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7，劉備到隆中三顧茅廬時與諸葛亮有一段著名的“對答”，後人將其命名為“隆中對”。南陽臥龍崗方面對此有異議，認為：“陳壽曾編有《諸葛氏集》，收錄有該‘對答’，原名應該是‘草廬對’，‘隆中對’之名是後人取的！”事實真是如此嗎？當然不是！這不過是南陽臥龍崗方面為搶奪“躬耕地”而杜撰出來的說法！

其實，陳壽根本就沒有對該“對答”進行過命名，不論是‘隆中對’也好‘草廬對’也罷，都是後人的命名。

西晉陳壽在編撰其《三國志》時，同時還編撰有《諸葛氏集》共二十四篇，雖然其內容早已秩散，但是這二十四篇篇名卻收入了《三國志》中。有興趣的讀者翻翻《三國志》就知道，這二十四篇篇名中根本就沒有所謂“草廬對”或“隆中對”。而該“對答”內容是被陳壽記入了《三國志•諸葛亮傳》中，並未單獨成篇，自然也就無從命名。所以所謂“隆中對”“草廬對”也自然不是陳壽的命名。

西晉陳壽《諸葛氏集》目錄篇名

此後，歷代收錄的《諸葛亮集》，包括《隋志》、《舊唐書》等都延續了陳壽的做法，把該“對答”內容記入諸葛亮傳記中，沒有單獨成篇。

流傳下來的如：

明嘉靖年間王士騏的《諸葛忠武侯全書》該書將“對答”內容收入卷一“陳壽國志”中，並未將該內容單獨成篇，因此沒有單獨命名。

明嘉靖王士騏《諸葛忠武侯全書》的“隆中對”內容

明萬曆年間楊時偉編撰的《諸葛忠武書》中，有關“對答”內容收入在該書卷二“傳略”中，也並未將該內容單獨成篇。

明萬曆楊時偉《諸葛忠武書》的“隆中對”內容

明崇禎年間張溥編撰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諸葛丞相集》中，有關“對答”內容收入在該書“諸葛丞相集的本傳”中，也並未將該內容單獨成篇，也沒有單獨的命名。

明崇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諸葛丞相集》的“隆中對”內容

明崇禎年間諸葛倬編撰的《諸葛孔明全集》中有關“對答”內容收入在該書諸葛亮“傳”中，也並未將該內容單獨成篇，也沒有單獨的命名。

實際上只是到了清代以後，南陽知府朱璘才首次把“對答”內容單獨做為一篇文章收入諸葛亮的文集。

所以在清代以前的《諸葛亮集》中不可能出現“草廬對”或“隆中對”的名稱。

那麼除了《諸葛亮集》以外，有沒有其它文獻為該“對答”命名呢？當然是有的！

最早為該“對答”命名的記載可能出現於宋代！而且是以“隆中”為名！

南宋淳熙二年進士孫應時在他的詩《讀士元傳》中有“向來隆中語，荊益實素期。” 這可能是最早用“隆中”為該“對答”命名的記載。

此後，明萬曆時期的文人楊時偉在他的《諸葛忠武書》卷四“連吳”中說“時偉按侯‘隆中語’雲：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此可為援而不可圖。”這裡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語”。再後清乾隆四年進士沈德潛的詩《讀三國志偶作》中雲“連吳拒魏隆中語，遺恨吞吳戚是讎。”還有清道光《濟南府志》中有“……嘗讀諸葛隆中語嘅然太息天啟……”

明萬曆楊時偉《諸葛忠武書》卷四“連吳”

而明末抗清名將張煌言將該“對答”命名“隆中策”。在他的詩《書懷》中有“一劍橫磨近十霜,端然搔首看天狼。勳名幾誤乘槎客,意氣全輕執戟郎。圯上書傳失絳灌,隆中策定起高光。山河縱破人猶在,試把興亡細較量。”清乾隆十六年進士劉墉在他的詩《讀三國志二首和韻》中有“隆中策已勞三顧，函谷封難效一丸。”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策”。清道光十二進士李星沅在他的詩《武侯祠》中有“十年前誦出師文，慷概高歌泣暮雲。漢末事空灰五丈，隆中策已定三分。蛟龍破壁將軍壘，檜栢春山帝子墳。咫尺廟堂瞻未得，成都車馬日紛紛。” 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策”。清嘉慶汪仲洋《心知堂詩稿》有詩《漢中》“秦蜀咽喉古戰場，南通劍閣北陳倉。樓船煙水連襄鄧，鳥道風雲接䍐羌。百尺將壇餘壯氣，千年天獄幾眞王。興亡楚漢無多日，尚有隆中策短長。” 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策”。　　清朝同治時期的文人李希聖在他的詩《酬樊按察見贈》中也說：“安危要仗隆中策，白羽終煩更一揮。” 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策”。明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駱問禮則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略”。在他的詩《冬日漫興次周通政與鹿韻》中有“曝日小亭邊，神遊太古前。懶因閒愈習，事與俗相沿。諸葛隆中略，歐陽穎上田。蹉跎俱負卻，黙看鳥飛還。”清乾隆年間的文人黃達在他的詩《書文信國集後》中有“出師慷慨隆中略，擊楫飛騰江上心。” 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略”。清道光十三年進士桂超萬在他的詩《同九弟子谷曁吳鐵香登南嶽四首》中有“何人懷抱隆中略，出潤蒼生與爾同。”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略”。

可見，起碼早在南宋“隆中”就成為該“對答”的名稱，此後歷朝歷代也認可用“隆中”命名該“對答”。

而“隆中對”一詞最早明確的記載也出現在明代。

明崇禎元年進士蔣燦在他的詩《題杜少陵像》中有 “抗志隆中對，飢驅蜀道難。”

此後“隆中對”一詞就頻繁被使用。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明遺民顧覆在《平生壯觀》中雲“饒介字介之號芥叟……諸體書紙高尺許,長丈餘.第一段臨右軍,第二段臨章草,第三段草書諸葛武侯隆中對,第四段仿顏平原正書寫陳壽作武侯贊……”同一時代的還有明末至康熙年間的吳升的《大觀錄》中有“<饒右丞介之四體書卷>紙本高七寸三分，長一尺。餘初臨右軍，後更章草書諸葛武侯隆中對（與史中微有不同故全錄之），又草書前出師表（全篇文不錄），末仿顏平原正書陳壽武侯傳贊……”此後清康熙年間刑部侍郎卞永譽在他的《式古堂書畫匯考》（成書於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中也提到“饒介之四體書卷…第二段書諸葛武侯隆中對”。而同一進期清康熙內閣中書、禮部侍郎高士奇(1645-1704年)在《江村銷夏錄》（成書於康熙三十二年即公元1693年）也說：“元饒介之仿四家書卷，紙本髙七寸三分長一丈餘，初臨右軍，後更章草書諸葛武侯隆中對，與史中微有不同故全錄之，又草書前出師表全篇文不錄”。這裡說明一下，顧復、吳升、高士奇和卞永譽分別在各自的書裡同時將《元饒介之仿四家書卷》的“對答”內容以“諸葛武侯隆中對”稱呼，懷疑“諸葛武侯隆中對”一語本來就是元朝饒介在書寫“四家書”時對該內容的命名。但是因《元饒介之仿四家書卷》沒有流傳下來，無法證實。這裡就當作是明末顧復、吳升，清代卞永譽和高士奇在介紹《元饒介之仿四家書卷》時，對該段內容的命名吧。至於四者為何如此一字不差的都命名為“諸葛武侯隆中對”，可能真的是巧合。

清康熙刑部侍郎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

清康熙內閣中書、禮部侍郎高士奇《江村銷夏錄》

清康熙九年進士、文淵閣學士李光地(1642-1718)在其所編的《榕村語錄》“卷二十一史”中：“通鑑扵己所不喜者，並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扵己所疑者，輒刪去之如隆中對是也。”“卷二十二歷代”中“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設一謀，不著一語，然隆中之對，未嘗不以比為言。”

清康熙文淵閣學士李光地《榕村語錄》

清康熙內閣學士、禮部侍郎蔡世遠(1681~1734年)在其所編《古文雅正》（雍正元年即1723年出版）中將該對策單獨成篇並冠以“隆中對”之名。

清康熙禮部侍郎蔡世遠《古文雅正》

清雍正十一年進士雷宏(1697-1769)在《讀書偶記》中提到：“古人心胸天下大勢，動皆了了，韓淮陰登壇對、諸葛公隆中對是也。”

清雍正雷宏《讀書偶記》

清乾隆元年進士蔡新在《緝齋文集》中雲“……三代以後，若賈誼治安策、諸葛亮隆中對以及陸贄李綱之奏議，韓範司馬之論……”

清乾隆年間林良銓在《林睡廬詩選》裡有“<諸葛武侯次梁樅伯韻>‘長吟梁父擬躬耕，鼎足圖成道始行。春到隆中人夢覺，秋來原上骨寒生。星臺風起吳江冷，斗帳燈光漢月明。餘恨不隨炎氣盡，惠陵終古杜鵑聲。’隆中對千古奇文，此詩又屬千古奇句。”

清乾隆二十六年進士趙翼(1727年~1814年)他的詩《讀史》之九中有：“武侯事先主，身任帷幄籌。草草隆中對，後來語皆酬。”

清乾隆五十三年舉人舒位在《瓶水齋詩集》中有“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此諸葛隆中對照烈語也。”

清乾隆五十五年狀元石韞玉在《獨學廬稿》中收有文章<讀諸葛武侯隆中對>曰“諸葛孔明在隆中時，早定三分之業，夫人而知之矣。其言曰一旦天下有變……”<與潘公子論文書>曰“武侯一生以管仲樂毅自比，未嘗自命為王佐也。其隆中對曰伯業可成，未嘗以王業許先主也。其以曹操為不可與爭鋒，其以孫權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三分之局早有成竹在胸，非如韓杜二公大言欺世者可比。”

清嘉慶四年進士陳壽祺在《左海文集》中雲“......諸葛武侯隆中對策瞭如指掌其後事業莫不合符......”清嘉慶七年進士梁章鉅在《退庵隨筆》中雲：“……若說文人則何以獨載杜子美,若論資治又何以不載隆中對乎……”清嘉慶十六年內閣學士斌良在他的詩《沔縣拜漢相諸葛武侯祠》中有“三分事業隆中對，兩表忠誠漢上留。”

清嘉慶二十八年進士湯鵬著作《浮邱子》中說“諸葛亮《隆中對》，無過數十言，而漢用之，於是跨荊益而成霸業。”

清嘉慶湯鵬《浮邱子》

清嘉慶年間李祖陶在《國朝文録續編》中雲“自古一代開軔之君，雲龍風虎翹首攀附。蓋莫不有才略過人之士首定大計決策數言，為他日奏績，收功之左劵。淮陰侯登壇發策，楚漢大勢瞭如指掌；諸葛武侯隆中對，三分鼎足之業已定於三顧草廬之中…..”

清道光二年進士黃恩彤在《鑑評別録》中雲“……樸此策頗似諸葛之隆中對於天下大勢如示諸掌……”清咸豐年間朱琦在《怡志堂詩初編》中有<同王子章羅少村遊隆中謁武侯祠>“……不然隆中對數語已可了,胡為許馳驅付託重元老……”清咸豐年間劉景伯在《蜀龜鑑》中有“論曰凡事豫則立。撫軍此議與武侯隆中對、王樸平南策皆見諸施行而不爽者，其戸祝於巴蜀也宜哉。”清咸豐年間左宗植的詩《隆中謁武侯草廬二十四韻》有：“太息隆中對，悲歌梁父篇。西瞻斜谷口，南望鹿門顛。感慨兼懷古，沈吟一泫然。”清光緒二年進士謝章鋌在《賭棋山莊集》中有“不堪回首隆中對，一樣傷心白帝城。” 清光緒年間邱煒萲在《五百石洞天揮塵》中有“又有讀隆中對，有懷諸葛忠武侯一作雲：‘淮陰南鄭登壇日，諸葛隆中定策時。’”清光緒年間黎庶昌在《拙尊園叢稿》中有“昔賈太傅之陳政事疏，諸葛武侯之隆中對，範文正之上宰相書，文信國公之殿試策皆在二十及三十以內之年……”清光緒年間王先謙在《虛受堂詩存》中有詩<五丈原>雲“當年隆中對，侯也實國章。世局定三分，籌略何精詳。”

清末名臣張之洞在詩《韓信》中有：“旗鼓堂堂下井陘，憐君智略獨知兵。登壇豈減隆中對，齒劍方思走狗烹。

而以“草廬”命名該“對答”的最早記載可能出現在清康熙年間。

清康熙時，南陽知府朱璘在他的《諸葛丞相集》（成書於康熙三十七年即公元1698年）中，將該“對答”首次單獨成篇，並命名為“草廬策對”。

清康熙南陽知府朱璘《諸葛丞相集》

這可能是該“對答”在《諸葛亮集》中單獨成篇的最早記載，也是“草廬策對”這一篇名的首次出現。

此後，清康熙年間禮部尚書張伯行有他的《正誼堂全文•諸葛武侯文集》（成書於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中也將該“對答”單獨成篇，並命名為“草廬策對”。

清康熙禮部尚書張伯行《正誼堂全文•諸葛武侯文集》

清嘉慶年間進士張澍在其所編的《諸葛忠武侯文集》中，將“對答”單獨成篇，並正式冠以“草廬對”的篇名。

此後使用“草廬對”之名的寥寥無幾！

清嘉慶年張澍《諸葛忠武侯文集》

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以“隆中”命名該“對答”不但歷史遠遠早於“草廬” ，而且被接受程度也遠遠大於“草廬”！可見歷代主流社會都認可“隆中對”的命名！“隆中對”才是那段偉 大“對答”最正確的名稱！

“草廬對策”講的是東漢建安十二年（207），劉備為興復漢室，廣攬人才，徐庶在新野把諸葛亮推薦給劉備，劉備先後三顧茅廬，第三次見到諸葛亮時，劉備向諸葛亮徵詢興復漢室大計，諸葛亮對當時天下大勢作了精闢分析，指出了劉備唯一可行之路的一次對話。這次對話，見於陳壽的《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中的一段記載：

關於“對策”的地點，《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文中未加註明，但隨後陳壽在該傳中又收錄有諸葛亮的《出師表》，其中語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點明瞭劉備見亮的地點是“草廬”，而“草廬”的地點就在諸葛亮的躬耕之地“南陽”，也就是說，“草廬對策”的地點和“躬耕南陽”的地點是一致的。

按古人為文，一般都不加標題，有些古文標題往往為後人所加。同在《三國志》中收錄的曹操在酸棗所作的對策，魯肅為孫權所作的對策，毛玠為曹操所作的對策，沮授為袁紹所作的對策，甘寧為孫權所作的對策都沒有篇名。《蜀記》所收李興為諸葛亮故宅所作之文，原先也沒有篇名，後來出現的《諸葛亮故宅銘》、《祭諸葛丞相文》、《宅銘》等都是後人所加，故出現幾種不同標題也就不足為怪了。陳壽在寫《三國志》時收入的這番對話同其他對策一樣，本來也是無題目的。

清代初年，毛宗崗評刻《三國演義》，在整頓回目時，於第三十八回編入了草廬對話的內容，並且採用了“定三分隆中決策”的回目。儘管如此，毛評本《三國演義》仍未出現《隆中對》的篇名，並且在四次提及隆中的同時，先後九次提到諸葛亮和三顧茅廬在“南陽”，八次提到“臥龍岡”，如“南陽臥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南陽三顧情何深，臥龍一見分寰宇”之句。這樣，《三國演義》中就出現了“襄陽隆中對策”和“南陽草廬對策”兩種明顯不同的、相互矛盾的說法。我們知道，明清兩代是諸葛亮躬耕地之爭日趨激烈之際，《三國演義》採用這樣的寫法，明顯是在和稀泥，兩說並列、兼收幷蓄。對這個問題，我在前一篇論及《三國演義》的文章裡已有詳細的論述，不再贅述。

據餘鵬飛先生考證和查閱《四書全庫》得知，第一個將該“對答”單獨列出，並冠以《隆中對》篇名的是康熙九年(1670)進士、文淵閣學士李光地(1642～1718)在其所編的《榕村語錄》文集中。其後，內閣學識、禮部侍郎、進士蔡世遠(1682～1733)在《古文雅正》，禮部侍郎、進士卞永譽在《書畫匯考》，雍正年間進士雷宏(1697～1769)在《讀書偶記》等文集中都將“對答”冠以《農中對》篇名（《農中對》的篇名是第一次聽到，不知是否有誤，此為原文照錄）。此外，清嘉慶年間進士張澍(1776～1848)在所編《諸葛忠武侯文集》中，將“對答”冠以《草廬對》篇名。（另外，據其他專家考證，《隆中對》篇名還出現在清人汪敬堂編輯的《古文喈風》中）兩個篇名雖都出現於清代，但以《隆中對》篇名為最早，文集最多，而冠以《草廬對》篇名不僅時間較晚，而且只出現在張澍的一部文集裡。（見《襄樊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

而同期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成書的並對後世影響較大的《古文觀止》，僅選取了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捨棄了“草廬對策”篇。

這樣，在有清一代，就同時出現了一篇文章，《隆中對》、《草廬對》、《農中對》三個篇名的局面。這種情況本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第一，當時全國沒有一個國家認定的權威編輯機構，文人編書採用什麼樣的內容、名稱均為個人的認知和興趣，就像我們今天兩說學者寫文章一樣，你說你的，我說我的，純屬個人行為，於他人無礙，與大局無礙，也與諸葛亮躬耕地之爭的認定無礙。但是，張澍編輯《諸葛忠武侯文集》無疑是這幾部文集中與諸葛亮關係最為密切的，最為權威的，他把“對策”用《草廬對》的題目收入諸葛亮的專集之中，說明張澍認為《草廬對》的篇名最為確切。他根據東晉史學家常璩的《華陽國志》記，對此作了詳盡的說明。我們今天看到的《諸葛亮集》將《草廬對》列為卷首第一篇，就是中華書局編輯部於1960年8月出版時，根據清人張澍的《諸葛忠武侯文集》並尊依陳壽原著《諸葛亮集》而整理點校的。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教材時，曾以《隆中對》之名將其編入過教材。1980年江夏編寫的中學教材中，此對答的題目雖為《隆中對》，但為了避免誤解，編者特意加了註解：“在有的課本上，使用的是《草廬對》”。這個時期，南陽方面對此並沒有太過激烈的反應，也可能他們認為，有“躬耕於南陽”足矣，後人為“草廬對策”加上不同的篇名說明不了什麼問題。更何況那時人們普遍都很老實，沒有上級的指示一般不會向位於北京的國家權威部門提意見的，而且1988年為減輕學生文言文負擔，《隆中對》又被從教材中取消，這些事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多的重視。

可是到了1989年，郵電部決定發行《三國演義》特種郵票第二組，包括一枚小型張“隆中對”， 而此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大力發展文化、旅遊產業都已被各級政府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三國演義》特種郵票的發行無意中觸動了襄樊和南陽的歷史舊怨，於是兩地開始激烈爭奪該組郵票的首發地，“郵票事件”由此爆發。1989年４月，在全國頗有影響的《集郵》雜誌上，發表了襄樊同志撰寫的《三顧茅廬發生在襄陽隆中》的文章，稱“三顧茅廬”歷史事件“是發生在襄陽隆中”，《三國演義》記述這一歷史事件的“發生地與歷史典籍的記載是完全一致的……郭沫若同志生前為襄陽隆中題寫‘諸葛草廬’，而只為南陽臥龍崗題寫‘武侯祠’。可見郭老對諸葛亮故居遺址性建築和武侯祠紀念性建築是分得很清楚的。”1989年10月，《集郵》雜誌10月號上，又發表了持“南陽說”的《三顧茅廬不發生在襄陽隆中》一文，這篇文章一方面針對襄樊同志文章中的不實之詞給以反駁，另一方面引用了大量的歷史文獻證明“草廬”在南陽，其中包括1975年中華地圖學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中東漢時今隆中之地屬南郡而不屬南陽郡的畫法。認為如果增加小型張的話，應將“隆中對”更名為“草廬對”以符合諸葛亮自言“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至於將郭沫若的墨跡作為襄陽說的依據更是錯誤，因為郭沫若生前不僅於1959年為南陽題寫“武侯祠”，而且在1973年又特為南陽臥龍崗題寫了“諸葛草廬”。

此後，襄樊方面認為，要想使郵票問題順利解決，應迅速對歷史疑案結論。於是襄樊有關方面全力以赴，先後於1989年12月６日、13日，1990年３月15日，４月14日分別在武漢、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密集召集有關人士舉行諸葛亮躬耕地座談會。“不出意外”，其“結論”就是與會學者“一致認為”諸葛亮躬耕於襄陽隆中。其中在1990年３月15日的上海會議上，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發表了“宣告”，說1975年由他主編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東漢部分有關南陽郡與南郡的分界“是有差錯的，以後再版時要修改”。譚還為襄樊方面題詞：“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郡鄧縣之隆中，在今襄陽城西二十里……”襄樊方面旋即將題詞懸掛於隆中武侯祠。對於襄樊同志組織的上述一系列“論證”，國內外有數十家報刊雜誌對會議及其“論據”進行了不同角度的報道、轉摘。一時間，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在全國沸沸揚揚。

由於郵票發行的問題使“南陽說”與“襄陽說”劍拔弩張，給郵票發行部門列出了一道難解的“方程式”……兩地的文物、宣傳、郵電部門都捲入了這場論爭。可能是出於無奈，郵電部最終取消了“隆中對”小型張的發行，決定《三國演義》系列郵票第二組的發行日期為1990年12月10日，首發儀式南襄兩地均可自辦。

至此，歷史上南、襄兩地第一次有關“三顧茅廬”和“諸葛亮躬耕地”的公開爭辯，以沒有結論的平局收場。

不管是【草廬對】還是【隆中對】內容是一樣的都是記述劉備和諸葛亮的談話，可是隻要提到諸葛亮不管是什麼提問和回答還是要回到躬耕地上，這問題就象湯剩飯沒完沒了，先說【草廬對】有諸葛亮出師表敘述三顧茅廬，再說【隆中對】隆中三國時沒有記載，襄陽隆中到晉朝時期習鑿齒敘述有詳細記載，襄陽也是把習鑿齒敘述作為躬耕地主要依據，本來襄陽的記載是家和故宅，可非要以此為據來證明是躬耕地，家和草廬是一樣嗎？諸葛亮在襄陽投奔叔父不知道住的家，叔父死了搭草廬種地，是諸葛亮分不清家和草廬，還是後人故意把家和草廬混為一談，就以【草廬對】或【隆中對】而言不管後人怎麼記載，記載的在多，都是記載諸葛亮的，應以諸葛亮敘述草廬對為前提，拋開諸葛亮另立隆中對為前提有失偏頗，必定草廬對是諸葛亮自己敘述說。

此問題的一個關鍵，就是三顧之事發生在哪裡。陳壽的“草廬說”

景耀六年（263年）左右，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人陳壽（233年—297年）做《諸葛亮集》，又稱《諸葛氏集》，在這本收集了孔明的奏摺、兵書、文章的集子，第一卷就有記載諸葛亮關於三分天下終朝一統天下戰略佈局之事。

太康元年（280年），晉滅吳，統一天下。陳壽撰寫完成《三國志》，把這個資料原封不動的收入《蜀書 諸葛亮傳》之中。

文中記載三顧之事，稱：“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但是並沒有說這次改變歷史的回見，是在哪裡進行的。

因此可以說，陳壽雖然沒有明確說明，但是可以確定這就是“草廬對”觀點之嗃矢。

陳壽雕像

習鑿齒等人的“隆中說”

南朝裴松之（372年-451年）在參閱當時的傳世文獻後，對《三國志》做了一些註解。這些註文，為我們更詳細瞭解三國志中的地理等提供了不少便利。

在《蜀書 諸葛亮傳》中，有兩處註文提到了“隆中”這個地名。

一、襄陽人習鑿齒（328～412）在《漢晉春秋·卷二》“先主見諸葛亮於隆中。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二、陳郡陳縣（今河南淮陽）人王隱（約活躍於317年前後）在《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喝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擊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

習鑿齒是襄陽本地人，留下不少文史作品。

《晉書》有習鑿齒的列傳。鑿齒在與桓溫之弟桓秘的書信中言：“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晉書卷八二，列傳第五二》）

同文還記載於《全晉文》中習鑿齒《與桓秘書》一文，字句相同。

這可以說是“隆中說”之濫觴。

此二人相比於陳壽，有兩個共同點。

一，生活之時代晚於陳壽。二、相對於四川人陳壽，這兩人在地域上更熟悉三顧之地的情況。由此可知，這兩個人關於隆中之地名的說法，有一定的可信性。

習鑿齒像

關於“隆中對”還是“草廬對”的爭論，在宋代之後就開始萌芽，直到清代達到一個高峰，到目前還是沒有爭出個所以然。

而最初的源頭，就是上述兩個觀點。因此想要辨明真相，還是要追本溯源，在那些後世衍生出來的紛繁獨立觀點進行辨析的做法，似有逐末失本之慮。

從著史嚴肅性來講，作為正史的《三國志》無疑史料可信性更強。陳壽沒有記載“隆中”這個地名，有可能是陳壽不瞭解這個區域，但是同樣有可能是“隆中”這個地名之後才流行於世。

習鑿齒的史籍，雖然在記載襄陽本地之事方面，有一定的史料價值，畢竟當時的史料流傳下來的不多。但是習鑿齒在著史方面的專業性還是讓後世擔憂的。

裴松之（372年-451年）在《三國志·蜀書·董允傳注》中，引用了《襄陽記》的記載後，又說到與《漢晉春秋》說法不同：“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也。” 裴松之指出習鑿齒著述中存在前後矛盾之處。唐代劉知幾在《史通》中點評道：“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劉知幾對這種道聽途說載以為史的做法並不認可。基於此分析，個人覺得“草廬對”更符合歷史事實，雖然不甚精確，但不至於指代錯誤。尤其是在學界對三國時期“隆中”這個地名開始使用時間和位置都不確定的情況下，不宜用“隆中對”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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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本來就是個道觀，諸葛亮是個道士，曾在隆中學道，古代的窮人想學文化就是做和尚和道士，這是窮人的路子，說諸葛亮投靠叔父是一派胡言，北方人不是這個性格，遭難莫尋親！以諸葛亮耕田種地的身份會去投靠叔叔嗎？投靠叔叔還用耕田種地嗎？

三請諸葛亮發生在隆中當然是隆中對。而南陽人把南陽郡硬說是現在南陽市經不起推敲，南陽人說宛也在南陽郡內，那麼就需要史料來證實躬耕於宛。而恰恰在晉魏、南北朝、隋等早期不見記載說明了不是宛城。而這一時期不斷有文講述諸葛亮生活在隆中。歷史就是塵埃，越來越厚，越久越模糊。那麼早先記載的都是襄陽，因為清晰而無南陽。上千年後在出現襄陽南陽無非出師表作用，南陽逐漸來把記念說成躬耕，混淆視聽。爭什麼爭？說白了，臥龍崗就是一個紀念地，而不是真實地方。早期一些文人墨客取用這個土堆紀念諸葛亮而己。很多這種亊情，比如黃州赤壁。孔廟到處都有，山東正宗。對此亊情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招集全國的歷史、社會、地理、考古學專家做了諸葛亮居住地的專題研究認為襄陽，三年後再次肯定襄陽。結論己經下了。也不會無休止討論下去，全國認定諸葛亮居住地襄陽隆中。

早該平息這無謂的爭辯了，我老百姓只講硬事實(並非偏護襄陽)，因事實勝於任何雄辯、狡辯。眾所周知《史記》與《資治通鑑》為中國史學雙壁（真實、可靠性最高2本，其它史料許多要尊從它倆），因為始自秦代郡縣制治天下分過12、14、18、24、36郡等等，不同朝代劃過地域變化大，但郡名多未變的（如桂林郡、南海郡、南陽郡等等，這些名古今差距大），這就自然產生些偽劣史料了，的這有時剛好被心術不正者利用（2003年南陽專題會彙集了許多）。 後者北宋史學大家（《三國志》、《後漢書》、《漢晉春秋》等等史書我們該相信他閱讀過）司馬光清楚寫著“諸葛亮，瑯琊人（今魯臨沂），寓居於襄陽隆中”，《出師表》是三國時代寫的（“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連襄陽人都確認的，但南陽二字是指當時的南陽郡，絕不是今南陽市），依據寫時的郡域名（現代總抱此郡名者還沉浸於三國時代或心虛狀，例如南陽方搞石雕這九字立於臥龍崗景區前）；北宋後的涉諸葛亮的史料、皇帝與名人等關於躬耕地的事不值得顯擺、點評（偏偏家鄉情節重者愛選擇來擺顯）的。

我查詢知最早中國國務院檔案【國發（1982）26號檔案】公佈的第一批中國文物保護（網易見，南陽、襄樊的都有，篇長省略）；1986.12.8國務院官方檔案第二批中國文（網易見，都見南陽、襄樊的，篇長省略），這2篇官方檔案都示:南陽武侯祠（祠是紀念性建築，全國很多地方有武侯祠，但成都市的最著名）；襄陽隆中是諸葛故居地（中國誰膽敢不服、不認此頂尖官方檔案呢？）。骨灰級“南陽說”者常歪曲為“寓居於襄陽，躬耕於南陽”即間隔幾百裡的這二地不一致，那時代諸葛亮可以二地奔波嗎？史學大家司馬光會不知二地之別嗎？稍有常識人都會笑掉大牙的；對國務院2次檔案再進步曲解故居（現代人常講）、寓居（權威史語）、躬耕地（沿襲古語）三個不一致且國務院檔案官方未明指諸葛躬耕地在哪裡，骨灰級的“南陽說”者想再讓人再笑掉牙槽骨嗎？ 狡辯到登峰造極了！

1996.5.28中國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史學專業人士在北京開專題會議（肯定有不同意見表達過，這可不是襄陽人主持或賄賂開的）定論躬耕地:古南陽郡鄧縣隆中，襄陽城西20裡處。這由央廣向全國公佈並解釋“躬耕於南陽”是由於三國時代郡縣地域劃分不同於後世引起（我本廣東人且親耳聽到這些，我自此關注該事）的，我歷來持中立且公正的態度宣傳過些事實（當然持有“襄陽隆中”觀點），絕不是南陽說或襄陽說持地域偏見“攻擊”對方（常見南陽說者汙衊襄陽方改史、造假、賄賂等等，這樣說的可信依據呢？），我尊重任何南陽說者及其言辭（許多人的史學知識讓我很佩服），可惜我不是史學人士。

針對這次權威躬耕地定論會議2003年河南籍史學人士在南陽也開專題會（彙集了許多御用史料，稱南陽情節史料）硬認定躬耕地是今南陽臥龍崗（省內媒體公佈過），這未經央廣向全國公佈的，多數人也不認同的，許多民間史學人士及家鄉情節重者尤其是南陽人常拿這以來擺顯、陶醉（網上太多）於其中，特別是三國時諸葛亮說的“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權威史料《資治通鑑》服嗎？ 30多年前國務院官方2次檔案服嗎？20多年前央廣向全國公佈的躬耕地定論（可能你未聽到，但我廣東人親耳聽到的，沒錄音提供證據給你）服嗎？

2018.9.9諸葛亮現代後代多人去襄陽隆中祭祖並齊讀《誠子書》，不去南陽偽躬耕地，他們傻嗎？2018.10.7南陽人自己大張旗鼓搞4諸葛亮祭典等活動且表示投大資再開發，他們真聰明啊！

以上二件事實（定論、祭奠）對比一下可謂真有趣！其結果是顯然的。河南人尤其是南陽人就別再爭躬耕地了，再不服與狡爭也改變不了什麼的，奉勸南陽說中理性者別再不自量力“胡鬧”了，當然你也可自沉浸與陶醉於“躬耕於南陽”的古語中。

幾個骨灰級南陽說者的言辭我許多看過，這些證明一條:致死不服，河南人尤其是南陽人集體諸葛情節太久、固了。 其實南陽說者服不服都無所謂的，大勢早已定了（我雖有觀點，但絕不偏護襄陽）。今南陽市憑武侯祠紀念性古建築群形成風景區獲得旅遊收益還是很合理、可觀的，大家要支援一下（類對成都武侯祠樣），就別搞地域歧視了，大家都是中華大家中平等一員（諸葛亮的優秀品質是中華民族正能量的一部分流傳），因襄陽隆中諸葛故居點國務院官方2次檔案30餘年前都定了，河南人尤其是南陽人早該服從此，旅遊收益也不受損失的，這不好嗎？

還爭辯個毛線啊！老百姓們別再浪費時間於此，該去幹本職工作了。

奔流到海不停留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版南陽郡與南郡以漢水南北為界，隆中位於南郡，其位置是阿頭山，屬襄陽縣。請問，畫這幅圖的依據是什麼？是隨意妄為嗎？

辣語又在這裡信口雌黃，胡說八道，造謠造到國家文物局了。請問，國家文物局什麼時候說過隆中是“諸葛亮躬耕地”？國家文物局說的是襄陽古隆中好不好！古隆中包括簡襄王墓、還有一個什麼寺院以及諸葛亮故居。故居是躬耕地嗎？諸葛亮故居多了，但躬耕地只有一個。國家文物局認為南陽是武侯祠，這是專門為紀念諸葛亮在此躬耕而修建的，和成都武侯祠、漢中武侯祠，保山武侯祠一樣，是諸葛亮在此生活過的充分肯定！照襄陽的說法，有武侯祠就是國家文物局否定諸葛亮在這個地方，難道成都、漢中也是命名武侯祠同樣也是否定諸葛亮在那裡嗎？這是腦洞大啊！

另外，北師大出版社明確在“躬耕於南陽”下注明:“在今河南省南陽市”。人教社在此註明“南陽，東漢郡名。諸葛亮隱居的隆中當時屬於南陽郡”。而在《隆中對》註明“隆中，一說在湖北襄陽，一說在河南南陽”。請問，這是肯定襄陽否定南陽嗎？眼瞎吧？前注河南南陽都是郡治宛城，諸葛亮在城外躬耕地肯定屬於南陽郡，而隆中在漢水南岸，依襄陽說老祖宗習鑿齒的記載“自漢以南為南郡，自漢以北為南陽郡”，根本就不屬於南陽郡，你還是先把隆中糊弄到南陽再放撅詞吧！而隆中有襄陽，南陽兩說，這就是承認在史學界有爭議，襄陽說拿八十年代自己出錢拉攏幾個人開會寫的那張破紙的所謂“結論”意淫夢該醒醒了！

“躬耕地襄陽說”33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學術笑話”

一，“南陽，郡名，在現在的湖北襄樊一帶”。這就讓人摸不著頭腦了！堂堂南陽郡，秦設，北至伏牛山，南達漢水北岸，而襄陽縣屬漢水南岸的南郡。南陽郡位於襄樊一帶，就如同胡謅荊州位於平頂山一帶，中國位於越南一帶、美國位於墨西哥一帶一樣，笑話！如果我們說:“襄陽，湖北地級市，在河南新野一帶”，襄陽人願意嗎？好在該著名出版社及時改正，謂躬耕地在隆中，而“隆中”，則“一說在湖北襄陽，一說在河南南陽”。呵呵，現在連“隆中”這個地名都在兩可之間了，也算是對中國史學界最大笑話的一個糾正啊。

二，“襄陽說”認為，習鑿齒說的“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這是諸葛亮“躬耕於襄陽”最有力的證據。的確，這似乎能證明“亮家於南陽之鄧縣”，但如果習鑿齒的話是鐵板釘釘的證據，那他說的“自漢以南為南郡，自漢以北為南陽郡”是不是證據？又說“襄陽有孔明故宅”。自相矛盾，所以習鑿齒這些話要麼都信，要麼都不信。當然，襄陽會說“襄陽有孔明故宅”是東晉時的區劃，此時已有襄陽郡，隆中已經歸屬襄陽了。可是你們好好看看，隆中立的那塊著名的“譚碑”明明白白寫著“北周省鄧，隆中隨屬襄陽”，北周晚東晉多少年？這樣互相打臉的史料讓“襄陽說”的臉面往哪擱啊？另外，習老先生從來沒有說過這個“亮家”有“草廬”，從來沒有說過諸葛亮在隆中“躬耕”，從來沒有說過“南陽之鄧縣隆中”是“南陽”！選擇性失明是史學研究大忌，只看風月寶鑑的正面而不看反面，最終只能是自扇耳光的笑話！

三，“襄陽說”認為：“史書記載諸葛亮躬耕於襄陽隆中是始終一致的。”“凡是學歷史的都認為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隆中”。這是不是欺負我們沒有看過史書啊？諸葛亮說過“襄陽”和“隆中”嗎？《三國志》記載了“襄陽”和“隆中”嗎？都沒有！都沒有的事情有哪門子一致？諸葛亮只說過“躬耕於南陽”！請問，劉禹錫“南陽諸葛廬”的記載，大明皇帝的《欽定南陽臥龍崗祭拜諸葛亮祀典、祭文、祭品》的御碑與“襄陽隆中”始終一致嗎？好好翻翻歷代史書，有哪一本書說過諸葛亮“躬耕於襄陽隆中”？有哪一句話把隆中稱為“南陽”？這個“始終一致”是從哪裡來的？“凡是學過歷史的都認為”的論斷是哪來的底氣？“南陽說”的學者就沒有學過歷史嗎？史念海、劉慶祝、二月河、袁祖亮、王子今、王震中等等史學家就沒有學過歷史嗎？笑話！教科書北師大版《出師表》中，將諸葛亮“躬耕於南陽”註解為：“意為在南陽種地為生。躬：親自。南陽，地名，今河南南陽”。而人教社對“隆中”的解釋是：“地名，一說在現在湖北襄樊，一說在現在河南南陽”。《光明日報》國學版發文《漢之南都，時勢英雄》，系統講述了諸葛亮與南陽的關係。好好看看，這裡哪有“始終一致”？一廂情願沒有用，只會給世人留下笑柄。

四，“襄陽說”經常喋喋不休的還有“國家文物局頒佈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襄陽的叫襄陽古隆中、南陽的叫南陽武侯祠。古隆中才是躬耕地，而武侯祠只是紀念地，這是權威機構的說法。南陽武侯祠是紀念性建築，國務院檔案對南陽用武侯祠的表述證明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隆中，而決不可能在今南陽”。這觀點腦洞太大了吧？翻翻國務院檔案，有哪一句話說過躬耕地在襄陽隆中？諸葛亮故居全國有好多，都是躬耕地嗎？襄陽古隆中還包括襄王陵、廣德寺，都是諸葛亮躬耕地嗎？信口雌黃也不能這麼明目張膽吧？檔案對成都、漢中等地諸葛亮遺蹟的表述都是“武侯祠”，都是“紀念性的建築”，那麼，這種“科學的表述”能得出諸葛亮“決不可能”在成都和漢中的“結論”嗎？真是“笑話”！部分“襄陽說”的學者能從“武侯祠”這三個字中得出“躬耕地決不可能在今南陽”的“臆想天分”，真是讓人歎為觀止。

五，“襄陽說”認為：“不能把兩郡邊界以沔水為界絕對化，東漢時，南陽和南郡已開始突破沔水界線，如南陽郡之武當、筑陽、山都三縣均在沔水之南，即是明證。”真是可笑，難道《史記》包括襄陽人習鑿齒說的兩郡以漢水為界的記載不絕對嗎？哪部史書有對這種“絕對”狀態改變的記載？正眼看看歷史地圖，武當、筑陽、山都三縣是在漢水南岸嗎？西和南分不清嗎？再說了，論證秦漢時期南陽郡、南郡的分界問題應該有三個基本前提：一，必須是兩郡的分界；二，必須是以漢水為界；三，必須是漢以南為南郡，漢以北為南陽郡。而南陽郡武當至筑陽三縣根本不與南郡相鄰，而是西與漢中郡的楊、武陵、房陵縣相鄰，與兩郡分界無關。南陽郡與漢中郡的分界是大巴山、武當山主脊，不是漢水。而且這三縣在秦設南陽郡時均已存在，縣治亦在漢水之西（或南也行），怎麼是東漢才突破沔水界限？當時武當至茨河的漢水兩岸，各縣都是跨江設定的，絕不是小的例外。從武當至山都段的漢水全在南陽郡境內，漢水西距漢中郡的交界處都有百里之遙，這段漢水根本不存在南陽郡和南郡的分界問題，是南陽郡的內河而不是界河。南陽、南郡相鄰的以漢水為界的只有今茨河至東津這一段東西走向的漢水，“襄陽說”怎麼能連這一點都看不明白？笑話！

六，“襄陽說”認為：諸葛亮寫《前出師表》時，雖然已經於二十年前設立了襄陽郡，但由於其強烈的大漢正統思想及對曹魏篡漢的不滿，當然也不會承認這種以曹魏為中心的行政區劃，所以說“躬耕於南陽”就理所當然了。這是又一個“想當然”了，哪個史料能能證明諸葛亮有這種想法？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設襄陽郡時有“曹魏”嗎？當時仍然是東漢，設襄陽郡的詔令仍然是漢天子的詔令，曹操僅僅是策劃者和執行者。另外，《三國志·關羽傳》載，劉備“以羽為襄陽太守”，這是誰的行政區劃呢？是諸葛亮不承認“曹魏”設立的“襄陽郡”嗎？笑話！

七，在“襄陽說”嘴裡，三國時期襄陽郡是絕對不能承認的，因為一承認襄陽郡，就沒有辦法去偷竊“躬耕於南陽”了。但可惜的是，“襄陽說”不承認的襄陽郡除了劉備、諸葛亮承認，後世為他們著述記載的陳壽、習鑿齒也承認。如《蜀書七·龐統傳》：“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蜀書九·馬良傳》：“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蜀書十一·向郎傳》：“向郎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耆舊記》中龐德公也是“襄陽人”，同期的馬良、向郎均為“襄陽宜城人”。而同時的南陽人黃忠、文聘、韓暨則註明為：“字漢升，南陽人也。”“字仲業，南陽宛人也。”“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均見《三國志》)上述傳記表明，在這一時期，襄陽和南陽是對等的，都是郡，同時，漢水北的鄧城、鄾二縣此時已屬襄陽郡，不論漢水南岸的今隆中地區是否屬江北鄧縣，在此階段，在諸葛亮和陳壽的心目中，已升格為郡且管轄著今隆中地區的襄陽絕對不可能和同為郡並遠離漢水的南陽混為一談的，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陽畫上等號。所以，別把個別人的臆想強加給諸葛亮，別鬧自以為是的笑話！

八，岳飛曾經在南陽武侯祠題寫了《前後出師表》，歷來頗有影響。襄陽為爭躬耕地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寶貝。但其做法令人不齒:一，派人到南陽以加強兩地學術交流為藉口拓片；二，在隆中複製刻碑，但後邊岳飛的“紹興戊午秋八月望前，過南陽，謁武侯祠，遇雨，遂宿於祠內”題跋刪去不刻，矇混遊客；三，在炮製“南陽位於襄樊一帶”的那一版教科書上以岳飛手書配“古隆中”牌坊照片，給不明真相的學生製造岳飛在隆中手書《前後出師表》的假象；四，陰謀敗露之後大肆攻擊岳飛手書是假的。在這個問題上襄陽從頭至尾都是在開玩笑，如果岳飛手書是真的，這樣移花接木太卑鄙了吧？如果是假的，費這麼大勁複製過去騙遊客、在教科書上騙學生是什麼居心？這恐怕已經不是“笑話”了吧！

九，《資治通鑑》記載的“‘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充分證明諸葛亮‘躬耕於南陽’是在隆中”。這是典型的睜眼說瞎話，這就如同說“我兜裡有個梨充分證明你兜裡的蘋果是我的”一樣。司馬光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隆中屬於襄陽而不屬於南陽，諸葛亮在襄陽是“寓居”而不是“躬耕”！打自己臉的記載居然也能成為撒謊的“證據”？笑話！不過，好像襄陽還有人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丁寶齋在編撰《隆中志》引用《資治通鑑》時，特意將此話改為“琅琊諸葛亮寓居隆中”，去掉了“襄陽”二字。嗚呼，“偷樑換柱”“瞞天過海”就是這個意思吧？這樣拙劣的行徑，不是襄陽學術界的笑柄嗎？

十，“現在的南陽東漢時不叫南陽，叫宛城，這是絕對不能混淆的。而隆中屬於南陽郡管轄，所以稱這個地方為南陽”呵呵，看到這些我就笑了，說的好像東漢末年隆中叫“南陽”，而南陽郡郡治宛縣不歸南陽郡管轄似得。學術研究中這樣弱智的八卦真是不多見。“襄陽說”者有個極其奇怪的現象：一說到臥龍崗，他們就說那是宛，當地人一定不會稱他們所居住的地方為南陽。而隆中是位於漢水南岸的一個小山村（只有20畝耕田），離荊州州治襄陽只有20裡，當地人一定要稱這個地方是南陽而不提襄陽或者隆中。這個人腦子是不是有毛病啊？（襄陽說認為諸葛亮就是這樣的人）。如果現在襄陽市區的人認為他們居住的地方不是襄陽而是襄州區，而屬於襄陽市管轄的老河口西北丁店村才是襄陽，那這個人是不是腦子有毛病啊？（南陽人認為襄陽說學者就是這樣的人）。所以，我一看到襄陽說在那裡絞盡腦汁論證南陽不是南陽，隆中才是南陽就心疼他們。不僅要把小隆中抬成南陽，還要把南陽郡治貶的不是南陽，甚至此後歷代的南陽都不是南陽，這瞞天過海的本事真要一些功夫啊！請問：諸葛亮《後出師表》說的“困於南陽”是哪裡？《襄陽耆舊記》卷第三《山川》載：“樂宅戍，南陽城南九十里”中的“南陽城”是哪裡？《後漢書》記載的光武帝“俱攻破南陽……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是哪裡？都是隆中嗎？《後漢書》裡記載的“南陽至襄陽二百六十里”是指隆中到襄陽的距離嗎？笑話，那不是才二十里嗎？重複一遍，除了個別的當代別有用心之人，歷史上從來沒有哪本書把“隆中”說成是“南陽”！而南陽除了指南陽郡，在很多記載中都可以代指郡治宛縣，這樣的記載比比皆是。可以類比的是，當時荊州可以代指襄陽（州治遷江陵後荊州代指江陵，此前南郡可以代指江陵)，太原可以代指晉陽，長沙可以代指湘縣，漢中可以代指南鄭，淮陽可以代指陳縣。和南陽一樣，這些郡名在長期代指郡治後都逐步取代郡治原有的縣名而成為這些城市的正式名稱。好好看書吧，意淫沒有用。所謂“南陽是指小山村隆中”“南陽在襄樊一帶”，都是史學界罕見的荒唐笑話！

十一，襄陽“諸葛亮文化節”時，海峽之聲網以《人人都愛諸葛亮——兩岸媒體聯合採訪古隆中側記》報道稱，“襄陽社科聯負責人說，諸葛亮說的‘南陽’不是現在這個南陽。在諸葛亮生活的年代，襄陽歸南陽管”。呵呵，襄陽什麼時候歸南陽管轄過？這種“常識性的錯誤”在襄陽一些“應景採訪”和“學術論文”中比比皆是，以致我們不能不感嘆當今學術研究之浮躁與無奈。細觀之，但凡涉及南陽襄陽的歷史地理知識時，“襄陽說”就特別彆扭。諸葛亮上《出師表》時，曹操已經設立襄陽郡二十年了，但“躬耕於南陽”絕不是諸葛亮上表時的南陽，因為諸葛亮不承認曹操的行政區劃（哪來的記載？難道諸葛亮任命關羽為襄陽太守是縣令？）。而解釋習鑿齒的“襄陽有孔明故宅”和司馬光的“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時，這又不是“襄陽”了，那一定是“南陽”，因為《資治通鑑》用的是宋代的行政區劃。笑話，隨便翻翻《資治通鑑》就知道，全書用的都是歷史事件當時的行政區劃，這是一個基本常識。請問，書中多次提到的“荊州”，北宋時期有嗎？笑話啊！

十二，不僅如此，襄陽說一廂情願的認為唐代劉禹錫的“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的南陽也不是南陽，是襄陽隆中（真攪勁，以後歷朝歷代的南陽都沒法說了）。襄陽說的觀點就是：不論哪個朝代的人提及“南陽”，那一定是東漢末年曹操設襄陽郡以前的南陽郡，所有古人必須符合這種匪夷所思的怪異思維。請問，唐代的南陽和漢代的南陽一樣嗎？唐代新野以南就是襄陽郡，襄陽人為了躬耕地拼命往南陽靠已經到了如此下作的地步了。襄陽元代曾經屬河南江北行省，是不是現在一提到河南還是指的襄陽啊？如果不算，憑什麼讓唐代的大文豪李白和劉禹錫跟你們一個弱智思路呢？不管李白、劉禹錫走到哪裡，滿腦子都是漢代的行政區劃，漢代的思維，真是有病！

十三，如果我們按現今“襄陽說”的觀點，硬要將“躬耕南陽”意指隆中，那就會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當東晉以後所有的史料都將襄陽西的這塊地方稱為隆中的時候，滿世界只有諸葛亮一個人非要將那個地方稱為“南陽”。所以，這裡邊一定有人腦子出了毛病，要麼是諸葛亮，要麼是習鑿齒、盛弘之等人，要麼是現今的“襄陽說”專家。依我之見，諸葛亮不會有錯，“南陽”就是南陽，無論怎麼理解，“南陽”也不可能“意指”隆中；習鑿齒等人也不會有錯，“隆中”就是隆中，他在襄陽城西，無論屬不屬於南陽郡它都叫“隆中”，從來沒有人將這個“隆中”稱為“南陽”；那麼，最有可能腦子出“毛病”的就是後者，為了區區一地利益，一葉障目，不見森林，肆意曲解歷史，非要將“躬耕南陽”註釋成隆中，非要說“諸葛亮以郡名稱籍貫，意指鄧縣隆中”，非要強調“只寫郡名，不寫縣名的習慣，在《三國志》中是一種普遍現象”，以至於鬧出這麼多不能自圓其說的“笑話”。

十四，“襄陽說”認為，《草廬對》中諸葛亮說的“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這充分證明這次談話是在漢水南邊，因為只有在隆中才能“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這又是襄陽專家在瞎猜吧？無獨有偶，初平二年（191年），曹操也有一篇著名的對策，提出“使袁（術）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按襄陽專家邏輯，曹操此話一定要在南陽講才行，才符合地理方位，可實際上，曹操說這話時是在酸棗（今河南省延津縣）。打臉吧？《三國志》的記載怎麼總是和“襄陽說”過不去？另外，《草廬對》諸葛亮說的是誰命令荊州這一上將“以向宛洛”呢？當然是劉備了。那劉備此時在哪兒呢？諸葛亮說下令的同時，“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請問襄陽專家，如果“以向宛洛”一定要在隆中講，那“出於秦川”就一定要身在益州才對呀？可實際上劉備當時在哪兒呢？不就在諸葛亮的對面嗎？在諸葛亮的對面怎麼能“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呢？有點拗口吧？說白了，《草廬對》就是諸葛亮與劉備在南陽草廬內進行的一次全國局勢及未來發展趨勢的兵棋（或是地圖）推演，並未真正實現。再說了，對劉表而言，《草廬對》就是一篇謀反建言，是鼓動劉備取而代之。在劉表的眼皮底下做這樣的謀劃可能性恐怕大大低於遠在二百六十里外的臥龍崗吧？《三國志》涉及“草廬對策”地點的文字中除了南陽、草廬兩個地點外，沒有再給我們其他任何一個可以參考的地理方位，而確認《草廬對》的具體位置，則必須從“南陽”的解讀入手，不能只玩文字遊戲，猜測不是史學研究的方法，一萬個猜測，也抵不住一條史料。

十五，襄陽出版的《諸葛亮躬耕何處》的學術著作中收錄有某某學者的《古隆中在湖北襄陽》一篇文章，文中寫道：“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史證——《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裴注引《蜀記》：“……天子命我，於沔之陽……文中‘沔之陽’三個字，就是重要線索。‘沔’即漢水，‘陽’指南面。襄陽隆中，正位於漢水南面。”還有“襄陽論語”中有關“躬耕南陽”論證的帖子也說，“沔之陽，顧名思意就是河的南邊。五行風水都講北為陰，南為陽，故說南陽南陽也。太極陰陽五行八卦是中華魂寶，其中五行為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方位是，北水南火、東木西金，中間為土也。沔之陽，就是指漢江以南，某些人為了搶奪諸葛亮的一畝三分地，竟然顛倒陰陽，此乃天下之大笑活。河南的洛陽城池在黃河以南，故名洛陽。湖北襄陽城池在漢江以南，故名襄陽。”哈哈，這真是天下奇談了，連“山南水北為陽”、“沔之南、洛陽、襄陽”名稱來歷都不知道就信口開河、大放厥詞，還能用“笑話”來形容他們嗎？不知道無所謂，信口雌黃就太丟襄陽的人了。真不明白襄陽怎麼好意思把這樣的垃圾文章收進“襄陽說”隆重推出的學術著作中，還肉麻地吹捧為“堪稱無懈可擊”、“確鑿而精當的史料”，認為“某某先生的考證可謂結束了一樁懸案”。這不是故意在找“襄陽說”難堪嗎？這樣“八卦”的考證能“結束了一樁懸案”嗎？笑話啊笑話！

十六，“襄陽說”還有一個長盛不衰的奇葩觀點，就是當時南陽是曹操的“敵佔區”，所以諸葛亮絕不可能到“敵佔區”去居住。這又是在“想當然”了，哪部史書有“布衣絕不可能”到南陽躬耕的記載？諸葛亮建安二年到南陽“躬耕隴畝”，直到建安四年曹操才到宛城演了一出“困於南陽”鬧劇，隨即撤回許昌，集中精力經營北方。所謂“曹佔區”就是這麼不長的幾天時間。此後，建安六年劉表攻宛北30餘里西鄂，沒有曹操軍隊和宛城的地方軍隊來救援的記載，而且南陽功曹柏孝長也躲在西鄂城中，當時南陽城（宛）在劉表手中不言自明。劉表攻打西鄂，可以看做是對南陽郡內不服從自己的地方豪強勢力的一種清理行為，也是對南陽郡的全面接管行為。隨後，“建安七年(202）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河南葉縣)”，並在建安八年初(203），“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葉縣在宛北兩百餘里，博望在宛東北約80裡，這些記載可以清楚看出南陽郡治宛城在劉表的控制之下。而曹操在建安八年的駐軍前沿是西平，用曹操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這段時間，除了曹操“困於南陽”以外，劉備“屯兵新野”，劉表“從容自保，境內無事”是南陽郡的基本態勢。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在基本平靖了北方後，曹操才調兵南征。這麼清楚的記載“襄陽說”就是不看，悶著頭只管說“南陽是曹佔區”，還無知的拿“博望之戰”來證明宛城在曹操手裡。可笑啊，所以，你是不可能指望這些把博望和宛城地理方位南轅北轍的“襄陽專家”來搞清楚“躬耕地”的，只會弄成一盆糊塗。期待那些意淫諸葛亮躬耕期間南陽是“曹佔區”的專家們，冥想沒有用，多看書才是正道！

十七，“關係說”也是“襄陽說”經常掛在嘴邊的話題。認為“劉表絕不會讓其故交諸葛玄的侄子去南陽那樣動亂的地方，劉表當時手握節鉞，生殺予奪，皆可自專，安排諸葛亮在自己幕下供職，不過是舉手之勞”。這腦洞有點兒大了，把今天的不正之風安到東漢時期了。這些有記載嗎？劉表哪一點照顧諸葛亮了，給了諸葛亮什麼官職了嗎？如果有劉表在襄陽的照顧，諸葛亮何至於落到躬耕期間“苟全性命”的“卑鄙”地步？稍微看看史書就知道劉表是一個“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之人，不僅沒有重用諸葛亮，連當時已經很為社會所推崇的外來名士如禰衡、王粲、甘寧、徐庶、司馬徽、龐統等人都沒有委以重任。故史書稱他“好謀無決，有人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再說了，以諸葛亮的智慧，能跟在這樣的襄陽渣男身邊嗎？“其主不能守”，這就是諸葛亮對劉表的認定。劉表照顧諸葛亮的記載沒有，但劉表請龐德公的事情卻有，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龐德公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所以，和龐德公渡漢水到鹿門山“遺之以安”一樣，諸葛亮不遠走臥龍崗，在襄陽跟著劉表等死嗎？打臉吧？那些惦記東漢“不正之風”的“襄陽專家”們！

十八，襄陽第二個奇葩“關係說”是想當然的認為諸葛亮“一心想興復漢室，視曹操為國賊的諸葛亮會去宛縣居住嗎？”不錯，三顧茅廬之後諸葛亮是有強烈的“漢室正統”，但建安二年時的情形絕非如此。“董卓之亂”後漢室敗落，是曹操將漢獻帝由長安、洛陽遷都於許昌，接著改元建安，漢室方才穩定下來。這給當時因“董卓之亂”逃到荊襄一帶的北方士族以很大的希望，同時給予曹操很高的評價。南陽何顒說：“漢室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曹操）也。”韓嵩也對劉表說：“曹公至名，必濟天下。”可以肯定的是，建安年間，在眾多名士的眼裡，曹操是一個有作為的“濟世之才”，而漢天子所在的許昌是眾多北方名士展示才能，重歸仕途的嚮往之地，絕非“必不敢去”的混亂地區。事實上，包括諸葛亮親朋好友在內的眾多名士都選擇了“北歸”這條仕途之路。弟弟諸葛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好友石廣元仕魏，官拜典農校尉、郡守。崔州平後任曹魏的西河太守。孟公威亦仕曹魏，官拜涼州刺史、徵東將軍。而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也北投曹操任黃門吏部郎。另外，建安二年三年時宛城並沒有被曹操佔領，張繡也沒有到南陽來。既然諸葛亮這些親朋好友可以“北歸”許昌，諸葛亮為什麼就“絕不能去”南陽臥龍崗躬耕待主呢？難道建安二年諸葛亮就知道建安六年劉皇叔要來新野嗎？笑話！“襄陽專家”替諸葛先生想的也太周全了吧？

十九，劉備三顧茅廬時駐軍新野沒有爭議，新野距北邊的臥龍崗和南邊的隆中差不多，都是一百多里。向北一馬平川，向南則必須渡過漢水。秦漢期間皇帝和各地軍閥為牢固掌握將領和軍隊動向制定了著名法規《擅興法》，規定：駐防將官未經天子和上級主將的號令私自出兵，或者將官私自出界、離部，都要遭到軍法的嚴厲制裁。《漢書·元勳表》載:京師宿衛軍官李壽未經許可私自離開長安到城外送客，依軍法被處以死刑。劉備到荊州後寄人籬下，自然處處受劉表節制，“備時羈旅，客主勢殊”，劉表又是個“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的心胸狹窄之人，對劉備“不甚信用”、“表疑其心，陰御之”。漢水南的襄陽是劉表近臣蒯越、蔡瑁等人的防區，而劉備的作用就是替劉表看好荊州的北大門，防區在漢水北新野至博望一帶，行動必須受劉表節制。如建安七年（202年），“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建安八年（203年）劉表“使(備)拒夏侯淳、于禁等於博望”。所以，沒有劉表的命令他絕不敢私自到防區以外的軍事重地襄陽去的，更不可能在劉表的眼皮子底下和諸葛亮密謀取代劉表，謀取荊州的“對策”。試想，鮮衣怒馬的劉、關、張三人由新野到隆中，必須渡過水闊流急的漢水，戰亂年代的渡口，肯定有劉表關防和探報，寄人籬下的劉備自然懂得違反《擅興法》的結果，難道他還想再來一次“馬躍檀溪”嗎？從這一點來看，劉備“三顧茅廬”只能北上臥龍崗，而絕不可能南渡漢水到蒯越的防區襄陽隆中去“策劃”謀反劉表的“對策”！

二十，在躬耕地問題上，襄陽幾乎所有的觀點都跟諸葛亮唱反調。我們先看看諸葛亮自己怎麼說的：“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而襄陽怎麼說的呢？1，南陽不是南陽，是“襄陽”；2，諸葛亮不是真躬耕，而是“假躬耕”真隱居；諸葛亮不是種地，是地主；3，諸葛亮不可能“苟全性命於亂世”，他絕不可能去南陽那樣的“亂世”“苟全性命”。他只能在襄陽“綠洲”高談闊論。4，諸葛亮說他躬耕時“不求聞達於諸侯”，襄陽偏偏說諸葛亮躬耕時連郡守職位都不屑一顧；5，諸葛亮說他躬耕時地位“卑鄙”，襄陽偏偏說他是“高富帥”，廣泛結交高門世族，娶了沔南名仕的女兒黃月英（也不知哪本書記載有黃月英三個字，八成又是瞎編）；6，諸葛亮說他躬耕時住的是草廬，襄陽偏偏說諸葛亮住的大瓦房，“屋基極高”“雕薄蔚彩”“有避暑臺”“有井，廣五尺”整天琴棋書畫。你看看，爭諸葛亮躬耕地不以諸葛亮說的為標準，而是自立一套，連諸葛亮都得聽襄陽的，天下有這麼不講理的學術爭論嗎？一些襄陽專家還說“躬耕於南陽”是個“偽命題”，諸葛亮是“假躬耕，真隱居”。奇了怪了，既然襄陽認為諸葛亮是“假躬耕”，那就把隆中認定為“諸葛亮假躬耕之地”好了！笑話啊，“偽命題”和“假躬耕”之地也值得襄陽絞盡腦汁、頭破血流的去爭嗎？再說了，襄陽的地主都那麼寒酸嗎？住在全村20畝地的窮山溝裡，虎狼出入，荊棘密佈，往東過了萬山才有大路，出個門都極其困難，在這樣鳥不拉屎的荒郊野外，怎麼可能洞察天下大事？

二十一，“襄陽說”還有一個極其固執的觀點，一口咬定南陽郡一定是跨過漢水管轄隆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本原先東漢時期南陽郡、南郡以漢水為界，隆中屬南郡。而在襄陽出面開了一個會後就將東漢和三國時期兩郡以漢水為界修改成南陽郡跨漢水向南繞著隆中兜一個圈子，從而將隆中圈進南陽郡的著名《地圖集》了。我就奇怪了，初版兩郡以漢水為界的依據是什麼？後來改動版跨漢水將隆中劃給南陽郡的依據又是什麼？大量史書記載的“秦兼天下，自漢以南為南郡，自漢以北為南陽郡”，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包括漢水北岸新設鄧城、鄾二縣同屬襄陽郡的史實可以棄之不顧嗎？魏晉時期漢水南北都屬襄陽郡了，中間的隆中怎麼可能不屬於襄陽郡？《漢晉春秋》原書早已散軼，現在能看到的是後人所集，你怎麼保證“南陽郡鄧縣”這幾個字不是後人擅自所加？何況《漢晉春秋》也沒有說這個“南陽郡鄧縣隆中”在漢水南岸啊？你們的“北周省鄧縣，此後隆中遂屬襄陽”明顯與歷史記載相悖！除了鄧城、鄾二縣，《襄陽縣誌》還記載今襄陽縣漢水北岸“西魏時改置樊城、安養二縣，屬河南郡。北周時，撤樊城縣。隋朝時，安養縣屬襄陽郡。唐天寶元年改安養縣為臨漢縣；貞元中，改臨漢縣為鄧城縣。南宋紹興五年（1135）撤，併入襄陽縣”。打臉吧？我就奇了怪了，看看這一帶的地理狀態，襄陽西的萬山屬於襄陽是沒有爭議的，而西邊不遠的泥嘴（現在改名臥龍鎮了，改名似乎是襄陽的特長）根據湖北學者石泉先生考證和當代《襄陽縣誌》記載則屬於中廬縣，《資治通鑑》也記載“西山，謂萬山以西，中廬縣諸山也”，這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而萬山和泥嘴中間就窄窄的幾里路，往南山溝七八里就是隆中，住著諸葛亮一家四口人和二十畝耕地，襄陽地方誌記載清代這裡虎豹出沒，民國時期交通還是“襄陽西門，舊有小路，沿萬山起伏崎嶇不平，行者每以為苦。”就這麼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襄陽為什麼就是不能管轄？而南陽郡為什麼非要在萬山和泥嘴中間這個窄縫插進去管轄這個小山村不可？魏晉以後更是要穿過鄧城、鄾二縣，以及後來的安養、樊城二縣彎彎曲曲輸卵管一樣管轄這個漢水南岸的小山村。兩郡又不是夫妻，非要行這種無厘頭的“周公之禮”嗎？這恰恰就像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所言的：（用《漢晉春秋》這樣的野史孤證）“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啊！

二十二，在躬耕地的爭論中，“襄陽說”經常拿“隆中”“隆中山”來證明自己。例如“躬耕南陽如果不在隆中，為什麼叫《隆中對》啊？”。笑話，且不說《隆中對》的名稱清代才出現，以前都是叫《草廬對》，就是“隆中”“隆山”的地名最早也不是襄陽的啊！史書最早出現“隆山”的記載是東晉李興的《祭諸葛丞相碣文》裡的“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這個隆山毫無疑問位於文中所言的“沔之陽”，《水經注》則具體記載為今河南唐河縣湖陽鎮的蓼山。該山坡道平緩，馬車可直上山頂，幾十公里外的臥龍崗歷歷在目，與李興所述絲絲入扣。而“隆中”之名則是王隱的《蜀記》引用李興碣文的加註，由隆山變為“至隆中”，這是“隆中”地名的第一次出現，但並未言明此“隆中”在何處，如果仍指碣文中的“隆山”，應該還在沔之陽的湖陽。而此時漢水南岸襄陽西則根本沒有“隆中山”、“隆中”的任何記載。100餘年的襄陽人習鑿齒才“號曰”了一個“隆中”。何謂“號曰”？就是“給它安個名”的意思，今天襄陽不也把泥嘴鎮“號曰”成了“臥龍鎮”了嗎？“號曰”畢竟是嘴說，實地考察一下湖陽隆山和襄陽隆中山大家就明白了。今隆中就在隆中山腳下，登隆中山必先至隆中村，劉弘費那麼大勁爬隆中山去“遠望”什麼？“遠望”哪裡的“亮宅”？劉弘為什麼非要先去登山“遠望”才能回過頭來到山下隆中亮家“立碣表閭”？有這麼笨的人嗎？現在的隆中山峰巒陡峭，荊棘密佈，牛車、馬車能上去嗎？可見，此“隆中山”必定不是李興所言之“隆山”。各位看官如果不信，可以讓隆中風景區弄一輛馬車試試登上隆中山遠望一下，必定與“襄陽說”的下場一樣，人仰馬翻！

二十三，對於“隆中”這個地名，“襄陽說”有近乎於瘋狂的寵愛，這我們可以理解，因為習鑿齒之後一提“隆中”多數指的都是襄陽。但是，襄陽對“隆中”不分青紅皂白的寵愛就不對了，有時候就會鬧笑話，丟人品。因為在歷史上，臥龍崗因“地勢四面稍下，惟中崗隆起，故曰隆中，蓋南陽偉觀也。”（明葉桂章《武侯記》）“登其頂可瞰南陽，因勢隆然，蜿而起伏，其為隆起之中，故名隆中。”（明趙均《金石林時地考》）南陽武侯祠明代《敕賜忠武侯廟規祭文祭品檄文》碑文也記載：“此亦隆中地。”另明代徐學謨《遊隆中記》也有：“跨漢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蓋有兩隆中雲。”這些記載說明，“隆中”地名南陽臥龍崗也曾經擁有。當然，明代以後，南陽人可能更喜歡“臥龍崗”這個名稱，故而“隆中”逐步為襄陽所有。當然，襄陽人現在佔有“隆中”地名我們不反對，但一股腦把歷史上的“隆中”都收入自己名下就有點“卑鄙”了。例如：《隆中志》第125頁所收錄的《古今圖書整合·方輿彙編·職方典》卷四百六十一，亦見《諸葛忠武侯集》卷一五的明代楊士奇《武侯祠記》有：“當漢之際，諸葛武侯隱於隆中，躬耕隴畝，謳歌梁浦，去南陽城七里，有岡焉，曰臥龍。”在詩詞方面，《隆中志》第194頁收錄有明代薛瑄《望諸葛草廬》：“曉出南陽門，馬渡消河急。舉目眺西岡，林木半蒼碧。及來隆中耕，日以老所益，賢哉劉豫州，三顧何汲汲。”另《隆中志》第214頁收錄還有清代樊王俊《謁武侯祠》：“千秋王業想英風，此日登臨一拜公。數里平崗橫野出，半椽茅屋坐隆中。乾坤鼎足胸先立，魚水君臣志竟同。一去南陽耕釣少，白雲流盡淯河東。”另外，清代戴上遴《謁武侯祠》詩：“隆中莘野皆三顧，淯水磻溪第一師。從容細看平沙處，可有先主舊馬蹄？”（見於襄生《隆中志》第216頁）“襄陽說”編者將這些古文、詩詞收入《隆中志》就是認定此文寫的是襄陽隆中，但稍有文字功底的人都能很明白的看出來這寫的都是“南陽隆中”，“襄陽說”張冠李戴的收入《隆中志》，不是自討沒趣嗎？這就是襄陽“文化名人”理解史料的水平？真不知道該怎麼寒磣這些“主編”了。當然，看不出來只是水平問題，而偷樑換柱，肆意篡改就是道德問題了。有個襄陽丁先生曾經在《隆中志》中收錄了唐代詩人胡曾的兩首詩，冠名《隆中山》，其一：“亂世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主不自垂三顧，安得先生出草廬。”其二：“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釣。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嘆白頭。”（見《隆中志》第101頁）咋一看，這兩首詩應該是在隆中所作，但第一首詩南陽《臥龍崗志》也有，名稱為《詠史詩•南陽》。這就針尖對麥芒了，同一首詩，同一個人，兩個名稱，兩個地點，肯定是一個真，一個假，孰是孰非？查查這首詩的來源《全唐詩》一切就都清楚了。《全唐詩》卷六百七十四第二十八首為《詠史詩•南陽》，第三十首為《詠史詩•渭濱》，正是《隆中志》所收入的兩首胡曾的詩，但名稱不是“隆中山”。顯然，《隆中志》在胡曾詩的收錄上採用了“移花接木”、“指鹿為馬”的錯誤手法，誤導了讀者。這些行徑除了笑話就是人品了，不僅偷了南陽的，還偷了渭南的！在2002年的漢中諸葛亮研究會上，北師大博士生導師、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王子今先生把“臥龍崗亦為隆中”的論據一經提出，襄陽方面便“拍案而起，怒而無言”。而王子今教授幽默地說：“怎麼，只許南陽在隆中，而不許隆中在南陽嗎？”一席話說得會場中一片鬨笑！

二十四，“襄陽說”在與南陽網友爭辯時（好像有些襄陽學者也曾經津津樂道過)，文革時期南陽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明確承認“諸葛亮在隆中躬耕”，於是乎便陷入了一片阿Q式的狂歡之中，反覆拿來自我安慰、自我陶醉。嗚呼，“襄陽說”是不是“技窮”了，“文革”時期的小冊子是史料嗎？，顛倒黑白年代的產物能作為證據嗎？說白了，“襄陽說”的頂點就是文革時期到教科書事件之前的這段時間，這個時候，由於三國演義的影響，加上普通民眾包括大多數歷史學者沒有認真研究諸葛亮躬耕地問題，河南以及大多數南陽人當時也都認為諸葛亮所言“躬耕於南陽”是襄陽隆中，所以，河南這個時候出現這樣的書籍並不奇怪。另外，學術研究並不是以省籍劃分的，河南人到現在也有“襄陽說”觀點的學者，而襄陽也有“南陽說”觀點的學者。我們都應該包容，這些書籍和個別人的觀點對諸葛亮躬耕地最後的認定不具有價值。河南人觀點的反轉始於教科書事件，當有人在教科書上炮製“南陽，東漢郡名。在湖北襄陽一帶”這樣的既無恥，又可笑的所謂躬耕地結論的時候，以及襄陽潘正賢之流在網上肆意辱罵南陽人，叫囂讓“南陽臥龍崗假諸葛亮躬耕地見鬼去吧”之後，徹底激怒了河南人。經過網友以及河南學者的大量研究，這才發現原來襄陽說在諸葛亮躬耕地上的所有言論都是一些極為可笑的謊言，於是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這樣才有目前“南陽說”對“襄陽說”的絕對優勢。北師大教科書的註釋，人教社教科書對“躬耕於南陽”和隆中的註釋改動就是這種態勢的具體體現。

二十五，在“襄陽說”諸多離譜“證據”中，“襄陽無西”似乎是比較靠譜的史料，因為這則記載出自《元和郡縣誌》：“萬山，一名漢皋山。在襄陽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郡鄧縣分界處。古諺曰：‘襄陽無西。’言其界促近。”於是乎，襄陽“鐵證”之聲不絕於耳。可是，“襄陽說”在這裡又是犯了只看風月寶鑑一面的錯誤。就在這條記載的同篇，《元和郡縣誌》又記載：“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為南陽郡，今鄧州南陽縣是也。漢以南為南郡，今荊州是也。後漢建安十三年，魏武帝平荊州，置襄陽郡。”呵呵，歷史記載怎麼總是對“襄陽說”不賞臉啊？到處都是隆中不歸南陽郡管轄的記載。再說了，萬山為界又沒有說是東西為界，理解成南北為界不行嗎？我想《元和郡縣誌》不會自扇耳光吧？無獨有偶，《元和郡縣誌》同卷《宜城縣》還記載另外一個“古諺：“（宜城）本漢邔縣地也。城東臨漢江，古諺曰‘邔無東’，言其東逼漢江，其地短促也。”按“襄陽說”的奇葩邏輯，“邔無東”就是邔縣的東界只到東門外的漢水，可是，《水經注》明確記載漢水以東有屬於邔縣的黎丘、觀城二城，邔縣東逼的這段漢水是邔縣的內河而不是界河。另外，譚其驤先生繪製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東漢時期的邔縣的轄境向東越過漢江一直到綠林山主脊，漢江以東還有近百里的邔縣轄境，看來《水經注》和譚先生又打臉“襄陽說”的“鐵證”了。再回到襄陽，如果說襄陽西界十一里就可以說“無西”，邔縣“東逼漢江”就可以稱為“無東”，那麼，那襄陽城北門同樣是“北逼漢江”，過漢水就是南陽郡，連一里都沒有，其界更為“促近”，可為什麼“古諺”沒有人說“襄陽無北”呢？難道是古代襄陽人分不清一里和十一里的遠近嗎？當然不是，老老實實看看歷史地圖，襄陽萬山以西就是荊山山脈，邔縣漢水以東也是綠林山脈，襄陽向西入川的古道過萬山就折而向南，沒有向西翻越荊山山脈的道路。邔縣只有南北向的襄陽至漢陽的大道，沒有過漢水向東翻越綠林山的古道。而襄陽北門，則是向北渡漢水的宛襄大道，故而“襄陽無西”“邔無東”，而沒有“襄陽無北”了。“無西”“無東”實交通狀況耳，非轄境也！讀書斷章取義會鬧笑話的！

二十六，“襄陽說”認為，“隆中得名應在諸葛亮躬耕之前，決不會是附會之名。也就是說，陳壽著《三國志》的時候無疑是知道隆中的”。是啊，我們也奇怪，如果諸葛亮和陳壽都知道隆中，為什麼非要說“躬耕於南陽”而不說“躬耕於隆中”呢？對此，“襄陽說”專家們在羅列了一連串“不可能不知道隆中”的假設後給出的答案是“史籍行文體例的要求和這部史籍特別精審、惜墨如金使然；再則就是陳壽這位蜀漢舊臣對諸葛亮這位尊者的尊重和避諱”因為諸葛亮“自言是‘南陽’（郡名）已屬符合史籍行文體例要求，陳壽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其他了”。這個解釋真使人瞠目結舌、大跌眼鏡，憑空臆想到了這個地步真是登峰造極了。“躬耕於南陽”是陳壽“惜墨如金”嗎？“南陽”二字的筆墨比“隆中”少嗎？這也算陳壽不寫“隆中”的一個理由，真是笑話！避諱物件主要是避國諱、避家諱、避聖人諱。避諱方法為“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筆。”對陳壽而言，他憑什麼要去避諸葛亮的“諱”？從避諱的範圍上，就算諸葛亮是當朝皇帝，臣民所要避的“諱”也只有“亮”一個字，請問，《三國志》避這個字的“諱”了嗎？因為諸葛亮寫了“南陽”，為“避諱”就不能再寫隆中更是匪夷所思的“臆想”，我們可以隨便翻翻史書，哪有因諸葛亮說了“躬耕南陽”，陳壽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所屬地名的記載？請問，新野、冠軍、樊城都是南陽郡的屬地，陳壽“避諱”不寫了嗎？笑話啊！“襄陽說”這種匪夷所思的思維方式還有許多，例如：“‘躬耕南陽’充分證明了諸葛亮一生都沒有去過南陽”；“就算‘困於南陽’是困於宛，諸葛亮這樣說，邏輯上不是更加支援了躬耕在隆中之說嗎?”類似這樣指著鼻子說眼睛的所謂“論據”，於史學研究，是可悲？還是可笑？

二十七，在兩地爭論諸葛亮躬耕地的時候，臥龍崗和隆中風景區誰更古老也是一個焦點。平心而論，兩地的所謂“故居”“草廬”都是後人新造的，略有不同的就是臥龍崗草廬是清代新造的，而隆中草廬是1980年代新造的，五十步百步而已。還有古樹，臥龍崗的古柏、古檜也就1300多年，頂多為南北朝時期所植，肯定與諸葛亮搭不上邊。而隆中最古老的一棵桂花樹，樹齡只有415年，一株繡球117年。一株蠟梅103年。真佩服襄陽人的精明，樹齡能測得這麼精準。現在又過去幾年了，標牌是不是年年換啊？不嫌麻煩嗎？至於那個標誌性的“古隆中牌坊”，建造於1893年，大清快亡了，但卻是毛澤東主席誕辰之時，這也證明此牌坊屬於近現代，與古文物不搭邊了。而南陽臥龍崗的元明清文物一堆一堆的，如果“古隆中牌坊”放在臥龍崗也就是角落裡的一個渣！還有一個讓“襄陽說”驕傲的是“草廬碑”，據說刻於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這就又讓人奇怪了，按《隆中志》記載，明隆慶三年（1569年），禮部尚書徐學謨遊隆中，看到的是“矧經亂離、兵燹之餘，其掬為蒿萊、瓦礫，莫可蹤跡久矣……又何從而得其草廬故處？道士雲，孔明祠旁有八角眢井一，為草廬之據。”也就是說僅僅29年後，在隆中是沒有這塊碑的，只有連徐學謨都不信的的八角井。我們知道，但凡“螭首龜趺”者均與皇權有關，一般地方官員和百姓是不可能染指的。該碑後邊“臥”的是明襄簡王，時江匯為河南右布政使，他幹嘛到襄王陵前立這麼一塊“龍臥處”碑，不要命了？在隆中那麼殘破的年代，是誰出錢替江匯刻的碑？為何沒有捐資人和刻碑人的名字？如果是江匯自己出資刻的，他為什麼不把這筆錢用在諸葛草廬的重建上？其實，稍微觀察一下隆中“草廬碑”就可以發現，這就是原來襄王陵前的神道碑，位置和形制都沒有變，和其他地方的明王陵神道碑一模一樣，“草廬碑”旁邊還有一個贔屓碑座就是佐證，因為江匯不可能同時刻兩個一模一樣的贔屓碑座而只用一個。此碑改刻不可能是明代，當時誰也沒有這個膽。也不可能是清代，因為“草廬碑”上機械砂輪打磨的技術清代沒有，所以，改刻襄王陵神道碑為“草廬碑”的時間只有近現代。至於“草廬”手跡的來歷，應該是江匯做河南右布政使時為四年前即嘉靖十五年（1536年）二月剛剛修葺的南陽武侯祠題的字。後來江匯手跡流落，近現代被人轉刻到了隆中。此推測噴子勿燥，可以請隆中風景區寫文章辯論，勿使襄陽在全國重點文物上鬧烏龍笑話。

 二十八，關於“三顧茅廬”，一些襄陽所謂“專家”還丟擲過“三顧茅廬為假，實為北行見備”的奇葩觀點。為證明諸葛亮躬耕於襄陽隆中，多次引用《魏略》中“劉備屯於樊城……亮乃北行見備”的史料。的確，“亮北行樊城見劉備只能從南邊的襄陽或隆中出發，如屬實，將是諸葛亮躬耕隆中最有力的證據”。看來“專家”們眼珠子都直了，但眼珠子太直也不是什麼好事，難道不能轉一轉多看史書幾眼，做點分析嗎？《魏略》系魏郎中魚豢私纂，後世史學家認為此書“多與他史異”（清·錢大昕語）。裴松之在引用《魏略》此文後立即註明：“臣松之以為亮表雲‘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清·趙翼的《廿二史剳記·卷六·三國志》亦曰：“《魏略》謂‘諸葛亮先見劉備，備以其年少輕之。亮說以荊州人少，當令客戶皆著籍以益眾，備由此知亮。’然亮出師表謂‘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是備先見亮，非亮先見備也。壽志亮本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可就見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如此之類，可見壽作史時，不惑於異說。”所以，不認真研讀史料，為證明諸葛亮住在隆中，抓住一句“北行見備”就大做文章，甚至又在那裡自說自話的編故事說“諸葛亮是虛偽之人，說了謊話”如何如何。真服了襄陽這些“專家”了，天天開故事會，拿這等“妄說”否定諸葛亮，否定《三國志》，有點太不著邊際、走火入魔了吧？為了個隆中，宣揚“北行見備”否定“三顧茅廬”，宣揚“諸葛亮是假躬耕，真隱居”，否定《出師表》的“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如此，“襄陽說”費那麼大的勁推出的“隆中對”是不是要改成“樊城對”或者“殿堂對”啊？大冬天的，劉備在樊城能住草廬嗎？天下有這個樣子“爭名人”的無恥、齷齪、弱智、可笑之舉嗎？重複裴松之的原話：“非亮先詣備，明矣！”別做“北行見備”的無聊夢了！古人尚能“不惑於異說”，現在的“襄陽專家”怎麼天天“異說”，滿嘴“乖背”，丟不丟人啊？

二十九，“襄陽說”還有一種觀點：比較兩地環境，南陽臥龍崗在鬧市之中，而襄陽隆中則山清水秀，風光宜人，所以，襄陽古隆中更像諸葛亮的躬耕隱居之地。呵呵，腦洞又大了，“像與不像”和“是與不是”完全是兩碼事，難道東漢時隆中就是4A級風景區？諸葛躬耕的臥龍崗周邊都是高樓大廈嗎？別的不說，隆中風景區在那個風景秀麗的山窩裡好不容易平整了20畝地，說這就是諸葛亮的“躬耕田”。一家四口20畝地現在看起來是不少了，但在漢晉時期夠嗎？文革時期河南山區一畝地只收十幾斤糧食的農田比比皆是。另外，當時的土地制度是“屯田制”、“佔田制”以及“授田制”，史書記載，當時男子15歲以上，授種粟谷的露田40畝，婦人20畝。奴婢同樣授田。耕牛1頭授30畝，限4頭牛。授田視輪休需要加倍或再加倍，即“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地方官吏按官職高低授給數額不等的職分田，刺史15頃，太守10頃，治中、別駕各8頃，縣令、郡丞各6頃。可見，這個時期“男子一人佔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這應該是漢晉時期保障躬耕生活的最低標準，如果使生活稍微富足些，還要有丁牛和桑田，再考慮土地輪休，還要兩倍、三倍的土地。我們想想看，諸葛亮一家如果窩在隆中那個小山溝裡，就那20畝地，夠養活誰？在那個時期，這點地能過衣食無憂的“隱居”生活嗎？孤零零的一家人生活在那個偏僻的小山衝裡，能知曉天下大事嗎？何況劉表還要關照好友諸葛玄，就給20畝地？一個縣令還有6頃地呢，劉表給諸葛玄一家20畝地，別寒磣人啦！再說了，隆中村難道只有諸葛亮一家人嗎？你諸葛亮一家把這20畝地都佔了別人還怎麼活？所以，拿隆中風景秀麗來糊弄人純粹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啊，二十畝地在東漢末年養活一家四口就是一個天方夜譚。而南陽臥龍崗，位於宛城外七里的淯水岸邊宛襄大道旁的高崗上，良田阡陌，土肥水美，交通便利，文化厚重，躬耕是什麼？就是種地呀！相比之下，稍微有點腦子就知道諸葛亮應該在哪裡躬耕。“襄陽說”之所以把諸葛亮的躬耕編造成“隱居”，可能也和隆中這個小山溝根本不適合躬耕有關係吧！

三十，“襄陽說”爭“躬耕於南陽”可謂不遺餘力，可對於史書記載的“襄陽第一名勝”卻很少去研究論證，甚至是避而不談，這個名勝就是“阿頭山”。《後漢書•郡國志》有“襄陽，有阿頭山”的記載。同書《岑彭傳》載：“彭乃潛兵度沔，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何謂“阿頭”？《爾雅》雲：“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者，李巡曰：陵之大者名阿。”縱觀襄陽附近，符合這一描述的只有現今的隆中山了。《中國歷史地圖集》也是將阿頭山標註在了襄陽城西的這個位置。但到了具體論證其準確位置時，因隆中這個必須“屬於南陽郡”這個麻煩，“襄陽說”又不知所措，胡言亂語了！請看：清乾隆《襄陽府志》卷四山川部分載：“阿頭山，縣西九里。下有曲隈。傳為鄭交甫遇遊女處。按：是山在萬山西，而接壤曲隈，居兩山之間。”另據《襄樊日報》刊登的邵繼雲先生“實地察看萬山以西地形，就在今二廣高速漢江大橋南岸東側。正與阿頭山形貌相符”。如果《襄陽府志》和《襄樊日報》觀點屬實，那“襄陽說”又麻煩了。阿頭山在萬山以西，那萬山還能是和南陽郡的界山嗎？從萬山到泥嘴都是襄陽縣的地盤了，那南陽郡怎麼可能越過阿頭山去管轄南邊的隆中村？所以，研究躬耕地的襄陽專家是絕不可能承認阿頭山在萬山以西這個觀點的，哪怕是打臉《襄陽府志》和《襄樊日報》也在所不惜。既然阿頭山不能在萬山以西，那就在萬山以東找。《襄樊地名與名勝叢書》一書中《阿頭山地理位置》認定，“阿頭山是萬山向東延伸的一小丘”。可是，萬山本身就是一個小山包，以東就是襄陽城，一個三層樓高的小丘被認定為“阿頭山”，呵呵，三層樓高，是“陵之大者名阿”嗎？岑彭大軍有可能在這裡“從川穀間伐木開道”嗎？開玩笑吧？再說了，“一小丘”能在東漢時作為襄陽的象徵嗎？這也不行，有襄陽專家乾脆就說萬山是阿頭山。但萬山又名漢皋山，東漢已有其名，歷史上從來沒有人說過萬山就是阿頭山，現在瞎編來得及嗎？還有人說阿頭山是襄陽城南邊的某山。南邊？沔水南岸就有秦豐的軍隊把守，岑彭怎麼“潛兵度沔水”？

三十一，“襄陽說”還有一個灌水觀點，有個襄陽漂移認為：“東漢張衡《南都賦》有“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漢皋山就是萬山，南陽人張衡描寫南陽的南都賦包括漢江南岸萬山傳說，證明此地當時屬南陽”。得，這次為了隆中屬於南陽連萬山也要賣給南陽了。首先，選擇性失明是“襄陽說”的一貫惡習，又把《南都賦》“陪京之南，居漢之陽”的記載習慣性的遮蔽了。其次，兩郡以漢水為界，漢皋（萬山）山位於漢水南岸，屬南郡，而“漢皋之曲”則是指漢水遇漢皋山（萬山）而形成的“曲隈”，在漢水北岸或者西北岸的南陽郡，這一點非常清楚！如若不信你可以看看襄陽人習鑿齒《襄陽記》卷三萬山條雲：“襄陽縣西九里有萬山。萬山北，隔沔水，父老相傳，即交甫見遊女弄珠之處。此山之下曲隈是也。”同書漢水條雲：“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為南陽郡。”如果襄陽說認可習鑿齒的這兩條記載，“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的地點毫無疑問是在“隔沔水”的漢水北岸南陽郡，張衡將其寫入《南都賦》順理成章，與他自己所言“居漢之陽”完全一致。在這裡奉勸襄陽漂移一句，不要再拿漢皋山消費隆中了，需要時，漢皋山就是襄陽象徵，“遊女弄珠”就是襄陽的美麗形象。而為了隆中，漢皋山（萬山）就又賣給南陽郡，如此，漢代襄陽縣還有什麼啊？你臉可以不要，但襄陽縣的形象萬山（漢皋山）不能不要！”

三十二，你是不是看書從來都是囫圇吞棗，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酈道元是北朝人，寫《水經注》時沒有到過南方，《沔水》這部分內容參考的就是《荊州記》《漢晉春秋》和《蜀記》，是引用這些史料層累疊加而成的，這一點史學界多有論述，你可以好好看看。其他先不說，咱們爭論的是“躬耕於南陽”吧？按你們說的，隆中應該屬於跨漢水南北管轄了隆中的“南陽郡鄧縣”，這樣鄧縣就應該放在沔水這一部分。可是，《水經注》寫沔水經山都縣之後直接就是襄陽縣（沒有寫中廬縣，中廬縣放在了襄陽縣東邊，這明顯是錯誤的。另議），隆中在《水經注》記載中屬於襄陽確鑿無疑。而鄧縣在哪裡呢？是在後邊的《淯水》部分，與沔水不搭界，同時明確說明漢水北岸的“鄾”為“鄧之南鄙”。酈道元雖然受習鑿齒影響採信了“亮家隆中”的觀點，但是，他沒有違背歷史將隆中劃入南陽，沒有說“躬耕南陽”在漢水南岸的隆中！既然《水經注》認為隆中不屬於南陽鄧縣，你還在這裡拿《水經注》瞎比比什麼啊？至於“亮家”“三顧茅廬”，諸葛亮也沒有說在哪裡，後人瞎編也就編了，但“躬耕於南陽”，你們就別想了，趕快洗洗睡吧，也許做夢可以夢到隆中屬於南陽啊！哈哈！

 

三十三，是啊，東晉襄陽人說諸葛亮上學的學業堂在襄陽，蹭飯吃在襄陽，老婆黃月英（不知道怎麼編出來的人名）在襄陽，諸葛亮又沒有法拉利，他當然應該在襄陽啊！可是，諸葛亮偏偏說他“躬耕於南陽”！！打臉吧？諸葛亮怎麼偏偏就是和襄陽人弄不到一塊去啊？天底下就襄陽人聰明，在他們看來諸葛亮就是在胡說八道。所以，不是諸葛亮弱智可笑，就是“襄陽說”那些扭蛋弱智可笑，為了個隆中，時空倒轉。請問，諸葛亮躬耕時能上學嗎？天天到老師家蹭飯吃的生活是“苟全性命於亂世”嗎？整夜高談闊論的日子是“不求聞達於諸侯”嗎？漢代女子十五出嫁，男子十七必娶，怎麼只有郡守的侄子混到二十多歲才娶媳婦啊？諸葛亮躬耕南陽時就不能帶個襄陽媳婦嗎？有史書記載諸葛亮是倒插門嗎？他弟弟娶得是南陽媳婦兒，難道他弟弟有蘭博基尼？怪事，怎麼你這些襄陽噴子總覺得你比諸葛亮還聰明啊！你們比諸葛亮還聰明爭什麼躬耕地啊，每天自我陶醉就行了！給你上上課，《三國志》記載，“玄死，亮躬耕隴畝”，也就是說他17歲以前在襄陽上學、娶媳婦，諸葛玄死了以後，家道沒落，17歲到27歲“躬耕於南陽”，這麼明白的記載“襄陽說”愣是看不懂，真難為你們這些天天絞盡腦汁反駁諸葛亮“躬耕於南陽”記載的智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