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文化寫作營#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於在遣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含義。比如御史臺裡的御史們。六月，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這裡還有一點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鬥爭激烈，兩派領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後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裡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後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又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裡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念dǎn)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他舉的例子，"贏得"兩句及"豈是"兩句出自《山村五絕》;"東海"兩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讀書"兩句出自《戲子由》。

馬上，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後腳殺到，他們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麼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最後，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察，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

此時，蘇軾的一個好友駙馬王詵，聽到這個訊息，趕緊派人去給在南京做官的蘇轍送信，蘇轍立刻派人去告訴蘇軾，朝廷派出的欽差皇甫遵也同時出發，但蘇轍的人先到，蘇軾知道訊息，立即請假，由通判祖無頗權攝州事。

皇甫遵到時，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團，不知會有什麼事發生。蘇軾不敢出來，與通判商量，通判說:"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需出見之。"蘇軾一聽，就準備出去。祖無頗連忙提示:"衣服，衣服。"蘇軾說:"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無頗提醒道:"未知罪名，仍當以朝服相見"。於是蘇軾穿上官衣官靴，面見欽差皇甫遵。

蘇軾首先說話:"蘇軾自來疏於口舌筆墨，著惱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敢辭，乞歸與家人訣別。"

皇甫遵淡然道:"不至於此。"命士兵開啟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過是以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傳喚進京而已。要蘇軾立即啟程。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嚇得手足無措，個個躲躲藏藏。蘇軾途經揚州江面和太湖時，想跳水自殺。因不知道要判什麼罪，並且怕他的案子會牽連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會給弟弟招致麻煩。家裡燒了他大部分與友人的通訊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縣，御史臺又派人搜查他們的行李，找蘇軾的詩，書信和別的檔案。後來蘇軾發現自己的手稿殘存者不過三分之一。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臺的監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

蘇軾先報上年齡，世系，籍貫，科舉考中的年月，再敘歷任的官職和有他推薦為官的人。他說，自為官始，他曾有兩次記過記錄。一次是任鳳翔通判時，因與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儀典，被罰紅銅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內，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報呈，也被罰紅銅八斤。"此外，別無不良記錄"。

最初，蘇軾承認，他遊杭州附近村莊所作的《山村五絕》裡"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的。除此之外，其餘文字均與時事無關。

到二十二日，御史臺審問他《八月十五日看潮》裡"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說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至於《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當時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報告案情進展。說蘇軾面對彈劾全都承認了。神宗大怒，懷疑蘇軾要麼是受刑不過，要麼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隱藏。於是問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蘇軾名高當時，辭能惑眾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臺嚴加審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臺已從四面八方抄獲了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較高的是司馬光。王安石罷相的次年(1077年)，蘇軾寄贈司馬光一首《獨樂園》:"先生獨何事，四方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撫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實為司馬光重登相位大造輿論。御史臺說這詩諷刺新法，蘇軾供認不諱:"此詩云四海蒼生望司馬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諷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又言光卻喑啞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御史臺又找到了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詩。前者是與黃庭堅唱和的，後者寄贈好友王詵。

《和韻》詩云:"嘉穀臥風雨，莨莠等我場。陣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蘇軾自己解釋說，前四句以譏今之小人輕君子，如莨莠之奪嘉穀也，後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言黃庭堅如"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取《詩》(詩經)雲:"憂心悄悄，慍於群小。"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蘇詩巧用"悄悄"、"慍"等詞，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釋，還沒多少人知其中奧妙。

《湯村》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留滯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蘇軾也供認自己確有對鹽官在湯村一帶開運鹽河的不滿，"農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湧沙數里"不宜開河，"非農事而役農民"，"役人在泥中，辛苦無異鴨和豬"等等。在這些人的指控之下，仗義執言也是罪行。

這些贈黃庭堅、王詵等人的詩文，一時成為轟動朝野的新聞，舒亶等人趁機痛打落水狗，請求副相王珪檢舉蘇軾的《王復秀才所居雙檜》詩。詩云:"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珪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靜地回答:"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對蘇軾的指控，有的有些牽強，這詠檜詩就是一例。還有蘇軾任密州太守期間作的《後杞菊賦》的序言裡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種籽，御史認為作者是在直接諷刺全境百姓的貧窮，尤其指朝廷對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識日"是諷刺科舉考生的淺陋無知，諷刺考生不通儒學，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經新義》裡對經書的註釋。

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

在給王詵的詩裡，有一行是坐聽"鞭笞環呻吟"，又說，"救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徵，給李常的詩裡，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屍、女屍、嬰屍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裡，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一杯。給曾鞏的詩裡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裡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給範鎮的詩裡，他直言"小人"，給周邠(bīn)的詩裡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前一首最後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聖，誰識烏之雌雄"，等於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後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這些無疑激怒了朝廷的大臣。

蘇軾寫《獄中寄子由》說"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無比悽慘。審訊者常對他通宵審問。巨大精神壓力下，蘇軾寫下了"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悲慘詩句。蘇軾下獄後未卜生死，一日數驚。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於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訊息，就改送魚，以便心裡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託遠親代勞，卻忘記告訴遠親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遠親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燻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

其一:"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其二:"柏臺霜氣夜悽悽，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蘇軾自知詩作寫好之後，必定是要上呈給皇帝的。想著只要耽擱了兩天，說不定可以使皇帝收回成命。

當時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出面力挽，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轟動一時的"烏臺詩案"就此銷結。

結果

十月十五日，御史臺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同時，正直人士也仗義相救。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屬於蘇軾口中的"新進"章惇，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

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職位相當於今之縣武裝部副部長，無"簽單權"，精神寂寞，窮愁潦倒。第三年四月，蘇軾撰詩並書《寒食帖》，發人生之嘆，寫蒼涼之情，表惆悵孤獨之懷，通篇書法起伏跌宕，光異彩，勢奔放，無荒率筆，被稱"天下第三行書"，墨跡素箋本，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

受害人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洩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寵妾壓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南。第三個是蘇轍，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

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範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在蘇軾入獄其間，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為"奸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此真可謂是一目瞭然也。

北宋神宗皇帝起用王安石變法，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堅決反對。在朝廷裡形成了，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與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勢不兩立。

蘇軾不會見風使舵，總是實話實說。遭到兩黨的厭惡。最後，新黨上臺，將蘇軾歸為舊黨。元豐三年，蘇軾調任湖州太守，按慣例蘇軾寫了一份“謝恩表”，刊登在“邸報”（北宋官方報紙）上。

但是，裡面的話，被人扣住了字眼。御史中丞舒亶趁機上奏神宗，說蘇軾譏諷皇帝。當時的大科學家沈括也拿出，曾在蘇州時蘇軾給他的詩稿進行研究。也發現蘇軾有對皇帝不敬的地方。

於是，舒亶這位積極的倒蘇派，連續發生蘇軾的過錯。結果，國子博士李宜之和御史中丞李定聯名上奏，要求治罪蘇軾。

由於蘇軾詩案是御史臺呈辦的，蘇軾被押解回京被關進了御史臺監獄。御史臺裡面的柏樹上常年有烏鴉棲息，人們稱御史臺“烏臺”，蘇軾的案件被稱為“烏臺詩案”。

蘇軾進了監獄，在當時轟動一時，當然，蘇軾的名氣大，救他的人也不少。首先，已經被貶官的王安石，聽說蘇軾的事後很驚訝，他知道蘇軾的才華。於是寫信給神宗皇帝，“安有盛世殺才士乎”？

其次，蘇軾原來的好友章惇，也出面救蘇軾，儘管後來兩人政見不合。參事王圭在皇帝在朝廷上說:“陛下飛龍在天，蘇軾哪有不知，他尋找地下之蟄龍，是有不臣之心啊”。章惇說:“龍不是皇家的專屬，人臣也可稱龍，三國時諸葛亮還叫臥龍呢？”

當然，救蘇軾的還有他的弟弟蘇轍，他願意用自己的官職與俸祿，來抵哥哥的罪。還有南京的張安道也上書救蘇軾。

據說，曹太后臨終也告知神宗，不能死殺蘇軾，因為仁宗時，救錄用了蘇軾和蘇轍兄弟二人，知道他們的才華。

蘇軾“烏臺詩案”，以蘇軾在監獄裡呆了一百天左右結案。蘇軾被貶“黃州”。

烏臺詩案差點讓宋代文壇大名鼎鼎的東坡居士蘇軾人頭落地，那麼烏臺詩案的具體情況是什麼呢？

元豐二年四月，蘇軾上任湖州知州不久，想著剛來地方上任，應該讓遠在京城的皇帝瞭解情況，於是給當時的宋神宗寫了一份《湖州謝表》，本來這裡面只是大部分寫了湖州的一些民情，但是蘇軾後面加了一句"陛下不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句話的讓變法新黨抓住了把柄，非得致蘇軾無死地。

因為舊黨領袖司馬光曾經給新黨領袖王安石寫過一封信，信中剛好出現了"生事"兩個字，而剛好蘇軾對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也頗有意見，於是這兩個就變成了攻擊新法的常用語，於是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就以此說蘇軾"包藏禍心，怨望其上"，無人臣之節，所以蘇軾就被送進了御史臺監獄，然後就開始審問，整整長達了多月的審問，在這兩個多月裡蘇軾遇到了人生最低谷的日子。

新黨李定等人主張立即處死蘇軾，幸好宋神宗，宰相吳充以及曹太后和已經退下的王安石求情。蘇軾才得以倖免，後貶為黃州擔任團練副使，烏臺詩案就此結束。

蘇軾的經歷的這次烏臺詩案一事，讓他徹底改變了人生看法，他後期寄情山水，寫了了諸多千古名著，名揚天下。

烏臺詩案，在這場可恥又可笑的，對蘇軾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我提幾個名字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一，舒亶，這人是典型的小人，專門喜歡檢舉揭發，而且在揭發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可見其人品有多低劣了。可就是這麼一個讓人噁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後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有譏切時事之言”，搞得神宗也不知所謂。

二，李定，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後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他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兇。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基本上都是羅列而已。其中，他說蘇東坡“起於草野垢賤之餘”,“初無學術，濫得時名”,“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如此等等。他硬說蘇東坡不學無術、文辭不好，實在讓人無語。

三，王珪，一個跋扈和虛偽的老人。他憑著資格老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也參加攻擊蘇軾。

四，沈括，這是個古代了不起的科學家，也因為嫉妒，而去傷害蘇東坡，批評蘇東坡的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等等。。。。。

當然，援助蘇軾的人也不少，比如，他在朝中的朋友範鎮、張方平等人，就不怕受到牽連，寫信給皇帝，說他在文學上“實天下之奇，望寬大”。

包括，蘇東坡的政敵，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也仗義執言，對皇帝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如果嚴厲處罰了蘇東坡，“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

最後，還是太皇太后，由於，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來為她求壽，她竟說：“用不著去赦免天下的兇犯，放了蘇東坡一人就夠了！”

最直截了當的是當朝左相吳充，有次他見皇帝對曹操評價不高。吳充立即介面說：“曹操猜忌心那麼重還容得下禰衡，陛下怎麼容不下一個蘇東坡呢？

加上，滿朝文武大臣大多數人，還是默默支援蘇東坡的，最後才得以免除死刑。

元豐二年剛到湖州的蘇東坡給神宗皇帝上了一道謝表，本來這種謝恩表的內容一般都是先向皇上表一番感謝再表一番忠心，然而蘇軾卻在表中畫蛇添足的發了一下感慨：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正是這短短的兩句話差點讓蘇軾惹上了殺身之禍。

緣起

先說說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句中的“其”指的是他自己，“新進”指的是那些支援變法的新派人物，翻譯過來就是：我知道自己迂腐不識時務難以與新進人士共同進步，皇上知道我年紀大了不會生事所以讓我來撫養一方百姓。這兩句話裡面有兩個重要的詞彙，一個就是“新進”，一個“生事”，連起來就是這些支援新法的人都是在生事。這一下就讓人抓到了把柄。支援新法的御史馬上上書神宗彈劾蘇軾，說蘇軾攻擊朝政，反對變法。此時神宗對新法是抱有極大希望的，這兩句話不也是暗示自己也在生事嗎？為此他極為惱火，馬上派人去湖州捉拿蘇軾。

案發

蘇軾有個好友叫王詵，是當朝駙馬，訊息自然靈通，在得知皇上要抓蘇軾後，讓人快馬加鞭的趕到南京給蘇軾的弟弟蘇轍報信，蘇轍接到信後連忙派人前往湖州把事情告訴了蘇軾。蘇軾聽聞之後非常的害怕，他迅速把對自己不利的書信燒掉，並把工作移交給了湖州通判，自己則躲在家裡不出來。沒多久，朝廷人馬到來，二話不說就把蘇軾抓了起來然後押送回京。

入獄

到了京城之後，蘇軾便被關進御史臺的監獄裡，隨後朝廷便開始了對他的審訊。別看蘇軾詩詞寫的非常的豁達，好像看破了生死的似的，其實蘇軾也是個膽小怕死之人。在御史們的威逼恐嚇下蘇軾一股腦的把所有的事情都“招供”了，並且還拉了一大批人下水。前前後後一共有三十九人被他牽連進來，比如他的好友王詵，還有司馬光這種大人物。這些人貶得貶，罰的罰。好友王詵被貶，司馬光被罰銅二十斤。在蘇軾被關進監獄中的那一段時間還發生了一個小故事，說蘇軾被關起來後，整天擔驚受怕，於是和長子蘇邁暗中約定，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被判死刑那就送魚，這樣自己能提前有個心理準備。有一天蘇邁有事，便委託別人代勞，可事先卻沒有把這個約定告訴那個人，那個人知道蘇軾愛吃魚，特地做了一條魚給蘇軾送去。蘇軾看到魚後大驚，以為自己被判了死刑，於是悲悲慼慼的給蘇轍寫了兩首訣別詩。

事了

烏臺詩案歷時四個多月，到元豐二年十二月底朝廷終於對其進行結案，蘇軾也終於等來了判決結果：貶謫黃州擔任團副練使。對蘇軾來說這個結果已經是最好的結果了。能夠得到這個結局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朝中很多大臣爭相為蘇軾求情，官職大的有宰相吳充，跟他有不同政見者並且已經賦閒在家的王安石，就連政敵章惇都為他說話，最後還驚動了曹太后，曹太后曾多次勸說神宗勿殺蘇軾。第二，宋太祖曾在太廟裡立有誓碑：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只要不犯謀反之罪，朝中大臣的腦袋都是穩穩的，所以神宗也不想違背祖制。

烏臺詩案是蘇軾政治生涯中最危險的一段經歷，從他的表現我們可以看出蘇軾在某一方面也是個普通人，不過這樣的蘇軾才更接地氣。

烏臺詩案是蘇軾被調任，寫了篇《湖州謝上表》上表謝恩。因文裡“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被變法派所不容。

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首當其衝摳字眼，沈括也把自己認為有誹謗朝廷嫌疑的詩句做了詳細的註解上報朝廷，緊接著舒亶他花了將近四個月的時間，潛心鑽研蘇軾所做之詞文最終篩選出誹謗朝廷嫌疑最大的幾首，公之於眾。其中“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一句最為震撼。人都是拜高踩低的，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也聯名上奏說蘇軾叛逆誹謗朝廷，這無疑致命一擊！其中還有個小人參知政事王珪因為嫉妒蘇軾的才華，更是在蘇軾被關押期間經常上書想趁機要了蘇軾的命！

很快蘇軾被關押在御史臺，因關押之地種了很多柏樹，長有烏鴉棲息。時間一久，御史臺就被稱為烏臺，這場文字獄也被稱為烏臺詩案了。

一旦被關到御史臺也就看不到希望了，可是這麼個大文豪難道從此命喪於此嗎？

很快，營救派開始了行動。令人出於意料的是而又對營救成功起很大作用的兩人，王安石，變法派曾經的領袖人物。王安石雖然當時罷相閒居但聽聞此時立即給皇帝上書，信中最為關鍵處，是這樣一句話：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點醒了皇帝，再加上曹太后生前非常喜愛蘇軾之詞，蘇軾的性命算是保住了。第二個至關重要的人物章惇，這位老兄早年和蘇軾關係很好，互為知己。可是後來道不同不相為謀，章惇是繼王安石後的變法派領導者，而蘇軾主張變法不利於國家，於是二人分道揚鑣。昔日故友有難，豈能不相救？於是也積極的在神宗面前幫蘇軾說好話，再後來蘇軾就被放出來了。

☞你我本無緣，全靠網路一線牽

烏臺詩案，發生於宋神宗元豐二年六月（1079年），為蘇軾政治生涯重大轉折，後經力保，改謫黃州團練副使安置。

所謂“烏臺”，即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乃稱烏臺。

李定、何正臣、舒直、李宜之等人慾置蘇軾其於死地。

太皇太后曹氏、蘇轍、張方平、章惇、吳充、王安禮、王安石、範鎮等人設法營救蘇軾。

熙寧年間，在神宗的支援下，王安石發動了旨在富國強兵的變法運動，，旨在消除北宋建國以來積弊的一場改革。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但是在施行過程中對人民造成了很多額外負擔，並遭到保守派舊黨的激烈反對，造成了新舊黨爭。

蘇軾早在應制科時，就已經在策文中表露過變法圖強的思想，但是他的變法思路與王安石大相徑庭。

由於變法派的打壓，蘇軾已經覺得在朝廷無法立足，於是申請外任。於熙寧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

在通判與之後的密州、徐州、湖州知州任上，他目睹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諸多流弊。他心中充斥著對變法派新進們輕率的不滿，便將這些憤怒行諸筆端。

北宋元豐二年，蘇軾由徐州移知湖州，於四月二十日到任，進《湖州謝上表》，稱:“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軾，指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以蘇軾動輒歸咎新法，要求朝廷明正刑賞。御史李定曾因不服母孝，受蘇軾譏諷，於此案中也指蘇軾有“悛終不悔，其惡已著”、“傲悖之語，日聞中外”、“言偽而辯，行偽而堅”、“怨己不用”等四大可廢之罪。

御史舒亶尋摘蘇軾詩句，指其心懷不軌，譏諷神宗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興水利、鹽禁等政策。舒亶隨同彈劾表章，附呈上蘇東坡印出的詩集。

御史中丞李定也隨後跟上一表，陳述了四個理由，蘇東坡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被斬首。

神宗下令拘捕，太常博士皇甫遵奉令前往逮人。

蘇轍時在商丘已預知訊息，託王適協助安置蘇軾家屬，並上書神宗陳情，願以官職贖兄長之罪。

八月十八日，蘇軾下御史臺獄，二十日即遭受審問，由御史中臣李定會合諫官張操等臺諫輪番鞠訊，逼迫蘇軾對語涉譏諷的詩文作出交代。

宋仁宗的皇后太皇太后曹氏一向支援蘇軾，這時染病在床。

她曾出面求情，對宋神宗說:

“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

意思是當年蘇軾、蘇轍兄弟中進士時，先帝很高興，曾對家人說，他那天為子孫物色到兩個宰相之才。現在我聽說蘇軾因為寫詩而下獄受審，這難道不是仇人在跟他作對嗎？他們沒辦法在他的政績上找毛病，現在想透過他的詩而找毛病，這樣控告他豈不是太無謂了嗎？我病得很重，你不可以冤枉好人，以傷中和。

宋神宗聽了以後涕泣，蘇軾這才得以免罪。

王安禮等人出面力挽，曾任宋神宗宰相的王安石也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

況且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經過蘇轍、張方平、章惇、吳充、王安石、曹太后等人的勸諫搭救，蘇軾最終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獄，囚於獄中達一百三十天。

最後，蘇軾終免一死,由神宗敕責授檢校尚書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署公事。團練副使是閒職，蘇軾實質上是被貶黃州。此案牽連了一大批官員，他們大都遭貶或被罰銅。弟弟蘇轍被貶江西筠州任酒監，平日與蘇軾往來者，如曾鞏、李清臣、張方平、黃庭堅、範鎮、司馬光等29人亦遭處分。張方平、和範鎮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其餘各罰紅銅二十斤。

蘇軾前往黃州，為其文學創作生涯的重要階段。

蘇軾變為了一個農民，一個隱士，一個農夫。

元豐三年，初到黃州，蘇軾創作了《浣溪沙·遊蘄水清泉寺》。

宋神宗元豐四年，蘇軾開墾東坡荒地，自號“東坡居士”，創作了著名的《豬肉頌》。

《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也是在黃州時期創作的（元豐五年）。

《記承天寺夜遊》（元豐六年）。

在回答此問題前，我們先了解歷史；瞭解蘇軾其人:

蘇軾，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書畫家、詩人。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一生坎坷，陷入政治旋渦，多次被貶，顛沛流離。留給後人更多的還是他的詩詞。以風格豪放、氣勢雄渾、激情奔騰、意境清新著稱。

(蘇軾畫像)

蘇軾生於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於眉州眉山（今屬四川）。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漢族，祖籍欒城。 1056年（嘉祐元年），虛歲二十一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 蘇軾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滿後，被調往密州（今山東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縣令。政績顯赫，深得民心。 1079年（元豐二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文字毀謗君相”的網羅罪名，被捕入獄，史稱“烏臺詩案”。 宋神宗（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 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外放潁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曾任翰林大學士，禮部尚書等職。新黨再度執政後，第二年6月，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 1097年，蘇軾又被再貶至更遠的儋州（昌化軍，今海南）。後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置。 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於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今屬江蘇）。葬於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享年六十四歲，御賜諡號文忠（公）。

烏臺詩案發生時的歷史背景及蘇軾在其中的角色。

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希望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統治危機，遂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官至宰相。宋神宗非常信任和器重王安石，支援王安石主政，推行新法。新法推行後充實了政府財政，但推行過程中部分舉措不合時宜和不良運作(如保馬法、青苗法、交易法等等)，極大地損害了地主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弄得怨聲載道；也遭到了宰相司馬光，蘇軾，韓琦、陳昇之、呂誨等大臣強烈反對；變法也隨之失敗。後又演變改制。

烏臺詩案這場文字獄發生的時間就是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點上。蘇軾由於抵制新法、擁護舊法，有損新派變法者的利益，蘇軾在仕途上過得並不如意，1079年三月被朝廷降職，從徐州調任至湖州，收到詔書後的蘇軾按例需要向皇上回奏，因被降職蘇軾心中有一些不平之氣，於是在回奏中寫下了“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句話就被有心者大做文章，認為蘇軾的字裡行間記憶體在著愚弄朝廷的意思，是對朝廷的大不恭，為了能夠讓蘇軾定罪，新近派們拼命去翻閱蘇軾的老詩詞，試圖尋找出更多的證據。時御史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御史李定也曾指出蘇軾四大可廢之罪。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臺獄受審。所謂“烏臺”，即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乃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

那麼蘇軾用了什麼語言譏刺朝政暱？

就是上述的″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

意思是:陛下知道我已老糊塗了，跟不上形勢，難以和″新進″的改革派相比，也沒什麼作為，可以讓我告老還鄉了。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於在譴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含義。

比如御史臺裡的“新進”們。六月，監察御史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明明是蘇軾在諷刺他們，而他們反說蘇軾愚弄朝廷。

偷樑換柱正是小人們的慣技。這裡還有一點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鬥爭激烈，兩派領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後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裡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

朝廷的公報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當於官方報紙，蘇軾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這次謝恩表，使那些“新進”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

而他們惱羞成怒，必然對蘇軾進行報復，同時也是借新法謀私利、打擊異己的一個步驟。

蘇軾被告發打入大牢，關押在御史臺受審。時間達四個月之久，受盡酷刑。還牽連 王鞏、蘇轍等官員。結案時，擬處死，上報宋神宗。然最後盡貶為黃洲團副練，烏臺詩案告完。

(宋神宗畫像)

這是怎麼回事？又是哪些人幫助他最終獲釋，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烏臺詩案出現這樣結果，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蘇軾作為北宋時期的大文豪，有許多人欽慕蘇軾的文采，就連新派的變法者王安石，對蘇軾都抱有深深的惜才之心，王安石也曾上書宋神宗希望不要對蘇軾處以極刑。除此以外還有宰相司馬光、曹太后等多人勸阻。

第二、宋神宗本人也並不贊成處斬蘇軾，在烏臺詩案的處理上，宋神宗本意也是希望給其一個教訓即可，並未曾想取蘇軾性命。

第三、宋太祖留下來的祖訓，除了出現叛逆造反的大臣以外，朝廷不斬大臣，蘇軾雖然是一代大文豪，但他同樣也是宋神宗時期的一名大臣。

從烏臺詩案可以看出，北宋朝廷的刑罰整體而言還是較為寬鬆的。

另外，蘇軾反對變法，但不一概否認，主張那些好的變法留用。這就是所謂改制。這點正合宋神宗旨意。由於反對變法，司馬光對他有好感；由於主張留用部分好的變法，王安石對他有敬意；最主要的是政治主張符合聖意！加上眾人求情，自然死裡逃生！小結:

相信讀到這裡，毋需多言，誰害蘇軾？誰救蘇軾？過程一目瞭然！

御史臺想置蘇軾於死地公元1069年，年輕氣盛的宋神宗初登大寶，銳意改革，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由此拉開帷幕。可蘇軾卻因主張循序漸進，反對一鼓作氣，而被迫離開朝堂。於是他自請外放，八年來輾轉杭州、密州、徐州等地，出任知州。

元豐二年 (1079)，蘇軾移任湖州 (浙江省吳興縣)，七月遭御史臺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補入獄，他們指證蘇軾在詩文中歪曲事實誹謗朝廷。御史臺舉出蘇軾的《杭州紀事詩》做為證據，以“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欲定其罪。

因御史臺又名為烏臺，且此案的發起者都是御史臺的言官，他們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裡行（御史臺的見習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史稱“烏臺詩案”。

就是這些人要置蘇軾於死地，原因也很簡單，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出名而定罪！

牽強附會的文字獄

御史臺為了把蘇軾的案子辦成鐵案，從他的詩文中到處搜尋證據，斷章取義。

比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本來蘇軾是說自己沒有把法律一類的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聖人，他們卻指他是諷刺皇帝沒能以法律教導、監督官吏。

又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說他是暗地指責朝堂興修水利的措施方略不正確。其實，這是蘇軾自己在杭州興修水利工程的一種經驗和感慨，又怎麼能是諷刺呢？

又如，“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說他是諷刺朝廷禁止人民賣鹽的政策。總結一句話，就是認定他膽敢譏諷皇上和宰相，罪大惡極，應該處死刑。

為政敵所救

蘇軾在御史臺內遭到嚴刑拷問，他自認難逃死罪。

蘇軾入獄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他反對新法及他在反對派中的巨大影響力。但是，作為他政敵的王安石卻在為拯救他而奔走！最後，在王安石和神宗祖母曹太后等人的大力勸說下，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恩賜其無罪，被判流放黃州（湖北省黃岡縣）。

至此，蘇軾被拘禁近百日後，終於獲釋離開御史臺之獄。後人把這樁案件的告訴狀和供述書編纂為一部《烏臺詩案》。

鳳凰涅槃的蘇子瞻

四年後，他奉詔出汝州、轉常州，而這一年神宗駕崩，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簾，朝廷開始起用舊黨領袖司馬光為相。

身為舊黨成員的蘇軾隨即被召還朝堂，數月之中，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只是，此時的蘇子瞻，已沒有了年少氣盛地鋒芒盡展，黃州的磨練，讓他已不再恃才傲物，不再桀驁不馴，亦不再柔弱多愁了，而是真正養成了堅強剛毅、直麵人生、穩重謙遜的丈夫氣，成就一代詞聖！

烏臺詩案，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化現象，也不僅僅是詩人爭鬥，而是由文人引起的政治鬥爭。是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與王安石為首的革新派的政治路線的鬥爭片段。

要說誰想讓蘇軾死，說實話，還真沒有哪個人跟他有這樣的生死之仇。蘇軾名氣大，性格豁達，並且只是一個文人。誰要跟他過不去呢？

誰幫助他？很可憐，蘇軾朋友雖多，也沒有什麼生死之交，不可能有誰捨死忘生去營救他。

不管是害蘇軾的，還是救蘇軾的，都是出於政治鬥爭的目的，而不是個人恩怨。所以，這個才名高於官名的才子，才有可能在殘酷的政治鬥爭的夾縫中掙扎求存。也正是由於他出眾的才名，在這個對文人相對寬鬆的朝代，沒有對他進行肉體上的毀滅，而僅僅是流放——讓他遠離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