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反應出明朝皇帝把軍事鬥爭看做了遊戲。遊戲人生的人可以欠下風流債，那麼，以國事遊戲的哪怕是皇帝，他必須要成為階下囚。

個人觀點:對於土木堡之變我認為主要的問題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問題還不是特別的大，這從後來北京保衛戰中明軍戰鬥力可以看出，雖然主力大部被殲，但是在於謙的領導和僅存的那些將領帶領下依然可以組織起足夠的戰鬥力。

主要的政治問題根源還是要從明宣宗朱瞻基順其，朱瞻基時期為了更好的輔助自己處理政務(或者為了對付文官集團)，他找到了又聽話又好用的人--太監，因此他開始教他們讀書，這樣就不妙了(用當年明月的話說就是沒文化壞人只能乾乾殺人放火，搶劫勒索的壞事，但是有文化的壞人就不一樣了，他們有理想了，他們可以禍國殃民)，不過在明宣宗時期由於他的嚴格管理沒有出現啥大問題，但是到了後來的皇帝就不一樣了，他們也開始模仿明宣宗培養太監把他們當心腹，可是他們想攬瓷器活兒卻沒有金剛鑽了，因此太監們就在這樣一條金光大道上開始了一路狂奔。首先出現的問題就是土木堡之變，王太監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將國家送去了土崩瓦解的邊緣。

以後的各路太監們的表演也是精彩紛呈(雖然不乏有好人，但是壞人還是大多數的)，因此我覺得暴露出的最大問題就是太監們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在發揮作用。

土木堡之變反應了明朝很多問題。

土木堡之前明對蒙古是進攻態勢，土木堡之後基本就是防禦態勢。

明的國家政策也慢慢變成內斂性的，最後一直內斂到死，明朝皇帝也被徹底圈禁，文人和皇權對抗到死。

強盛的大明朝由盛轉衰。明朝戰略由攻轉守全面改變，再無力遠征，明朝進入中期階段。

一者損失了一大批隨軍的文武大臣，導致相關家族和武官勢力覆滅，造成國力，軍力重大損失，再也沒能恢復元氣。

二者導致後來明英宗和明代宗（英宗被俘虜期間的接任皇帝）權利之爭，明朝的朱家為了爭皇權，撕逼次數特別多。英宗後來為了確保自己政變成功還誅殺了大功臣于謙以及許多守城有功將領。

三者忠臣死，小人得志，所有人都看到當有功到于謙這個級別的人都冤死，而戰敗禍首太監 敵軍首領 謀反奸臣都有寺廟招魂，自然心灰意冷，不願意為明朝死戰出力了。

最為主要的問題，是明朝的皇帝對自己的定位不明確的問題。

作為統治龐大帝國的帝王，對自己在整個帝國中的地位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認知。在朝代的早期，帝王應該表現的更像一位統帥，上陣能統兵殺敵，幕後能運籌帷幄，胸中有百萬雄兵與萬千黎民。在帝國的中期，帝王應該是一位管家，力求把家管理的整整有條，特別是各種人力，應該如何調配，使得人盡其才，並適時擴大基業。在帝國的晚期，帝王應該是一位醫生，盡力醫治帝國的各種已經爆發的慢性疾病。即使不能根治，也要儘量使得生命得以延緩。

大明王朝的威武之師

在這個方面，明朝開始時的很多皇帝還是表現的不錯的。朱元璋和朱棣上陣能統兵禦敵，下陣能治國理民，很好充當一位統帥的職能。而明仁宗，明宣宗則很好的完成了由統帥到管家的過渡。仁宗皇帝能統兵禦敵，宣宗皇帝能任用將領禦敵。而且這兩位大明王朝的家長把家管理的整整有條的。

但是自從英宗開始，一些帝王就對自己的定位不明確了。一個管家的角色，武宗要當紈絝子弟，還想當將軍，嘉靖和萬曆則是活脫脫的道士，坑的大明直接患了重病，熹宗本該充當醫生的角色，卻幹起了木工，這還好，崇禎皇帝確實想當個醫生，卻胡亂開藥，導致大明暴病而亡。

而下面這位皇帝，本能當一個管家，卻要當將軍，還是個不合格的將軍，差點導致大明王朝突發腦溢血了。這個，就是明英宗，而明英宗想要指揮的，就是土木堡戰役。

明英宗朱祁鎮

大明正統十四年，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率領大軍兵分四路大舉進攻明朝。明朝明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敵。

大明自從立國以來，與蒙古進行反覆拉鋸。太祖和成祖期間，明軍多次深入漠北，追亡逐北。但是自從仁宣之治後，大明王朝改為守勢。所以，這樣的大規模對大明王朝的進攻還是很少見的。這也是對大明王朝的嚴重威脅。但是遠遠不是生死存亡的威脅。

面對這種局面，皇帝的身先士卒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這時候的大明王朝的皇帝，已經不是朱元璋和朱棣了，甚至連朱高熾都不如。長在深宮的朱祁鎮，根本不識兵戈，在這時候，要做的是選派得力干將，率領大軍前去迎敵。自己在後方排程，穩定後方，支援前線。沒有必要親臨前線。

但是明英宗卻聽信了宦官王振的獻媚的話，率領大軍親征。

皇帝親征可不是鬧著玩的。一旦皇帝失敗被俘，將動搖國本。所以，皇帝必須做好周密的計劃。但是明英宗的親征，完全就是過家家一樣。既沒有周密的計劃，又沒有固定的策略。且由於皇帝親征，統兵大將喪失兵權，形同虛設。王振大權獨攬，胡亂指揮。進退失據。被也先誘敵深入，團團包圍。二十萬大明軍隊被全部殲滅。皇帝被俘，多名大將被殺，成為明朝版的“靖康之恥”，大明王朝差點被顛覆。

明朝軍隊

明英宗不是當將軍的料。卻要學著他的太爺爺朱棣，親征蒙古。又聽信王振，胡亂指揮，大明軍隊豈有不敗之理。

好在之後的“救火隊長”于謙，擁立朱祁鈺，號召個地方勤王，擊退也先，穩定局勢。大明王朝才能又繼續生存近200年。

明朝軍隊

英宗之後，成化和孝宗兩帝，能很好的充當“管家”的角色，把明朝管理的井井有條。接下來的皇帝就經常“穿越火線”了，該耍刺激的耍刺激，該做道士的做道士，該當木工的做木工，只有明穆宗朱載垕能勉強充當一個好色的“管家”。大明王朝在他們的胡亂作為之下，重病在床，崇禎皇帝的幾劑猛藥一下，大明王朝直接玩完！

悲呼大明！要是能有秦漢初創時的連續幾代的明主，也不至於只存在了276年了。

大明土木堡之變（1449年）堪稱是中國有史以來，大一統國家最大的汙點之一，皇帝被敵軍俘獲，還像個貨物一樣被擺上談判桌，除了北宋末年的“靖康之恥”外，就得數“土木堡之變”了。

在一定程度上，土木堡之變比“靖康之恥”還要恥，北宋積貧積弱，被外族接連侵邊也有一段時間了，徽、欽二帝的被俘或多或少是有歷史原因。可大明的“土木堡之變”卻是發生在大明開國才七十五年，離永樂皇帝五徵蒙古的盛世也不過才二十五年的時間。離仁宣之治就更短，才十四年。

據一般認知，王朝從開始到未來七十年的時間裡，是整個王朝最強大的時期：漢、唐、清如此，即使是北宋也是如此，北宋七十年正是號稱“千古第一仁君”的宋仁宗趙禎在位。可這認知中卻有了個例外：“土木堡之變”。

“土木堡之變”反應出了大明王朝的三大弊端

第一：邊防問題。明朝初年，為了防禦北邊蒙古的入侵，朱元璋設立了九大塞王駐邊，遼、寧、燕、谷、代、晉、秦、慶、肅，號稱“九大塞王”。諸王權力極大，有指揮各部將領的權力，在朱元璋時期，九王對於保衛邊疆也做出了不小的貢獻，除了燕王朱棣外，秦王朱樉屢次出擊青海、蒙古部落，斬獲頗多，寧王朱權“數會諸王出塞，以善謀稱”，手下更有驍勇善戰的“朵顏三衛蒙古騎兵”。

朱元璋時期，九大塞王對於邊防的防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到了永樂時期，由於燕王朱棣本身就是九大塞王之一，靠發動兵變而登上帝位，所以他對其餘塞王有著先天性的猜忌。為此，朱棣下令將所有塞王南遷，以將領駐守邊疆代替，稱為“九邊重鎮”，可規模和當年朱元璋遷塞王全族就比不上了。

在朱棣所遷的塞王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寧、谷、遼、韓（洪武二十四年加）四王，寧王朱權封地被遷移到江西，所擁有的“朵顏三衛”因在靖難之役中出力頗多而被安置在了原寧國的興寧地區全部給了朵顏三衛，後面成為入侵大明，造成“土木堡之變”的急先鋒。而谷、遼、韓三王的內遷，更是造成整個遼東地區的空虛，間接使得遼東女真壯大，大明最後就亡於此。第二：士兵問題。大明的軍隊制度是從朱元璋時期就確立下來的軍屯衛所制，這是借鑑了唐朝府兵制度演變而來的，由國家發放土地，戰時打仗平時耕種，兵農一體，這制度在一段時間內能提升戰士的積極性和節省國家戰爭支出，朱元璋時期就自誇“養兵百萬，不花國家一分錢”，這話並非誇張。

可是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時期，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在內地的土地分完後，豪強大戶們就開始把手伸向了軍屯。宣宗時期過度實行“仁政”，對貴族們的違法行為尤其是土地兼併問題十分姑息。土木堡之變前二十年，遼東地區的軍屯已經被侵佔了三成以上，河南軍屯地“多被勢家大族侵吞，士兵無地可種卻還得繳稅”，宣府、大同一帶的兵戶因土地兼併而四處逃竄，以至於原先朱元璋、朱棣時期橫掃天下的大明戰士，要麼流離失所、要麼戰力不繼，更甚者淪為豪強大戶們的奴隸。

這些情況宣宗皇帝都視而不見，後繼者們的政策也多是治標不治本，大明軍隊戰鬥力低下的危害一直持續到張居正變法時期（一個日本浪人都可以輕鬆嚇退一支大明部隊）。當連生活都是一個奢望，又何來保衛為國之心，五十萬明軍在土木堡被三萬蒙古軍圍剿，其實也不是件怪事。第三：黨爭問題。所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土木堡之變之前，朝廷就存在著黨爭的情況，分別是以太監王振為首的閹黨和三楊為首的文黨。自從永樂皇帝開了重用太監的先河後，經過仁宗、宣宗兩朝的不斷加強（太監掌管批閱奏摺大權，就是從宣宗時期開始的），到了英宗時期，太監的權利達到了一個高峰。

在蒙古三部入侵大同之時，當時明軍的精銳正在南方平定叛亂，邊鎮總兵上書建議朝廷要“堅守要害，實時反擊”，可王振和文臣（此時三楊都已經去世）都不贊同，反而認為應該主動出擊，其中就有後來的“大明救世主”——兵部侍郎于謙（這一點也和明朝以文官掌握軍事的弊端有關）。不同的是，王振主張御駕親征，文官們主張以邊將出徵，在嚴厲地處罰了幾個異己之後，明英宗朱祁鎮就在王振攛掇下，率領五十萬軍隊，浩浩蕩蕩去前線了。

大軍從紫禁城出發僅五天就遇到了糧食不繼的問題，隨行的內閣學士曹鼎、張益、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人都沒有預見這樣的情況，這是很不尋常的，尤其是兵、戶尚書和兩位國公，居然忽略了五十萬大軍的糧草情況。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因為輸給了王振，所以採取了不合作的政策，甚至可以說“樂見其敗”。

雖然大明的宦官問題很嚴重，可黨爭的問題更嚴重，文官們和太監爭、和武將爭，到最後和皇帝爭，無一不是私心作祟，終於爭到最後以“東林黨”一枝獨秀而宣告勝利，可這時大明王朝也在黨爭中油盡燈枯，也怪不得崇禎皇帝死前會說：“皆群臣誤朕”了。

土木堡之變前的明朝正處於“仁宣之治”帶來的紅利期，無論軍事實力、經濟水平都遠勝於瓦剌。但是，此時“全盛天下”的明朝偏偏就敗於瓦剌之手，數十萬明軍全軍盡歿，連皇帝本人都成了俘虜。

我們以事後諸葛亮的角度審視慘敗之前的明朝，可以發現，明朝之敗，不在經濟，也不在軍事，而在於明廷內部的各種問題。

內閣與皇權產生矛盾

內閣是明代皇權集中下出現的折中產物。朱元璋廢除宰相和中書省，繁雜的政務仍舊需要官吏處理，所以內閣輔臣作為皇帝的秘書便登上了歷史舞臺。

明朝初年，內閣輔臣雖然是天子近臣，參與軍機要務，但實際品秩並不高。所以在永樂以後，受到重用的輔臣往往需要加授“三孤”、“三師”及兼任六部尚書來提高地位和權力。仁宣時期，內閣輔臣地位才得以大幅提高，權力日重。

尤其明宣宗駕崩以後，年幼的明英宗無法親政，“三楊”受到太后張氏重用，開始主持朝廷政務。有明一代，內閣的“票擬”之權，就是在這一時期成為定製。內閣輔臣已經可以參與主持六部、通政司、都察院等官署的會議，其權力和地位也都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但這種情況在太后張氏去世以後發生變化，明英宗自親政起就迫切希望將分散的皇權，從這些名義上的“秘書”手中奪回來。

皇帝和內閣扯皮奪權，就成了這一時期明廷內部的主要矛盾。“三楊”雖然威望甚重，但都已經老邁不堪，隨著楊榮、楊士奇先後去世，年逾七十的楊溥也被以“禮宜優閒”的名目架空。新近補入內閣的大臣又因為資望無法和“三楊”相比，內閣的權力日漸萎縮，地位也開始急轉直下。

明英宗與內閣奪權時，將身邊的宦官作為爪牙，比如英宗的伴當王振就得到了重用，以此一步步侵奪內閣輔臣的權力。而王振也在幫助英宗奪權的過程，籠絡並形成一股龐大的，以自己為中心的宦官勢力。

從正統八年到正統十四年，短短六年時間裡，王振憑藉著英宗的支援，幾乎到了可以任意處置大臣的地步。這對原本安穩有序的朝政造成了嚴重的衝擊，“三楊”輔政以來的大好局面岌岌可危。

中樞權力由相對比較靠譜的內閣手中，轉移到很不靠譜的宦官集團手中，明朝的大船原本順風順水，從這一刻起，就註定多了幾分不確定性。

內閣與皇權爭鬥，衍生出宦官專權，

明朝宦官專權與唐朝有本質的不同，唐朝宦官因為掌握著兵權，才擁有掌控長安朝廷的能力。但明朝宦官專權，卻是皇權與內閣博弈的衍生產物。所以，這也註定了宦官的權力之源始於皇權，就算宦官再為所欲為，在皇權面前仍舊不堪一擊。

只要釐清了明朝宦官專權的來龍去脈，我們就更容易弄清楚明朝宦官專權的本質是什麼。1，皇帝藉助宦官挾制大臣，鞏固權力；2，宦官是否專權、弄權，取決於皇帝本人的能力大小。

王振之所以能夠在張太后去世以後擅權，很顯然是明英宗從閣臣手中奪權以及御下不嚴導致的。英宗對這個自小就陪在身邊的伴當，無論信任或縱容都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翰林侍講劉球意識到王振擅權的危害，曾上書英宗，諫言皇帝應躬親處置政務。王振憤怒於劉球的諫言，便矯旨將其下詔獄，迫害致死。駙馬都尉石璟也曾得罪王振，同樣被誣陷下獄。

王振的擅權，逐漸影響到明廷的政務處理，甚至邊疆戰事。正統十四年春，也先對明廷展開報復性入寇，雖然殺掉了參將吳浩，並殲滅邊軍四萬，但並不足以對北京構成致命威脅。

權慾薰心，膨脹到無以復加的王振，不知哪裡來的自信，居然慫恿明英宗御駕親征，這就很有些自作孽再難活的意味了。

其實，御駕親征也未必就錯了。既然已經決定親征，為保障皇帝安全，就該做好相應的準備。但這些準備在宦官集團眼裡根本不值一提，好像御駕親征打蒙古人就像小兒過家家一樣容易。

於是，二十萬屯田大軍臨時拼湊而成，對外號稱五十萬，而且幾乎沒有後勤準備，出發前兩天才每人發放一兩白銀以及衣物等少量物資，兵器也是臨時從武庫中調撥分發，如此種種，不勝列舉。

試問，僅看這種準備程度，像是一支能打勝仗的軍隊嗎？

當然不像，這還僅僅是冰山一角。由於後勤保障的嚴重不到位，大軍出發十天，軍中就已經出現斷糧的情況。兵部尚書鄺野等人力勸英宗回師，但王振卻一意孤行，懲罰鄺野。

“罰跪草中至天黑。”

非但如此，軍中隨行大臣，就連成國公朱勇這種勳貴奏事都要在王振面前小心膝行。

至於具體作戰過程就更不必說了，完全是拎著腦袋送人頭，瓦剌僅有三、五萬人，竟然令二十萬明軍全軍覆沒……

如果我們將明軍在土木堡的慘敗全部歸咎於王振和宦官集團，就和現在甩鍋臨時工一樣，明顯是在為某些人推卸責任。

而土木堡慘被背後的甩鍋者，顯然有著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個人就是明英宗朱祁鎮。

皇帝輕挑無能又導致宦官亂政

明英宗朱祁鎮親政以後，任用宦官從閣臣手中奪回權力本無可厚非，但他顯然不是個能夠從容馭下的人。宦官王振在幫助他奪權的過程中，不但趁機剪除異己，更使宦官集團干政、亂政。

這種情況如果放在歷史上那些素有精明強幹之名的皇帝身上，王振就像只蟲子，隨意撥弄兩下，可能就得乖乖收斂聽話，但英宗顯然不具備這種能力，只能任由王振胡作非為。

縱容宦官在朝廷上任意妄為也就算了，當邊釁陡起以後，明英宗居然聽信王振的慫恿，一意孤行，決定御駕親征。慫恿歸慫恿，如果朱祁鎮自己沒有御駕親征的想法，就算八頭牛沒辦法把他拉出紫禁城。

做出御駕親征決定的是明英宗，他勢必也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而不是諉過於王振。

作為明朝的皇太子和皇帝，明英宗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難道對戰事的判斷，以及自己的能力都沒有一個清醒的認知嗎？

從事後結果看，當時的明英宗顯然沒有自知之明，對也先入寇的戰事也稀裡糊塗。按照正常人的思維，大軍出征應當擇良將統兵，他卻把二十萬軍隊和整個明王朝的命運，統統交在一個不通軍務的宦官身上，足見其輕挑和無能。

事實上，由於王振的專權和弄權，到了正統十四年，內閣已經完全無法正常有效的處理朝政、影響並引導皇帝。明英宗意欲親征的決定，大臣們都不支援，卻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這種輕挑之舉。

所以，王振亂政，根源還在明英宗朱祁鎮身上。

邊疆防禦結構失衡

明朝國力雖然在“仁宣”之後達到極盛，不過其邊疆防禦結構，卻因為各種政策調整和時勢變化，陷於失衡的尷尬境地。

明成祖朱棣曾就北疆防禦說過一段話：

“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永無事矣。”

這也是後來明朝九邊的基本雛形。不同之處在於，他將明朝的防禦邊界推進到了長城以北的草原南部邊界。禦敵於邊界之外，顯然是更積極的一種邊疆防禦政策。

但是，這種理想的邊疆設定在永樂時期就已經因為各種原因出現變化，大寧都司和故元上都開平先後都被放棄。這就使得明朝的防禦邊界從草原南部退縮至長城沿線。

朱棣在位時，還會透過“清沙漠”的方式，常常出塞，對北方草原的不臣部族進行定期清理，將敵對部族遠遠驅離長城沿線，進而保障邊疆和長城以南地區的安全。

這種攻守兼備的防禦策略，經歷“仁宣”以後，到了正統年間，隨著瓦剌的崛起，絕大多數時間裡就只剩下“守”。當也先掌權以後，甚至還出現了全殲鎮守明軍的極端情況。

所以，在正統年間，明朝的邊疆情況持續惡化，急需明廷拿出一個解決辦法，以遏制形勢進一步朝不利的方向發展。

可惜，明英宗偏偏以最愚蠢的方式，葬送了明朝自洪武、永樂以來在北部邊疆積攢的全部聲威和優勢。

土木堡之變以前，明朝內部的各種隱憂單獨拎出任何一項，看起來都不致命。但從內閣式微到宦官亂政，甚而皇帝無能，所有不利因素都集中在一起，局面就很容易變得失控。歸根結底，這些不利因素都是從明英宗朱祁鎮的輕挑無能衍生而來。

土木堡之變被列為明朝隱藏最深的秘密，歷史真相令人不敢想象。明朝時期土木堡之變，為什麼明朝五十萬大軍打不過兩萬蒙古騎兵？土木堡之變被稱為明朝由盛到衰的開始，史書認為強大的大明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喪失了權威，大明的藩國也開始蠢蠢欲動，不再臣服大明，甚至連大明內部的藩王勢力也開始不再服從朝廷，明朝此時此刻可謂是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大明王朝無法磨滅的恥辱，土木堡之變

“土木堡之變”大家可能都知道，瓦剌（“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韃靼西。元亡，其強臣猛可帖木兒據之。死，眾分為三。”（《明史列傳216》））襲擾邊境，挑起戰爭，明朝的淘氣皇帝朱祁鎮和頭號大太監王振，帶著號稱的五十萬大軍和文武大臣數百人向西御駕親征(四處浪)，一路浩浩蕩蕩，過居庸關，經重鎮宣府，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南)被瓦剌幾萬騎兵擊潰，不僅文武官員兵士死傷殆盡，連明英宗朱祁鎮也被瓦剌首領也先掠去。

閹人誤國曆史

總的來說，明朝是一個比較窩囊的朝代。其中最窩囊的就是明朝出的那幾個大名人，這些人不是什麼大名將、大名士，而是大太監王振，應當要對土木堡之變中明軍的失敗負起責任。明英宗極度寵信王振，甚至讓一切軍政事務都交由王振決斷。然而王振並沒有指揮大軍作戰的能力，他組織不當，導致前線的明軍混亂不堪。王振獨斷專行，拒絕其他文武大臣插手軍政事務，搞得眾人怨聲載道。更令人難以想象的是，王振在退軍時擔心大軍損壞他的莊稼，因此屢次修改行軍路線，導致士兵疲憊不堪，最終被瓦刺大軍追上，明朝騎兵為斷後幾乎全軍覆沒。

土木堡之變的反思

這場戰爭幾乎凝聚了明朝北方所有的精銳部隊，被蒙古人消滅之後在北京只有數十萬老弱病殘，要不是于謙力排眾議堅持守住北京，可能在明朝又會發生一場類似於五胡亂華、靖康之變一樣的歷史悲劇。

回溯前面的過程描述，我們只能說原因“土木堡”之變的原因很複雜，也可以說這是多種原因的總和結果：

首先，事情始於英宗的錯誤判斷，而王振的一系列愚蠢的籌劃指揮貫穿始終！這是他們兩個人所必需的承擔的直接責任。

其次，文官、武將集團的集體沉默，沒有人以死抗爭，這是官僚體系整體失靈的表現，追溯起來，說明英宗一朝大明官僚體系已經出現了極大問題，其中重要原因便在於王振弄權，排擠了大批忠貞之士。所以，這件事滿朝文武都不能“甩鍋”！

最後，他們面對的敵人不是平庸之輩。也先縱橫蒙古多年，更是把瓦拉部發展成為蒙古最強部落，當朱祁鎮這隻雛鳥、王振這個蠢貨對上這樣狡詐的敵人時，輸已經是在所難免，關鍵看輸多少的問題了！

總之，土木堡之變以及緊隨其後的北京保衛戰可謂影響深遠。其實這兩次戰役的政治意義遠大於其軍事意義，它徹底改變了明帝國邊境的軍事體系框架，也改變了蒙古部的政治格局，甚至影響了明蒙雙方數代人的命運以及明帝國未來的國運。

常言道“讀史可以使人明智，鑑以往可以知未來”。但歷史的作用可能真的不是讓我們遇見未來這麼簡單，讀到深處的人一定明白，讀史只不過讓我們更加清楚的明白今天發生的事，甚至借鑑其中蘊含的智慧來處理我們身邊的人和事。

“土木堡之變”發生於公元1449年(明正統三年)，這一事變的發生對於明王朝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場事變可以說是與當年宋朝的靖康之恥一樣恥辱，明王朝50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最後連皇帝也淪為了別人的階下囚。

這場事變以後，明王朝發生了巨大的轉折。在此之前, 明軍對於北邊的策略是以攻為守, 相對處於主動。但是在此之後, 明軍開始遭受北方威脅, 基本處於被動防禦狀態, 就此喪失了主動權。

一、最高層腐敗無能

關於此次事變，雖然史書上將大部分責任全部算到了宦官王振的頭上，表示是宦官王振專權之後所導致的一起偶發事件，但筆者看來，這只是其表面的膚淺原因。在其背後，反映出這樣的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最高層統治者腐敗無能。說明白一些，就是明英宗胸無大志，沒有軍事才能。另一方面，王振軍事指揮的強勢, 不僅僅是因為英宗專寵, 更反映出體制的癥結。在王振專權的模式下, 文武官員集體失聲, 遇到大風大浪, 便不知如何處理，最後落得一個倉促逃跑，而被全軍覆沒的下場。

二、後勤保障失誤

這場戰役的失敗，其背後還有一個巨大問題，那是明軍的後勤補給保障失誤。有一句話說的好，古代軍隊打仗，一向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而這次戰役完全是違背了這個原則。首先，明英宗朱祁鎮覺得打仗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困難。他很崇拜並羨慕明成祖北伐的經歷, 便也想能像曾祖父那樣北征大漠, 建立卓著的軍功。並且在宦官王振的鼓舞下，他覺得這是個大顯身手的好機會, 便很快就做出御駕親征的決定, 並宣佈兩天後就立即發兵。

兩天之內, 王振下令迅速湊齊了20萬大軍, 號稱50萬, 但是武器裝備卻沒有準備妥當, 並且糧草物資也十分匱乏, 就急急忙忙的出發了。並且明軍此次出征不久，便遭遇不順的開端，在大軍出發不久, 就遇到了連綿陰雨。隨行所帶糧草, 不幾天就吃完。軍中缺糧, 道路難行, 連日風雨, 士氣低沉。

這不禁反映出明朝後勤部門的失職，如果明朝的後勤部門可以在平時便進行戰爭準備,而不是在開戰之前，匆忙地發放糧餉、衣物、武器。士兵們不熟悉武器裝備的效能，又缺乏隨行後勤保障措施的情況下,50萬大軍還沒到戰場居然竟斷了糧。

連基本的糧食供應都出現了問題，試問，這樣如何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

三、總結

因此，此次土木堡之變的失敗，暴露出明王朝兩個嚴重的問題。

其一就是統治階級的無能，雖然表面上是宦官專權的結果，但究其根本仍然是最高層的昏庸無能造成。一國之君將戰爭的指揮權不交給自己，不交給將軍，而是交給一位宦官的手中，可見其昏庸程度。

另一方面反映出一個問題就是，在戰爭中，後勤保障工作是戰爭能夠取勝的最基本前提，只有糧草、糧食充足才能確保軍隊有飽滿的戰鬥力，如果連最基本的三餐保障都達到不了，將如何取得戰爭最後的勝利呢？

很多人在總結土木堡之變的時候，都會將原因歸結為宦官王振欺上瞞下，明英宗領導無方。

其實，土木堡之變暴露了大明王朝在政治上存在著更深層次的問題：

首先，明朝的“朝貢貿易”和對北方遊牧民族“以夷制夷”的政策存在著“養虎為患”的危險什麼是“朝貢貿易”呢？

首先，我們要簡單解釋一些傳統中國的世界觀。在古人看來，中國是居於世界的中央，是“天朝上國”，中國以外都是“化外之民”。中國代表著文明和先進，其他國家都是“野蠻”和“落後”，於是就形成了一種“內華夏，外夷狄”的世界觀。

這是傳統華人的世界觀，注意這種世界觀不僅存在於中國，整個亞洲東部地區都接受這種世界觀，比如南韓、越南、北韓、琉球、暹羅。在這種世界觀之下，亞洲東部開始建立一種國際秩序，中國是“宗主國”，其他國家是“藩屬國”，藩屬國要定期給宗主國進貢，這就是“朝貢”。這裡可能會產生一個誤解，就是中國是亞洲東部地區的霸主，用實力優勢欺負周邊的國家。

實際上，“宗主國”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老大”，而是秩序的中心，要負責維護整個秩序的穩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時期的“抗倭援朝”。當時，豐臣秀吉結束了日本的戰國時代完成統一，開始進攻北韓。北韓不是日本的對手，只好向宗主國求救，明朝、北韓和日本之間爆發了一場長達七年的戰爭。戰爭的具體過程，我們略過不談，這裡重點說一下戰爭費用和損失。在“抗倭援朝”戰爭中，中國遼東地區的軍隊損失60%，總共花費了一千萬兩白銀，相當於政府年財政收入的一半。

可見在“華夷秩序”中，中國這個“宗主國”當得有多麼不容易。也就是說，中國追求的是整個國際政治秩序的穩定，至於所謂的“進貢”只不過是一種象徵性行為，你向中國進貢，證明你願意接受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這是“朝貢體系”的政治意義。

在瞭解朝貢體系的政治意義之後，我們再來看其中的貿易部分。剛才我們說到，“藩屬國”會定期向中國進貢。這聽起來好像是中國佔便宜了，但實際上藩屬國的貢品不是金銀財寶，而僅僅是一些土特產。比如，北韓給明朝的貢品，一般都是人參二十斤、豹皮六張、麻布四十匹之類的東西，本身並不值錢。而且，在接納這些“貢品”之後，中國政府要回贈價值更高的東西，比如真金白銀，各種奢侈品，還有絲綢瓷器等等。

你看，所謂“朝貢”，實際上是有物品互換的意思存在的，是一種變相貿易。同時，“藩屬國”每次進貢的使團，都有商人隨行。這些商人會帶著本國的商品，在中國政府允許的情況下，進行有限貿易。這種貿易，雖然規模一般不大，最多一兩百人，但所獲得的利潤率卻相當可觀。等於在“朝貢體系”中，“藩屬國”來中國進貢不僅可以得到成幾十倍回贈，還能進行定量的貿易。所以“藩屬國”基本上都非常熱衷於“進貢”，恨不得一年來好幾次。在這樣的情況下，反而是中國政府有些不堪重負，只好強制規定各個“藩屬國”的進貢頻次和人數。

你看，在“朝貢貿易”中，中國不僅不追求經濟利益，甚至還主動承擔經濟損失。而這麼做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天朝上國”的顏面，而是追求整個“朝貢體系”的穩定。那些經濟損失，算是對其他國家承認和加入“朝貢體系”的鼓勵。

這種體系在實際上也有優勢，比如中國不費一兵一足就可以建立輻射整個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甚至還有部分的中亞地區。而且，從1300年開始，到1850年為止，這幾百年間，“朝貢體系”內所發生的國際戰爭只有兩場，“抗倭援朝”就是其中一場。而同時期的歐洲，大小戰役打了幾百次。這才是中國“朝貢貿易”的真正作用，它追求的不是商業價值，而是政治價值。

大明的朝貢貿易

在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歷史上，朱棣把“朝貢貿易”發展到極致，朝貢者也包括蒙古人的後代之一-瓦剌。這也難怪，當時大明帝國主要的對手是黃金家族後裔，瓦剌部族的存在對靺鞨部族是一個絕大的威脅。

為了扶持瓦刺部族，朱棣下令，瓦剌每年可以派遣五十名使者來京朝貢。當然，這筆生意還是要遵循“燕來厚往”的原則。自從進入大明帝國起，使者飲食起居就不用自己操心了，一路上不但可以享受很多美食，還能觀看很多教坊司的御用歌舞，大概這種待遇很好，這些使者會在京住上幾個月之久。所有使者都可以得到一筆價值不菲的禮物,按最低等級計算大概也夠在邊陲之地生活個三年五載。

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在國際舞臺上，所有事情都是發展變化的。在大明帝國扶持下，仁宣年間，瓦剌不但已經徹底遏制了靺鞨部族，還向西降服了哈密、沙州、赤斤等部族，向東攻破兀良哈三衛,進而控制女真、威逼北韓，征服了元亡以後最大的疆域。

如果按照朱棣的計劃，這時候“誰強就應該打誰”，瓦剌部族一旦壯大了，就應該成為大明帝國的敵人了。可是，土木堡之變前，當權的並不是眼睛裡不揉沙子的皇帝朱棣，而是眼睛裡只有錢的太監王振。

土木堡之變，暴露了明朝的宦官擁有干政專權的隱患

如果朱元璋還活著，王振這樣的宦官是不可能得到這麼大的權力的。朱元璋嚴禁宦官干政，禁止宦官識字。為了怕子孫忘記，還鑄了一面鐵牌立在宮門，說凡是干政的宦官一律斬首。

但是，因為朱元璋過度加強皇權，導致宦官干政不可避免。鑄鐵牌又能怎麼樣？他的子孫還是把大權交到了司禮監的手裡，還在皇宮裡開設專門教宦官念書識字的學習班。朱棣時，帶著艦隊浩浩蕩蕩下西洋的鄭和就是太監。鄭和下西洋時統領著數萬軍人和隨從，還在外國開展了軍事和外交行動，完全是把朱元璋的祖訓當空氣。

為何朱元璋後的明朝皇帝要重用宦官呢？

自從朱元璋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廢掉宰相後，原來宰相的活都得皇帝來幹了。據抽樣統計，朱元璋平均每天要審批的公文二百多份、處理事務四百多件。忙得他是“昧爽臨朝，日宴忘餐”，天不亮就起來工作，經常忘了吃飯。

宰相還有個退休的日子，可是皇帝只要喘一天氣兒，就得幹一天的活，這種辛苦的日子哪是那些皇子皇孫能忍受的？明代皇帝的工作量大，工作這麼辛苦，特別需要秘書來分擔一下文案工作。明朝皇宮中有一處叫作“文淵閣”的地方，原本用來儲藏書籍，類似於皇家圖書館。到了永樂帝朱棣（dì）的時候，朱棣選了一批有學問的人到文淵閣值班，這些人就成了皇帝的私人秘書。不僅為皇帝分擔文案工作，還要為皇帝出謀劃策。當時在文淵閣工作的人，頭銜是“文淵閣大學士”，一般被稱為“閣臣”。

在古文中，和皇室有關的詞彙，常用“內”來稱呼。比如“內庭”，指的是皇宮內院；“內園”，就是皇帝的御花園。這個文淵閣是皇帝的私人秘書處，就被稱為“內閣”。內閣理論上只是皇帝的秘書處，但是皇帝越懶，內閣所辦的事就越多，所掌握的權力也就越大。到了後來，內閣實際上擔當了宰相的職責，內閣裡排行第一位的閣臣（稱為“首輔”），其實就是宰相。

各個部門、各個地方送給皇帝的奏章，都先交給內閣來看。內閣看完後代替皇帝寫上意見，叫作“票擬”。內閣把這個票擬交給皇帝，由皇帝決定同意還是不同意，這就很省皇帝的事了。但皇帝還是覺得不夠省事，內閣把票擬送到皇帝面前，皇帝得審查一下這票擬有沒有問題，如果有問題，還得註明問題出在哪裡。所以皇帝要在票擬上寫上自己的意見，一般人寫字都是用黑色的墨，為了顯示批閱者不同，皇帝的批改意見用的是紅筆。所以這個寫在票擬上的意見就稱為“批紅”。

人的惰性是無限的，後來的明朝皇帝就連這個批紅也懶得自己寫。也有的皇帝是因為年齡太小，幹不了這事。於是皇帝就把批紅的活也交給別人去幹。皇帝批紅的時候是在後宮，身邊沒有別人，只能讓太監來幹。明朝後宮裡有一個叫作“司禮監”的部門，原本是負責管理書籍的。後來批紅這事，就由司禮監來負責了。所以明朝掌握大權的，除了內閣外，還有皇宮裡的司禮監。相比之下，司禮監的權力還要更大。因為票擬只是個草擬的意見，不具備法律效應。無論是什麼樣的決定，都得經過批紅才真正生效。

正統元年（1436年）朱祁鎮登基之後，王振贏得了太皇太后的信任，讓他出面調和“三楊”的矛盾，賦予他秉筆“披紅”的權力。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去世，“三楊”也先後死去或退出內閣，王振立即成為大明帝國最有權勢的人。後來的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都是透過拿到“披紅”的權力，走上專權的道路的。

土木堡之變，暴露了明朝集權政治的隱患：權力向皇權高度集中，一旦權力源頭混亂（皇帝或者專權的宦官），帝國也就亂了。因為，失去相權的官僚集團，再也沒有能制衡皇權的力量。

王振把持朝政的時候，不但沒有禁止瓦刺入貢，反而擴大了瓦刺的朝貢規模：瓦刺朝貢的隊伍從五十人發展到幾百人，最後居然發展到數幹人。因為，瓦刺部族的首領也先實在是一個聰明伶俐的人，在派來使節的同時，也給王振帶來了豐厚的賄賂。在王振看來，也先跟自己一樣，不過是貪圖財富、多要幾個出國名額而已。

既然自己已經拿到足夠的賄賂，就可以賞賜給瓦刺使者足夠的賞賜，又不是自己的錢，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也先跟王振還是不一樣的，他是一個胸懷大志的人，素來以復興大元帝國為已任。所以，他派來的數幹名使節絕不僅為了出國旅遊，除了官員、商人,還有很多士兵，他們在瓦刺地盤上是士兵、到中原就成了強盜，一路上燒殺搶掠，順便走私擁器、鐵器。

正統13年，瓦刺第1次向大明帝國派出了近3600名使者，但是，也先這一次沒有給王振送賄賂。在王振看來，派多少人來其實不是什麼大事，但是忘記賄賂自己就是大事兒。所以，王振破天荒的下令禮部要認真核查瓦刺使者的資格。

最後經禮部核算，將近3600名瓦斯使者，只有600多人符合資格，其餘人員都要驅逐出境，另外經過認真核查，瓦刺此次送來的貢馬均為劣質殘次品，所以碼價要降低到90%，對瓦斯的上次也要降低到去年的1/5。

也先被徹底激怒了，不僅是因為砍掉賞賜、降低馬價、不再報銷食宿費用，還因為上一次朝貢使團的人曾經說，大明帝國已經許諾把公主嫁給他。

正統14年7月也先率兵4萬，以明朝悔婚侮辱使臣為由出兵大同府。

在王振的唆使下，明英宗率京師附近20萬軍隊御駕親征。而動員這20萬軍隊從下達命令到集結出徵。一共只用了三天時間，其實所謂的準備，不過是每個士兵發白銀一兩，衣服一身，鞋兩雙，炒麵三鬥。

8月2日已經到達大同的王振，聽說也先軍隊非常兇悍，雙方未接一戰，王震就下令撤兵。

問題就出在撤兵的策略上，按原本的計劃，撤退路線是蔚州紫荊關南面的一條比較隱蔽的路線。但是，蔚州是王振的老家，王震要讓大軍經過自己的家鄉，讓鄉里鄉親都看看自己的權勢。

但是臨近魏州的時候，軍隊已經明顯失控，他們不但毀掉了沿路的莊稼，還焚燒村落，打家劫舍，準備衣錦還鄉的王震突然意識到，如果20萬大軍真的經過自己的家鄉，自己在蔚州的田產，將受到莫大的損失。

於是，王振又做出了一個毀滅性的決定：大軍返回大同，沿著原本出兵路線，從宣府返回北京。王振忽悠皇帝跟他一起出徵，當然不只是為了炫耀，那是要藉著皇帝的威名在所經之處狠狠撈一筆。

8月13日，20萬明朝大軍距懷來城只有20裡，只要進城瓦斯騎兵在攻堅戰中佔不到什麼便宜，就在這時候王震卻突然下令在附近的土木堡紮營，不再進入懷來城，因為王震一路上撈了1000多車的禮物（沿路的收的賄賂），自己進了城財務被人私分了怎麼辦？

土木堡是兵家所謂的死地，一個沒有水源的地方。

就在這裡長途跋涉的，瓦斯軍隊看到了剛剛安營紮寨的民居，後面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明軍在未做任何抵抗即全線潰敗，六軍大潰，死傷數十萬，皇帝朱祁鎮被俘，英國宮張普、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等數百文官全部戰死。宦官王振在亂軍中被一位憤怒的明軍將領樊忠，掄起鐵錘砸碎了腦袋。

“土木堡之變”後，于謙等大臣私立郕王為帝（景泰皇帝），明朝精銳軍隊損失殆盡，這必然會引起相關的政策、制度的重大變化，突出表現在邊防形勢和軍事制度的改變上。儘管有景泰帝的改革，但也達不到明朝頂峰時的狀態。邊防政策由積極進攻轉變為被動防守，最終形成了著名的九邊防禦體系。

結語

土木堡之變，首先暴露了明朝用朝貢貿易扶持瓦剌制衡其他蒙古部族的政策隱患。這樣的政策對於統治者的戰略智慧、和帝國政治穩定有非常高的要求。因為一旦出現糊塗的統治者，或者國內政治混亂，被扶持的遊牧民族就會趁機崛起，脫離掌控反過來威脅到自己。

其次，土木堡之變也可以看出，一個擁有“披紅”權力的宦官，會帶來多麼惡略的政治影響。明朝統治者沒有吸取教訓，王振只是個開頭，曹吉祥、劉瑾、魏忠賢還在後面排隊。

其實，宦官專權也並不可怕，他們的權力來自皇權，他們不敢得罪皇帝，皇帝一句話就能要了他們的命。他們能夠專權，還不是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不進行干預的結果？

這也暴露出，朱元璋廢掉丞相制度後，官僚集團再也沒有與皇權制衡的力量。皇帝再怎麼幹出離譜的事情，大臣們只能無力地乾瞪眼。所以，王振帶著明英宗這樣明顯的肆意妄為，官僚集團也沒有能力對他們進行阻止。

土木堡之變發生於明朝正統14年（1449）年，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事件，畢竟沒有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在其前期遇到過皇帝親征北方遊牧民族被俘的事情。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看一下事情的經過：

土木堡事變之前的情況

在元朝末期，朱元璋北伐把蒙古人趕出中原地區後，隨著北元的衰微，北方地區分裂成了三大勢力：瓦剌、韃靼、兀良哈三衛。這三大勢力經常相互攻閥，也與歷代北方遊牧民族一樣，經常南下騷擾。朱元璋為了對付北方遊牧民族，加強了長城的修建，並在北方封了幾個強大的藩王，拱衛中原。

靖難之役後，朱棣奪取了大明王朝的皇位，並於永樂八年之後開始大規模北伐蒙古高原，由於朱棣出色的軍事能力，經過朱棣時期的五次北伐，當時蒙古高原的瓦剌和韃靼基本被打爆，嚮明朝俯首稱臣。

其實從平衡角度來說，明朝完全可以在瓦剌和韃靼之間搞平衡。如果瓦剌強大了，就幫助下韃靼，如果韃靼強大了就出兵攻打下韃靼，讓他們不斷地相互攻閥才是最好的策略，可是朱棣需要軍功。如永樂12年，瓦剌強大了起來，韃靼向朱棣求援，朱棣便帶兵攻打瓦剌。永樂16年，瓦剌被韃靼打的很慘，朱棣便三次親征韃靼，等於是幫了瓦剌的忙。

▲在也先時代，瓦剌實現了蒙古高原的統一

兀良哈三衛就是朵顏三衛，他們是另一種存在，很早就歸附了明朝，並在靖難之役中成為了朱棣手上最強大的騎兵部隊。

朱棣去世之後15年，瓦剌的也先繼承了部落首領的位置，他憑藉著部落強大的實力和出色的軍事能力，吞併了韃靼統一了整個蒙古高原，成為了明朝的重大威脅。

歷史上，北方遊牧民族一旦統一，那麼往往就是南方的中原王朝戰事頻繁的時候，原因也很簡單，沒統一之前草原部落之間經常相互掐架，統一了就不存在相互掐架的問題，可以放心出動主力部隊長期南下了。

此時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鎮已經繼位13年了，也先也派人前來朝貢。在朝貢之前，也先賄賂了明朝派來的使者，順便也問了下使者能不能和明朝結親，而明朝的使者竟然一口答應了和親的事情。

也先到明朝朝貢的使團到了北京後，先是朱祁鎮寵信的太監王振把他們朝貢的馬的價錢給砍了不少，至於和親的事情明朝沒有任何表示（是使者私自答應的，明庭不知道有這回事），這引起了也先的不滿。於是也先召集了部下，想要給明朝一個教訓，明朝與瓦剌之間的戰爭由此開始。

皇帝出征，悲劇土木堡

娶不到明朝公主的也先就出兵四路南下，大肆搶掠。明朝的邊將根本不是也先的對手，一時間多處敗報就傳到了北京。

此時明朝的皇帝朱祁鎮正值22歲的壯年時期，年輕氣盛。平時他非常厭煩內閣老臣的“教導”，在他看來，內閣的老臣們一直都把他當成了小孩，他非常想擺脫老臣們對自己的這種看法。而太監王振不斷地煽風點火，鼓動他拿出成祖朱棣的威武，率軍北伐，封狼居胥，創造一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豐功偉業。

最後，朱祁鎮在內閣大臣們的一片反對聲下，於1449年7月16日率軍25萬（號稱50萬）從北京出發，並由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文武百官護駕從徵，可謂陣容強大。

實際上這次出征並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當時出征的隊伍中有不少擅長作戰的將領，但他們都要聽從根本不懂軍事的太監王振。

▲從北京到宣化的進軍路線

1449年7月19日，英宗率領的明朝大軍出居庸關，來到宣府，準備往大同方向進軍。

一路行進的大軍路上卻不斷傳來前方的敗報，士兵們在風雨交加中行軍，士氣非常低落。因為準備不足，沒有足夠的軍糧，不少士兵一路又累又餓，導致士兵一路餓死了不少，還有士兵開起了小差。

▲作死的王振偏偏要繞路，走了蔚州，作死了整支明朝大軍

也先則並不急於與明軍決戰，他故意避開了明軍主力，引誘明軍深入。到了8月1日，大軍抵達大同。不懂軍事的王振不顧大臣們的反對，自持有皇帝撐腰，硬是要大軍出關北進。而北進的大軍前部接連被也先擊敗，前方不斷傳來的戰敗報告，使得王振也覺得實在不能北進了，便打算班師回朝。

▲其實走紫荊關是最為安全的路線

至於撤退的路線，大同的總兵官因為熟悉路線，他建議從紫荊關撤退，實際上如果從紫荊關撤退是非常安全的，當王振虛榮心特別強，他想要大軍路過他的家鄉蔚州，好在相親面顯得逼格滿滿。

就這樣，本來走紫荊關撤退的路線改走了蔚州，一路上他又怕大軍踐踏家鄉鄉親們的田地，又改變了路線，折往了宣府。這二十多萬大軍就這樣反覆折騰，搞起了武裝遊行，士兵們早就被折騰的疲憊不堪。

▲就這樣，二十多萬大軍作死到了土木堡

明軍這波操作走位實在風騷，可是也先不糊塗，就在明軍在路上不斷折騰的時候也先的大軍出現了，把明朝的3萬騎兵打得全軍覆沒。王振一看大事不好，便倉皇逃到了土木堡。這個時候如果一直往北京方向逃，也不至於會導致後來的慘劇，可是王振這樣的豬頭又著實坑了明軍一把，他眼看後隊的千輛馬車沒有跟上，就下令大軍就地紮營。此時軍中的兵部尚書鄺埜建議趕快撤到居庸關，也先的大軍已經不遠，王振卻嚴詞拒絕了撤退的建議，甚至揚言“有敢議論者斬”。

8月14日，明朝大軍駐紮在了土木堡，此地地勢較高，山上無水，就算挖井也挖不到水。水源主要靠南方15裡處的永定河，但此時已經被瓦剌軍佔領。第二天瓦剌大軍便包圍了土木堡。也先假意和談，並佯裝撤退。於是多日沒有進水的明朝大軍一窩蜂地跑到了桑乾河盡情飲水。可是水還沒喝上兩口，也先的大軍就來了，明軍被打的措手不及，明軍大敗，王振也死於亂軍之中。朱祁鎮一看大勢已去，就地下馬等著被俘了。

▲明軍以為也先走了，到了河邊遭到也先突襲，全軍覆沒，英宗被俘

這一戰明朝精英損失慘重，包括了太師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一大批朝中重臣，有50-60人之多。

這就是土木堡之變的過程，二十多萬大軍其實是被一頓騷操作作死作掉的。

那麼從這整個事件反應了大明王朝什麼樣的致命問題呢？

其實整個明朝來說，是一個高度集權的皇權體系，在朱元璋開始就廢除了宰相制度，整個王朝來說，沒有出現過權臣奪權、外戚專權、宦官專權、大將兵變等等威脅到皇權的事件，究其原因，是因為所有的大權都掌握在了皇帝一人之手。

高度集權的皇權體系，有兩個致命的缺點，在土木堡之變中全部體現出來了：

一是需要能力超強的皇帝

作為一個皇帝來說，他的素質主要有政治、外交、用人等等方面，而土木堡之變中所需要的是一個皇帝的軍事能力，所以在此只談軍事能力問題。如果是朱棣的話，帶著幾十萬大軍先後五次北伐不但沒出過事，還取得了不少的戰果，但是英宗就打了這麼一次就出了這麼大的么蛾子，原因就在於英宗確實不會打仗。正因為英宗不會打仗，權力又全部在他手上，縱然一起出徵的有很多能征善戰的大將，他們的才能也只能被沒有軍事能力的皇帝壓著。領導的能力決定了整個團隊的能量，這個判斷其實一點都不錯。

▲皇帝出征往往有一個豪華的侍從隊伍，還要有不少士兵來護駕

整個過程中，比如二十五萬大軍這麼龐大的軍隊出征，連物資準備都沒準備好，以至於一路上士兵都是餓著肚子行軍，這那還能有戰鬥力？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凡是稍微會一點軍事的人都知道這個道理，古今中外凡是軍事家，都非常注重軍隊的後勤補給，在沒有保證軍隊補給的情況下，他們都不會貿然出兵。

這一戰表面上看起來是王振在指揮，實際上還是英宗，是英宗授予了王振統兵的權力，王振才可以這樣豬腦袋一樣的指揮軍隊，實際的軍事指揮權，是在於英宗。除了物資準備外，此戰的目標是什麼，怎樣行軍，用那些大將統帥那些部隊，這些全都沒有任何計劃，所犯的都是低階失誤，所以這一戰是由於英宗在軍事上的無能造成的。

有觀點認為英宗出戰是因為皇權與內閣之間的矛盾，在我看來這根胡扯沒什麼兩樣。土木堡之變完全是軍事上的問題，其實和政治上的問題沒多大關係，畢竟25萬明軍對戰3萬瓦剌軍隊，打的稍微正常一點都不至於會慘敗。

一位合格的將領，至少能做到後勤供應充足，正常行軍，遇到敵人作戰雖然打的不夠精彩，但也能做到和敵方正常交戰。出色的將領能夠察覺對方的進攻意圖，甚至能判斷出對方主攻那裡，佯攻那裡，自己如何作戰才能戰勝對手，等等。整個土木堡之變的過程，整個明軍完全就跟傻子一樣給也先送人頭，而且反覆來回在危險地帶走來走去，生怕給人家送的人頭不夠，要全送了才罷休似的，從中可以看出，英宗在軍事上完全屬於弱智水平。

▲英宗皇帝表示這個技術活太難了，還是讓我爺爺成祖來吧

打仗畢竟是個技術活，沒有相應的技術能力，幾十萬大軍的出戰，就變成了送人頭行為了。

二是沒有容錯率

沒有容錯率，意思就是一旦錯了就會一錯到底，且無法糾正錯誤。如果有容錯率的話，意思就是出錯的情況下，有挽救的餘地。

正因為權力全部集中在英宗手上，他決定親征的行為本身就是個錯誤，當時皇帝沒必要為了這個事情出征，但大臣們反對沒用，只要他心意已決。

出征後，本來25萬大軍，對戰的也先只有3萬人馬，如果正常打的話是能打贏的，至少，退一萬步來說也不會輸，結果卻是輸的很慘。

▲土木堡之變的最後階段，相傳王振被一員大將錘殺，也是罪有應得了

在土木堡之變中，就在於英宗錯誤地將統兵權授予了王振，這個錯誤他一旦決定，下屬的大將們就是再反對也沒用，就只能一錯到底，結果就是葬送了全軍。其實王振一路上沒有準備好軍隊所需的補給物資，帶著隊伍到處搞武裝遊行，一下子走到這裡，一下子走到那裡。可以說如果不是王振這樣亂改變行軍路線，英宗也絕不可能會戰敗被俘。

▲最後無奈的英宗乾脆不跑了，坐在地上等著被俘了

尤其是在大同的時候，大同總兵提出了正確的撤退路線，但也是然並卵，高度集中的皇權體系下沒有容錯率，就接著錯了。再如，剛到土木堡的時候其實也是有機會逃脫的，只要不停留，直奔居庸關而去，也先也追不上，當時兵部尚書鄺埜就趕忙建議不管後邊那千輛馬車，直接往居庸關而去，但是也沒用，英宗沒有認識到問題，王振沒有認識到問題，再接著錯了。

儘管一路上錯誤頻出，不斷地出錯，但從來就沒有糾錯，竟然照著錯誤一路錯下去，錯到最終就造成了土木堡的慘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