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火耗，就是散銀鑄造為標準錠10兩和50兩過程中的損耗。

散銀在流透過程中會沾染雜物，氧化。鑄造過程也有人工、燃料費、質量損耗，所以農民商人繳納稅金時就需要承擔這些雜費。

清代火耗非常驚人，尤其官員正規收入低，所以火耗就成為地方稅務、鑄幣系統官吏撈取錢財的重要手段。比如，雍正時期年度財政收入折4000萬兩，平均就算10%的火耗就是400萬兩被地方官吏分贓，而實際鑄造過程的真實損耗不會超過千分之五。

百姓怨言很大。比如田文鏡做河南巡撫，火耗只收到3%就是河南人的幸運。然而偏遠地區經濟落後，官員沒有多少撈錢的地方，火耗甚至敢收到30%乃至50%。

所以雍正就想改革火耗制度，以養廉銀來換取火耗歸公。按地方官級別和具體職務來確定養廉銀等級，比如總督養廉銀可達2萬兩，七品知縣則是600兩至1300兩，而七品知縣的正俸只有45兩白銀及45斛糧食。

這個火耗產生的原因就是明代張居正改革實行一條鞭法後產生，在一條鞭法之前，收稅收的東西很雜，一條鞭法把天賦和徭役等賦稅總為一條，就收銀子，簡化了稅制。但是，省了中央的麻煩，其實是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困難，地方政府又將困難甩給了農民，就有了火耗。

火耗就是地方在收完賦稅後，需要將老百姓交的碎銀子熔鑄成銀錠，由於老百姓的的銀子成色不一，在熔鍊的過程中肯定會有損耗，因此，地方官員在收稅的時候就會以“火耗”為理由，向老百姓多收一些賦稅。

對於地方政府加收火耗的行為，中央政府也只能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然而，中央政府的姑息縱容，更加助長了地方官員的貪慾，到清朝的時候，地方官員借火耗之由，大肆斂財，十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要知道清朝知縣一年俸祿也有45兩。這中間的巨大利益誘惑，使老百姓吃緊了苦頭，康熙晚年官場腐敗，搞的民不聊生。

火耗歸公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是清朝雍正年間的一項重要收稅改革，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同時也增加了中央的財政收入。

雍正上任之後，打擊貪腐，改革稅制，先在山西進行火耗歸公試點，在取得成功後，再推廣全國，是雍正年間比較成功的改革。

這個火耗歸公，是將火耗合法化，將過去的暗收，改為明收，並且規定徵收率，由於確定了火耗率，這樣就杜絕了亂收稅，從而也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除此之外，也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地方財政權。

提到雍正皇帝的耗羨歸公，就必須提到火耗和養廉銀。明朝是中國官員工資最低的時代。一個知縣一個月的收入只有7石白米，而且還不是足額髮放。縣官連自己和家人都難以養活，何況三班衙役。於是，縣官們只能在收糧的時候淋尖踢斛，用踢下來的糧食填補虧空。

明朝到了萬曆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提出了一條鞭法改革。百姓繳稅統一折算成銀兩。一條鞭法將原來的實物稅改成了貨幣稅，官員們沒有了淋尖踢斛，卻又想出了另一個辦法，這就是火耗。所謂火耗即是在將銀兩熔鑄的過程中，蒸發消耗的部分。這部分其實也就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樣子。但官員們為了多要，一般把這部分加到百分之七，最狠的加到了百分之二十。

這樣一來老百姓就對一條鞭法怨聲載道，稱之為“殘民一條鞭”，到天啟年間一條鞭法就執行不下去了。清朝建立後，沿用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同樣給官員以低薪。一個知縣一年就45兩銀子的俸祿。由於物產的極大豐富，又開始了貨幣賦稅的徵收。同樣的，火耗的問題又隨之而來。兩江地區的火耗又追加到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之間。

起初朝廷對於火耗的問題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官員薪水太低，不靠火耗跟本過不出來，與其讓他們去貪汙受賄，還不如讓他有點灰色收入。因此，在清朝，地方官通常就靠火耗過活，而京官通常就靠地方官的孝敬過活。清朝對孝敬也沒有過多幹涉，下級官員給上級官員要送禮，地方官給京官要送禮，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外加三節兩壽。

所以，雍正皇帝知道長期這麼下去，老百姓會受不了的。於是，雍正皇帝讓地方官報他們一年的灰色收入和支出。江西巡撫年羹希就上奏道：一省巡撫一年不吃不喝的開銷就要上萬兩銀子。雍正皇帝明白了官員們的苦衷，開啟了一項制度，即養廉銀製度，總督一年1萬兩至1萬5000兩，巡撫一年8000-10000兩，以此類推。

但是，既然朝廷給你們發了養廉銀了，你們就不能再盤剝火耗了，於是，所有的火耗按照一定的比例徵收，徵收所得全部上交朝廷，這就是耗羨歸公。

對於地方政府加收火耗的行為，中央政府也只能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然而，中央政府的姑息縱容，更加助長了地方官員的貪慾，到清朝的時候，地方官員借火耗之由，大肆斂財，十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要知道清朝知縣一年俸祿也有45兩。這中間的巨大利益誘惑，使老百姓吃緊了苦頭，康熙晚年官場腐敗，搞的民不聊生

康熙為雍正留下的不是一個穩定富庶的大清，相反康熙末年已經事國庫空虛嚴重，民眾的負擔也是越來越重。康熙從政期間對下屬採取安撫和拉攏政策，這導致了官員腐敗問題已經十分嚴重。很多專家認為清朝可以開創乾隆盛世，很大程度是因為雍正的改革，沒有雍正大刀闊斧的整治，清朝很有可能早已經崩潰。

雍正的改革中有兩項至為重要，一項就是攤丁入畝，另一項是火耗歸公。攤丁入畝的影響到底有多大，這項政策被譽為是清朝雍正新政的核心。即將人頭稅改變為土地稅，由土地的多少來確定稅收，而不是像以前一樣以人頭計算。這一項改革是劃時代，改變了數千年來的稅收體系，大大的減輕了百姓的負擔，還促進了公平。

在攤丁入畝推行之後，清朝的生產力取得長遠的發展，這為中期的人口爆炸奠定了基礎。這項政策宣佈自唐宋以來制定的“人頭稅”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僅僅是這一功績，就足以讓雍正成為力壓清朝其他君主，如果不是雍正即位，大清或許走不到鴉片戰爭爆發，更不會有乾隆盛世。

而火耗歸公的這項政策是直指腐敗的，當初地方官員徵收稅收之後，會將這些銀兩重新熔鑄，並且要加上印記，就是白銀上會標明那一年那一地的賦稅。而熔鑄過程中是會有損耗的，而這些損耗之前是出自百姓頭上，所以百姓要多交一份錢。但這個損耗標準一直被下級官員做文章，所以容易滋生腐敗。

雍正這兩項政策確實令人眼前一亮，可惜雍正在大清歷史上存在感不強，更是有不少不好的傳言。但是雍正若是能夠多執政幾十年，或許還真就會有一個雍正盛世。

雍正時期的火耗歸公用現在的名詞說，叫費改稅。本質上講，是中央政府對地方官員盤剝老百姓的一種限制。

火耗這個詞，起源於明朝萬曆年間。因為張居正改革的原因，明朝政府對中國延續了千年的納稅方式進行了變革。在此之前，老百姓納稅是各種各樣的，比如白銀、銅錢、絲綢、糧食等等，都可以算作稅收。但是從張居正改革之後，朝廷只收銀子，其它的東西一概不算數。

但是民間的白銀主要是碎銀子，而官府徵收入庫的都是五十兩或者一百兩的銀錠，把碎銀子融化再鑄造成銀錠，這必然會產生損耗。打個比方說，朝廷要徵收一萬兩白銀，老百姓也上交了一萬兩的碎銀子。但是這一萬兩碎銀子熔掉後，只能提煉出九千多兩的銀錠。所以官府在徵收白銀時，就會在一萬兩的基礎上再多收一定數額的白銀，抵消這個損耗。等於就是在正稅之外，額外加徵損耗成本。這筆多收的銀子，就叫火耗銀。

火耗銀有實際火耗和名義火耗兩種。其實火耗銀該收多少，官員都是知道的。但是由於明清時期的官員工資低，於是官員就在這筆銀子上動了歪腦筋。明明是十兩火耗銀，地方官偏要收二十兩。這多出來的十兩銀子，直接裝進了官員腰包。清朝初年，火耗銀的徵收標準是每兩收二至三錢。這就已經很高了，相當於在正稅的基礎之上加收了五分之一的附加費！（一兩等於十錢）

有些地方官更過分，一兩銀子要收五錢銀子的火耗銀，甚至翻倍。等於朝廷徵收一萬兩，老百姓實際要交兩萬兩。除去火耗的銀子，多出來的幾千兩全部進了官員的腰包。

那麼火耗銀為什麼會收這麼多，甚至比正稅本身還要多？這是因為官府在層層加收！

首先是中央朝廷為了收夠足額的稅，默許了地方官加收火耗的行為；然後到了督撫一級，他們為了撈油水，就在朝廷規定的基礎之上再多增加一點；再到府縣一級，這些中低階的官員也要撈油水，又會在督撫規定的數字之上繼續加收。這樣層層加收，最後的結果就是火耗比正稅還多。

康熙晚年，由於他對官員貪汙的縱容，導致老百姓對朝廷怨聲載道。再加上康熙晚年對準噶爾的開戰，又導致朝廷的軍費開銷非常大，而康熙又承諾過永不加賦。等到雍正繼位後才發現，老爺子留給他的是一個老百姓罵娘，國庫空虛的大清。

雍正要穩定江山，勢必就要改革。這首先要改的就是官員的腐敗風氣，不把官員的腐敗風煞住，別的什麼改革都別想推行下去。而火耗歸公，其實就是整頓官員貪汙的一項附加改革。

因為火耗歸公，並不是說火耗就不收了，而是朝廷根據以往的經驗，確定一個比例適當的火耗標準，直接將火耗也納入正稅，實行預算內管理。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費改稅，把收費改成了徵稅。該交的還是要交，不該交的一律不交了。對各級衙門濫收費的現象進行遏制。

然後朝廷再根據火耗銀數目的大小，返還一部分給各級的官員，算作養廉銀，這筆養廉銀通常是地方官工資的幾十倍。官員貪汙無非幾乎是缺錢花，現在朝廷有補貼，官員也就沒必要再貪了。因此，火耗歸公對官員貪汙也有一定的遏制。

那麼提出火耗歸公的人是誰呢？這個人還真不是別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年羹堯。康熙六十一年，時任川陝總督的年羹堯和陝西巡撫噶什圖一起向朝廷上奏報：

秦省（陝西）火耗每兩有加重二三錢、四五錢者，請酌留各官用度，其餘俱捐出，彌補虧空。

康熙皇帝因為吹過牛（永不加賦），害怕擔當加賦惡名，最後沒有允准。他在奏摺中硃批寫道：

火耗一項，特以州縣官用度不敷，故於正項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 ......朕若批發，竟視為奏準之事，加派之名，朕豈受乎！

也就是說，康熙對官員加收火耗的行為是默許的，而且他也認為這沒怎麼不好的。如果他把火耗歸公了，那麼他就要承擔加稅的惡名。對於他這個要面子，好大喜功的人來說，是不能承受的。

雍正不是康熙，他也不要那麼多的虛名。於是他在登基後，經過權衡利弊，最終下定決心將火耗銀納入正稅範疇。罵就罵吧，反正自己的名聲本來也不好。

應該說雍正皇帝的本意是好的。他希望透過這項改革，改暗徵為明徵，防止各級官吏一起作弊，澄清吏治，健全財政制度，彌補虧空。但是火耗歸公也依然杜絕不了一些官員繼續欺上瞞下，貪汙腐化的行為。尤其是乾隆皇帝繼位後，他的開銷大的嚇人（乾隆時期的國庫收入比雍正還多），儘管有雍正替他打牢了財政基礎，但是收的多，乾隆花的也多。於是在乾隆的默許下，各級官員又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收費明目，繼續貪汙。導致雍正的整頓吏治，遏制亂攤牌的改革失敗。

當然了，這個跟雍正沒什麼關係。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清朝後期的官員腐化，不能怪到雍正的頭上。

雍正主持的火耗歸公，至少在他執政時期還是很成功的。各省徵收耗羨銀的數量和養廉銀額有明確規定，不得再行私下加派，使吏治有所改善。到雍正後期，揭露官吏貪汙的案件比康熙晚年有明顯減少。用當時的御史孫嘉淦的話來說：耗羨歸公，既無害於民生，復有補於吏治。

最後做一個總結：

第一、火耗歸公並不是減稅，而是減少濫收費的問題。該交的還是要交，不該交的就不用交了。老百姓的負擔減小了。

第二、火耗歸公追求的是平均，中央朝廷並沒有把多收的火耗銀全部收入國庫，而是拿出大部分出來填補官員的開銷。

第三、火耗歸公的本質是財政的再分配，損害了大貪官的利益，但是符合絕大多數官員的利益。因此這是一項雍正需要背鍋，而官員和老百姓沾光的政策。

雍正皇帝進行的火耗歸公的改革，是一項稅收制度的改革，是一種分配製度的改革！

“火耗歸公”，像秦始皇的統一文字，度量衡一樣，是為了國家的管理統治的需要！

清王朝的統治時期，是封建制度走向衰亡的沒落階段，雖然雍正皇帝統治時期，屬於滿清政府的強盛階段，但是，政府腐敗，殘酷統治，民不聊生！

貧窮落後的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被戰亂和種族歧視的破壞，已經是體無完膚，千穿百孔啦！絕對貧困地區，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作為官員，也無法在鵪鶉腳上挖到更多的肉啦！

百姓不堪重負，官員得到的額外收入，差距難以平衡，現實提出了改革的要求，雍正皇帝，順應時代潮流，實行了改革。

這一改革制度是成功的，或多或少地規範了稅收，給百姓帶來了一些利益，減輕了百姓的過重負擔，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官員分配製度的統一，確定了現代工資，津貼的雛形！彌補了貧困地區的官員，能夠獲得國家保障的薪資！

雍正皇帝是滿清入主中原後的第三任皇帝。雍正本名愛新覺羅·胤禛，清聖祖康熙帝玄燁第四子。他在位13年，廟號清世宗。

雍正是一位性格複雜、頗具爭議的封建帝王。史載，他篤信佛教，工於心計，性格堅毅，手段戾狠，行事果斷。他在康熙諸皇子激烈的奪嫡戰中勝出，其過程與手段是一個難解的歷史謎團，一直為人所質疑，但他在位期間整飭吏治，清查虧空，並對清王朝的稅賦雜役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雖在位僅短短13年，但卻很有作為，他勵精圖治，力求革新，嚴整吏治，清理錢糧，獎勵耕織，擴大墾地，火耗歸公，給銀養廉，建立軍機處，平定青海，安定西藏，改土歸流，攤丁入畝等等，雍正在位期間，生產發展，經濟繁榮，府庫充盈，政局相對穩定，邊疆鞏固，增強了國家大一統的向好局面。雍正是滿清諸帝中較有能力與作為的一個，很具開拓精神。雍正之治，對康乾盛世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雍正上位時已經45歲，加上此前的複雜經歷，所以具有豐富的統治經驗。他比較瞭解世情，對官場積弊也知之頗深，他認為，整飭吏治，主要是必須嚴懲貪墨。他上位不久，就嚴以察吏，真正做到了“有所必為，不憚府怨”，“令行禁止，決不姑息”，因而滿清官場上一度滋生蔓延的歪風邪氣，被雍正的“霹靂手段”給震懾住了。

在清查虧空時，雍正清楚地看到了自清初就實行的火耗存在嚴重弊端。所謂火耗，又叫耗羨，是清廷地方官員在國家正稅之外擅自加徵的附加稅，名義上是為了彌補徵稅過程中的虧損以及費用，實際上是清朝地方相沿成習的“潛規則”，變成了不法官員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種“合法”藉口。雍正經過仔細考察，強烈的感受到由於朝廷實行低俸祿制度，各級官員工資收入微薄，有一種強大的驅使力逼迫著他們去濫徵火耗銀，乃至苛索聚斂 、敲骨吸髓、貪贓枉法 、行賄受賄、侵漁商民，無所不用其極。

《清史稿》記載，雍正認為“革火耗而火耗愈盛，禁私派而私派愈增......地方些許火耗，其勢不能不取。上司下屬，收授饋贈，其勢實難禁絕 ”。為此，在嚴懲官員貪黷的同時，他採納了大臣的建議禔耗羨，設養廉，先疏導，再懲治。既然一下子將耗羨就革除掉不現實，則不如暫提耗羨，作為“一時權宜之計”，以期最終一舉革除掉（各省火耗自漸輕以至於盡革）。

雍正元年，山西巡撫諾敏請求將該省各州縣所徵耗羨銀全部上繳布政司，除一部分用作填補財政虧空漏洞外，另一部分發給官員作養廉銀。雍正立即批准，並大張旗鼓地在全國推廣山西提解耗羨銀的辦法。火耗提解的目的主要是遏制各級官吏亂徵附加稅，降低耗羨率，減輕商民負擔。雍正雖用循序漸進之法，但對於耗羨率，卻只許減少，堅決不許增加。

雍正說：“（如果地方官員）於應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訪聞，重治其罪”。

耗羨歸公後，各地的火耗率降低在正稅的一至兩成之間，比原來的高附加稅率有了很明顯的降低，扭轉了地方官員胡亂徵收、胡亂攤派的嚴重情況。

耗羨提解歸公後，雍正把它的用途作了明確的規定：一是發給官員作養廉銀（高薪養廉），二是用來彌補地方財政虧空，三是留在地方作公用。耗羨雖然歸公了，但可以從中提取一部分作為地方官員們的辦公、生活補助費，使其不再挖空心思多貪多佔，以維持官場作風清新、官員“廉潔”自律，所以稱為“養廉銀”。

雍正在位13年裡，由於雷厲風行的清查虧空和推行火耗歸公、實行養廉銀製度，官場比之前確實清廉了一些，原先不堪的風氣也大有改觀 。雍正把其前朝歷來由地方官私相授受的火耗銀提解充公，使從前毫無限制且愈演愈烈的貪贓納賄行為受到了約束與遏止，這不但是財政制度上的改革，也是對清王朝長期以來官場貪腐、頹廢風氣的一場大糾偏。

史載，雍正帝勵精圖治“振數百年頹風”鐵腕整飭吏治，成效還算顯著。據說康熙朝末期時，戶部國庫裡藏銀700萬兩，到雍正13年時增加到5000多萬兩。雍正從火耗銀上下手，不僅革除了積弊，清明瞭吏治，還促進了經濟發展，給乾隆留下了一個很不錯的吏治環境與繁盛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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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火耗歸公，那麼在此之前火耗肯定是歸私的。那麼問題來了，什麼叫火耗呢？

火耗出現於明朝張居正改革期間，張居正主持推行一條鞭法，國家稅收統一徵收白銀。但是從民間徵來的都是碎銀，需要國家將其重新熔鑄成銀錠再行入庫。在熔鑄過程中，就產生了一定的損耗，所以各級政府會在正稅之外多徵一些，用以抵消損耗，而多徵的這部分就叫作火耗。

這本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各級政府在徵收火耗的過程中無章可循，以至暗中攤派，漫天要價，甚至出現了火耗超過正稅的情形，而超過額徵火耗的部分則落入了官員的腰包。

那麼，雍正的火耗歸公又是怎麼回事呢？眾所周知，雍正繼位後就力圖改變康熙朝晚年國庫空虛、吏治腐敗的狀況，而改革火耗一項正好可以藉機整頓這兩大問題。具體說來，火耗歸公就是將火耗一項制度化，規定每兩地丁銀加徵火耗數分至幾錢不等，並以正常稅銀的形式統一徵收，存入藩庫，然後政府會拿出一部分錢，以養廉銀的明目酌情補貼給官員。

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呢？就是將火耗的稅額固定化、制度化，將原本不可控的灰色收入成為可控的，並由中央政府統一徵收和調配。各級官員雖然得了些養廉銀，但金額固定，有章可循，再也不能以此為明目隨意攤派了。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吏治，也減輕了小民百姓的負擔。

火耗一詞，出自明朝萬曆年間，由於當朝宰相張居正的改革，明朝政府對中國延續了千年的納稅方式進行改制，之前百姓們納稅的方式是各種各樣的實物，用20抽一的方法實行稅收制度，從萬曆年稅收制度改革之後，朝廷只收取銀兩，其他實物只有變賣成銀兩之後才能算是完成稅務。

民間流通使用的是銅錢和碎銀子，官府將稅收入庫的碎銀子上交朝廷之前都要鑄成銀錠，將碎銀子鑄成銀錠，必定會有成色上的損耗，所以官府會將稅收白銀的數量向上加收一些銀兩抵消損耗，多收的部分就叫火耗銀。

火耗銀有實際上的火耗和名義上的火耗兩種，明清時期的官員就採用雁過拔毛的方式，層層遞增加大火耗銀錢，從中撈取好處放入自己的腰包。

雍正皇帝進行火耗歸公的改革，這是稅收制度上的改變，也是稅收分配製度的改革，他所採用的辦法是發養廉銀，所有多收的火耗銀錢都要上交朝廷，這就是史上所說的火耗歸公。

雍正元年（1723年），“火耗歸公”最早在山西開始實施，“火耗”正式成為清朝政府的財政收入。此後，“火耗歸公”逐漸在各省陸續推廣並實施。那麼雍正皇帝進行的“火耗歸公”，到底是怎樣的一項改革？圖/《甄繯傳》陳建斌飾雍正皇帝

“火耗”的徵收，在明朝時就已經出現。地方官在收完賦稅後，需要將百姓交的碎銀子熔鑄成銀錠，這個過程中難免產生損耗。因此，地方官員在收稅時，會以“火耗”為由，向百姓多徵收銀錢。

在雍正皇帝實施“火耗歸公”之前，清朝從中央到地方，庫銀虧空嚴重。加上官員俸祿低微、吏治腐敗嚴重，各地的“火耗”徵收也十分苛重。地方官員濫徵的“火耗”銀，大都用來彌補各地的庫銀虧空和各級官員的俸祿不足。

“火耗歸公”正式實施後，“火耗”銀成為政府一項正規的財政收入。各省規定了統一的“火耗”徵收比例，雖然在具體實施時略有浮動，但各省的“火耗”徵收比例大致控制在10%—20 %之間。

各省徵收的“火耗”銀數額巨大，僅山西一省，雍正元年一年就徵收了50萬兩，到了雍正三年下半年的時候，山西的庫銀虧空已經全部補齊。

徵收的“火耗”銀大致有三種去向，一是作為各級官員的養廉銀，二是彌補中央至地方的財政虧空，應付各項支出後仍有餘錢，即可做第三種用途——各地政府的公用銀。各省的公用銀可以用來修築城牆、河堤等公共工程，也可以作為各省間物資運轉的路費、雜費。入不敷出的省份自然沒有這一項。“火耗歸公”是雍正朝一項重要的財政改革。“火耗歸公”以後，規定了“火耗”銀在各省的徵收比例，濫徵附加稅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同時，“火耗歸公”對於整頓吏治和彌補庫銀虧空方面也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隨著時間推移，弊端也日益暴露，各地入不敷出時，濫徵依然嚴重，因此，乾隆年間，又曾制定《耗羨章程》，對“火耗”銀的徵收和使用進行了新的規定。

參考文獻：陳峰：《論耗羨歸公》，《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