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那種君主立憲和英國和差遠了，雖然是有憲法但本質還是君主專制，只是披了一層民主憲政的外衣。

日本能搞而清朝一搞就死的差別在於日本雖然是天皇權力有著絕對權威，但天皇敢於放權，內閣軍部都有很深世家財閥影響，實力派得到了權力自然不會反天皇。

清末則不一樣，當初搞預備立憲的時候立憲派樂見其成。相反革命黨極為恐懼，甚至不惜暗殺主張立憲的官員。結果建立的內閣還是皇族內閣，到頭來清朝是不想分一點權力給漢族地主階級。他得罪了統治階級，統治階級自然會放棄他。

所以說一個政權想要維持下去，和什麼意識形態無關，重要的是能夠得到足夠多的統治階級的支援，擁有紮實的統治基礎。

中日甲午戰爭，直接打斷了滿清的脊樑，也將華人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徹底打醒過來。此後，即在民間與官方都掀起了向日本學習的熱潮。在政治上，仿效日本進行君主立憲的改革的呼籲，也自然越來越高漲，然而，為啥滿清最終卻沒有透過君主立憲而自我挽救呢？

拋開其他因素，單論中日兩國的社會形態的迥異，就決定了滿清不可能實行君主立憲。我們被熟知的社會形態，分為五種，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其實，這是按西方的社會程序劃分的，而並不適用於中國。

過去我們把商周王朝稱為奴隸社會，其實，商周卻是實實在在的封建（封土建國之意）社會，商周時期的社會形態與西方的中世紀更相似。而自秦始皇統一天下，卻是廢分封，行郡縣，建立了集權帝制的形式（最早的集權帝制，出現在兩河流域，聞名遐邇的波斯帝國即是集權帝制形式）。秦滅亡後，漢朝建立，雖是實行了郡國並行制。但不久，漢王朝就見識到了地方封國太重的厲害，自七國之亂平定後，漢王朝實行“推恩令”，使諸侯國越分越小，以致無力與中央對抗。

自漢以後，就幾乎很少有大的封國出現，而至明清，中央集權已達巔峰。而滿清又系漁獵遊牧民族入主華夏，其自身具有很深的奴隸制殘餘，而與華夏的集權帝制相糅合。所以，滿清的中央集權更是空前絕後。

而中央集權與君主立憲卻是背道而馳。日本可以君主立憲的很大原因，就在於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是一直都是封建形態，無論是豐臣秀吉還是德川家康統一的日本，都是一種形式上的統一，而當時的日本仍然是“政出各藩”，各藩的武士也只效忠於各自的藩主。明治維新，雖是以“天皇”為旗幟，但本質上卻是日本的西南強藩抬出來的。所以，日本的政治受到地方藩閥所左右，例如長洲藩主導日本陸軍，薩摩藩長期主導日本海軍，日本天皇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順從“民意”而為之。

而滿清卻不同，權力集於皇室，大臣只知道磕頭如搗蒜，一切全憑皇上聖裁。享受權力高度集中滋味的人，又怎麼會輕易放下手中的權力，去搞什麼君主立憲呢？所以，支援康有為梁啟超搞"百日維新”的光緒，也不過是從沒有真正掌握實權的傀儡皇帝的想法而已。而對於當時滿清真正的“皇上”慈禧來說，君主立憲卻一直是其深惡痛絕的。所以，直到滿清王朝要進棺材板的那一天，還在搞“皇族內閣”來糊弄百姓。

而從歐洲的近現代史，也可以得到例證。在西歐諸國之中，唯獨法國爆發瞭如此跌宕、洶湧的大革命呢？這在於西歐諸國在中世紀普遍實行封建制，君主的權力並不十分強大。而法國從路易十四（太陽王）時期，削弱了貴族的力量，而建立了絕對王權政治。絕對王權政治，雖可以使一個國家在短時期內迅速強盛，但會使國內矛盾長期積壓。歐洲其他國家，君權受到各方勢力的制約，更容易走改革的道路以緩解社會矛盾。

而極權政治的國家，很難透過改革以緩解社會矛盾，唯有透過革命以獲得。沙俄十月革命也是如此，沙俄受蒙古統治二三百年，受東方集權政治影響較深，君主權力過大。此亦是為何日本可以透過明治維新而實行近代化，而滿清就必須透過革命才可走向近代化的原因所在。

兩國的歷史發展，以及最高統治者思維與權力分割狀況，決定了兩國近代化道路的差異。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在以明治天皇為首的統治階層強有力推動下，實現的“自上而下”的一場改革運動。

明治天皇於1867年繼位，隨後他先後經歷了江戶幕府戊辰戰爭，推翻德川幕府的統治並實行“王政復古”，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不但日本的時代環境處於一種新舊更替，傳統幕府統治岌岌可危，向西洋學習求生存求發展日盛的狀態中，同時他周圍也聚集了一批開化的名臣，比如西鄉隆盛，伊藤博文等，這些名臣精心輔佐，同時也注意向年輕的天皇灌輸開化思想，在這樣的宏觀與微觀環境下，明治天皇成長起一種“威嚴、慈愛、剛毅的優秀的男子漢氣質”。

同時，經過一系列王政復古的運動，明治天皇形成了以他自己為首的強有力的統治核心。

相反，中國的滿清朝廷，雖然經歷了洋務運動，但只是進化機器，不進化思想，實際掌權的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老化勢力，他們不但對世界缺乏與時俱進的認識，其權力的實施，對國家各項事業的推動，仍舊緩慢遲滯，從根本上是為了維護愛新覺羅一家的親貴統治，沒有解放當時的四萬萬人民，讓其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與才智，一群老弱婦孺，這如何能抵擋的過全民開化、全民進取的東方“小國”。

不管是君主制度，還是君主立憲，這個年代我們已經不需要再從名詞的角度去思辨，而是要看到實質。就是這個制度的實施，是否能保證讓絕大多數的人民，能夠在一個和平，安定，有序，正直的環境中，去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去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如果這個制度能，它就是好的。如果它不能，自己不改變，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也會改變它。

一山不容二虎

日本已經成功了，享受到了君主立憲向工業化國家看齊的“快感”，自來野心強大的日本可是想要做亞洲老大的！那最大的威脅自然就是亞洲幾千年來的泱泱大國——中國，也就是當時的滿清。

甲午中日海戰，李中堂一人之力建立的私家軍——北洋水師，就差一點把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託的經濟崩潰，剛何況整個中國給個成功後呢！所以日本開始謀篇佈局了。

甲午戰爭日方消耗統計：日本已經花費了臨時軍費兩億日元，而當時日本全年財政收入約6000萬日元。也就是說，為了打這場仗，日本把未來幾年的錢都花完了，整個國家也變成了一個為戰爭服務的機器。在戰爭正式爆發後僅僅三個月內（至1894年11月），日本全國工業生產就減少了一半（51%），商業減少了三分之一（31%），農業生產減少了13%。為了繼續打下去，日本已準備向匯豐銀行借款。

（東京振武學校創辦於1900年，畢業的武裝人員有：蔡鍔、陳獨秀、歐陽予倩、方聲濤、吳玉章、黃慕松、王揖唐、唐繼堯、程潛、趙恆惕、李烈鈞、孫傳芳、孫武、何成浚、閻錫山、尹昌衡、黃郛、那全、林振雄、蔣中正、張群、姜登選、楊宇霆、熙洽、何應欽、臧式毅等，其中大部分人成為推翻當時中國正統政權北洋政府的核心主力）

一方面保護和支援反清勢力，一方面由政府出錢建立東京振武學校，為中國反動勢力培養武裝人員。看到了麼，這就是如今美國把中東鬧的雞飛狗跳的套路，一摸一樣，幾乎毫無創新，但效果出奇的好。一般都會讓目標國家動亂不止，內部分裂搞內耗，將僅存的國家資源全都用來向外國列強購買軍火。做那些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冤大頭的含恨而亡

此外，有朋友會說民主思維深入人心等等，還有袁世凱稱帝是逆時代發展！這些都是馬後炮好不好，統計過當時華人的識字率了麼，老百姓十個人，能有有一個人把民主兩字寫出來就不錯了，更別說理解了，所以丟擲這種觀點的歷史學家不臉紅麼？當然如郭沫若之流也是社會需要。

真正把袁世凱的民眾支援降低的是“賣國”、“二十一條”。但這個二十一條是日本提出來的好不好，人家袁世凱為了反對用盡了辦法，最終不得不妥協簽署的是《中日民四條約》，大家看下主要內容：

在山東，日本不僅得以繼承德國的一切利權。

在南滿，日本得到延長租借地及鐵路期限、其臣民得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農工商業及租用土地等權利。

在東蒙，日本得到其臣民與華人合辦農業和附屬工業等權。

漢冶萍公司可與日本資本家商定合辦，中國不將該公司充公、收歸國有或使其借日本以外的外資。

在福建，中國政府答應不允許外國在沿岸地方設造船所、軍用貯煤所及海軍根據地，也不借外資自辦。

這條約過分麼？沒割地！沒賠款！承認要麼是既有事實，要麼不影響大局。接著中國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沒空理中國，好好發展工業化就好了。要知道當時中國正處於積貧積弱，努力工業化的黃金節點，站在的可是比蘇聯還要早還要好的起跑線上，但可悲的是中國急轉直下進如風風火火的內戰，蘇聯在列寧的戴領帶簽訂屈辱妥協條約後，關起門來發展工業化了。

可笑的是當時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在日本侵華時期，第一時間去當了漢奸，而五四運動的打擊物件，《中日民四條約》中方主要負責人曹汝霖（晚清外交家）先生則在日本侵華時期盡顯民族氣節，寧死不接受日本的高官厚祿的誘惑！）

國與國，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並不是滿清不行，而是被自己玩瞎了。

首先一點，觸碰既得利益階層太多利益。日本明治維新採用的是贖買的方式收購大名和武士手裡的權益，這些封建貴族拿到錢以後很多都轉變為工業主。而滿清的政策制定者就沒有那麼聰明瞭，“許旗人自養”一條就讓滿清貴族無所適從，這些旗人沒有得到朝廷安置費用，沒有一技之長，以前靠朝廷養現在自己拿什麼養自己？（慈禧等頑固派代表的就是這些老旗人的利益）“廢除科舉”那些讀書人讀了半輩子書，就是想靠這些換個功名，朝廷一下子舉行分科考試，取消了八股文，這些讀書人拿什麼生活？（革命黨中有很多人都是知識分子，並不是外國啟蒙有多重要，而是朝廷拿走了他們的麵包）裁撤綠營改練新軍，戊戌變法之前地方的綠營已經在進行近代化的改革，朝廷這一改很多綠營老弱都被裁掉失去了生計。（革命黨在新軍中發展迅速一方面是新軍吸納了很多知識青年入伍，另一方面就是綠營兵對這次改革有牴觸心理被革命黨利用了）

第二，預備立憲，操之過急。很多人認為中國的預備立憲期限為九年，是清政府在愚弄百姓，其實看目前的清宮檔案並不是這樣的。“皇族內閣”被天下人詬病也是冤枉了他們，清政府作為執政府希望的是平穩改革，用的都是些皇族中支援變法的人，裡面沒有頑固守舊的大臣。但當時中國各地已經成立諮議局，那些人不斷給地方和中央施壓希望早開議會，早變政體。清政府不得不將預備立憲的時間一再縮減，使得清政府的立憲上馬倉促，很多政令都相互矛盾，改革也是漏洞百出，革命黨人趁機煽動，所以清政府正式著手立憲不足半年就引發了辛亥革命。

第三，財政危機和地方分離勢力。經過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打擊，清政府的賠款壓力劇增，中央沒有資金支援新政的施行，不得不允許地方自籌新政資金。所以各地都開始抽取厘金，截流海關稅收，甚至收取捐納等等，獲得了財政自主。這些錢很多都用來編練新軍，這樣地方督撫就獲得了財權和軍權。所以辛亥革命的時候，各地督撫敢把衙門口的匾換了就宣稱革命，脫離清政府。

綜上，當時的清政府在立憲變法的過程中，客觀條件不具備，操之過急，而且政策制定者本末倒置，更加激化了這一矛盾，最後自己把自己整垮了。

日本是一個海洋國家同時也是海盜國家，雖然君主立憲國家，大和民族善於學習先進的科學文化，尤期甲午海戰後中國戰敗賠償了大量的黃金白跟，加上日本的明治維新，加速日本工業化發展建立了近代工業體系走上強國之路，最後終於發動了第三次侵華戰爭。反之大清王朝，閉關鎖國，鎮壓維新運動和革新派，權力過於集中，發揮不出大國的人才的優越，國力衰弱，和日本形成巨大的差距。

清政府之所以立憲失敗，是因為深厚的民族矛盾（注意，不是階級矛盾），並以慈禧光緒的突然去世為標誌。

公元1895年3月17日，中日甲午戰爭進入最後關頭，日軍於劉公島登陸，並摧毀威海衛海軍基地，李鴻章處心積慮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滅，這也標誌著清政府“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徹底失敗。

於是一個新的問題擺在了清政府眼中，既然洋務運動都不行，我們接著要怎麼做才能振興中國呢？日本那麼牛逼，那我們學日本好不好。

於是清政府派五大臣出國考察別國的政治環境，特別是日本的。公元1908年8月27日，慈禧以光緒（此時光緒被囚禁）的名義頒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檔案《欽定憲法大綱》，而這個憲法大綱正是完全抄襲日本明治維新時候所頒佈的《五條誓文》，但是他們卻又有本質的區別。

日本最初的 《五條誓文》毫無疑問是包裹著中央集權，表面上全民平等的封建屬性憲法，因為向民眾傳達了政府積極向西方學習和改革決心，所以得到大家的支援。

但是清政府不一樣啊，日本天皇在百姓心中名聲並不差，百姓很容易接受天皇的特權。但是清政府當初在百姓心目中都爛透了，他們還在《欽定憲法大綱》直接寫著：

“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命批准頒佈者，不能見諸施行“

“凡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預”

“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

“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欽定憲法大綱》一共23條，其中14條講的是怎麼維護君主權力，而且就單上面幾條，如果說明治維新《五條誓文》是新瓶裝舊酒，清政府所頒佈的《欽定憲法大綱》瓶子都沒換，就換個標籤，簡直愚蠢至極。

這樣的做法導致了議會實際上基本沒什麼權力，自然就受到了當時以漢族為代表的立憲派的發對，深厚的民族矛盾加上毫無誠意的憲法大綱。因為立憲派根本述求是滿清皇室下放權力，日本則不需要天皇下放權力，這使得清政府這部憲法根本就沒人理。而隨後慈禧和光緒的相繼去世，則代表著中國君主立憲的徹底失敗。

因為日本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餘，而且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恰恰依仗的就是這些封建勢力，因為他們使得日本迅速的實現了現代化，也是因為他們，使得日本在崛起後期，走向了軍國主義道路。

清帝國，因為文明太過富藏，它總能找到迴避變革的方法，而且清帝國的國家形態為君主專制政體的國家治理體系，而且並非日本似的封建制度。

重要的一點，中國的封建時代，其實早在兩千多年前，秦帝國誕生以後，就已經廢除了，中國已經轉變為了皇帝制度下的中央國家體系。

一個船大（清帝國），一個船小（日本），哪個實現國家現代化更容易！

“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

黃宗羲先生的這句話，在問答裡被我多次提到，如果不瞭解不讀懂這句話，永遠也找不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王夫之先生對這句話還有一句解釋：“二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

翻譯成現在的術語就是，宋亡後，中國出現了文明斷代。

經過唐代韓愈的古文運動後，儒家正統迴歸到孟子一脈，又經過五代時期的動亂，皇權至高無上的影響幾乎蕩然無存。“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宋朝已經出現了“天下為公”的自由思潮。如果說繼續和平發展下去，宋朝會自然的進入君主立憲制，並走向現代化。

但是元朝滅宋，導致了中華文明的中斷，文明倒退到了幾近奴隸制的“家天下”社會，之後明繼元制，明在文明覆蘇時卻又亡，代替的清朝在繼承元明制度的同時，又大大的倒退了一步。

如歐洲出現君主立憲制的前提是，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的簽訂使國王的權利得到了制約；日本出現君主立憲制的前提是，長期類似歐洲封建的社會制度，天皇僅僅是象徵而無實際權利；而中國自從宋朝之後，已經徹底失去了可以孕育君主立憲制的土壤，唯有從下而上完全推翻這種腐朽落後的制度，才能在廢墟上重新建立新的制度。但是失去了原先的社會基礎，只能從零探索最適合的社會制度。

下面舉例下宋亡前後，中國的變化，方便大家理解：

宋朝曾有大臣對天子說：“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這些已經就是君主立憲制的思想了。

宋亡後，天下又成為了皇帝私人的財產，大臣又重新成為了皇帝的家奴。

宋朝時商業發達，已經取消了宵禁制度，即使夜晚也如鬧事一般。人們可以用繳納錢財代替各種差役勞役制度。百姓可以在國內自由通行，可以自由的選擇自己的職業。國家透過律法管理，甚至已經有了司法考試。

宋亡之後，商業收到抑制，宵禁制度重新出現。百姓外出需要路引，職業被編如戶籍，需要服對應差役勞役，子孫不能順便改變工作戶籍。原先國家的管理制度完全被破壞，法律被取消，皇帝的命令至高無上。

敢問這樣的環境，當所有的權利都掌握在皇帝的手上，數百年之後，又如何能夠讓他們心甘情願的將自己手中所有的權利都交出現？

我們首先要明白，“君主立憲”，對近代時期的中國和日本，意味著什麼？

晚清時代，清朝體制的反對者分為 立憲派和 革命派。把國家改為君主立憲，是立憲派的要求。立憲派的主要組成其實是各地方勢力，如地方士紳等等。

因為原先清帝國的中央權力，主要掌握在清皇室和親王手中，立憲派要求君主立憲，開議會，事實是要求清皇室把中央權力如開戰，稅收，等國政大事的權力分出來給地方士紳。

其實權力的被迫轉移一向很困難，在各國曆史上無不是經過重重鬥爭，甚至反覆復辟，各國君主要讓出權力，實現立憲制度，幾乎無不耗時良久。

比如英國，1263年出現制約國王權力的議會雛形，1688年透過《權利法案》。1701年又透過《王位繼承法》，從法律上確認“議會主權”原則，給王權以很大限制。未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擅自批准法律、廢除法律或中止法律之實施。至此，英國議會制君主立憲政體才算初步確立。

算一算時間，英國差不多經歷了438年，才實現了君主立憲。

日本的君主立憲制， 被稱為“實君共和”，其實跟英國的“虛君共和”相比，算是半成品，日本天皇和議會各擁有一部分權力。

為什麼明治天皇願意讓首相和議會分享他的權力？

其實說起來很簡單，日本天皇在維新成功之前，本來就一點權力都沒有，德川幕府下臺後，天皇和維新勢力組成了執政同盟，從完全沒有權力，到可以有機會分享權力，日本皇室當然願意。

而反觀清帝國則不同，清朝的皇帝們早習慣了專制君主制，不談慈禧了，就是光緒，如果沒有被架空，恐怕內心裡都是拿乾坤獨斷的 康熙做榜樣，怎麼會願意拿出權力來分給議會，搞什麼立憲君主制？

日本變革徹底，上下一心，改革持續推進；清王朝苟且偷安，改革走走停停，嚴重錯過歷史機遇。上層缺乏起碼的的國際眼光，各個階層改革意願層次不氣我，缺乏共識，最後被動挨打

那個時候華人民的思想停留在幾千年前的思維這是根深諦固的原因，沒有交流何來創新？為什麼在清朝末期的時候皇帝會派有頭腦創新的人出去留洋呢這就是原因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