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在當時已至現在都非常出名，他在文學上的成就是他在當時聲名鵲起的主要原因

知道馮夢龍的比較少，但是他說的名言大家都聽過。比如：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這是個被歷史銘記的人物，肯定不是簡單的角色，那麼這個人厲害在哪呢？

馮夢龍是一個奇人，一生創作、編撰、輯錄的書籍相當豐富，至今傳世的代表作有小說《三言》、《東周列國志》以及紀史之作《情史》、《笑府》……門類之廣、數量之多，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馮夢龍知識淵博，學問深厚，天文地理無所不通，經史理哲造詣精深，為後世留下了許多解經、紀史、採風、修志的著作，至今難有後人超越。

作為封建時代的文人，馮夢龍也同樣熱衷於科舉，人人都以為他去參加考試肯定是手到擒來，他也確實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考取了秀才。但是在這之後，命運卻和他開了一個大玩笑。考完秀才就該接著往上考了，可是一直考到了五十歲，別說進士了，就連一個舉人都沒考上，真是讓眾人跌破了眼鏡，這真的是太奇怪了，只能說他是時運不濟吧！

最後還是國家廷給屢試不中的老士子們的一個恩賜機會，分配給了馮夢龍一個小官。馮夢龍想想也不錯，就到福建壽寧做了幾年知縣。據記載，他這幾年的政績還十分不錯，做了很多好事，比如重修了壽寧的城牆，興建了學堂，減輕地方百姓的賦稅，禁止溺死女嬰等等，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好官。

馮夢龍在任上只做了一屆，因為年紀太老了，就辭官歸鄉了，從此在家中閉門著書，再不過問世事了。正因為又大量的時間去擺弄一些“閒書”，也才給中國的文學寶庫增添了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這是給後人留下的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

他在文學上有很高的成就，是他聲名鵲起的主要原因。著名作品“三言二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成為存世佳作。

清代袁枚《子不語》中曾寫過一個故事，大意是天下的讀書人都在幾本類似生死簿的冊子中，名字在狀元冊中的就會高中狀元，名字不在狀元冊中的任你怎麼考也沒用。

除此之外還有進士冊、秀才冊、貢生冊等，最特別的是一本秀民冊，裡面記得都是有大學問卻官運不旺的人，人世間把狀元冊當成第一，上天卻把秀民冊中的人當做第一，像馮夢龍大概就是秀民冊中的人。

貝多芬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你記得那個，至於他不算最多作品的，夷堅志多數失傳了《夷堅志》是宋朝著名筆記體志怪小說集，南宋洪邁撰，原書四百二十卷，始刊於紹興末年（1162年）

浙江大學高研院舉辦“《夷堅志》的世界：文學、語言與社會”研究坊

　　2018年8月1-14日，“《夷堅志》的世界：文學、語言與社會”研究坊在高研院召開。本研究坊邀請了來自文學、歷史、古文字學、法學等不同學科、不同領域、不同斷代的研究者，共同深入研讀《夷堅志》文字（著重甲志部份），旨在發揮各位研究者在各自研究中的積累與特長，從而更加透徹地發掘該書在研究宋代文學、語言、社會等方面的價值。除了正式受邀的來自復旦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臺灣大學中文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同仁外，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李力教授、杭州師範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等也參與了研究坊的討論。

　　8月1日上午，首先由中國政法大學的趙晶老師介紹研究坊的組織緣起、各位學者的研究專長、研究坊的各項安排等；然後由臺灣大學康韻梅老師介紹《夷堅志》這一文字的基本資訊，如作者洪邁的生平、《夷堅志》的成書、版本以及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等；然後由趙晶老師以2014年日本出版的《南宋の隠れたベストセラー—— <夷堅志>の世界》論文集為中心，介紹了目前從文學、歷史、飲食、性別等角度進行《夷堅志》研究的各種議題。在討論部分，復旦大學仇鹿鳴老師以文學研究者與歷史研究者對於某一文本價值的不同評估為切入，初步表達了他個人對於《夷堅志》用於歷史研究的看法。

　　8月6日下午，仇鹿鳴老師延續上一次報告會的未盡話題，較為系統地闡述瞭如下看法：　

　　傳統意義上而言，小說被歸入古代文學研究的領域，歷史學者關注小說資料，某種意義上是新史學興起後，強調關注庶民日常的生活後的產物，歷史學家習慣發現小說虛構之外“通性的真實”，將其視為寶貴的社會史材料。循此脈絡，便對文學研究者中“進步史觀”下勾勒的小說發展線索有所質疑。因為傳統小說史的寫作，往往強調“虛構性的增強”與“虛構的自覺”，將其視為文學自覺的一部分。但中國古代小說往往是作為“史餘”而存在的，所言雖含報應不經之事，但作者初衷是紀實的，而非虛構。

　　《夷堅志》由於篇幅浩繁，儘管之前學者多將其作為社會史研究資料來使用，但似乎仍缺乏對於史源的研究，有些條目完全可以查考，如能區分《夷堅志》中洪邁所親歷、親聞、輾轉聽聞、據其他文字改寫這幾個層次，則有助於理解《夷堅志》的史料價值。從《夷堅志》記載的情況來看，兩宋之際社會動盪的材料很多，如談及金人虜掠，偽齊政權等，有些則反映了當時人的政治態度。另外，《夷堅志》中記錄及第符應的故事很多，確實也能看到科舉對宋代社會的滲透。

　　 8月8日下午，首先由復旦大學郭永秉老師報告他的研讀心得。他以《夷堅志》的第一條《孫九鼎》為例，分析了其中涉及的語詞問題和文字問題，強調細讀文獻的重要性。他指出，就此篇來看，口語語詞及表達在對話中體現了當時白話的某些特點，但敘述的語言還在力圖維持正統文言的特點，有些地方明顯是要模仿正史的格調，作者顯然是十分認真地對待異聞，最明顯的是“騎從甚都”語，無疑從《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中化來，且《司馬相如傳》的“雍容閒雅甚都”曾被洪邁《史記法語》卷七摘錄，是其撰寫《夷堅志》等文字的語言背景，從中可以窺見當時文人撰作志怪小說心態之嚴肅。

　　透過與乙志卷二十《城隍門客》條的比較，郭老師指出應從故事型別學的角度對這些小說的內容、模式套路加以細緻分類整理，應研究其源流，討論這些故事出現（編造）、異化、放大的集體無意識心理背景是什麼，例如這幾條故事都以及第名人的神異事蹟聚焦士人對何時考取功名的關注。他還具體分析了《夷堅志》文字中涉及的一處補竄問題，嘗試重新復原了其中數頁內容，指出《夷堅志》異文及編次問題有再認真留意的必要，中華本並非理想的整理本，使用時需核對其他重要版本，關於此問題他將專門撰文論述。

　　《禮記‧內則》“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被視為先秦婦女不得擁有個人財物的經典描述，陳老師首先介紹了她長期以來觀察先秦女性陪葬器物的心得，然後切入《夷堅志》的諸多故事，發現其所述與《禮記》大異其趣：女性可以私有資產，離異或再嫁可以攜行；婦女與夫離異(或夫亡故)後，有私納夫家資財迴歸母家者，亦有對夫家財產一錢不取而傳為美談者；婦女出嫁之資未必由女性支配，有全數歸為夫家者。因此，考察《夷堅志》中所述宋代婦女與私財資料，或有裨益歷時性別史的研究。

　　8月14日上午，首先由康韻梅老師從文學研究者的立場闡述研讀心得，主要是從小說史的觀點進行思考。

　　首先是關於全書定位的問題。從現存可觀的《夷堅志》序文中，可知洪邁對於全書的自我界定，基本上是出於好奇尚異的心理，以實錄的方式記載異聞奇事。同時洪邁意圖在篇幅上追仿《太平廣記》的卷帙規模，大量廣收汲取，因此採錄了許多本無意納入的人事，也造成了全書蕪雜不精之失，引發後人的負面評價。由於全書廣收宋金之際遍及各地的軼事傳聞，反映了當時生活的實貌和社會體制，而被陸游視為“補史”之作，致使全書具有一些史料意義，特別是從新史學的視野，則更有參考價值。

　　其次是《夷堅志》的影響問題。《夷堅志》在南宋時已於各地出版，又為當時文士所矚目，甚至整理重編全書，可見《夷堅志》在當時已為暢銷之書。而全書記錄時聞的特色，從南宋時就被模仿，形成所謂的“夷堅體”小說系列。而全書大量的題材成為後世小說創作之本事，特別是被“三言二拍”所改寫，《夷堅志》實為文言小說跨越至白話小說的指標性文字，而¬全書所述故事被白話小說援引改寫的重要原因，即在於全書的敘事內容已偏重在人倫、金錢等世俗事務，與六朝、唐代文言小說敘事內容已有所區別。

　　接下來由趙晶老師介紹了他在閱讀《夷堅志》時所關心的證據問題。他指出，打官司在很大意義上就是“打證據”，因此法學與歷史學關心的話題其實有共通之處，如蒐集正面證據、排除反面證據、建立因果聯絡、最終建構起一套“事實”，法學上對於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的區分，可類比於歷史真實和歷史敘述的區別。在現實社會中發生的案件，涉案雙方一定會有各自表述，法官的任務就是透過證據規則，來確定哪些證據相對可信。如果一方無法舉出可以證明己方主張成立的證據時，哪怕客觀真實確如他所言，法官也無法接受他的主張。《夷堅志》反映的許多司法狀況即是如此，這可能就是該書需要大肆宣傳果報觀念的原因之一。如某惡吏當街打死路人，雖有大量圍觀者，但都閉口不言，人證無從尋覓。三年後李辛暴卒，有人說是吃鹿肉而死，洪邁的立場是相信冤鬼報仇致死。

　　《夷堅志》中還有許多涉及證據問題的故事，如縣令刑訊逼供，讓證人誣指嫌疑人，以求符合“眾證定罪”的制度要求；又如縣尉誆騙無辜百姓認罪，行刑前百姓翻供，卻無法自證清白；再如一位深諳吏事的父親為了替兒子脫罪，採用了各種手段，如轉移兇器的密藏地點，其子供認之後，官府搜查兇器卻無所獲，由此造成疑獄，等他在外地找到可以頂兇的死刑犯人後，被司法程式所認定的案情就完全悖離了真相。最後，趙老師坦言，“太陽底下沒有什麼新鮮事”，如果我們無法在《夷堅志》中發現不同於常識的問題，那麼研究就無意義可言。

　　半個月的研讀與四次研討充分展現了不同學科出身者的立場與問題意識，是一次相當成功的跨學科合作試驗。而且大家還利用週末時間，集體出行，先後參觀了浙江省博物館“越地寶藏”特展、良渚博物院以及良渚古城遺址、寧波市博物館以及慈城縣衙、中國美術學院民族藝術博物館以及國際設計藝術博物館等，對於浙江的歷史文化有了更為深入的瞭解與體會。

《夷堅志》的版本研究

張祝平內容提要 《夷堅志》是南宋洪邁用六十年編纂的中國最大的文言志怪小說集，是宋代文言小說的代表，因其卷帙浩繁，隨編隨印，版刻及其流傳情況異常複雜，本文對宋以後所能見到的版本以及選本主要分三個部分，即宋刻元修《夷堅初志》八十卷本部分，明故應麟從京師所得的《夷堅支志》《三志》的百卷本部分，《分類夷堅志》五十卷本部分進行了清理，對前人未能關注的明祝允明手抄《夷堅丁志》，明萬曆王光祖的選本《感應匯徵夷堅志纂》，萬曆間題名鍾惺評點的《新訂增補夷堅志》以及作為《夷堅志》重要選本的《分類夷堅志》分類上的獨到之處都進行了研究。關鍵詞 】《夷堅志》 版本 研究

　　《引言》

四百二十卷的《夷堅志》是南宋洪邁用六十年心血和精力編纂的中國最大的文言志怪小說集，是宋代文言小說的代表，它以數千篇短篇小說展現了宋寧宗嘉泰年以前宋代社會的種種世相和人情百態，展現了豐富多彩的生活畫面和時代風貌，是宋代社會全景式地描繪。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到了《夷堅志》，在反映社會現實題材的廣泛方面達到了一個空前未有的高峰。它不僅帶動和影響了宋代小說的創作和蒐集，而且對後代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元、明、清許多話本和戲曲都從中取材。然而，由於人們囿於某些小說觀念，對它的價值還沒引起足夠的重視。其中對作為基礎研究的《夷堅志》的版本以及在其流傳過程中產生的選本、評點本及其影響的研究還不夠深入，本文就此對《夷堅志》的版本及流傳情況進行清理，對一些前人未能予以注意的版本進行研究，以期為深入研究《夷堅志》奠定一個基礎。

　　一、《夷堅志》宋代刻印及以後散佚情況

洪邁編纂《夷堅志》前後共六十年，其書的刻印也是隨編隨印，鏤版時地不一。《夷堅志》的刻印情況我們只能從洪邁自己所述中瞭解一些片斷。據其《夷堅乙志序》雲：“《夷堅》初志（指《甲志》）成，士大夫或傳之，今鏤版於閩、於蜀、於婺、於臨安，蓋家有其書。……（乾道）八年夏五月，以會稽本別刻於贛……淳熙七年七月又刻於建安。”可見由於當時《夷堅志》的影響較大，僅甲乙兩志就曾刻印多次。《夷堅支戊》卷八〈湘鄉祥兆〉一文後，洪注云：“桃符證應，已載於《癸志》，比得南強筆示本末，始知前說班班得其粗要為未盡，故再記於此，而《癸志》即刊於麻沙書坊，不可芟去矣。”據此可知《夷堅志》前十志又曾刊於麻沙書坊。以後《支志》《三志》的刻印也很複雜，據黃丕烈所云：“餘所藏宋刻，有《夷堅支甲》一至三三卷，七八兩卷，皆小字棉紙者。《夷堅支壬》三至十共八卷，《夷堅支癸》一至八共八卷，皆竹紙大字者。”（注：《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38。）則知《支志》至少有兩種以上版本。由於《夷堅志》是前後六十年間隨編隨印鏤版不一，加之卷帙浩繁，費時費資，很難將四百二十卷一次刻印而成，因此匯為全帙的刻本極少。《夷堅志》蒐羅廣泛，卷帙浩繁，因而也不便披覽。人們嘆其博大，病其繁雜，在南宋時有人對其加以選編分類，據書目文獻記載，當時出現了這樣三種選本：1.陳日華選本據何異寫於宋嘉定壬申的《容齋隨筆序》言：“僕又嘗風陳日華，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三”當為“四”），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咒之屬，以類相從，編刻於湖陰之計臺，疏為十卷，覽者便之。”陳振孫則有另一種說法：“《夷堅志類編》三卷，四川總領陳昱日華取《夷堅志》中詩文、藥方類為一編。”（注：《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21。）這與何異的說法卷數不同。似為繁簡本。按：洪邁《三志己》卷七所云，“陳曄日華”與陳振孫所云“四川總領陳昱日華”是否為同一人，尚難判定，姑存此待考。2.何異的選本何異自雲：“僕因此搜尋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鑑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為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於贛，可乎？”（注：何異：《容齋隨筆序》，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17。）3.葉祖榮選本題為《分類夷堅志》，共五十一卷，分三十六門，一百十三類，反映面廣泛，尤其突出志怪成份。屬《夷堅志》的精選本。這三種選本編選的共同目的都是為使“覽者便之”。然由於選者眼光宗旨不同，內容側重點各異，也顯現了不同的特點。陳日華本不重志怪故事，專取與人事有關的詩詞雜著，與實用有關的藥餌、符咒等內容。何異本更明確提出排斥志怪成分，專取《夷堅志》中近於人事部分，並強調其鑑戒作用。而“葉君之意專取神怪，與陳、何二君宗旨不合。”（注：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民國二年刊本），卷8。）其實葉祖榮本雖取神怪，但也包含陳、何二本的人事方面的內容，而且更注重警世勸誡的社會作用。《夷堅志》編纂期長，鏤版不一，卷帙浩繁，難以刻印等特點給《夷堅志》的傳播帶來了困難，加以宋末戰亂等原因，散佚者難以補全，因此時至元代就已經亡佚了一部分，人們已無法見其全帙。《宋史·藝文志》也只錄甲乙丙六十卷，丁戊己庚八十卷。元人沈天佑刻印《夷堅初志》中甲乙丙丁四志八十卷時，已發現蜀、浙板不存於世，只有閩板尚存於建學，點檢諸卷，遺缺甚多，因此他不得不以古杭本補之，終於刻成《夷堅志》甲乙丙丁四志共八十卷。其實這僅佔全書的五分之一，《初志》的一半還不到，他卻不無得意地說：“由是《夷堅志》之傳於天下後世，可為全書矣。”（《夷堅志序》，可見他根本不知道《夷堅志》有四百二十卷。到了明清，雖然經過一些學者的努力，《夷堅志》的零殘本不斷髮現，但人們仍無法一睹其全貌，我們不妨看一下，明、清部分官私書目對《夷堅志》的著錄情況：1.《夷堅志》　一部十八冊殘缺、一部十二冊闕（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卷十一）2.《夷堅志》　四百二十卷（明焦竤《國史經籍志》卷四下）3.第四十三冊《夷堅志》（明趙用賢《趙定宇書目》）4.《夷堅志》　十一本（明趙琦美《脈望館書目》來字號）5.《夷堅志》　四百二十卷（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上）6.《夷堅志》　十冊十卷（明祁承鄴《澹生堂藏書目》）7.《夷堅志》　二十卷（明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卷三）8.《夷堅志》　杭刻　類書類（明晁瑮《晁氏寶文堂書目》）9.《夷堅志》　五十卷（明徐＠④《徐氏家藏書目》）10.宋洪邁《夷堅志》　七十卷　原一百卷，今存甲、乙、丙、丁、戊、庚、癸七集。又《夷堅三志》　三十卷　原一百卷，今存己、辛、壬、三集（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十二）11.洪邁《夷堅志》　四十八卷（清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卷三）12.《夷堅志》　（失戊集十卷、己集五卷、庚集前五卷、壬癸集全存）六十卷　元人鈔文氏三世閱、汪鈍翁手跋十二冊（清王聞遠《孝慈堂書目》）13.抄本《夷堅志》　野處老人自序　一百卷五函四十冊（清曹楝亭《楝亭書目》卷三）14.《增補夷堅志》　五十卷　宋鄱陽洪邁著（清金檀《文瑞樓書目》卷五）15.宋本元印《夷堅志》　八十卷（清徐乾學《傳是樓宋元本書目》　宙字二格）16.《夷堅志》　宋洪邁　二十本（清彭元瑞《知聖道齋書目》）17.《夷堅志》　甲、乙、丙、丁四集　八十卷（清汪士鍾《藝芸書舍宋本書目》子部）18.宋洪邁《夷堅支志》　一百卷　與時刻分類五十卷者不同，每十卷有小序，此全書四分之一也（明黃虞稷撰　清　周在浚編《徵刻唐宋秘本書目》）19.《夷堅志》　甲壬癸　八冊，《夷堅乙志》一至三　一冊（清黃丕烈輯《求古居宋本書目》）20.《夷堅志》　八十卷　計十六本　宋洪邁撰　影寫宋季閩刊本《夷堅支志》　五十卷　計十本，宋洪邁撰　影寫明嘉靖間刊本（清朱學勤《結一廬書目》卷三）明清兩代書目僅焦竤《國史經籍志》和陳第的《世善堂藏書目錄》著錄為四百二十卷。然兩者實為抄錄前代書目，並非實有其書，並不反映明代實際藏書情況。《四庫全書總目》就曾批評《國史經籍志》說：“《國史經籍志》叢鈔舊目，無所考核，不論存亡，率爾濫載。”其它一些書目著錄的也都是一些殘篇斷帙。明代胡應麟從小讀《鄱陽經籍考》就知有《夷堅志》一書，以後“則遍詢諸方弗獲，至物色藏書之家，若童子鳴，陳晦伯，皆雲未睹，蓋琅琊長公，亦不省有是書矣。”（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23。）最後也只覓到一百卷左右，可見《夷堅志》散佚之嚴重。不僅《夷堅志》全帙已蕩然無存，只存一些零篇殘卷，就連選本也難逃厄運。宋代的三個選本，何異本只見其說，未見書目著錄，究竟是否付刻成書，還是在成書後亡佚，都不得而知，陳日華本，在宋代已刻印成書，且有書目著錄和何異之序說為證，但宋以後也未見蹤跡。唯獨葉祖榮的《分類夷堅志》流傳至今。它與其它二本比較起來，既保留了《夷堅志》志怪的主要特點，又包容了二本所具有的人事、符咒、藥餌、詩詞的部分，它是由《夷堅志》全帙中精選而成的，更接近《夷堅志》原貌，它又比《夷堅志》全帙篇幅小，更易刻印，更易保藏；它分門別類，體例完整，便於閱覽，因此也更易流傳。《夷堅志》的版本，宋以後就亡佚近一半，從歷代著錄和現存的版本看，宋以後主要分三個部分流傳，即《夷堅初志》的甲乙丙丁四志八十卷部分，《夷堅支志》《夷堅三志》的零散卷帙部分，《分類夷堅志》五十一卷部分，這三部分各不關聯，直至清末才匯為一帙。

二、甲乙丙丁四志版本這個部分主要是洪邁於淳熙七年七月刻於建安的建本和元沈天佑以古杭本補刻的部分，即宋刻元修本。據沈天佑的《序》言：“今蜀、浙之板不存，獨幸閩板猶存於建學。然點檢諸卷，遺缺甚多。本路張府判紹先提調學事，勉予訪尋舊本補之，奈閩板久缺，誠難再得其全。幸友人周宏翁，於文房中尚存此書，是乃洪公所刊於古杭之本也，然其本雖分甲乙至壬癸為十志，似與今來閩本詳略不同，而所載之事，亦大同小異。愚因摭浙本之所有，以補閩本之所無。”（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33。）沈天佑序中提到的張紹先曾於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任衢州路知事，而沈雲其為府判，則沈天佑補刻宋本也在至正二十年左右，已近元末。清嚴元照曾從萃古齋購得此本並加以校勘，他曾指出沈天佑修補時有妄以《支志》之文竄入：“書內尚有奪頁，其所補有以宋版補者，有元人所刊補者。凡宋版所補，皆其原文；元人所補，多取支志、三志之文竄入之，如甲志所載元紹興以後事，而所補乃及於慶元，此其證也。”（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37。）嚴說為確。沈天佑所補本《夷堅甲志》中《黑風大王》中談及汾陰后土祠，“紹興間陷虜”，而此條又見《支志甲》卷二，《韓郡王薦士》也是紹興中的事，又見《三志己》卷一等皆為明證。現今中華書局本《夷堅志》甲乙丙丁四志即是以沈天佑本為底本，其中有多條與《支志》《三志》重複，其原因即在於此。此本元、明兩代均無目錄著錄，明人也無談及此本，蓋為私家所藏，秘不示人，直至清代徐乾學《傳是樓宋元本書目》始有著錄，乾隆間嚴元照從錢氏萃古齋購得後方將其原貌公佈於世。此書為宋刻元修，彌足珍貴，為藏書家所心儀企盼，因此輾轉多人之手。據嚴元照跋雲：“徐氏《傳是樓宋元版書目》載有八十卷。乾隆壬子，見於蘇州山塘錢氏萃古齋，以錢萬四千得之。自甲至丁八十卷，冊端有玉蘭堂，辛夷館諸印，知出自長洲文氏。又有季滄葦印記，季氏書籍後悉歸徐氏，則此雖無健庵印記，知即徐目所載者，無可疑也。”而嚴元照經過校勘後，“重錄此，以為之副”，嘉慶十年家庭經濟拮据，透過何夢華將此書原本賣給閣臣阮元。阮元影宋鈔本編入《宛委別藏》。而何夢華藉機“亦影鈔一部”。據陸心源《重刻宋本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序》中雲：“阮文達得宋刻甲至丁八十卷，影寫進呈，阮氏得之吾郡嚴久能，後歸吳門黃蕘圃，蕘圃歸於汪閬原，閬原歸於胡心耘。餘從胡氏得之。”陸心源將之校勘後重刻於其陸氏十萬卷樓。而原本則流入日本，為日本巖崎氏靜嘉堂文庫所藏，傅增湘先生曾於靜嘉堂文庫親見。（注：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9，子部三。）嚴元照所錄之副本，據張元濟雲歸湘潭袁伯夔，張元濟涵芬樓刻《夷堅志》時“甲乙丙丁四志據嚴元照宋手寫本。”現據各家之說將元沈天佑補修本收藏抄刻源流線索整理如下：明長洲文氏（文徵明）↓季滄葦↓徐乾學↓嚴元照（錄副本）副本→袁伯夔→張元濟涵芬樓本→中華書局本↓何夢華（錄副本）↓阮元（錄副本進呈）→宛委別藏本↓黃丕烈↓汪閬原↓胡心耘↓陸心源（重刻十萬卷樓）→叢書整合初編本↓日本靜嘉堂文庫叢書整合初編本《夷堅志》，是影印清光緒五年吳興陸心源十萬卷樓重刻的本子。宋刊元印本《夷堅志》的版本體式，據陸心源所說：“前有古杭齋沈天佑序，每頁十八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刊工姓名”，並且還有從文徵明始諸藏書家的藏書印，還有明“陸師道手錄《賓退錄》一條於目錄後及卷一末。”（注：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光緒十八年刊本），卷11。）看過此原本的傅增湘亦云：“宋刊元印本，半頁九行，每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欄，版心記刊工姓名，卷末有明陸師道楷書墨跡數行。”（注：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9，子部三。）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卷第十四《附錄》雲：“嚴久能有甲、乙、丙、丁四集，凡八十卷。宋本，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又一本，半頁十行，行十八字。”此著錄所云當非宋刊元印本的原本，而是嚴元照等人所錄之副本。《夷堅志》甲、乙、丙、丁四志除以上宋刻元印本外，現存的還有一部明弘治間祝允明手抄的《夷堅丁志》三卷。此本現藏上海圖書館。《夷堅丁志》　三卷　宋洪邁撰　明祝允明抄本明夔叔文、文從簡、邵彌，清孫承澤，李文田、翁同和等跋，前有葉恭綽跋文。據清孫承澤跋語可知此本自明代以來，由於“祝京兆書名震一時，然其妙在小楷行世者最少，此楨乃其中年書，楷法緊嚴而出之以蕭散，尤其生平屬意之作。”因此人們皆將其視為書法珍品而加以珍藏，秘不示入，而對其在《夷堅志》的版本、校勘、補正方面的重要價值，卻一直不予重視。據此本後崇禎十四年文從簡的《跋》語云：“當是先生四十左右書。”此為祝允明抄於弘治十三年(1500)前後，當是今所知《夷堅志》明本中年代最早的本子。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為祝允明抄自與沈天佑本以建本為底本者不同的另一系統的《夷堅志》的版本，對以沈天佑本為主的今天的中華書局本有重要的校勘、補佚作用。祝允明抄本題為《夷堅丁志》，經與中華書局本對照，實即《夷堅乙志》。抄本共有三卷，前二卷全，唯第三卷題十四事，實際只抄六事，現將抄本三卷目錄與中華書局本《夷堅乙志》前三卷目錄異同對照如下：卷一皆題十三事，抄本《嚴君平》，中華本為《莊君平》，中華本多《小郗先生》一事。抄本《詩戲》一條，實即中華本的《李三英詩》。案：此條實言二事，一言周師厚以詩戲語陳傳，一言吳效前以詩戲語李三英，而並非李三英所作詩，因此以抄本題名為宜。卷二皆題十二事，唯抄本《戲語卻鬼》即中華本的《宜興民》，抄本《異女子》即中華本《蔣教授》，抄本《夢承天寺》即中華本《承天寺》。案《戲語卻鬼》言宜興民不怕鬼與鬼戲言，使鬼退卻之事，題名較《宜興民》更為傳神。《異女子》言蔣教授不守信用，遭異女子報應之事，人物以蔣教授為主，題名以中華本《蔣教授》為宜。卷三皆題十四事，抄本《蛙乞命》下有《婦人生鬚》一條，而中華本無此條，卻有《舟人王貴》《陳述古女詩》《韓蘄王誅盜》《浦城道店蠅》四條。抄本《鬼作偽》即中華本《竇氏妾父》，則自《張夫人婢》至《興元鍾志》兩本次等相同。案：中華本《舟人王貴》條“呼左”字下有校語云：“此下至《竇氏妾父》條‘又再歲，其父’止宋本作三頁，嚴本於中縫均注‘補’字。”又《浦城道店蠅》條“時淳熙十一、二年間也”後有嚴元照校語云：“此志序用乾道二年所撰，而此所補者，則淳熙年間事，知是元人妄取他志之文以入之也。”由此可知宋版殘缺嚴重，《蛙乞命》以下四條為沈天佑所補，並非宋版。此卷《興元鍾志》以上目次似以祝抄本為準。《婦人生鬚》即中華本《夷堅志補》卷二十一的《藍氏雙梅》，《鬼作偽》條實言黠鬼偽充竇氏妾父以竊供食之事，題名較中華本《竇氏妾父》更切。另外，筆者據祝抄本對中華本校補二十四條，其中《俠婦人》《趙士王光》《興元鍾志》三條尤有價值。此三條中華本殘缺甚多。《俠婦人》系范成大所述，缺漏俠女南歸後，不堪董妻虐待，棄之而去，董妻負義終遭天報之重要情節，而明代王世貞《劍俠傳》、《國色天香》，鄭之文的傳奇《旗亭記》，湯顯祖的《旗亭記序》等皆沿其誤、而此缺漏乃是《夷堅志》編纂者洪邁一手造成的，故意於建本刪去，而在他本則未及刪盡，祝抄本保留了洪邁刪改前范成大所述故事的原貌。（注：張祝平：《范成大俠婦人故事原貌及其流變考》，《文學遺產》1997年3期，頁106-109。）《趙士王光》一條中華本原缺一頁五百餘字，故事情節支離破碎。《興元鍾志》一條中華本有目無文，現均據祝抄本加以補正，還其本來面目（注：張祝平：《夷堅乙志校補三則》，《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五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421-426。）。

　　三、《夷堅支志》、《夷堅三志》版本

此部分遺佚也較嚴重，各家著錄皆為零篇殘卷，版本情況最為複雜，但加以清理仍可看出版本沿革的一些線索，現按版本的時代順序，將各家著錄的情況一一排列，以便看出線索：1、宋洪邁　夷堅志，七十卷原一百卷，今存甲、乙、丙、丁、戊、庚、癸七集又夷堅三志三十卷，原一百卷，今存己、辛、壬三集（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十二小說類補）2、宋殘本夷堅支壬　三至十共八卷　十行十八字宋殘本夷堅支癸　一至八共八卷宋殘本夷堅支甲　一至三三卷　七八兩卷十二行二十三字（黃丕烈《百宋一廛書錄》二十八頁，《蕘圃藏書題識再續錄》卷二）3、夷堅志五十卷　宋洪邁撰　明嘉靖十五年葉邦榮刊　案：葉邦榮　字仁甫　閩縣人　嘉靖元年進士，安吉知州，有《樸齋集》。（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4、新刻夷堅志　十卷　宋洪邁撰　明萬曆金陵書林唐晟刊　十一行　二十四字　白口　四周單邊　藏北京圖書館　原題：宋鄱陽洪邁著明姚江呂胤昌校，繡城唐晟訂唐景次。案：胤昌，萬曆十年舉人。晟，景則富春堂主人。（注：據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山東：齊魯書社，1999年）94頁“世德堂”條②雲：“明萬曆間金陵人唐晟字伯晟，唐昶字叔永的書坊名。”569“富春堂”條雲：“明代嘉靖間金陵一書坊名，在三山街。主人唐對溪，字子和刻印書甚多。”則知唐晟為世德堂主人。）（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5、夷堅支志　五十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此本僅存自甲至戊五十卷　乃支甲至支戊。（《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二）6、夷堅志　二十卷　清乾隆四十三年錢唐周棨耕菸草堂刻本［陳乃乾跋並錄黃丕烈題識］　二十冊　藏北圖，此本以十干為十集，每集又卷分上下。（據《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7、夷堅支志　五十卷　計十本　宋洪邁撰影寫明嘉靖間刊本（朱學勤《結一廬書目》卷三）8、宋洪邁夷堅支志一百卷與時刻分類五十卷者不同，每十卷有小序，此全書四分之一也。（明黃虞稷撰清周在浚編《徵刻唐宋秘本書目》）9、夷堅甲乙丙丁四志八十卷　支甲、支乙、支丙、支丁、支戊、支庚、支癸各十卷　三志己、三志辛、三志壬各十卷　宋洪邁撰，清影宋抄本（支甲十卷支乙十卷支丙十卷支丁十卷支戊十卷支庚十卷支癸十卷卷七黃丕烈抄補，三志己十卷三志辛十卷三志壬十卷配清抄本）黃丕烈校並跋。（《中國善本書目》子部）10、新刻夷堅志　十卷舊鈔本，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每集一冊，首行新刻夷堅志一卷，甲集次行明姚江呂胤昌校寫本。（繆荃孫《藝風藏書記》卷八）又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卷三雲：“新刻夷堅志十集，宋洪邁撰清繆藝風校，清初鈔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每集目錄改為十卷。”即雲此本。這部分各家著錄雖然不同，但實即三個系統，這三個系統之間又有關聯：1、明嘉靖十五年葉邦榮所刊《夷堅志》五十卷系統。此本見於現代人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中的著錄，但不知藏於何處。據朱學勤《結一廬書目》著錄有“影寫明嘉靖間刊本”的“《夷堅支志》五十卷”，這個本子顯然不是影寫明嘉靖二十五年洪ｐｉáｎ＠⑦清平山堂所刻的“《新編分類夷堅志》五十一卷本”，而是葉邦榮嘉靖十五年本，由此可知葉邦榮所刊乃是《夷堅支志》。另據《四庫全書》所收《夷堅志》乃是“《夷堅支志》五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此本僅存自甲至戊五十卷”，“乃支甲至支戊”，從卷數和內容為《支志》看，《四庫全書》本當與朱學勤《結一廬書目》所著錄的為同一本子，即明嘉靖十五年葉邦榮所刊本。《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夷堅志》前《提要》雲：“胡應麟《筆叢》謂所藏之本有百卷，周亮工《書影》謂應麟所藏乃支甲至三甲，此殆即胡氏之本而又佚其半歟？”（注：文淵閣本《四庫全書》1047冊頁266，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二《提要》將此段話改動為：“胡應麟《筆叢》謂所藏之本有百卷，核其卷目次第，乃支甲至三甲，共十一帙，此殆胡氏之本又佚其半也”。周亮工《書影》因涉違礙，故刪改之。）實際上《四庫》本與胡應麟本並非一個來源，下文中我們要談到胡應麟本的情況。2、胡應麟訪得《夷堅支志》《夷堅三志》百卷本系統《夷堅志》明代刻本除嘉靖間葉邦榮刻本和洪木便《分類夷堅志》刻本外，還有萬曆金陵唐晟所刻十卷本《新刻夷堅志》，《新刻夷堅志》的祖本實際上就是胡應麟在京都攜歸南來的《夷堅支志》《三志》的百卷本。胡應麟對《夷堅志》的文獻進行了多方搜求和校訂工作：“癸未（萬曆11年）入都，忽王參戎思延語及，雲‘餘某歲憩一民家，睹敝簏中是書鈔本存焉，前後漶滅，亟取補綴裝潢之，今尚完帙也。’餘劇喜，趣假錄之。王曰：‘無庸，子但再以《筆叢》餉我可矣’。”（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23。）胡應麟在其《少室山房集》卷五十八有七律詩一首，記其從王思延處換得《夷堅志》事，題曰：“過王思延齋頭，讀所撰新草並鈔本《夷堅支志》十＠⑧，主人索七言一律及《詩藪》三編為報，即以見歸，走筆賦此。”詩中有“赤水頻年迥象罔（原注：此書餘向求未獲），丹鉛遙夜校蠹魚（原注：以鈔本多訛脫）”兩句，寫其得書並校讀情形，他將此本讀後認定：餘向從王參戎處得抄本洪《志》，其首撰甲至癸百卷皆亡，僅支甲至支癸十帙耳。迨其中己、辛、壬等帙，又三甲中書，蓋《支志》亡其三，而《三志》亡其七矣（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24。）。他得到的抄本為《夷堅支志》甲、乙、丙、丁、戊、庚、癸七集七十卷，《夷堅三志》己、辛、壬三集三十卷、共一百卷。他的發現在於，此鈔本雖是天干十集一百卷，實際是由《支志》中七集七十卷與《三志》三集三十卷拼湊而成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所著錄的《夷堅志》實際上就是胡應麟攜歸之本，而題為黃虞稷撰，周在浚編的《徵刻唐宋秘本書目》所著錄的《夷堅志》也即胡應麟本。周在浚為周亮工之子，曾與黃虞稷倡議徵刻唐宋秘籍百種，編成《徵刻唐宋秘本書目》。周亮工《書影》曾提及胡應麟本的情況：《夷堅志》宋洪邁所著。蘭溪胡元瑞《筆叢》謂其書有百卷，今行世者什之一耳。元瑞曾得秘本，後歸之同邑章無逸。常熟毛子晉家亦有宋版者，甲至癸流號計百卷，與無逸所收同，無逸貧士，子晉作古，料無好事者為之梓行矣。……元瑞所有合支甲、三甲，得百卷，全書四分之一也，其書系舊鈔本，每集各有小序，如《隨筆》之例。不知子晉家所藏，視此異同何如？（注：周亮工：《書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2，頁52。）從周亮工這段話中可知，胡應麟所得之本，後歸於章無逸之手。毛晉也曾有《夷堅志》的宋本百卷，且甲至癸集與胡應麟藏本名目相同，但周亮工本人並未見毛晉藏本，因此，毛藏本究竟為初志、還是支志、三志也不得而知。周亮工以為胡應麟之本後無人梓印，實際上胡應麟本成為一些刻本之祖，萬曆年間呂胤昌校唐晟刻本即據胡應麟本刻印的。清人黃丕烈曾持有據胡應麟本而影抄之本，他說：“近又得……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支庚、支癸二十卷，又三志己十卷，三志辛十卷，三志壬十卷，取兩集以配全，而其囗俱不全本也，每見近時坊刻稱《夷堅志》者，大都發源於是，而面目又改矣。”（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38。）黃丕烈所藏清影宋抄本題為“臨安府洪橋南陳家經鋪抄錄”。繆荃孫曾藏過舊鈔本《新刻夷堅志》十卷“首行新刻《夷堅志》一卷，甲集次行明姚江呂胤昌校寫本。”（注：繆荃孫：《藝風藏書記》（光緒二十七年家刊本），卷8。）可知是抄自萬曆唐晟刻本。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卷三談及繆荃孫藏本時雲：“甲集目後朱書曰‘臨安府洪橋南陳家經鋪’。”由此我們可以斷定萬曆唐晟本與黃丕烈藏本來源是同一的，即胡應麟攜歸南來之本。為了證實這一點，筆者將藏於北京圖書館的明萬曆間呂胤昌校、唐晟刻的《新刻夷堅志》十卷本與藏於上海圖書館的經黃丕烈藏校的清影宋抄本《夷堅支志》《夷堅三志》共百捲進行了對照，將兩本卷目對照如下：萬曆唐晟刻本　黃丕烈藏影宋抄本甲集　一卷　125則　支甲　十卷乙集　一卷　102則　支乙　十卷丙集　一卷　146則　支景　十卷丁集　一卷　102則　支丁　十卷戊集　一卷　117則　支戊　十卷己集　一卷　120則　三志己　十卷庚集　一卷　122則　支庚　十卷辛集　一卷　125則　三志辛　十卷壬集　一卷　115則（天南逇叟補目12則）　三志壬　十卷癸集　一卷　111則　支癸　十卷經過對照發現，萬曆本實即以胡應麟攜歸之本刻印的，它的甲至癸十集，實際上就是胡應麟本的內容，它的甲乙丙丁戊五集可能還參照過嘉靖間葉邦榮所刻《夷堅支志》五十卷本，它將《支志》《三志》的名稱改為甲乙丙丁等各集，將三志己、三志辛、三志壬充作己、辛、壬集湊足天干，並將“百卷”、改為“十卷”題為“新刻夷堅志”，以示區別。清乾隆四十三年周耕菸草堂刻本《夷堅志》二十卷實即據萬曆唐晟本和黃丕烈影宋抄本所刻，陳乃乾在耕菸草堂本前有跋語云：“從湘潭袁氏（伯夔）假得黃蕘圃舊藏本屬為對勘，黃本每集分十卷凡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支唐支癸二十卷，又三志己、辛、壬三十卷，蓋取兩集殘本配全者，周氏所刻即從此出，特抹去‘支志’及‘三志’字樣，以欺人耳，苟非黃本倖存，幾莫發其覆矣。”陳乃干將耕菸草堂本與黃丕烈藏抄本進行了對照，在此基礎上，筆者將耕本、黃抄本與萬曆唐晟本進行了對照，現將目次不同處列於下：(1)耕本甲集目次同萬曆本，但只至《復園菜圃》止，比萬曆本少五則故事。(2)耕本丁集至《張聖者》止，比萬曆本少一則。(3)耕本戊集《同州白蛇》條下與萬曆本、黃抄本不同。(4)耕本癸集同萬曆本，而黃抄本自《沈大夫磨勘》條下脫。癸集為最後一集、黃抄本可能最後幾頁缺頁。由此可見耕本參照了萬曆本和黃抄本（或更早的胡應麟本）。近人張元濟匯刻《夷堅志》，曾談到後人據胡應麟本而又刻印的本子：“一明姚江呂胤昌本，無刊版年月；一清周信傳本，刊於乾隆四十三年。……呂，週二本均以甲乙編次，分為十集，……然所分十集，甲乙次第，與黃氏所藏之《支志》、《三志》並同，亦與胡應麟所得四甲中之一週，《支志》亡其三，《三志》亡其七者相合。”（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43。）現將胡應麟所得本《支志》《三志》的源流整理如下：附圖3、黃丕烈藏宋殘本《夷堅支志》黃丕烈另收有宋殘本《夷堅支志》：“餘所藏宋刻，有《夷堅》支甲一至三三卷，七八兩卷，皆小字棉紙者，《夷堅》支壬三至十共八卷，《夷堅》支癸一至八共八卷，皆竹紙大字者。”（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38。）他利用這些宋殘本《支志》對抄本《支志》進行了校勘，所以他所藏《支志》的價值高於其它版本。黃丕烈還針對其抄本《支癸》自《沈大夫磨勘》條下脫漏的情況，利用它本進行了抄補，使其《支志》抄本更加完善。

　　四、選本《分類夷堅志》版本及特色

如前所說，《分類夷堅志》是南宋葉祖榮從《夷堅志》四百二十卷全帙中精選而成，有接近《夷堅志》原貌，篇幅小，易印刷，易保藏，分門別類，體例完整，便於閱覽等特點，因此更易流傳。由於藏有《夷堅志》部分零殘本者覺得奇貨可居，秘不示人，不為人所知，因此《分類夷堅志》在明清兩代成為《夷堅志》的通行本。這有諸家所說為證：明田汝成雲：“今行於世者五十一卷，蓋後人病其繁複而加擇焉，分門別類，非全帙也。”（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34。）明朱國楨亦云：“今行者五十一卷”。（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26。）清陸心源亦云：“所通行者，有明仿宋刊《分類夷堅志》五十卷，蓋宋人摘錄之本。”（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39。）實際上明清許多人能看到的，所指的《夷堅志》即是《分類夷堅志》。《分類夷堅志》宋版已不存，現所知道的只有三種明本。1.新編分類夷堅志　五十一卷　宋洪邁撰，葉祖榮輯明嘉靖二十五年洪楩　清平山堂刻本　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版心上方題“清平山堂”四字。甲至癸集，每集五卷，惟己集六卷。前有嘉靖二十五年田汝成序。目錄次行題“鄱陽洪邁景廬紀述”，“建安葉氏祖榮類編。”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皆有此本，北圖本曾經傅增湘藏園藏過。葉祖榮仕履無考，當是南宋末年人。此本乃嘉靖二十五年洪楩重刻南宋建陽書肆本。洪楩字子美，嘉靖時出版家和藏書家。據田汝成《序》雲：“景廬之遙胄也”，乃洪邁後裔。刻有《六十家小說》也即《清平山堂話本》。2.新編分類夷堅志　五十一卷　明寫本　十一行二十一字。分類卷數與明刻清平山堂本同。傅增湘得之於保古齋，據傅雲：“有人以朱墨筆校過，並以墨筆添補各條於卷中，卷首田汝成序後人補鈔加入者。”傅疑此本乃是清平山堂所祖之本，但依據不足。（注：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9，子部三。）3.分類夷堅志甲集五卷，明活字印本，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邊。乃據清平山堂本刻印，藏上海圖書館。傅增湘曾見過《分類夷堅志》戊集五卷，亦為明活字本，十一行二十二字。（注：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9，子部三。）當與上圖藏甲集為同一版本。《分類夷堅志》在明代就有二種刻本、一種寫本，可見它在明代很流行。由於《分類夷堅志》是《夷堅志》的選本，因此，人們對它的研究曾將注意力集中在它對《夷堅志》殘本的校勘，輯佚補缺的文獻學價值和作用上。早在明代，胡應麟就曾將其用來比勘他新得到的百卷殘本《夷堅志》：“武林刻本《夷堅志》（即《分類夷堅志》），不知始自何時，以餘所得百卷參之，蓋亦洪氏之纂，匪後人偽託也。其敘事氣法相類如一。……第刻本統於四百卷摘出，則餘藏百卷中，同者固當什二三，今閱之，乃無一重見，則刻本尚難據為洪書，姑識以俟考。”（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24。）從他這段自相矛盾的話中，看出他是下了一番工夫比勘的。清代藏書家陸心源則充分肯定《分類夷堅志》的文獻價值：“此本猶宋人所輯，嘗見四百二十卷全書。其所甄錄，出於今存八十卷及支志，巾箱本之外者甚多。不但全書崖略，可以考見，即宋人遺聞佚事，亦往往賴此以存，未可以刪削薄之也。”（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41。）認為其可補它本之缺。張元濟強調《分類夷堅志》“雖於原書篇第盡已更變，而所輯各事見於今存各卷中者，頗有異同，足資考訂。”因此，他在涵芬樓匯刻《夷堅志》時，將《分類》本與它本對勘，並輯出它本所無的部分作為《志補》加以編刻，“建安葉氏分類本所輯，不見於今存百八十卷中者，尚有二百七十七則，因輯為二十五卷，名曰《志補》。”（注：見《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843。）《分類夷堅志》採用分門別類的編排體例改變了洪邁《夷堅志》原有的編纂體例。洪邁編纂時是隨聞隨記，編成一部分即刻印一部分。雖然是按時間順序編排，但並非按文字本身所反映的故事時間順序編排，而是按其所聞故事時的先後順序編排，體例上明視訊記憶體在著缺陷，表現在故事時間性並不突出，內容分散重複，加之篇幅龐大，不便檢覽。《分類夷堅志》不按時間順序，而根據故事的內容分門別類擇優選錄，內容相對集中，針對性強，突出了編者諷世勸教的指導思想，而且篇幅適中，按類檢索，便於檢覽，更有利於擴大普及推廣《夷堅志》。《分類夷堅志》分三十六門，門下設類，共一百一十三類，收故事六百二十五則。其各集分門如下：甲集　忠臣門　孝子門　節義門乙集　陰德門　陰譴門　禽獸門丙集　冤對報應門　幽明二獄門　欠債門　妒忌門丁集　貪謀門　詐謀騙局門　姦淫門　雜附門　妖怪門戊集　前定門　冥婚嗣息門　夫妻門己集　神仙門　釋教門　淫祀門庚集　神道門　鬼怪門辛集　醫術門　卜相門　雜藝門　妖巫門　夢幻門壬集　奇異門　精怖門　墳墓門癸集　設醮門　冥官門　善惡門　僧道惡報門　入冥門《分類夷堅志》的分類，在中國古代小說分類學上也有其獨到之處。宋代是中國類書發展最繁榮的時期，影響及於其它典籍，分類文選非常流行。在一些分類文選中，可分為多種典籍選本和專一著作選本兩種情況：前者是從多種典籍中選錄，一般是先設門類，然後分門別類從許多典籍中選錄相關的內容編輯成書，這與類書接近，如南宋趙孟奎編的《分類唐歌詩》，劉克莊編的《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等。但也有例外，分類是依據所收集的文獻的狀況而設定安排，如《太平廣記》即如此，後者是從某部專著中選錄。由於某些著作卷帙龐大，不便披覽，因而對其分類編排以便閱讀，但所設門類主要依據該著作本身的內容而定，受內容所制約。往往這類分類選本還加上編者的註解，如南宋楊齊賢集註的《分類補註李太白集》，南宋騰淇編的《分類標註朱子經濟文衡》等。在小說分類著作中，《太平廣記》，北宋政和年間的《分門古今類事》，屬第一種情況，而葉祖榮的《分類夷堅志》則屬第二種情況。由於《太平廣記》收錄引用了自漢至宋初470餘種書中的小說資料，是宋以前小說的總集，代表反映了宋初以前小說的狀況和小說的觀念，因此將它與宋末的《分類夷堅志》做些比較，可以看到小說在宋代的發展和演變的一些情況。《太平廣記》的編纂始終得到宋太宗的關注，“以為編秩既廣，觀覽難周，故使採摭菁英裁成類例。”（注：李昉：《太平廣記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太平廣記》的分類編排在體現方便觀覽的同時，也是對歷代小說的歸類和總結，並反映宋初人對小說的認識。《太平廣記》雖分92類，但仍可看出其基本上仍歸結為志怪、志人、雜俎、傳奇四大部分：其一，先秦巫鬼盛行，漢代以來道教求仙和佛教因果報應說的大行，因此，神仙鬼怪、因果報應、服氣煉形、奇人方術之類的志怪小說佔了很大的比例，《太平廣記》中神仙類56卷，女仙類15卷、報應類33卷、神類25卷、鬼類40卷幾佔《廣記》半壁江山。將神仙類放在門類之首，除因其卷數最多以外，還與當時太宗崇道有關。太宗太平興國間曾召華山道士陳摶，並賜號“希夷先生”，又曾命徐鉉等校訂道教經典七千餘卷，神仙道術大行天下。尊崇神仙道術，還是受到《搜神記》以來對志怪小說“發明神道之不誣”的認識的影響。其次由於歷朝志人軼事小說數量較大，受《世說新語》品評人物的分類的影響，《太平廣記》也設立了一些品評人物的類目，如“奢侈”、“詭詐”、“諂佞”、“褊急”、“俊辨”、“精察”、“輕薄”、“器量”、“幼敏”等二十餘類。其三《廣記》的類目設定還體現出了博物，雜俎的特點，也即突出了《廣記》之“廣”的特點。晉張華撰《博物志》以後，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等繼之，多是有關制度、民俗、物產、動物、植物、器物、服用、地理、醫藥、典故中的異聞雜錄。《廣記》中設貢舉、銓選、職官、博物、書、畫、算術、醫、博戲、酒等類目與之有關。此外這些類目也與類書的影響分不開，《廣記》中樂、器玩、草木、畜獸、禽獸、寶、疾病等類也可在與《廣記》同時編篆的《太平御覽》中找到相近的類目，而《御覽》則又是在北齊《修文御覽》，唐《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其它類書基礎上修纂的（注：王應麟《玉海》（光緒九年浙江書局本）卷54，頁34上引《太宗實錄》雲：《太平御覽》纂修曾“同從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分門編為一千卷”。）。其四，借鑑史籍類目設“雜傳”一類，收羅了唐代的傳奇作品。《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在史部列雜傳一類，收錄一些正史所不載的人物傳記和故事，如《漢武內傳》《搜神記》《述異記》等，《太平廣記》為反映中晚唐一些演繹人事奇情為主而非志怪的傳奇作品，借用史籍“雜傳”之類目名稱，設雜傳一類，專收傳奇作品，而與史籍雜傳收志怪作品有所不同，反映了《廣記》編選者的時代眼光和對小說發展的進一步認識。由於《太平廣記》卷帙浩繁，“鏤本頒天下，言者以為非學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樓”，故歷宋至元，流傳甚罕，影響不大。由於《分類夷堅志》編選者並未見過《太平廣記》，所以在分類上並未受到《廣記》的影響，此外《分類夷堅志》是《夷堅志》的選本，與《廣記》是歷朝小說的總集收羅廣泛有所不同。《廣記》收羅歷朝小說，而《夷堅志》只載有宋一代志怪故事，宋傳奇相較唐傳奇也已衰弱，宋代傳奇在《夷堅志》中所收不多，因此《分類夷堅志》的分類，就沒有《廣記》的志人、雜俎、博物、雜傳等部分類目。北宋政和年間編的《分門古今類事》一書偏重於徵兆吉凶，分類不廣。而且這兩部書皆雜取歷代故事，並非反映宋代小說的分類情況。這樣，分類較廣泛，專記有宋一代故事的較早的分類小說集《分類夷堅志》就有其鮮明的時代特點及其實際影響。《分類夷堅志》的門類的設立，主要體現了這樣三個特點：其一是充分體現了《夷堅志》志怪的特點。如有寫鬼神精怪變幻，活人見鬼，人死復生，鬼魅惑人，人鬼相戀的“鬼怪門”“妖怪門”“精怖門”“墳墓門”等；有寫佛法靈驗，輪迴報應，萬物無常，信佛感應，殺生報應的“陰德門”“陰譴門”“禽獸門”“冤對報應門”“釋教門”等；有寫道家神仙方藥，煉形長生，白日飛昇的“神道門”“神仙門”；有寫萬物有定，冥冥暗合的“前定門”“冥婚嗣息門”，下設功名，婚姻、死生、福禍、資財、嗣息、物宅前定若干類；有寫陰司地府，還魂誤勾的“冥官門”“入冥門”；有寫奇人怪術、吉凶徵兆、殊方異域的“醫術門”“卜相門”“雜藝門”“奇異門”等，凡怪人、怪事、怪物、怪術一一備陳。其二是反映了南宋後期理學盛行的特點。宋後期程朱理學成為統治階級思想的精神支柱後，“忠、孝、節、義”的儒家倫理綱常得到了空前的強調，影響也更廣更深。《分類夷堅志》將“忠、孝、節、義”排為門類之首，設“忠臣門”，“孝子門”“節義門”等，每門下與佛教因果報應結合起來，還設正反報應事類，如“盡忠類”與“不忠類”相對，“孝子類”“孝婦類”與“不孝子類”“不孝婦類”相對應，“義夫節婦類”與“不義類”對應，勸世教化，維護儒家倫理綱常的目的尤為突出。其三，新設了一些門類，更好地反映了北宋與南宋之際的社會風貌。北宋、南宋之交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日益嚴重，“雜附門”下“饑荒類”，“夫妻門”下“離而複合類”，集中反映了當時戰亂頻仍，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社會現實。宋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商業、手工業及市民社會的繁榮，引發了許多經濟糾紛和問題，因此，在“欠債門”下設“再生取債類”“欠債作畜類”，在“貪謀門”中又設“貪謀報應類”“不貪報應類”，用因果報應形式，告誡人們經濟活動中應講求信用，否則要遭報應。“詐謀騙局門”的設立更是反映了當時奸人為了謀利使用各種手段坑蒙拐騙的社會現實。下設的“奸騙局類”“賭騙局類”“掠賣人類”，揭示了當時三種騙取金錢的主要手段。“幽明二獄門”中“枉獄類”“貪謀類”“吏奸類”的設立，突出了當時官場腐敗，貪贓枉法，冤獄叢生的黑暗現實。“姦淫門”下“淫僧類”的設立，首次將披著宗教外衣的僧尼的醜行歸於一類。“醫術門”下首設“濟人陰德類”“貪財陰譴類”告誡行醫者應注重醫風醫德，對醫術惡劣，貪圖錢財，誤人性命的庸醫進行了譴責。在“禽獸門”下，設立了“不食牛報類”“殺蠶報應類”，強調了牛與蠶這兩種動物與人類農業生產密切相關，對人類生活尤為重要。這些新門類的設立進一步接近當時的社會生活，突出了世俗生活的特點，在中國小說分類學上尤其具有與社會密切相關的意義。《分類夷堅志》這些門類的設定，既尊重原著固有的內容和風貌，體現了時代的特點，又反映出編選者葉祖榮個人的指導思想。唯其分類有體例不嚴，重複相交的缺憾，這也是在所難免的。如前所述。《夷堅志》是宋代小說的代表作，《分類夷堅志》又是通行本，因此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1、仿作　以元代《湖海新聞夷堅續志》為代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二卷　後集二卷　不著撰人，據內容看當是元初人，此書雜取宋元奇聞異事彙編而成。既題《夷堅續志》顯然是仿《夷堅志》之作，因洪邁《夷堅志》不分類別，而此分門別類，可見是受葉祖榮《分類夷堅志》的影響。它共分十七門，下又設八十個子目，其分門如下：前集二卷　人倫門　人事門　符讖門　珍寶門　拾遺門　藝術門　警戒門　報應門後集二卷　神仙門　道教門　佛教門　文華門　神明門　怪異門　精怪門　靈異門　物異門它的分類名目許多與葉本相近。如葉本首列忠孝節義，《湖海》也將“人倫門”放在第一部分，為了突出人倫次序，它將“君後”放在“忠臣”之前。再如“神仙門”，葉本下設“呂仙類”“遇仙類”“爐火點化類”，《湖海》下設有“仙真”“仙異”“遇仙”“得仙”四個子目，看似略有區別，但看“仙異”目下，有《呂仙教化》《呂仙賦詞》《呂仙詩讖》《呂仙劍袋》《呂仙戲本》等篇目，實即葉本的“呂仙類”。而葉本的“爐火點化類”即“得仙”的方式之一。再如葉本“陰德門”有《林積陰德》一篇，言林積應試途中，住店見前客財物，想法歸還之，因而得中貢舉事，而《湖海》“善報”目下，有《不取他物》一篇，情節與《林積陰德》完全相同，因襲痕跡十分明顯。2.在《分類夷堅志》基礎上增刪加工或評點。(1)感應匯徵夷堅志纂　四卷　題“宋文敏公鄱陽洪邁景廬紀述，明上海王光祖纂梓”，為萬曆四十年王光祖自刻本。前有萬曆四十年王光祖序。書後有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二日黃裳之《記》，知曾為黃家所藏。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邊。藏上海圖書館。此書系《分類夷堅志》的再選本，它從《分類夷堅志》中選出一百八十七則故事，只保留葉本的十六個門類，即忠臣、孝子、善惡、節義、陰德、陰譴、禽獸、冤對報應、斷獄、醫術、貪謀、姦淫、欠債、僧道惡報、妒忌、再生各門，門下又設正反報應類，如“忠臣門”下有“盡忠感應類”與“不忠感應類”。其選擇標準，依王光祖自言“因閱宋內翰容齋洪先生所輯《夷堅志》，益重感應，大都述善惡之報，或驗之現世，或稽諸過去、未來，因果歷歷無爽……惟採其感應情實者錄之，籌諸梓，以普其傳。”突出佛教因果報應。因此王光祖此本實乃釋氏輔教之書，大大抹殺了洪邁原書的文學特點。(2)新訂增補夷堅志　五十卷　題“宋鄱陽洪邁紀，明景陵鍾惺增評，後學李玄暉、鄧嗣德定次，錢唐鍾人傑教訂”，半頁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藏北京圖書館。李玄暉、鄧嗣德事蹟不詳。鍾人傑，字瑞先，錢塘人。明崇禎間沈景麟校刻本《四聲猿》前有其所作《四聲猿引》一文，他還編有《唐宋叢書》，對唐代傳奇進行過研究。此本前有嘉靖二十五年田汝成序，可知是以洪楩清平山堂本為基礎增評的。它對葉祖榮的《分類夷堅志》進行了增刪評的工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去門存類。去掉葉本所分的三十六門，保留了原有的一百十三類。他認為葉本所分之類已經具體明確，沒有必要再設門。其二，將葉本原有的六百二十五則故事刪去一百五十八則，又從歷代其它志怪小說中選取九十八則故事附於各類後。如“靈性有義類”的《飼雀報環》就是採自《續齊諧記》的《黃雀報恩》，“異事類”的《陽羨書生》也選自《續齊諧記》。《雪衣娘》就是《譚賓錄》中的《雪衣女》。“異術類”中的《左慈化羊》即《神仙傳》中的《左慈》等。其三，對《夷堅志》的故事進行了評點。此書的增評者題為鍾惺，明末常有託名鍾惺的小說評點本問世，故此書是否為鍾惺所評無從考證。筆者傾向於認為它是鍾惺所評。《夷堅志》為志怪小說，談神說鬼，而鍾惺所倡竟陵詩風亦風格幽峭，人說其有鬼氣。錢謙益曾這樣評價他說：“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暗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餘年，……豈亦〈五行志〉所謂‘詩妖’者乎？”（注：吳志達：《明清文學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524引。）指出了鍾惺詩風“近鬼”的特點。而錢所說的“木客”“鬼國”，《夷堅志》中就有《江南木客》《鬼國母》等篇。鍾惺曾為其同年李心石《二十一史撮奇》寫序，認為正史之中也有奇事怪事，“有關於妖祥之數，為國家興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注：鍾惺：《隱秀軒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83。）對奇事很感興趣，他批點《夷堅志》也是有可能的。

　　五、《夷堅志》的匯刻本

《夷堅志》全帙已亡佚近半，今之所存初志二百卷只存甲乙丙丁四志共八十卷；支志一百卷，存甲乙景丁戊庚癸七志七十卷；三志一百卷，存己辛壬三志共三十卷；四志二十卷，蕩然無存。共存一百八十卷。另外葉祖榮選編的《分類夷堅志》今存五十一卷，從甲至癸各五卷，惟己集六卷，共625則故事，其中不見於今存一百八十卷中者共277則。張元濟涵芬樓的《夷堅志》刻本，是將《夷堅志》所存零篇殘卷匯刻在一起的匯刻本。據涵芬樓匯刻本《夷堅志校例》雲：“甲乙丙丁四志據嚴元照影宋手寫本，支志甲乙丙丁戊庚癸、三志己辛壬均據黃丕烈校定舊寫本，所補廿五卷則以葉祖榮分類本為之主而輔以明鈔本（也仍是《分類夷堅志》的鈔本），至再補一卷則雜取諸書，均於條下注明從出。”即張元濟在校訂《夷堅志》時，除收入一百八十卷外，又將《分類夷堅志》中不見於一百八十卷的那二百七十七則編成二十五卷，作為《夷堅志補》，又輯佚文三十四則為一卷名曰《再補》總共二百零五卷。張元濟涵芬樓本的校勘也是審慎的，其《校例》雲：“校時參用各本，其葉祖榮所編者曰‘葉本’，陸心源所刊者曰‘陸本’，呂胤昌、周傳信所刊者曰‘呂本’，‘周本’，其援引他書者則載其本書之名。”其校本採用了《分類夷堅志》，陸心源十萬卷樓本，明萬萬唐晟本，清乾隆耕菸草堂本等，幾乎將其所能見到的版本全用上了。一九八一年中華書局何卓本，重新校點排印涵芬樓本，又增輯佚文二十八則，作為《三補》，可謂善而又善。然而《夷堅志》的匯校補工作仍有許多缺漏，還有一些潛力可挖。就版本而言至少還有幾個版本應該用上，比如說筆者前所提到的祝允明抄本，還有現不知藏於何處的明嘉靖十五年葉邦榮刊五十卷本、《四庫全書》本等，另外萬曆王光祖的《感應匯徵夷堅志纂》，鍾惺增評的《新訂增補夷堅志》對《夷堅志》的校勘都會有所幫助。特別應注意的是還可以在海外徵集《夷堅志》的版本。

　　六、《夷堅志》版本的思考

宋以後《夷堅志》的刻本以明代為最多，反映了《夷堅志》在明代有廣泛的影響，而清代只有兩種刻本，《分類夷堅志》在明代一版再版，嘉清五十卷本、萬曆唐晟本、萬曆王光祖《感應匯徵夷堅志纂》、鍾惺《增評夷堅志》等，說明了明人對《夷堅志》的重視，另外還帶有某種功利的勸教的目的，如《分類夷堅志》，田汝成《序》認為其“殃可以懲兇人，祥可以恿吉士”，並闡明“蓋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的鑑誡作用。王光祖《感應匯徵夷堅志纂》更是釋氏輔教之書，勸世色彩更濃。比較而言，清人主要是對《夷堅志》輯佚補缺，特別是陸心源主要是進行古籍整理工作。《夷堅志》的亡佚以及版本情況的複雜性，給歷代《夷堅志》的研究帶來了許多困難，人們較難以全面、正確地對它作出應有的評價，並使《夷堅志》對後代文學的影響有所減弱。僅以明代為例，胡應麟由於所見的文獻資料不足，因而對《夷堅志》的評價有所偏頗，幾乎近於否定。明人所常見的主要是嘉靖十五年五十卷本，萬曆唐晟本，《分類夷堅志》本，所據版本僅及此，馮夢龍、淩濛初的《三言》《二拍》所據《夷堅志》即從這幾種本子來，而文徵明家藏的沈天佑宋刻元修本甲乙丙丁四志，明代很多人沒有見過，因而引據也少。祝允明抄本是來自與以建本為基礎的《分類夷堅志》不同系統的版本，許多人聞所未聞，因而其中《俠婦人》這則故事，王世貞《劍俠傳》，馮夢龍《情史》，鄭之文《旗亭記》等都據建本所刪的故事情節改編，對故事原貌愈益偏離。（注：張祝平：《范成大俠婦人故事原貌及其流變考》，《文學遺產》1997年3期，頁106-109。）由此可見，研究《夷堅志》版本對於研究《夷堅志》是非常重要的。

　　

原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2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