、安州、黃州一帶劃出大量閒田，使其軍民駐耕；免徵商稅，以助軍餉；輸送糧草，解其十萬軍民生計；提供武器裝備，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在北韓的大力支援下，毛文龍軍勢大增，擁兵十餘萬，並趁努爾哈赤專注用兵於西線之時，不停地由東線侵襲遼東半島，先後收復了宣川、定州、龍川、鐵山、滿浦、三山等十餘座城池，使後金不無東顧之憂，不能專心在西線進攻明朝。滿人當時的態度是：“毛文龍之患當速滅耳！文龍一日不滅，則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由此可見，毛文龍已成為了後金的“心腹大患！”（《三朝遼事實錄》）　　　　天啟四年十二月，毛文龍亦因功升至左都督平遼將軍，領天子劍代帝守邊。現在，有些文章因為袁崇煥殺了毛文龍，為證明其正確性把毛說得一無是處，從上面的記載看，這是不公正的。應該說，毛文龍確實有不少戰功，也收復了不少失土。　　　　天啟六年，皇太極在繼位之初說：“父王不聽我計，臨終方悔……我氣不過是東江，只因山險谷深，前埋後伏，且他奸細甚巧，我動靜言語霎間便知，可恨！可恨！”(《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因此，皇太極上臺之初就“吩咐先搶東江，次犯寧遠、山海關諸城”(《李朝實錄中所見之中國史料》)。就在明著與袁崇煥議和的同時，皇太極其實已經開始準備解決毛文龍，既解後顧之憂，再臣伏北韓。　　　　天啟七年一月初八，皇太極令大貝勒阿敏為帥，統濟爾哈朗、阿濟格、嶽託、碩託諸將，統兵8萬東征毛文龍。出兵前，皇太極面授機宜：”毛文龍近彼海島，倚恃披猖，故整旅徂徵，若北韓可取，則並取之。”(《清太宗實錄》)可見此次東征首為毛文龍，次為北韓。“丁卯之役”由此拉開。阿敏兵分兩路，令濟爾哈朗率軍5萬攻鐵山，自帶3萬餘騎兵攻義州。一月十三，在北韓降將姜弘立引路下渡過鴨綠江，再遣北韓降將韓潤等人化裝潛入義州。十四日，滿軍急攻義州，韓潤為內應，城中大亂，義州淪陷。義州有北韓軍2萬，明屯田軍1萬，被滿人全部殺死。　　　　毛文龍每年冬天都要到皮島上避寒，鐵山只有老弱殘兵和羸弱不堪戰的北韓人，因此在濟爾哈朗大軍的進攻下鐵山防禦頃刻崩潰。但毛文龍的主力尚存，元氣未傷。當時，袁崇煥在奏摺中說：“毛帥每冬冰交，則避之海島，天下所知也。鐵山所留者，老弱及麗人耳！”、“當奴兵東襲，毛帥兵力未損。”（《三朝遼事實錄》）。但在袁崇煥日後殺毛文龍時卻說：“鐵山之敗，喪師無數”。（《三朝遼事實錄》）這兩份奏摺前後矛盾，也從側面說明，袁崇煥殺毛文龍的一些理由多少有些牽強。　　　　此時，為了維持危局，朝廷仍急令新敗之餘的毛文龍“相機戰守”。毛文龍於是四處入襲遼東半島，分別於瓶山和昌城等地取得區域性勝利。　　　　毛文龍在皮島的存在，掣肘遼東，對滿人壓力很大，皇太極不得不在義州—鐵山—復州一線佈下萬餘兵力防備毛無孔不入的襲擾。之所以一時難以解決毛文龍，實在是因為遼東三面臨海，滿人又沒有水師的緣故。　　　　毛文龍受命於危難之際，以海島為根基整頓軍備，訓練士兵，籌措兵餉糧草，招集流民，安撫百姓，收復失地，聯絡北韓，牽制滿金。以200之眾發展至擁兵十餘萬，勢力極盛之時據有十餘城。雖有鐵山之失，但在軍力不如人的情況下，也是應該有情可原的。　　　　此後，基本喪失大陸基地的毛文龍只得困守皮島，但自崇禎元年至二年，對後金較大規模的襲擾仍有三次，其中在崇禎元年十月，毛文龍更策反了後金金、復二州的守備劉愛塔，這是自滿人建國以來降明的最高級別官員。　　　　綜上所述，毛文龍在東江鎮的守和對遼東半島滿人控制區域的襲擾，在明滿戰爭中是發揮了重要作用。連袁崇煥自己也曾經說過：“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制之功，此為最烈！”（《兩朝從信錄》）而兩年後，當袁殺毛文龍時又說毛開鎮八年，未立寸功，如何能讓天下人信服？當時的兵部尚書王在晉也發現了袁在這個問題上的前後矛盾：“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寧錦之圍解，文龍與有力焉。此出於崇煥之自陳，劇稱其牽制之功，則文龍何可殺耶？文龍殺而虜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煥之禍，其真自取耳！”（《三朝遼事實錄》）　　　　那麼袁為什麼要殺毛文龍——　　　　這要從二人的多年積怨說起。二人的矛盾連當時的後金都一清二楚，《清史稿·太宗本紀》記載：“崇煥素弗善毛文龍”。自崇禎起用袁崇煥為薊遼督帥，毛文龍的處境便日益艱難。　　　　大家知道，明末的黨爭是空前慘烈的，言官的攻訌更是無處不在，很不幸的是，毛文龍一開始就站錯了地方，他與閹黨靠得太近了，後來為報王化貞的知遇之恩一再上書為王說情（當時清流一派的薊遼經略熊廷弼和閹黨一派的遼東巡撫王化貞交惡，雙雙入獄。結果前者被殺於閹黨橫行之天啟五年，後者被殺於清流得勢之崇禎二年），更招清流所忌。雖然現在沒有證據說袁是東林黨人，但他絕對是清流一派，至少是同情東林黨人的。　　　　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將毛文龍誘至雙島，宣佈其“十二當斬”，請尚方劍誅殺之。殺毛文龍，袁是沒有和任何人打過招呼的！　　　　咱們現在分析一下這“十二當斬”（《明史·袁崇煥傳》）中最重要的幾條——　　　　“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鬥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毛在東江到底有多少兵？他自己說是十幾萬，而袁認為只有兩萬八千人，而且按照這一數字撥餉。而《明史紀事本末補遺·毛帥東江》記載給事中王夢尹、編修姜曰廣詣島閱視，當時報的是16萬。但我們可以分析一下——毛文龍的東江軍大多數都是從河東難民改編，雖然數量龐大，但真正可戰之兵只得四五萬，其餘的都是些屯田軍，說白了就是穿著軍衣的農民，沒有一點戰鬥力可言。這些屯田軍主要分佈在北韓，如義州安州黃州等地耕種北韓劃出的軍田。其戰鬥力非常低下，否則也不會被濟爾哈郎那麼輕易地一殺就是1萬。也就是說，東江軍中有很多與其說是士兵，不如說是難民。毛總得也給他們找口飯吃吧。後來，殺毛後，袁崇煥經過認真清點，確認的東江兵力是48000。《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毛一年的餉是120萬兩，但真正到他手裡的只有40萬兩。為什麼？朝廷是按10萬兵給的餉，而袁崇煥只按他認可的3萬給付。十幾萬人吃飯穿衣，只給28000人的糧餉，也難怪毛文龍要不斷地上書要錢，以至“朝臣多疑而厭之”！當然，古時將帥，不克扣糧餉的不多，但從上面的數字看，其實毛文龍上報的水份可能並不是很大。　　　　再看崇禎對毛文龍的態度：“毛文龍本以義勇簡任東江，數年苦心，朕所洞鑑，人言何足置辯!”戶部認為毛文龍虛冒軍餉，派員前往核實，意欲裁減軍餉，毛文龍上疏抗辯，崇禎皇帝則表示：毛文龍轄境，遼民避難，屯聚海島，荷鋤是民，受甲即兵，不能與內地一概而論。他還鼓勵毛文龍乘機奮勇，著有顯效，“誰得以糜餉為藉口”！顯然，崇禎是不贊成以糜費軍餉的理由對毛文龍進行鉗制的，而主張對遠在海外、孤軍奮戰的毛文龍採取特殊政策，不妨在軍餉方面稍許寬鬆一點，以激勵其奮勇報國之心。　　　　但是，袁崇煥卻在方方面面對毛進行打擊，先是壓餉不發，後是不許登州一船出海，凡運往東江皮島的物資裝備，一概由寧遠近海的覺華島（今菊花島）經由旅順口轉運至東江，必須經督師衙門詳細備案方許出海，斷了毛文龍的餉道。毛對此稱之為“攔喉切我一刀！”為此，他不斷改進上書抗辯，對剛剛上任的袁崇煥的不滿溢於言表！　　　　袁崇煥在誘殺毛文龍後說：“自去年（指崇禎元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龍有死無生矣！”而那時是毛上述抗辯最激烈的時候！毛被殺後，崇禎雖然表示“閫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但是君臣之間的猜忌與隔閡卻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在此之前，袁已請撒了遼東巡撫和登萊巡撫，並以親信手下分任各地總兵，再殺了島帥毛文龍，袁崇煥已成了在遼東毫無節制的“遼東王”。這對於年不滿二十、本就生性多疑的皇帝來說，正是疑慮的所在。再說，按明制，即使是擁有尚方寶劍的大臣，未經奉詔是不能斬決總兵以上官員的，而毛文龍卻是左都督平遼將軍。袁殺毛，是不合法的嬌制擅殺，假傳聖旨即為欺君之罪。　　　　崇禎當時之所以隱忍不發，是因為他已把遼事全盤託付給了袁崇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只要求袁崇煥實現五年復遼的諾言，在此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聽任他便宜行事。但不幸的是，殺毛文龍後5個月，還別說復遼，敵人的鐵騎居然兵圍京城，皇帝失望之餘最終翻臉，新賬老賬一起算，袁崇煥就死罪難逃的了！　　　　這裡還有個有意思的事情。袁崇煥在殺毛文龍時曾發誓：我若不能恢復遼東，願持尚方（劍）以謝爾；在給皇帝的奏疏中也說：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結果一語成讖，袁本人比毛文龍死得更慘！也許，崇禎清楚地記得袁的這封奏摺，要成他吧……　　　　　　

再把上邊說過的東西再簡要回顧一下，總結自己的一些觀點——　　　　

一、“反間計”純屬無稽之談，是乾隆為了政治目的和世人開的一個“國際玩笑”。　　　　

二、袁崇煥最終是死於崇禎元年四月“五年全遼可復”的承諾與第二年十一月京師被圍的巨大反差。他在遼東的私自議和使崇禎擔心他會擁兵迫使自己與後金簽定城下之盟，這是這位極度自負又充滿英雄主義情結的悲情皇帝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袁數次合理要求帶兵入城休整（連甕城都被拒絕）都遭到崇禎嚴詞拒絕，而最終這竟成了他必死的一個罪狀。當然，崇禎的多疑也是必然原因之一，這一點古往今來的學者說得太多了，這裡就不重複了。　　　　

三、袁被殺是崇禎自毀長城，《明史·袁崇煥傳》說：“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說得多好啊，自袁之死，明要亡國就成了必然趨勢了！　　　　

四、袁在政治和軍事上都犯過錯誤，但瑕不掩玉，袁崇煥是一位忠於國家和民族的大英雄，他絕沒有背叛自己的君主和部下。　　　　

五、電視劇《宰相劉羅鍋》裡有句臺詞讓我永世難忘：“古往今來那些掉腦袋的，哪個不是讀聖賢書，按聖人之道行事的？！”袁又何嘗不是如此？令人扼腕欷噓呀……

袁崇煥誅殺毛文龍是致命的錯誤，應該團結一致，毛文龍襲擾後金已經接近赫圖阿拉老城，讓後金頭疼不已，就因為誅殺毛文龍後幾個月，後金無後顧之憂，經過蒙古殺進北京，造成了袁崇煥勤王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