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聖人之學
中國文化傳統中總有關於偉人出生的種種神奇傳說，王陽明自然也不例外。懷胎14個月，出生前祖母夢到仙人踏祥雲送子，五歲不言，但第一次說話即誦《大學》，隨狀元父親入京，十一歲決心做聖人，“為天地立心，為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程朱理學是王陽明必須要邁過的那道坎兒，兩漢經學之後，儒家其實已經變成法家的外衣，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本質上不過是“外儒內法”。到了宋代，重文輕武，理學一下子以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學姿態走上了歷史舞臺。但二程等人為代表的理學不是行動派，不為現實負責，而是在道德層面上提出至高的標準，依此作為理論的根本，很容易上綱上線。這樣，理學從最初的“克己復禮”的理想走向後來的禁錮人性，印證了儒家過猶不及的辯證法思想。
但禁錮人性毫無疑問會被統治者看重，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民眾更聽話，社會更好管理，專制王權的統治也能更穩固。因此，明代以後，程朱理學順理成章成為唯一的官方正統思想。
個體層面談論的是理性，也就是個人的修身之道，成王成聖的方法，在當時的社會，似乎只有理學能提供。
王陽明先遇到當時的理學大師婁諒，大師告訴他“聖人必可學而至。”但同時也指出，透過學習兵法，希望“為萬世開太平”的想法是誤入歧途，必須先走通內聖的路，才能外王。王陽明問如何能做到“內聖”，得到的回答是“格物致知”.
於是就有了“陽明格竹”戲碼，但理學的方法論上先天缺陷：透過對事物的觀察已明悟該事物中所含的道理，這個道理與最終大道（也就是“天理”）相通，積累了各種事物的道理後，也就明悟了天理。這其實就是哲學史的歸納與演繹，本身倒是科學方法論，可惜這一切仰仗的手段只有觀察兩個字。如果僅僅是觀察，極有可能只是想當然，再加上功利性越來越強，所謂的格物就變成了一個表面功夫，在功利目的的驅使下，想當然的成分越來越大，格物就越來越形式主義。就算再全身心的投入，結局也不言而喻。但這次格竹失敗至少帶來三個結果。
1對他一生的健康影響巨大，其一生都為疾病所困。
2直接導致了王陽明對程朱理學的全面懷疑，也成為他放棄理學開創陽明心學的早期誘因。
3此路不通的情況下，使得王陽明轉而選擇先行獲取成聖平臺，應對科舉考試。
事實上不僅是應對科舉的詞章之學，兵家，道家，仙家，佛家甚至程朱理學，都是他欲成就人生第一等事（做聖人）的努力與嘗試。在這個過程中，他漸漸形成了海納百川，兼收幷蓄的胸襟，也漸漸對各種學說的利弊有了深刻的認識。
其實，人就是在這過程中成長，深刻起來的。王陽明從“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詞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博採眾家之長之後，由博而返，終於回到儒家的根本，這其實是一個思想家的必經之路。雖然漸漸有了自己的認識，但這種認識還需要生活的磨礪，才能使之昇華。擁有平臺之後，也遇到了生命中最大的危機和陷阱。
明代是宦官集團和文官集團搏殺最激烈的朝代。明武宗朱厚照時期，劉瑾為首的八宦官掌權,作為小小六品兵部主事的王陽明“君仁臣直”上書皇帝，最終被劉瑾命人拖到午門廷杖，下了詔獄。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在錦衣衛的大牢裡，王陽明的自救方法是，把興趣、注意力轉到《周易》上。有時候人生的困頓，反倒是一個巨大的機遇，促使人們去尋找哪些終極的意義、問題的源頭。當王陽明在詔獄這個狹窄、窘迫、骯髒的環境裡，無人依靠的時候，只有去依靠內心，反而從內心中找到一種終極的力量。這種思索，其實已為他的人生開啟了一段蛻變的旅程。
二龍場悟道
熬過了廷杖、詔獄，王陽明被貶到貴州龍場做驛丞，劉瑾顧忌王父的聲望而對其痛下殺手，為保險起見，派殺手半路截殺。王陽明金蟬脫殼假意跳江躲過追殺，一路逃難又經歷虎口餘生，暗中悄投奔父親王華，聽從父親建議，赴任龍場以圖後效。
《何陋軒記》中記錄了他剛到龍場和當地苗人共同生活的細節，但僅僅從惡劣的自然環境中活下來是不夠的。還需要有一番生死徹悟。《瘞旅文》中講王陽明看到一個吏目帶著兒子僕人去上任，途經龍場，最後三人斃命。王陽明得知訊息後很傷感，帶著僕人去埋葬他們。僕人不解，王陽明勸說“我們雖然是陌路人，但我們的命運其實和他們是一樣的？”
在蜈蚣坡，他們將三人埋葬，擺上祭品，流著淚，在墓地旁感慨說：古人不會輕率地離開故鄉，外出做官也不超過千里，我因為流放，你又為什麼非來不可呢？聽說你的官職不過吏目，薪俸不過五斗米，你領著老婆孩子親自種田就有了，為什麼竟用五斗米去換你堂堂七尺之軀？如果你真的為這五斗米而來，那就應該歡歡喜喜的上路，為什麼我昨天望見你皺著額頭，面有愁容，似乎承受不起那麼重的憂慮呢？
王陽明如此感懷，他在悲愴什麼？
自吾去父母鄉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只慼慼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
他說他離開家鄉已經兩年，歷盡毒瘴兒能勉強保全性命，主要因為自己沒有一天憂戚，憑著樂觀與信念在如此艱難的龍場頑強的活下來。他沒有因命運而鬱鬱寡歡，但今天卻忽然如此悲傷，王陽明解釋說，是為吏目悲傷的太重，為他想的太重，而為自身想的很輕.
這一反常態的悲傷並不只是他自傷自憐情緒發洩。“為爾者重，自為者輕”的悲傷，是因生死的明悟而生的慈悲之心。
經歷過吏目死亡事件後，就不住在“何陋軒”，他花了不少力氣，做一個石棺，放在最初來龍場棲居的“小洞天”石洞裡，每天晚上睡在石頭棺材裡。終於在一個風雨之夜，一道閃電劃破天際的時候，半夜中突然做起來，放生長嘯。《陽明先生年譜》裡說，陽明先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浴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之後王陽明說了一番話：“始知聖人知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接著又說，“至此心外無物，心即理也。”
說到“心外無物”，《傳習錄》中記載一段“巖中花樹”的公案。一次王陽明和學生朋友出遊，學生看到南鎮山岩中有一棵開花的樹，很感動，覺得很美，就問王陽明，先生你說心外無物，但是你看這棵樹，“惟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如果我們沒有來到這個地方，這棵樹就不開花嗎？它就不美麗嗎？就沒有自己存在的價值嗎？我們現在看到了，我們要是沒看見，不知道這棵樹呢？它在我心之外，我不知道原來有棵樹，花開花落，它就沒有美麗和價值了嗎？
王陽明說這個問題問的好，正好解答“心外無物”到底是什麼。他接下來說：
“汝未來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汝來看此花時，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汝心之外。”
王陽明所說的“心外無物”，不是簡單的如陸九淵當年說的“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也不是後來貝克萊（George Berkeley）說的“存在就是被感知”。
從訓詁學的角度來解釋，或許會別開生面。
“寂”從寶蓋頭，最早是房子的意思。郭沫若先生考證說，“家”這個子體現了早先的祭祀文化，最早的房子不是給人住的，是部落祭祀的場所和開部落回憶的場所。“寂”下邊的“叔”字，在甲骨文中的原意是手去撿一個豆器，也有一種說法是手去撿一根木杖。豆器原來是祭祀中重要的禮器。那為什麼祭祀的時候要去撿豆器或者木杖呢？
我們再來看看“寂寞”，“寂”常和“寞”放在一起，“寞”上邊寶蓋頭，底下“莫”這個字的甲骨文原意，上下四草叢中間有個太陽，指太陽落山，落到草碓裡去了。“寞”是薄暮的本字，指太陽落下，傍晚的意思。最早人類大多是光明崇拜，太陽落下去說明祭祀完成，祭祀完成，神靈退去，然後要收拾祭祀的器物。這種狀態叫寂寞。古人認為，失去了心中的價值歸屬，核心價值崇拜，人的精神沒有了依託，這才叫寂寞。
花有顏色嗎？其實，這些花都沒有顏色，只是在你眼中有顏色，花的顏色是那個花在我們眼中形成的光譜反應，而不是花本身有這個顏色，花在你眼中五顏六色，在狗的眼中只有灰黑兩色。
那什麼叫“明白”？明，日月合併以後為“明”，而“白”不是白色，最早“白”這個字在甲骨文中是一口多舌的意思，形容一個人在極盡表達，反覆陳說。為什麼要極盡闡釋呢？巫者，理解了神的意志，要把神的意志告訴大家，要把那種價值告訴大家，這叫“白”。在光明崇拜李，把神的意志、把部落的精神歸屬、把這種價值宣示給大眾，讓大眾明白起來。
我們把幾個關鍵詞一說，就明白王陽明說的“心外無物”不是說存在即被感知，他說的是一種價值存在。王陽明說的不是貝克萊（George Berkeley）的認識論問題，說的是意義問題，和維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的“世界的意義在世界之外”近似。也就是說，心外無物，指“心”乃發生意義的源泉，不“致良知”，外在世界儘管五彩繽紛，也對我毫無意義可言。
那個花存在不存在是一種純客觀存在，學生問的是一種物理存在，但王陽明回答的卻是一種價值存在。
如果簡單的批之為主觀唯心主義，是不瞭解王陽明這番話的出發點。從訓詁學的角度看，王陽明的心外無物，即往事萬物只有人類意識參與時才能明白，我們可以看到王陽明說的存在是價值存在，這個是超越物理存在的。王陽明龍場悟道後，首先悟的是“心外無物”,有了這個基石，才有了後面的“知行合一”才有後邊的“致良知”才有整個心學的大智慧。
心外無物的本質是人的一種價值存在，獲得這種價值存在之後，人生就有了一個價值支撐，有了一個價值出發點。其實，這種價值存在也正是儒家一直所提倡的。缺乏價值的支撐，無法明白生命的價值存在。每個人的生命就像一滴水，再飽滿，放在Sunny下沒多久就被蒸發掉了。這滴水怎樣才能不被蒸發呢？放入旁邊的長江大河，匯入汪洋大海，就不怕被蒸發掉。這就是價值存在。
對於王明陽的龍場悟道，各種說法，質疑，其中最有影響的說法就是“心學本質上就是佛家的禪悟之學”。而後來王陽明心學盛行之時，也正是明代中後期枯禪思想盛行之際，後人每每把心學與禪悟混淆。其中的不同，主要有三方面：
[if !supportLists]第一，[endif]從王陽明既往表現來看，他雖學貫儒釋道三教，也經常在佛家道家中苦苦追尋，但在當年他主持山東鄉試時，所出的題目為：“佛、老為天下害已非一日”。他的觀點就是“佛、老害道，是由於聖學不明。”他經歷龍場貶黜厄運之後，更明顯表現出與佛道兩家的分道揚鑣，無論思想還是行為上，都表明了他儒家正宗的姿態。
[if !supportLists]第二，[endif]從龍場悟道後的表現來看，也與禪宗的頓悟大不相同。佛教講的是放下，而心學講的是拿起來。這事初始態度的根本區別。佛教最後求的是解脫，心學最後求的是擔當。他在龍場考慮生死問題，考慮人生的終極問題，考慮一直困頓、迷惑著他的問題：聖人處於此種境地，該當如何？根據史料記載，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後第一個表現，就是寫《五經臆說》去詮釋五經。第二個表現就是從穴居的石洞出來，請當地人幫他在原來何陋軒周圍建一堆房子，叫“龍岡書院”教化民眾。
[if !supportLists]第三，[endif]佛家講圓融，而儒家講擔當。王陽明一旦徹悟，行動風格變得犀利兒非圓融。王陽明建書院後漢人、少數民族的人都來聽課，其中不乏各個部落、各酋長的孩子，樹大招風，惹惱了當地長官思州知州，派地痞尋釁滋事，但當地苗民、彝民孔武有力，把小混混們打跑，思州知州把王陽明告到了貴寧道按察司。副使毛應奎前來調查居間調停，讓王陽明寫道歉信，但王陽明卻給毛應奎回信義正言辭說清事情緣由，關鍵不是看裡邊的情緒誰對誰錯，而是看道理。王陽明已經把思州知州這種小人心理揣摩得很清楚：“自己好歹一個知州，他一驛丞，到最後攪上朝廷，萬一給人留下話柄，沒事惹的一身羶。”王陽明不是好惹的，義正言辭不留餘地，他反而立刻就變成縮頭烏龜了。從這一行動風格上開看，他已日趨犀利。
同樣的犀利，在應對當地土司，水系宣違使安貴榮時也能看出來，安貴榮試探問裁撤貴州驛站，王陽明豪不客氣的點破他的野心：翅膀硬了，野心膨脹，想試探朝廷。安貴榮治下有人反叛，他按兵不動，做壁上觀。王陽明又寫信直接點中安貴榮痛處，問他是否是對朝廷二心。嚇得“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寧。”王陽明真正要救的，是當地百姓。
心學真正的悟道，是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然後勇於擔當用語負責，這其中充滿智慧，能讓問題迎刃而解。 三 知行合一
雖說王陽明自己在五十之後，重點只提“致良知”，但很多接觸人事把王陽明當作精神導師的關鍵，就是知行合一的學說。這個精神的產生，和一個叫席書的人有很大關係。
席書聽毛應奎是個人才，就親自到龍場去聽課，見識一下這人。席書名聲赫赫，比王陽明大十一歲，當時是貴州提學副使，提學官由按察司副使兼任，所以席書就相當於貴州省副檢查長兼教育廳廳長。席書是標準的儒家知識分子，接受的是標準的理學教育。既然王陽明學問大，就問了王陽明一個問題：朱陸異同。
朱熹和陸九淵都是儒家的理學，追根溯源，都是從程頤、程顥那兒來，老大程顥一支傳到陸九淵，再傳到王陽明這兒，哲學史上就陸王心學。老二程頤這一支傳到朱熹，後來叫程朱理學。席書提的問題是：你要講理學，講心學，那就按照學者的觀點講清楚朱陸異同，源流考證，倫理考辯，我聽聽你學問怎樣。”
王陽明淡淡一笑，不講朱陸異同，只講“心即理，心外無物”。席書回去後，琢磨不透，第二天又去，又問朱陸異同。王陽明還是不講，只講“吾性本自明也。”重要的不是陸九淵講什麼，朱熹講什麼，是你席書的那顆心該想什麼。席書一連來了四次，請教了四次。突然領悟了。“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睹於今日”。《陽明先生年譜》記載，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修葺書院。”也就是貴陽書院。書院成，以師禮請王陽明去教書。到了貴陽書院之後，王陽明的“心即理不斷往前延伸，以糾當時時風之弊，糾知識分子空談、須談之病。王陽明漸漸產生了知行合一的思想。這是他心學的第二大臺階，是心學重要發展。
徐愛是王陽明最心愛的大弟子，後來把自己妹妹嫁給了他。王陽明在貴陽書院產生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後立刻寫信給徐愛。徐愛即從江西的龍岡書院來到貴陽書院，見到老師，就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孝悌之問，“大家都知道應該講孝悌，可事實上做到的人很少，這就說明，知道和做到是兩件事，怎麼合一呢？
王陽明先舉了一個例子，“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大學》中舉這個例子是證明誠意的。誠意正心的意思。而這裡王陽明的用意不一樣。這裡的“臭”不讀臭氣熏天的臭，而是讀“嗅”，惡臭指包括臭在內的各種難聞氣味。王陽明說，看到美色心生歡喜，開眉舒顏，你不是看到美色之後才決定開眉舒顏的。那個惡臭你已經聞到，一聞鼻子就皺起來，不是穩完了，判定他是臭的，才決定皺眉頭的。眉頭一會兒開，一會兒皺，都是和你的那個審美、審醜的行為是完全一致的。放到“孝悌”也是一樣的，光說知道不是知道，去做了，做到孝悌才能說明知道孝悌。也就是說，真正的知道就是能做到，不做不到就不是真的知道。知與行其實是一個整體。
徐愛的第二個問題是：我承認老師說的知行合一，但是古代聖賢為什麼要把知、行分成兩個呢？是希望人們有意識地對知和行分別加以研究嗎？
王陽明頻頻點頭贊徐愛有悟性。“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為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為冥行妄作，所以比說知而後行無繆”。除此之外，另外還有意中人，“茫茫然空懸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是之為揣摩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古人不得已之教。”古人之所以把知行分開，是因為有兩種人，一種冥行妄作，一種好說空言、不著實躬行。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解決了人生的三大困惑之一，即習性問題。
冥行妄作與好說空言、不著實躬行是人的兩大習氣，王陽明的忠實信徒曾國藩曾說過：“敗人兩字，非傲即惰”。傲就是冥行妄作這一類人，惰就是不著實躬行。我認為，解決習氣問題沒有比知行合一更有效的了。從個人角度，學習陽明心學，“心即理”最能幫你找到自己；“知行合一”能夠幫助你塑造自己，改自己；“致良知”最後幫你成就自己。知行合一是最強大的生活之道，是生活中改變習性最關鍵的一種智慧。
王陽明跟徐愛講，你明白知行，就是知道、做到，這是克服習性的問題，知行合一的價值說透了。但知行合一的作用可不僅能幫助人改變冥行妄作和不肯著實躬行兩大習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不只是知道做得，並不只是我們理解的所謂理論聯絡實際。這只是從知到行。知行合一有四個字，知行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行到合。我稱之為沉浸式體驗。《傳習錄》中解釋知行合一時，“某嘗說知是行只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有知在。”這段話，我認為講的是一種沉浸式的體驗。這裡講了仲尼拜師襄子為師學琴的故事，一首曲子仲尼掌握了音樂技法節奏，還要繼續彈奏掌握思想感情，思想感情把握了，還想琢磨作曲的人，還要琢磨作曲人是哪類的人，最終彈完，感嘆一番，“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孔子在老師沒告知曲名的前提下，自己沉浸進去，融會貫通，琢磨出了曲子的豐富意涵。只有沉浸進去，才能和物件融而為一，這叫合，知行合一的合。甲骨文中的“合”是上面一張大口，下邊一張小口。談戀愛的時候是什麼境界？就是我的眼中只有你。取消個體獨立性，兩個合在一起產生一個新的整體，叫合。
第三步，由合到一。這是我個人研習心學心得，分出步驟來。
“一”就是王陽明講的“致良知”，就是有一個價值性的歸宿後和再出發。致良知的“知”比前邊“知行合一”的“知”上了一個層次，然後這個“知”（致良知）有可以再導致“知行合一。你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自我價值塑造，而且獲得了一種思想成就。這種思想最本質的必須是價值判斷，必須是致良知。他在《傳習錄》中講：“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到致良知就是價值歸宿，只是良知。然後“合”再出發，就是一個潛在的自我再塑造，這就是良能了，所以，孟子講的良知良能他都解決了。這就是第三層。
四事上練
一次，在貴陽書院，一個官員說，先生的課講的太精彩了，太有意思了，我恨不得天天都來聽，來跟著您修行。但是我每天要去上班，沒那麼多時間，沒法親自來跟您修行，真是遺憾啊。王陽明說，你聽了這麼多課，怎麼還沒開化，我並沒有讓你放棄工作來修行啊。那官員問，難道工作的時候也能修行？王陽明笑道，對，工作就是修行。
這裡先廓清一個問題，雖然儒釋道三家都非常講究靜坐，事實上靜坐也是心學入門的功夫，但和佛家的不同。正德五年，王陽明帶學生出貴州去江西沅陵，留虎溪山龍興寺講學，在那裡特別交代了在龍興寺裡的靜坐：“前在四種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王陽明講心學的靜坐關鍵是要“為己”。孟子說“求其放心”就是把放逸、逃逸之心收起來。佛家講的是明心見性，而儒家講的是修己治人。王陽明曾經婉轉而又犀利的批判那種做枯禪的靜坐方式，“誠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雖能至於只是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國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就是說，知識分子不應該像僧人那樣坐枯禪，僧人做得枯禪，不是實學；而心學是一種實學，儒家實學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要用功的；不是解放一個人，而是要解放一代人，解放一個族群。因此，靜坐必須要和事上練結合起來。
曾有一個學生問，我靜坐的時候按照老師講的，力求做到“收放其心”，也覺得頗有感悟，但是一碰到事情就不行了。王陽明回答說：“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這就是王陽明知行合一裡的一個重要的理論，“事上練”。他認為靜坐一定要和事上磨，事上練結合，方能立得住。
不久，事上練的機會就來了。王陽明三年貶謫期滿，朝廷的任命來了。任江西廬陵縣知縣。他第一天到縣衙門上班，還沒跟手下幕僚們熟悉情況，就忽然湧入上千鄉民，號呼動地，一時不辨所言。他既沒有叫衙役把鄉民趕出去，也沒有耍官威，更沒有落荒而逃，而死不懂聲色的聽與分析，在人群嘈雜中，他很快明白了這些人是說稅太重，鄉民交不起。事情大概弄明白，他就安撫鄉民情緒，說既然是來做父母官，如果確有不平，一定為大家做主。這樣表態後，大家安靜下來，王陽明召集幕僚開了小會了解情況。
王陽明做事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不論新地方、新工作、新任務，他都能迅速把情況瞭解的非常紮實。無論什麼是，都應該先調查研究，都先了解面對的這件事背後的東西。明瞭規律是什麼，搞清楚了才能做出有效的判斷。這就是事上練的第一個智慧：洞悉全域性。搞清楚來由：當地百姓要交一種“葛布稅”，但當地不產葛布，這個稅只是三年前新增的稅種，這確實是不合理的稅，於是他立刻表態，免去當年的葛布稅。
但王陽明七品新官上任，有什麼資格賣你去國家的稅收呢？尤其明朝中期還有監稅的宦官派駐地方。其實，在短短時間內王陽明已經發現問題本質，就在於宦官的利益。不產葛布的廬陵是三年前加的葛布稅，原為來了一個監稅的王太監，為搜刮民財而肆意增加了一些稅種，這個葛布稅並不是國家應收稅種。
王陽明借向上級寫信陳情，實際上是寫給這個王太監看，說明事情來龍去脈，將廬陵縣三年前的稅收情況及王太監來後的稅收情況列明，“民產已窮，徵求未息，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為徵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群聚為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當地正逢乾旱，流行疫病，收成本就不好，再如此壓榨，百姓流離不算，還會釀成大禍。“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事之難為，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剛才說了硬話，現在再說點軟的，請求憐憫仁慈。最後又說有什麼責任我擔著，稅是我免的，有意見想法衝我來。“若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以為不職之戒，中心所甘。”
王太監看到這些，當然惱火，但打聽一下這個王陽明，也知道不是好惹的，萬一陰溝裡翻船，不值當。最後這個葛布稅就免掉了。
再說一個事上練智慧的例子。當時廬陵治安亂，抓到一個江洋大盜，叫王和尚。王和尚嚴刑拷打都不怕，王陽明深諳也有意思，就給王和尚講課，（審問審的只剩底褲，審出盜匪心中的良知的故事）最終真的給感化了，就供出團伙中的兩個頭目，王和尚是老三，老大多應亨，老二多邦宰，是兄弟倆。根據王和尚線索，迅速破案，抓捕了這個犯罪團伙。但沒想到的是過了一段時間，上級政府突然把這個案子打回來，說此案是冤案，多應亨兄弟倆良民，與王和尚犯罪事件毫無干係，責令重審。原來，多氏兄弟的母親行賄，讓王和尚一人把罪行都擔下來，這樣多氏兄弟就可以逃脫了。上級政府昏官，就說廬陵知縣審錯了讓重審。
王陽明上堂前跟幕僚交代了幾句，到時候如何動作，然後簡易設堂，堂上對著三個人又把案子問了一遍，沒上刑沒逼問。王和尚很輕鬆的說這件事我上次說錯了，都是我一個人乾的，與他們無關。就在這個時候，幕僚突然來，說外邊有重要人要見大人，王陽明起身出去，說等會我們回來再說。王陽明把場景設計的很隨便，連衙役都沒站在兩邊。王陽明一走，就剩王和尚和多氏兄弟，等了半天也不見回來人，王和尚終於按耐不住，交代多氏兄弟，等會若問起來，你們一定咬住牙關扛著，萬一他用刑也得扛得住，我就能把事兒全扛下來，保證你們脫掉干係。那兄弟倆人頻頻點頭，是的是的，一定這麼做。
話音剛落，突然堂案下布簾一掀，裡邊爬出來一個人，有史書說是王陽明，有說是別人扒的，但都不知道怎麼趴回去的。因此經常有人將，王陽明機詐、機警，打仗也擅長玩這個。
王陽明在處理葛布稅問題上強勢、強悍，而處理王和尚匪案時很聰明甚至有點狡猾。王陽明講知行合一不是空談，要落到具體事情上，“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面臨上千鄉民 告狀，王陽明敢迅速拍板，免去葛布稅，就說明他對背後的厲害關係把握的清清楚楚。至於他審王和尚的案子，更是暗處他那種“明覺精察”的厲害了，這才叫做知。知行的功夫本不能分，不是空談，不是天天說道理，行動能力、行動智慧，那是一定能落在行動力執行力上，不“行”不足稱“知”。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與心學的靜坐關係密切，心學的靜坐，不是佛家的坐枯禪，不是進入那種玄虛狀態，而是進入一個思維上的高屋建瓴狀態。這個思維上的狀態叫“精一”。《尚書》中有一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實這個是儒家總綱。為什麼要靜坐？人心惟危啊。“危”按訓詁學來講，就是一個人在懸崖邊，很危險的樣子。人在紅塵中，受其影響，各種情緒各種慾望，漸漸就失控了，人心被外在所幹擾甚至綁架，這就叫“人心惟危”。哲學面臨的根本問題，其實就是精神和物質之間的矛盾問題。
怎樣由這個所謂危險的人心，捕捉到天人合一的道心呢？“惟精惟一”，怎樣才能精和一的狀態呢？因為到精和已的狀態就可以“允執厥中”，就可以守中正之道了，就可以做到孔子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了。這就先要靜坐。在靜坐的過程中，是自己的思維模式達到那個精一的狀態，這才是儒家心學講的靜坐功夫的關鍵。
但過這個樣還不行，王陽明給給學生講過：靜時亦覺意思好，才與事情便不同。 一遇到事就不行了，還要事上磨練。這裡的“事”就是精神的磨刀石，事上練，配合靜坐，這樣內心的智慧與思維以及精神世界才會變得越來越強大。
五致良知
王陽明有個學生叫周道通，寫信說，先生講的道理我都懂，但是生活中這個事真不是我們想的那樣，我做行政官員，工作紛繁複雜，這事沒處理完那個事又來了。百姓，上級都有不滿，焦頭爛額，應接不暇，我也按照先生教的事上練智慧去做，但是常覺精神疲憊，虛弱不堪，按您所說，每件事還要總結，還要靜坐反思，然後才能昇華，這樣，人的精力怎麼能夠呢？遇到一些情況，我想應該按照您的教導，從事情裡抽身出來反省，寧可不把事情做完，也不能不培養我的心，您說對吧？
王陽明自己也做知縣，他同樣不輕鬆，當週道通這樣問到時候，他說“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一應之。”。為什麼在事情中總覺得疲於奔命，些事做得還可以，有些事做得真難，是因為你心中整個“牽於譭譽得喪”。就是在做利益判斷，你的出發點，你的終極追求不是致良知，你的那個譭譽得喪和致良知根本不是一回事。困惑其中，是因為出發點以及歸宿都是一個：你在做利益判斷，不是在做價值判斷，不是致良知。
廬陵任上繁忙，兇險困難異常，廬陵當地一方面人才輩出，文化素養不得了，另一方面稅收繁重，社會壓迫導致之風日下，再加上劣幣驅逐良幣，造成廬陵訟棍成群。一點點事就要吵架要告狀。前一任知縣最後走的時候已經奄奄一息，給上級的報告中說，每天街道的狀紙有上千份，實在累的受不了。王陽明上任後，每天依然收到大量狀紙，告狀內容多是鄰里之間的矛盾，你拿我一棵蔥，我拿了你一瓣蒜；朋友之間當年他結婚的時候我送了份子錢，我結婚他不送份子錢一類的雞毛蒜皮的事，王陽明本來身體就不好，就算再有精力也處理不了這麼多狀紙啊。
知行合一的第一個智慧就是調查研究，管轄地區貧富奸良，經濟狀況，文化情況以及當地的人性，都摸得清清楚楚。心裡有譜之後，具體解決辦法三步走：
第一是限制。
告狀可以，但當地人訴狀一寫就是千言，半天也說不到正經事，王陽明規定，告狀只許一事一告，不許說其他事情。又規定每份狀紙不許超過六十個字，狀紙必須短而精悍。其實這是個量變，但限住了這個量，就會引發質變。
第二是拖。
王陽明身體確實不好，他也不是假裝，而是寫告示說自己帶病堅持工作，有些重要的就處理，有些不是特別重要的不能立刻處理，往後放一放。
第三是改變。
重要的案子，拖只是緩兵之計，改變制度和人心才是重要的。王陽明首先恢復洪武年間舊制，下令復建“申明亭”和“勸善亭”。勸善亭就是光榮榜，梳理好人好事。申明亭就是壞人榜。選出德高望重的三老，讓他們對民間的一些糾紛，尤其是民事糾紛進行審理評判，在民間勸喻。這也就是鄉賢文化，古代儒家社會鄉制中很重要的功能，鄉村裡大多是宗族自治，就是一種教化和引導。
德治與法治結合，就是的漸漸形成趨善向良的風氣。王陽明還設立書院，親自講學。
他知道改變社會風氣的根本，是便民惠民，不解決實際問題，百姓不能幸福生活。當時社會風氣不好，根本問題是需要父母官身體力行解決人民生活問題日。爆發旱災，就親自設壇求雨，乾旱常引起火災，王陽明就提倡百姓改變房屋木質結構，更關鍵的是讓居民之間的巷道拉大，為此親出面讓駐軍與居民各自退讓建成避火巷，他還實行了世家牌坊制以維護當地治安，改革驛站。這裡的每一件事都很難做，但實實在在關乎老百姓切實利益，他每件事都做到了。
宋明理學最大的問題就是大道理都會說，但一來有些人只說不做，而來有些人想做，卻沒那個智慧去做，沒那個能力去做。王陽明此前也沒有基層工作經驗，但他就做成了，不過是因為“開導人心為本”，心裡揣著百姓，解決實際問題。
知行合一其實是有步驟的，從知道到做到，叫“事上練”。然後到“行”到“合”，“合”到“一”，那個“一”就是“致良知”。終極的那個“一”，不是終極，不是最後，他還是一個否定之否定，是一個在迴圈。這個致良知，沒有止境，可以不停地昇華上去，一個迴圈再一個迴圈，這個智慧是不停成長。王陽明在講授心學的過程中，在事上練的過程中也不停的成長。聖人不是做了聖人就擺在那裡，立在那裡，像王陽明這樣的聖人，都是展示給我們看，他們的人生是如何不停成長，永無止境。儒家追求的根本不是成功，而是成長。
王陽明“致良知”的這個“我”，是一個“真我”（相對於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超我概念）。他的這個本我應該是善良的，和孟子的人性本善有關係，人本來有一種大智慧大善良在裡頭，找到它，然後昇華它。王陽明之所以沒有基層工作經驗也可以解決問題，就是因為“致良知”。換言之，本來就有這個智慧、這個能力，只是以前沒有面對這個“事”，因而沒有激發出來而已。
按照考證，王陽明是到了正德十六年才正式提出“致良知”的，但他自己說，龍場悟道時便已經有致良知了，但是“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鍾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他那個時候不提，到後來再提，是擔心大家把深刻的“致良知”純粹當成此前理學家的口號一樣喊一喊而已，王陽明正式用自己的人生經驗，一點點的驗證了什麼叫做“致良知”。
致良知中很重要的觀點是：人人皆有良知，只不過被矇蔽了。人人皆是聖人，如果你覺得沒有，只是被顯示矇蔽了，被慾望、情緒、紛繁複雜的紅塵這比了。教育個體的時候，致良知是指每個人發現這個良知；面對社會群體的時候，“致良知”有另外一種意思，就是良知致人。用良知去關照百姓子民。
六朱陸之辯
王陽明在廬陵任上七個月，擁有了很大名聲，這時此前難為他的太監劉瑾倒臺，他的春天也來了，很短時間內連升數級，回到京城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回京的第一件事是在北京重興講學之風，王陽明一生最愛的是講學，所經過處只要有條件都會講學，甚至還建了幾所大的書院。不論人生流離、命運艱難，講學其實是一種精神寄託。他說“夫志，猶木之根也”，他說心學首先要立志，人生的志向很重要；但“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
王陽明的一個朋友喬宇，要到南京任職之前，說人生還有迷惑，來問王陽明，人生應該怎樣學習，怎樣成長。
王陽明回答說，第一個就是學貴專。
喬宇說，我從小就很專注啊，我喜歡下圍棋，常常廢寢忘食，幾天幾夜都不關心別的，因為這份專注，少年時就在圍棋界無敵手了。
王陽明笑笑，又說，第二層叫學貴精。
喬宇又說，我成年之後因為考進士，努力學習詞章之學，感覺自己的功力經唐宋而入魏晉。（古人認為，學詩詞文章要有魏晉風骨才是把文章寫到老道的境界）
王陽明又笑笑說，第三條，學貴正。人間正道是滄桑。
喬宇說，你說的太對了，我現在就意識到人生應該學聖人之學，這才是正道。但我的疑惑在哪裡呢？我又學貴專，我又學貴精，我詞章之學很好，現在我要學貴正，開始聖人之學。但為什麼總是覺得很迷惑呢？我此前哪些東西我也很喜歡，但是我又覺得耽誤時間，但是你讓我放下吧，我又捨不得。我的愛好有很多，還喜歡養花花草草，還有國家朝政，事務繁雜，我最近心不定。你既然說學貴專、學貴精、學貴正，我覺得我都做到了，但為什麼新還定不下來呢？
王陽明說，你那個不叫專、精、正，唯獨求聖人之學可以叫正，那個喜歡下圍棋可以說叫“溺於棋”，不叫專於棋。為了考科舉喜歡學詩詞文章，應該叫“癖於文章”，不叫精於文章之道。因為你此前這些，包括你的其他愛好，是技，是術，而不是道。為什呢到這個年齡還會迷惑呢？是因為你開始出發的時候走的不是這個正道，現在你漸漸意識到了，即使我說的，世人多巧，心茫茫然。喬宇如醍醐灌頂，後來評定寧王之亂時，寧王攻打的南京，就是喬宇守的。
隨著心學影響越來越大，一個敏感話題逐漸產生。心學本質上和佔主流的程朱理學格格不入。南宋時，陸九淵和朱熹的觀點就格格不入，呂祖謙為了化解朱陸二人矛盾，搞了鵝湖智慧，讓朱熹帶著門人，陸九淵和他哥哥陸九齡帶著門人辯論了三天三夜，最後誰也沒有說服誰。陸九淵門人記載“元晦（朱熹）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約”,要從一件東西上慢慢學，最後才能找到這個事物的真理；“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這是兩條路的選擇，朱熹的路叫博而返約，陸九淵的路是先立人生根本，先歸納，然後去演繹，放之四海而皆準。純以方法論來看，各有各的道理，但在文明史發展的過程中，朱熹的這條路總容易跑偏。
第一就是”物先心後“。事物放在前邊，你把事物都格完了，最後才找到那個道理。人心在事物之後，就漸漸失去了人本主義精神。
第二是為了”求致知“。格物為了致知，這個目的明確，求致知而格物，就容易導致表面的格物，容易跑偏。真的格物，像西方實驗主義科學客隊，但中國後來走的一條路就是表面的格物，然後就去想當然的致知了，到最後就是徒逞口舌之利，而錯失了科學。
第三是容易滑入假道學。這種徒逞口舌之利，漸漸形成社會風氣，叫做”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這樣“致知”出來的“知”漸漸變成了喊口號、假道學，這就容易被專制統治階級利用，變成禁錮人性的一種手段。
王陸心學則是先以人為本，發現自己的心靈，先塑造一個人。陸九淵的學說先要讓人做個“人”。西方文藝復興也是在人本主義精神的覺醒下，然後實驗注意、科學主義興起，導致現代科學文明的誕生。沒有人本注意精神支撐，那個博而返約的手段最後就變成了假大空。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人本主義這個出發點、制高點，人也會漸漸迷失。
王陽明在北京講學影響越來越大，他的兩個學生一個喜歡朱熹一個喜歡陸九淵，就向先生請教朱陸之辯。心學要發現，繞不開這個問題。從前龍場悟道時不能提朱陸是非，現在卻可以了。兩個學生來問，王陽明一開始也打馬虎眼，說朱非陸，朱熹是官方認可的定論。但時候給另一個學生寫信，說支援象山（陸九淵），哪怕因此受天下譏諷、嘲笑也無恨。清楚的表明，心學繼承了陸九淵這一路門派。
這樣反官方程朱理學的講課，自然是朝廷不允許的，王陽明的心學地位確立，但他的人也不能留在京城了。被調任到滁州太僕寺（馬倌），王陽明也不沮喪，仕途本身起起落落已經不掛心，他最愛講學到哪裡都能講，王陽明南下，心學也迅速向南方播遷，心學旗幟樹立，體系完整，內容深刻，且和程朱理學格格不入，一下吸引大量有識之士，滁州講學盛況空前。
七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滁州兩年，教學成果顯著，影響廣泛。這時突然一道聖旨任命文官出身的王陽明為南贛巡撫，去平匪患。原來，明代中期民怨沸騰，江南地區本來賦稅就很重，正德十一年，南、贛、汀、漳四洲的起事、匪患越演愈烈，眼看要大爆發成為朝廷心腹大患。兵部尚書王瓊向朝廷保薦王陽明，但王陽明街道任職兵不願意去，他向朝廷寫了一份辭職報告，理由有三，一說老了，二說要回家侍奉祖母，三說自己文官不會打仗。但其實立德也立了，立言也立了，心學也成立了，就差立功了。要做聖人，怎麼可能不去一展身手呢。最終接受了任命帶幾個僕人上任。
一路輕裝，路上卻流寇劫船，王陽明機智應對，驅散了流民；上任後又很快發現官衙內部的間諜，不僅揪出內奸，反而使用內奸傳遞假訊息給匪寇，上演無間道。他平亂、平寇、平匪也有很多出人意料的手段。文官帶兵百戰百勝，表面看上去非常神奇，實質上和心學倡導的切實、紮實的工作作風息息相關。做事最堅實的基礎一方面是自己的學養，另一方面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毛澤東後來推崇王明陽，他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就是來自陽明心學。陽明心學最講究調查的功夫，他到各個地方平匪患，平寧王之亂，一刀那兒，對當地的山川地形、人情風俗，敵我雙方的情況都摸得一清二楚。到了任上之後，王陽明就提出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三十年來此地匪患越積越重，越剿越重？
四洲之間的匪患多年來不時發生，每次剿滅又重新開始，就因為它是各省邊界地區，江西、福建、廣東、湖南四省交界，屬於四不管地區。大家都推諉塞責，應付一下上下級來剿一下，結果就是地方匪患越來越重，政府軍戰鬥力越來越差，只好引援軍來剿滅地方匪患。王陽明的手下建議說，前任怎麼做，咱們就怎麼做。前任都是調廣西狼兵。因為廣西狼兵作戰能力強。王陽明實地考察之後，拒絕調狼兵，他說狼兵之患勝於匪患。王陽明發現廣西狼兵老了之後，只是把土匪打跑了，土匪往深山一鑽，就找不到了。名義上打了一兩次勝仗，狼兵就撤了。但是後來狼兵逮不到土匪，為了證明打勝了，就去殺平民以冒充領軍功，成為當地一患。
緊接著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打造基本作戰方針。王陽明向上向朝廷要控制權。明代是中央集權，賞罰的權利全歸中央，王陽明尋求自定賞罰，這樣部隊才有強大的凝聚力。後來曾國藩辦湘軍，大徹大悟的時候就是吧這個賞罰權用在他的軍隊實行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高薪養廉機制。王陽明向下設計了“十家牌法”的制度法管理方法。每十家相互管理、相互監督，使得社會風氣呈現一個良性迴圈。這就是後來典型的戶籍制的雛形。不用狼兵，王陽明決定自組新軍。到各地部隊篩選，每支部隊只選七八個人，也可以自主報名參選，最後嚴格選拔出兩千人。管理方法和十家牌法一樣“每二十無人編一伍，惡有小甲；五十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為一哨，四百人為一營.....”所謂營官，最早就是從他這兒來的額，後來包括戚繼光練戚家軍，曾國藩練湘軍，都有營管制，都是從他這兒來的。王陽明設計理念是基本作戰單位設計的比較小，以機動取勝。雖然文人治軍，卻非常清晰的意識到軍隊單位組織的精細化、濃縮話、靈活性的重要。“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使臂，臂之使指，自然 舉動齊一，治眾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在實行的過程中，要保證所有 的戰略意圖能下達到基層，這很重要。王陽明說事上練，其實功夫在事外，事前下的功夫，事前的調查，同樣是一種大智慧，
有了堅實的基礎，王陽明開始使用心理戰，前邊說過收服了身邊的老吏作為雙面間諜，戰前整體棋局已經布好。於己“收拾人心整固之”。於敵“亂其心志疑懼之”。在策略上選擇捨近求遠，出乎意料的選擇打離駐軍最遠的一夥，“兵者，詭道也”大家都以為要麼打最弱的，要麼打最近的，要麼打最強的，最遠的詹師富沒有防備。
王陽明先派一隻地方軍奇襲，突入土匪所在的土樓，不拼殺，只是趁亂放火，土匪大敗。詹師富帶著殘餘部隊躲進山深林茂的象湖山。官軍沒有辦法，也好歹打贏了第一仗，回來交令。結果王陽明緩緩的說“既然出戰已勝，誰讓你們回來的？貽誤戰機，該當何罪？”本來應該乘勝追擊，土匪撤入山中，沒有完成任務，本該按令處罰，眾將求情，王陽明允許其戴罪立功，將官沒辦法，只好帶隊重新殺回來。在說官軍走了之後，這幫土匪又從山裡出來，重新收拾一下又住下來，這本來就是他們的地盤嘛。官兵又來，看這次隊伍沒有上次那麼鬥志昂揚，這次一打，官軍一觸即潰。官兵沒有鬥志，但又不能回去，只好紮營，每天裝裝樣子打一打。土匪一看，官兵還是老樣子沒有戰鬥力，就不用往山裡跑了，雙方就在這裡相持著。大概一個月之後，官軍突然開戰，這一次又像第一次那樣鬥志昂揚。王陽明知道一戰之下很難吃掉詹師富，土匪畢竟長期在這個地方聚集，因此，第一場戰鬥之後，讓手下不對反覆攻擊，這支部隊已經產生情緒，知道打不過土匪就擺擺樣子。但是這個消磨的過程中，土匪的警惕心也放下了。這個過程中，王陽明組建核心不對新軍，然後配合調動其他軍隊在象湖山周圍完成合圍，徹底全殲這股土匪。
真正意義上的初戰告捷，獎賞三軍，朝廷表彰，朋友學生來祝賀，但這個時候他反倒給學生的信中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王陽明是說，地方匪患三十餘年，一直難評判，不是說官兵有勝有負，為什麼匪患卻漸成燎原之勢？是因為前面的人只是把平匪當任務，打一仗就向朝廷表功。任務完成就走人了，並沒有解決當地百姓問題。解決一批土匪，還有新生的匪患。換言之，就是百姓心中的賊不破，官員心中個賊不批，山中的賊就永遠滅不完。這其實已經涉及明陽心學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致良知。不能讓官員、百姓的良知呈現，就不算真正的長治久安。心中賊不破，不算真正的能耐。
王陽明認為，前提是每個人心中都有良知，關鍵是你怎麼引導、啟發它的出現。所以王陽明在贛南平匪結束後，就上奏朝廷，申請新設立了好幾個縣，使流民聚集，講學教化，制定制度，更關鍵的是解決老百姓的實際問題。他在巡撫任上，曾經頒佈過法令，保護商業、商人減輕政府社會對商人的歧視、盤剝。
王陽明一次到鄉下，發現有一戶人家很窮，鄉里不僅不幫他，還嘲笑他窮的活該，原來，這戶龍姓的人家原來是縣丞，退休了，他向來廉潔自律，退休後沒有多少家財，反而成了村子裡最窮的一個，大家都嘲笑他，哪個官不貪啊，別人怎麼都富裕？還是你沒本事，鄉民不僅嘲笑還汙衊他。王陽明知道這件事後，很憤慨，立刻移文鄉里，還專門立了一個牌，叫“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親自撰寫牌文。鄉黨鄰里，不知周恤，反而譏笑，可見社會風氣差到什麼地步。“風俗惡薄如此，有司豈能辭其責？”這事百姓的責任嗎？王陽明說不是，是官員的責任，嘲笑廉潔的官員，反而羨慕貪汙的官員有錢，這說明社會底線被突破了。官員做不到，說明你心中賊難破，不敢面對。就是破心中賊難。
這個時候還剩下很多土匪沒有剿，他又出人意料的按兵不動，休養生息。這個過程中，出來落實當地百姓的安居及長治久安的制度建設，他還寫了一封信給各地土匪《告諭巢賊書》，雖然是招降書，但情字滿紙，理字滿篇。達到招盧、亂謝、疑池的效果。
第一個是招盧，盧珂原本就是一個鄉紳，因受匪患騷擾，沒辦法，被迫變身土匪，王陽明招安，他第一個來投誠。
第二個是亂謝，謝志珊是左溪衡水一帶的大土匪頭子，他還沒表態，地下小弟陳曰能就跳出來反對，王陽明派兵去打，官軍在前，盧珂的隊伍藏後邊，兩軍交戰膠著時，盧珂率部殺出，陳曰能看來了一幫土匪，以為是幫自己的，哪想到是來滅他的，陣腳大亂，下子就被徹底滅掉了。接下來就是對付謝志珊，王陽明看似漫不經心，其實對其舉動了若指掌，在衙役李又發現了兩個謝的間諜，威脅加誘導得到一個重要資訊，秘密抓捕看給些至珊設計老巢的能工巧匠，瞭解了佈局，捷徑、暗道，全用圖紙畫下來。王陽明一方面排兵佈陣，命九路大軍攻打，又選出四百精兵秘密出發，走小道攀絕壁，秘密繞道謝老巢的背後，雙方殺到疲憊的時刻，攻入山寨，到處放火，眾土匪殺了一天看老巢失火，又聽到很多人大喊些至珊已死，人心大亂，四散奔逃，活捉了謝志珊。接著又寫信給謝的另一個小弟藍天鳳勸降，藍天鳳正在猶豫，召集手下開會，會開到一般，還沒定下來，突然官軍來功，猝不及防，桶岡賊巢也被攻破，藍鳳天跳崖自盡。
在審問謝志珊的時候，也很有意思，“入何得黨類眾若次？”謝自號徵南王，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土匪聽你號令呢？謝雖然被抓，但仍然有一番豪氣。“生平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鉤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王陽明聽了之後，退出來跟學生說，“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意思是，我們儒生，追求志同道合，追求理想，不也是這個道理嗎，一個土匪能做到，我們為什麼不能做到？誇完謝志珊後，王陽明卻命人把謝推出去殺了。學生不理解，問問什麼不能感化他。
這事恰體現了王陽明的智慧，講知行合一，行動能力強，只要有理由，他絕不猶豫，前邊詹師富那樣的兇悍土匪，殺人越貨無惡不作，他良知泯滅；謝志珊這樣的人有智慧有追求們這樣的土匪更不能留，對於江山社稷來講，最危險的不是詹師富這樣的土匪，而恰恰是謝志珊這樣的有頭腦的土匪。
除惡務盡，最後一股池仲容，是時間最久，根基最深，地盤最大的。王陽明也用了各種計策誘其前來，招待了很久，一直等到春節，借打賞機會，把他身邊的九十多個隨從殺掉，這邊殺了池仲容，令一百年派官兵晝伏夜行，潛到池的老巢，一舉殲滅了這股土匪。
此時王陽明任贛南巡撫不過一年零三個月，數十年來，從沒有人能徹底剿滅匪患，他招盧、滅謝、疑池，足見其對人性洞見之深，每個人的慾望、情緒、每個人的習性都把我的非常透徹，把人把握住，就把整個事把握住了，也就把整個局面控制住了。《明史》中說，他手下沒什麼厲害的人，都是臨時組建的隊伍，卻能殲滅盤踞數十年的匪患。
但王陽明不僅剿滅土匪，而是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自己的學術昇華，“百戰自知非舊學，執行到此證合一。”
（王陽明史上最大的功績，是平寧王叛亂，書中也使用大量章節來講述這件事，有興趣可以自行尋找音訊影片，十六至十九章,名為《三個七零後》，《兩個餘姚人》《心智的較量》《艱難時世》）
八心學歸於致良知
（簡單介紹前邊就是匪患平定過程中，寧王密謀十年造反呼之欲出，終於以一個意外而爆發，恰逢王陽明去別人赴任路上，匆匆組織軍隊平亂，很短時間內平息，中間昏皇帝朱厚照想自己立功，下江南遊玩，得病去世。於是來到了嘉靖朝。）
嘉靖皇帝登基因為繼承順序問題，嘉靖皇帝與扶植他的楊廷對抗，產生長達十八年的大禮儀事件。王陽明始終不被重用。因嘉靖以理學大師自居，王陽明的心學自然是異端了。但經歷寧王之亂，忠泰之難後，王陽明內心已經修練一定境界，索性辭官，在老家山陰會稽一帶講學。
前邊說過知行合一最後那個“一”，其實就是“良知”，到了正德十六年（1521），王陽明處處被打壓，痛定思痛，靜中思靜，心中默默過濾學問，覺得有個一精華將脫穎而出，彷彿就在嘴邊，但還說不出來。終於有一天講完課後，和學生們一起靜坐，王陽明突然睜開眼睛，面帶春風微笑：
我找到了，我胸中久久揣摩、呼之欲出的那個詞，就是“良知”。到了嘉靖三年（1524），王陽明又在前面加了一個“致”，把“致良知”變成他心學的最後歸宿。至此，王陽明的心學體系徹底完備，這時候他就不說其他，專提“致良知”。
致良知出於《孟子》，“不學而能，為之良能；不慮而知，為之良知”。不學而能，叫本能；不慮而知，就是因為每個人天生都有良心,都有一種內在的道德自律，這就叫良知。
但我個人理解，如果這樣認識“致良知”的話，就把心學的最終歸宿、最高的昇華看低了。我們前邊分析過，良知肯定是知行合一最後那個“一”，肯定是儒家追求的“惟精惟一”的“一”，就是指最高的這個規律，可以統攝其他，引發其他的所有，甚至可以變成每個人的終極追求。可見這個良知對人生的幫助是極其巨大的。王陽明認為，每個人一旦良知覺醒，人生就是一片光明。所有的困難挫折都擋不住。當然，這種覺醒也一定是從困難挫折中來。
那麼這鐘良知只是良心或者道德自律嗎？
我認為王陽明“致良知”的本質是，讓人們聽從內心光明的指引。這種內心的光明指引是什麼？應該是人類文明歷史幾點下來的智慧、道德與靈性自覺。這種自覺是內在的光明，可以指引我們的一切，可以指引我們的成長。光有良心，並不能指引人生的成長，不能引導人生格局的建立。（這一段光明的解釋我不同意）
我們大多數人最大的困頓，就是面臨事情的時候，面臨生活困難挫折、矛盾、面臨紅塵中各種紛繁複雜現象紛擾的時候，到底是什麼左右我們的情緒、思想、情懷、智慧，我們是聽從外在還是聽從內心？別人說了話，外在的東西左右讓你無所適從。我們在一輪誰，誰又在議論我？生而被天地所困，該怎麼辦？王陽明的忠實信徒曾國藩學習陽明心學後有兩句名言，一句叫“重開天地，另起爐灶”，另一句叫“內斷於心，自為主持”。就是說聽從內在心聲，而不是聽從外在。
正是困頓早就了王陽明的破繭而出，龍場是他人生的的第一個大困難，現在寧王之亂、忠泰之難有事人生的一大困境，困境中才有大智慧。這個“致良知”非等閒中來，“某與此良知說從百死千難中的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知容易，把做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處，負此之爾。”
當年王陽明奉旨去福建，聽到寧王叛亂的訊息，立刻前去平叛，毫不猶豫。當時環境是朱厚照昏庸荒誕，寧王準備了十年，完全可能成功，當時南方官員給朝廷上書都沒說叛亂，而是說南昌有變，江西有變，江南有變。就是為了給自己留退路。王陽明卻知難而上，直接上書說叛亂，甚至讓家眷在家門外環布柴草，說一旦事變，舉家自焚。他為什麼挺身而出？就是這種“致良知”，聽從內心光明的指引。知道什麼事該做，什麼是不該做。行為準則、行動智慧全都自然地出現了，這就是致良知的表現。
九天泉證道四句教
王陽明一生三大功事：平江西匪患、平寧王之亂、還有就是後邊要說的平廣西匪患。
三次正道：龍場悟道，得出“心即理，心外無物”之學。第二次就是寧王之亂與忠泰之難後悟出的“致良知”之教，心學得到昇華。此後還有一次，叫天泉證道。當然這次證道和平廣西匪患也緊密相連。
廣西因為田州岑猛之亂，朝廷開始派姚鏌征伐，確實也把岑猛殺了，但因為使用暴政，反而激起民變。再加上廣西原來的匪患，局勢一下子不可收拾。姚鏌是桂萼的人，桂萼也壓不住了，朝廷也就開始重視起來。朝廷想找王陽明來解決，王陽明說身體不行，嘉靖皇帝以為是打壓王陽明的桂萼的問題，就讓桂萼自動辭職讓位，下旨王陽明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到廣西平叛。
臨行前，講課後，留下自己兩個學生，一個錢德洪（編（王陽明先生年譜》），一個王畿（刊行了《傳習錄》），王畿聰明，尋求修身超越之法；錢德洪質樸，講究循序漸進之法。兩人常辯論誰也說服不了誰，王陽明就在天泉橋上，解答他們的疑問。他說了四句話，被稱為“四句教”，這件事就成為“天泉證道”。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
王畿當時就有疑問，無善無惡是心之體，那後來怎麼又有善有惡了？怎麼會知善知惡了？怎麼又要為善去惡？
王陽明強調說：“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而且囑咐二人說，四句宗旨是綱領性的東西，不能更改。
有學者認為這四句教其實也滅有多少新鮮東西。“致良知”已經到頂了。但我比驕傲贊同另一些學者觀點，這四句教是一個大總結，非常關鍵。王陽明認為這四句教幾有極樸實性的價值。不論是對聰明的人還是愚笨的人，不論對初學者還是已經到了聖人境界的，不論哪個階段，這四句都適用。
無善無噁心之體，說的是一種世界觀。
書中舉了雜草做例子，花園裡是惡草，但如果是一個荒山禿嶺，就是好的。這個草沒有絕對好或是壞。金子和糞便的好壞也是同樣道理。王陽明說，善和惡在不同環境不同條件下是可以轉換的。凡事你不能喜歡就說它是好的，不喜歡就說它是壞的。不能簡單以自己的標準去看待萬事萬物。要真的能盛下萬事萬物應該排除自己的執見，把固有的東西抽空，才可能接受新的東西。世界觀就是人與天地自然、人與宇宙的關係。我們帶著執念去看那種關係，就始終處在矛盾之中。
有善有惡是意之動，值得是人生觀。
王陽明講課時對學生於中說“你原來是聖人，聖人原是眾人皆有，不獨你有”。他的學生王艮聰明，第二天上街回來後，跟王陽明說，先生，我剛剛上街，有一個重大發現，我發現滿街都是聖人！王陽明知道他故意這麼說，就說“你見滿大街皆聖人，滿街人見你王艮亦是聖人。”王艮嘿嘿一笑。這時候一個姓羅的學生進來也說，先生，我剛才在街上看到滿街都是聖人。這個學生比較老實質樸，不像王艮腦子轉的快，王陽明笑笑說，本來滿街就是聖人，現在你感悟到了而已。
人生觀是解決我與我的關係，我與我達到和諧，人生最痛苦的就是與我周旋，一矣念起，然後知道善惡，知道光明黑暗在哪裡，那我與我的周旋就成功了，我與我的矛盾就解決了。
知善知惡是良知，是價值觀。
王陽明在課上拿自己的經歷做例子：正德十六年，祖母去世，父親重病，我四次上疏請假，不被應允，我當時想辭職回家。你們當時都勸不要，那時候是為什麼呢？
有的學生說，疑謗在身，不可走，朝廷誣陷，對老師有猜忌，那時候你走了，別人就覺得你畏罪潛逃，所以不可走。
但也有學生開玩笑說哦，先生思歸一念，亦是著相。老師不是講不動如山嗎，講不忘其念嗎，那時候辭職回家，是不是太著唸了。
王陽明說，我細想了一下，我和親人之間的感情是最基本的人性，是我要追求最光輝的東西。如果這個東西沒了，其他的東西還有什麼必要呢。就真的辭職不幹了。這說明他自己內心中的良知是最高的指引，而不是外在世俗的標準。這就是“知善知惡是良知”。
價值觀就是我與他人、我與社會、我與族群的相處智慧。我對親人朋友和社會，能做出什麼樣的貢獻來？在大是大非中，在價值衝突中如何取捨？這個叫價值判斷。知善知惡是良知，是經過一種價值判斷後，在價值觀指導下的人生智慧，當然也是一種社會時間智慧。
為善去惡是格物，是方法論。
這就是行動層面，實踐層面，也就是王陽明講的知行合一，要事上練。不經歷困難挫折的出來的“致良知”，不經過繁瑣事物磨練出來的“致良知”不是真正的“致良知”。也就是說不經過紅塵的歷練，不經過知行合一的錘鍊，得到的東西不是真東西，只是浮於表面的。所以事上練叫為善去惡是格物，處處格物，處處反省。到這一個層面就和儒家的誠意正心、格物致知完全吻合，這就叫修身，可以處處反省。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問題，一次一個人說家裡困難，急用錢，要賣一塊地給王陽明，王陽明說錢可以先借給你，我現在沒有打算買地。後來王陽明帶學生出遊，遇到郊外一片田地，覺得很漂亮風水也好，想要在這裡建一個書院。學生告訴他，這片地就是當時要賣給你的那塊，當時您不要，現在已經賣給別人了。王陽明一聽，眉頭一皺，一看就是後悔了。他立刻什麼也不管，盤腿就靜坐，做了好半天，王陽明才展眉一笑，對學生說，剛聽到這個訊息，我內心也後悔，這就是內在的貪婪和私慾氾濫。我覺得自己境界太低了，難道因為這一點點利益得知就動心了？我靜坐了一下，反思了一下，把這私念格去。
天泉證道四句教後，雖然身體越來越差，仕途不得意，但人反倒越來越快活。上課也無拘無束。他經常講一句口頭禪“常快活是真功夫”。上課形式也越來越無拘束，天熱大家不必遵循師生禮儀，每個人都送一把扇子，沒必要為了表面的虛的東西去掩蓋這種良知。孔子講的“隨心所欲不逾矩”，孟子講不動心，王陽明則是把孔子和孟子的說法全都結合起來。
廣西平叛的前一年，全國會試考試，主考官出的題，指桑罵槐，說的就是王陽明，說有人所謂自創學問，非議程朱理學，大逆不道，對於他的學問，考生們怎麼看？
王陽明的幾個學生也有幾個參加科舉考試的，學生徐珊說我怎麼能違逆內心去說聖學是非呢，於是棄考；歐陽德和魏良弼寫文章批判這種觀點，魏良弼高中；錢得洪也批判這種觀點，結果落榜了。
在去廣西的路上，一路上前來拜師的求學的很多，到了江西，百姓聽說，紛紛沿途感謝迎拜，還有很多人從別處趕來求學。其中有一個弟子徐樾，心學還在入門，對於每件事，窮究其理，反倒入迷。那天晚上，王陽明發現了徐樾的問題，是太執於事理了。王陽明就指著船中蠟燭上的光芒說：這是光，對吧？
徐樾點頭，這當然是光。
然後王陽明又指著船艙中空白的地方：這也是光。
當然了，徐樾也點點頭，如果不是光，哪來的這麼量呢？
然後，王陽明又指著艙外，江面上被燭火照應的地方說“這也是光，
哦，徐樾突然眉頭緊蹙，有所頓悟。王陽明說，你明白了吧，光不止在燭上！
光不止在燭上，人生就是光明與黑暗的一場抉擇和追求，但是光明到底在哪裡呢？格局夠大，眼光夠大，見到的光明才夠多，才有真正的光明。王陽明講心外無物，致良知是他的終極光明，其實是無所不包的。
後來王陽明路過南浦，百姓都想看看他，王陽明就坐在雁門大堂上，百姓魚貫而入，他點點頭打聲招呼，大家就像看神仙一樣。去廣西路上的盛況，說明當時雖然官學不認可王陽明，甚至批判打壓，但在社會上，對於社會中堅力量的知識分子階層以及社會底層平民而言，明陽心學已經成為他們心涼的寄託和希望所在。心學最光輝的地方，就是教會我們尊重自我，尊重生命，尊重人性的價值；教會我們不去做世俗的奴隸，不去做專制的奴隸，不去做人生境遇的奴隸，不去做坎坷命運的奴隸。啟發人發現內心的光明，找到後破開生命的桎梏，奠定人生格局，獲得行動智慧。這樣人生就進入了一個不斷成長的良性迴圈。王陽明綜合孔孟之道，既可以隨心所欲不逾矩，又可以內心不動如山，這種境界從他人生最後一件事功——平廣西匪患，可以說表現的淋淋盡致。
為什麼要王陽明來平廣西匪患呢？這個地方聽上去動靜很大，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原來是桂萼知道王陽明打仗厲害，當時恰逢明初在版圖內後又獨立的安南國內亂，桂萼是希望借這個契機收復安南，他有一份擴張的野心。王陽明後來也明白了這個意思。
廣西原本是少數民族聚居，漢族管理灌雲貪婪不得法，激起民憤，當地的土官岑猛性子急躁，與流官關係漸漸破裂，就起兵造反。桂萼派心腹姚鏌率兵八萬徵岑猛。岑猛打敗，被其岳父毒殺。姚猛主張嚴刑峻法，大肆搜捕，高壓政策激起岑猛原來兩個手下盧蘇、王受在起兵，擁兵自重以圖自保，一度發展到七萬多人。姚鏌陷入被動局勢失控，才把王陽明請來。王陽明身體已經很糟糕了，嚴重的肺病和足疾，走了幾個月才到。朝廷又整機了兩湖兩廣的軍隊，數十萬人馬，不僅要平盧、平王，還想一舉蕩平安南，再收回來。
為了顯示武將的業績，湖廣的將領都想快點打，但王陽明卻認為應該招撫為主。王陽明知道盧、王兩人非常質樸，純是在高壓之下逼逼無奈尋求自保才反叛的。王陽明這叫知人善應。只有瞭解物件、把握物件，知道對方到底是什麼楊的人，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正確的決定、恰當的反應。所以雖然中間有人用計離間，但王陽明還是讓二人甘心受降，七萬人馬得到安撫、遣散。
收服盧、王二人後，王陽明認為教化才是讓民心安定、老百姓幸福生活的手段，他興學校，辦教育，還給予特別政策引進人才，許多在其他地方不受待見的人才，這時候都到了廣西。這些人逐步改變了當地生活面貌。包括思想面貌，漢族和少數民族雜居，風俗習慣交融，潛移默化的影響。制定鄉約，引入內地儒家基層社會的經驗，效仿當年在江西剿匪用的十家牌法。這個過程中甚至為了安撫人心也採取一些作秀祭祀等手段，整個填州思恩對他奉若神明。
王陽明拖著病軀，看起來不費一兵一卒，但畢竟勞心勞力，多次上書身體原因請辭，但桂萼一直壓著不許，還希望他繼續領兵劍指安南。王陽明面對叛亂，認為造成當今局面不是當地百姓問題，而是政府制度設計問題。為加強中央集權，明請歷史上都取消當地土官，改成漢族流官，政府派來的人與當地格格不入，造成矛盾。王陽明認為應該以安撫為主。讓百姓民心有歸，而不是表面上把他們鎮壓住。王陽明知道他採用這樣的政策穩定地方，是違背好事者之心，主政者中桂萼這樣好大喜功，唯恐天下不亂，想透過廣西戰爭的機會，把安南收回來。但他說，這樣要殺無數無罪的人，最後成一將之功，這違揹我的良知。
“仁者之所以不忍也”，萬物一體之仁，是陽明心學的一個核心歸宿。儒家說的核心就是仁，仁者愛人。對與大凶大惡之人，王陽明從不假慈悲，但對於無罪之人，尤其是黎民百姓，王陽明卻始終懷著仁愛之心。戰亂一起，百姓流離，不知道多少人要無辜失命，因此，王陽明寧拂當政者、喜事者之心，也不會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
然而，就在大家以為不再打仗的時候，王陽明突然又要打了。原來，王陽明在安定廣西的過程中逐漸瞭解到，當地百姓心中還有個一更大的憂患，是來自八寨、段藤峽的匪患。歷史上曾平叛過，當地地勢險要，匪患再次聚集，每次都剿而復燃，成為匪患中心。學生都勸他，朝廷沒有旨意讓您去平斷藤峽之敵，您現在身體又不好，何苦呢。王陽明搖搖頭，說我來廣西一者為聖命，二者為我內心良知所命。
他看百姓受罪，焉能視而不見，不解決這個匪患，對不起內心的良知。現在僅有湖南一支原本剿盧王但晚到的不對，加上廣西當地官軍，盧王剩下的人，總共一萬六千與人。而斷藤峽土匪總數卻有好幾萬。王陽明堅決要打，各種辦法下來，最終徹底蕩平了八寨和斷藤峽之敵。
但他主動為民請命，中央政府置若罔聞，嘉靖皇帝覺得訊息恐怕有誤，桂萼指責他抗旨。王陽明身體每況愈下，反覆要求辭職回家，1528年農曆十月初十，王陽明寫了奏疏，說身體不行，要回家，恐怕離大去之際不遠。但嘉靖皇帝沒看到，這篇上疏被桂萼壓在內閣不發。王陽明不想上次那樣忍下來，他一邊上疏，一百年收拾行囊，回鄉的過程，一是因為身體原因，二來等朝廷迴音，因此走得比較慢。
慢慢歸途，經過伏波將軍廟拜謁，留了兩首詩，其中一首是
四十年前夢裡詩，此行天定豈人為？
徂徵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
尚喜遠人知向望，卻慚無術就瘡痍，
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
一路前行，經過廣東曾誠，他好友湛若水的故鄉，在此拜謁他五世祖王綱；過了梅關，學生前來拜見時王陽明還問進學如何，但身體已經越來越虛弱了.“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
王陽明一片歸心，但時間卻等不及了，十一月二十八日，船到了贛江青龍鋪，王陽明晚上連續咳血不止。第二天早晨，天矇矇亮，紅日初升，江上霞光一片。船還未啟行，王陽明突然整理衣服端坐，把隨侍的周積叫入船艙，對他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吾去矣！”周積開始看老師將神好像好很多，但這時候眼淚立刻留下來，但這個時候還要保持冷靜，周積問老師有何遺言？有什麼要交代的事？對各個書院的學生，對家裡一歲多的孩子，還有什麼要交代的事情？
王陽明聽了只是展顏一笑，淡淡的只說了一句話——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一聖人之學
中國文化傳統中總有關於偉人出生的種種神奇傳說，王陽明自然也不例外。懷胎14個月，出生前祖母夢到仙人踏祥雲送子，五歲不言，但第一次說話即誦《大學》，隨狀元父親入京，十一歲決心做聖人，“為天地立心，為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程朱理學是王陽明必須要邁過的那道坎兒，兩漢經學之後，儒家其實已經變成法家的外衣，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本質上不過是“外儒內法”。到了宋代，重文輕武，理學一下子以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學姿態走上了歷史舞臺。但二程等人為代表的理學不是行動派，不為現實負責，而是在道德層面上提出至高的標準，依此作為理論的根本，很容易上綱上線。這樣，理學從最初的“克己復禮”的理想走向後來的禁錮人性，印證了儒家過猶不及的辯證法思想。
但禁錮人性毫無疑問會被統治者看重，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民眾更聽話，社會更好管理，專制王權的統治也能更穩固。因此，明代以後，程朱理學順理成章成為唯一的官方正統思想。
個體層面談論的是理性，也就是個人的修身之道，成王成聖的方法，在當時的社會，似乎只有理學能提供。
王陽明先遇到當時的理學大師婁諒，大師告訴他“聖人必可學而至。”但同時也指出，透過學習兵法，希望“為萬世開太平”的想法是誤入歧途，必須先走通內聖的路，才能外王。王陽明問如何能做到“內聖”，得到的回答是“格物致知”.
於是就有了“陽明格竹”戲碼，但理學的方法論上先天缺陷：透過對事物的觀察已明悟該事物中所含的道理，這個道理與最終大道（也就是“天理”）相通，積累了各種事物的道理後，也就明悟了天理。這其實就是哲學史的歸納與演繹，本身倒是科學方法論，可惜這一切仰仗的手段只有觀察兩個字。如果僅僅是觀察，極有可能只是想當然，再加上功利性越來越強，所謂的格物就變成了一個表面功夫，在功利目的的驅使下，想當然的成分越來越大，格物就越來越形式主義。就算再全身心的投入，結局也不言而喻。但這次格竹失敗至少帶來三個結果。
1對他一生的健康影響巨大，其一生都為疾病所困。
2直接導致了王陽明對程朱理學的全面懷疑，也成為他放棄理學開創陽明心學的早期誘因。
3此路不通的情況下，使得王陽明轉而選擇先行獲取成聖平臺，應對科舉考試。
事實上不僅是應對科舉的詞章之學，兵家，道家，仙家，佛家甚至程朱理學，都是他欲成就人生第一等事（做聖人）的努力與嘗試。在這個過程中，他漸漸形成了海納百川，兼收幷蓄的胸襟，也漸漸對各種學說的利弊有了深刻的認識。
其實，人就是在這過程中成長，深刻起來的。王陽明從“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詞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博採眾家之長之後，由博而返，終於回到儒家的根本，這其實是一個思想家的必經之路。雖然漸漸有了自己的認識，但這種認識還需要生活的磨礪，才能使之昇華。擁有平臺之後，也遇到了生命中最大的危機和陷阱。
明代是宦官集團和文官集團搏殺最激烈的朝代。明武宗朱厚照時期，劉瑾為首的八宦官掌權,作為小小六品兵部主事的王陽明“君仁臣直”上書皇帝，最終被劉瑾命人拖到午門廷杖，下了詔獄。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在錦衣衛的大牢裡，王陽明的自救方法是，把興趣、注意力轉到《周易》上。有時候人生的困頓，反倒是一個巨大的機遇，促使人們去尋找哪些終極的意義、問題的源頭。當王陽明在詔獄這個狹窄、窘迫、骯髒的環境裡，無人依靠的時候，只有去依靠內心，反而從內心中找到一種終極的力量。這種思索，其實已為他的人生開啟了一段蛻變的旅程。
二龍場悟道
熬過了廷杖、詔獄，王陽明被貶到貴州龍場做驛丞，劉瑾顧忌王父的聲望而對其痛下殺手，為保險起見，派殺手半路截殺。王陽明金蟬脫殼假意跳江躲過追殺，一路逃難又經歷虎口餘生，暗中悄投奔父親王華，聽從父親建議，赴任龍場以圖後效。
《何陋軒記》中記錄了他剛到龍場和當地苗人共同生活的細節，但僅僅從惡劣的自然環境中活下來是不夠的。還需要有一番生死徹悟。《瘞旅文》中講王陽明看到一個吏目帶著兒子僕人去上任，途經龍場，最後三人斃命。王陽明得知訊息後很傷感，帶著僕人去埋葬他們。僕人不解，王陽明勸說“我們雖然是陌路人，但我們的命運其實和他們是一樣的？”
在蜈蚣坡，他們將三人埋葬，擺上祭品，流著淚，在墓地旁感慨說：古人不會輕率地離開故鄉，外出做官也不超過千里，我因為流放，你又為什麼非來不可呢？聽說你的官職不過吏目，薪俸不過五斗米，你領著老婆孩子親自種田就有了，為什麼竟用五斗米去換你堂堂七尺之軀？如果你真的為這五斗米而來，那就應該歡歡喜喜的上路，為什麼我昨天望見你皺著額頭，面有愁容，似乎承受不起那麼重的憂慮呢？
王陽明如此感懷，他在悲愴什麼？
自吾去父母鄉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只慼慼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
他說他離開家鄉已經兩年，歷盡毒瘴兒能勉強保全性命，主要因為自己沒有一天憂戚，憑著樂觀與信念在如此艱難的龍場頑強的活下來。他沒有因命運而鬱鬱寡歡，但今天卻忽然如此悲傷，王陽明解釋說，是為吏目悲傷的太重，為他想的太重，而為自身想的很輕.
這一反常態的悲傷並不只是他自傷自憐情緒發洩。“為爾者重，自為者輕”的悲傷，是因生死的明悟而生的慈悲之心。
經歷過吏目死亡事件後，就不住在“何陋軒”，他花了不少力氣，做一個石棺，放在最初來龍場棲居的“小洞天”石洞裡，每天晚上睡在石頭棺材裡。終於在一個風雨之夜，一道閃電劃破天際的時候，半夜中突然做起來，放生長嘯。《陽明先生年譜》裡說，陽明先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浴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之後王陽明說了一番話：“始知聖人知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接著又說，“至此心外無物，心即理也。”
說到“心外無物”，《傳習錄》中記載一段“巖中花樹”的公案。一次王陽明和學生朋友出遊，學生看到南鎮山岩中有一棵開花的樹，很感動，覺得很美，就問王陽明，先生你說心外無物，但是你看這棵樹，“惟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如果我們沒有來到這個地方，這棵樹就不開花嗎？它就不美麗嗎？就沒有自己存在的價值嗎？我們現在看到了，我們要是沒看見，不知道這棵樹呢？它在我心之外，我不知道原來有棵樹，花開花落，它就沒有美麗和價值了嗎？
王陽明說這個問題問的好，正好解答“心外無物”到底是什麼。他接下來說：
“汝未來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汝來看此花時，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汝心之外。”
王陽明所說的“心外無物”，不是簡單的如陸九淵當年說的“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也不是後來貝克萊（George Berkeley）說的“存在就是被感知”。
從訓詁學的角度來解釋，或許會別開生面。
“寂”從寶蓋頭，最早是房子的意思。郭沫若先生考證說，“家”這個子體現了早先的祭祀文化，最早的房子不是給人住的，是部落祭祀的場所和開部落回憶的場所。“寂”下邊的“叔”字，在甲骨文中的原意是手去撿一個豆器，也有一種說法是手去撿一根木杖。豆器原來是祭祀中重要的禮器。那為什麼祭祀的時候要去撿豆器或者木杖呢？
我們再來看看“寂寞”，“寂”常和“寞”放在一起，“寞”上邊寶蓋頭，底下“莫”這個字的甲骨文原意，上下四草叢中間有個太陽，指太陽落山，落到草碓裡去了。“寞”是薄暮的本字，指太陽落下，傍晚的意思。最早人類大多是光明崇拜，太陽落下去說明祭祀完成，祭祀完成，神靈退去，然後要收拾祭祀的器物。這種狀態叫寂寞。古人認為，失去了心中的價值歸屬，核心價值崇拜，人的精神沒有了依託，這才叫寂寞。
花有顏色嗎？其實，這些花都沒有顏色，只是在你眼中有顏色，花的顏色是那個花在我們眼中形成的光譜反應，而不是花本身有這個顏色，花在你眼中五顏六色，在狗的眼中只有灰黑兩色。
那什麼叫“明白”？明，日月合併以後為“明”，而“白”不是白色，最早“白”這個字在甲骨文中是一口多舌的意思，形容一個人在極盡表達，反覆陳說。為什麼要極盡闡釋呢？巫者，理解了神的意志，要把神的意志告訴大家，要把那種價值告訴大家，這叫“白”。在光明崇拜李，把神的意志、把部落的精神歸屬、把這種價值宣示給大眾，讓大眾明白起來。
我們把幾個關鍵詞一說，就明白王陽明說的“心外無物”不是說存在即被感知，他說的是一種價值存在。王陽明說的不是貝克萊（George Berkeley）的認識論問題，說的是意義問題，和維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的“世界的意義在世界之外”近似。也就是說，心外無物，指“心”乃發生意義的源泉，不“致良知”，外在世界儘管五彩繽紛，也對我毫無意義可言。
那個花存在不存在是一種純客觀存在，學生問的是一種物理存在，但王陽明回答的卻是一種價值存在。
如果簡單的批之為主觀唯心主義，是不瞭解王陽明這番話的出發點。從訓詁學的角度看，王陽明的心外無物，即往事萬物只有人類意識參與時才能明白，我們可以看到王陽明說的存在是價值存在，這個是超越物理存在的。王陽明龍場悟道後，首先悟的是“心外無物”,有了這個基石，才有了後面的“知行合一”才有後邊的“致良知”才有整個心學的大智慧。
心外無物的本質是人的一種價值存在，獲得這種價值存在之後，人生就有了一個價值支撐，有了一個價值出發點。其實，這種價值存在也正是儒家一直所提倡的。缺乏價值的支撐，無法明白生命的價值存在。每個人的生命就像一滴水，再飽滿，放在Sunny下沒多久就被蒸發掉了。這滴水怎樣才能不被蒸發呢？放入旁邊的長江大河，匯入汪洋大海，就不怕被蒸發掉。這就是價值存在。
對於王明陽的龍場悟道，各種說法，質疑，其中最有影響的說法就是“心學本質上就是佛家的禪悟之學”。而後來王陽明心學盛行之時，也正是明代中後期枯禪思想盛行之際，後人每每把心學與禪悟混淆。其中的不同，主要有三方面：
[if !supportLists]第一，[endif]從王陽明既往表現來看，他雖學貫儒釋道三教，也經常在佛家道家中苦苦追尋，但在當年他主持山東鄉試時，所出的題目為：“佛、老為天下害已非一日”。他的觀點就是“佛、老害道，是由於聖學不明。”他經歷龍場貶黜厄運之後，更明顯表現出與佛道兩家的分道揚鑣，無論思想還是行為上，都表明了他儒家正宗的姿態。
[if !supportLists]第二，[endif]從龍場悟道後的表現來看，也與禪宗的頓悟大不相同。佛教講的是放下，而心學講的是拿起來。這事初始態度的根本區別。佛教最後求的是解脫，心學最後求的是擔當。他在龍場考慮生死問題，考慮人生的終極問題，考慮一直困頓、迷惑著他的問題：聖人處於此種境地，該當如何？根據史料記載，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後第一個表現，就是寫《五經臆說》去詮釋五經。第二個表現就是從穴居的石洞出來，請當地人幫他在原來何陋軒周圍建一堆房子，叫“龍岡書院”教化民眾。
[if !supportLists]第三，[endif]佛家講圓融，而儒家講擔當。王陽明一旦徹悟，行動風格變得犀利兒非圓融。王陽明建書院後漢人、少數民族的人都來聽課，其中不乏各個部落、各酋長的孩子，樹大招風，惹惱了當地長官思州知州，派地痞尋釁滋事，但當地苗民、彝民孔武有力，把小混混們打跑，思州知州把王陽明告到了貴寧道按察司。副使毛應奎前來調查居間調停，讓王陽明寫道歉信，但王陽明卻給毛應奎回信義正言辭說清事情緣由，關鍵不是看裡邊的情緒誰對誰錯，而是看道理。王陽明已經把思州知州這種小人心理揣摩得很清楚：“自己好歹一個知州，他一驛丞，到最後攪上朝廷，萬一給人留下話柄，沒事惹的一身羶。”王陽明不是好惹的，義正言辭不留餘地，他反而立刻就變成縮頭烏龜了。從這一行動風格上開看，他已日趨犀利。
同樣的犀利，在應對當地土司，水系宣違使安貴榮時也能看出來，安貴榮試探問裁撤貴州驛站，王陽明豪不客氣的點破他的野心：翅膀硬了，野心膨脹，想試探朝廷。安貴榮治下有人反叛，他按兵不動，做壁上觀。王陽明又寫信直接點中安貴榮痛處，問他是否是對朝廷二心。嚇得“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寧。”王陽明真正要救的，是當地百姓。
心學真正的悟道，是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然後勇於擔當用語負責，這其中充滿智慧，能讓問題迎刃而解。 三 知行合一
雖說王陽明自己在五十之後，重點只提“致良知”，但很多接觸人事把王陽明當作精神導師的關鍵，就是知行合一的學說。這個精神的產生，和一個叫席書的人有很大關係。
席書聽毛應奎是個人才，就親自到龍場去聽課，見識一下這人。席書名聲赫赫，比王陽明大十一歲，當時是貴州提學副使，提學官由按察司副使兼任，所以席書就相當於貴州省副檢查長兼教育廳廳長。席書是標準的儒家知識分子，接受的是標準的理學教育。既然王陽明學問大，就問了王陽明一個問題：朱陸異同。
朱熹和陸九淵都是儒家的理學，追根溯源，都是從程頤、程顥那兒來，老大程顥一支傳到陸九淵，再傳到王陽明這兒，哲學史上就陸王心學。老二程頤這一支傳到朱熹，後來叫程朱理學。席書提的問題是：你要講理學，講心學，那就按照學者的觀點講清楚朱陸異同，源流考證，倫理考辯，我聽聽你學問怎樣。”
王陽明淡淡一笑，不講朱陸異同，只講“心即理，心外無物”。席書回去後，琢磨不透，第二天又去，又問朱陸異同。王陽明還是不講，只講“吾性本自明也。”重要的不是陸九淵講什麼，朱熹講什麼，是你席書的那顆心該想什麼。席書一連來了四次，請教了四次。突然領悟了。“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睹於今日”。《陽明先生年譜》記載，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修葺書院。”也就是貴陽書院。書院成，以師禮請王陽明去教書。到了貴陽書院之後，王陽明的“心即理不斷往前延伸，以糾當時時風之弊，糾知識分子空談、須談之病。王陽明漸漸產生了知行合一的思想。這是他心學的第二大臺階，是心學重要發展。
徐愛是王陽明最心愛的大弟子，後來把自己妹妹嫁給了他。王陽明在貴陽書院產生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後立刻寫信給徐愛。徐愛即從江西的龍岡書院來到貴陽書院，見到老師，就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孝悌之問，“大家都知道應該講孝悌，可事實上做到的人很少，這就說明，知道和做到是兩件事，怎麼合一呢？
王陽明先舉了一個例子，“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大學》中舉這個例子是證明誠意的。誠意正心的意思。而這裡王陽明的用意不一樣。這裡的“臭”不讀臭氣熏天的臭，而是讀“嗅”，惡臭指包括臭在內的各種難聞氣味。王陽明說，看到美色心生歡喜，開眉舒顏，你不是看到美色之後才決定開眉舒顏的。那個惡臭你已經聞到，一聞鼻子就皺起來，不是穩完了，判定他是臭的，才決定皺眉頭的。眉頭一會兒開，一會兒皺，都是和你的那個審美、審醜的行為是完全一致的。放到“孝悌”也是一樣的，光說知道不是知道，去做了，做到孝悌才能說明知道孝悌。也就是說，真正的知道就是能做到，不做不到就不是真的知道。知與行其實是一個整體。
徐愛的第二個問題是：我承認老師說的知行合一，但是古代聖賢為什麼要把知、行分成兩個呢？是希望人們有意識地對知和行分別加以研究嗎？
王陽明頻頻點頭贊徐愛有悟性。“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為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為冥行妄作，所以比說知而後行無繆”。除此之外，另外還有意中人，“茫茫然空懸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是之為揣摩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古人不得已之教。”古人之所以把知行分開，是因為有兩種人，一種冥行妄作，一種好說空言、不著實躬行。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解決了人生的三大困惑之一，即習性問題。
冥行妄作與好說空言、不著實躬行是人的兩大習氣，王陽明的忠實信徒曾國藩曾說過：“敗人兩字，非傲即惰”。傲就是冥行妄作這一類人，惰就是不著實躬行。我認為，解決習氣問題沒有比知行合一更有效的了。從個人角度，學習陽明心學，“心即理”最能幫你找到自己；“知行合一”能夠幫助你塑造自己，改自己；“致良知”最後幫你成就自己。知行合一是最強大的生活之道，是生活中改變習性最關鍵的一種智慧。
王陽明跟徐愛講，你明白知行，就是知道、做到，這是克服習性的問題，知行合一的價值說透了。但知行合一的作用可不僅能幫助人改變冥行妄作和不肯著實躬行兩大習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不只是知道做得，並不只是我們理解的所謂理論聯絡實際。這只是從知到行。知行合一有四個字，知行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行到合。我稱之為沉浸式體驗。《傳習錄》中解釋知行合一時，“某嘗說知是行只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有知在。”這段話，我認為講的是一種沉浸式的體驗。這裡講了仲尼拜師襄子為師學琴的故事，一首曲子仲尼掌握了音樂技法節奏，還要繼續彈奏掌握思想感情，思想感情把握了，還想琢磨作曲的人，還要琢磨作曲人是哪類的人，最終彈完，感嘆一番，“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孔子在老師沒告知曲名的前提下，自己沉浸進去，融會貫通，琢磨出了曲子的豐富意涵。只有沉浸進去，才能和物件融而為一，這叫合，知行合一的合。甲骨文中的“合”是上面一張大口，下邊一張小口。談戀愛的時候是什麼境界？就是我的眼中只有你。取消個體獨立性，兩個合在一起產生一個新的整體，叫合。
第三步，由合到一。這是我個人研習心學心得，分出步驟來。
“一”就是王陽明講的“致良知”，就是有一個價值性的歸宿後和再出發。致良知的“知”比前邊“知行合一”的“知”上了一個層次，然後這個“知”（致良知）有可以再導致“知行合一。你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自我價值塑造，而且獲得了一種思想成就。這種思想最本質的必須是價值判斷，必須是致良知。他在《傳習錄》中講：“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到致良知就是價值歸宿，只是良知。然後“合”再出發，就是一個潛在的自我再塑造，這就是良能了，所以，孟子講的良知良能他都解決了。這就是第三層。
四事上練
一次，在貴陽書院，一個官員說，先生的課講的太精彩了，太有意思了，我恨不得天天都來聽，來跟著您修行。但是我每天要去上班，沒那麼多時間，沒法親自來跟您修行，真是遺憾啊。王陽明說，你聽了這麼多課，怎麼還沒開化，我並沒有讓你放棄工作來修行啊。那官員問，難道工作的時候也能修行？王陽明笑道，對，工作就是修行。
這裡先廓清一個問題，雖然儒釋道三家都非常講究靜坐，事實上靜坐也是心學入門的功夫，但和佛家的不同。正德五年，王陽明帶學生出貴州去江西沅陵，留虎溪山龍興寺講學，在那裡特別交代了在龍興寺裡的靜坐：“前在四種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王陽明講心學的靜坐關鍵是要“為己”。孟子說“求其放心”就是把放逸、逃逸之心收起來。佛家講的是明心見性，而儒家講的是修己治人。王陽明曾經婉轉而又犀利的批判那種做枯禪的靜坐方式，“誠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雖能至於只是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國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就是說，知識分子不應該像僧人那樣坐枯禪，僧人做得枯禪，不是實學；而心學是一種實學，儒家實學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要用功的；不是解放一個人，而是要解放一代人，解放一個族群。因此，靜坐必須要和事上練結合起來。
曾有一個學生問，我靜坐的時候按照老師講的，力求做到“收放其心”，也覺得頗有感悟，但是一碰到事情就不行了。王陽明回答說：“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這就是王陽明知行合一裡的一個重要的理論，“事上練”。他認為靜坐一定要和事上磨，事上練結合，方能立得住。
不久，事上練的機會就來了。王陽明三年貶謫期滿，朝廷的任命來了。任江西廬陵縣知縣。他第一天到縣衙門上班，還沒跟手下幕僚們熟悉情況，就忽然湧入上千鄉民，號呼動地，一時不辨所言。他既沒有叫衙役把鄉民趕出去，也沒有耍官威，更沒有落荒而逃，而死不懂聲色的聽與分析，在人群嘈雜中，他很快明白了這些人是說稅太重，鄉民交不起。事情大概弄明白，他就安撫鄉民情緒，說既然是來做父母官，如果確有不平，一定為大家做主。這樣表態後，大家安靜下來，王陽明召集幕僚開了小會了解情況。
王陽明做事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不論新地方、新工作、新任務，他都能迅速把情況瞭解的非常紮實。無論什麼是，都應該先調查研究，都先了解面對的這件事背後的東西。明瞭規律是什麼，搞清楚了才能做出有效的判斷。這就是事上練的第一個智慧：洞悉全域性。搞清楚來由：當地百姓要交一種“葛布稅”，但當地不產葛布，這個稅只是三年前新增的稅種，這確實是不合理的稅，於是他立刻表態，免去當年的葛布稅。
但王陽明七品新官上任，有什麼資格賣你去國家的稅收呢？尤其明朝中期還有監稅的宦官派駐地方。其實，在短短時間內王陽明已經發現問題本質，就在於宦官的利益。不產葛布的廬陵是三年前加的葛布稅，原為來了一個監稅的王太監，為搜刮民財而肆意增加了一些稅種，這個葛布稅並不是國家應收稅種。
王陽明借向上級寫信陳情，實際上是寫給這個王太監看，說明事情來龍去脈，將廬陵縣三年前的稅收情況及王太監來後的稅收情況列明，“民產已窮，徵求未息，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為徵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群聚為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當地正逢乾旱，流行疫病，收成本就不好，再如此壓榨，百姓流離不算，還會釀成大禍。“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事之難為，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剛才說了硬話，現在再說點軟的，請求憐憫仁慈。最後又說有什麼責任我擔著，稅是我免的，有意見想法衝我來。“若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以為不職之戒，中心所甘。”
王太監看到這些，當然惱火，但打聽一下這個王陽明，也知道不是好惹的，萬一陰溝裡翻船，不值當。最後這個葛布稅就免掉了。
再說一個事上練智慧的例子。當時廬陵治安亂，抓到一個江洋大盜，叫王和尚。王和尚嚴刑拷打都不怕，王陽明深諳也有意思，就給王和尚講課，（審問審的只剩底褲，審出盜匪心中的良知的故事）最終真的給感化了，就供出團伙中的兩個頭目，王和尚是老三，老大多應亨，老二多邦宰，是兄弟倆。根據王和尚線索，迅速破案，抓捕了這個犯罪團伙。但沒想到的是過了一段時間，上級政府突然把這個案子打回來，說此案是冤案，多應亨兄弟倆良民，與王和尚犯罪事件毫無干係，責令重審。原來，多氏兄弟的母親行賄，讓王和尚一人把罪行都擔下來，這樣多氏兄弟就可以逃脫了。上級政府昏官，就說廬陵知縣審錯了讓重審。
王陽明上堂前跟幕僚交代了幾句，到時候如何動作，然後簡易設堂，堂上對著三個人又把案子問了一遍，沒上刑沒逼問。王和尚很輕鬆的說這件事我上次說錯了，都是我一個人乾的，與他們無關。就在這個時候，幕僚突然來，說外邊有重要人要見大人，王陽明起身出去，說等會我們回來再說。王陽明把場景設計的很隨便，連衙役都沒站在兩邊。王陽明一走，就剩王和尚和多氏兄弟，等了半天也不見回來人，王和尚終於按耐不住，交代多氏兄弟，等會若問起來，你們一定咬住牙關扛著，萬一他用刑也得扛得住，我就能把事兒全扛下來，保證你們脫掉干係。那兄弟倆人頻頻點頭，是的是的，一定這麼做。
話音剛落，突然堂案下布簾一掀，裡邊爬出來一個人，有史書說是王陽明，有說是別人扒的，但都不知道怎麼趴回去的。因此經常有人將，王陽明機詐、機警，打仗也擅長玩這個。
王陽明在處理葛布稅問題上強勢、強悍，而處理王和尚匪案時很聰明甚至有點狡猾。王陽明講知行合一不是空談，要落到具體事情上，“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面臨上千鄉民 告狀，王陽明敢迅速拍板，免去葛布稅，就說明他對背後的厲害關係把握的清清楚楚。至於他審王和尚的案子，更是暗處他那種“明覺精察”的厲害了，這才叫做知。知行的功夫本不能分，不是空談，不是天天說道理，行動能力、行動智慧，那是一定能落在行動力執行力上，不“行”不足稱“知”。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與心學的靜坐關係密切，心學的靜坐，不是佛家的坐枯禪，不是進入那種玄虛狀態，而是進入一個思維上的高屋建瓴狀態。這個思維上的狀態叫“精一”。《尚書》中有一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實這個是儒家總綱。為什麼要靜坐？人心惟危啊。“危”按訓詁學來講，就是一個人在懸崖邊，很危險的樣子。人在紅塵中，受其影響，各種情緒各種慾望，漸漸就失控了，人心被外在所幹擾甚至綁架，這就叫“人心惟危”。哲學面臨的根本問題，其實就是精神和物質之間的矛盾問題。
怎樣由這個所謂危險的人心，捕捉到天人合一的道心呢？“惟精惟一”，怎樣才能精和一的狀態呢？因為到精和已的狀態就可以“允執厥中”，就可以守中正之道了，就可以做到孔子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了。這就先要靜坐。在靜坐的過程中，是自己的思維模式達到那個精一的狀態，這才是儒家心學講的靜坐功夫的關鍵。
但過這個樣還不行，王陽明給給學生講過：靜時亦覺意思好，才與事情便不同。 一遇到事就不行了，還要事上磨練。這裡的“事”就是精神的磨刀石，事上練，配合靜坐，這樣內心的智慧與思維以及精神世界才會變得越來越強大。
五致良知
王陽明有個學生叫周道通，寫信說，先生講的道理我都懂，但是生活中這個事真不是我們想的那樣，我做行政官員，工作紛繁複雜，這事沒處理完那個事又來了。百姓，上級都有不滿，焦頭爛額，應接不暇，我也按照先生教的事上練智慧去做，但是常覺精神疲憊，虛弱不堪，按您所說，每件事還要總結，還要靜坐反思，然後才能昇華，這樣，人的精力怎麼能夠呢？遇到一些情況，我想應該按照您的教導，從事情裡抽身出來反省，寧可不把事情做完，也不能不培養我的心，您說對吧？
王陽明自己也做知縣，他同樣不輕鬆，當週道通這樣問到時候，他說“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一應之。”。為什麼在事情中總覺得疲於奔命，些事做得還可以，有些事做得真難，是因為你心中整個“牽於譭譽得喪”。就是在做利益判斷，你的出發點，你的終極追求不是致良知，你的那個譭譽得喪和致良知根本不是一回事。困惑其中，是因為出發點以及歸宿都是一個：你在做利益判斷，不是在做價值判斷，不是致良知。
廬陵任上繁忙，兇險困難異常，廬陵當地一方面人才輩出，文化素養不得了，另一方面稅收繁重，社會壓迫導致之風日下，再加上劣幣驅逐良幣，造成廬陵訟棍成群。一點點事就要吵架要告狀。前一任知縣最後走的時候已經奄奄一息，給上級的報告中說，每天街道的狀紙有上千份，實在累的受不了。王陽明上任後，每天依然收到大量狀紙，告狀內容多是鄰里之間的矛盾，你拿我一棵蔥，我拿了你一瓣蒜；朋友之間當年他結婚的時候我送了份子錢，我結婚他不送份子錢一類的雞毛蒜皮的事，王陽明本來身體就不好，就算再有精力也處理不了這麼多狀紙啊。
知行合一的第一個智慧就是調查研究，管轄地區貧富奸良，經濟狀況，文化情況以及當地的人性，都摸得清清楚楚。心裡有譜之後，具體解決辦法三步走：
第一是限制。
告狀可以，但當地人訴狀一寫就是千言，半天也說不到正經事，王陽明規定，告狀只許一事一告，不許說其他事情。又規定每份狀紙不許超過六十個字，狀紙必須短而精悍。其實這是個量變，但限住了這個量，就會引發質變。
第二是拖。
王陽明身體確實不好，他也不是假裝，而是寫告示說自己帶病堅持工作，有些重要的就處理，有些不是特別重要的不能立刻處理，往後放一放。
第三是改變。
重要的案子，拖只是緩兵之計，改變制度和人心才是重要的。王陽明首先恢復洪武年間舊制，下令復建“申明亭”和“勸善亭”。勸善亭就是光榮榜，梳理好人好事。申明亭就是壞人榜。選出德高望重的三老，讓他們對民間的一些糾紛，尤其是民事糾紛進行審理評判，在民間勸喻。這也就是鄉賢文化，古代儒家社會鄉制中很重要的功能，鄉村裡大多是宗族自治，就是一種教化和引導。
德治與法治結合，就是的漸漸形成趨善向良的風氣。王陽明還設立書院，親自講學。
他知道改變社會風氣的根本，是便民惠民，不解決實際問題，百姓不能幸福生活。當時社會風氣不好，根本問題是需要父母官身體力行解決人民生活問題日。爆發旱災，就親自設壇求雨，乾旱常引起火災，王陽明就提倡百姓改變房屋木質結構，更關鍵的是讓居民之間的巷道拉大，為此親出面讓駐軍與居民各自退讓建成避火巷，他還實行了世家牌坊制以維護當地治安，改革驛站。這裡的每一件事都很難做，但實實在在關乎老百姓切實利益，他每件事都做到了。
宋明理學最大的問題就是大道理都會說，但一來有些人只說不做，而來有些人想做，卻沒那個智慧去做，沒那個能力去做。王陽明此前也沒有基層工作經驗，但他就做成了，不過是因為“開導人心為本”，心裡揣著百姓，解決實際問題。
知行合一其實是有步驟的，從知道到做到，叫“事上練”。然後到“行”到“合”，“合”到“一”，那個“一”就是“致良知”。終極的那個“一”，不是終極，不是最後，他還是一個否定之否定，是一個在迴圈。這個致良知，沒有止境，可以不停地昇華上去，一個迴圈再一個迴圈，這個智慧是不停成長。王陽明在講授心學的過程中，在事上練的過程中也不停的成長。聖人不是做了聖人就擺在那裡，立在那裡，像王陽明這樣的聖人，都是展示給我們看，他們的人生是如何不停成長，永無止境。儒家追求的根本不是成功，而是成長。
王陽明“致良知”的這個“我”，是一個“真我”（相對於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超我概念）。他的這個本我應該是善良的，和孟子的人性本善有關係，人本來有一種大智慧大善良在裡頭，找到它，然後昇華它。王陽明之所以沒有基層工作經驗也可以解決問題，就是因為“致良知”。換言之，本來就有這個智慧、這個能力，只是以前沒有面對這個“事”，因而沒有激發出來而已。
按照考證，王陽明是到了正德十六年才正式提出“致良知”的，但他自己說，龍場悟道時便已經有致良知了，但是“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鍾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他那個時候不提，到後來再提，是擔心大家把深刻的“致良知”純粹當成此前理學家的口號一樣喊一喊而已，王陽明正式用自己的人生經驗，一點點的驗證了什麼叫做“致良知”。
致良知中很重要的觀點是：人人皆有良知，只不過被矇蔽了。人人皆是聖人，如果你覺得沒有，只是被顯示矇蔽了，被慾望、情緒、紛繁複雜的紅塵這比了。教育個體的時候，致良知是指每個人發現這個良知；面對社會群體的時候，“致良知”有另外一種意思，就是良知致人。用良知去關照百姓子民。
六朱陸之辯
王陽明在廬陵任上七個月，擁有了很大名聲，這時此前難為他的太監劉瑾倒臺，他的春天也來了，很短時間內連升數級，回到京城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回京的第一件事是在北京重興講學之風，王陽明一生最愛的是講學，所經過處只要有條件都會講學，甚至還建了幾所大的書院。不論人生流離、命運艱難，講學其實是一種精神寄託。他說“夫志，猶木之根也”，他說心學首先要立志，人生的志向很重要；但“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
王陽明的一個朋友喬宇，要到南京任職之前，說人生還有迷惑，來問王陽明，人生應該怎樣學習，怎樣成長。
王陽明回答說，第一個就是學貴專。
喬宇說，我從小就很專注啊，我喜歡下圍棋，常常廢寢忘食，幾天幾夜都不關心別的，因為這份專注，少年時就在圍棋界無敵手了。
王陽明笑笑，又說，第二層叫學貴精。
喬宇又說，我成年之後因為考進士，努力學習詞章之學，感覺自己的功力經唐宋而入魏晉。（古人認為，學詩詞文章要有魏晉風骨才是把文章寫到老道的境界）
王陽明又笑笑說，第三條，學貴正。人間正道是滄桑。
喬宇說，你說的太對了，我現在就意識到人生應該學聖人之學，這才是正道。但我的疑惑在哪裡呢？我又學貴專，我又學貴精，我詞章之學很好，現在我要學貴正，開始聖人之學。但為什麼總是覺得很迷惑呢？我此前哪些東西我也很喜歡，但是我又覺得耽誤時間，但是你讓我放下吧，我又捨不得。我的愛好有很多，還喜歡養花花草草，還有國家朝政，事務繁雜，我最近心不定。你既然說學貴專、學貴精、學貴正，我覺得我都做到了，但為什麼新還定不下來呢？
王陽明說，你那個不叫專、精、正，唯獨求聖人之學可以叫正，那個喜歡下圍棋可以說叫“溺於棋”，不叫專於棋。為了考科舉喜歡學詩詞文章，應該叫“癖於文章”，不叫精於文章之道。因為你此前這些，包括你的其他愛好，是技，是術，而不是道。為什呢到這個年齡還會迷惑呢？是因為你開始出發的時候走的不是這個正道，現在你漸漸意識到了，即使我說的，世人多巧，心茫茫然。喬宇如醍醐灌頂，後來評定寧王之亂時，寧王攻打的南京，就是喬宇守的。
隨著心學影響越來越大，一個敏感話題逐漸產生。心學本質上和佔主流的程朱理學格格不入。南宋時，陸九淵和朱熹的觀點就格格不入，呂祖謙為了化解朱陸二人矛盾，搞了鵝湖智慧，讓朱熹帶著門人，陸九淵和他哥哥陸九齡帶著門人辯論了三天三夜，最後誰也沒有說服誰。陸九淵門人記載“元晦（朱熹）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約”,要從一件東西上慢慢學，最後才能找到這個事物的真理；“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這是兩條路的選擇，朱熹的路叫博而返約，陸九淵的路是先立人生根本，先歸納，然後去演繹，放之四海而皆準。純以方法論來看，各有各的道理，但在文明史發展的過程中，朱熹的這條路總容易跑偏。
第一就是”物先心後“。事物放在前邊，你把事物都格完了，最後才找到那個道理。人心在事物之後，就漸漸失去了人本主義精神。
第二是為了”求致知“。格物為了致知，這個目的明確，求致知而格物，就容易導致表面的格物，容易跑偏。真的格物，像西方實驗主義科學客隊，但中國後來走的一條路就是表面的格物，然後就去想當然的致知了，到最後就是徒逞口舌之利，而錯失了科學。
第三是容易滑入假道學。這種徒逞口舌之利，漸漸形成社會風氣，叫做”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這樣“致知”出來的“知”漸漸變成了喊口號、假道學，這就容易被專制統治階級利用，變成禁錮人性的一種手段。
王陸心學則是先以人為本，發現自己的心靈，先塑造一個人。陸九淵的學說先要讓人做個“人”。西方文藝復興也是在人本主義精神的覺醒下，然後實驗注意、科學主義興起，導致現代科學文明的誕生。沒有人本注意精神支撐，那個博而返約的手段最後就變成了假大空。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人本主義這個出發點、制高點，人也會漸漸迷失。
王陽明在北京講學影響越來越大，他的兩個學生一個喜歡朱熹一個喜歡陸九淵，就向先生請教朱陸之辯。心學要發現，繞不開這個問題。從前龍場悟道時不能提朱陸是非，現在卻可以了。兩個學生來問，王陽明一開始也打馬虎眼，說朱非陸，朱熹是官方認可的定論。但時候給另一個學生寫信，說支援象山（陸九淵），哪怕因此受天下譏諷、嘲笑也無恨。清楚的表明，心學繼承了陸九淵這一路門派。
這樣反官方程朱理學的講課，自然是朝廷不允許的，王陽明的心學地位確立，但他的人也不能留在京城了。被調任到滁州太僕寺（馬倌），王陽明也不沮喪，仕途本身起起落落已經不掛心，他最愛講學到哪裡都能講，王陽明南下，心學也迅速向南方播遷，心學旗幟樹立，體系完整，內容深刻，且和程朱理學格格不入，一下吸引大量有識之士，滁州講學盛況空前。
七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滁州兩年，教學成果顯著，影響廣泛。這時突然一道聖旨任命文官出身的王陽明為南贛巡撫，去平匪患。原來，明代中期民怨沸騰，江南地區本來賦稅就很重，正德十一年，南、贛、汀、漳四洲的起事、匪患越演愈烈，眼看要大爆發成為朝廷心腹大患。兵部尚書王瓊向朝廷保薦王陽明，但王陽明街道任職兵不願意去，他向朝廷寫了一份辭職報告，理由有三，一說老了，二說要回家侍奉祖母，三說自己文官不會打仗。但其實立德也立了，立言也立了，心學也成立了，就差立功了。要做聖人，怎麼可能不去一展身手呢。最終接受了任命帶幾個僕人上任。
一路輕裝，路上卻流寇劫船，王陽明機智應對，驅散了流民；上任後又很快發現官衙內部的間諜，不僅揪出內奸，反而使用內奸傳遞假訊息給匪寇，上演無間道。他平亂、平寇、平匪也有很多出人意料的手段。文官帶兵百戰百勝，表面看上去非常神奇，實質上和心學倡導的切實、紮實的工作作風息息相關。做事最堅實的基礎一方面是自己的學養，另一方面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毛澤東後來推崇王明陽，他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就是來自陽明心學。陽明心學最講究調查的功夫，他到各個地方平匪患，平寧王之亂，一刀那兒，對當地的山川地形、人情風俗，敵我雙方的情況都摸得一清二楚。到了任上之後，王陽明就提出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三十年來此地匪患越積越重，越剿越重？
四洲之間的匪患多年來不時發生，每次剿滅又重新開始，就因為它是各省邊界地區，江西、福建、廣東、湖南四省交界，屬於四不管地區。大家都推諉塞責，應付一下上下級來剿一下，結果就是地方匪患越來越重，政府軍戰鬥力越來越差，只好引援軍來剿滅地方匪患。王陽明的手下建議說，前任怎麼做，咱們就怎麼做。前任都是調廣西狼兵。因為廣西狼兵作戰能力強。王陽明實地考察之後，拒絕調狼兵，他說狼兵之患勝於匪患。王陽明發現廣西狼兵老了之後，只是把土匪打跑了，土匪往深山一鑽，就找不到了。名義上打了一兩次勝仗，狼兵就撤了。但是後來狼兵逮不到土匪，為了證明打勝了，就去殺平民以冒充領軍功，成為當地一患。
緊接著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打造基本作戰方針。王陽明向上向朝廷要控制權。明代是中央集權，賞罰的權利全歸中央，王陽明尋求自定賞罰，這樣部隊才有強大的凝聚力。後來曾國藩辦湘軍，大徹大悟的時候就是吧這個賞罰權用在他的軍隊實行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高薪養廉機制。王陽明向下設計了“十家牌法”的制度法管理方法。每十家相互管理、相互監督，使得社會風氣呈現一個良性迴圈。這就是後來典型的戶籍制的雛形。不用狼兵，王陽明決定自組新軍。到各地部隊篩選，每支部隊只選七八個人，也可以自主報名參選，最後嚴格選拔出兩千人。管理方法和十家牌法一樣“每二十無人編一伍，惡有小甲；五十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為一哨，四百人為一營.....”所謂營官，最早就是從他這兒來的額，後來包括戚繼光練戚家軍，曾國藩練湘軍，都有營管制，都是從他這兒來的。王陽明設計理念是基本作戰單位設計的比較小，以機動取勝。雖然文人治軍，卻非常清晰的意識到軍隊單位組織的精細化、濃縮話、靈活性的重要。“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使臂，臂之使指，自然 舉動齊一，治眾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在實行的過程中，要保證所有 的戰略意圖能下達到基層，這很重要。王陽明說事上練，其實功夫在事外，事前下的功夫，事前的調查，同樣是一種大智慧，
有了堅實的基礎，王陽明開始使用心理戰，前邊說過收服了身邊的老吏作為雙面間諜，戰前整體棋局已經布好。於己“收拾人心整固之”。於敵“亂其心志疑懼之”。在策略上選擇捨近求遠，出乎意料的選擇打離駐軍最遠的一夥，“兵者，詭道也”大家都以為要麼打最弱的，要麼打最近的，要麼打最強的，最遠的詹師富沒有防備。
王陽明先派一隻地方軍奇襲，突入土匪所在的土樓，不拼殺，只是趁亂放火，土匪大敗。詹師富帶著殘餘部隊躲進山深林茂的象湖山。官軍沒有辦法，也好歹打贏了第一仗，回來交令。結果王陽明緩緩的說“既然出戰已勝，誰讓你們回來的？貽誤戰機，該當何罪？”本來應該乘勝追擊，土匪撤入山中，沒有完成任務，本該按令處罰，眾將求情，王陽明允許其戴罪立功，將官沒辦法，只好帶隊重新殺回來。在說官軍走了之後，這幫土匪又從山裡出來，重新收拾一下又住下來，這本來就是他們的地盤嘛。官兵又來，看這次隊伍沒有上次那麼鬥志昂揚，這次一打，官軍一觸即潰。官兵沒有鬥志，但又不能回去，只好紮營，每天裝裝樣子打一打。土匪一看，官兵還是老樣子沒有戰鬥力，就不用往山裡跑了，雙方就在這裡相持著。大概一個月之後，官軍突然開戰，這一次又像第一次那樣鬥志昂揚。王陽明知道一戰之下很難吃掉詹師富，土匪畢竟長期在這個地方聚集，因此，第一場戰鬥之後，讓手下不對反覆攻擊，這支部隊已經產生情緒，知道打不過土匪就擺擺樣子。但是這個消磨的過程中，土匪的警惕心也放下了。這個過程中，王陽明組建核心不對新軍，然後配合調動其他軍隊在象湖山周圍完成合圍，徹底全殲這股土匪。
真正意義上的初戰告捷，獎賞三軍，朝廷表彰，朋友學生來祝賀，但這個時候他反倒給學生的信中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王陽明是說，地方匪患三十餘年，一直難評判，不是說官兵有勝有負，為什麼匪患卻漸成燎原之勢？是因為前面的人只是把平匪當任務，打一仗就向朝廷表功。任務完成就走人了，並沒有解決當地百姓問題。解決一批土匪，還有新生的匪患。換言之，就是百姓心中的賊不破，官員心中個賊不批，山中的賊就永遠滅不完。這其實已經涉及明陽心學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致良知。不能讓官員、百姓的良知呈現，就不算真正的長治久安。心中賊不破，不算真正的能耐。
王陽明認為，前提是每個人心中都有良知，關鍵是你怎麼引導、啟發它的出現。所以王陽明在贛南平匪結束後，就上奏朝廷，申請新設立了好幾個縣，使流民聚集，講學教化，制定制度，更關鍵的是解決老百姓的實際問題。他在巡撫任上，曾經頒佈過法令，保護商業、商人減輕政府社會對商人的歧視、盤剝。
王陽明一次到鄉下，發現有一戶人家很窮，鄉里不僅不幫他，還嘲笑他窮的活該，原來，這戶龍姓的人家原來是縣丞，退休了，他向來廉潔自律，退休後沒有多少家財，反而成了村子裡最窮的一個，大家都嘲笑他，哪個官不貪啊，別人怎麼都富裕？還是你沒本事，鄉民不僅嘲笑還汙衊他。王陽明知道這件事後，很憤慨，立刻移文鄉里，還專門立了一個牌，叫“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親自撰寫牌文。鄉黨鄰里，不知周恤，反而譏笑，可見社會風氣差到什麼地步。“風俗惡薄如此，有司豈能辭其責？”這事百姓的責任嗎？王陽明說不是，是官員的責任，嘲笑廉潔的官員，反而羨慕貪汙的官員有錢，這說明社會底線被突破了。官員做不到，說明你心中賊難破，不敢面對。就是破心中賊難。
這個時候還剩下很多土匪沒有剿，他又出人意料的按兵不動，休養生息。這個過程中，出來落實當地百姓的安居及長治久安的制度建設，他還寫了一封信給各地土匪《告諭巢賊書》，雖然是招降書，但情字滿紙，理字滿篇。達到招盧、亂謝、疑池的效果。
第一個是招盧，盧珂原本就是一個鄉紳，因受匪患騷擾，沒辦法，被迫變身土匪，王陽明招安，他第一個來投誠。
第二個是亂謝，謝志珊是左溪衡水一帶的大土匪頭子，他還沒表態，地下小弟陳曰能就跳出來反對，王陽明派兵去打，官軍在前，盧珂的隊伍藏後邊，兩軍交戰膠著時，盧珂率部殺出，陳曰能看來了一幫土匪，以為是幫自己的，哪想到是來滅他的，陣腳大亂，下子就被徹底滅掉了。接下來就是對付謝志珊，王陽明看似漫不經心，其實對其舉動了若指掌，在衙役李又發現了兩個謝的間諜，威脅加誘導得到一個重要資訊，秘密抓捕看給些至珊設計老巢的能工巧匠，瞭解了佈局，捷徑、暗道，全用圖紙畫下來。王陽明一方面排兵佈陣，命九路大軍攻打，又選出四百精兵秘密出發，走小道攀絕壁，秘密繞道謝老巢的背後，雙方殺到疲憊的時刻，攻入山寨，到處放火，眾土匪殺了一天看老巢失火，又聽到很多人大喊些至珊已死，人心大亂，四散奔逃，活捉了謝志珊。接著又寫信給謝的另一個小弟藍天鳳勸降，藍天鳳正在猶豫，召集手下開會，會開到一般，還沒定下來，突然官軍來功，猝不及防，桶岡賊巢也被攻破，藍鳳天跳崖自盡。
在審問謝志珊的時候，也很有意思，“入何得黨類眾若次？”謝自號徵南王，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土匪聽你號令呢？謝雖然被抓，但仍然有一番豪氣。“生平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鉤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王陽明聽了之後，退出來跟學生說，“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意思是，我們儒生，追求志同道合，追求理想，不也是這個道理嗎，一個土匪能做到，我們為什麼不能做到？誇完謝志珊後，王陽明卻命人把謝推出去殺了。學生不理解，問問什麼不能感化他。
這事恰體現了王陽明的智慧，講知行合一，行動能力強，只要有理由，他絕不猶豫，前邊詹師富那樣的兇悍土匪，殺人越貨無惡不作，他良知泯滅；謝志珊這樣的人有智慧有追求們這樣的土匪更不能留，對於江山社稷來講，最危險的不是詹師富這樣的土匪，而恰恰是謝志珊這樣的有頭腦的土匪。
除惡務盡，最後一股池仲容，是時間最久，根基最深，地盤最大的。王陽明也用了各種計策誘其前來，招待了很久，一直等到春節，借打賞機會，把他身邊的九十多個隨從殺掉，這邊殺了池仲容，令一百年派官兵晝伏夜行，潛到池的老巢，一舉殲滅了這股土匪。
此時王陽明任贛南巡撫不過一年零三個月，數十年來，從沒有人能徹底剿滅匪患，他招盧、滅謝、疑池，足見其對人性洞見之深，每個人的慾望、情緒、每個人的習性都把我的非常透徹，把人把握住，就把整個事把握住了，也就把整個局面控制住了。《明史》中說，他手下沒什麼厲害的人，都是臨時組建的隊伍，卻能殲滅盤踞數十年的匪患。
但王陽明不僅剿滅土匪，而是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自己的學術昇華，“百戰自知非舊學，執行到此證合一。”
（王陽明史上最大的功績，是平寧王叛亂，書中也使用大量章節來講述這件事，有興趣可以自行尋找音訊影片，十六至十九章,名為《三個七零後》，《兩個餘姚人》《心智的較量》《艱難時世》）
八心學歸於致良知
（簡單介紹前邊就是匪患平定過程中，寧王密謀十年造反呼之欲出，終於以一個意外而爆發，恰逢王陽明去別人赴任路上，匆匆組織軍隊平亂，很短時間內平息，中間昏皇帝朱厚照想自己立功，下江南遊玩，得病去世。於是來到了嘉靖朝。）
嘉靖皇帝登基因為繼承順序問題，嘉靖皇帝與扶植他的楊廷對抗，產生長達十八年的大禮儀事件。王陽明始終不被重用。因嘉靖以理學大師自居，王陽明的心學自然是異端了。但經歷寧王之亂，忠泰之難後，王陽明內心已經修練一定境界，索性辭官，在老家山陰會稽一帶講學。
前邊說過知行合一最後那個“一”，其實就是“良知”，到了正德十六年（1521），王陽明處處被打壓，痛定思痛，靜中思靜，心中默默過濾學問，覺得有個一精華將脫穎而出，彷彿就在嘴邊，但還說不出來。終於有一天講完課後，和學生們一起靜坐，王陽明突然睜開眼睛，面帶春風微笑：
我找到了，我胸中久久揣摩、呼之欲出的那個詞，就是“良知”。到了嘉靖三年（1524），王陽明又在前面加了一個“致”，把“致良知”變成他心學的最後歸宿。至此，王陽明的心學體系徹底完備，這時候他就不說其他，專提“致良知”。
致良知出於《孟子》，“不學而能，為之良能；不慮而知，為之良知”。不學而能，叫本能；不慮而知，就是因為每個人天生都有良心,都有一種內在的道德自律，這就叫良知。
但我個人理解，如果這樣認識“致良知”的話，就把心學的最終歸宿、最高的昇華看低了。我們前邊分析過，良知肯定是知行合一最後那個“一”，肯定是儒家追求的“惟精惟一”的“一”，就是指最高的這個規律，可以統攝其他，引發其他的所有，甚至可以變成每個人的終極追求。可見這個良知對人生的幫助是極其巨大的。王陽明認為，每個人一旦良知覺醒，人生就是一片光明。所有的困難挫折都擋不住。當然，這種覺醒也一定是從困難挫折中來。
那麼這鐘良知只是良心或者道德自律嗎？
我認為王陽明“致良知”的本質是，讓人們聽從內心光明的指引。這種內心的光明指引是什麼？應該是人類文明歷史幾點下來的智慧、道德與靈性自覺。這種自覺是內在的光明，可以指引我們的一切，可以指引我們的成長。光有良心，並不能指引人生的成長，不能引導人生格局的建立。（這一段光明的解釋我不同意）
我們大多數人最大的困頓，就是面臨事情的時候，面臨生活困難挫折、矛盾、面臨紅塵中各種紛繁複雜現象紛擾的時候，到底是什麼左右我們的情緒、思想、情懷、智慧，我們是聽從外在還是聽從內心？別人說了話，外在的東西左右讓你無所適從。我們在一輪誰，誰又在議論我？生而被天地所困，該怎麼辦？王陽明的忠實信徒曾國藩學習陽明心學後有兩句名言，一句叫“重開天地，另起爐灶”，另一句叫“內斷於心，自為主持”。就是說聽從內在心聲，而不是聽從外在。
正是困頓早就了王陽明的破繭而出，龍場是他人生的的第一個大困難，現在寧王之亂、忠泰之難有事人生的一大困境，困境中才有大智慧。這個“致良知”非等閒中來，“某與此良知說從百死千難中的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知容易，把做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處，負此之爾。”
當年王陽明奉旨去福建，聽到寧王叛亂的訊息，立刻前去平叛，毫不猶豫。當時環境是朱厚照昏庸荒誕，寧王準備了十年，完全可能成功，當時南方官員給朝廷上書都沒說叛亂，而是說南昌有變，江西有變，江南有變。就是為了給自己留退路。王陽明卻知難而上，直接上書說叛亂，甚至讓家眷在家門外環布柴草，說一旦事變，舉家自焚。他為什麼挺身而出？就是這種“致良知”，聽從內心光明的指引。知道什麼事該做，什麼是不該做。行為準則、行動智慧全都自然地出現了，這就是致良知的表現。
九天泉證道四句教
王陽明一生三大功事：平江西匪患、平寧王之亂、還有就是後邊要說的平廣西匪患。
三次正道：龍場悟道，得出“心即理，心外無物”之學。第二次就是寧王之亂與忠泰之難後悟出的“致良知”之教，心學得到昇華。此後還有一次，叫天泉證道。當然這次證道和平廣西匪患也緊密相連。
廣西因為田州岑猛之亂，朝廷開始派姚鏌征伐，確實也把岑猛殺了，但因為使用暴政，反而激起民變。再加上廣西原來的匪患，局勢一下子不可收拾。姚鏌是桂萼的人，桂萼也壓不住了，朝廷也就開始重視起來。朝廷想找王陽明來解決，王陽明說身體不行，嘉靖皇帝以為是打壓王陽明的桂萼的問題，就讓桂萼自動辭職讓位，下旨王陽明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到廣西平叛。
臨行前，講課後，留下自己兩個學生，一個錢德洪（編（王陽明先生年譜》），一個王畿（刊行了《傳習錄》），王畿聰明，尋求修身超越之法；錢德洪質樸，講究循序漸進之法。兩人常辯論誰也說服不了誰，王陽明就在天泉橋上，解答他們的疑問。他說了四句話，被稱為“四句教”，這件事就成為“天泉證道”。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
王畿當時就有疑問，無善無惡是心之體，那後來怎麼又有善有惡了？怎麼會知善知惡了？怎麼又要為善去惡？
王陽明強調說：“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而且囑咐二人說，四句宗旨是綱領性的東西，不能更改。
有學者認為這四句教其實也滅有多少新鮮東西。“致良知”已經到頂了。但我比驕傲贊同另一些學者觀點，這四句教是一個大總結，非常關鍵。王陽明認為這四句教幾有極樸實性的價值。不論是對聰明的人還是愚笨的人，不論對初學者還是已經到了聖人境界的，不論哪個階段，這四句都適用。
無善無噁心之體，說的是一種世界觀。
書中舉了雜草做例子，花園裡是惡草，但如果是一個荒山禿嶺，就是好的。這個草沒有絕對好或是壞。金子和糞便的好壞也是同樣道理。王陽明說，善和惡在不同環境不同條件下是可以轉換的。凡事你不能喜歡就說它是好的，不喜歡就說它是壞的。不能簡單以自己的標準去看待萬事萬物。要真的能盛下萬事萬物應該排除自己的執見，把固有的東西抽空，才可能接受新的東西。世界觀就是人與天地自然、人與宇宙的關係。我們帶著執念去看那種關係，就始終處在矛盾之中。
有善有惡是意之動，值得是人生觀。
王陽明講課時對學生於中說“你原來是聖人，聖人原是眾人皆有，不獨你有”。他的學生王艮聰明，第二天上街回來後，跟王陽明說，先生，我剛剛上街，有一個重大發現，我發現滿街都是聖人！王陽明知道他故意這麼說，就說“你見滿大街皆聖人，滿街人見你王艮亦是聖人。”王艮嘿嘿一笑。這時候一個姓羅的學生進來也說，先生，我剛才在街上看到滿街都是聖人。這個學生比較老實質樸，不像王艮腦子轉的快，王陽明笑笑說，本來滿街就是聖人，現在你感悟到了而已。
人生觀是解決我與我的關係，我與我達到和諧，人生最痛苦的就是與我周旋，一矣念起，然後知道善惡，知道光明黑暗在哪裡，那我與我的周旋就成功了，我與我的矛盾就解決了。
知善知惡是良知，是價值觀。
王陽明在課上拿自己的經歷做例子：正德十六年，祖母去世，父親重病，我四次上疏請假，不被應允，我當時想辭職回家。你們當時都勸不要，那時候是為什麼呢？
有的學生說，疑謗在身，不可走，朝廷誣陷，對老師有猜忌，那時候你走了，別人就覺得你畏罪潛逃，所以不可走。
但也有學生開玩笑說哦，先生思歸一念，亦是著相。老師不是講不動如山嗎，講不忘其念嗎，那時候辭職回家，是不是太著唸了。
王陽明說，我細想了一下，我和親人之間的感情是最基本的人性，是我要追求最光輝的東西。如果這個東西沒了，其他的東西還有什麼必要呢。就真的辭職不幹了。這說明他自己內心中的良知是最高的指引，而不是外在世俗的標準。這就是“知善知惡是良知”。
價值觀就是我與他人、我與社會、我與族群的相處智慧。我對親人朋友和社會，能做出什麼樣的貢獻來？在大是大非中，在價值衝突中如何取捨？這個叫價值判斷。知善知惡是良知，是經過一種價值判斷後，在價值觀指導下的人生智慧，當然也是一種社會時間智慧。
為善去惡是格物，是方法論。
這就是行動層面，實踐層面，也就是王陽明講的知行合一，要事上練。不經歷困難挫折的出來的“致良知”，不經過繁瑣事物磨練出來的“致良知”不是真正的“致良知”。也就是說不經過紅塵的歷練，不經過知行合一的錘鍊，得到的東西不是真東西，只是浮於表面的。所以事上練叫為善去惡是格物，處處格物，處處反省。到這一個層面就和儒家的誠意正心、格物致知完全吻合，這就叫修身，可以處處反省。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問題，一次一個人說家裡困難，急用錢，要賣一塊地給王陽明，王陽明說錢可以先借給你，我現在沒有打算買地。後來王陽明帶學生出遊，遇到郊外一片田地，覺得很漂亮風水也好，想要在這裡建一個書院。學生告訴他，這片地就是當時要賣給你的那塊，當時您不要，現在已經賣給別人了。王陽明一聽，眉頭一皺，一看就是後悔了。他立刻什麼也不管，盤腿就靜坐，做了好半天，王陽明才展眉一笑，對學生說，剛聽到這個訊息，我內心也後悔，這就是內在的貪婪和私慾氾濫。我覺得自己境界太低了，難道因為這一點點利益得知就動心了？我靜坐了一下，反思了一下，把這私念格去。
天泉證道四句教後，雖然身體越來越差，仕途不得意，但人反倒越來越快活。上課也無拘無束。他經常講一句口頭禪“常快活是真功夫”。上課形式也越來越無拘束，天熱大家不必遵循師生禮儀，每個人都送一把扇子，沒必要為了表面的虛的東西去掩蓋這種良知。孔子講的“隨心所欲不逾矩”，孟子講不動心，王陽明則是把孔子和孟子的說法全都結合起來。
廣西平叛的前一年，全國會試考試，主考官出的題，指桑罵槐，說的就是王陽明，說有人所謂自創學問，非議程朱理學，大逆不道，對於他的學問，考生們怎麼看？
王陽明的幾個學生也有幾個參加科舉考試的，學生徐珊說我怎麼能違逆內心去說聖學是非呢，於是棄考；歐陽德和魏良弼寫文章批判這種觀點，魏良弼高中；錢得洪也批判這種觀點，結果落榜了。
在去廣西的路上，一路上前來拜師的求學的很多，到了江西，百姓聽說，紛紛沿途感謝迎拜，還有很多人從別處趕來求學。其中有一個弟子徐樾，心學還在入門，對於每件事，窮究其理，反倒入迷。那天晚上，王陽明發現了徐樾的問題，是太執於事理了。王陽明就指著船中蠟燭上的光芒說：這是光，對吧？
徐樾點頭，這當然是光。
然後王陽明又指著船艙中空白的地方：這也是光。
當然了，徐樾也點點頭，如果不是光，哪來的這麼量呢？
然後，王陽明又指著艙外，江面上被燭火照應的地方說“這也是光，
哦，徐樾突然眉頭緊蹙，有所頓悟。王陽明說，你明白了吧，光不止在燭上！
光不止在燭上，人生就是光明與黑暗的一場抉擇和追求，但是光明到底在哪裡呢？格局夠大，眼光夠大，見到的光明才夠多，才有真正的光明。王陽明講心外無物，致良知是他的終極光明，其實是無所不包的。
後來王陽明路過南浦，百姓都想看看他，王陽明就坐在雁門大堂上，百姓魚貫而入，他點點頭打聲招呼，大家就像看神仙一樣。去廣西路上的盛況，說明當時雖然官學不認可王陽明，甚至批判打壓，但在社會上，對於社會中堅力量的知識分子階層以及社會底層平民而言，明陽心學已經成為他們心涼的寄託和希望所在。心學最光輝的地方，就是教會我們尊重自我，尊重生命，尊重人性的價值；教會我們不去做世俗的奴隸，不去做專制的奴隸，不去做人生境遇的奴隸，不去做坎坷命運的奴隸。啟發人發現內心的光明，找到後破開生命的桎梏，奠定人生格局，獲得行動智慧。這樣人生就進入了一個不斷成長的良性迴圈。王陽明綜合孔孟之道，既可以隨心所欲不逾矩，又可以內心不動如山，這種境界從他人生最後一件事功——平廣西匪患，可以說表現的淋淋盡致。
為什麼要王陽明來平廣西匪患呢？這個地方聽上去動靜很大，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原來是桂萼知道王陽明打仗厲害，當時恰逢明初在版圖內後又獨立的安南國內亂，桂萼是希望借這個契機收復安南，他有一份擴張的野心。王陽明後來也明白了這個意思。
廣西原本是少數民族聚居，漢族管理灌雲貪婪不得法，激起民憤，當地的土官岑猛性子急躁，與流官關係漸漸破裂，就起兵造反。桂萼派心腹姚鏌率兵八萬徵岑猛。岑猛打敗，被其岳父毒殺。姚猛主張嚴刑峻法，大肆搜捕，高壓政策激起岑猛原來兩個手下盧蘇、王受在起兵，擁兵自重以圖自保，一度發展到七萬多人。姚鏌陷入被動局勢失控，才把王陽明請來。王陽明身體已經很糟糕了，嚴重的肺病和足疾，走了幾個月才到。朝廷又整機了兩湖兩廣的軍隊，數十萬人馬，不僅要平盧、平王，還想一舉蕩平安南，再收回來。
為了顯示武將的業績，湖廣的將領都想快點打，但王陽明卻認為應該招撫為主。王陽明知道盧、王兩人非常質樸，純是在高壓之下逼逼無奈尋求自保才反叛的。王陽明這叫知人善應。只有瞭解物件、把握物件，知道對方到底是什麼楊的人，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正確的決定、恰當的反應。所以雖然中間有人用計離間，但王陽明還是讓二人甘心受降，七萬人馬得到安撫、遣散。
收服盧、王二人後，王陽明認為教化才是讓民心安定、老百姓幸福生活的手段，他興學校，辦教育，還給予特別政策引進人才，許多在其他地方不受待見的人才，這時候都到了廣西。這些人逐步改變了當地生活面貌。包括思想面貌，漢族和少數民族雜居，風俗習慣交融，潛移默化的影響。制定鄉約，引入內地儒家基層社會的經驗，效仿當年在江西剿匪用的十家牌法。這個過程中甚至為了安撫人心也採取一些作秀祭祀等手段，整個填州思恩對他奉若神明。
王陽明拖著病軀，看起來不費一兵一卒，但畢竟勞心勞力，多次上書身體原因請辭，但桂萼一直壓著不許，還希望他繼續領兵劍指安南。王陽明面對叛亂，認為造成當今局面不是當地百姓問題，而是政府制度設計問題。為加強中央集權，明請歷史上都取消當地土官，改成漢族流官，政府派來的人與當地格格不入，造成矛盾。王陽明認為應該以安撫為主。讓百姓民心有歸，而不是表面上把他們鎮壓住。王陽明知道他採用這樣的政策穩定地方，是違背好事者之心，主政者中桂萼這樣好大喜功，唯恐天下不亂，想透過廣西戰爭的機會，把安南收回來。但他說，這樣要殺無數無罪的人，最後成一將之功，這違揹我的良知。
“仁者之所以不忍也”，萬物一體之仁，是陽明心學的一個核心歸宿。儒家說的核心就是仁，仁者愛人。對與大凶大惡之人，王陽明從不假慈悲，但對於無罪之人，尤其是黎民百姓，王陽明卻始終懷著仁愛之心。戰亂一起，百姓流離，不知道多少人要無辜失命，因此，王陽明寧拂當政者、喜事者之心，也不會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
然而，就在大家以為不再打仗的時候，王陽明突然又要打了。原來，王陽明在安定廣西的過程中逐漸瞭解到，當地百姓心中還有個一更大的憂患，是來自八寨、段藤峽的匪患。歷史上曾平叛過，當地地勢險要，匪患再次聚集，每次都剿而復燃，成為匪患中心。學生都勸他，朝廷沒有旨意讓您去平斷藤峽之敵，您現在身體又不好，何苦呢。王陽明搖搖頭，說我來廣西一者為聖命，二者為我內心良知所命。
他看百姓受罪，焉能視而不見，不解決這個匪患，對不起內心的良知。現在僅有湖南一支原本剿盧王但晚到的不對，加上廣西當地官軍，盧王剩下的人，總共一萬六千與人。而斷藤峽土匪總數卻有好幾萬。王陽明堅決要打，各種辦法下來，最終徹底蕩平了八寨和斷藤峽之敵。
但他主動為民請命，中央政府置若罔聞，嘉靖皇帝覺得訊息恐怕有誤，桂萼指責他抗旨。王陽明身體每況愈下，反覆要求辭職回家，1528年農曆十月初十，王陽明寫了奏疏，說身體不行，要回家，恐怕離大去之際不遠。但嘉靖皇帝沒看到，這篇上疏被桂萼壓在內閣不發。王陽明不想上次那樣忍下來，他一邊上疏，一百年收拾行囊，回鄉的過程，一是因為身體原因，二來等朝廷迴音，因此走得比較慢。
慢慢歸途，經過伏波將軍廟拜謁，留了兩首詩，其中一首是
四十年前夢裡詩，此行天定豈人為？
徂徵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
尚喜遠人知向望，卻慚無術就瘡痍，
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
一路前行，經過廣東曾誠，他好友湛若水的故鄉，在此拜謁他五世祖王綱；過了梅關，學生前來拜見時王陽明還問進學如何，但身體已經越來越虛弱了.“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
王陽明一片歸心，但時間卻等不及了，十一月二十八日，船到了贛江青龍鋪，王陽明晚上連續咳血不止。第二天早晨，天矇矇亮，紅日初升，江上霞光一片。船還未啟行，王陽明突然整理衣服端坐，把隨侍的周積叫入船艙，對他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吾去矣！”周積開始看老師將神好像好很多，但這時候眼淚立刻留下來，但這個時候還要保持冷靜，周積問老師有何遺言？有什麼要交代的事？對各個書院的學生，對家裡一歲多的孩子，還有什麼要交代的事情？
王陽明聽了只是展顏一笑，淡淡的只說了一句話——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